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玉师学者谱(十六)（论文文献综述）
邓弟蛟[1]（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认为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王艳明[2]（2020）在《清仪阁中的金石鉴藏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对张廷济（1768—1848）的评价众说纷纭,或有訾议其小学、书法成就与商人身份,而不能客观认识其价值者。本文以现存张廷济的稿本及影印本日记等资料入手,结合张廷济《桂馨堂集》及相关金石题跋文献,比勘现存实物、拓本、图像等,对张廷济及清仪阁金石鉴藏状况加以综合考察,力求全面、立体地确认并还原清仪阁在清代金石鉴藏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乾嘉以来,吉金鉴藏向以嘉兴为盛。嘉兴金石家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物,从钟鼎彝器到泉币、钱范、兵器、古权、镜鉴、砖瓦、墨砚、纸张等,品类齐备,一时罕有其匹。他的题跋、日记、图录、传拓,也是嘉道时期江南艺术市场的鲜活史料,全面、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金石鉴藏的社会风貌,印证和再现了中下层文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清仪阁笔记所载乾嘉时期普通文人文化消费状况,可以窥见江南艺术市场通行货币南北差异,金石书家润格、各类典型古董的价格,器物装潢、镌字的工价,以及古董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规模。乾嘉时期,吉金收藏家已开始利用全形拓保存和传播藏品,但大部分拓本已失传,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幸运地留存了早期全形拓的重要图像,使后人得以窥见这一段重要的历史事实。此外,张廷济在古玺印的收藏、考释、谱录编纂等方面亦有承继之功,他虽不以篆刻名世,仍被篆刻家们以印学家视之,故得以位列西泠印社二十八先贤之一。研究张廷济,相关史料庞杂而分散,且有真赝之争,在资料甄选上或有缺漏和不当,尚祈方家指正。
蔡志仙[3]（2020）在《《黄帝内经》中神的理论研究》文中指出《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分,《黄帝内经》全面论述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学术思想,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范畴和命题,也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重要内容。《黄帝内经》中“神”的内容十分丰富,诸多学者进行研究,包括对《黄帝内经》中“神”理论的发生学研究,形神一体观研究,“五脏藏神”理论研究,“治未病”重“调神”理论研究,“神本论”研究等;但《黄帝内经》中“神”的理论仍缺乏系统而完整地展示。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从《黄帝内经》的生命观入手,旨在对《黄帝内经》“神”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分析、归纳和整理,进一步阐述《黄帝内经》中“神”的理论,包括神的生成、内涵、体性用、病理、治疗、养生以及神与精气、形、阴阳、脏腑之间的关系等。本文内容分为以下三个章节:第一章为《黄帝内经》的生命观。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二是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三是人身整体的生命观。第二章为神概念探析。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对神的原始涵义、多种涵义、本质涵义以及多学科对神的认识进行阐述;二是概括神的作用;三是对神的脏腑归属的出处,现代研究以及心、脑与神明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为《黄帝内经》中“神”的理论研究。这部分主要是在总结概括前两章的基础上进行,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内经》中“神”的相关原文按神的生成、内涵、体性用、病理、治疗及养生等进行系统归纳;另一方面则是阐述《内经》中的“神”与精气、形、阴阳、脏腑等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黄帝内经》中“神”的相关内容,以期挖掘《黄帝内经》中“神”的理论,使之系统化、条理化,同时也希望能为中医基础理论、临床与养生提供些许思路与借鉴。
赵水静[4]（2019）在《五代十国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作为连接唐、宋文化的纽带,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独特地位,具备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学术界对于五代十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前、后蜀、南唐和吴越等国,对同时代北方地区的文化关注则相对较少。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视为有机整体,并对南、北文化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认知五代十国文化,亦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根源于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呈现周期破坏与缓慢发展交替的情况,南方地区在局部统一后则发展相对迅速。除此之外,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阶层变动异常剧烈,南北经济格局变迁与阶层流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出现若干新特点。五代十国时期的各文化领域与唐代相比出现了不小变化,某些领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教育领域出现官学教育萎缩,私学教育有较大发展的情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书院、学馆、私塾,尤以南方地区成就突出,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科举方面,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均深化建立相关制度,竞相举行考试,录取人数有较大提升,进而刺激了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史学成果颇为可观,官方编撰了一大批典籍,其成就超过我国历史上其他分裂时期。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停滞不前,而南方各地则发展迅速。词的创作日趋繁荣,诗歌创作逐渐萎缩。小说数量虽少,但不乏精品。俗文学的发展开启了宋代市民文学的先声。散文创作颓势虽难以遏制,但王闽与吴越地区仍有可称之处。在绘画与书法领域,创作题材及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释道人物画渐趋衰落,山水花鸟画数量则大为增加。绘画材质从画壁称雄转变为以卷轴画为主,这种变化与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有密切关系。五代十国时期书法艺术成就颇高,开启了宋人书法尚意风格之先河。五代十国时期的乐舞与唐代相比衰落严重,但其承前启后的作用仍不容忽视。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呈现较大发展,主要呈现在江浙地区、川蜀地区、闽广地区及两湖地区,反映出我国文化版图的巨大变迁。南方各区域中,文化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态势。江浙与西蜀两地发展最快,两湖地区次之,闽地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两湖地区,南汉所在的岭南地区发展仍相对滞后。五代十国时期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各地经济与文化迅猛发展,导致文化重心进一步加速南移。自此时起,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全面优势地位就此奠定,其后基本未发生改变,并积极引领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古代文化重心的转移始于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南方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坚实发展基础上的。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表现出了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与新趋势。其基本特点是:（一）南北文化的差异是政治上的分裂在文化上的体现。（二）五代十国文化体现了汉地文化的特色。（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四）佛教文化的色彩愈来愈淡。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一）词的发展方兴未艾。（二）绘画艺术的新趋势对后世影响极大。（三）私学教育发展趋势影响了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四）尚意书法影响了宋代及后世书法的审美趋向。（五）五宗的理论与思想对宋代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媛[5]（2019）在《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刊误》文中提出有元一代未曾进行过大规模的书籍整理和着録工作,明初修纂《元史》时没有蓝本可依,因此《元史》中未撰《艺文志》,在古代典籍源流上造成缺失的一环。明清学者多次爲《元史》补撰《艺文志》。明万历年间,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首次稽索文献,爲南宋後期、辽、金、元四朝补撰《经籍考》,但内容简略,并且错误很多。清初学者黄虞稷在准备修纂《明史艺文志》时,也对辽金元三朝着述重新进行调查,《千顷堂书目》中着録的元代着述多达1946部,基本奠定了《元志》的规模和格局。康熙年间陆元辅、倪璨有感於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録尚有缺漏,又相继撰写《续经籍考》和《补辽金元史艺文志》。乾嘉学者钱大昕在前代诸志的基础上,广泛考索群书,撰成了《元史艺文志》。
邓晶[6]（2019）在《程曈《新安学系录》研究》文中提出《新安学系录》是第一部勾勒新安理学轮廓的着作,该书通过辑录从宋至明初112位理学家的传记等资料,梳理了徽州地区程朱理学师承脉络,在我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尤其是徽州学术文化研究中有重要意义。明朝初期,朱学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并在科举入仕的刺激下不断发展。到了明代中叶,虽仍是统治思想,但是王学崛起,朱学面临巨大冲击。作为“程朱阙里”和“东南邹鲁”,徽州具有独特的文化环境,使得这里具有浓厚的尊奉程朱的文化氛围。程瞳作为明中叶的徽州学者,面对心学的冲击,通过编写《新安学系录》,梳理从南宋到明朝前期徽州地区程朱理学的师承脉络,总结徽州程朱理学发展史,以期保持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可以说,梳理脉络、维护程朱,是《新安学系录》的成书宗旨。《新安学系录》成书于明正德年间,共辑录学者112人,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或一人为卷,或数人为卷。收入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程朱及其同辈学者;二是程朱在徽州的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三是弘道有功的书院山长和相关官员。除第十六卷外,每卷的内容构成基本都为碑志传状加遗事,二者结合以述学者言行,这一编纂体例与《伊洛渊源录》极为相似。《新安学系录》以二程和朱熹为宗师,以一套严整的体例贯穿首尾,汇集新安地区宋元时期理学家传记资料于一堂,第一次将新安理学作为一支地方理学流派勾勒出来,记录了新安理学的传承源流。因此,它不仅仅是一部传记资料集,更具有展现地方学术流派的“学案”特征。在《新安学系录》收录的人物中,有11位学者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徽州籍贯学者,而郑玉、程敏政这两位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徽州学者,程瞳却未于书中列传,两者联系对比更能发现程瞳的尊朱思想。除此之外,程瞳描绘的两幅“新安学系图”不仅展现了徽州学术师承的脉络,还体现了浓郁的家族师承之风。在学系传承中可以发现,新安理学的发展还与北山学派、双峰学派、介轩学派有一定的联系。作为一部总结性的地方文献,《新安学系录》引用的文献有百种之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在“新安理学”成为地方理学流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明才[7]（2019）在《“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徐渭作为明代中晚期艺术史上的杰出人物,其早岁曾积极参与抗倭斗争,并两度北上对明朝北部边关的防务大计表现出热切关注。他既是文学家、诗人,又是书法家、画家,入胡宗宪幕府的经历又令其展现出“知兵好奇计”的军事才能,多重复合的因素交织于一身,使我们很难仅仅以书画家的视角来界定其身份。因此,为了更深入地展开对徐渭书画艺术的再认识,论文通过六个章节的分析研究,分别对徐渭的心性、诗文、戏剧、书法、绘画及其时代背景下的典型性进行了相对独立的解析,并于其间穿插联系,关注这众多视角在复杂并置下对徐渭书画将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从而使我们得以进入徐渭众多文艺成就所营造出的精神世界,对多重复合视野下那个孤独而高傲的灵魂逐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论文第一章通过对徐渭思想性格形成的诸多方面的考察,令我们发现徐渭的身世遭遇同他的天性紧密混杂在一起。他建立在敏感、直率、急躁先天气质基础之上的心性特征,经由生命际遇中频繁挫折的淬炼逐渐形成猜妒、刚硬、孤傲、执拗倔强的性格。并对其这样的性格与自幼生长的心学环境的浸染关系,以及基于“畸人心理”,徐渭所展现出的畸与奇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对徐渭诗文和戏剧的研究,使我们发现,徐渭的人生若离开他所遭遇的坎坷与不幸,徐渭就不可能成其为徐渭。是生活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而不是选择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正是徐渭的生活苦境,历练出他那颗“诗性”心灵。使他的诗得意弃形,深于法而略于貌;他的文章“师心纵横、不傍门户”,直抒胸臆、崇简尚气;他的戏剧让我们察觉出他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重塑。在第四章与第五章关于徐渭书法和绘画的研究中,一方面对其书画的造型规律与特征,以及其绘画造型能力的获取与卓越书法才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联系其诗文、戏剧的创作实践,对其颇具“才、胆、识、力”的“文心”所造就先期成熟的高水准审美修养给予了充分的解读,并详细分析了他自评“书一、诗二、文三、画四”的排序可能蕴含的深意。论文第六章从其所处时代状貌入手,着重对明中叶时期浙东地区的人文环境,该时段明朝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及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所带来世俗风尚的转变进行考察,如果说徐渭是明中晚期,浙东地区人文环境下在野士人的典型代表,那么,作为个体,他身上所折射的正是那个时代众多现象的缩影。将徐渭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详加研讨,使我们追索出徐渭文艺创作之所以呈现出开阔宏大、奇诡悲怆的气象格局,与其身负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紧密相关。以45岁时杀妻入狱为分水岭,徐渭于“中岁变法”,人生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型。但他却能虽晚而优地开创出中国艺术史上水墨大写意的先河,使我们通过研究多重复合视野下的徐渭书画世界,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修为取径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何素婷[8]（2018）在《《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是寻找《总目》元别集提要中的“潜文本”（即历史语境）、疏理和重写元代文学史、完善《总目》元别集提要内容。为此,本文将立足于《总目》这一传统文献土壤,以元别集提要所呈现的诗文批评系统为对象,以205则元别集提要为文本基础,以文学观念考辨为方法,试图在与《总目》的对话中掘发和还原出元代诗文的真实面貌,补充和修正其元代诗文批评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元代诗文图景的绘制“添线加彩”,为重写元代文学史提供诗文格局和诗文面貌还原基础上的有力支撑。关于生成研究。从历时流变角度考察,《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定型是一个由文献学文本向文学文本不断靠近的过程。与层级起点之一的《翁方纲提要分纂稿》相比,《总目》信息量可谓是全面提升;与原始合成品《进呈存目》相比,《总目》观念性显着加强,但这种观念性尚呈点状;而与文渊阁库书提要相比,《总目》的诸多观念已是经过提炼而升级为高屋建瓴的认知和把握;从共时结构角度考察,元别集的着录原则是多加甄录,少为删薙;时间断限呈现出扩容现象、主观臆测、断限标准不一等特征;排列顺序体现出以“春秋笔法”寓褒贬的观念。《总目》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独崇风教、崇实黜虚、裨补史阙、消解思宋、褒奖气节和消泯门户。前三者可谓《总目》书写提要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标准,而后三者则体现出《总目》书写元别集提要时的特殊性。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背后有更为深刻的考量:审核鹄的是为厘正而非禁毁;裨补史阙是为完善《元史》;崇实黜虚是为认同元代学术;消解思宋是为营建元王朝之向心力;褒奖气节是为塑造元人价值观;消泯门户是为凸显元人之敦朴。《总目》不断在按照清代官学认可的方式构建元代学术体系,其立场是宽容的、认同的和推崇的。关于版本研究。首先在版本视野角度,较以往的元人别集整理,《总目》有着版本视野上的优势,故其对元人别集的疏理和批评功不可没。但是,撰修《四库全书》时元别集的版本采源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盲区,其所采并非全视野版本:从版本采源角度探究馆臣的版本视野,发现元别集在采源上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这导致馆臣着录别集时的视野局限,此其一;馆臣采源的永乐大典本元别集被《总目》全部着录,尽管其中别集并非最佳版本,这说明馆臣着录永乐大典本元别集亦存在视野局限,此其二;馆臣疏于对内阁藏本元别集价值的发现,并疏于开掘,这是版本采源上的缺失,亦是馆臣着录元别集的视野局限,此其三;馆臣对于采源所及的元别集版本疏于采录,亦是馆臣视野局限的体现,此其四。其次看版本错讹。《总目》着录元别集版本和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中存在所取非善本、私造版本、混淆版本和衍生讹误版本信息等问题,这或与馆臣的学术态度有关,或与版本视野局限有关,或与编纂工作的复杂纷繁有关,但亦不排除馆臣群体的学术观念和官学偏见之影响。再看《总目》视野下的四库本删序跋、附录现象。以《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信息为参照考察四库本,可知四库本删序现象不及想象或预估那般严重,故四库本元别集仍不无一定的版本价值。同时,四库本元别集虽有删序现象,但所占比例并不大,这说明删序并非四库本与四库底本分歧的最重要的原因,二者的分歧主要还在于所依据的版本本身的差异性。此观点为理解《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与四库本的分歧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角度。关于文献征引研究。《总目》提要并非全为馆臣的独创性写作,准确地说,它是一则一则的微考证,通过援引各种类型的材料以考证某一事实、论证某一观点,这充分体现了乾嘉学术的考据精神。元别集提要征引视野之广阔、掘发之生僻以及搜罗之全面,为后世研究存留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观点。但与此同时,《总目》文献征引中亦存在方法层面和意识层面两种不同类型的过失。元人别集提要征引频率较高的文献是《元史》《元诗选》以及序、跋、墓志及其它这三类,分项探究发现:第一,《元史》属于历史性文献,其特点主要是具有正统身份,而其缺点在其修撰之粗劣,《总目》征引《元史》时出现了四方面的不足:校写草率,生发讹误;曲解原意,失之千里;循名失实,流于形式;主观择取,服从主旨。第二,《元诗选》属于文学性文献,其特点是清初诗学流派纷争中的一家之言,而其缺点是有过誉之嫌。《总目》征引《元诗选》时亦出现了四方面的缺陷:直录文献时出现盲目与失考,遂以讹传讹;因禁毁祸及而存在避替所致的混乱与断裂;在变化之形态与不变之回护之中透露出一种身份焦虑;以儒为正统,体现出显此隐彼间的主观强制。第三,序、跋、墓志等是原初性文献,其特点是具有亲缘关系带来的真实性,而其缺点亦不免美饰之嫌。《总目》征引序、跋等文献亦存在四点遗憾:从源头追踪发现,其所引非序跋原文,而是转引他者;由视野探寻可知,提要的书写有时并未借鉴序跋已有的信息,从而导致书写的盲目性;于立场捕捉观之,提要主张异代定论,而回避序跋;讹误辨证则呈现误读原文,张冠李戴等。《总目》征引之“失”给予后世反思是:征引视野之广阔、文献解读力求合于着者本意,这才是文献征引与学术真实的良性关联方式。而当有开阔的文献视野和准确的文意解读后,还需要做的便是辨证,辨证的思维才是征引决断之核心。关于文学批评研究。《总目》元别集提要所囊括的批评对象之众多、批评内容之细微以及批评视野之宏大,可谓史无前例,而其书写的元代文学史、批评史亦是独立而自成系统的。所不足的是,《总目》对元代文学史观的构建、对元文的辩诬和重塑以及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的表达和批评皆烙印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甚至存在认识上的不足。第一,从文学史观来看,《总目》以狭义“世运说”构建了元代文学史,以“革弊—极盛—流弊”的嬗变规律书写元代文学史。世运与文运相随的文学史固然有之,但对于元代文学而言,元季文学可谓蔚为大观。以“世运说”构建的元代文学史出现了悖论:一方面元季出现了乱世中的诗歌盛景,另一方面元中期亦不无盛世中的文弊,而这些元代文学图景皆被《总目》所遮蔽。第二,从元文来看,《总目》对明嘉靖中期以来的“元无文”论进行辩诬并重塑“元有文”的学说:以承唐、宋古文衣钵定义元文之本质;以突显文学宗主和大家构建元文之格局;以振衰起弊、承宋启明定位元文。此为中国古代文章史的演进扣接了重要一环,使得宋文、明文之间的历时性源流脉络更为明确而清晰。《总目》的功劳背后亦不无缺憾:身处独崇儒学、一尊程朱的乾嘉思想生态,馆臣对元文的批评和塑造难以从思想的桎梏中超脱,故而导致“道”凌驾于“文”批评范式的形成,是为其一;《总目》对元文的塑造而忽略了指瑕,进而掩盖了元文内部的演进逻辑,是为其二。第三,从元诗来看,《总目》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观点的表达暴露出矛盾和悖谬之处:首先,在时间范畴上,《总目》在限定“纤秾缛丽之习”时,出现了“元代”和“元季”的混用。而将“纤秾缛丽之习”确定在“元季”这一阶段,是《总目》有别于明清诸多评价的一种新的元诗批评观点;其次,在归属对象上,馆臣一方面认可“元末纤秾之习”应当是元季诗歌中的一股风气和浪潮,另一方面仅在顾瑛《玉山璞稿》提要一家提要中有明确的归属。《总目》此观点与表达显然悖谬,究其原因,与《总目》不得不遵从公论而取“元代纤秾靡丽”之论,又不得不践行其宏观批评上的“世运说”以塑造元代末世文运这一矛盾观念有关。最末,在风格品评上,与历来道统维护者一样,《总目》对“纤秾靡丽”诗风极力贬斥和批判,元代自不能免。而以此而鄙薄元诗的观点实有失公允:其一,《总目》弱化元诗众弊而集中强化元诗某一弊的做法,实有偏颇之嫌;其二,结合元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来看,“纤秾靡丽”是最具有元诗性的风格;其三,在诗学审美领域,元诗“纤秾靡丽”的另一种表达可以是元诗具有“才情风致”。关于影响研究。《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后世影响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对元代目录文献着作的影响;一是对元代文学史书写和元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于前者而言,借鉴和接受中的辨证、订误、完善是主旋律;于后者而言,则整体呈现出两种情形的接受:第一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尚处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初期,此时对于文学史的概念、框架尚未明晰,亦无先例可循,故此时文学史写作对《总目》元别集提要的依赖颇深;第二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的书写日趋成熟,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和模式皆突破了提要式写作,并且观念上亦有颠覆性的冲击,但《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蕴藏的文学史批评话题和个案批评成果却仍是文学史书写时历久弥新的论争对象。而随着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溯源趋势,《总目》元别集提要对后世目录学着作和文学史的写作影响将是久远而绵长的。
张立恩[9]（2018）在《元代春秋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春秋》学史的角度而言,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受到清代学者评价的影响,现代学术界对元代《春秋》学多不甚措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经学的重新认识和理性评判,元代《春秋》学亦重新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产生了一些研究着作,但无论就横向的地域分布、纵向的发展历程,还是文献的考据整理、《春秋》学家思想内涵的掘发和诠释方法的呈现,皆有未尽之处。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以元代《春秋》学研究为题,在力图全面考证元代《春秋》学着述的基础上,着力对上述问题进行揭示,以期能客观、逻辑地呈现元代《春秋》学之思想面貌,并由之对其学术史价值做出评述。文章除导论、结语外,共七章内容。首章论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与发展历程,二章论元代《春秋》学之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三至七章论草庐学派、程端学、黄泽、徽州学派及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思想。在具体论述上主要围绕《春秋》学家之《春秋》观、诠释方法等内容展开,将其对《春秋》学问题的思考置入《春秋》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草庐学派《春秋》学代表为吴澄,其秉持朱子《春秋》学观念并综合啖助、赵匡、刘敞之说而试图统一经说。在《春秋》观上,吴澄持朱子据实直书说,但认为《春秋》所据之“实”为“非常之事”,包括:有违典礼者、有关训诫者、变异者。吴氏反对以《春秋》为文辞褒贬之书,以别嫌明微为孔子之意,以《春秋》为孔子之刑书。在解经方法上,其发挥传统的属辞比事之法,并以“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对“属辞比事”提出新解。吴澄门人在《春秋》学上承继吴氏而又有发明,虞盘之《春秋》学如朱子、吴澄一样,重视《左传》事实,而尤能纠左氏“夸于辞”之偏,李衡之《春秋》学不但推尊吴澄,而且亦如吴氏《春秋》学一样贯穿着统一经说的意识。元明善则发挥《春秋》经世之旨以评论时事。程端学亦本朱子观念而建构《春秋》诠释体系,其以《春秋》为“圣人之实录”,而所书皆“非常之事”。基于这一理解,在褒贬观上,程氏一方面反对文辞褒贬之说,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以事见贬。程氏认为以往褒贬凡例之说盛行的原因是“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其所主以事见贬之说就是要克服文辞褒贬之弊而导人为善。在此意义上,他指出《春秋》宗旨在于使后世读《春秋》者“克己复礼”,所谓“使人知其非礼,则礼有在矣”。程氏还区分《春秋》大义、正义与小义、余义,二者之间有严格的价值层级关系,前者可含蕴后者,后者无法含蕴前者。在解经方法上,针对单个事件,程氏主张发挥“即其因以见其情”之法,针对复杂的、长时段的事件,则主张诉诸于“属辞比事”之法。程氏还将“属辞比事”分为“大属辞比事”与“小属辞比事”。前者是说“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后者是说“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黄泽的《春秋》学继承朱子的基本观念。在《春秋》观上,黄氏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他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以此对朱子据实直书说之内在困境进行调适。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考证“事情”则要发挥“向上工夫”,其含三个环节:比事而观、逻辑推证、静定涵养。徽州学派学宗程朱,而尤宗朱子,其《春秋》学以赵汸、郑玉、汪克宽、俞皋为代表。赵汸继承黄泽“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的解经理路。在《春秋》观上,其以《春秋》为孔子经世之书。圣人籍笔削以表达其经世之志,笔削八义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不书、变文、特笔）、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变文又分为变文以示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圣人经世之志主要体现为:谨夷夏之辨、正名、明世变。在诠释方法上,赵汸主张解经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足以知圣人,二是遵从属辞比事之法。郑玉《春秋》学推崇程朱之说,其《春秋阙疑》即折衷程朱之说而为之。在《春秋》观上,其对《春秋》之名及《春秋》之始隐终麟的解释皆有所发明。他认为“《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是以在解经方法上提出“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此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主于疏通胡《传》,不过,这是由于胡《传》颇能推广程子之说且受到朱子之推举。在《春秋》观上,汪氏继承胡《传》“《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说法,并引朱说对之有所推进。他认为《春秋》所记皆非礼之事,有“因史旧文”“存而弗削”之处,亦有圣人笔削,乃圣心之理的呈现,故学《春秋》而格物穷理,则可以贯穿内圣外王之道而实现修齐治平。在诠释方法上,汪氏基于属辞比事而发挥直书见义、特笔见义、互文见义等方法。其所谓“属辞比事”首先是指意味着“连上下文并前后事迹”、“合上下文”来分析经义。其次,指对同类事件及对该事件相关联的其他事件的比较分析,这一分析大抵遵循着事→辞→义的逻辑顺序。第三,指不仅综合经文,亦包含对传文的比较分析。俞皋《春秋》学“一以程朱为断”而尤为推崇程子“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的解经观念,力图建立系统的义例之学。其义例之说可概括为义例与非例,义例16种,所谓“以事同、义同、辞同者定而为例十六条”。“非例”即“非可以例拘”者,分为三类:一是辞同义不同者,二是事同辞不同者,三是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俞氏对义例和非例的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按照不同的层次,例和非例可以相互转化。陈深《春秋》学之特点是综合以程子、胡《传》为代表的发挥文辞微言之解经路向与朱子为代表的据实直书经学风格,并总之以己意以解经。陈则通之《春秋》学善于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文及《左传》的比事而分析世变,并对《春秋》书法多有阐扬。王元杰《春秋》学之特点亦为综合程、朱、胡《传》及三传而又断之以己意以解经。其以《春秋》为“王者代天理物”、“代天以示赏罚”之书,是以其解经无论是对文辞褒贬的发挥,还是对据实直书的运用,目的皆在呈现圣人借《春秋》书法以经世之意。无论就汇集、整理、考辨前儒经说而言,还是就对后世《春秋》学之影响而言,元代《春秋》学皆具重要价值。仅就接续宋代《春秋》学的意义上来看,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接续程朱——尤其是朱子——以统一经义成为元代《春秋》学之首务。朱子基于其“圣人”观念而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元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的提出,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实现对朱子理论困境的解决。
陈杰[10]（2017）在《宋元以来徽州的宗族、聚落与地域社会 ——以歙县西乡为中心》文中认为宗族观念的强弱及其物化载体——族谱、祠堂、祭田的有无及多少,是考察一个地区宗族状况及其存在形态的主要参考指标。存世的谱牒文献与遗存至今的古村落、古祠堂等文物古迹显示,传统时期的徽州是一个宗族发达区域。本研究以歙县西乡为中心,力图追索宋元以来徽州宗族的形成过程,不仅可以深化徽学研究,也可为宋以后“近世型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演进研究积累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宗族聚落作为因宗族聚居而形成的地理实体,通过考察其空间分布、形态结构和类型演化,可以窥探其所在区域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族姓分布以及宗族与地域社会的形成演变路径,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与宗族研究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歙县西乡主体地形为河谷平原,地理环境与临近区域政治中心的区域优势使其成为外来移民迁入徽州之后选择的定居地,歙西因而成为徽州境内名族大姓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人口及地利优势使得歙西成为歙县乃至徽州地域开发的先行区域,唐宋以来以塘和堨为主要形式的农田水利开发需要同姓联合及异姓合作,以塘、堨为中心的小共同体运作促进了歙西宗族及地域社会的发育。在宋代以来歙西宗族聚落集中形成的过程中,南宋及明中前期为新宗族聚落出现的两个高峰期,这与徽州宗族形成的时间特征一致。同姓宗族间以谱牒编纂为方式的同族统合与异姓宗族间以婚姻为纽带的地缘结合形成了超越村落的地域社会。谱牒、祠堂等宗族标志物的地域分布显示,地处歙休盆地一端的歙县西乡应该可以视为宋元以来徽州宗族形成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二、玉师学者谱(十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玉师学者谱(十六)（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章 中国宗祠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先秦以前的宗庙 |
| 第二节 从两汉墓祠到唐代家庙 |
| 第三节 从宋元家祠到明清祠堂 |
| 第二章 明代宗祠剧场的出现 |
| 第一节 明代宗族制与宗祠的普及 |
| 第二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 |
| 第三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宗祠剧场的繁荣 |
| 第一节 清代宗族制与宗祠的兴盛 |
| 第二节 现存清代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 |
| 第四章 民国宗祠剧场的衰落 |
| 第一节 民国宗族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现存民国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民国宗祠剧场式微缘由 |
| 第五章 宗祠剧场的建筑形制 |
| 第一节 宗祠选址与平面布局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建筑结构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装饰艺术 |
| 第六章 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类型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内容与声腔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特点 |
| 第七章 族谱中的戏曲禁忌 |
| 第一节 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 |
| 第二节 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 |
| 第三节 明令禁止与屡禁不止的“夜戏”演出 |
| 第八章 家族戏班与庙宇剧场的互动——以修水县三元班为例 |
| 第一节 三帝殿及其神灵考述 |
| 第二节 庙宇剧场与家族戏班的互动 |
| 第三节 神养戏：三元班的生存策略 |
|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以云阳县彭氏宗祠为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彭氏宗祠及彭氏家族 |
| 第二节 蓝大顺之乱 |
| 第三节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现存宗祠剧场 |
| 附录二 中国宗祠剧场碑刻摘录 |
| 附录三 中国宗祠剧场戏台题记摘录 |
| 附录四 族谱所载戏剧史料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清仪阁中的金石鉴藏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创新点与当下价值 |
| 四、研究方法与路径 |
| 第一章 乾嘉金石世风中的个人选择 |
| 第一节 乾嘉金石趣味转向 |
| 第二节 张廷济对个人价值的定位 |
| 一、科举后的金石鉴藏取向 |
| 二、经济收入来源 |
| 三、“眷恋庭闱”印所示奉孝养亲 |
| 四、金石自娱 |
| 第二章 清仪阁鉴藏群体与嘉道时期的艺术市场 |
| 第一节 张氏家族收藏 |
| 第二节 徐同柏考释古文奇字 |
| 第三节 张辛摹勒上石 |
| 第四节 嘉道时期的艺术市场 |
| 一、张廷济“贪润自亵”质疑 |
| 二、通用货币的南北差异 |
| 三、张廷济等名家书写润例 |
| 四、书画、经籍、碑帖、钟鼎彝器、金石小品诸古董价格 |
| 五、古董字画装池与镌字工价 |
| 六、嘉道古董市场艺术经纪佣金、交易方式与规模 |
| 第三章 张廷济的金石交游 |
| 第一节 师友提携:翁方纲、阮元、邢澍等 |
| 第二节 嘉兴金石圈:张燕昌、吴东发、朱为弼、文鼎等 |
| 第三节 其他地区朋辈:赵魏、宋葆淳、翁树培等 |
| 一、张廷济铜器收藏转向及与赵秉冲、宋葆淳之关系 |
| 二、清仪阁藏品经朱为弼载入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
| 三、张廷济与何元锡、赵魏 |
| 第四章 清仪阁中的古器物 |
| 第一节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稿本流传 |
| 一、稿本递藏 |
| 二、稿本整理与景印出版 |
| 第二节 清仪阁藏品考释传拓玩赏 |
| 一、“摹古金石刻之室” |
| 二、藏品考释传拓 |
| 三、经眼古器物题咏玩赏 |
| 第三节 清仪阁藏品着录与递传 |
| 一、张氏吉金重器流传 |
| 二、张廷济与金粟山藏经纸 |
| 附表:《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藏器 |
| 第五章 张廷济的印人圈与印学贡献 |
| 第一节 张廷济的印人圈 |
| 一、与玺印藏家的交往 |
| 二、文鼎、曹世模、钱顺甫均为其刻印 |
| 三、亲友圈印人往还与合作 |
| 第二节 印学贡献 |
| 一、印学观念 |
| 二、印集遗韵 |
| 三、古玺印考证 |
| 结论 |
| 附录:张廷济年谱初稿 |
| 凡例 |
| 年谱正文 |
| 附考:张廷济《方治庵传》 |
| 一、方絜生平辨正 |
| 二、张廷济《方治庵传》与方絜生卒、籍贯、别署考述 |
| 三、方絜与张廷济的交往 |
| 图目 |
| 参考文献 |
| 一、张廷济着述、谱传及方志 |
| 二、报刊、学位论文及数据库文献 |
| 三、今版图书文献编年 |
| 四、日文文献 |
| 致谢 |
（3）《黄帝内经》中神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黄帝内经》的生命观 |
| 1.1 天人合一的生命观 |
| 1.2 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 |
| 1.3 人身整体的生命观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神概念探析 |
| 2.1 神的涵义 |
| 2.1.1 神的原始涵义 |
| 2.1.2 神的多种涵义 |
| 2.1.3 神的本质涵义 |
| 2.1.4 多学科对神的认识 |
| 2.1.5 小结 |
| 2.2 神的作用 |
| 2.2.1 狭义之神对人体的作用 |
| 2.2.2 广义之神对人体的作用 |
| 2.2.3 小结 |
| 2.3 神的脏腑归属 |
| 2.3.1 五脏藏神的出处 |
| 2.3.2 五脏藏神的现代研究 |
| 2.3.3 心、脑与神明的关系 |
| 2.3.4 小结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黄帝内经》中“神”的理论研究 |
| 3.1 神的生成 |
| 3.1.1 从天人合一的角度 |
| 3.1.2 从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的角度 |
| 3.1.3 从人身整体观的角度 |
| 3.1.4 小结 |
| 3.2 神的内涵 |
| 3.2.1 自然之神 |
| 3.2.2 生命之神 |
| 3.2.3 五脏之神 |
| 3.2.4 小结 |
| 3.3 神的体性用 |
| 3.3.1 神的体 |
| 3.3.2 神的性 |
| 3.3.3 神的用 |
| 3.3.4 小结 |
| 3.4 神的病理 |
| 3.4.1 神自身致病 |
| 3.4.2 形气神三者相互致病 |
| 3.4.3 神与脏相互致病 |
| 3.4.4 小结 |
| 3.5 神的治疗 |
| 3.5.1 调神 |
| 3.5.2 形气神互调治疗 |
| 3.5.3 脏神互调治疗 |
| 3.5.4 小结 |
| 3.6 神的养生 |
| 3.6.1 从天人合一的角度 |
| 3.6.2 从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的角度 |
| 3.6.3 从人身整体观的角度 |
| 3.6.4 小结 |
| 3.7 神与气、精、阴阳、脏腑之间的关系 |
| 3.7.1 精气神与形气神之间的区别 |
| 3.7.2 神与阴阳的关系 |
| 3.7.3 神与五脏的关系 |
| 3.7.4 小结 |
| 3.8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黄帝内经》中神的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答辩委员会名单 |
| 个人简历 |
（4）五代十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关于“文化”的定义 |
| 2、“文化重心”与“文化中心”概念辨析 |
| 3、“五代十国”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主要内容与拟解决问题 |
| 3、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南北方的经济格局 |
| 一、北方经济的破坏与缓慢恢复 |
| 二、南方经济的恢复与迅速发展 |
| 第二节 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 |
| 一、统治阶层的变动 |
| 二、农民阶层的新特点 |
| 三、商人阶层的壮大 |
| 四、市民阶层的作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教育与科举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官学与私学教育 |
| 一、官学教育的衰落 |
| 二、南方私学教育的兴盛 |
|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变化 |
| 一、中原诸朝科举 |
| 二、南方诸国科举 |
| 小结 |
| 第三章 史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
| 第一节 史馆制度的延续 |
| 一、五代史馆设置状况 |
| 二、十国史馆设置状况 |
| 第二节 史馆的组织与管理 |
| 一、监修国史 |
| 二、史馆修撰 |
| 三、直史馆 |
| 第三节 修撰史书活动与成就 |
| 一、官方修史的成就 |
| 二、私家修撰的兴盛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与艺术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学的地域差异 |
| 一、文学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南北文学的差异 |
| 第二节 艺术的发展状况 |
| 一、绘画艺术的变化与影响 |
| 二、书法创作的新动向 |
| 三、乐舞艺术的成就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重心的转移及原因 |
| 第一节 文化版图与分布格局的特点 |
| 一、晚唐的文化格局 |
| 二、五代时期的文化格局 |
| 三、南方区域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区域文化中心形成的原因 |
| 一、唐后期以来自然环境的变迁 |
| 二、南方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
| 三、人口的迁移与分布 |
| 四、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重心转移的标准及历史影响 |
| 一、文化重心转移的标准 |
| 二、文化重心转移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五代十国文化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程曈《新安学系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分析 |
| (三)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编纂背景 |
| (一) 概念梳理 |
| (二) 明代理学 |
| (三) 徽州文化环境 |
| (四) 程曈生平及家学渊源 |
| 二、《新安学系录》版本、内容与体例 |
| (一) 版本 |
| (二) 内容与卷帙分合 |
| (三) 体例 |
| 三、《新安学系录》辑录人物析论 |
| (一) 籍贯分析 |
| (二) 家学传承 |
| (三) 未收录之非朱门学者考述 |
| (四) 新安理学与其他学派 |
| 四、《新安学系录》的尊朱特色及其价值 |
| (一) 《新安学系录》的尊朱特色 |
| (二) 《新安学系录》的文献价值 |
| (三) 《新安学系录》的理学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吾谁与语?”——徐渭心性研究 |
| 第一节 阳明心学与徐渭思想 |
| 1、心学影响 |
| 2、致“中”之选 |
| 第二节 由“中”入“畸”而生“奇” |
| 小结 |
| 第二章 “细腻中有老刺,老刺中有娇丽”——徐渭诗文研究 |
| 第一节 “如冷水浇背”之诗 |
| 1、诗化人生 |
| 2、“矜于昔而颓且放于今” |
| 第二节 “师心横纵,不傍门户”之文 |
| 1、代文 |
| 2、为己之作 |
| 第三节 诗文与绘画的情、形之辩 |
| 1、意贯情、形 |
| 2、求简尚气 |
| 小结 |
| 第三章 “情之所钟,宁独在我辈?”徐渭杂剧研究 |
| 第一节 猿鸣己声 |
| 1、《玉禅师翠乡一梦》 |
| 2、《狂鼓史渔阳三弄》 |
| 3、《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凤得凰》 |
| 第二节 《歌代啸》为谁而啸 |
| 第三节 戏剧的矛盾冲突与书画的张力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体辣格乖,人所不惬”——徐渭书法研究 |
| 第一节 结字与个性 |
| 1、结字特征分析 |
| 2、比较中见个性 |
| 3、结字与空间造型 |
| 第二节 运笔和性情 |
| 1、点线形态与笔势 |
| 2、代表书作笔势分析 |
| 第三节 章法与精神诉求 |
| 1、章法的“第一印象” |
| 2、代表书作章法解析 |
| 3、章法设计与书画立意 |
| 小结 |
| 第五章 “谁解凡粧是白龙?”——徐渭绘画研究 |
| 第一节 绘画中的戏剧 |
| 1、空间铺陈中的造型对比 |
| 2、时间延续中的书画关系 |
| 3、扫抹写意中的文艺通感 |
| 第二节 绘画中的诗文 |
| 1、以象尽意 |
| 2、外化“心志” |
| 第三节 “畸与奇”中的天、人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时代语境中“徐渭现象”再认识 |
| 第一节 明中晚期浙东地区人文环境 |
| 1、心学环境 |
| 2、游幕 |
| 第二节 明中晚期国内、国际形势 |
| 1、边防之乱 |
| 2、商业发展与社会风俗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总目》元别集提要之生成研究 |
| 第一节 《总目》元别集提要生成的“纵”与“横” |
| 一、历时流变：从提要分纂稿到《总目》定稿的文本层积 |
| 二、共时编纂：扩容之态度与褒贬之旨归 |
| 第二节 《总目》元别集提要书写的“捭”与“阖” |
| 一、厘正典籍：独宗儒学,排除异端 |
| 二、标榜学风：崇实黜虚,重视根柢 |
| 三、裨补史阙：完善史书,鉴元知清 |
| 四、消解思宋：观念先行,阐释导向 |
| 五、褒赞气节：表彰幽隐,砥砺风教 |
| 六、消泯门户：遮蔽构争,塑造融合 |
| 第三节 乾隆题御制诗与《金渊集》提要的被“定格” |
| 一、乾隆御题诗与《金渊集》提要之内在联系 |
| 二、《金渊集》提要表述和观念的辨析 |
| 三、“十二辰体”与乾隆偏爱之形成 |
| 第四节 乾隆“反复其意”与杨维桢集提要的“修正” |
| 一、《铁崖古乐府》提要：从“遵公论”到“揣圣意” |
| 二、《东维子集》提要：从华夷之辨到正统之辨 |
| 第二章 《总目》着录元别集版本及所述版本之考辨 |
| 第一节 版本采源与馆臣视野 |
| 第二节 元别集版本及提要所述版本辨证 |
| 一、所取非善 |
| 二、私造版本 |
| 三、混淆版本 |
| 四、衍生讹误 |
| 第三节 《总目》观照下的四库本序跋、附录删削现象探究 |
| 一、四库本元别集所存序跋、附录之统计 |
| 二、《总目》与库书不符之例举 |
| 三、删除缘由之寻绎 |
| 第三章 《总目》元别集提要之征引考察 |
| 第一节 元别集提要的征引概况 |
| 第二节 《元史》：循其“名”,失其“实” |
| 一、校写草率,生发讹误 |
| 二、曲解原意,失之千里 |
| 三、循名失实,流于形式 |
| 四、主观择取,服从主旨 |
| 第三节 《元诗选》：文献与官学的游移 |
| 一、以讹传讹：直录文献时的盲目与失考 |
| 二、禁毁祸及：避替所致的混乱与断裂 |
| 三、身份焦虑：变化之形态与不变之回护 |
| 四、儒为正统：显此隐彼间的主观强制 |
| 第四节 序跋及其他：回避自觉和价值缺失 |
| 一、源头追踪：非见序跋,转引他者 |
| 二、视野探寻：独立书写,序跋缺位 |
| 三、立场捕捉：异代定论,回避序跋 |
| 四、讹误辨证：误读原文,难圆其说 |
| 第五节 征引得失论 |
| 第四章 《总目》元代文学批评之批评 |
| 第一节 “世运说”：《总目》元代文学史建构之悖论 |
| 一、“世运说”文学批评之内涵和演变 |
| 二、革弊—极盛—流弊：“世运说”观念下的元代文学史书写 |
| 三、被遮蔽的图景：《总目》元代文学史建构之局限 |
| 第二节 从“元无文”到“元有文”——《总目》对元文的辩诬与重塑.. |
| 一、肇始于明嘉靖中期的“元无文”观念及其逻辑 |
| 二、认同与建构：《总目》对“元有文”之回应 |
| 三、复位与助澜：“元有文”观念在清代的接续 |
| 四、偏执与遮瑕：《总目》元文批评之评价 |
| 第三节 元诗“纤秾靡丽”三辨 |
| 一、时间范畴辨：元代？元季？ |
| 二、归属对象辨：孰是？孰非？ |
| 三、风格评品辨：公允？偏颇？ |
| 结语：《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后世影响 |
| 一、作为目录学着作的奠基性地位 |
| 二、作为文学批评着作的转型性接受 |
| 参考与征引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总目》着录元别集作者简表 |
| 附录二 纂修《四库全书》元别集版本采源情况表 |
| 附录三 现存元别集元刻本情况统计表 |
| 后记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9）元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二章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考述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之分布格局与师承特点 |
| 第三节 元代《春秋》学之师承谱系 |
| 第三章 草庐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吴澄的《春秋》学 |
| 一、吴澄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吴澄对《春秋》性质的理解 |
| 三、吴澄对《春秋》宗旨的理解 |
| 四、吴澄《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草庐学派传人之《春秋》学 |
| 第四章 程端学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三书 |
| 第二节 程端学对《春秋》性质之认识 |
| 一、《春秋》之名 |
| 二、论《春秋》撰作与笔削之法 |
| 第三节 论褒贬与《春秋》宗旨 |
| 一、文辞褒贬与以事见贬 |
| 二、“《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 |
| 三、《春秋》之义 |
| 第四节 程端学《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黄泽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黄泽生平与《春秋》学着述 |
| 第二节 论孔子观史作经与《春秋》之例 |
| 第三节 黄泽对三传之反省 |
| 第四节 黄泽《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六章 徽州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赵汸的《春秋》学 |
| 一、赵汸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论“圣人制作之原” |
| 三、《春秋》笔削之权 |
| 四、《春秋》经世之志 |
| 五、赵汸《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郑玉的《春秋》学 |
| 一、郑玉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郑玉对《春秋》性质的诠释 |
| 三、郑玉对《春秋》宗旨的认识 |
| 四、郑玉《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三节 汪克宽的《春秋》学 |
| 一、汪克宽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汪克宽的《春秋》观 |
| 小结 |
| 第四节 俞皋的《春秋》学 |
| 一、《春秋集传释义大成》之体例及其宗旨 |
| 二、论《春秋》义例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陈深 |
| 一、陈深的《春秋》观 |
| 二、陈深《春秋》学之特点及其诠释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陈则通 |
| 一、比事论世变 |
| 二、陈则通对《春秋》书法的阐扬 |
| 小结 |
| 第三节 王元杰 |
| 一、王元杰《春秋》学宗趣考实 |
| 二、王者“代天理物”、“体元居正”：王元杰之《春秋》观 |
| 小结 |
| 结语元代《春秋》学之特点及其学术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元代《春秋》类着述考 |
| 例言 |
| 元代《春秋》类着述207种考 |
| 辨非28种 |
| 后记 |
（10）宋元以来徽州的宗族、聚落与地域社会 ——以歙县西乡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徽州宗族形成问题的探讨 |
| (二)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的研究 |
| (三)关于歙县西乡的研究 |
| 三、关键词界定 |
| (一)宗族聚落 |
| (二)歙县西乡 |
| (三)地域社会 |
| 四、本研究的资料、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歙县西乡的地理、人群与地域开发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四乡分野下的歙县西乡 |
| 一、歙县及其历史沿革 |
| 二、歙县西乡的地域范围 |
| 三、四乡分野与西乡独盛 |
| 第三节 移民与土着:歙西区域人群之构成 |
| 一、迁入歙西的主要族姓 |
| 二、“上古着姓”:歙西的土着抑或当地稀见姓氏? |
| 第四节 唐宋以来歙县西乡的地域开发 |
| 一、寺庙分布所见唐明时期歙县地域开发的时空进程 |
| 二、宋元以来歙西的农田水利开发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聚族成村:歙县西乡的宗族与聚落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歙县族姓格局与歙西宗族形态 |
| 一、名族与大小姓:传统时期歙县的族姓格局 |
| 二、传统时期歙西的宗族形态 |
| 第三节 歙西聚落之分类、形态及演化 |
| 一、歙西聚落分类 |
| 二、歙西聚落形态 |
| 三、造景与更名:居地营造及歙西聚落演变 |
| 第四节 个案考察:岩镇的形成及其聚落形态演变 |
| 一、从村落到市镇:岩镇的起源及其在明以前的发展 |
| 二、“郁若都市”:明代岩镇的兴盛及其兴起过程 |
| 三、居地的营造:岩镇聚落形态演变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歙西宗族聚落时空演变与聚落变迁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族居何地:族姓移居歙西的时空特征 |
| 一、宗族移居时间考证举例 |
| 二、谱牒所见歙西主要宗族移居发生时间及分期 |
| 三、歙西宗族聚落之形成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
| 四、歙西宗族聚落的演化机制 |
| 第三节 方志所见明清以来歙西“村落”变迁 |
| 一、明清徽州方志中“村落”的性质 |
| 二、方志所见明清以来歙西村落的数量变动 |
| 三、方志所见明清以来歙西各都村落演变 |
| 第四节 民间文书所见歙西聚落信息及其解读 |
| 一、都图文书中的聚落信息——兼与方志记载比较 |
| 二、《歙县舆图》所见清末歙西村落数量及其分布 |
| 三、水利文书等所见歙西稀见聚落信息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宗族与宋元以来歙西地域社会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徽州宗族形成的时空进程——以《新安名族志》为中心的考察 |
| 一、谱牒编纂所见宋元以来徽州宗族的形成 |
| 二、祠堂、祭田设置所见宋元以来徽州宗族演进 |
| 第三节 宗族结合与地域社会之形成 |
| 一、宗族的分迁与统合——以歙西汪氏为例 |
| 二、谱牒编纂与宗族结合——以歙西金山宋村宋氏为例 |
| 三、宗族结合的婚姻纽带——以歙西西沙溪汪氏为例 |
| 第四节 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歙西及其相关谱牒目录 |
| 附录 2:歙西宗族婚配记录所见聚落稀见姓氏(部分) |
| 附录 3:《新安名族志》所见徽州宗族修谱、建祠与祭田设置活动一览表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玉师学者谱(十六)（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2]清仪阁中的金石鉴藏世界[D]. 王艳明. 中国美术学院, 2020
- [3]《黄帝内经》中神的理论研究[D]. 蔡志仙.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0(05)
- [4]五代十国文化研究[D]. 赵水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刊误[J]. 王媛. 版本目录学研究, 2019(00)
- [6]程曈《新安学系录》研究[D]. 邓晶.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中年变法”—徐渭书画造型世界的多重复合研究[D]. 刘明才. 中央美术学院, 2019(12)
- [8]《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D]. 何素婷. 西南大学, 2018(05)
- [9]元代春秋学研究[D]. 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宋元以来徽州的宗族、聚落与地域社会 ——以歙县西乡为中心[D]. 陈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