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香港政党组织现状的关系

一、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香港政党组织现状的衔接（论文文献综述）

卢鑫^[1]（2021）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朱程^[2]（2021）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利益代表优势性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伟清^[3]（202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政策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李珊珊^[4]（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吉秀华^[5]（2020）在《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文中研究表明萌芽于苏俄、盛行于二战后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和政党制度史上的革命性创造,走出了一条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民主党派合作参政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之路,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和一道美丽的风景。然而沧海桑田,在社会主义百年制度史和治理史的发展中,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发生了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命运和遭遇,一方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和剧变早已云消烟灭,越南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也随着革新开放中的社会政治整合停下了脚步。另一方面,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则充满生机活力和显现出巨大的优势。人们不禁要问,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度走红的背景和逻辑是什么,同一制度不同命运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昭示是什么,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和明天,该如何从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兴衰成败的镜鉴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质量和优势并转化为治理的最大效能?从学科学理来探求和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目的和价值。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实践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历程。在百年实践探索中,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主要建立了两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一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将多党合作的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之先河。二战胜利后,东欧和亚洲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过程中,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于各国共产党对于多党合作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条件不同,导致这一制度发展呈现出巨大差异性。在东欧各国,多党合作数次发生分化和转折,从人民民主制度下多个国家的联合政府到斯大林模式下四个国家坚持共产党为绝对主导的多党合作,从艰难改革进程中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彻底转向西方的多党议会制,其历程之曲折,其教训之深刻世所罕见。在亚洲国家,越南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越南的多党合作制度中途夭折,在苏东剧变的影响下,转向了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中国在风险考验中坚持了下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回顾和比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历史道路,总结这些国家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和成败得失,对于丰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政权建设的理论宝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对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原理和多党合作理论进行新的挖掘。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分析社会主义国家选择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通过对苏俄、东欧、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发展、演变以及转向的历史轨迹,从纵向比较的视角透视其各自流变的原因、阶段性特征;通过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横向比较,包括对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体制机制等比较,探寻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共性与个性、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在纵横比较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发展的依据理路,在制度比较的优势中增强面向未来发展的制度自信。全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五章。导论部分详细论述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方法,介绍了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并对全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第一章从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入手,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概念与范围,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既遵循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逻辑和成长机理,为理解和观察这一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从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国际因素的影响,各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方面梳理了多党合作制度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世界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的变化成为多党合作确立的前提和基础。苏俄对于多党合作的创造性实践,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政治遗产。二战胜利后,苏联在周边国家及能力所及范围内所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合政府进而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外部环境。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构成了多党合作制度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三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发展与嬗变:一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苏俄首先建立了多党联合政权,对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多党合作进行了宝贵探索和丰富发展;二是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由一国变为多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欧亚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确立、发展及其遭遇挫折;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发展。第四章主要以东欧和亚洲国家为例,具体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和实践机制。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内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等具体国情差异决定了这一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通过比较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同时也解释了相似的制度、不同的命运背后的多重复杂成因。第五章分析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不同命运、成败得失背后的原因、经验教训以及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未来发展的现实启示。总结经验,审视当下,面向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只有置身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大潮,正确处理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超越一切旧式政党制度,引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论述和阐明了以下几个核心观点:1.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类型,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根源于旧式政党必然让位于新型政党的历史发展逻辑,发展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回答和讨论的是政党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中,在获得、参与、执掌国家政权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与其他政治要素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模式。尤其是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与国家政权、其他政党以及社会的关系。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是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及其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这一制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民主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来源。2.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因其质的规定性必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具体到每个民族国家的实践又一定会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多党合作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形态和运行机制,这些生动而具体的特点恰恰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价值本源性与形式多样性、普遍性与民族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发展逻辑。多党合作制度以自身独特的组织形式、价值指向和活动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和内容,为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道路作出了贡献。3.从苏俄首开先河到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地生根,从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生动实践到千篇一律的斯大林模式,从改革中的艰难前行到最终遭遇重大挫折,多个国家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多党合作制度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命运和归宿,留给后人深刻的经验教训:一是立足国情,坚持独立自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三是正确处理与民主政党的关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四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是衡量多党合作制度的首要标准。违背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会遭遇重大挫折甚至覆亡的命运,遵循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4.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用事实证明,不是多党合作不适合“社会主义”,而是这一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所在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与政党政治文明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坚持价值形态与制度成效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唐琼^[6]（2020）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构架。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是正确认识我国政党制度内容与价值的重要切入点,是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是发挥我国政党制度优势以适应新的统战形势和环境的迫切要求,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丰富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研究的背景、意义和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论述,对文章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进行阐述和说明。第二章主要是对政党、政党制度相关概念进行介绍,阐释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并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进行梳理。第三章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进行分析,从制度设计、制度结构和制度体系认识其本质特色;通过对我国政党制度理论基础、理论创新和理论价值的研究分析其理论特色;通过我国政党制度实际运行效果及其与我国旧式政党制度和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展现其实践特色。第四章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分析,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正确方向、价值取向和内在动力认识其内生优势;从制度、社会、国家和世界四个层面分析其价值优势;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五个维度把握其运行优势。第五章在“当代中国”具体语境中对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进行思考,立足新时代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应坚持的主要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思考新时代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主要路径。

杜俊奇^[7]（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陈诚^[8]（2020）在《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文中提出协商民主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中国久已存在的协商民主实践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总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党领导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使协商民主在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显着优势。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民主,在当代中国,民主具有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他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始终指导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自然也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思想,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列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他设计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积极倡导党际关系和谐,推进了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共几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显着特征是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习近平详细论述了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建设和实践推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①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显着优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一直强调,这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源,不论雅典民主还是希腊民主抑或卢梭的民主共和理论均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产生的,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独有优势。中国有其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天下为公、兼容并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就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关于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底蕴。中国协商民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优势明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雅典民主、古希腊民主和协商的文化传统,但在非理性代议制民主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理论是难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政治文明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优势。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学者们着书立说,大力倡导发展协商民主,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也未见到哪个国家的竞选者把协商民主作为竞选口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仅重视人民的选举权利,更重视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大力倡导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人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价值中心地位、利益中心地位、实践中心地位,并把它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协商民主的发展,促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变化,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体制优势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协商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国外协商民主虽然倡导者众多,但是基于理论探讨为主,实践操作层面还处于零散状态,制度化只是局部的,个案的,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首先是从高层协商开始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经过广泛协商的结晶,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使高层协商实现了常态化发展,高层协商就全国而言主要有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并延伸到省、市、县。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社会协商逐步规范有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民主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自上而下、全覆盖、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并形成了以国家宪法法律为保障、国家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为规范、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有较大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认识并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李艳丰^[9]（2019）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毛泽东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巨人,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必须承认,他兼具文韬武略,百年难得一见。人们对他的文章、诗词、书法等皆推崇备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被继承与发展。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把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作为解释其晚年失误的一个原因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就使得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一种误解:毛泽东的一生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很少提及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更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此为突破口,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在探索党的制度建设,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学说中国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正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制度建设,才能够组建坚强的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也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制度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毛泽东开始进行党的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讲,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成果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后来党的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还原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研究。其一,探求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源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列宁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进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毛泽东在继承他们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开始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其二,梳理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从成熟再到新的发展,从曲折发展到走进误区,都与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革命任务的需要和客观革命环境,对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对推进的党的制度建设,推进革命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曲折发展和失误时期,依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其三,阐述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注重制度化安排,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思想、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思想等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体系。其四,解析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内在运行机理。主要涉及毛泽东对党的制度的属性判断（人治还是法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性善还是性恶）,制度建设的公平抉择（程序还是实质）,制度运行的关键（平衡与失衡）等。其五,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评价和反思以及启示探讨。文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认为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文章还总结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可见,毛泽东不仅拥有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而且其思想内容很丰富,指导作用很大,地位很重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王轲^[10]（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主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通价值目标,人类文明在砥砺向前的进程中以政治文明作为其核心要素。人类自古希腊开始就从多重视角致力于将民主的涵义做一个精准的解读,然而民主的内核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主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漫长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选举民主自站上西方民主政治舞台之日起,就迅速融入规模庞大、事务繁杂的现代国家。在实际运行进程中,选举民主逐步暴露出天然劣势,注重民主准入步骤却忽略民主决策进程,施政方略的周期性更迭耗费了高昂的社会运转成本,倾轧式选战放大了国内族群、社会及文化方面的问题。协商民主在批判选举民主弊端的基础上复兴,政党协商因其聚合功效更处于显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民主政治理论,扬弃了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吸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统一战线思想与多党合作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列宁在领导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付诸实践,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协商的先河,东欧地区四个国家也对政党协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认识视角的单一性并且未能处理好同其他党派关系,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政党协商以失败告终。政党协商在中国的生根、生存、生长,植根于中国历史任务、革命实际和建设发展的现实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回应中国人民呼声而做出的重大历史抉择。本文首先简析了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党协商的发展,概述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政党协商及其经验教训,回顾了政党协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随后,本文从理论、文化、制度、实践四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进行深入探讨,展现出其理论的生命力和实践的独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得以充分呈现,助力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民主话语权竞争中把握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对国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既有积极利好的发展机遇,也有不可回避的困境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在新时代的发展,回应“中国梦”内蕴的现代民主要义。相较于西方政治斗争的“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意义非凡。执政党和参政党相向而行、良性互动的协商合作关系,为世界政党政治的丰富和拓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香港政党组织现状的衔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香港政党组织现状的衔接（论文提纲范文）

（4）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香港政党组织现状的衔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创新研究[D]. 卢鑫.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利益代表优势性问题研究[D]. 朱程. 中国矿业大学, 2021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政策参与研究[D]. 李伟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
• [5]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 吉秀华. 山东大学, 2020(06)
• [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研究[D]. 唐琼. 南华大学, 2020(01)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8]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D]. 陈诚. 扬州大学, 2020(01)
• [9]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D]. 李艳丰. 湘潭大学, 2019(12)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D]. 王轲. 华侨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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