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诚实正直

一、张闻天廉洁奉公二三事（论文文献综述）

董雷,董珊^[1]（2021）在《延安时期党开展干部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践——基于延安马列学院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是党在抗战时期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在延安创建的第一所专门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作为当时党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具有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和高素质的学员。学院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关课程、创立编译部和研究室、进行策略教育等途径贯彻了"求得理论与实际一致性"的教学方针政策。马列学院的办学实践对当前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干部要系统实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干部;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作风。

于瑶^[2]（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李科^[3]（2020）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因依托绥远省境内的大青山而得名,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要求决策下,八路军120师主力于1938年秋开赴大青山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晋察冀比起来,面积较小、人口较少,但它在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大后方,自然环境和条件异常恶劣,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抗击日伪军,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以及当地的土匪进行斗争。在中共领导下,我八路军与民众参与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社会经济活动及文化建设,在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斗争经验,特别是富有民地域特点的特殊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地方文史资料、专着论文、报刊等相关文献资料,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发展、困难与恢复各时期进行论述。本研究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整体概述。首先论述根据地开辟之前,抗日战争的初期形势,特别是“七七事变”前后绥远形势。其次论述大青山地区的战略地位。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战略环境三个方面对大青山的地位以及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必要性进行阐述。之后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分为创建、发展、巩固与恢复三个时期,结合每个时期的特点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此部分通过根据地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我军的作战方针与战略战术来阐述对日斗争的过程。大青山除了日伪军这些公开的敌人以外,还有土匪的干扰、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大青山支队在绥中、绥南、绥西三个地区同时开展剿匪斗争,基本消除了匪患,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同时我军时常受到国民党“抗日民主自卫军”的侵袭。我军在抗战过程进行了三次反顽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地打退了顽军的进攻。除了大青山骑兵支队、游击队的军事斗争以外,地下斗争也成为大青山地区抗日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我党我军在日伪严密管控的重点城市、乡镇以及国际交通线开展了地下斗争,紧密配合武装的游击战争。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动委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并以各种方式全面进行政权工作。其中包括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蒙古族工作、干部工作、民政工作和妇女工作等几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蒙古族工作,成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中心工作,主要包括有在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立蒙古民族工作部门,大力培养蒙古民族干部,组织蒙古民族抗日武装,制订保护蒙古民族利益的条例,从而改善蒙汉民族关系,增强了各民族团结抗日的力量。第四部分系统论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制度和政策。此部分首先对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进行论述,包括大青山地区的农业、工业、商业以及金融业方面的内容。其次是阐述日军在经济掠夺、经济封锁以及毒化政策下,我军的对敌经济斗争。最后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和不足。第五部分主要阐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事建设。首先是大青山武装力量的建设,包括大青山骑兵支队、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和敌后武工队。之后是对部队官兵的教育工作,包括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第六部分全面论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此部分通过教育、民间文艺、新闻出版、宗教四个方面对大青山地区文化教育建设论述。在教育方面,主要包括绥远地区的教育概况、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的方针政策与措施、根据地进行教育建设的困境及原因等内容。在民间文艺创作方面,通过对当时遗留下来的部分歌曲进行分析,对其内容、形式、特点进行阐述。在新闻出版方面,对当时创办的报纸、期刊进行梳理和归总,分析新闻出版物的作用和意义。在宗教发展方面,通过对绥远地区喇嘛教和基督教的发展情况进行归纳,阐述根据地对宗教的利用和发展。结语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地位和历史经验进行剖析。大青山抗日游击斗争,不仅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地政权组织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之,本文通过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困难以及恢复的过程,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论述,反映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权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繁荣富强,奋斗不息的精神。

陈刚^[4]（2020）在《站在毛泽东、刘少奇后面的张闻天》文中研究表明在探索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之路上,曾作出独特贡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外,还有站在他们后面的张闻天。"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张闻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全面地批判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后,主动表示离开中央机关,下决心去农村调查研究。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他任团长、由九人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和晋西北的农村调查。1942年10月,他在兴县调查时写的《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

卢汉^[5]（2020）在《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政党类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她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也就是具有国际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自此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以其独特的纲领和旗帜塑造着人类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为此,一大批新型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诞生,有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刻,而且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色鲜明、成就巨大,引起了世人的广泛瞩目。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其自身性质和党性锤炼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反映,具有先进性、纯洁性、阶级性、组织性、纪律性等内在规定,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纲领目标、路线方针、组织原则、作风传统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及其锤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综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史,能够始终坚持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的政党往往都能够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带领该国的人民群众不断取得民族振兴事业的新胜利。相反,有一些政党由于放松了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往往褪化变质、贪污腐败,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历史告诫和启迪人们,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改造旧中国,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的结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她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上半叶,在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及时顺应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潮流,对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使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从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中站立起来,之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又及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对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科学判断,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从而使中国人民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加强党性锤炼。中国共产党将党性锤炼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不断鞭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坚持牢固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坚持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品质、坚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如何进行党性锤炼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思考,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党性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思想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党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建党,坚持党的意识和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树立优良的作风,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反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六个方面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坚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立场和理念,坚持党的纯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党的学习性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来论述党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提供了理论指南,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方案和智慧。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党性思想的指导下,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加强党性锤炼的实践。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呈现出由运动式整风整党到活动式集中教育再到综合性集中教育的发展变化。虽然不同阶段的教育主题不尽相同,方式方法也有差别。但综观中国共产党三个阶段党内集中教育实践的成功探索,它们呈现出了自觉性、时代性、指向性和长期性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举措,在接近百年的实践历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来加强党性锤炼;要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要坚持思想建党,从思想、作风、纪律、制度多方面加强党性;要坚持正面教育和问题整改相结合,将党性教育的各个环节统一衔接。综观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必然性来看,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规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际要求,是褪变政党的历史镜鉴要求。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内容要点来看,具体包括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政治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传统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规矩纪律（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精神风貌（践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和优秀的精神品质）。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基本方法来看,主要有三种方法:即通过党性教育与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结合来锤炼党性;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来锤炼党性;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淬炼来锤炼党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遵循着上述逻辑,实际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使中国共产党坚持做到个性与组织性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先进性,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坚持做到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锤炼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也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成效,这是令人欣喜的。但与此同时,基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性锤炼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并且极大地弱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有思想纯洁性问题、政治纯洁性问题、组织纯洁性问题、作风纯洁性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坚持创新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和长效机制,努力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效;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不断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员的入口管理和退出机制,加强对组织队伍的教育、监督和管理;构建完备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机制,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柏晓斐^[6]（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张晓燕^[7]（2020）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仰作为一种人类独有的意识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政治信仰作为信仰分类下的其中一种,必然具备信仰的一般性属性,同时也具备自己的个别性特征。如果从信仰主体、信仰客体和信仰的实践内容三个组成要素来界定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政治信仰的内涵:政治信仰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对某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或组织形式的信服、认同,并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将其作为行动准则和价值追求的精神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是其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基于科学的理论思想体系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革命纪律和精神人格的敬仰和信服,并身体力行的科学性、革命性信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建设深深植根于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促进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的认同和理解,促使党员干部、普通群众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追随党的革命脚步,做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追随者。马克思主义关于信仰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建设的历史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建设的思想文化渊源,而延安时期的革命历史形势又奠定了延安时期政治信仰建设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信仰建设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长征胜利初到延安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这一时期的政治信仰建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党性与信仰相结合建设、纪律、作风同信仰相结合的建设和政治信仰精神人格建设。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兴办教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下的政治动员和文艺宣传来进行政治信仰建设。延安时期的政治信仰建设不仅方法途径多样,更具有鲜明的特点,即理论教育与实践强化相统一、典型示范与主体选择相统一。延安时期的政治信仰建设是成功的,得益于政治信仰建设与党的历史使命相适应,政治信仰建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适应以及方式上的灵活多样。延安时期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当今进行政治信仰建设提供了诸多借鉴,即依据历史任务和历史形势,筑牢信仰根基;传承整风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教育工作,夯实理论基础;利用大众传媒,发挥模范榜样的引领示范作用。

孙钰茹^[8]（2020）在《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党的作风建设是党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是从建党之初就确立下来的。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延安整风运动、“三反”、“四清”、“五反”,到步入新世纪开展的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再到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是立足于党的作风建设,紧跟时代的发展,及时用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同时也可以看出,作风建设不会一蹴而就,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今我们党内依旧存在着许多问题影响着党的形象,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正是如此,党的作风不仅是指导全党工作方向的重要因素,更是衡量党的工作质量和效果的风向标。在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不再局限于三大优良作风,更涉及到了党员干部思想,工作,生活,学习以及领导作风等方面,不仅要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批评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更要注意端正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习,反对贪污腐败等等,这些都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本文对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形成的条件进行探究,具体从理论渊源,文化底蕴,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四个方面进行解析。其次,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和领导作风五个方面,对胡耀邦作风建设思想内容进行论述。最后,着眼于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实际,阐发胡耀邦作风建设思想对当前的当代价值。胡耀邦作风建设思想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实干担当的政治品格,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公仆本色,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涵养勤学敏思的人生情趣,有助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张宏华^[9]（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张腾^[10]（2019）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分析和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追溯到理论源头上,探索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苏联化和中国化中一脉相承的部分,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际中的创新部分。本文首先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列宁国家学说。依照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论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批判和革命的理论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精神、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党的战略和策略、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工作作风问题。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列宁主义根基的观点,把列宁国家学说界定为列宁主义中关于如何重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理论总和。国家总是存在于时代之中,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认识与叙述了时代内容,围绕列宁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此消彼长的历史环境中。第二,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归于新的时代、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总体斗争,因而建立新国家的方向就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方向一致。第三,在新的时代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人民作为建立新国家的主体,站在了时代前列。这种趋势影响了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总体状况,但将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国家的本质和和性质是建立新国家的基础性问题。第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观点,以阶级理论说明国家的本质。第二,在国体建构上,与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扭转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把国家权力建立在社会大多数成员之上,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最基本的规定性,并承担起将国家消解与社会中的任务。第三,在革命转变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强调革命阶段在性质上区分但在历程上继起,但突出革命转变时期的长期性和其中的建设任务。在国家政权结构上,参议会在政权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继承了苏维埃制集中行使国家权力的设计。政府由参议会决定产生,与苏维埃制的人民委员会相同,是具备一定的立法性质的权力的行政机关,但相比人民委员会更加独立。在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同样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移植到国家理论中,把根据地的选举制度作为自下而上组织国家权力的途径,使人民通过政权机关实行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减轻人民对政权机关的负担,建立新型的公职人员队伍。在国家结构上,中共继承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中一般性的内容与方法,又结合中国历史的逻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创制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单一制国家的基础。在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中国共产党将工业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在关于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认识上,中共继承了列宁把国有经济作为社会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观点,把各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作为政权掌握的经济力量,看作社会生产中的自觉因素,并以“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表达出来。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与认识上,同列宁一样,中共也从研究现存生产关系及其之间先后顺序中确定资本主义的应有位置。既肯定资本主义积极作用,又抑制和削弱其自发运动。在关于合作社经济的理论与认识上,中共继承了列宁利用合作社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的思想,并结合民主革命的特点实现了创新。在共产党执政理论上,中共继承了列宁关于共产党执政目标和任务的基本点,认为共产党执政可以始于民主革命,把执政看作实现最高理想的新起点,并创造了局部执政先于全国执政的形式。继承了列宁开创的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传统,又把自身与党外人士关系看作执政中的重要因素,创造了“三三制”的政权形式。在执政中党的团结统一上,中共延续了列宁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纪律的原则,并在执政中创造了一元化领导的制度。在共产党执政人才的培养上,中共致力于实现党员干部既是一般政策的代表,又是具体工作领域的实际工作者和领导者,继承了列宁关于党员必须具有建设新制度的能力的要求,并以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为具体形式。延安时期中共继承与创新列宁国家学说的历史价值在于:第一,在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的必然性。第二,创造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第三,把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建立新的经济形态的开端。现实启示在于: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流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新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第二,时代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主题。第三,把握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理论创新的着眼点。第四,从长期性和艰巨性上理解新国家与共产党最高理想的关系。

二、张闻天廉洁奉公二三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张闻天廉洁奉公二三事（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党开展干部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践——基于延安马列学院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站在毛泽东、刘少奇后面的张闻天（论文提纲范文）

（5）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张闻天廉洁奉公二三事（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党开展干部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践——基于延安马列学院的历史考察[J]. 董雷,董珊. 领导科学论坛, 2021(06)
•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3]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研究[D]. 李科. 湘潭大学, 2020(02)
• [4]站在毛泽东、刘少奇后面的张闻天[J]. 陈刚. 党史博览, 2020(06)
• [5]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D]. 卢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6]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D]. 张晓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胡耀邦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研究[D]. 孙钰茹.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0(12)
• [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1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创新研究[D]. 张腾. 西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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