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败何时不雷同?（论文文献综述）
纪超[1]（2021）在《从《人民的名义》到《巡回检察组》——浅析反腐类电视剧的创作特色》文中指出近年来,反腐剧作为电视剧中的热门题材成绩不俗,2017年上映的《人民的名义》口碑收视双丰收,2020年,被戏称为其姐妹篇的《巡回检察组》（原名《人民的正义》）上映,再掀收视狂潮。在两部爆款剧成功的背后,是传统反腐类电视剧在艺术上的不断探索,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等方面,较之传统的反腐剧做出了新的突破,也为我国反腐类题材剧作的创作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祝贺[2]（2021）在《曹禺全面抗战时期话剧研究》文中提出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是曹禺话剧创作的转折期与过渡期,在民族危机和现实压迫的背景下,曹禺向现实迈进,重视话剧精神动员、鼓舞抗战、呼吁变革的宣传教育作用,这一转变透露出曹禺创作思想变化的轨迹。他的剧作风格与前期相比有所转变,在吸收古典和西方戏剧元素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北京人》和《家》为代表的剧作趋向含蓄悲怆,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最优秀的作品。曹禺在此时期登上艺术高峰后随后创作力衰竭,因此探究曹禺抗战时期话剧创作对理解曹禺有重要意义,也对认识文学创作规律有所启示。论文一共有五部分。绪论包含曹禺抗战时期创作简介、曹禺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论述曹禺融入“抗战戏剧”潮流的剧作。《黑字二十八》与《蜕变》发挥着动员民众的作用,《桥》关注民族工业的发展,这都表示着曹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精神的增强。这类创作体现了曹禺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破旧立新的变革思想以及单纯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但是他所提出的借助精神重建推动社会变革的想法过于简单,不具备实践的可能性,剧作在艺术上也较为粗糙,人物形象单一,缺乏戏剧冲突,很快被观众淘汰。第二章探讨曹禺在话剧民族化进程中的贡献。《北京人》和《家》中那些觉醒进而反抗的青年,是20世纪初封建社会落幕时代的反封建主题以及坚韧善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曹禺将古典与西方的资源融入创作,创造了更加生活化、小说化的戏剧,幕与幕之间时空自由转换,融入古典文学的意象,带来传统意境的审美体验,成为话剧民族化的成功实践。第三章讨论曹禺剧作的批评与接受情况,从史料出发,探讨评论家与市场反响的差异。《蜕变》寄托着曹禺的政治理想,受到各种政治话语的介入,因政治形势的推动也曾热演一段时间,之后就失去了市场效应。《北京人》与《家》受到脱离现实主义的质疑,在左翼批评家的主导下确立起反封建的主题。这两部剧作不仅当时在剧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在认可与争议之间,曹禺的剧作经过大浪淘沙,逐渐进入经典行列。结语对全面抗战时期曹禺创作的地位进行阐述,从横向与同时代其他剧作进行比较,在纵向突出此阶段在曹禺艺术生命中的独特性。曹禺创作不出“第六部名剧”即创作力衰减的原因也可追溯至抗战时期,据此总结曹禺创作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并由此吸取文学创作的经验。
崔海瑞[3]（2020）在《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墓葬分布广泛,艺术面貌多样。四川地区尤为特殊,主要包括利州路、夔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又称“川峡四路”。宋代石室墓图像皆以石材雕刻而成,除了四神、武士等常见的宗教题材外,以墓主像、侍者、启门、花卉等体现世俗生活的内容为主。艺术手法以圆雕、高浮雕为主,也有一些浅浮雕、线刻等手法。雕刻完毕进行彩绘,具有典型的厚葬特征。从历时角度看,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继承了本土汉代石棺图像的诸多题材,到了北宋时再次复兴,部分内容有所创新。南宋时期达到最为繁盛的阶段,元明时期依然有所表现,可见区域性丧葬传统的巨大韧性。从共时角度看,相较中原北方地区的砖室墓,南方两浙路、江南路、荆湖路的土坑竖穴墓而言,四川地区主要以“同穴异葬”的长方形石室墓为主。墓葬空间宽绰,但防盗性和密闭性相对减弱,更加强调石刻图像的装饰性。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配置具有明显的艺术规律,主要受到性别、等级与财力的影响。士庶墓葬图像的格套化和程式化特征明显,高级官吏墓葬图像的内容更为丰富、配置灵活多样。安丙家族墓室后龛的图像有明显区别,出现持笏文官、香几瓶花等图像内容,体现了严格的官方礼制。杨粲夫妇墓中的女性文官、胡人献宝、龙椅等图像配置,体现了礼制和僭越综合交错的西南边域图景。泸县六座石室墓中启门者有男女之别,侍者所持器物也有不同,说明宋代礼制文化在士庶阶层中得到遵守,并呈现整体下移的态势。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中,家居场景、世俗生活题材显着增多。审美世俗化、商品化、文人化、复古化的倾向日益扩大。八卦、真文、真武大帝等图像反映了地域性道教信仰仍是主流。《楞严咒》等榜题图像体现了佛禅思想,和地上的大足石窟等图像内涵基本一致。整体而言,在同一座墓葬中虽然以区域性的道教信仰为主,但也融合了儒家、佛家思想,呈现“三教圆融”的趋势。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两方面。内因主要表现为:自汉代以来悠久的石质丧葬传统;丘陵地带充足的石材原料;宋代大足、千佛崖等石窟带的影响,以及系统的石刻技术和人才保证。外因主要表现为:由于南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骤变,宋廷给予了特殊的“八路定差”、“怀远”等政策支持;农业、盐业、茶业等富庶经济的保证;中原北方地区移民文化的渗透等。可见,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产生,既是区域性文化传统长期浸润的结果,又是宋代墓葬艺术互动、交融的产物。
张露[4]（2019）在《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文中提出近代报刊业兴起之后,知识分子具有了多重身份,编辑与作家不再是毫无联系的职业,有些文人甚至集二重身份于一身,这种现象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十分常见。不同文化身份不仅为不同领域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多重身份的融合与映照,也有利于全面审视他们的文学思想、编辑理念以及精神思想的变迁。本文从编辑角度梳理徐訏办刊与出版活动,探究其编辑理念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在编辑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中,考察徐訏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思想嬗变过程。徐訏虽曾师从林语堂并协助其编辑《论语》和《人间世》,但当他创办第一个刊物《天地人》时,却一改《人间世》的“闲适”格调,将社会现实与救亡作为刊物的着眼点。自《天地人》始,徐訏确立了现实主义办刊理念,这与其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有关。徐訏不仅关注现实,关注战争,而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政府。批判性的增强,令徐訏办刊风格具有了浓重的现实意味。虽然《读物》《人世间》与《作风》等刊物将文化启蒙作为主题,但刊物内容都以抗战为背景,且其目的也是为抗战服务的。在徐訏看来,救亡并未中断启蒙,从个人自由与民族独立角度来说,启蒙也应是救亡的一部分。此时,徐訏的办刊理念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萌芽,个人自由与社会现实开始成为他办刊的聚焦点。徐訏创办夜窗书屋时,由于“三思楼月书”计划需要,其对旧作的改写势在必行。改写或续写后的作品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故事情节基本未变,只是在原有情节基础上进行删减或增添,但改作中明显的变化就是对现实的怀疑以及自由意识的增强。徐訏为摆脱多方政治势力的干扰,以“幽默”为挡箭牌,摆出一副“中立”态度。尽管其欲与政治隔绝,但他关注现实的姿态仍未改变。虽不像上海时期那样强烈,但也表现出关注社会底层的倾向,并与其同时期文学主张和审美取向趋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徐訏一改前期隐忍的态度,自由主义完全占据其思想内核,对国际局势以及大陆和港台的政治生态进行批评或批判,成为其办刊与文学创作的重心,他对自由的理解与感悟,已由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干预现实的姿态也愈加明显。本文从编辑角度将徐訏办刊理念与思想发展脉络呈现出来,在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中,考察徐訏思想以及精神的发展变化轨迹,探究以徐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时代与政治浪潮中的思想变化,从而浓缩出一类知识分子的时代缩影。徐訏所办刊物的主张、办刊理念与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存在一致性,因此,通过研究其编辑事业,可以将他的编辑活动、文学创作以及思想嬗变历程结合起来。尽管前人业已提及现实主义在徐訏创作以及思想中的重要性,但大家却依旧认为徐訏是浪漫主义作家,并将浪漫主义作为其创作风格和思想倾向的代名词。本文从编辑与文学互动的角度发现,现实主义不仅在徐訏思想以及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贯穿于其文学创作和编辑活动的始终。可以说,现实主义是徐訏创作风格的基础,他的目光始终是直面现实的,他干预现实的姿态和力度,是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与之相比的。在现实与政治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则成了徐訏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现实无法满足其理想需要时,在现实的困境中,徐訏也会寻找新的思想出路,而自由主义则成了其苦痛困境中的一剂良药。徐訏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在其编辑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徐訏一直关注现实,但又无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现实、政治以及自由等思想交织在一起。从编辑角度入手,将徐訏的编辑思想、文学主张以及思想变化呈现出来,在对“现实主义”、“雅俗观念”以及自由主义的探究与辩证中,呈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过程和心路历程。
孙琳[5]（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指出“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周明[6]（2019）在《阿卜杜·拉赫曼·卡瓦基比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附录组成。绪论包括研究背景及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问题和观点、创新点和研究方法。正文由八章组成,各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为“近代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社会状况”,这也是对阿卜杜·拉赫曼·卡瓦基比（1854-1902）所处时代背景的介绍。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全面冲击、阿拉伯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卡瓦基比所处社会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在前两大方面,笔者重点以卡瓦基比主要生活的大叙利亚地区为例予以说明。第二章为“卡瓦基比思想之形成”,包括卡瓦基比生平、作品简述和其思想形成之渊源。卡瓦基比丰富的人生阅历促进了他思想的形成,他的两本着作——《诸镇之母》（?）、《专制的本质与奴役的根源》（?）是其思想结晶在今天的主要体现,其思想形成之渊源与西方文化中优秀成分的吸纳、理性思维的运用和传统文化中的赛莱菲耶思想亦密不可分。第三章分析卡瓦基比的政治思想。首先,在反对专制上,阐述卡瓦基比对专制及专制政府的界定,总结他反对专制的原因,分析他反对专制的解决之道,除卡瓦基比所确立的三大原则外,笔者将归纳其反对专制的具体方式。再者,论述卡瓦基比政教分离思想倾向的表现及有关原因。最后,论述卡瓦基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从反对土耳其统治者的专制压迫、谋求阿拉伯人的自治乃至完全独立,倡导阿拉伯人在伊斯兰复兴中的领导权,反对西化和西方殖民主义的角度予以分析,并阐述其民族主义观的特性。第四章分析卡瓦基比的宗教思想,包括赛莱菲耶思想和重视伊斯兰集会的思想。第一,阐述他的赛莱菲耶思想的主要表现——正本清源,倡导积极入世,反对“塔格利德”（?）、提倡创制,在此基础上,从“中道发展之路”、“与时俱进精神”、“强调自由意志与能力”三个方面分析他这一思想的理性色彩。第二,阐述卡瓦基比重视伊斯兰集会的思想,这突出体现在他的思想中出现了召开伊斯兰会议乃至建立伊斯兰组织的构想,他意在通过集会促进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与复兴。第五章分析卡瓦基比的社会思想。首先,在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上,主要论述他这一思想形成之源泉——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伊斯兰教义,以及它的具体体现——提倡物质文明建设,关注社会、经济不公问题,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措施和原则。其次,阐述卡瓦基比以树立现代教育理念为核心的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最后,主要简述卡瓦基比以倡导女性教育和工作为基本内容的女性解放思想。第六章阐释卡瓦基比思想的特点,其特点体现为反对专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上的温和渐进性,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女性解放思想和世俗化倾向思想上的不彻底性,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关系、本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伊斯兰教内部既有元素方面的调和性。除阐释特点的表现外,本文还将就其中的一些原因进行分析。鉴于卡瓦基比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先驱的最突出的身份,第七章将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第八章将分析卡瓦基比思想对当今阿拉伯社会的启示,这些启示主要体现在民族团结、宗教宽容、女性解放、发展道路和民主建设方面。结语中,在论文结构的总体脉络下,主要简要概括了卡瓦基比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通过对卡瓦基比思想与阿富汗尼、阿卜杜胡思想进行对比,可发现卡瓦基比思想的领先、独到之处,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在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中的地位。附录为卡瓦基比在《诸镇之母》中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落后原因的概括。
宋世瑞[7]（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提出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张帆[8]（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研究说明《<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陶海洋[9]（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吴琼[10]（2012）在《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文中研究表明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这是一个综观的大课题。明末清初本身乃重要的社会历史转型期，伴随着这个历史转型，文学发生了明显的风格迁移与性格转变：政治经济的变化改变了社会风气与生活方式；个性解放思潮的风起云涌颠覆了知识分子的陈旧观念；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式微与复归之间摆荡；士人的命运与精神亦席卷在历史洪流中不能自已。这些文化环境的剧烈变化影响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创作，也在其中遗留了许多深刻而真实的历史信息。截取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考察时代作用于文学的复杂层次、丰富形式与辩证过程，梳理文学发展演变的脉络，有助于我们对明末清初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综合把握。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中，文学思潮、时代变化、官方意志分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末时个性解放思想对传统文道观进行挑衅与突破，当时心学泛滥，士人思想开放，整个社会呈现出摆脱旧有轨道的兴奋狂乱与生机勃勃。文学创作也积极赶上时代的步伐，加大了对现实生活的表现范围和对个体心灵的挖掘力度。明末文学这在这种精神的笼罩下一改前期颓气，呈现出一种全面繁荣的景象。易代之际的强大外力将文学引领到眼前实际，前期的思潮骤然搁浅，进入到积极反思与调整阶段，时代巨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深沉宏阔、震荡人心的题材，明末文学的自由与自我被大时代图景与心灵震荡替代。清初，传统文学观正式开始对明末个性解放进行打压与修正，命运巨变的一代士人，谱写着宫阙山河之感，衣冠人物之悲，新朝士人则开始顺应太平，大奏雍容和雅之调。各个阶段都充满了激烈的新旧对抗，社会因素的老朽与新变，思想观念的顽固与觉醒，文学表现的保守与激进，明末清初的文学正是在新旧对抗与兼容的文化环境中收获了丰富的成果，而它原本缓慢推进的风格转变每每因为突然的社会历史变化而加快步伐，出现种种新异状况。其种种宏观的风格转变，种种具体而微的原因和表现，正是本文所希望能展现的。本论文以概括阐述明末清初的文学创作变化为内容，从一个大的文化视角，透视明末清初之际文学嬗变的内在外在状貌，描述它背后各种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因素所勾连形成的文化背景，通过对各个阶段内社会道德风气、社会心理、作家生存精神状况的把握，揭示这个文化背景是怎样作用于文学转变的。即在把握明末清初历史社会变化的基础上，描绘出彼时文学嬗变的清晰轨迹，勾勒出一个文化学角度的明末清初文学简史。本文正文部分三章为一段，时段界定为：第一阶段万历后期至天启末，这是明末文风的完全展现期；第二阶段崇祯初至顺治前期，这是鼎革之际文学的转变期；第三阶段顺治后期至康熙中后期，这是清代文学性格的初步成型期。各部分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切入，联系社会心理与作家本身，从制度层面、思想文化层面进而推进到文学表现层面，层层深入。文学表现部分，选取了各时间段内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流派或者具体作品，通过对作品与时代精神风貌联系的分析，展现文学整体风格转变的蛛丝马迹、社会历史变迁影响文学的途径，从而直观显现明末清初文学嬗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明末清初文学的嬗变，是明末清初时代巨变引起的。这种引发并非是单方面的直接外力强加，而是有一个影响力传递和选择接受及变形表现的复杂过程，这也正是明末清初文学嬗变的特殊魅力。
二、腐败何时不雷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腐败何时不雷同?（论文提纲范文）
（1）从《人民的名义》到《巡回检察组》——浅析反腐类电视剧的创作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 一、紧贴时代的脉搏，揭露社会痼疾，引发观众的共鸣 |
| 二、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人物百景图 |
| 三、叙事的艺术：多线并行，交织成网，情节环环相扣 |
| 四、桎梏与不足 |
| （一）人物的“失真”与“停滞”——女性角色塑造的不足 |
| （二）叙事视角的“固化”与“收缩” |
| 五、结语 |
（2）曹禺全面抗战时期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投入“抗战戏剧”潮流 |
| 第一节 干预现实的创作与演出 |
| 第二节 “蜕旧变新”的路径 |
| 第三节 意义与空虚 |
| 第二章 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与成就 |
| 第一节 冲决网罗——反封建的斗争精神 |
| 第二节 转向传统——审美视角的民族化 |
| 第三节 话剧风格——悲剧与喜剧的交融 |
| 第三章 曹禺话剧的批评、接受与经典的建构 |
| 第一节 《蜕变》与政治话语的互动 |
| 第二节 剧场中的成功与价值评估 |
| 第三节 曹禺话剧的经典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两及答辩情况表 |
（3）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方法、思路、创新点 |
| 第一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渊源与分布 |
| 第一节 石室墓图像的渊源 |
| 一、四川地区悠久的石刻丧葬传统 |
| 二、中原北方地区墓葬图像的影响 |
| 第二节 石室墓图像的分布 |
| 一、川南地区 |
| 二、川东地区 |
| 三、川北地区 |
| 四、川西地区 |
| 小结 |
| 第二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艺术分析 |
| 第一节 石室墓图像的分类 |
| 一、现实生活题材 |
| 二、神异题材 |
| 三、其它特殊题材 |
| 第二节 石室墓图像的造型风格 |
| 一、严谨的庙堂风格 |
| 二、含蓄的文人风格 |
| 三、多样的民俗风格 |
| 第三节 石室墓图像的制作工艺 |
| 一、生产地点与取材 |
| 二、雕刻技法与流程 |
| 小结 |
| 第三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的图像程序与墓葬空间 |
| 第一节 安丙家族墓图像系统中的官方礼制 |
| 一、安丙家族墓主题图像及随葬器物厘析 |
| 二、安丙家族墓例图像的比较 |
| 三、安丙家族墓室图像中的文化现象 |
| 第二节 泸县宋墓图像系统中的士坤文化 |
| 一、泸县宋墓图像类型与组合 |
| 二、墓主性别与图像规律 |
| 三、墓主身份与图像关系 |
| 四、泸州在南北宋之间的地位变迁 |
| 第三节 杨粲夫妇墓图像系统中的边域图景 |
| 一、杨粲夫妇墓的价值与意义 |
| 二、杨粲夫妇墓的图像程序 |
| 三、杨粲夫妇墓石刻图像的文化内涵 |
| 小结 |
| 第四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中的“川峡模式” |
| 第一节 “川峡模式”的内容 |
| 一、石材模式 |
| 二、配置模式 |
| 三、性别模式 |
| 四、等级模式 |
| 第二节 与其它区域墓葬图像的比较 |
| 一、图像的区域分布不同 |
| 二、图像的表现方式不同 |
| 三、图像内容不同 |
| 第三节 “川峡模式”的成因 |
| 一、区域性文化传统 |
| 二、富庶经济的保障 |
| 三、政治制度的支持 |
| 四、移民文化的浸润 |
| 第四节 “川峡模式”的演变与影响 |
| 一、图像传统依然延续 |
| 二、实物随葬的趋势加强 |
| 三、区域特征相对明显 |
| 四、对于地上石刻题材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石室墓图像中的审美旨趣 |
| 一、世俗化特征明显 |
| 二、商品化趋势加强 |
| 三、文人化韵味呈现 |
| 四、复古化格调再起 |
| 第二节 石室墓图像中的信仰文化 |
| 一、道教信仰为主 |
| 二、儒家礼制普遍 |
| 三、佛教信仰并行 |
| 四、“三教圆融”凸显 |
| 第三节 石室墓图像中的丧葬习俗 |
| 一、与其它区域葬俗的比较 |
| 二、寿堂现象盛行 |
| 三、厚葬习俗明显 |
| 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统计表 |
| 附录二: 宋、辽、金伎乐图墓例 |
| 附录三: 唐代、元代伎乐图墓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4）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4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立足社会:现实、救亡与启蒙 |
| 2.1 “帮厨”编辑,缺乏主体地位 |
| 2.1.1 系缘《论语》,初涉编辑 |
| 2.1.2《人间世》——编辑生涯的开端 |
| 2.1.3《论语》和《人间世》之于徐訏办刊的影响 |
| 2.2 突破“闲适”与批判现实 |
| 2.2.1 “比较少年”:突破“闲适”与直面现实 |
| 2.2.2 匕首与投枪:救亡时代的揭露与批判 |
| 2.2.3 透视现实:民间文艺隐含的世俗人生 |
| 2.3 启救亡之蒙与自由理性 |
| 2.3.1 “孤岛”期刊文学态势 |
| 2.3.2 《读物》:启蒙与抗战的“教科书” |
| 2.3.3《人世间》:救亡——自由与理性的新归宿 |
| 2.3.4 《作风》:文化启蒙与“作风” |
| 第三章 上海夜窗书屋与自由意识萌芽 |
| 3.1 “只出自己的书”——独特个性与自由体验 |
| 3.2 “三思楼月书”版本改写——现实迷惘与乌托邦设想 |
| 3.2.1 改写缘由——个体生命的执着追寻 |
| 3.2.2 突破现实禁锢,追求自由人生 |
| 第四章 批判意识与自由价值立场 |
| 4.1 曲折回归现实人生——现实性、文艺性与娱乐性的矛盾选择 |
| 4.1.1 《幽默》的创刊缘由与时代坚守 |
| 4.1.2 “中年人读物”的“幽默”与“个性” |
| 4.1.3 “小品”中的人生:讽刺与“幽默” |
| 4.2 个人意识与现实的策略化呈现 |
| 4.2.1 “幽默”的个人性与现实人生结合 |
| 4.2.2 拓展公共文化空间——通俗性、娱乐性的策略化趋向 |
| 4.3 徐訏晚年办刊风格转向:时政批评与自由意识 |
| 4.3.1 社会批判与个人意识觉醒 |
| 4.3.2 《七艺》的自由意识:时代的荒诞与批评 |
| 第五章 徐訏编辑思想与编辑理念 |
| 5.1 徐訏的编辑理念与原则 |
| 5.1.1 有益于抗战、文化与社会 |
| 5.1.2 启蒙精神:树立健全的社会意识、文学风格与价值观 |
| 5.1.3 传记文学:真实的“人”与人性 |
| 5.1.4 装帧精美:唯美自然 |
| 5.2 徐訏编辑思想 |
| 5.2.1 “自由主义”办刊理念 |
| 5.2.2 立足现实、时代与社会 |
| 5.2.3 编辑:综合的人才 |
| 第六章 结语徐訏编辑思想渊源:现实关怀与自由主义辩正 |
| 6.1 突破浪漫藩篱,关注现实人生 |
| 6.2 “雅”与“俗”的游离融合 |
| 6.2.1 雅俗:文学观念和办刊理念的同步 |
| 6.2.2 不一样的“俗”:“世俗”而不“媚俗” |
| 6.3 个人与时代自由的困境与思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 二、擅权的奸佞 |
| 三、滥权的胥吏 |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 小结 |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典文献类 |
| 二、研究着作类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阿卜杜·拉赫曼·卡瓦基比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主要问题和观点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地区 |
| 第二节 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 |
| 第三节 阿拉伯民族意识的觉醒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卡瓦基比思想之形成 |
| 第一节 卡瓦基比生平简述 |
| 第二节 卡瓦基比作品简述 |
| 第三节 卡瓦基比思想形成之渊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卡瓦基比的政治思想 |
| 第一节 反对专制 |
| 第二节 政教分离的思想倾向 |
| 第三节 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卡瓦基比的宗教思想 |
| 第一节 赛莱菲耶思想 |
| 第二节 重视伊斯兰集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卡瓦基比的社会思想 |
| 第一节 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二节 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女性解放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卡瓦基比思想之特点 |
| 第一节 温和渐进性 |
| 第二节 不彻底性 |
| 第三节 调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卡瓦基比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启迪民智促进觉醒 |
| 第二节 保留火种推动演变 |
| 第三节 路线贯彻不失前瞻 |
| 第四节 遗产阿盟领袖之师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卡瓦基比思想对当今阿拉伯社会的启示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 |
| 第二节 宗教宽容 |
| 第三节 发展道路 |
| 第四节 女性解放 |
| 第五节 民主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板桥体” |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说粤体” |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聊斋体” |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 四、小结 |
| 结语 |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 一、《玉光剑气集》 |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 三、《楚庭稗珠录》 |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 小结 |
| 总结 |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01 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外篇》 |
| 02 王初桐《奁史》《拾遗》 |
| 03 王韬《瓮牖馀谈》 |
| 04 王韬《遁窟谰言》 |
| 05 王韬《淞滨琐话》 |
| 06 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 |
| 07 孔毓埏《拾箨馀闲》 |
| 08 史震林《重订西青散记》 |
| 09 竹勿山石道人《(?)蛣杂记》 |
| 10 沈起凤《谐铎》 |
| 11 沈瓒《近事丛残》 |
| 12 李元复《常谈丛录》 |
| 13 李庆辰《醉茶志怪》 |
| 14 宋咸熙《耐冷谈》 |
| 15 金捧阊《客窗偶笔》 |
| 16 俞蛟《梦厂杂着》 |
| 17 俞梦蕉《蕉轩摭录》 |
| 18 俞樾《隐书》 |
| 19 杜纲《娱目醒心编》 |
| 20 陆寿名《续太平广记》 |
| 21 孙橒《馀墨偶谈》 |
| 22 徐一麟《牧庵杂记》 |
| 23 徐兆丰《风月谈馀录》 |
| 24 徐昆《柳崖外编》 |
| 25 徐崑《遁斋偶笔》 |
| 26 徐震《女才子集》 |
| 27 许叔平《兰苕馆外史》 |
| 28 许桂林《春梦十三痕》 |
| 29 黄承增《广虞初新志》 |
| 30 黄凯钧《遣睡杂言》 |
| 31 黄鸿藻《逸农笔记》 |
| 32 张培仁《静娱亭笔记》 |
| 33 张贞《渠邱耳梦录》 |
| 34 张纯照《遗珠贯索》 |
| 35 张贵胜《遣愁集》 |
| 36 屠绅《六合内外琐言》 |
| 37 彭孙贻《客舍偶闻》 |
| 38 彭昌祚《恐自逸轩琐录》 |
| 39 雷琳《渔矶漫钞》 |
| 40 杨望秦《巽绎编》 |
| 41 杨懋建《京尘杂录》 |
| 42 叶承宗《耳谈》 |
| 43 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 |
| 44 蒲松龄《聊斋志异》 |
| 45 蒲松龄撰,刘瀛珍编《聊斋志异遗稿》《附录》 |
| 46 刘世馨《粤屑》 |
| 47 刘寿眉《春泉闻见录》 |
| 48 乐钧《耳食录》《二编》 |
| 49 谢香开《瓜架夕谈》 |
| 50 缪艮《涂说》 |
| 51 缪荃孙《秦淮广记》 |
| 52 双保《铁若笔谈》 |
| 馀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编 个性思潮滋养中的文学创作 |
| 第一章 明末文学的发生背景 |
| 第一节 明末社会的终极性特征 |
| 一、 集权政治的巅峰与统治秩序的失控 |
| 二、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动 |
| 三、 异端思想的泛滥与传统纲常的濒临崩溃 |
| 四、 古典文化的总结和近代文明的依稀曙光 |
| 第二节 明末俗世掠影 |
| 一、 商贾货殖甚嚣尘上 |
| 二、 城市文化蓬勃发展 |
| 三、 拜金与纵欲的横流 |
| 四、 全民性的消费狂欢 |
| 第三节 明末士林景观 |
| 一、 悠游末世的生活状态 |
| 二、 师心悦禅的精神信仰 |
| 三、 出雅入俗的审美取向 |
| 第二章 开到荼蘼的明末文学 |
| 第一节 诗文领域复雅与任俗的激荡 |
| 一、 公安诗文的任俗趋向 |
| 二、 竟陵文人的复雅主张 |
| 三、 小品文字的灵思妙想 |
| 第二节 小说中的末世风情图画 |
| 一、 魑魅魍魉《金瓶梅》 |
| 二、 “三言二拍”的全新视角 |
| 三、 类型小说的蓬勃发展 |
| 第三节 情理争胜的戏剧舞台 |
| 一、 汤显祖的真情世界 |
| 二、 吴江派的本色信仰 |
| 第三章 明末文学的个性及走向 |
| 第一节 明末文学的鲜明个性 |
| 一、 娱人娱己、锐意出奇 |
| 二、 俗化倾向明显 |
| 三、 市场主导因素的增强 |
| 第二节 明末文学的走向思索 |
| 一、 自由的写作风气 |
| 二、 通俗文学的登堂入室 |
| 三、 良性的文化市场 |
| 中编 岸谷之变主导下的文学呈现 |
| 第四章 明清之际的文化语境 |
| 第一节 历史逆流与夷夏之变 |
| 一、 明亡前夕的动乱失序 |
| 二、 甲申国变的历史逆流 |
| 三、 夷夏之变的深刻内涵 |
| 第二节 文人的升沉际遇 |
| 一、 慷慨济世与以身殉国 |
| 二、 奔走抗清与萧然逃世 |
| 三、 贰臣的尴尬地位 |
| 第三节 学风的悄然转向 |
| 一、 士人的经世倾向 |
| 二、 对王学的有意修正 |
| 第五章 易鼎之际的文学变化 |
| 第一节 传统诗文理性的回归 |
| 一、 别裁伪体的复古风潮 |
| 二、 追忆痛悔的心灵哀章 |
| 三、 汲古通今的诗学建设 |
| 第二节 白话小说生气的彰显 |
| 一、 时事小说的忧患情绪 |
| 二、 短篇小说的布道意旨 |
| 第三节 戏曲舞台热情的迸发 |
| 一、 临川、吴江的合流 |
| 二、 时事剧的轰动效应 |
| 三、 苏州派的时代精神 |
| 第六章 明清之际的文学风貌及反思 |
| 第一节 易代之际的文学风貌 |
| 一、 爱国情怀高涨 |
| 二、 功利文学观的抬头 |
| 三、 浓重的末日感伤 |
| 第二节 文学转变的特殊情境 |
| 一、 天翻地覆时的应激反应 |
| 二、 通俗文学影响力的抬升 |
| 下编 明末精神与官方意志博弈中的文学迁移 |
| 第七章 清初文学的历史土壤 |
| 第一节 艰难的文化整合 |
| 一、 异质文化的融汇整合 |
| 二、 恩威并施的文化政策 |
| 三、 汉族知识分子的境遇 |
| 第二节 清初学风的演化形成 |
| 一、 攻讦君主专制 |
| 二、 反思明末学风 |
| 三、 发扬经世传统 |
| 第三节 清初对明代文学的回顾 |
| 一、 清初的明代诗文批评 |
| 二、 清初文学批评的正名内涵 |
| 第八章 清初文坛的熙攘图景 |
| 第一节 诗坛重现雅正之风 |
| 一、 遗民诗的悲美风貌 |
| 二、 淳雅格调的兴起 |
| 三、 词作的中兴与嬗变 |
| 第二节 小说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
| 一、 李渔的人间喜剧 |
| 二、 才子佳人南柯梦 |
| 三、 蒲松龄的苦心孤诣 |
| 第三节 雅俗并峙的戏剧舞台 |
| 一、 抒情剧的悲愤寄寓 |
| 二、 风情剧的喜剧内涵 |
| 第九章 清初文学的个性与地位 |
| 第一节 清初文学的个性 |
| 一、 炽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深邃的生命悲剧感 |
| 二、 主体精神的沉潜与现实表现的畏缩 |
| 第二节 清初文学的“继往”与“开来” |
| 一、 清初对明末文学的继承 |
| 二、 清初文坛对明代文学的反拨与指向 |
| 结语 |
| 致谢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腐败何时不雷同?（论文参考文献）
- [1]从《人民的名义》到《巡回检察组》——浅析反腐类电视剧的创作特色[J]. 纪超. 今古文创, 2021(42)
- [2]曹禺全面抗战时期话剧研究[D]. 祝贺. 山东大学, 2021(02)
- [3]四川地区宋代石室墓图像研究[D]. 崔海瑞. 东南大学, 2020(02)
- [4]现实关怀与自由立场 ——徐訏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研究[D]. 张露. 河北大学, 2019(04)
- [5]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D]. 孙琳. 山东大学, 2019(02)
- [6]阿卜杜·拉赫曼·卡瓦基比思想研究[D]. 周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10]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D]. 吴琼. 上海师范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