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马尼亚政府更迭风波始末（论文文献综述）
龙沛[1]（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指出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张颖[2]（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曹启昭[3]（2020）在《国家关系视角下中共与法共的党际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原则为基础建立了密切的党际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选择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它开始面临着两个问题: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身份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同法国共产党的友谊;也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同各个国家的关系,争取在外交上占据主动地位,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政府打交道。而对于法国共产党而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它在法国国内开展革命事业的热情,因此它也希望不断扩大在法国政坛的影响力,借推动中法两国的官方交往来进一步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就是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与法共的党际关系就与中法国家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两党对中法关系的现实判断有所不同,加之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问题产生了不少分歧,使得两党在认识如何看待中共与法共的党际关系与中法国家关系之间的互动这一问题上始终处于矛盾之中,这种矛盾的状况甚至一度令两党关系陷入低谷。直至1982年两党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后,中共与法共才真正认识到,两党之间的互动不仅能够增进两党之间的友谊,也能对中法国家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从此“国家关系”一词逐渐频繁出现在两党会谈中。当前,由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加上中共与法共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进行了新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所以两党也有必要从全新的高度来进一步审视两党关系之于中法关系的重要意义,从而使两党在令中法关系行稳致远的同时也能不断实现各自的社会主义理想。因此,本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探讨“政党外交”、“党际关系”、“国家关系”等相关概念,第二章主要介绍法国共产党及其与法国政党政治的关系,第三章至第五章则以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共与法共的党际交往为主线,围绕两党在不同时期对中法关系的不同认识,重点探究各个阶段中法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互动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第六章则是为未来的中法党际交往提出意见与建议,使中共与法共的党际关系可以进一步起到沟通中法关系的作用。
张承志[4]（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指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徐磊[5]（2020）在《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政策研究 ——以波兰危机为例（1979-198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第一部分对英国二战后的波兰政策作了回溯性梳理。冷战时期,英国对波兰政策是其对东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首先简要分析丘吉尔、麦克米伦等时期英国涉及波兰经济、政治方面的国内与国外决策,揭示其演变过程;其次,1979年撤切尔夫人上台后,根据波兰国内局势,英国政府内部对波兰进行评估,以卡灵顿勋爵为代表的外交部重提“区别对待政策”,试图以此指导80年代英国对波兰的整体外交,其主要目的在于削弱苏联对波兰及东欧地区的控制。文章第二部分首先简要梳理波兰危机爆发的经过,其次,分析苏联方面在波兰危机爆发后在经济与军事上对波兰政府的施压行为,如舆论施压以及实行军演等。随后,分析苏联相关举措给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政策调整造成的影响。最后,英国政府财政部与外交部就是否给予波兰经济支援展开争论,并确定支援政策。同时,面对苏联可能的军事干预,英方也准备了预案。文章第三部分首先梳理分析了波兰军管之后,美国里根政府对波兰实行全面经济制裁,并敦促其大西洋同盟伙伴进行相应制裁,这些举措对撒切尔夫人政府前期对波政策造成较大冲击。其次,由于波兰国内局势变化以及里根政府的施压,加之政府层面、机构决策和个人因素影响,英国考虑再度调整对波政策。最后,撒切尔夫人政府确定了给予波兰团结工会经济支持,同时对波兰政府进行经济制裁的政策。但是在经济制裁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的建设问题上,英国与美国存在较大分歧。文章第四部分首先简要交代了“军管”结束后波兰国内的相关局势,随后重点评析了撤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当时国内局势再次评估的内容,指出其成为危机结束后英国对波政策重新制定的参考标准。文章最后评价与总结了波兰危机爆发以来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政策成效、得失与特点。
杨林森[6]（2019）在《冷战后美俄互动模式及其成因》文中研究说明在一定的时期以及历史条件下,大国互动关系往往都会呈现出某种稳定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基本模式,如欧洲历史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雅尔塔体系,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华夷秩序、冲击—回应模式等。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也是如此,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冷战结束以来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大国之间双边互动模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互动双方的历史传统、地缘环境、生活方式、国际体系以及战略目标等。一定历史时期大国互动模式不仅决定着互动主体各自的内政、外交,也决定着整个国际形势的基本型态和走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考察冷战后美俄关系演变的进程,可以发现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也呈现出了某种相对稳定的、特征鲜明的基本模式,即战略竞争—有限合作。本文将梳理这种互动模式是如何演进而成的,运用布罗代尔“时段”理论研究法考察其成因,以期全面地认识这对重要的双边关系,进而对于当今时代中国所致力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有所启迪。除引言和结语,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历史探源。简单回顾了从十八世纪至苏联解体前的美俄关系。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美国与沙皇俄国的关系经历从友好到恶化的演变过程;美苏关系则几乎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为从长时段角度分析冷战后的互动模式的成因做铺垫。二、冷战后美俄互动模式形成的基本轨迹。主要以多次重启失败与循环恶化为切入点和线索,分三个阶段梳理了近三十年来美俄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三、冷战后美俄关系互动模式的成因。主要以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为指导,分析并解释影响冷战后美俄互动模式形成的三层次因素。四、根据已有研究预测美俄互动的未来演变趋势。
李思然[7]（2019）在《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文中认为社会平等是瑞典福利国家的基石。社会平等不仅是社会物品的平等分配,更重要的是人与人地位与身份的平等,这深刻地体现为性别平等。瑞典是世界公认的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性别平等政策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典的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政策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即追求社会权利的平等,具有政策内容的相融性,政策发展的开放性,政策作用的强制性的共同特点。瑞典社会政策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政策法案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国家干预,实施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具有国家进行统筹的普遍主义特征。瑞典的性别平等政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口政策与家庭政策,于70年代逐渐形成独立的性别平等政策制度体系。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发展演进过程并不是一个由不平等到平等的线性的、简单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着不同的利益冲突,不断解决凸显的社会问题,不断转换政策目标,不断拓展政策领域,不断走出政策悖论的复杂的政策变迁与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瑞典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性别平等意识的变化紧密相连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体系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灵魂,通过总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形成了四个具体价值目标领域,确立了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结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总体目标为:“确保女性与男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在总体目标下,建构了以维护政治平等参与权利、经济教育领域的机会均等权利、家庭角色平等权利、女性自身安全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体系。瑞典政府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开启了社会各项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新视角与新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一种优先策略,将性别平等作为目标纳入社会各项政策,将原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问题及两性平等问题带到了政府政策舞台的中心,实现了性别平等政策领域的拓广;瑞典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施过程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也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不断完善的制度化、体系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性别平等政策理念由追求家庭中女性的平等地位发展到追求两性作为独立个体的性别中立,再到追求两性的社会平等权利的变迁;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由关注女性角色转向关注男女中性的平等关系再到关注男性责任的变迁;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由家庭领域拓展到劳动力市场领域再拓广到社会各个政策领域的变迁。本文对瑞典社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即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研究从五个方面展开:首先,从宏观背景的方面,在第二章对本文涉及的社会政策、瑞典的社会政策、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等基本概念演进及概念的涵义进行规范性的研究阐述;分析阐释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与理论基础,以探究与解决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条件与理论资源问题。其次,从历时态方面,在第三章与第五章,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的挖掘与梳理,系统分析阐释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出台、改革与演进的过程;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体系的建构过程;研究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悖论的形成与克服的过程;研究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政策理念、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体系的变迁与改革的过程;对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提出、实施、效果、启示与局限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再次,从共时态方面,在第四章研究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价值体系与内容结构及其政策实施的效果。以瑞典性别平等法案确定的性别平等政策的总目标与分目标为依据,对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四部分政策内容及其实践效果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第四,从量化分析的方面,在第六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大量客观数据为基础,采用统计建模方法以求证前述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并利用聚类分析与方差分析法对欧洲各国与世界各地区性别平等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第五,从总结借鉴的方面,在第七章依据前述对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分析与阐释,总结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从就业政策、家庭政策、妇女参政及社会性别主流化四个方面分析了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
刘帅[8]（2018）在《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文中指出最惠国法律条款即最惠国法条是“最惠国待遇”的法律载体,而最惠国待遇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机制,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影响了世界贸易的整体格局。最惠国待遇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8世纪初叶,英法在荷兰乌特勒支签订的和约中首次规定了较为规范的最惠国法条,至此,最惠国法条正式登上国际贸易舞台,并不断发生演变。在最惠国法条长期的变迁过程中,演化出了欧式无条件的最惠国法条和美式有条件的最惠国法条,虽然二者的影响力不断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动,但依然是近现代最惠国法条的基本分类。从19世纪清王朝被英吉利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开始碰撞,中国正式被裹挟进世界经济政治纷争以来,最惠国法条就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联,历经晚清、民国,直到今天,最惠国法条都是中国对外经贸体系的重要基础。在此期间,最惠国法条影响的畛域一直居于变动,从最早局限于税务、贸易范围,然后不断扩张,跨越经贸范畴,嵌入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再度缩小至经贸范围,而WTO时代其影响的边界再次扩展。不过,无论最惠国法条的适用范围如何变化,其对我国一直具有深远影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最惠国法条发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力。晚清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最惠国法条背离了其应有的公平、非歧视的价值导向与促进贸易自由的初衷,成为西方国家攫取、侵害中国利益的工具。最惠国法条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中处于既“隐秘”又“显着”的微妙位置,“隐秘”是因为最惠国法条不似割地、赔款、驻军等条款是对中国具体国家利益的侵犯,其依托第三国的架空表述方式,使得其发挥作用较为“间接”,也使缺乏国际法知识的晚清君臣在尚未了解该法条的重大影响时就轻易让渡了最惠国待遇。“显着”则是由于和中国签订最惠国法条的“最惠国”可以轻易均沾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中让渡的利益,借此,最惠国法条这个“倍增器”极大增强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利益侵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最惠国法条也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商一道,被并称为令近代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三项利权。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逐渐开始着手改订或废除最惠国法条,以限制其不利影响,北京政府奉行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废约外交都与之密切相关。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采用“浑括主义”,尽量避免双边谈判,而采用集体磋商的方式,这正是基于对最惠国法条的清楚认识,只有通过集体磋商,让全体最惠国在放弃某一特权上达成一致,这一特权才能真正被废止。南京国民政府废约外交的目的与修约外交类似,也是逐渐取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但其方式上更加彻底,注重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直接减少不平等条约签署国的方式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这也一并减少了“最惠国”的数量,弱化最惠国法条的不利影响。废约之后,通常还会以订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合约为目的进行新条约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最惠国法条通常又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是否重新订入最惠国法条也成为判断谈判成败的“标志”。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开始了艰苦的“复关入世”谈判,而永久性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成为我国力争的主要谈判目标,并最终取得圆满成果。现代最惠国法条以WTO框架为依托,其内含平等、非歧视的价值内核,到今天依然是国际贸易秩序的主流,但以TPP为代表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在其组织内部推行更高层次的贸易自由化,会造成对非组织成员的贸易歧视,即使这些成员同属于WTO。全球化与集团化贸易组织之间的这种矛盾与冲突给最惠国法条的未来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主体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陈述研究思路,对最惠国法条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梳理,逐次展开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的说明。第二部分:最惠国法条概论。首先介绍了最惠国法条的研究背景;其次,阐明了最惠国法条的概念与流变,最惠国法条的内涵有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该部分也论及最惠国法条与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的关联。第三,研究了最惠国法条依据不同学说与标准进行的分类情况。最后,对最惠国法条条文的解释进行了分析,涉及到对最惠国法条的滥用与限制。第三部分: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代的殖民化扩张及应对。首先对1840-189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进行了介绍,并作了阶段划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初步建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扩展,并介绍了晚清政府对最惠国法条的初步回应;其次,梳理1900-1911年限制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外交努力;第三,对1912—194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抵制进行了叙述,解读了在修约外交与废约外交不同方针影响下的最惠国法条;最后,对近代中国与西方重要国家订立的最惠国法条以国别进行归纳并简要评论,涵盖晚清到民国的整个长时段。第四部分: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特点、类型与危害。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具有不平等、叠加性、多领域性、变动性等特点,这也引致了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类型的多样性,而各类型的最惠国法条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后果。第五部分:现代最惠国法条在曲折中发展。国际贸易并非一直沿着自由贸易理念顺利发展,经贸全球化不断遭遇反抗,不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导致了以倡导贸易自由为价值导向的最惠国法条受到冲击。直到GATT-WTO时代最惠国法条迎来发展的新高潮,而TPP协议的出现使得最惠国法条未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六部分:从中美谈判看中国现代最惠国法条权益的伸张。GATT-WTO时代,中国努力“复关入世”,希望加入全球化的贸易组织,从而获得更加优越的贸易环境与条件。其中的关键就是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这场世纪谈判持续多年,见证了从GATT到WTO的时代转换,也历经多任美国总统不同的内政外交政策考验,最终取得满意成果,中美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也为未来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结语:通过对比,得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惠国法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总结获得的启示。本文以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辅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法律史学讲究以史为凭,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从而探寻研究对象的特点、流变及影响。但最惠国法条并非单纯的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其还涉及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因此,对这种复合性的研究对象,应分层次、多领域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在法律层面对最惠国法条的探讨以及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围绕该法条的冲突与斗争,并剖析对比了最惠国法条对我国的各种影响。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最惠国法条的历史考察,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利我国更好地应对今后世界经贸秩序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赵亮[9]（2018）在《1978—1992党的理论发展逻辑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为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要解决的总问题。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不同阶段上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实质所在。在1978-1992年间,党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重大而复杂。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创新,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一时期党的理论成果主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认识基础之上,这构成了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对这一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分析,以对我们今后的理论发展有所启示。文章首先对1978-1992年党的理论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简要阐述。问题导向是我们党的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发展就建立在对一系列重大的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的基础之上。本章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主要对这一时期党所面临的重要思想认识问题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认识领域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这成为改革开放初起时的主要思想障碍。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前进的进程中,包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此前后,我们国内社会上各种思潮涌现,这需要我们党去妥善应对,同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其他问题也要求我们党对此作出解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由于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人们陷入了思想理论认识的困惑和误区,探询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清。这种认识不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不清和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清。这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此,我们党要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此达到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围绕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的问题,本文阐明了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和理论认识成果。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是照搬照用苏联模式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这一模式内在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最终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探究其原因,就在于前一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够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亟需在现实中得到解答。为了解决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就要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对此,我们党首先把解答的重点放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上,这为我们最终得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社会主义要实现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在解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解答,促进了相应的理论成果的形成,这为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和认识社会主义是同时进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遇到的问题也不断增多,围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最终形成为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创新成果。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同时也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秉持的方法论原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的指导下,我们党突破了一系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认识,形成了新的理论认识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践中逐步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明确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实践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并在实践和理论认识上获得了新的认识;提出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一系列的“两手抓”,统筹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以上主要是从总体思路和具体的实践展开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详细阐明了我们党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对以上理论和实践问题回答的基础上,本文对于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地位和价值进行了分析。我们党正是在对上述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回答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这为推进党的理论发展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黄勇军[10]（2018）在《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文中指出在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史上,影视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为我国影视剧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影视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它既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影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探讨其创作规律。因此,开展对影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对于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对于拓展影视史的研究范围,总结影视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启迪和促进当前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电影小说是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属性,既是电影文学的重要样式,也是小说艺术的全新品类。电视小说是对电视剧或电视剧本进行文字改编和再度创作而形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模式、文体形态、本质属性等都与电影小说相似。影视小说则是为了言说的便利而对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鉴定是否为影视小说应坚持两大基本准则:一是在创作依据上必须是根据电影/电视剧本或影像文本进行的改编与再创作,二是在创作时间上必须是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中或摄制完成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廓清影视小说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为维护影视小说文体形态的纯正性与独立性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和中国现代电影以及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1910年代初以周瘦鹃等为代表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影戏小说”为我国早期电影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而根据中国本土电影改编的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电影本事以及“影戏小说”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1930年代以后电影小说成为“文学新品种”并得到文学界的承认,1940年代中后期电影小说更进一步成熟并开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电影小说进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十七年”电影小说在多重挤压下犹如戴着沉重枷锁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艺术形成的“辉煌”与“惨淡”的“舞台”上艰难“起舞”曲折前行。新时期电影小说则出现了缓慢而艰难的复苏,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创作局面。1990年代以后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像文本的电影和纸质文本的文学二者双向“合谋”的共同诱导与塑造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小说呈现出了全新的、别样的风格与特色,并推动电影小说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由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电视小说的诞生比电影小说晚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蹒跚来迟。电视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并由1990年代及以前的创作者文体意识懵懂、艺术水准粗陋、市场接受程度低下而逐渐走向21世纪以后的文体创作自觉、运作模式娴熟、优秀佳作叠现的成熟与繁荣阶段。电视小说以及电影小说也在新世纪逐渐取代影视文学剧本成为影视文学的“最重要类型”。在厘清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演化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由此建立影视小说系统的生长谱系基础之上,从文体的角度深入影视小说内部探讨其文体建构的策略及其特色可以发现,影视小说既广泛借鉴了影像叙事的技巧,又充分发挥小说艺术的优长,将影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也因此成为影视对文学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成为影视与文学联姻产生的“宁馨儿”。影视小说是蕴含影视基因最为丰沛、受到影视影响最为深刻、借鉴影视艺术形式最为多样、运用其相关技法最为成熟的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被誉为“电影的灵魂”的蒙太奇作为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对影视小说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此外,影视小说借鉴影视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影像视听技巧,以时空的有意错落、重置、交叉、破碎等打破情节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以多重空间的叠合、并置、交错等摒弃传统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凸显共时性与现时性的“空间化”叙事效果,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与审美特征,成为现代小说空间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影视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所具有的独异性和规定性之一。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从影视小说的外部生态场域来考察影视小说的生成与运作情况可以发现,以出版社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对影视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枢纽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精神产品能动主体的出版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影视小说的繁荣既提供了重要保障又激发了不竭动力。同时,在影视小说生成链上的三大相关主体——作为影视剧生产制作主体的投资出品方、作为影视小说创作主体的改编创作者以及作为物化载体媒介主体的图书出版社中,改编创作者作为关键主体直接决定影视小说的艺术水准与市场价值,影视投资制作方则以其广泛的市场影响和强劲的资金实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在遵循影视剧生产规律、小说创作规律、图书出版规律“三大规律”基础上多方联动,互融共生,以各自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影视小说的创作生产与营销运作,推动影视小说在新世纪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勃兴。
二、罗马尼亚政府更迭风波始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罗马尼亚政府更迭风波始末（论文提纲范文）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史料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亚历山大到庞培:罗马波斯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
| 第一节 塞琉古秩序在西亚的解体与帕提亚帝国的西扩 |
| 第二节 从爱琴海到黎凡特:罗马共和国的东扩进程 |
| 第三节 米特里达梯战争与罗马—帕提亚近东两极格局的形成 |
| 第二章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肇始与罗马—帕提亚的初步交锋 |
| 第二节 初次罗马—帕提亚战争:克拉苏东征始末 |
| 第三节 卡莱战役后续及帕克如斯西征 |
| 第四节 安东尼的帕提亚远征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战争的特点 |
| 第三章 早期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奥古斯都至克劳迪时期罗马—帕提亚关系回顾 |
| 第二节 尼禄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亚美尼亚安息王朝的建立 |
| 第三节 图拉真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其历史影响 |
| 第四节 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时期的罗马—帕提亚关系演变 |
| 第五节 马可·奥勒留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安东尼瘟疫 |
| 第六节 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罗马波斯边界的东移 |
| 第七节 卡拉卡拉东征与尼西比斯会战 |
| 第四章 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阿达希尔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内外政策与国际局势 |
| 第二节 沙普尔一世与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考察 |
| 第三节 奥勒良至卡鲁斯时期罗马波斯内政及相互关系的变化 |
| 第四节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化与4 世纪罗马波斯关系的转型 |
| 第五节 沙普尔二世与罗马帝国的战争 |
| 第六节 亚美尼亚的瓜分与4 世纪末罗马波斯和平的确立 |
| 第五章 早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的“5 世纪和平”解析 |
| 第二节 “阿纳斯塔修斯战争”始末 |
| 第三节 查士丁尼与库斯洛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四节 “高加索战争”的爆发与公元 591 年和平协定的签署 |
| 第五节 古代世界的最后大战:公元602-628 年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六章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文明交往:罗马波斯战争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战争”中的地理结构、疆土安全与国家战略 |
| 第二节 国际体系:罗马波斯战争中核心、中间、外围行为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文明交往视角下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相关理论问题的界定与厘清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视野中的《译文》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窃火传薪”之旅 |
| 一、洋枪洋炮打开的“窃火”之旅 |
| 二、现代译介的开端:《新青年》 |
| 三、渐入“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 |
| 四、1930年代的翻译文学论争与论战 |
| 第二节 30年代方兴未艾的翻译出版业 |
| 一、“杂志浪潮”兴盛的30年代 |
| 二、30年代翻译出版的“沉浮” |
| 三、文学期刊中的翻译单元 |
| 第三节 《译文》的创办及活动 |
| 一、《译文》的发起与创办 |
| 二、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之选 |
| 三、曲折中前行的《译文》:停刊与复刊 |
| 第二章 《译文》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 |
| 第一节 世界文学的国别（地区）样貌 |
| 一、被“突显”的苏俄文学 |
| 二、被“关注”的弱小民族文学 |
| 三、被“遮蔽”的欧美文学 |
| 四、被“中介化”的日本文学 |
| 五、被“消失”的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文学 |
| 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作家样貌 |
| 一、精英与平民作家的完美融合 |
| 二、日渐崛起的女性作家 |
| 三、意识形态各异的作家群 |
| 第三节 世界文学的体裁样貌 |
| 一、异彩纷呈的小说 |
| 二、关注儿童的童话与警世的寓言 |
| 三、以苏俄为风向标的诗歌与戏剧 |
| 四、以西班牙内战为焦点的报告文学 |
| 第四节 世界文学的文论样貌 |
| 一、以苏俄和进步作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论 |
| 二、以法、德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思潮 |
| 三、向苏俄学习的文学创作论 |
| 第五节 30年代世界文学的流行主题样貌 |
| 一、压迫与反抗的时代主题 |
| 二、写实的战争主题 |
| 三、永恒的情感主题 |
| 第三章 《译文》中的世界文学样貌溯源 |
| 第一节 多种意识形态交织下的《译文》 |
| 一、袭卷30年代的“红色潮流”的促进 |
| 二、国民党反革命思想的制约 |
| 三、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引导 |
| 四、“革新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诉求 |
| 第二节 多种诗学要素碰撞下的《译文》 |
| 一、在新旧作家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痕迹 |
| 二、书写现实的小说译介 |
| 三、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 |
| 四、文学社会功用的中国式追求:改造社会 |
| 第三节 编译者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编译者 |
| 二、多重诉求的编译者 |
| 三、以鲁迅为编译中心的形成 |
| 第四节 赞助人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 一、执政党对于出版管制的影响 |
| 二、编辑、出版方的推动与制约 |
| 三、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影响 |
| 四、以读者为主导的期刊发行 |
| 第四章 《译文》的价值、影响与时代局限性 |
| 第一节 跨时代的价值 |
| 一、记录新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史 |
| 二、树立开放与融合的文学主张 |
| 三、译介中展现出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追踪 |
| 一、为鲁迅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
| 二、成就新文学的人才储备 |
| 三、滋养新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
| 四、开创翻译杂志的先河与范式 |
| 五、《译文丛书》对《译文》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带有时代烙印的局限性 |
| 一、同人杂志的局限 |
| 二、语言能力的局限 |
| 三、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译文》创刊号封面、插画、目录 |
| 附录二 《译文》译作统计(时间顺序) |
| 附录三 《译文》中译作统计(国别（地区）分类) |
| 附录四 《译文》中译介的小说 |
| 附录五 《译文》中译介的文论 |
| 附录六 《译文》中主要译者的译介统计 |
| 附录七 1930-1937年国内发行文学期刊及译作情况统计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国家关系视角下中共与法共的党际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的阐释 |
| 一、国家总体外交中的“政党外交” |
| 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相互关联 |
| 第二章 法国政党制度中的法国共产党 |
| 一、法国政党制度概述 |
| 二、法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主张 |
| 三、法国共产党在法国政党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三章 中法建交前后两党党际交往与中法国家关系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两党交往促进国家关系 |
| 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两党交往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
| 三、“文革”期间两党矛盾对中法关系的阻碍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到新世纪初两党党际交往与中法关系 |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际交往的恢复为中法关系提供动力 |
| 二、八九十年代党际交往的升级是对中法关系的重要补充 |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两党党际交往与中法关系 |
| 一、两党在交往形式及交往内容上取得新突破 |
| 二、两党对于发展中法关系的共同期待 |
| 第六章 在中法关系不断向好基础上对两党党际关系的展望 |
| 一、以两党“自我革命”实践为准绳,平衡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
| 二、多种形式延续两党友谊,为中法关系平稳发展而服务 |
| 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中法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政策研究 ——以波兰危机为例（1979-198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本文创新点与重难点 |
| (一) 创新点 |
| (二) 研究难点和重点 |
| 第一章 英国政府对波兰政策的背景 |
| 一、二战后英国政府对波兰政策回溯(1945-1979) |
| (一) 战后初期英国对波兰政策 |
| (二) 波兰公投后英国对波政策调整 |
| (三) 波兹南事件与英国的政策调整 |
| 二、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对波兰局势的评估(1979-1980) |
| (一) 波兰经济陷入颓势—70年代“高速发展战略”的失败 |
| (二) 英国政府对波局势评估—卡灵顿勋爵重申对波“区别对待”政策 |
| 第二章 波兰危机的爆发与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政策的调整(1980.8-1981.12) |
| 一、苏联对波兰危机的反应及对撒切尔夫人政府的冲击 |
| (一) 危机爆发与团结工会的成立 |
| (二) 苏联对危机爆发的应对:舆论攻势与军事演习 |
| (三) 苏联干预给撒切尔夫人对波政策调整带来的冲击 |
| 二、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危机的反应与对策 |
| (一) 危机爆发与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危机的反应 |
| (二) 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援助政策的制定:外交部与财政部的相互妥协 |
| 第三章 波兰进入“军管时期”与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政策的再调整(1981.12-1982.12) |
| 一、里根政府对波兰实行制裁及对撒切尔夫人政府的影响 |
| (一) 戒严令的实施:波兰局势急转直下 |
| (二) 里根政府对波兰实行全面经济制裁:以经济制裁换取政治妥协 |
| (三) 里根全面经济制裁措施的实施与英国等北约同盟国的分歧 |
| 二、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政策的再调整 |
| (一) 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戒严令实施后波兰局势的相关评估 |
| (二) 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 |
| 第四章 波兰危机期间撤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政策的有效性评估与反思 |
| 一、波兰危机期间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的政策评估 |
| (一) 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的政策目标 |
| (二) 具体实施及具体效果 |
| 二、英国对波兰政策的特点 |
| (一) 区别对待政策的典型案例 |
| (二) 冷战思维与实用主义思维相互贯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冷战后美俄互动模式及其成因（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时段”理论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一、历史探源 |
| (一)从友好到敌对(1776—1917) |
| (二)从艰难建交、短暂合作到全面对抗(1917—1991) |
| 二、冷战后美俄互动模式形成的基本轨迹 |
| (一)从“共谋新生”到“维持遏制”(1992-1999) |
| (二)从“合作反恐”到“挤压边界”(2000-2008) |
| (三)从“缓和重启”到“严厉制裁”(2009-2017) |
| 三、冷战后美俄互动模式的成因 |
| (一)世界秩序斗争：美俄互动的时代动因 |
| (二)冷战思维：美俄互动的“思维困境” |
| (三)地理与文化：美俄互动的历史“结构” |
| 四、冷战后美俄互动的未来发展趋势 |
| (一)“对俄制裁案”限制美俄缓和可能 |
| (二)叙利亚地区地缘博弈加剧美俄冲突 |
| (三)《中导条约》废存影响美俄战略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与主要解决的问题 |
| 1.3.2 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 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观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特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研究特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1.6 逻辑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6.1 逻辑框架 |
| 1.6.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瑞典社会政策及其形成的基础 |
| 2.1 概念与回溯:社会政策与瑞典社会政策限域 |
| 2.1.1 社会政策的一般涵义及其历史回溯 |
| 2.1.2 瑞典社会政策的演进 |
| 2.1.3 瑞典社会政策的涵义及其特点 |
| 2.2 历史与文化: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 |
| 2.2.1 历史基础:平等的社会结构 |
| 2.2.2 政治基础:执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政治合作 |
| 2.2.3 经济基础:稳定的经济增长 |
| 2.2.4 文化传统:平等的社会文化 |
| 2.3 民主与平等: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3.1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
| 2.3.2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
| 2.3.3 瑞典学派的社会政策思想 |
| 2.3.4 T.H.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 |
| 2.3.5 女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对社会政策的影响 |
| 2.4 性别平等:瑞典社会政策的价值诉求 |
| 2.4.1 性别平等:社会政策优先目标 |
| 2.4.2 瑞典的性别平等与性别平等政策的涵义 |
| 2.4.3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是社会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走出政策悖论: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演进 |
| 3.1 现代家庭模式与家庭政策初建(1930—1940) |
| 3.1.1 瑞典现代核心家庭模式的建立 |
| 3.1.2 瑞典家庭政策的初建 |
| 3.2 家庭模式争论与家庭政策悖论(1940—1950) |
| 3.2.1 男性养家模式与夫妻共同养家模式的争论 |
| 3.2.2 女性角色的政策塑造与家庭政策悖论的凸显 |
| 3.3 “性别中立”理念与性别平等政策的建立(1960—1970 末) |
| 3.3.1 解构家庭政策悖论:“性别中立”理念的确立 |
| 3.3.2 “中性—平等家庭模式”与“中性”性别平等政策 |
| 3.3.3 “中性”性别平等政策的社会价值 |
| 3.4 社会改革与性别平等政策的调整(1980—2000) |
| 3.4.1 挑战与回应:性别平等政策调整原因分析 |
| 3.4.2 目标转换与社会性别主流化:性别平等政策调整过程与内容 |
| 3.5 性别平等新目标与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完善(2000—2017) |
| 3.5.1 性别平等政策新目标的确立 |
| 3.5.2 家庭性别平等政策的完善 |
| 3.5.3 性别平等政策的拓广:《反歧视法》出台 |
| 3.5.4 从行动计划到国家战略:打击与预防性暴力政策的实施 |
| 3.6 走出悖论:瑞典性别平等政策发展演进路径评析 |
| 3.6.1 走出“女性双重角色矛盾”政策悖论,构建中性性别平等政策 |
| 3.6.2 走出“中性性别平等政策”悖论,实施性别平等政策调整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目标体系及其内容与实践 |
| 4.1 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体系及其内在结构 |
| 4.1.1 性别平等政策目标体系的形成与确立 |
| 4.1.2 基于性别平等政策目标体系的内容结构 |
| 4.2 平等参与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2.1 政治与经济参与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2.2 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3 女性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3.1 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3.2 女性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效分析 |
| 4.4 家庭政策中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4.1 塑造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4.2 促进家庭性别平等的儿童保育政策 |
| 4.4.3 家庭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效分析 |
| 4.5 维护女性身心安全与健康的性别平等政策 |
| 4.5.1 维护女性基本人权的性别平等政策的发展历程 |
| 4.5.2 打击男性对女性暴力行为的国家行动计划 |
| 4.5.3 预防与打击男性对女性暴力行为的国家战略 |
| 4.5.4 《行动计划》与《国家战略》的特点比较分析 |
| 4.5.5 维护女性身心健康的性别平等政策的实践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及其价值评析 |
| 5.1 社会政策的新视角:“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提出 |
| 5.1.1 社会性别主流化概念的提出 |
| 5.1.2 社会性别主流化提出的意义 |
| 5.2 平等地位与平等权利: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策变迁 |
| 5.2.1 政策理念的转变:女性平等地位—性别中立—两性平等权利 |
| 5.2.2 政策目标的转换:女性角色—中性关系—男性责任 |
| 5.2.3 政策范围的拓广:家庭领域—劳动力市场领域—社会各领域 |
| 5.3 政府主导与政策连续性: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价值评析 |
| 5.3.1 政府主导社会性别主流化 |
| 5.3.2 性别平等的制度化与政策的连续性 |
| 5.4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存在的问题 |
| 5.4.1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政策悖论 |
| 5.4.2 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存在的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 6.1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 |
| 6.1.1 基本假设 |
| 6.1.2 指标选择与数据源 |
| 6.1.3 数据的统计描述与整理 |
| 6.1.4 回归分析结果 |
| 6.2 世界各地区性别平等的差异性分析 |
| 6.2.1 聚类分析与多元方差分析 |
| 6.2.2 欧盟成员国性别平等的差异性分析 |
| 6.2.3 洲际性别平等的差异性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启示 |
| 7.1 完善制度体系:对就业政策的启示 |
| 7.1.1 我国就业领域性别平等政策取得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 |
| 7.1.2 完善就业领域中相关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 |
| 7.1.3 建立配套的性别平等的社会就业政策体系 |
| 7.1.4 建立政府各部门间相互协调的责任体系 |
| 7.2 政策配套与衔接:对家庭政策的启示 |
| 7.2.1 我国实现家庭性别平等政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2.2 家庭责任共担:建立家庭中性—平等的政策理念 |
| 7.2.3 解放女性:建立由政府、市场和家庭共担的托育体系与政策 |
| 7.2.4 维护女性人身基本权利:完善预防与打击性别暴力的政策 |
| 7.3 平权与增效:对女性参政议政的启示 |
| 7.3.1 我国女性参政议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3.2 建议实行性别比例配额政策 |
| 7.3.3 逐步提升女性在政府决策机构中的比率 |
| 7.4 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对我国社会政策制定的启示 |
| 7.4.1 性别平等纳入各项社会政策考量 |
| 7.4.2 确立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主导地位 |
| 7.4.3 循序渐进的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
| 7.4.4 性别平等政策的系统化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说明 |
| 第一章 最惠国法条概论 |
| 第一节 最惠国法条的研究背景 |
| 一、最惠国法条研究的经济背景 |
| 二、最惠国法条研究的政治背景 |
| 三、最惠国法条研究的法律背景 |
| 第二节 最惠国法条的概念与流变 |
| 一、最惠国法条的概念 |
| 二、最惠国法条的流变 |
| 第三节 最惠国法条的分类 |
| 一、有条件的最惠国法条和无条件的最惠国法条 |
| 二、有积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与有消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三、单务的最惠国法条与双务的最惠国法条 |
| 四、概括型的最惠国法条与限定型的最惠国法条 |
| 第四节 最惠国法条的解释 |
| 一、系统性解释 |
| 二、语意解释 |
| 三、效力解释 |
| 第二章 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代的殖民扩张及应对 |
| 第一节 1840—189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及回应 |
|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美、法搭建最惠国法条体系基本框架 |
|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的扩展 |
| 三、晚清当局对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初步回应 |
| 第二节 1900—1911年限制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外交努力 |
| 第三节 1912—1949年对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抵制 |
| 一、1912—1928年中国政府对最惠国法条的继受与修约外交 |
| 二、1928—1949年围绕最惠国法条的废约外交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与重要国家最惠国法条的梳理与考察 |
| 一、近代中英最惠国法条 |
| 二、近代中美最惠国法条 |
| 三、近代中法最惠国法条 |
| 四、近代中日最惠国法条 |
| 五、近代中俄最惠国法条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特点、类型、危害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特点 |
| 一、不平等性 |
| 二、叠加性 |
| 三、多领域性 |
| 四、变动性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典型类型 |
| 一、概括性最惠国法条 |
| 二、有积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三、有消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四、片面的最惠国法条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危害 |
| 一、最惠国法条的均沾性导致西方形成“侵略联盟” |
| 二、最惠国法条语意模糊,易被滥用 |
| 三、最惠国法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造成民族的灾难 |
| 四、双务最惠国法条也具有危害性 |
| 第四章 现代最惠国法条的曲折演进 |
| 第一节 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 |
| 一、第一次贸易保护高峰 |
| 二、第二次贸易保护高峰 |
| 三、贸易保护时期最惠国法条体系受到冲击 |
| 第二节 GATT—WTO时代最惠国法条的恢复与发展 |
| 一、GATT时代世界最惠国法条的发展 |
| 二、WTO时代世界最惠国法条的发展 |
| 三、GATT—WTO时代中国最惠国法条的发展与适用 |
| 第三节 普惠制与非关税壁垒对最惠国法条的突破 |
| 一、最惠国法条的重大例外—普惠制 |
| 二、最惠国法条的重大背离—非关税壁垒协议 |
| 三、普惠制、非关税壁垒对中国最惠国法条适用的影响 |
| 第四节 TPP协议与最惠国法条的未来 |
| 第五章 从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看中国现代最惠国法条 |
| 第一节 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四大阶段 |
| 一、初始阶段 |
| 二、冲突阶段 |
| 三、挂脱钩阶段 |
| 四、冲刺阶段 |
| 第二节 利益集团在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的争斗 |
| 一、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阵营的构成与观点 |
| 二、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阵营的构成与观点 |
| 第三节 老布什政府时期关于对华最惠国法条的博弈 |
| 第四节 克林顿政府时期关于对华最惠国法条的博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1978—1992党的理论发展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78-1992党的理论发展的问题导向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认识问题 |
| 一、反思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问题 |
| 二、开拓新路中遇到的问题 |
| 第二节 苏东剧变前后的思想认识问题 |
| 一、苏东剧变前后的主要思潮 |
| 二、改革开放推进中的认识问题 |
| 第二章 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清 |
|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
|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
| 三、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 |
|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 |
| 第三章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 |
| 第一节 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 |
| 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
|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
| 第二节 揭示社会主义本质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
| 二、对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回答 |
| 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
| 第四章 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上) |
| 第一节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作用 |
|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现实意蕴 |
|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 |
| 第二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及其弊端 |
|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其曲折 |
| 三、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 第三节 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 |
| 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 |
| 二、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目标 |
|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形成 |
| 第五章 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下) |
| 第一节 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 |
|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
|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紧迫任务 |
|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
| 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探索 |
|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展开 |
| 三、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
| 第三节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传统认识 |
|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问题的理论突破 |
|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意义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要全面协调发展 |
| 一、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
| 二、全面协调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
| 三、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
| 第六章 党的理论发展成果的地位和价值 |
| 第一节 党的理论发展成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
| 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党的理论发展成果的世界意义和价值 |
| 一、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模式 |
| 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一次偶然的必然“邂逅” |
| 二、拨云去雾：影视小说的界说与判定 |
| 三、众声喧哗：影视小说研究的概况与述评 |
| 四、探幽发微：影视小说研究的路径与价值 |
| 第一章 电影小说的生成演化流变 |
| 第一节 曾经辉煌：电影小说的现代生成(1920-1949) |
| 一、源起与滥觞：从“电影本事”到“影戏小说” |
| 二、完善与成型：“文学新品种”的“开花结果” |
| 三、勃兴与衰落：从“迅速繁荣”到“戛然凋零” |
| 第二节 曲折前行：电影小说的缓慢发展(1949-1989) |
| 一、戴着枷锁的“舞者”：“十七年”电影小说 |
| 二、渐次复苏的“星火”：“新时期”电影小说 |
| 第三节 再度兴起：电影小说的走向繁荣(1990-2010) |
| 一、多重助推下的全新发展：九十年代电影小说 |
| 二、多方联动下的成熟建构：新世纪的电影小说 |
| 第二章 电视小说的发展演绎历程 |
| 第一节 艰难孕育：电视小说的多重束缚与孱弱生成(1958-1989) |
| 一、辗转反侧的难产：母体源头的先天缺失 |
| 二、初生之后的沉寂：生态场域的强力消解 |
| 第二节 多层建构：电视小说的不断探索与走向成熟(1990-1999) |
| 一、“掬精华”与“赋灵魂”：创作的初步实践 |
| 二、“被背叛”与“卖狗肉”：遭遇的问题误区 |
| 三、“有意识”与“转折点”：自觉的融通调适 |
| 第三节 迈向纵深：电视小说的全面勃兴与初步繁荣(2000-2010) |
| 一、数量大幅增长：变得“更为流行了” |
| 二、佳作不断涌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 三、题材内容丰富：影视与出版的“一种策略” |
| 四、畅销作品众多：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 |
| 第三章 影视小说文体的建构策略 |
| 第一节 叙事蒙太奇：叙述的多元化实践 |
| 一、交叉蒙太奇：多条线索的巧妙编织 |
| 二、隐喻蒙太奇：多重意蕴的具象表达 |
| 三、心理蒙太奇：多层幽曲的繁复呈现 |
| 第二节 形式空间化：空间的影视化转轨 |
| 一、视点与运动：叙述的空间化转换 |
| 二、幻化与物化：意象的空间化交错 |
| 三、共时与多重：结构的空间化并置 |
| 第四章 影视小说载体的媒介视野 |
| 第一节 改革与转型：影视小说出版的机制准备 |
| 一、地域分工改革：奠定影视小说勃兴之基础 |
| 二、发行渠道改革：拓展影视小说勃兴之通衢 |
| 三、内部体制改革：提供影视小说勃兴之动力 |
| 第二节 周期与时效：影视小说出版的时间维度 |
| 一、“后期的跟随”：先期试水与谋定后动 |
| 二、“同开姊妹花”：联袂互动与无缝链接 |
| 三、“风向标有变”：小说先行与影视后至 |
| 第三节 品牌与策划：影视小说出版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化战略：影视小说取得“决胜的关键” |
| 二、跨媒体营销：影视小说需“吆喝上几嗓子” |
| 三、全媒体出版：影视小说出版“重要的一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1920-1949年中国现代电影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附录二：1949-2010年中国当代电影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附录三：1980-2010年中国电视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罗马尼亚政府更迭风波始末（论文参考文献）
-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2]《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国家关系视角下中共与法共的党际关系研究[D]. 曹启昭. 外交学院, 2020(08)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5]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波兰政策研究 ——以波兰危机为例（1979-1983）[D]. 徐磊.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冷战后美俄互动模式及其成因[D]. 杨林森.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7]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D]. 李思然.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8]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D]. 刘帅.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9]1978—1992党的理论发展逻辑研究[D]. 赵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D]. 黄勇军. 兰州大学, 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