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鹏委员长致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论文文献综述）
苏彬[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程莎莎[2]（2020）在《民国时期中共对“民族解放”的认知和运用研究（1921-1945）》文中指出“民族解放”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政治资源。在民国时期,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民族解放”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定位,赋予了其不同的历史意义,并将其作为民众动员和民族救亡的政治资源。“民族解放”是“民族”与“解放”的合成词。在五四运动后,近代以来启蒙话语下的个人、群体解放逐渐让位于革命话语下的“民族解放”,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民族解放”逐渐成为最重要的“解放”话语。国民革命时期,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背景下,中共对“民族解放”的对象、途径、依靠力量和目标等有了清晰的认识和论述,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同时,中共一方面将“民族解放”作为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的政治资源,还将其作为民众动员的口号,以推动国民大革命的进行。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民族解放”有了新的定位,认为苏维埃革命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开始强调中共在“民族解放”中的领导权。中共还将国民党视为革命的对象,并继续将“民族解放”作为反帝、与国民党斗争的政治资源。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中共对“民族解放”有了新的定位,对“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进行了调适,认为只有“民族解放”才会有“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先于“阶级解放”。在此期间,中共在继续以“民族解放”进行民族动员的同时,不断凸显自身对“民族解放”的领导权,强调自身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将“民族解放”视为一种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政治资源。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宣告中国的“民族解放”取得胜利。国共内战时期,以“阶级解放”为主,已较少提到“民族解放”。纵观民国时期中共对“民族解放”概念的认知和运用,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赋予“民族解放”新的历史意义,并将其作为一种民众动员、政治斗争的重要资源。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解放”的运用,也反映了启蒙与革命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杨学平[3]（2019）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等55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而巩固统一稳定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的“大一统”观念便形成,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此后的汉、唐、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尽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和分裂,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近百年中,能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国家独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留下的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了,并且实现了中国化,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实践。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正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了,才成功解决了各民族在国家中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通过何种制度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等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就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的“法宝”。这个“法宝”内容是什么?是怎样进行“中国化”的?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的展开,期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所裨益。本研究结合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行研究时,主要探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了“化之源”,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进行了阐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并没有以独立的篇章展现出来,而是有机地渗透在他们关于民族和国家理论的论述中。他们的思想光芒主要由继承者列宁完整提出,进而系统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化”之“源”。基于此,本部分较为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的形成动因、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之基本轮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机”,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契机进行了剖析。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化”正处于艰辛探索的关键节点为视阈,并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层面三个维度,考察了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在那个节点能够明显“起步加速”,以此更加全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路”,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划分和阐述。在纵向上,以显着变化的历史阶段节点为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分为1921-1949、1949-1978、1978年以来三个主要阶段来考察,并尝试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的基本态势。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多维成果进行了梳理。将成果划分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具体而言,理论成果分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制度成果分为政治制度成果和制度性法规成果;道路成果集大成了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以此坚定民族区域自治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提供路径参考。这也是本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中国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也并非偶然,是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国情,以及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中国化”的结果。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正确抉择过程,顺应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化”产物的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启示我们,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继承者”的永恒主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虽然任重道远,但前景一片光明。
杨汉臣[4]（2016）在《人权司法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探讨如下问题,即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心已经实现从强调立法完善向更加注重法律实施转移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索司法主导法定人权现实化的方法与途径,以期通过增强司法在人权法治保障方面的实效性以克服当前司法实践偏重于诉讼权利保障的潜在不足,一方面为我国未来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参考与模式选择,另一方面也为本世纪中叶“中国梦”实现之际我国人权现实化目标的最大化实现提供一种更加周延的人权法治保障路径。在考察“人权司法保障”不同语义及其价值属性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人权司法化”的理论命题并就其制度性实践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人权司法化”,或称“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是指当任何公民的任何法定人权在遭受不法侵害且该利益受损人有获得公权力救济的现实诉求时,那么就能够通过直接诉诸司法的方式获得全面、及时、有效救济。“人权司法化”主张司法在人权保障问题上应当秉持“当为性”与“完整性”立场,强调司法在人权法律化基础上实现对法定人权诉求的最终确认与积极落实,强调司法之于人权现实化的主导地位。其特点是蕴含逻辑必然性,彰显现实必要性,体现社会实践性,强调实施渐进性。本文主要是从“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必要性”两个角度对“人权司法化”进行了逻辑证成。一是通过回溯并重新考察“人权的实质平等性”、“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人权可诉性理论”以及“司法的性质理论”等基础法学原理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诉求探讨了“人权司法化”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每个人享有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德沃金）是“人权司法化”的法哲学依据,揭示了人权的实质平等属性,强调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问题上的绝对性和无条件性。其次,“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是“人权司法化”存在的法治性前提,实现了具体权利诉求与法治救济手段（司法自然在列）的有效沟通,为“平等关心与尊重的权利”的进一步现实化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再次,人权可诉性是“人权现实化”的直接法理依据,实际是指“法定人权的可诉性”,在本质上是人权可主张性与法律可诉性的有机结合,强调公权力（司法权）之于人权诉求进行救济的“当为性”与“完整性”特征。最后,司法权的性质理论是对“人权现实化”的一种补充性证明,强调近代司法自其产生之日起即担负着保障个体权利实现的神圣历史使命,以人权为终极目的与现实追求。除此之外,本文还从人权现实化历程,司法现代化发展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等现实角度探讨了“人权司法化”的现实必要性问题。“人权司法化”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从理论层面看,“人权司法化”是现代司法区别传统司法的关键要素,是近代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的逻辑前提,是法治社会人权现实化路径的理性回归。二是从实践层面看,“人权司法化”有利于健全完善我国当前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有利于积极引导我国未来人权事业的繁荣发展。“人权司法化”的制度性实践机制是本文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提出了通过人权法院制度保障法定人权现实化的理论构想。人权法院是专门处理人权争议纠纷的特殊司法机关。一是机构设置上,主要考虑两种情形：其一,其外部层级可考虑设置于跨省一级,具体可根据不同地区的相似地域特征、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确定所跨省域范围；其二,其内部部门可考虑统筹设立少数群体权利法庭、环保法庭等主要专门权利法庭,以实现司法资源配置的统筹化与集约化。二是人员组成上,主张兼顾人权案件审理的实践性、政治性、理论性以及社会性四大要素的平衡,采取“根据不同人员组成的性质确定具体来源”的策略,力避纯粹司法主义倾向。三是审理案件范围上,人权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当仅限于尚未被具体部门法明确细化的基本权利争议或者通过普通司法程序审理本身存在合理性质疑的人权案件。此外,为保障法定人权现实化水平,对于及涉及基本人权的冤假错案的再审理亦应由该人权法院负责审理。四是审级效力上,人权法院实行二审终审制,其中二审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审理；对于其中可能涉及的宪法性问题争议,则由最高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或说明,最高法院据此作出最终判决。
张瑞岚[5]（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孟德楷[6]（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指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汪玉明[7]（2013）在《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生群体怀揣着理想与责任,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表达诉求,先后演绎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时代剧作。尤其是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1949年间,学生运动告别战时的相对平静,在中国大地抒写波澜壮阔的画卷,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事实上,战后学生运动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推手,也是社会变迁的时代产物。在社会变迁视野下考察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后中国社会剧变的内在机理。本文试图从社会变迁视野考察1945-1949年间中国学生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及资料依据,综述前人研究成果,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一章主要探讨国际化影响与学生运动兴起的外因。从根本上说,近代学生群体的形成就是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产物,无论是早期的学生拒俄、拒法运动,还是战后的历次学生运动,国际化影响都或显或隐。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国际化影响,尤其是抗战极大提升了中国国际化程度,世界大国特别是美苏对中国的影响日深,随着战后美苏对华政策的调整及战后世界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外部环境。第二章主要探讨地域底色差异与学生运动类型的多样。战后学运发展最终呈现高度趋同性,但在战后学运爆发初期乃至其后一段时间,学生运动的类型则是多样化的,而这种多样化与发生地的地域底色差异有着密切联系。长达八年的抗战对中国地域发展影响巨大,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根据地三大地域呈现出明显差异,这致使战后学运主题选择不尽一致,尤其是战后初期的北平、昆明两地学运类型差异颇有代表性。第三章主要探讨政治生态演化与学生运动走向的嬗变。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对"和平民主"旗帜的激烈争夺,国内政治生态也更趋复杂。同时,两党都对教育界尤其学生群体给予了相当关注,其结果,国民党因其政策过于功利化、强迫化,激起学生群体的抵触;共产党则因其政策手段的温和理性,在潜移默化中获取了学生的同情、好感以至支持。当然,在国内政治生态演变中,国共两党对学运个案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在战后两场具有民族主义背景的反苏游行和抗暴运动中,国共两党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态度,这极大影响了两场学运的走向,反苏游行迅速兴起又迅速趋冷,抗暴运动则狂飙突进且影响深远。第四章主要探讨知识阶层分化与学生运动参与的扩大。事实上,知识阶层虽承继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对政治的参与更多是建设性的,是以诤友的姿态来与政府对话,特别是教育界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教育独立思想的影响,他们虽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但却不赞成罢课游行的举动。然而,由于国民党推行独裁政治,战后中国社会面临空前的民主危机,一向被知识分子视为公共空间的舆论界生态也日趋恶化,加之其服赝的民主价值受到独裁政治的冲压,基于民主情结的"反独裁"诉求迅速高涨,这令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产生了思想共鸣。第五章主要探讨社会全面危机与学生运动动力的持续。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本属薄弱,加之抗战的破坏及战后接收的蹂躏,中国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中,这使得教育界面临空前的生存困境,教职员和学生群体的不满在淤积,进而演化为持续不断的学运。国民政府应对学运时始终低效而尴尬,这与国民政府高层派系斗争、中央与地方龋龉、学校与地方当局隔阂有很大关系。当国民政府尝试"运动学生"失败后,便以党团特务应对,在学生的抗议升级时,暴力镇压又频频出现,最终埋葬了政府的合法性。概言之,战后学生运动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告宣言和一幅幅令人血脉喷张的游行画卷,它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各种势力、各种影响都卷入其中,从而对战后学运的起源、类型、走向、参与者、动力等产生重要作用,它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影响着社会变迁的进程。
肖海军[8]（2013）在《书剑人生担道义 为谋华夏法治篇——当代着名法学家李步云先生传略与学术思想评介》文中指出一、书剑人生、报国情怀:李步云先生个人简历李步云教授,中国当代着名的法理学家、宪法学家、法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33年8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艾家冲村。1946年9月就读于湖南湘乡县娄底连壁初级中学。1946年春夏,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刘佩琪组织"济世学会",秘密印刷《新民主主义论》。1949年9月在娄底和乐坪小学任教员。1949年11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特种兵干部学校学习。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先后任四野炮一师二十六团政治处民运干事、青年干事、司令
刘莹[9]（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文中研究指明自1986年我国实行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普法教育已经走过了二十六年。我国普法教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以宪法普及为先导的启动时期、市场经济法律普及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时期、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的高潮时期之后,进入了权利至上的全面提升时期。通过五个普法“五年计划”的开展,我国普法教育实现了从常识性普及、知识性传授、法律意识的培养到法律素质提升的转变；实现了由行政手段管理向由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法教育中每一次对象、内容、目标的改变都对应着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普法这场初衷为“将法律交给十亿人民”的法制工程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声势浩大的,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和法律现象,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模式,利用这种模式普法的优势在于能快速的集中的进行法律常识的普及以及法律知识的讲授,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确实为我国公民学习法律、知晓法律提供了平台,也为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普法教育的发展和深入,“政府主导型普法”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普法主体工作热情不高、群众参与度不高、普法实效性不强等种种问题的出现严重束缚了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甚至还一度使其进入了“滞缓期”,其中,实效性问题更是成为困扰普法教育的“顽疾”所在。诚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普法教育的主体对自身定位的错误,导向型主体与主体性主体发生了功能性的错位；普法客体呈现多层次发展的趋势,其中,青少年和领导干部一直都是普法的重点对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区和城市流动人口的普法教育正逐渐成为难点问题,这些群体的存在,使普法教育的任务更加繁重,对普法的针对性要求更强；普法教育的传统载体正在遭受冲击,现代载体的强势介入使得传统载体在实效性方面显得后劲不足；普法教育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复杂化的媒介环境对普法内容的辨识提出了新的要求,虚拟化的生活环境要求对普法内容进行新的拓展。解决以上问题以及实效性问题的关键仅仅依靠对普法的方式或者方法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只是治标之法而不是治本之方,普法教育仍然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应该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换言之,正是因为在普法教育中忽视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才会导致普法教育实效性难以提高的问题。人是有各种需要的综合体,人的需要是人一切行为的基础。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人的需要决定了普法教育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为指导,普法教育应在尊重人的需要基础上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基础上注重对新普法方式的开发和运用；在遵循人的需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社会“公正”价值的实现,增强公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并最终实现普法教育的实效性的提高。本论文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入手,创造性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理论与普法教育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只有实现普法教育主体的功能性互补、客体的多层次结合、载体的历史性统一、环体的突破性变迁才能形成合力,推动普法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研究采取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演变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普法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根据各个阶段普法教育的不同重点,首次将普法教育的历程进行了划分。在结合成都市普法教育实践和全国普法工作的情况的基础上对各时段普法教育的内容和显着特点进行了概括和分析。通过对各时期普法教育主体、客体、载体和环体所呈现的新特点的分析,提出在今后的普法教育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法律素质的提升、法律认同感的强化以及对人的需要的尊重。
常健[10]（2012）在《人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地位的提升——纪念《人权》杂志创刊10周年》文中研究表明2001年12月,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10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大陆第一本《人权》杂志试刊,并于2002年2月正式创刊。10年来,《人权》杂志记录了中国人权事业一步步的发展,见证了人权理念价值地位的不断提升。本文试图通过对《人权》杂志创刊以来所发表的文章的回顾,分析10年来人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一、人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地位提升的进程
二、李鹏委员长致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鹏委员长致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民国时期中共对“民族解放”的认知和运用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民族解放”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和理解 |
| 第二节 “解放”、“自由”等类群概念的传入 |
| 第三节 “民族解放”概念的生成 |
| 第二章 中共成立初期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解放”的认知与运用 |
| 第一节 早期中共党人对“民族解放”的认知和表达 |
| 第二节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解放”的认识与表达 |
| 第三节 中共对“民族解放”的政治运用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解放”的论说 |
| 第一节 中共对“民族解放”的新解 |
| 第二节 中共对“民族解放”的政治运用 |
|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解放”调适与运用 |
| 第一节 中共对“民族解放”的认知和定位 |
| 第二节 中共对“民族解放”领导权的强调 |
| 第三节 中共对“民族解放”的宣传与民众动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评析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民族区域自治 |
| (二) 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 四、结构设计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方法论原则 |
| (二) 具体技术方法 |
| 六、创新之处和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化之源”: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动因 |
| (一) 对“民族文化”自治思想泛滥的直接回击 |
| (二) “联邦制”还是“集中制”争论的持续升温 |
| (三) 民族平等理想的矢志追求 |
| (四) 地方自治理论的深入思考 |
| (五) 民族自决权理论发展的纵深推进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十月革命”之前:“单一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二) “十月革命”之后:“联邦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基本特征 |
| (一) 批判性和革命性 |
| (二) 开放性和发展性 |
| (三) 时代性和具体性 |
| (四) 阶级性和人民性 |
| 第二章 “化之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历史契机 |
| 一、国家和民族层面:统一融合的历史传统与救亡图存的特殊处境 |
| (一) 长期统一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 |
| (二) 命运共同体接连遭受危机 |
| 二、国际层面: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兴未艾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 |
| (一) 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大潮流的深刻影响 |
| (二) 共产国际“民族化”信号的强力释放 |
| 三、中共层面:民族问题理论的逐步涉猎与民族工作实践的有序推进 |
| (一) 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初步认识 |
| (二) 民族工作实践探索的不断拓展 |
| 第三章 “化之路”: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 |
| 一、1921-1949:从“蹒跚学步”的“应然”到“独立前行”的“必然” |
| (一) 1921-1931年的酝酿萌芽期 |
| (二) 1931-1937年的起步尝试期 |
| (三) 1937-1946年的加速探索期 |
| (四) 1946-1949年的初步形成期 |
| 二、1949-1978:从“全新起航”的“阶进”到“挫折发展”的“缓进” |
| (一) 1949-1956年的全面奋进期 |
| (二) 1957-1966年的曲折发展期 |
| (三) 1966-1978年的挫折发展期 |
| 三、1978年以来:从“步入正轨”的“求实”到“平稳迈进”的“务实” |
| (一) 1978-1982年的回归初心期 |
| (二) 1982年至今的丰富发展期 |
| 第四章 “化之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多维成果 |
| 一、理论成果 |
| (一) 创立了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 |
| (二) 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
| 二、制度成果 |
| (一)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制度 |
| (二)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代表的制度性法规 |
| 三、道路成果 |
| (一)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基本内涵 |
| (二)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主要特征 |
| (三)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时代意义 |
| 第五章 “化之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经验启示与未来走向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立足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是基本前提 |
| (二) 保障国家团结统一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价值追求 |
| (三) 助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是重要动力 |
| (四) 紧扣民族工作时代主题是内在要求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
| (一) 推动统一与自治的顶层设计 |
| (二) 推进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 |
| (三) 加大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力度 |
| (四) 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
| (五) 处理好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
| (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 |
| (二) 不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创新 |
| (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四) 着力增进民族区域自治文化认同 |
| 结语: 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人权司法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我国法治建设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
| 1.1.2 问题提出：司法在人权现实化中的应然地位 |
|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1.2.1 文献资料的检索说明 |
| 1.2.2 国内外理论研究概况 |
| 1.2.3 国内外理论研究评述 |
| 1.3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
| 1.3.1 纷繁复杂的“人权”概念 |
| 1.3.2 本文主张的“人权”含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等基本内容说明 |
| 1.4.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2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3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4 文章的框架结构 |
| 2 “人权司法化”的命题提出 |
| 2.1 “人权司法化”的基本内涵 |
| 2.1.1 “人权司法化”问题的由来 |
| 2.1.2 “人权司法化”的概念界定 |
| 2.2 “人权司法化”的主要特征 |
| 2.2.1 “人权司法化”蕴含逻辑必然性 |
| 2.2.2 “人权司法化”彰显现实必要性 |
| 2.2.3 “人权司法化”体现社会实践性 |
| 2.2.4 “人权司法化”强调实施渐进性 |
| 3 “人权司法化”的逻辑证成 |
| 3.1 “人权司法化”的理论可能性 |
| 3.1.1 法哲学根源：“每个人享有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 |
| 3.1.2 法治性前提：“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基本法治原则 |
| 3.1.3 直接性依据：人权可诉性基本原理 |
| 3.1.4 必要性补充：司法权的性质及要求 |
| 3.2 “人权司法化”的现实必要性 |
| 3.2.1 “人权司法化”是人权现实化发展规律的内在决定 |
| 3.2.2 “人权司法化”是司法现代化价值理念的充分彰显 |
| 3.2.3 “人权司法化”是法治中国建设实践的根本性要求 |
| 4 “人权司法化”的价值分析 |
| 4.1 “人权司法化”的理论价值 |
| 4.1.1 “人权司法化”是现代司法区别于传统司法的关键要素 |
| 4.1.2 “人权司法化”是近代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的逻辑前提 |
| 4.1.3 “人权司法化”是法治社会人权现实化路径的理性回归 |
| 4.2 “人权司法化”的实践意义 |
| 4.2.1 “人权司法化”有利于健全完善我国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
| 4.2.2 “人权司法化”有利于积极引导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走向 |
| 5 “人权司法化”的实践探索 |
| 5.1 实践背景分析：机遇与挑战并存 |
| 5.1.1 历史机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 |
| 5.1.2 现实挑战：基于现实国情的客观限制 |
| 5.2 实践机制创新：通过人权法院制度保障人权 |
| 5.2.1 “人权司法化”与“人权法庭”理论构想的评论 |
| 5.2.2 人权法院制度：“人权司法化”实践路径的创新 |
| 6 余论：关于“人权司法化”的几点补充说明 |
| 6.1 “人权司法化”与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建设 |
| 6.2 “人权司法化”是变相的“违宪审查”么? |
| 6.3 “人权司法化”制度性实践的必要保障措施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主要成绩 |
| 后记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历史资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1.2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2 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 |
| 2.2.1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民主理论 |
| 2.2.2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理论 |
| 2.2.3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文化理论 |
| 2.3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3.1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 |
| 2.3.2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
| 2.4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4.1 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4.2 在阶级斗争的思路下开展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发展 |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 |
| 3.1.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1989年) |
| 3.1.2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9年-1997年) |
| 3.1.3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7年-2002年)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 |
| 3.2.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2年-2007年) |
| 3.2.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007年-今) |
| 4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思路 |
| 4.1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 |
| 4.1.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
| 4.1.2 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集合 |
| 4.1.3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
| 4.2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4.2.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
| 4.2.2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证了三者有机统一的实现 |
| 4.2.3 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 |
| 4.3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 4.3.1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 |
| 4.3.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 5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 |
| 5.1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 5.1.1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
| 5.1.2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 5.1.3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
| 5.2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 5.2.1 “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 |
| 5.2.2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 5.3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5.3.1 重点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制约监督 |
| 5.3.2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6 关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 |
| 6.1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6.1.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
| 6.1.2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6.2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
| 6.2.1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 6.2.2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
| 6.2.3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3 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
| 6.3.1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 |
| 6.3.2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
| 7 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
| 7.1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
| 7.1.1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
| 7.1.2 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
| 7.1.3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
| 7.1.4 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
| 7.2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
| 7.2.1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
| 7.2.2 “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 |
| 7.3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 7.3.1 完善党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领导 |
| 7.3.2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
| 7.4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7.4.1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
| 7.4.2 “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 |
| 7.4.3 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 |
| 7.5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7.5.1 妥善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
| 7.5.2 培养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 |
| 7.5.3 加快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
| 8.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 |
| 8.1.1 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 |
| 8.1.2 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 |
| 8.1.3 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 |
| 8.1.4 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
| 8.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意义 |
| 8.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 |
| 8.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概念界定及资料依据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内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国际化影响与学生运动兴起的外因 |
| 第一节 抗战前及战时中国的国际化 |
| 一、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 |
| 二、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 |
| 三、全面抗战与中国的国际化 |
| 第二节 战后世界形势与中国政局 |
| 一、战后世界发展趋势 |
|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适 |
| 三、苏联对华政策的修正 |
| 第三节 外来影响与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兴起 |
| 一、战后国际"挺蒋"与当局自我认知的错位 |
| 二、战后国家地位变化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三、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地域底色差异与学生运动类型的多样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地域发展的不平衡 |
| 一、战时沦陷区地域发展状况 |
| 二、战时国统区地域发展状况 |
| 三、战时抗日根据地地域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学生运动发生的地域特征 |
| 一、战后初期收复区学生运动的主题选择 |
| 一、战后初期大后方学生运动的主题选择 |
| 第三节 战后初期北平、昆明学运缘起比较 |
| 一、北平反甄审学运的缘起 |
| 一、昆明反内战学运的缘起 |
| 三、两场学生运动的地域比较 |
| 第三章 政治生态演化与学生运动走向的嬗变 |
| 第一节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中国政治生态 |
| 一、对"和平民主"旗帜的争夺 |
| 一、脆弱"共识"下的暗流涌动 |
| 三、全面内战爆发前后两党的明争暗斗 |
| 第二节 战后国共双方在学校的争夺战 |
| 一、国民党对学生的争取和控制 |
| 二、共产党在学生中影响的深入 |
| 第三节 反苏游行和抗暴运动走向比较 |
| 一、学生反苏游行的起因与骤停 |
| 二、学生抗暴运动的发起与扩大 |
| 第四章 知识阶层分化与学生运动参与的扩大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与分化 |
| 一、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 |
| 二、现代知识阶层形成的特点 |
| 三、抗战与知识阶层的分化 |
| 第二节 战后民主危机与知识阶层的回应 |
| 一、战后舆论生态恶化与知识阶层的抗争 |
| 二、战后知识阶层"反独裁"诉求的高涨 |
| 三、知识阶层在民主旗帜下对学运的参与 |
| 第三节 战后教育控制与教授群体对学运的参与 |
| 一、战后政府教育控制与教育界的反应 |
| 二、学生参与政治和教授群体的态度 |
| 第五章 社会全面危机与学生运动动力的持续 |
| 第一节 战后中国经济崩溃与教育生存困境 |
| 一、抗战留给战后中国的经济后遗症 |
| 二、战后"劫收"对收复区经济的破坏 |
| 三、战后经济危机下的教育生存困境 |
| 第二节 制度内耗与政府运转的失序 |
| 一、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有增无减 |
| 二、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当局龋龉不断 |
| 三、教育机构与执政当局隔阂日深 |
| 第三节 当局合法性沦丧与学运正义的高扬 |
| 一、"运动学生":力图清除学运的失败尝试 |
| 二、"特务活动":当局试图作为的无奈之举 |
| 三、"暴力应对":摧毁政府合法性的自我殉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宪法为先：中国普法教育之启动 |
| 2.1 中国普法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 |
| 2.1.1 变革之志：建国初期中国法制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
| 2.1.2 “文革”之殇：“无法无天”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
| 2.1.3 改革之新：邓小平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的提出 |
| 2.2 中国普法教育的全面启动 |
| 2.2.1 中国普法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
| 2.2.2 中国普法教育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 |
| 2.3 治道选择与法制话语的兴起 |
| 2.3.1 治道转型期的文化博弈对普法教育的影响 |
| 2.3.2 中国法制语词探源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2.4 小结：“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 第3章 法制经济：中国普法教育之展开 |
| 3.1 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 |
| 3.1.1 市场：推动法制进程的导向器 |
| 3.1.2 法制：实现市场有序的保护伞 |
| 3.1.3 实质：市场经济亦即法制经济 |
| 3.2 中国普法教育的快速发展 |
| 3.2.1 中国普法教育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展 |
| 3.2.2 中国普法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 |
| 3.2.3 中国普法法制宣传的全面展开 |
| 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的制定与普及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的制定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倾向分析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制定对普法教育的影响 |
| 3.4 小结：普法教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障 |
| 第4章 依法治国：中国普法教育之中心 |
| 4.1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与中国普法教育的稳定推进 |
| 4.1.1 从法制到法治的飞跃：中国法制建设思想的新突破 |
| 4.1.2 中国普法教育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提出 |
| 4.2.1 从发展到整顿：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调整 |
| 4.2.2 从无限到有限：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 4.2.3 从道德约束到制度约束：对执法队伍的依法管理 |
| 4.2.4 从数量到质量：立法领域的“量变”与“质变” |
| 4.3 中国法治系统工程中的普法教育 |
| 4.3.1 中国普法教育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展 |
| 4.3.2 普法教育在法治系统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 4.4 小结：依法治国的实施对中国普法教育的推动 |
| 第5章 权利至上：中国普法教育之提升 |
| 5.1 中国普法教育之转型 |
| 5.1.1 中国普法教育之观念转型 |
| 5.1.2 中国普法教育之目标转型 |
| 5.1.3 中国普法教育之方式转型 |
| 5.1.4 从信用经济的构建看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的结合 |
| 5.2 权利与权力：中国普法教育之本质 |
| 5.2.1 普法的重要前提：公民权利保护的立法完善 |
| 5.2.2 普法的首要目标：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律约束 |
| 5.2.3 从强制拆迁事件的发生看权利与权力的博弈 |
| 5.3 物权与人权：普法教育之提升 |
| 5.3.1 物权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 |
| 5.3.2 人权保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与归属 |
| 5.3.3 以人为本：中国普法教育的全面提升 |
| 5.3.4 食品安全事件所折射的民生立法和制度疏漏 |
| 5.4 小结：普法教育的新功能发挥 |
| 第6章 中国普法教育之检视与展望 |
| 6.1 对中国普法教育之检视 |
| 6.1.1 导向与参与：普法主体的功能性互补 |
| 6.1.2 重点与难点：普法客体的多层次结合 |
| 6.1.3 差异与整合：普法载体的历史性统一 |
| 6.1.4 改变与拓展：普法环体的突破性变化 |
| 6.2 对中国普法教育之展望 |
| 6.2.1 普法教育的认识高度 |
| 6.2.2 普法教育的认同维度 |
| 6.2.3 普法教育的人文向度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人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地位的提升——纪念《人权》杂志创刊1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人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地位提升的进程 |
| 1、确认人权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普遍追求的共同理想 |
| 2、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
| 3、人权成为宪法原则 |
| 4、人权主体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 |
| 5、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 |
| 6、人权行动纳入国家计划 |
| 二、人权价值在各个领域的具体体现 |
| 1、经济发展与人权保障 |
| 2、政治文明建设与人权保障 |
| 3、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 |
| 4、社会建设与人权保障 |
| 5、文化建设与人权保障 |
| 6、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权保障 |
| 三、对人权的理论研究广泛展开 |
四、李鹏委员长致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2]民国时期中共对“民族解放”的认知和运用研究（1921-1945）[D]. 程莎莎.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D]. 杨学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人权司法化问题研究[D]. 杨汉臣. 武汉大学, 2016(08)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06)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7]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D]. 汪玉明. 南京大学, 2013(06)
- [8]书剑人生担道义 为谋华夏法治篇——当代着名法学家李步云先生传略与学术思想评介[J]. 肖海军. 岳麓法学评论, 2013(00)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D]. 刘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13(10)
- [10]人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地位的提升——纪念《人权》杂志创刊10周年[J]. 常健. 人权,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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