非常时期与正常时期党群关系对比的启示

一、非常时期与正常时期党群关系反差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指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于瑶^[2]（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袁蕊^[3]（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认为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左殿升^[4]（2020）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文中认为网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治理和国家网络安全工作,他多次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互联网正在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和平演变和实施网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背景,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升。政治认同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线。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认同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重塑着政治认同的新形态,而且使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差异出现扩大趋势,网络时代政治认同的变化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互联网引发了全新的政治和政党安全问题。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情况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效果,决定着中国政治稳定、政治进程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受到网络影响最为深重,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正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差异影响、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作用和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构成,造成了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呈现。互联网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具有极强的放大作用,需要高度警惕、有效应对。本研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6所不同类型高校27174名不同学历在校大学生中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大学生政治认同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政治认同分为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发展认同等六个方面构成,设置了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个影响变量,围绕不同性别、民族、学历、政治面貌、生源地等1 1个维度进行整体性和差异性大数据分析。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全面厘清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知认同基本状况和差异特征,为大学生政治认同精准“画像”;二是,深入分析网络时代不同影响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准确“把脉”;三是,系统构建应对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的对策路径,为网络时代强化大学生政治认同“赋能”。研究发现,互联网极大拓展政治生态空间、极大激发大学生政治权利意识、极大焕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极大影响大学生行为观念;大学生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以及发展认同,两两之间分别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正向相关;大学生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大影响因素相互之间高度相关,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向好,相较于党的十八大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差异明显: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网络时代应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需要增强整体认同,消解差异分歧,要从变量到增量,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全面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从网下到网上,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效能、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努力让青年学生有更多获得感;从边缘到中心:彰显政治认同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粗放到精准:精准对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精准应对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不同影响因素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差异。

聂文琼^[5]（2020）在《当前村庄政治生态研究 ——以河南省S区G村为例》文中提出政治生态建设已经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庄政治生态研究有其基础性与必要性。村庄政治生态的优化是我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基础环节,是基层治理中实现农村“善治”以维护广大村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对于村庄政治生态的研究,是通过对政治生态理论中政治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与系统整体、动态平衡原则的分析,建立起“政治内部因素—政治外部社会环境—政治内因素与外环境的互动”的考察维度,在对个案村的调研中选取各维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探索,并按照“现状—问题—原因—对策”的逻辑进行撰写。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晰了“村庄政治生态”的概念与政治生态理论的内容及原则,并基于此进行了研究维度的划分。第二部分是以河南省S区G村为例,依据上一部分建立的三个研究维度,从村庄政治内部的主要个人和组织等主体要素、乡政村治治理结构中的权力要素、村民自治制度为主的制度要素、村庄政治外部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环境要素、村庄政治内外要素间的动态互动关系等内容出发,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进一步详细分析G村的政治生态构成要素与现状。第三部分是基于实证调查的结果进行问题分析,指出当前G村政治生态构建中核心政治主体存在思想与行为上的偏差、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权力矛盾、村民自治制度存在非生态化运行、经济与文化发展存在阻碍优化村庄政治生态的因素等问题。第四部分是基于G村政治生态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解析,指出问题产生的经济、思想与机制方面存在的原因。最后一部分是针对村庄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与产生问题的原因,基于研究维度提出优化对策,以改善村庄政治内部要素,维持诸要素的动态链接与协调平衡,同时兼顾村庄政治生态影响环境,促进政治内要素与外部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

张鹏程^[6]（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刘妮^[7]（2020）在《延安时期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在党的历史上和党建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提供了政治保障。纵观延安时期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初到陕北之时,我们党就十分重视党群关系,通过发展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维护社会稳定,赢得民心,安定民心,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模范区。由于时局的变化,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骤然加重,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队、机关和学校人员大量增加,加之边区土地贫瘠,生产力落后,导致一段时期公粮赋税增多,老百姓不堪重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群关系的和谐。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我们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查摆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坚决消除不和谐因素,重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做法主要是:精兵简政,让边区部队和机关“瘦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给老百姓看得见的实惠;开展整风运动,树立优良作风;重视文艺工作,为群众提供精神食粮;改善民生,促进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坚持抗战,保家卫国。延安时期的这些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对于新时代我们党加强党的建设,密切党群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一、群众路线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基本前提;二、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有效途径;三、理论武装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思想基础;四、清正廉洁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根本要求。

张雅静^[8]（2020）在《人民主体论视野下苏联解体的根源与教训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样一个曾经在经济、军事领域都十分强大的国家,最终却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政党、政权的兴衰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为切入点,剖析和解读苏联解体的根源与教训,提出现实启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论为指导,从人民群众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主体的具体内容出发,基于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分析论述苏联解体的根源在于苏共长期忽视人民当家作主、漠视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利益诉求。在脱离了唯物史观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下,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丧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治建设方面,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约机制长期缺失,官僚特权阶层腐败现象严重,导致苏共脱离人民群众。而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放弃党的领导,推崇西方式的多党制,直接动摇了执政的群众基础,进而使苏共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第二,在经济建设方面,所有制结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体制选择失误,分配制度违背规律,导致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贬抑,造成社会生产活力不足,物质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第三,在思想上层建筑的建设方面,忽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放弃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致个人崇拜盛行,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逐渐被边缘化。以史为鉴,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于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主体始终是一条生命线。脱离了人民群众,党就失去了执政根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惨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背离人民的政党,终究会被人民抛弃。当下,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和使命,增强忧患意识,关心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民主权利,坚持推进文化领域以人为本的宗旨要求,才能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陈垒垒^[9]（2020）在《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认为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党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列宁在长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也是列宁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之所以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就在于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密切联系了人民群众,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始终将是否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视为关系我们党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有必要系统梳理和总结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群理论,与时俱进巩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群众根基。论文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阈出发,首先,界定了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的相关概念。一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分析了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内涵,进而概括出党群关系和列宁密切党群关系内涵,并简要阐述了两者关系;二是从学理上阐释了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的理论基础,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党群理论是其直接理论来源;三是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的历史背景。其次,阐明了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的发展过程。这部分主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以及列宁在不同时期密切党群关系的不同侧重点出发,将其发展过程梳理为四个时期:即俄共一大至十月革命前的萌芽期、十月革命胜利到巩固政权时期的形成期、战时共产主义时的发展期以及新经济政策时的成熟期。此部分为概括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的基本内容打下了坚实基础。再次,论述了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制定了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粮食税政策、商业贸易、农业合作社等保障了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缓和了无产阶级执政党与农民群众的紧张关系。二是构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群制度,初步建立了工会、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信访和申诉、宣传工作等机制,有效地保持了无产阶级执政党与群众的沟通关系。三是优化了服务人民群众的党员队伍结构,列宁严把党员入口关,对党员同志进行教育培训,并将党内敌对分子和投机分子清除出党,以此提高了党员质量,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四是强化了党内民主建设,从发展党内民主决策、实施党内民主选举、健全党内民主监督、实行党内事务公开四方面加强了党内民主建设,促进了党群关系的和谐。五是打击了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列宁认清俄国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后,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相应举措打击官僚主义,防止了无产阶级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最后,探讨了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的当代启示。一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立足点,指出无产阶级执政党要始终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保障民生要依据国情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民生要发挥群众自身力量。二是以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为支撑点,要保持党员队伍数量与质量协调统一,严把党员的“进出口关”,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以提高党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三是以强化作风建设为着重点,关键是党要扫除“四风”之害,并坚持反腐败斗争,同时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确保党的执政是真正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四是以完善党群工作机制为保障点,健全群众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畅通党群沟通机制、构建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机制、完善党员干部考评机制,以确保党群间的良性互动。

郭丽丽^[10]（2020）在《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在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因地制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党群关系建设活动。而事实证明,中共在陇东所实施的各种党群关系建设举措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使我党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戴,使革命根据地的党群关系日益密切,也使党的各项革命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追根溯源,通过对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其深刻的价值内核、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从而为新时代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和建立融洽党群关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实践上的启发。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是在其成熟的历史条件和长期积淀的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因此,本研究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在陕甘边的早期传播、中共陕甘组织的建立、陕甘劳苦大众对反动统治的奋起反抗以及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四个方面阐明了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其理论基础,从而能够对这一时期党群关系建设的历史前提作一个较为清晰的交代。其次,主要从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探究了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的基本措施。在党建上,不断增加党员人数的同时,纯洁党员队伍、提高党员干部群众意识,并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赢得群众对党的认同。在政治上,通过民主普选、三三制建政和健全司法充分保障了群众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土地革命、大力发展农业和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建设格局,从而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状况。在文化上,通过宣传革命思想,发展教育等方式,使群众的思想文化素养得到普遍提高。最后,探索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的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则是本研究的难点,尤其是立足于陇东革命根据地这一特定历史时段,而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当时中共进行党群关系建设的历史贡献作出详细分析,是这一部分的重点内容,以期对这一时期中共党群关系建设的历史贡献作出明确定位。

二、非常时期与正常时期党群关系反差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非常时期与正常时期党群关系反差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前村庄政治生态研究 ——以河南省S区G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延安时期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人民主体论视野下苏联解体的根源与教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非常时期与正常时期党群关系反差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3]“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4]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D]. 左殿升. 山东大学, 2020(10)
• [5]当前村庄政治生态研究 ——以河南省S区G村为例[D]. 聂文琼.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6]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7]延安时期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研究[D]. 刘妮. 延安大学, 2020(12)
• [8]人民主体论视野下苏联解体的根源与教训研究[D]. 张雅静. 江南大学, 2020(01)
• [9]列宁密切党群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陈垒垒. 西南大学, 2020(01)
• [10]陇东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研究[D]. 郭丽丽. 新疆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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