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安石变法悲剧新解（论文文献综述）
郭勇健[1]（2021）在《易中天的美学历程和美学三书》文中研究表明易中天先生是"多向度的人",不过他首先是美学家,而且是中国当代美学界颇有影响的"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美学讲稿》是易先生的美学三书,代表其美学历程的三个阶段,即中国美学史阶段、美学原理阶段、美学教育阶段。易先生的美学研究注重方法。在美学史研究中他贯彻"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用"以古解古"辅助"以今解古",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视域融合"隐然相通;在美学原理研究中他独创了"人类学的还原"法,还原介于实证和思辨之间,将艺术起源论和艺术本质论合二为一;在美学教育中他强调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分离,并创造性地给出了艺术的三重界定,体现了美学思维的系统方法。易先生的主要美学贡献是提出"人的确证"说,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系统,也是当代中国值得重视的一个理论成就。
李子雄[2]（2020）在《刘定之《宋论》研究》文中指出刘定之出身书香门第,为官三十余载,政绩卓然,学术亦佳,在史学和易学方面成就突出。他的主要史学着作有《宋论》《否泰录》,并有诗文传世。《宋论》是明朝前中期史论类重要着作之一,其刻本、抄本传世稀少,现存日本内阁文库抄本、天一阁藏本、清桂山堂刻本等。《宋论》亦收录刘定之文集《呆斋存稿》卷之五至卷之七,另有《明文衡》节录本。《宋论》全书约2万2千余字,分为3卷18篇、并有吴琛所作《序》、刘寅之所作《后序》。每篇别以帝号,自宋太祖、宋太宗到宋度宗,祥兴帝皆有评论,所论事件,每篇多则三件,少则一件。所用史料不仅仅局限于《宋史》,也大量选取《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等历史典籍。其内容集中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陈桥兵变、北宋初年皇位继承风波、太宗弑兄、“孤注”之说、寇凖被贬、罢免丁谓、宋夏外交、侬智高叛乱、濮议、熙宁变法、元佑党争、崇道、开封城的地理因素、绍兴和议、高宗禅位、联蒙灭金、朱熹《山陵议状》等史事,凡是关乎治乱兴衰,有资于鉴的均有评论。评论部分言语精炼,卓见频出。不仅深刻反思宋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刘定之《宋论》持论公允、褒善贬恶,虽绕不出以理学正统史观评判历史功过之惯性,但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往往能客观评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未借宋史宣扬尊夏贬夷的思想,这与王夫之《宋论》所强调的大汉民族观有所不同。正是这种珍贵的求是求实理念,推动了明朝宋史研究的进步,也为后世的宋史研究树立榜样。
张明明[3]（2020）在《《红楼梦》高潮艺术论》文中指出《红楼梦》的叙事高潮概念是一个伴随着《红楼梦》创作、刊行、评点、传播与接受,而渐趋成熟与定型的概念。根据核心人物、主要矛盾、余波影响、事件转捩点、小说旨归等界定“高潮艺术”的关键词,可梳理出六大高潮事件,即元妃省亲、宝玉挨打、祭宗祠开夜宴、抄检大观园、黛死钗嫁和贾府抄家。这六大高潮事件分别以贾元妃、贾宝玉、贾珍与贾母、王夫人与王熙凤、林黛玉与薛宝钗、贾政为核心人物,多次使用皴染、横云断山、特犯不犯、伏脉千里、一树千枝等艺术手法,围绕着贾府中兴、后继无人、祖恩耗尽、理想世界遭到现实世界侵袭、情的毁灭、家族败亡等重大问题,共同演绎着家族兴衰与宝黛情缘两条主线上的故事。其中,元妃省亲既是贾府衰落过程中政治中兴的高潮,也是小说由“风月宝鉴”主题向宝黛爱情与贾府兴衰主题的过渡,还为后续其他高潮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与土壤,尤其是大观园的修建,为宝黛情缘的发展提供了环境支撑;宝玉挨打是宝玉人生路上“情悟”哲学的关键,也是世俗与脱俗冲突的高潮,更是小说“以人补天”失败的高潮;祭宗祠开夜宴是贾府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该高潮过后,小说的叙事主调由欢乐、融洽转向忧忿、哀怨,叙述的重点转向对各方矛盾斗争的书写;抄检大观园的爆发标志着贾府内部矛盾的炽热化,是贾府“自杀自灭”的高潮、是“世俗世界”对“理想世界”戕害的高潮、是贾府婢女遭遇悲剧的高潮,也是贾府抄家的凄惶预演;黛死钗嫁是整部小说“梦幻情缘线”的核心,宣告了“木石前盟”的失败,代表着爱情、诗心以及青春的结束;贾府抄家是家族衰败的制高点,是家族兴衰线与宝黛爱情线最后的交点,是对小说其他高潮的总照应。上述高潮事件既富于变化性,又合于统一性,在遵循生活与艺术规律的基础上,都有开端、有铺垫、有发展,“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矛盾冲突最激烈、核心人物形象最饱满、主旨表达最鲜明的情节,才会将故事推向高潮,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观者情绪。高潮事件之后,情节也不会戛然而止,而是放缓或加快后续影响,增强整部小书的厚重感,使情节富有节奏感。同时,还要不断加入新的情节链,转换枢纽,别开一境,从而牵引出后续高潮事件。无论家族兴亡线,还是宝黛情缘线,都在阐述幻灭与毁灭,这是《红楼梦》高潮艺术的统一性;因各高潮事件侧重点不同,幻灭的表现形式和幻灭的内容不同,这又是《红楼梦》高潮艺术的变化性。通过探究《红楼梦》高潮事件始末及其起承转合间的艺术特征,可以发现,小说的高潮事件应具备结构的匀称性、手法的反复多样性、情节的相似与差异的统一性、人物形象的定型性四方面特点,且这四方面应统一于小说主线、服务于小说主旨。这既是裁夺诸多事件是否为高潮事件的必要条件,也是判断《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处理高潮事件时,技法高低的又一标准。
孙琳[4]（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研究说明“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张清修[5]（2019）在《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时代性》文中研究说明门阀士族的衰落消亡、科举制度的改革和立国以来采取的右文国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促进了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地位的形成。集官僚、学者、文人于一身而三任,社会地位等与前代相比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使宋代士大夫社会使命感之强,社会理想思想之丰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加之赵宋王朝为士大夫阶层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参与空间,士大夫们在构建“回向三代”的社会理想等重大社会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理论,并多能将其付诸实践,为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和道德价值重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范仲淹为实现“治平天下”而推行的庆历新政;张载“民胞物与”为特点的社会理想构想;王安石为实现国富民强而兴起的熙宁变法;朱熹重建儒家伦理道德的理学思想;陆九渊以“心学”为主的社会理想,陈亮的事功思想等。宋代士大夫陈义高远,大讲兴利除弊,显示了他们渊博的知识和对社会建设的宏观把握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一些学者尤其后来的理学家们的空谈性命、坐而论道,使这些理论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和失误。发端于北宋中期的党争,逐渐使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趋向非此即彼的偏狭与对立,所构建的社会理想不免为多种社会因素所影响。士大夫阶层为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古代社会理想思想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甄飒飒[6]（2015）在《元杂剧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迄今为止,学界对元杂剧的研究已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在文献收集、书目整理、流派分析、思想探入、人物形象阐述和语言风格探析等方面日臻完善。同时冲破了学科界限,从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科学角度切入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总体来看,无论是从单纯的文学角度还是文学史角度、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成果都是令人瞩目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用探讨小说艺术特质的方式来研究戏曲,从叙事学的角度,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为切入点,元杂剧本身作为戏曲的美没有得到很好的观照；对重点作家、作品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元杂剧的整体美学特征研究却显得不足；只重视元杂剧研究某一方面而不能兼顾全局,例如只重戏不重曲,只论悲剧不论喜剧,只看创作不看传播等。简而言之,就是元杂剧美学整体研究的缺失。到现在为止,学界还没有一部从元杂剧各个方面进行探析的美学方面的专着,这严重制约了元杂剧研究在美学方面的进步。所以论文将从元杂剧研究的薄弱环节一一美学整体形态研究入手,来细致梳理元杂剧的美学特征,并结合文化环境和社会审美心理对元杂剧的影响,讨论元杂剧美学特征形成的原因,以期解决现在元杂剧研究中美学研究不充分的问题。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元杂剧整体美学形态论,从文艺和文化两个角度来研讨元杂剧的美学特质。元杂剧是一种综合性的文艺样式,它吸收了抒情文艺与叙事文艺两种文艺的特性,体现了各种文艺样式的有机融合。在表达方式上,元杂剧更是兼具了叙事文艺客观、全景的表现传统与抒情文艺主观、自我的表现传统。在文化特征上,元杂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雅俗文化交融的产物,它的诞生与文化话语权的转移和社会审美文化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具备了文化产业的初级形态,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章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论,第一节论述了元杂剧审美文化的特质,如兼容并蓄的文化熔铸性、巨大的传播能量和广泛的群体涵盖范围。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引入,更有助于从传播的角度和创作、传播、接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深入探讨元杂剧美学特点形成的原因,凸显文艺作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节研讨了元杂剧的美学思想。元杂剧的美学思想具备双重性的特征,表现为对传统的接受与重构和浓重的时代“悲情”,体现“史”与“时”的结合,“史”是历史,是传统,“时”是时代,是现实。第三章元杂剧美学体式论,分别从元杂剧的代言体、一本四折、一人主唱、宫调安排、剧本特征等元杂剧的形式构成因素入手来进行研究。元杂剧的代言体脱胎于诗词代言体,有着鲜明的抒情特征,是诗词代言体的舞台立体呈现。一人主唱的演述方式,是限知视角下的抒情与叙事。“一本四折”是稳定的整一性剧本结构,由叙事主线串联起了不同的演述板块。代言体、一本四折、一人主唱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是元杂剧在体式上区别于南戏与明传奇的重要特征。元杂剧的音乐具有稳定性、类型化的特点。而元杂剧的剧本受多重美学要素的影响,吸收了广泛材料、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变化。音乐与剧本二者的有效融合,产生了许多精彩纷呈的故事。第四章审美类型论,重点讨论元杂剧的悲剧、喜剧的类型。大概同时代的东方戏曲与西方戏剧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西方的戏剧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元杂剧。在判定元杂剧类型时,要注意它本身兼具的抒情与叙事的两大特征,从剧本的主题表达与抒情特征这两个方面进行观照。元杂剧中的悲剧与矛盾、冲突等叙事层面的关联并不明显,它以强烈的含有“悲”的情感因子为审美对象,强烈浓厚的抒情性是它基本的美学特征。此类悲剧有着强烈鲜明的主题意识。悲剧主题能超越个体的生命体验,突破具体、个别的人生现象而上升到一定的生命层次。而元杂剧喜剧使观众能感受到对“至善”、“至纯”、“至真”的情感的追求,也能反思自己的命运与人生,从笑声中感知蓬勃的生命力与人生的真谛。元杂剧喜剧的内核并非单纯的“调笑”、“嘲讽”,而是一股蓬勃向上、勇于追求与挑战的“正能量”。本文尝试从宏观角度来研讨元杂剧美学,用新视角、新方法进行研究。在美学范畴内的各个方面,对元杂剧的特质进行一一梳理,既观照整体全局,又照顾细节重点,并注重其内部质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将元杂剧置于汉民族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重视传播这一因素对元杂剧的影响。同时采取了新的论述方法,使史料与理论相结合,摆脱以往的习惯性描述手法和叙事关注视角,力求能在元杂剧美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摆脱以往戏曲研究中“叙事”因素分析过重的影响,突出元杂剧的“戏曲”本质,发掘元杂剧“抒情”之血脉,更注重强调它与其他戏曲类型的不同之处,通过各个角度的分析细致入微地将元杂剧的美学特征表现出来,从社会文化与文艺传承的角度来展现元杂剧的独特价值,尝试以一种宏观视角来全面解读元杂剧的美学特征。其次,摆脱以往侧重于叙事层面的生平作品、思想内容、语言特点的三段式论述和只重理论阐述不重文献和作品征引的研究方法。在以往的元杂剧研究中,这两种论述方式是较为普遍的,前者往往适用于某个作家或者某个题材作品的研究,而后者则多用于美学方面的研究。本文在进行论述时,注意文献、作品的征引,将丰富的史料和实例引入论文之中,增强论文的说服力,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同时也将摒弃三段式研究,从音乐的使用、结构的搭建等角度来讨论杂剧作品,使“普遍”与“特殊”都能体现在论文之中。最后,本文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注重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文化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元代社会文化对元杂剧的影响和元杂剧的文化特点,从而更好地理解元杂剧的美学特征和美学内涵,打破西方美学理论对元杂剧美学形态的定论。
郭莎[7]（2012）在《唐宋文人创作与其悲剧命运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士志于道”，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职责，是我国古代士人所积极追求的人生理想。但在“家天下”的我国封建时代，士人这种为国为民的价值观念，因与统治者之价值观念存在不同，加之旧贵族谗佞势力及落后思想因素的阻碍，因此往往难以实现，也即是如司马迁所概括出的“圣贤不得通其道”，因而产生了人生悲剧。探究由唐至宋，文人士子因其诗文创作所引发的人生悲剧，首先我们对文人因诗文创作而引发的不同命运做出分类，即：受到赏识，得以任用、遭受打击，命运蹭蹬、初受褒奖，而后逢殃。文人士子创作诗文抒发政治见解、思想抱负而为统治阶级欣赏从而平步青云者有；但因这样的诗文创作而招致祸患的亦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党争之时、上疏论政之时及社会动乱年代，正直的士人所作之诗文更容易引发人生的不幸，这也是第二章中我们所探讨的文人士子遭遇人生悲剧的原因所在。这也是文章阐述的重点。除此之外，士人之悲剧命运还与其个人因素有关，天生的豪放不羁、恃才傲物、放浪形骸也较易遭致祸患，前者诸如白居易、苏轼，后者如李白，对此第三章中我们列个案作详细论说。事实上这种表面上看似因文人士子的诗文创作而引发的人生不幸，实则暗含着我国封建社会士与王之间的一种普遍矛盾，士人这种为国为民的理想信念，与封建王权的私有及封建专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定然存有相龃龉的一面，这种现象不独发生于唐宋王朝而是贯穿于我国整个封建社会。通过对唐至宋文人士子不幸命运的考究亦试图揭示这种矛盾。因而也可以说唐宋文人的这种悲剧命运有着一定的普泛性意义。
张维新[8]（2011）在《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 ——以历代古籍为中心》文中认为本论文的探究意图是以史学史的眼光对中国古代的法制史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探究,主要是一番梳理,考证古人“学以致用”的学术观点及学术源流传承关系,并从中观察其异同之处,总结其规律,借以增强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本论文的研究,由导论与十章正文内容共同组成。首先,导论部分是关于论文的基本概况做一个必要的交代和介绍。接着,便是正文内容,第一至八章,按照历史朝代的发展顺序,以不同历史朝代的法制古籍关于中国古代法制史问题的研究成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而进行再研究;论文的第九章是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的发展阶段、典型史家及事件研究;第十章是笔者关于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断想。论文的主要研究范围是古人关于法制史上的重要问题的论述进行探究,例如法律的起源问题、法制原则与法制精神问题、立法制度史问题、司法制度史问题、法制改革史问题、重大法制史事件以及重大法制史论等问题,古人针对诸如这些问题的论述与不同见解,都是本论文要着重探究的内容。这里的法制古籍主要是指历代史书、历代刑法志、历代政书、历代政论性的着述,而关于这些书籍中的研究成果,笔者力求全面而系统地再研究,但也不是面面俱到,例如历代史书主要论述了《尚书》、《史记》、历代刑法志等着作,但历代刑法志也不是全面展开,除了概括性介绍外,另有重点探讨;历代政书也择要选取了《通典》、《文献通考》等;关于历代政论性法制古籍的探讨,则是历朝历代法制古籍论述对象的重点,而在这些着述中,同样是有详有略地论述和研究,具体要看其研究成果而定。如果该古籍对古代法制史论述的多,则笔者也相应地论述和研究得详细;相反,如果该古籍对古代法制史论述的少,则笔者也相应地论述和研究得简略。具体而言,本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章节结构,大致如下:第一章,先秦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重点探讨《尚书?吕刑》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探讨先秦古籍包含先秦史书以及儒、墨、道、法家等经典论述法律起源问题的不同观点;探讨先秦古籍在论述《尚书》中的“象刑”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及其评价;探讨先秦古籍对复仇制度的研究,并对先秦古籍探讨复仇制度进行简要评价;探讨刑名法术理论之构建问题。第二章,秦汉至隋唐史学类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概述秦汉至隋唐的历代刑法志之研究;着重于《汉书·刑法志》对法制史问题的探讨,吸纳先秦儒、法而论述“兵刑不分”的法律起源说,糅合先秦儒、法而论述“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考评周秦以来至汉代年间的法制演变历史,评点先秦以来重大法制事件或典型法制史论;同时也重点关注《晋书·刑法志》对法制史问题的探讨,从立法制度演变史、司法制度演变史、法学研究历史等不同的层面凸显“法律儒家化”主题。另外也注重《通典·刑法》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探讨《通典·刑法》的法制史研究原则、法制史典型个案研究及其法制史价值。第三章,秦汉至隋唐政论性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一）。探讨六部政论性古籍作品中所论述的法制史问题。这些古籍包括《新语》、《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论衡》、《潜夫论》等着述,重点探讨不同的法律起源说,考评先秦各家关于“德主刑辅”法制原则的新内涵的不同拓展,论述司法制度史上“法律儒家化”问题,考证《尚书》所载“赎赦”的司法制度史,纠正先秦古人的错误法制史论。第四章,秦汉至隋唐政论性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二）。探讨三部政论性古籍作品中所论述的法制史问题。《昌黎先生集》探究法制的理论基础、法制起源以及法制核心精神;《柳河东集》强调法律起源于“势”,批判“天罚”论,反对“时令”说,探讨儒家“复仇”制度的本质问题;《白居易集》反驳先秦儒家“德主刑辅”法制原则,探究古代法制史上的“犯罪原因论”,拓展先秦儒家“宽猛相济”司法内涵。第五章,宋元明清史学类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主要论述宋代以后的历代刑法志之研究,概述《宋史·刑法志》、《辽史·刑法志》等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情况;揭示《辽律》“尊奉儒学,吸收汉法”的法制史传统;探究《金史·刑法志》第一次对“刑”与“法”两个概念进行明确地区分,是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部内容翔实的金代法制文献,再现金人勇于和善于学习汉人法律的历史;论述《元史·刑法志》吸收儒家法制精神,其立法史和司法史中贯穿儒家“仁义”精神,在记史和叙事方式上传承《唐律》的“法典”风格的历史;考证《明史·刑法志》所记载的《明律》“以《唐律》为本”的立法精神,《明律》“刑罚世轻世重”的立法历史、司法制度演变史,并探究明太祖、明宣宗等的法制史论;研讨《文献通考》对法制史问题之研究,阐明《文献通考》的法制史学说,并摘录一些典型的法制史论进行研究。第六章,宋元明清政论性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一）。重点选取六种法制古籍进行研究。《范文正公集》提出赋予新内涵的“德力论”,提出赋予新内涵的“君主限权”论;《欧阳修全集》倡导“修其本”学说,解读上古时代的五刑制度,驳斥法制史上“纵囚”的谬论及危害;《直讲李先生文集》重新解读“法制”内涵,阐发《周礼》法制的“慎刑”特质,阐发《周礼》法制的“普适性”特征;《王临川集》阐述“三不足”变法理论,折衷评价古代的儒法之争,否定《周礼》的复仇制度;《晦庵集》与《朱子语类》创建“法制起源于自然天理”学说,剖析古代法制原则“德主刑辅”新变化,拓展《尚书》“明刑弼教”新内涵。第七章,宋元明清政论性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二）。重点选取七种法制古籍进行研究。《诚意伯文集》反对“天罚论”法制起源学说,辩证吸收董仲舒和朱熹的“德刑关系”学说,首次质疑儒家法制史上的“七出”经义;《明夷待访录》批判“君权神授”的法律起源论,揭露古代封建法制的“一家之法”本质,批判古代的“有治人无治法”法制史学说;《日知录》、《亭林文集》批判历代的君权与法权之误解,考证西周“宗法制”及“乡亭法制”之价值;《读通鉴论》批驳古代的“正统法”论调,探究古代立法制度史、古代司法制度史问题,阐明自己的法制史学说;《龚自珍全集》独创“农宗”法律起源说,疾呼效仿王安石变法;《默觚》总结法制史上的法制改革规律,继承传统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继承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法制史学说,主张法制建设可以兼采儒、法及黄老学说。第八章,历代律学类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以四种律学着作为例。重点选取四种法制古籍为对象进行研究。《唐律疏议》再现中国古代的立法历史与律学历史,揭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演进历史。《大学衍义补》评点历代“象刑论”及法制起源学说,阐发“德主刑辅”法制原则的新内涵,探讨古代立法制度史问题,探讨古代司法制度史问题。《唐明律合编》、《读律存疑》,强调“礼主刑辅”法制原则,探寻中国古代立法史规律与司法史规律。第九章,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的发展阶段及典型史家、事件之研究。第一节探讨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的发展阶段,将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的演变阶段分为萌芽及产生期（先秦）、初步发展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快速发展期（隋唐）、繁荣及转型期（宋元）、成熟与完备期（明清）等几个重要阶段。第二节探讨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典型史家之研究特色,例举了班固、杜佑、马端临、薛允升等四个典型代表人物;第三节针对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典型事件进行个案研究,主要择取了五个大事件,探讨了古人对这五个事件的独特见解及不同学说。第十章,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断想。第一节探讨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阐明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与社会政治兴衰、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论述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与史学同源,探讨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长期迟滞原因;第二节探讨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阐明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与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学说史以及中国法学史的关系;第三节探讨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影响及研究价值,探讨历代法制古籍的“致用与求真”问题,探讨历代法制古籍的“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问题;第四节探讨中国古代法制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法的精神本质,考证古人对法律制度源流及其演变规律之研究得失,追问古人对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特质的之不同诠释,比较研究历代古籍中的不同“史论”;第五节以沈家本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为例,介绍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的参考范本;第六节介绍关于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的资料导引,阐明面对中国法制古籍的困惑及其排解,介绍研究中国法制古籍的重点书目,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索引。
孙旭红[9]（2011）在《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春秋》学史上,宋代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要进一步寻绎中国经学对宋代社会的浸润和影响,以宋代《春秋》学为切入点无疑可以达到窥一斑而视全豹的效果。另外,宋代由于继五代乱世而建国,学者思有以拨乱反正之策,这思考反映在学术研究上,便是在抵制释迦教理入侵的同时,还逐渐舍弃了汉唐注疏之学,试图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挖掘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理想秩序的建设方案。因此,本文在架构与论述过程中,也力图反映宋儒对儒家经典思想资源的嫁接与利用,从中体现其精神折向,也即体现出“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将宋代《春秋》学作为“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整体性的思考需要局部实证加以支撑。本文探讨宋代《春秋》学,拟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向度来分析。具体言之,本文首先展开论述经学变古思潮的发展脉络,进而论证这种思潮的发展对理学、《春秋》学崛起的影响,以及在理学产生后,理学与《春秋》学之间是如何发生相互影响的。实际上,在宋代,许多注经着作中都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的解经方式、内容的理解等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在理学的浸润下,也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其次,本文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从经、史相通的学术视野考察宋代学者对《春秋》性质之争的深层原因。为了清晰地梳理宋儒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前理解”,笔者不惜笔墨地概述了先宋时期学者对《春秋》性质的认识,然后重点转向宋儒对《春秋》经、史性质的讨论。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被视为经的性质的倾向十分明显。从杜预到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为经、史合一的性质,这一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分歧不大,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等人是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合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论证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本文第三章继而讨论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虽然王霸观点向来属于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但在《春秋》学中却体现了“经”与“史”的双重特征。即宋儒一方面描述了春秋时期的王霸盛衰的事迹,另一方面又以此事迹为突破口,重点以心术动机为契机,进而衍申出义利、理欲、名位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加之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尊王攘夷的强调,一起构成了宋代《春秋》学中王霸之辨的主要特征。因此,本文于《春秋》学中寻觅宋儒对“王霸之辨”的思考轨迹,这个问题若放在经、史相通的《春秋》学视野中考察,既能加深对宋代“王霸之辨”内涵的认识。也可以以一个具体个案来分析宋儒“以史通经”的经解思想。另外,本文第四章主要讨论宋代《春秋》学的解经方法。虽有研究者概括宋儒解经乃“依经废传”、“舍传求经”、“会通三传”等特征,但是,宋代《春秋》学的解经方法绝非仅限于此。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仅仅局限于成说,则会产生一个误导：即至少汉、唐时期众多的解经传统至宋代全都断裂了,而宋儒则完全走上了不同于前人的解经“新路”,这种理解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例如《春秋》求情责实、原心定罪的解经依据,正名定分、别嫌明微的用心,反经行权的思量等等,都是《春秋》学独特的解经方法,这些都是当今的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宋代《春秋》经解问题。第五章讨论宋代学者对《春秋》起止与断限的研究。传统经学家强调所谓“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甚至连《春秋》的起始与断限都有其特殊意义。《春秋》于鲁隐公元年开端,却于哀公十四年终结,这一年既非鲁国某公的始年,亦非末年。这样,关于《春秋》的起止之争,在整个《春秋》学史上就没有停息过。另外,自孟子伊始,已经瞩意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宋儒对此问题的关注更是十分普遍,因此,孔子为何作《春秋》、《春秋》为何止于“西狩获麟”,这些已经是《春秋》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争论自汉代发端,一直延续到宋代亦未能获得一致见解,因此,对其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作出相应的评价,也是宋代《春秋》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以上为本文欲完成的目标和拟解决的相关问题的概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结论,也必然是对宋代《春秋》学的整体评价,因此,本文结论认为,宋儒将理学思潮融入《春秋》经解、辨明《春秋》的经、史性质、探讨《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以及追问《春秋》的起止与断限,其根本目的仍然是要通过对原典资源的重新审视和诠释,使儒家的价值理念获得进入历史的鲜活生命力,并转化为自身时代“所拥有的传统”。宋代学者开创的《春秋》学研究的新阶段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恣意驰骋的思想空间仍然是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且当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已经远离先秦时期的宋朝,依然喋喋于陈陈相因的大义微言,这显然是时代精英们思想资源枯竭、难以创新的理论与现实境界之表现。
赵瑞广[10]（2010）在《庆历之际的文化转型：宋学的历史生成》文中提出北宋庆历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转型时代。它是宋学的生成期,也是汉唐文化向宋文化的转型期。庆历之际,即宋仁宗一朝,有着良好的政治人文环境。重文的社会背境,仁宗宽容的为政风格,内忧外患的时局激发,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精神及自由议论之风等因素汇合在一起,士人的主体意识张扬,他们在政治上革新求变,学术上大胆创新,疑经思潮兴起,思想领域充满活力,终于促成了这一转型的发生。庆历之际的文化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天圣——康定年间,是宋学的酝酿发生期；庆历——皇佑年间,是宋学的兴起期,疑经变古思潮涌现；至和——嘉佑年间,是宋学的发展期,“道德性命”之学流行,形成众多理学思想体系,文学转型进一步发展。庆历之际的文化转型主要表现于经学、儒学和文学等领域。经学转型首先表现为对汉儒传注之学的扬弃。宋人跳出汉唐经学的窠臼,突破了汉儒偏于训诂传注的繁言琐碎及狭小格局,以义理说经,关注现实,通经致用,更具人文精神,使儒家学说拓展出更广阔的领域。宋儒们大胆疑经,不盲从传注旧说,从古代经典的源头上探寻微言大义。疑经,新解,层出不穷,使得儒家经典又逐步回归到它关注现实人生的本来面目。宋学的核心在于理学,庆历之际是理学的生成兴起期。儒学的重心在庆历之际转向心性义理之学,它借鉴佛、道的理论,在道、理、心、性、气等概念的阐释上开拓新义,学说的内在逻辑性更加严密。宋儒以“性与天道”作为其理论的主要内容,以“理”、“道”作为沟通天人的桥梁,在形上层面的理论建构,诸如心性论、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都使儒家学说改变了此前与佛道竞争的被动局面,不再拘守于政治及伦理的领域,开始进入身心修养及精微的思辨之域,在寻找社会人生的规范,讲求修身成德的途径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四书》学的兴起,使经学重心发生转移,理学家借助《四书》构建他们的理学体系,经学与理学合一。在宋文化转型和宋学的生成过程中,文学的转型也构成了这一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庆历之际的古文运动,其思想背景就是儒学的复兴运动,“文以载道”的口号,反映出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古文运动至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文从字顺、明白晓畅的文风取代了重视辞藻、追求华丽的文风；在诗歌领域,也一改宋初的模仿习气,形成宋诗的尚理、重学、追求平淡之风,展现出宋诗的独特风格。
二、王安石变法悲剧新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安石变法悲剧新解（论文提纲范文）
（1）易中天的美学历程和美学三书（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阶段：中国美学史 |
| 第二阶段：美学原理 |
| 第三阶段：美学教育 |
| 附易中天先生重要着述一览 |
| 一、专着 |
| 二、主编 |
（2）刘定之《宋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现状与价值 |
| (一)关于刘定之研究 |
| (二)关于刘定之《宋论》研究 |
| (三)关于明代宋史学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刘定之生平与学术成就简介 |
| 第一节 刘定之生平概要 |
| 第二节 《宋论》等着作概要 |
| 一、日本内阁文库抄本 |
| 二、清崇恩阁藏桂山堂重梓本 |
| 三、刘定之文集版本情况概要 |
| 小结 |
| 第二章 《宋论》有关宋朝皇位继承与宗室的分析 |
| 第一节 论陈桥兵变 |
| 第二节 论太宗弑兄夺位 |
| 第三节 论孝宗之孝与高宗禅位 |
| 第四节 论北宋宗室 |
| 小结 |
| 第三章 《宋论》有关宋朝对外关系与战争的分析 |
| 第一节 论宋夏媾和 |
| 第二节 论汴京之失 |
| 第三节 论绍兴和议 |
| 第四节 论联蒙灭金 |
| 第五节 论南宋败亡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论》有关宋朝变法、党争与政教关系的分析 |
| 第一节 论濮议之争 |
| 第二节 论熙宁新法之弊 |
| 第三节 论元佑党争 |
| 第四节 论徽宗崇道 |
| 小结 |
| 第五章 《宋论》有关宋朝四位重要人物的分析 |
| 第一节 论澶渊之盟中的寇准 |
| 第二节 论丁谓罢相 |
| 第三节 论平叛时的狄青 |
| 第四节 论朱熹之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红楼梦》高潮艺术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及背景 |
| 第二节 已有成果及现状 |
| 一、“高潮”的定义 |
| 二、《红楼梦》高潮艺术研究巡礼 |
| 第三节 《红楼梦》结构分析 |
| 一、八十回本《红楼梦》结构 |
| 二、一百二十本《红楼梦》结构 |
| 三、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高潮艺术的异同 |
| 第一章 家族势力振兴的高潮——元妃省亲 |
| 第一节 元妃省亲高潮艺术 |
| 一、省亲前层层铺叙 |
| 二、省亲中悲喜交集 |
| 三、省亲后牵引出更多“虚热闹” |
| 第二节 元妃省亲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内涵:以“势”补天的高潮 |
| 二、高潮拐点:由“风月宝鉴”向“红楼故事”过渡 |
| 三、高潮影响:成为后续高潮事件的必要条件 |
| 第二章 世俗与脱俗冲突的高潮——宝玉挨打 |
| 第一节 宝玉挨打高潮艺术 |
| 一、顿挫之笔,层层造势 |
| 二、痛怛之情,竭力渲染 |
| 三、柔情脉脉,自然收束 |
| 第二节 宝玉挨打在父子冲突关系中的高潮艺术 |
| 一、众父子关系爬梳 |
| 二、贾政与宝玉父子关系爬梳 |
| 三、宝玉挨打在父子关系中的高潮艺术 |
| 第三节 宝玉挨打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特征:宝玉对“意淫”的执念达到顶点 |
| 二、高潮内核:世俗与脱俗的冲突 |
| 三、高潮影响:关涉后续高潮事件的走向 |
| 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高潮——祭宗祠开夜宴 |
| 第一节 贾府现状 |
| 一、贾府权势达到巅峰 |
| 二、经济支撑力达到极限 |
| 三、人丁最兴旺、支派最繁盛 |
| 四、仪礼约束力最明显 |
| 第二节 祭宗祠开夜宴的高潮艺术 |
| 一、以陌生化手法渐次写出煊赫气势 |
| 二、以烘云托月之法写出欢乐与冷清 |
| 第三节 祭宗祠开夜宴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本质: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
| 二、高潮导向:叙事基调由欢乐转向哀怨 |
| 第四章 “自杀自灭”的高潮——抄检大观园 |
| 第一节 抄检大观园高潮艺术 |
| 一、抄检前不断蓄势 |
| 二、抄检中运笔“特犯不犯” |
| 三、抄检后“提按顿挫” |
| 第二节 抄检大观园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表征:“内囊”耗尽的顶点 |
| 二、高潮内涵:“自杀自灭”的高潮 |
| 三、高潮本质:“理想世界”被毁灭的高潮 |
| 四、高潮外延:贾府婢女悲剧的高潮 |
| 第五章 灵与肉毁灭的高潮——黛死钗嫁 |
| 第一节 宝黛爱情心路概况 |
| 一、爱的试探:砸玉剪穗鉴痴心 |
| 二、爱的发展:赠帕题诗表痴心 |
| 三、爱的成熟:情婢试玉乱痴心 |
| 四、爱的毁灭:焚稿成婚释痴心 |
| 第二节 黛死钗嫁高潮艺术 |
| 一、破败之事,连连爆发 |
| 二、一死一娶,悲惨难名 |
| 第三节 黛死钗嫁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内涵:爱情之情的毁灭 |
| 二、高潮本质:诗灵诗心的毁灭 |
| 第六章 贾府衰败的高潮——贾府抄家 |
| 第一节 抄家前的诸种预兆 |
| 一、外部环境不断恶化 |
| 二、内部“自杀自灭”愈演愈烈 |
| 第二节 贾府抄家高潮艺术 |
| 一、抄家前危机四伏 |
| 二、抄家中凄惶无比 |
| 三、抄家后“树倒猢狲散” |
| 第三节 贾府抄家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内涵:家族的衰败 |
| 二、高潮终结:对其他高潮的归结 |
| 第七章 《红楼梦》高潮艺术规律 |
| 第一节 六大高潮特点探究 |
| 一、结构层面:位置较为均匀 |
| 二、手法层面:反复多样 |
| 三、情节层面:关涉全局 |
| 四、人物层面:定型人物 |
| 第二节 高潮艺术的成因 |
| 一、“一回两事”的式微与“大旨谈情”的朦胧 |
| 二、作者的文化观念与现实遭际 |
| 三、悲剧精神的内在要求 |
| 主要参考文献(按音序排列)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 二、擅权的奸佞 |
| 三、滥权的胥吏 |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 小结 |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典文献类 |
| 二、研究着作类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时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
| (一)宋代士大夫政治产生的背景 |
| 1.门阀世族与九品中正制 |
| 2.士族与科举制度 |
| 3.五代与武人政治 |
| 4.佛道冲击与儒学复兴 |
| (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点 |
| 1.复兴儒学为己任 |
| 2.与人主共治天下 |
| 二、北宋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一)范仲淹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庆历新政及其主张 |
| 2.对外关系 |
| 3.范氏义庄实践和社会理想 |
| (二)张载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关于人性 |
| 2.论社会规范 |
| 3.社会实践 |
| 4.社会理想 |
| (三)王安石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人性论 |
| 2.熙宁变法与社会理想 |
| 三、南宋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一)朱熹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社会思想与实践 |
| 2.社会理想 |
| (二)陆九渊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心即理 |
| 2.社会理想及实践 |
| (三)陈亮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社会思想与实践 |
| 2.社会理想 |
| 四、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的影响因素 |
| (一)党争问题 |
| (二)奔竞之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元杂剧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元杂剧研究综述 |
| 二、元杂剧美学研究分析 |
| 三、论文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元杂剧整体美学形态论 |
| 第一节 文艺角度——新生的综合文艺样式 |
| 一、多种文艺样式的有机融合 |
| 二、艺术表现特征的双向性 |
| 第二节 文化角度——雅俗文化交融的产物 |
| 一、文化话语权的转移 |
| 二、通俗文学艺术性的增强 |
| 三、文化生态圈之初现 |
| 第二章 元杂剧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论 |
| 第一节 审美文化的三重特质 |
| 一、熔铸性——兼容并蓄 |
| 二、有效传播——巨大的传播能量 |
| 三、参与广泛——广阔的群体涵盖范围 |
| 第二节 美学思想的两个基点 |
| 一、元杂剧对传统的接受与重构 |
| 二、浓重的时代“悲情” |
| 第三章 元杂剧美学体式论 |
| 第一节 代言体——继承诗词抒情传统 |
| 一、元杂剧“代言体”的内涵与发展 |
| 二、诗词“代言体”与元杂剧“代言体”之渊源 |
| 三、元杂剧“代言体”的特征 |
| 第二节 “一人主唱”——限知视角下的抒情与叙事 |
| 一、“一人主唱”基本概念的辨析 |
| 二、主唱选择的艺术要素与作品分析 |
| 三、“一人主唱”的优势与作用 |
| 第三节 一本四折——主线串联板块的整一性结构 |
| 一、一本四折的体制分析 |
| 二、元杂剧中的通用结构 |
| 三、元杂剧结构的要素分析 |
| 第四节 杂剧音乐——兼容并蓄的稳定曲体结构 |
| 一、元杂剧音乐的基本概念与质素来源 |
| 二、元杂剧音乐的艺术特征 |
| 第五节 杂剧剧本——多重美学要求下的继承与创新 |
| 一、元杂剧剧本三要素 |
| 二、剧本创作的三重美学要求 |
| 三、剧本创作的文艺规律 |
| 第四章 元杂剧审美类型论 |
| 第一节 元杂剧审美内质——抒情与言志 |
| 一、戏曲类型的判定 |
| 二、杂剧审美中的抒情性 |
| 三、类型划分的主题要求 |
| 第二节 元杂剧悲剧美学论 |
| 一、元杂剧悲剧的研究反思 |
| 二、典型悲剧的比较分析 |
| 三、悲剧美学要素的深化延展 |
| 四、悲剧的两大因素——抒情性与主题 |
| 五、悲剧概念实例分析 |
| 第三节 元杂剧喜剧美学论 |
| 一、元杂剧喜剧研究问题讨论 |
| 二、经典作品细化解读 |
| 三、元杂剧喜剧艺术手法 |
| 余论 |
| 附录：元杂剧家史樟事略考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题目 |
| 附件 |
（7）唐宋文人创作与其悲剧命运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唐宋文人创作与其命运类型 |
| 第一节 受到赏识，得以任用 |
| 第二节 遭受打击，命运蹭蹬 |
| 第三节 初受褒奖，而后逢殃 |
| 第二章 唐宋文人创作与其悲剧命运形成之原由初探 |
| 第一节 上疏论政 |
| 第二节 党派之争 |
| 第三节 文多刺时 |
| 第四节 个人因素 |
| 第三章 唐宋诗人创作与悲剧命运关系之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李白诗歌与其浪迹纵酒的无奈人生 |
| 第二节 论白居易的创作与其悲剧命运 |
| 第三节 微瑕惧掩瑜——温庭筠的诗歌创作与其坎壈人生 |
| 第四节 积毁高城垒——苏轼的诗文创作与其曲折升沉的悲剧命运 |
| 第五节 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清照 |
| 第四章 唐宋文人悲剧命运的普泛性意义 |
| 第一节 士志于道 |
| 第二节 封建王权专制的神圣性 |
| 第三节 文人士子的人生悲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 ——以历代古籍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论题释义及其论域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基本立论与分析路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先秦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 |
| 第一节 《尚书?吕刑》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追述法律的起源及其沿革 |
| 二、诠释西周“明德慎罚”法制原则的新变化 |
| 三、拓展《周礼》“三典”制度的新内涵 |
| 四、《尚书·吕刑》的法制史料价值 |
| 第二节 先秦古籍对法律起源问题的研究 |
| 一、先秦史书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不同学说 |
| 二、儒家经典论法律起源 |
| 三、墨家经典论法律起源 |
| 四、道家经典论法律起源 |
| 五、法家经典论法律起源 |
| 第三节 先秦古籍对“象刑”制度的研究 |
| 一、“象刑”一词来源于《尚书》 |
| 二、先秦古籍关于“象刑”的不同论述及其评价 |
| 三、“象刑”的实质内涵 |
| 第四节 先秦古籍对复仇制度的研究 |
| 一、墨家及法家经典对复仇制度的探讨 |
| 二、儒家经典对复仇制度的探讨 |
| 三、对先秦古籍探讨复仇制度的简要评价 |
| 第五节 先秦古籍的“刑名”学说发展史研究 |
| 一、《竹刑》：民间刑名之学 |
| 二、《法经》：国家刑名之学 |
| 三、《申子》：君臣刑名之学 |
| 四、《商君书》：官方刑名之学 |
| 五、《韩非子》：先秦法家“法治”理论的集中表达 |
| 第二章 秦汉至隋唐史学类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 |
| 第一节 《史记》与《历代刑法志》概述 |
| 一、《史记》中的法制史问题概述 |
| 二、《历代刑法志》中的法制史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汉书·刑法志》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吸纳先秦儒、法而论述“兵刑不分”的法律起源说 |
| 二、糅合先秦儒、法而论述“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 |
| 三、考评周秦以来至汉代年间的法制演变历史 |
| 四、评点先秦以来重大法制事件或典型法制史论 |
| 第三节 《晋书·刑法志》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从立法制度演变史层面凸显“法律儒家化”主题 |
| 二、从司法制度演变史层面凸显“法律儒家化”主题 |
| 三、从法学研究历史层面凸显“法律儒家化”主题 |
| 第四节 《通典·刑法》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强调法制史为现实政治服务 |
| 二、求真务实地考证法制史事件 |
| 三、客观公正地评论法制史人物 |
| 四、辩证地看待古人的法制史论 |
| 第三章 秦汉至隋唐政论性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一） |
| 第一节 《新语》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阐释“圣人成之”的法律起源说 |
| 二、拓展“无为而治”的法政内涵 |
| 三、论述“文武并用、德刑兼施”的法制主张 |
| 第二节 《新书》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重新诠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制内涵 |
| 二、继承“慎刑、慎杀”法制说而倡导礼法结合 |
| 第三节 《淮南子》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拓展先秦道家之“道”与“无为”概念的法制内涵 |
| 二、评判先秦儒家“圣人制刑”的法律起源学说 |
| 三、完善先秦法家“法、术、势”的“法治”理论 |
| 第四节 《春秋繁露》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编造“天人合一”、“灾异谴告”的法律起源理论 |
| 二、论述儒家“大一统”专制学说，创建“三纲五常”理论 |
| 三、拓展先秦儒家“德主刑辅”法制原则的新内涵 |
| 四、开辟司法制度史上“法律儒家化”新篇章 |
| 第五节 《论衡》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揭露汉代“天刑”论与“君权神授”法制学说的虚妄本质 |
| 二、批判先秦法家“任法”说，发展先秦儒家“德主刑辅”法制理论 |
| 三、斥责先秦儒家“溢美之词”，拓展先秦道家“无为而治”法政内涵 |
| 第六节 《潜夫论》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丰富先秦儒家“德主刑辅”法制内涵 |
| 二、探究先秦以来各家“任刑”法制学说 |
| 三、考证《尚书》所载“赎赦”的司法制度史 |
| 四、纠正先秦古人的错误法制史论 |
| 第四章 秦汉至隋唐政论性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二） |
| 第一节 《昌黎先生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重续儒家法制史学说的历史系谱 |
| 二、解读儒家的法律起源说 |
| 三、改造儒家“德主刑辅”法制原则 |
| 第二节 《柳河东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强调法律起源于“势” |
| 二、批判“天罚”论，反对“时令”说 |
| 三、探讨儒家“复仇”制度的本质问题 |
| 第三节 《白居易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反驳先秦儒家“德主刑辅”法制原则 |
| 二、探究古代法制史上的“犯罪原因论” |
| 三、拓展先秦儒家“宽猛相济”司法内涵 |
| 第五章 宋元明清史学类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 |
| 第一节 《宋史·刑法志》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第二节 《辽史·刑法志》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阐发“刑起源兵而终于礼”的法律起源论 |
| 二、揭示《辽律》“尊奉儒学，吸收汉法”的法制史传统 |
| 三、论述《辽律》的制定情况及其沿革历史 |
| 四、概述《辽律》刑名与《辽律》治罪内容 |
| 五、考证《辽律》酷刑史之缺失 |
| 第三节 《金史·刑法志》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第一次对“刑”与“法”两个概念进行明确地区分 |
| 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部内容翔实的金代法制文献 |
| 三、第一次采用“互见法”编纂历代法制历史 |
| 四、再现金人勇于和善于学习汉人法律的历史 |
| 第四节 《元史·刑法志》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吸收儒家法制精神，强调“德刑互用，以刑辅治” |
| 二、论述立法史和司法史中的“仁义”精神 |
| 三、在记史和叙事方式上传承《唐律》的“法典”风格 |
| 第五节 《明史·刑法志》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论述《明律》“以《唐律》为本”的立法精神 |
| 二、论述《明律》“刑罚世轻世重”的立法历史 |
| 三、考证明代的司法制度演变史 |
| 四、探究明宣宗的法制史论 |
| 第六节 《文献通考》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强调“史学求真，发掘真相”的法制史论 |
| 二、强调“不偏执、不护己”的法制史论 |
| 三、强调“治国安民之道以民为本”的法制史论 |
| 第六章 宋元明清政论性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一） |
| 第一节 《范文正公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提出赋予“德主刑辅”新内涵的“德力论” |
| 二、提出赋予“德治”新内涵的“君主限权”论 |
| 第二节 《欧阳修全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探求儒家法制史学说的发展路径 |
| 二、解读上古时代的五刑制度 |
| 三、驳斥“唐太宗纵囚”史录的谬论及危害 |
| 第三节 《直讲李先生文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以“礼”根本，重塑“法制” |
| 二、阐发《周礼》法制的“慎刑”特质 |
| 三、阐发《周礼》法制的“普适性”特征 |
| 第四节 《王临川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阐述“三不足”变法理论 |
| 二、折衷先秦“任德”“任刑”学说 |
| 三、否定《周礼》所载的复仇制度 |
| 第五节 《晦庵集》、《朱子语类》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创建“法制起源于自然天理”学说 |
| 二、剖析古代法制原则“德主刑辅”新变化 |
| 三、拓展《尚书》“明刑弼教”新内涵 |
| 第七章 宋元明清政论性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二） |
| 第一节 《诚意伯文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反对“天罚论”法律起源学说 |
| 二、辩证吸收董仲舒与朱熹的“德刑关系”学说 |
| 三、首次质疑儒家法制史上的“七出”经义 |
| 第二节 《明夷待访录》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批判“君权神授”的法律起源说 |
| 二、揭露古代封建法制的“一家之法”本质 |
| 三、批判古代“有治人无治法”的法制史学说 |
| 第三节 《日知录》、《亭林文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批判历代的君权与法权之谬说 |
| 二、考证西周“宗法制”及“乡亭法制”之价值 |
| 三、倡导“礼者，治人之大法”的理想法 |
| 第四节 《读通鉴论》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批驳古代的“正统法”论调 |
| 二、关于古代立法制度史之考察 |
| 三、关于古代司法制度史之考察 |
| 第五节 《龚自珍全集》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认可中国古典式的“法的概念” |
| 二、独创“农宗”法律起源说 |
| 三、传承先秦儒家“德主刑辅”法制原则 |
| 四、疾呼效仿王安石变法 |
| 第六节 《默觚》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总结古代法制史上的法制改革规律 |
| 二、因袭先秦儒家“德主刑辅”法制原则 |
| 三、继承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法制史学说 |
| 四、主张法制建设可以兼采儒、法及黄老学说 |
| 第八章 历代律学类古籍中的法制史研究——以四种律学着作为例 |
| 第一节 《唐律疏议》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再现中国古代的立法历史 |
| 二、再现中国古代的律学历史 |
| 三、揭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演进历史 |
| 第二节 《大学衍义补》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评点历代“象刑论”及法律起源学说 |
| 二、拓展“德主刑辅”法制原则的新内涵 |
| 三、探讨古代立法制度史问题 |
| 四、探讨古代司法制度史问题 |
| 第三节 《唐明律合编》、《读律存疑》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
| 一、强调“礼主刑辅”法制原则 |
| 二、探寻中国古代立法史规律 |
| 三、探寻中国古代司法史规律 |
| 第九章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发展阶段及典型史家、事件之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的发展阶段 |
| 一、萌芽及产生期——先秦 |
| 二、初步发展期——秦汉魏晋南北朝 |
| 三、快速发展期——隋唐 |
| 四、繁荣及转型期——宋元 |
| 五、成熟与完备期——明清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典型史家之研究特色 |
| 一、汉代班固首创“刑法志”之编目 |
| 二、唐代杜佑改革法制史之编纂体例 |
| 三、元代马端临“文”“献”“注”相结合的“会通”研究范式 |
| 四、清代薛允升首创“比较法研究”的方法论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典型事件之个案研究 |
| 一、“孔老相会”：儒、道分野及其互补 |
| 二、“铸刑书”“铸刑鼎”：儒、法之争及其实质 |
| 三、汉代桓宽探讨“盐铁会议”事件之争点 |
| 四、宋代朱熹评述“王安石变法” |
| 五、明代丘濬评点历代“明君良吏”之司法美谈 |
| 第十章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断想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
| 一、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 |
| 二、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 |
| 三、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与史学同源 |
| 四、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长期迟滞原因之探讨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 一、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的“历史观” |
| 二、与中国法制史的关系 |
| 三、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关系 |
| 四、与中国法学史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的影响及研究价值 |
| 一、探讨历代法制古籍的“致用与求真”问题 |
| 二、探讨历代法制古籍的“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问题 |
| 第四节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的中心问题 |
| 一、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法的精神本质 |
| 二、考证古人对法律制度源流及其演变规律之研究得失 |
| 三、追问古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质之不同表达 |
| 四、比较研究历代古籍关于法制史问题的不同学说 |
| 第五节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的参考范本——以沈家本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为例 |
| 一、“纵横比较、点面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范式 |
| 二、论述法律概念及历代法制评判标准 |
| 三、考评中国历代律令制度之演变历史 |
| 四、考评中国历代刑罚制度之演变历史 |
| 五、澄清历代以来关于“阿云之狱”之大辩论 |
| 六、探究中国古代法学之盛衰历史 |
| 第六节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的资料导引 |
| 一、面对中国法制古籍的困惑及其排解 |
| 二、研究中国法制古籍的重点书目举隅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引言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1、宏观分析 |
| 2、微观分析与拟解决的问题 |
| 3、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
| 第一节 经学变古与理学勃兴 |
| 第二节 理贵自得与己意解经 |
| 第三节 理学纲常与经传伦理 |
| 附论 渗透的趋势:《春秋》学的理学化 |
| 第二章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
| 第一节 经承旧史、史承赴告 |
| 第二节 因史制经、缘经求义 |
| 第三节 经史交融、以史通经 |
| 小结 经世与借鉴: 经、史之分的两难 |
| 第三章 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 |
| 第一节 心术之异论王霸 |
| 第二节 义利、理欲辨王霸 |
| 第三节 尊王攘夷论王霸 |
| 小结 往故与将来: 王霸之辨的意义与局限 |
| 第四章 宋代《春秋》经解的基本方法 |
| 第一节 求情责实、原心定罪: 经解的内在依据 |
| 一、赵盾弑君例 |
| 二、许止弑君例 |
| 小结 原事与逆志: 求情责实的尴尬 |
| 第二节 别嫌明微、正名定分: 经解的诠释方向 |
| 一、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例 |
| 二、卫世子蒯聩出奔宋例 |
| 小结 正名与褒贬: 以经义诉诸秩序的努力 |
| 第三节 权者反经、有善乃为: 经解中的经权关系 |
| 一、宋人执祭仲例 |
| 二、孔父、仇牧、荀息死君难例 |
| 小结 反经与行权: 变相的褒贬书例 |
| 第五章 始隐与获麟: 宋代《春秋》学的问题意识 |
| 第一节 感麟而作与文成致麟: 绝笔的意义追寻 |
| 一、西狩获麟与黜周王鲁 |
| 二、感麟而作与文成致麟 |
| 小结 蜕变与新生: 获麟之义的因革损益 |
| 第二节 拨乱反正与百王大法: 始隐与撰作之旨 |
| 一、《春秋》为"尊王"与"拔乱反正"而作 |
| 二、《春秋》为天下后世而作 |
| 三、《春秋》为是非善恶、存理灭欲而作 |
| 小结 沉潜与执着: "始隐"的经世诉求 |
| 结论 居今与志古: 宋代《春秋》学的整体评价 |
| 一、"明体达用"观念下的治经典范 |
| 二、"回归原典"运动中的反省意识 |
| 三、"内"、"外"困境下的惯性缺陷 |
| 参考文献 |
（10）庆历之际的文化转型：宋学的历史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缘起 |
| 1.2 研究成果概述 |
| 1.2.1 关于庆历之际经学和儒学的研究 |
| 1.2.2 关于庆历之际文学转型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及文章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2 庆历之际文化转型的内因外缘 |
| 2.1 中国传统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宋型文化 |
| 2.1.1 相关话题的探讨——宋文化、宋学、经学及理学 |
| 2.1.2 变与不变：宋文化之于中国传统文化 |
| 2.1.3 “天理”与“中道”：宋文化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
| 2.2 中晚唐五代的思想文化变迁 |
| 2.3 宋初重文的社会环境 |
| 2.3.1 政治上重文抑武 |
| 2.3.2 完善科举制度 |
| 2.3.3 书籍的普及和社会上读书的热忱 |
| 2.3.4 学校的重建与教育的发展 |
| 2.4 仁宗时期：“斯文”的盛世 |
| 2.5 庆历之际的士风 |
| 2.5.1 庆历新政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
| 2.5.2 庆历之际的自由议论之风 |
| 2.6 庆历之际疑经思潮的兴起 |
| 2.7 庆历之际教育的变革 |
| 2.7.1 庆历之际教育变革与儒学新变的互动 |
| 2.7.2 庆历之际策论与诗赋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变化 |
| 2.7.3 私人讲学活动于理学形成之促进 |
| 2.8 庆历之际文化转型的时段划分 |
| 2.8.1 天圣——康定年间：宋学的酝酿发生期 |
| 2.8.2 庆历——皇佑年间：宋学的兴起,疑经变古思潮涌现 |
| 2.8.3 至和——嘉佑年间：宋学的发展期,“道德性命”之学流行,形成众多理学思想体系,文学转型进一步发展 |
| 3 庆历之际经学的转型 |
| 3.1 范仲淹的《易义》与欧阳修的《易童子问》 |
| 3.1.1 “文明之德”：范仲淹的《易义》 |
| 3.1.2 本诸人事与人情：欧阳修的《易童子问》 |
| 3.2 胡瑗的《周易口义》和《洪范口义》 |
| 3.2.1 胡瑗的《周易口义》 |
| 3.2.2 胡瑗的《洪范口义》 |
| 3.3 欧阳修的《诗本义》与苏辙的《诗集传》 |
| 3.3.1 欧阳修的《诗本义》：探求本义 |
| 3.3.2 苏辙的《诗集传》：只取《诗序》首句 |
| 3.4 孙复、欧阳修的《春秋》学 |
| 3.4.1 孙复的《春秋》学：尊王攘夷 |
| 3.4.2 欧阳修的《春秋》学：尊经与辨“正统” |
| 3.5 刘敞的《七经小传》及《春秋》学：全面疑经 |
| 3.5.1 《七经小传》的疑经疑传 |
| 3.5.2 刘敞兼采三传的《春秋》学 |
| 3.6 李觏、司马光的经学 |
| 3.6.1 李觏的经学思想 |
| 3.6.2 司马光的经学思想 |
| 3.7 苏洵、苏轼、苏辙的经学思想 |
| 3.7.1 苏洵的经学思想 |
| 3.7.2 苏轼的经学思想 |
| 3.7.3 苏辙的经学思想 |
| 4 庆历之际理学的形成 |
| 4.1 理学的先驱 |
| 4.1.1 范仲淹、欧阳修与理学的兴起 |
| 4.1.2 胡瑗、孙复、石介：理学的萌生 |
| 4.2 “学统四起”的庆历之际 |
| 4.2.1 “闽中四先生” |
| 4.2.2 “庆历五先生” |
| 4.2.3 其他儒者的经学思想及义理新论 |
| 4.3 曾巩、司马光、王安石的理学思想 |
| 4.3.1 曾巩的理学思想 |
| 4.3.2 司马光的理学思想 |
| 4.3.3 王安石的理学思想 |
| 4.4 “理学五子”：理学的发展 |
| 4.4.1 邵雍的先天《易》学 |
| 4.4.2 周敦颐的“太极”学 |
| 4.4.3 张载的“太虚”说 |
| 4.4.4 程颢、程颐的理学 |
| 4.5 《四书》学的兴起 |
| 4.5.1 《论语》、《大学》、《中庸》地位的上升 |
| 4.5.2 《孟子》由子升经 |
| 4.5.3 《四书》学的形成 |
| 5 庆历之际文学的转型 |
| 5.1 庆历之际文学思想的转型 |
| 5.1.1 宋初文学革新的酝酿 |
| 5.1.2 庆历之际文学思想的转型 |
| 5.2 庆历之际的诗风转变 |
| 5.2.1 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
| 5.2.2 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
| 5.3 庆历之际的古文运动 |
| 5.3.1 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 |
| 5.3.2 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古文 |
| 5.3.3 理学家的古文及语录 |
| 结语 |
| 附录 |
| 1 征引文献目录 |
| 2 参考文献目录 |
| 3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王安石变法悲剧新解（论文参考文献）
- [1]易中天的美学历程和美学三书[J]. 郭勇健. 厦大中文学报, 2021(00)
- [2]刘定之《宋论》研究[D]. 李子雄. 河北大学, 2020(08)
- [3]《红楼梦》高潮艺术论[D]. 张明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4]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D]. 孙琳. 山东大学, 2019(02)
- [5]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时代性[D]. 张清修. 青岛大学, 2019(02)
- [6]元杂剧美学研究[D]. 甄飒飒. 山东大学, 2015(12)
- [7]唐宋文人创作与其悲剧命运关系研究[D]. 郭莎. 陕西理工学院, 2012(08)
- [8]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 ——以历代古籍为中心[D]. 张维新. 华东政法大学, 2011(06)
- [9]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D]. 孙旭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10]庆历之际的文化转型：宋学的历史生成[D]. 赵瑞广. 浙江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