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都学刊》200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杨瑞[2]（2021）在《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文中认为王弘撰为明末清初关中地区着名的遗民,被顾炎武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在他的一生中,有两大事件对其影响颇深:一为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这使他丧失了故国家园,也消解了其用世之心;一为康熙十七年被迫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试,此为清廷利用高压政策强迫其易志出仕。在出处进退之间,王弘撰毅然选择隐居不仕,坚守明遗民气节,得到士林一致赞誉。王弘撰既不肯做清廷臣子,便采取了以游为隐的生活方式,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结交了一大批当时的名士,不仅使自身声名远播,而且也沟通了关中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为南北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本课题属于地域文学研究视野中的个案研究,王弘撰作为“关中声气之领袖”,也是明末清初关中明遗民的典型代表,在时代的变革中,其人生轨迹、隐士心态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以“知人论世”为基本原则,采用文献描述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对王弘撰的家世、生平、交游、着述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展现易代之际明遗民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为明遗民研究和明末清初关中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体事例。正文分为上下编,上编（第一、二章）为王弘撰生平、交游考。第一章为生平考述,主要以赵俪生《王山史年谱》为参照,对谱中讹误之处进行考证,缺脱之处加以添补,力图厘清王弘撰的行年事迹,展现其交游和生活状态。第二章为交游考。王弘撰在鼎革后曾四上京师,五下江南,一赴岭南,而在关中地区,也多次往来于西安、延安、三原、富平等地。在长期的漫游生涯中,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友人有明宗室、清廷官员、乡宦士绅、遗民群体、林下隐士等。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或互道对明故国的深情,或进行诗文切磋和学术交流,或赏玩金石书画,或宴饮雅集、共享友朋之乐。王弘撰深厚的家学渊源,仗义疏财、笃于朋友的人格特点,平心静气、不存门户之见的治学观念,坚守明遗民气节、不作两截人的忠贞节操,以及广泛游历以联络南北声气的桥梁作用,不仅使他获得了朋友们的真挚友谊,而且使自身声名远播,成为“关中声气之领袖”,还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下编（第三章至第六章）为着述考。王弘撰一生着述宏富,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故第三章至第五章对其现存各书的成书及版刻情况详加考述,以使读者明了其创作情况。此外,王弘撰工诗,然因其诗集前此未见,故学界关于其诗歌创作的研究甚少,论文第六章以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清抄本《待庵稿》为中心,对王弘撰诗作的内容、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进行分析,以使学界对其诗歌作出恰当的定位。综合本课题研究,我们通过对王弘撰家世、生平、交游、着述的考察,认为他的一生行迹展现了清初关中地区明遗民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对关中地域文学研究和明遗民研究不无裨益。
胡凌燕[3]（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冯雨晴[4]（2020）在《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文中提出唐朝京师长安由于地缘因素,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族南下的威胁之下。为了抵御其势力南下,唐前期诸位皇帝不断经营,最终建立了守卫京畿的京北屯防体系。本文即以京北屯防体系为考察对象,探讨京北屯防系统的构建过程及阶段性特点。第一章的内容为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时间是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高宗弘道元年（683）。在唐朝建立之初,唐朝在京北地区掌控的地域仅至灵州、庆州、延州一线,以北皆属突厥及其附属势力。在此情况下,唐朝的首要目标是开拓北疆,至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军灭亡突厥,之后唐太宗调整了京北都督府的布局,形成丰-胜第一防线、灵-夏第二防线及原-鄜第三防线这三道军事防线。唐朝军队继续向北征战,灭亡薛延陀,令漠北诸部纷纷臣服。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设置燕然都护府管辖漠北羁縻府州。唐朝建立了以京北都督府和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的安边体系。高宗时期,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继续发展,直至调露元年（679）的突厥部落叛乱冲击了这一体系,唐朝没有能力彻底平息叛乱,使得京北都护府丧失原本的职能,羁縻府州安边体系也因此失效。第二章的内容为以三受降城修筑为标志的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时间是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到玄宗先天即位（712）。从高宗调露元年（679）开始的突厥叛乱不断加剧,而唐朝军队难以根除边患,唐廷只能寻求其他方法,目的是解决突厥南侵的问题。但是,武周朝的绥靖政策并不奏效,唐朝只能更加专注于朔方军及军城的建设。武则天万岁通天初,唐朝在灵州西部修筑了丰安军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三受降城的修筑,阻断了突厥南下抄掠的道路,扭转了此前唐朝在京北屯防上的被动局面,成为京北屯防体系初步构建的标志。初步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主要依靠驻屯的朔方行军及新筑的朔方军城构建,而不是过去的京北都督府之兵。第二,三受降城的修筑,让京北屯防体系的丰-胜第一防线从“守在黄河”变成了“守在阴山”,改变了整个京北的屯防格局。第三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以玄宗开天时期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为中心的研究。唐玄宗即位后,首先是解决突厥南侵唐朝安西及东北疆的问题,在尝试和亲无果后,玄宗定计北伐突厥,诛杀默啜可汗,使得突厥对唐政策发生转变,由南下抄掠变为对唐称臣。至此,玄宗解决了困扰唐朝多年的突厥南侵问题。随后,唐玄宗顺势解决了河曲降户带来的北防隐患问题:开元八年（720）,朔方道大总管王晙诛杀河曲突厥降户殆尽;开元十年（722）,朔方节度使张说解决了六胡州的后续叛乱。另一方面,唐玄宗不断发展朔方军,设置朔方节度使,又扩充节度使职权,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支度、营田等使职,最终构建了稳固的京北屯防体系。这一时期京北屯防体系有三个显着的特点:第一,京北屯防体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唐朝中央对朔方军权的掌控及对朔方节度使的选任控制。第二,京北屯防体系包括军队、屯田、马政、盐政、和籴,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状形态。第三,京北屯防体系的防御重心逐渐从丰-胜第一防线和灵-夏第二防线转向原-鄜第三防线。第四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时间是从安史之乱爆发（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了平叛,将屯驻京北地区的大部分朔方军内调,使得京北仅余少量军城兵屯戍。这些军城兵多为老弱残兵,无法抵御河曲蕃族部落的反叛以及西南方吐蕃对京北地区的蚕食,京北三道防线逐渐瓦解,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侵入长安,京北屯防体系彻底崩溃。第五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京北屯防体系既要防御突厥,又要抵御吐蕃,与防御突厥的河东屯防体系及抵御吐蕃的河陇屯防体系组成了环京畿屯防布局。微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第三防线支援河陇屯防体系,是抵御吐蕃侵袭京畿的“河陇-京北”屯防体系的第二道军事防线;京北屯防体系第一防线与河东屯防体系第一防线连为一体,组成“京北-河东”屯防体系的第一道军事防线。宏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北防突厥、西御吐蕃,成功阻断了吐蕃与突厥之间联兵入侵的可能,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六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历史上除了唐王朝之外,秦朝、西汉及隋朝的京师也位于关中地区,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相近,使得这些王朝同样存在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下抄掠、守卫京师地区安全的问题,而这些王朝也都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另外,安史之乱后唐前期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崩溃,唐代宗在吐蕃等侵袭京师的压力下,构建了新的京西北屯防体系。将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京北屯防体系与这些军事防御体系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主要在于军事防线的构建。在防御工程、后勤保障等方面,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有着自身特点。
王永娇[5]（2020）在《唐长安城内水井与公共生活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长安城内水井众多,分布在宫殿区和里坊区。其中宫殿区包括大明宫和兴庆宫,里坊区不仅包括官民宅第,还有西市、东市和寺、观、宫、祠等宗教场所。通过对宫殿区和里坊区水井的统计和梳理,将95 口水井落实在所处区域的具体位置,宏观探讨唐长安城内水井的整体分布特点,即全部分布在城市北部,并且水井所在位置离商业中心和政治中心较近。宫殿区有水井36 口,靠近回廊、卫生间,或禁军居住的地方。水井口径都在1米以上,多为圆形或椭圆形,有砖砌井圈或井亭等设施。里坊区水井也多为圆形和椭圆形,直径一般在1米以下。里坊区内水井共59 口,西北大学博物馆综合楼基址发掘的密度较大,里坊区水井只有J23和宣平坊内的一口水井是砖砌,其余就残存情况看全部是土壁,有的井壁上有脚窝。从总体上看水井形制与所处位置、使用人群和用水目的有密切关系。本文选取三个典型区域,平康坊、兴庆宫和实际寺,对这三个区域内的水井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平康坊水井凸显里坊的十字布局和曲巷分布,反映使用人群的等级和人口密度。从兴庆宫水井与周围建筑的位置关系,推测出周围建筑的性质,对于判断麟德殿具有相似位置关系的西耳室的属性具有参照意义。实际寺外、十号楼基槽底部东南侧的水井出土文物与实际寺有关,由此可知,宗教活动作为百姓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水井具有广泛的参与度和影响效应。从水井与人口密度的关系来看:西市东市周围是前市后坊的格局。水井提供了平时生活用水和手工业及商业用水。用水量远多于其他单纯生活用水区域。此地因商业活动聚集了大量人群。围绕着贸易和人群出现酒馆、饭铺、旅店、妓馆、旅馆和邸店等,水井提供了生活和商业用水的基本保障。另外,西市有大量西域、中亚商人来此贸易,增加了所在区域的人口密度。所以西市周围的水井分布数量更多,而且紧密围绕着西市呈半包围状分布。水井分布于公共空间的原因包括经济、资源、商业和手工业经营、人口密度等方方面面。为适应相应的人口数量、人群特点、使用目的等,其形制上有所变化。水井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非常高,无论是宫殿区还是里坊区甚至寺院之内,唐长安城内的公共生活离不开水,也就离不开水井。水参与到公共生活的各个环节,水井尽管数量不等、形制不一,但也同样参与其中。这些公共活动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公众性、广泛性、参与性。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共活动,都需要相应的人群在一定场合内参与,所以,水井与所处位置、周围建筑、使用人群和人口密度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也反过来影响到水井的形制、建筑材料、井上设施等。通过对长安城内水井的探讨,从一个方面反映都城内人们的社会公共生活。
王亮军[6]（2020）在《范晔《后汉书》类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相较于《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新设的类传。《后汉书》共有类传十篇,尤以《党锢》《文苑》《独行》《方术》《列女》五篇颇具特色,它们不但各自记述了东汉时期的某类社会历史现象,在史法、史识与史意等方面更彰显了范晔在历史撰述上的精意与特色。范晔通过设《党锢列传》形成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范晔以序总论党锢始末,以“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展现党锢全貌,通过将其他党人分别归类形成对《党锢》的补充,又以大量存在于《党锢》及其他诸传中的史论表达了他对党锢之祸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的看法。在《文苑列传》中,范晔记载了东汉的“文章之士”。因深受南朝刘宋时期“文章之学”发展的影响,范晔对东汉“文章之学”的思考存在时代的区格,这主要反映在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士观念两个方面。范晔以其文士观念为指导,以对历史评价所具有的功利性为依托,将这种时代的区格通过《文苑》和《儒林》两传之间的互补进行了弥合。《独行列传》记载了被排斥在统治道德之外的独行之士。范晔通过对“侠”之精神主流化即“公义”化的改塑,将“游侠”塑造成其史撰中的“儒侠”,游侠的“私义”也在史撰中渐趋“公义”。在这一主流化撰述的过程中,范晔通过剪裁史料、选择传主将东汉闾里布衣之侠放入《独行》,弱化和分散卿相之侠,以此来表彰“独行”的精神。在《方术列传》中,范晔对东汉“方术之士”的记载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二重因素,这体现着范晔对“方术”内涵的把握。以此内涵为标准,范晔将东汉“方术之士”分为“数术之士”“方技之士”“神怪之士”三类,进而阐发了自己对东汉社会中“方术”风尚的认识。《列女传》从其撰写基础和材料来源看,亦深受同时代风习的影响。通过对传主身份的甄别、对东汉才女及贞女的重视,范晔充分强调了“三纲”理论中“夫为妻纲”重要性,而在这一旨趣背后则是魏晋南北朝妇女史撰写中分后妃入《皇后传（纪）》,以《列女传》记载社会中下层女性的妇女史撰写变更的趋向,这种趋向主要功用即在于以《皇后纪》行君主劝诫,以《列女传》引导社会风气。范晔《后汉书》中的类传既有出于呈现客观历史的考虑,也体现了史学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即史撰对象与史撰主体、史学发展与社会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充分反映出范晔“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的撰述旨趣。这一旨趣之下,范晔类传撰写表现出择取众家之长而重构、展现时代风尚而再造的特征,这正是范晔类传撰写中变与常之一端。同时,范晔的类传撰写既出于就事论事而又高于就事论事,它们不仅代表了范晔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体现出类传作为一种史书体例,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的变化过程及其价值与意义。
梁克敏[7]（2018）在《唐代城市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聚落形态,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管理。唐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城市管理发展的重要时期。目前,学术界对唐代城市已多有研究,但对唐代城市管理的研究则局限在长安市场和治安等领域。事实上唐代城市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尚有不少领域值得探讨。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唐代都城和地方城市的管理,对推进唐史研究和深化对唐代社会的认识都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城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夏商周三代初步形成,中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发展,至隋唐时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在城市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是唐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基础。在唐代289年间,城市有了较快的发展,社会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都奠定了城市管理的现实基础,并提出了城市管理的客观要求。唐代城市的管理首先表现在对城市规划的管理。唐王朝在宏观上对城市的设置和等级均有管理,形成了都城——州城——县城三级城市体系。从微观上看,唐王朝对都城、地方城市规划的决策、编制和执行过程也有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城市生活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内容,故而经济管理在唐代城市管理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唐王朝十分重视市场管理,制定了废置市场的法令,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规定了市场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加强了对商品质量的监控和市场秩序的管理。在手工业方面,唐王朝加强对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的管理,设置了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并对工匠征调、原料供应、质量控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对私营手工业者推行一种歧视性政策,实行匠籍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唐代私营手工业中还出现了自治性的“行”,在私营手工业的管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正仓、常平仓、义仓等城市仓库的管理,在仓库的设置、管理机构及查验受纳、贮藏保管和验符出给等方面都有详细的举措。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因而城市的社会管理也显得相当重要。唐代城市的社会管理包括人口、社区、治安和基础设施四个方面。城市人口管理,是对城市在籍人口户籍的编撰和管理,也包括对国内移民和入唐的外来使臣、商人、僧侣等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城市社区管理,涉及“坊”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情况、坊的管理职能及一些城市中的新罗坊、蕃坊等入唐侨民社区管理。城市治安管理,表现为对两京及地方治安管理机构的设置,唐律对危害治安行为的惩处规定,坊里团保制度的实施,宵禁制度和私藏兵器制度的推行等等。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则表现为对城门墙垣、道路桥梁、沟渠井泉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及运行的管理。城市不仅是一个社会物质生产的经济中心,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宗教等集中的文化中心。因而唐王朝也很注意城市的文化管理。唐代城市的教育管理是以官学为主要对象。中央官学的管理包括对学生的入学、教学、生活及留学生的管理,地方城市的官学则由当地的博士等相关官员进行管理;对私学唐政府一直持鼓励包容的政策。唐代城市宗教信仰的管理者有崇玄署、祠部、州府功曹等行政机构及三纲、僧录、道门威仪等僧道官,在管理内容上则对寺观建设和僧道出家都有一定的管控,制定有处罚僧道违戒犯法行为的法令,唐政府对摩尼教、祆教和景教等外来宗教及民间信仰也有管理。生态环境对城市也有重大的影响,故唐代曾采取一些措施对城市环境进行管理。唐政府设有虞部、司农寺等相关管理机构,且颁布断屠钓禁令、建立保护区、重视城市绿化,唐律中也有维护城市公共卫生的规定。城市经常会遭受到水、旱、火等灾害及战争的破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唐政府在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等都采取了系列措施,确保城市有效应对各种危机,减少损失。唐代城市管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中央集权式分级管理和城乡合一的管理体制,二是以政府为主的一元化管理主体,三是管理方法上以行政管理为主、法律的和经济的管理方法应用增多。唐代城市管理的成就主要是以人为本和以法治城管理理念的出现,重视城市的规划和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管理,为大唐盛世的出现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唐代城市管理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从城市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唐代城市管理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并对今天的城市管理有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运用历史学和城市管理学的理论对唐代城市管理进行系统的研究,把地方城市管理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其二,扩大了唐代城市管理研究的范围,将城市宏观规划、文化、社会、环境管理与危机应对等纳入城市管理的范畴中。
田静[8]（2018）在《世界遗产视野下的秦陵秦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7年至2017年,随着秦始皇陵勘探发掘工作的进展,学界在多领域对秦始皇陵及出土文物进行研究,成立了秦俑学研究会,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专着,集中研究了秦兵马俑的属性、秦兵马俑的军事内容、秦兵马俑的艺术渊源、秦陵文物与遗址保护、秦陵地宫结构及陪葬文物等方面。本文从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的角度出发,对三十年的研究状况予以评述。
韩厚明[9]（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认为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王成芳[10]（2018）在《明代陕西作家研究》文中提出地域文学是明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而陕西文学作为明代文学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诚然,有明二百七十六年,无论是作家质量,还是作家数量,陕西文学皆处于低谷阶段。但就北方地区来说,明代陕西的文学成就依旧可观:第一,明代陕西地区有文献可考的作家近700人,其中有作品存留者近400多人,有别集存世者65人,存世别集达120多种;第二,弘治、正德年间的陕西文坛涌现出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杰出作家,倡言复古,引领一代文风,成为明中期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主力军;第三,一般认为,嘉靖中期以后明代陕西文学逐渐走向没落,但恰恰就是在“没落之际”,几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家族逐渐崛起,并留下了大量作品;第四,明代陕西西安府文学异常繁荣,作家数量可与江南次发达州府相媲美。本文尝试在广泛搜集明代陕西地区作家、作品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展现明代陕西地区作家的时空分布及创作概貌,讨论明代陕西地区文学的特色,并给明代陕西文学以适当的定位。本论文分上下两编,其中上编为《明代陕西作家述论》,以时间为线索,选取50多位明代陕西地区重要的诗文作家,对其诗文创作情况进行重点考察。明代陕西文学的繁盛在中后期,经过明初长达百年的准备,明代陕西文学在弘治、正德朝达到了鼎盛,并于嘉靖、万历朝持续发展,至明末逐渐走向低谷。明前期洪武至成化（1368—1487）是明代陕西文学的沉寂、准备期。此期陕西作家多以政绩、理学见称,张紞、王恕、段坚、薛敬之、康阜、黄谏等构成其主体。其中张紞被称“治行为天下第一”。王恕是关中理学三原学派的创始人,在政绩上更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称。他们对于明代陕西文化的贡献和对后来者的启迪之功是不可磨灭的,而文化的发展必将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明中期弘治、正德时期（1488—1521）是明代陕西文学的高峰期,不论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且产生了对全国文学发展有引领意义的文学名家。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均为明代陕西人,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批复古派作家,如许宗鲁、胡缵宗、马汝骥、张治道、刘储秀、胡侍、张原、张凤翔、韩邦靖、王用宾、王讴等。此一阶段,更有理学名家如王承裕、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等,在精研理学的同时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一批有特色的作品。他们共同将明代陕西文学推向了高峰,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学发展的主力。明后期嘉靖至万历朝（1522—1566）是明代陕西文学的相对发展期,主要表现在作家的数量以及几个重要文学家族的发展上。此一阶段虽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仍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但整个陕西文学已处于全国文学的边缘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以马自强为代表的同州马氏家族、南轩为代表的渭南南氏家族及其他文学家族在此一阶段的兴盛及发展。此外,尚有王维桢、赵统、杨爵、冯从吾、温纯、张蒙训等人的文学创作显名于地方。明末,泰昌至崇祯（1620—1644）间,明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已然进入衰弱期。但陕西依旧有一定数量的作家在进行着文学创作,重要者如焦源溥、温日知、温自知、温启知、来复、来临、张春、秦一藩等。其中温自知在明末清初被尊为关中文坛领袖,享誉关中。本文下编为《明代陕西作家叙录》,以地域为纲,作家为目,为凡有作品存世的明代陕西作家撰写小传,并撰写着述、作品提要。此编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尽量求全,于能力所及处对已有研究资料中作家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科考、着述等的缺失、疑点或讹误加以考证、补订。虽为下编,实为整个研究的基础。总体而言,明代陕西文学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本籍作家的时空分布不均衡。以时间论,属万历、嘉靖朝作家数量为最,次为正德、崇祯,次为成化、弘治。以空间论,西安府的作家有绝对优势,占明代陕西作家总数的60%以上;二是明代陕西作家多受关中理学的影响,正直慷慨,注重气节,体现出较强的创作个性;三是明代陕西地区作家多具有强烈的文学复古意识,文从司马迁,诗宗杜甫;四是明代陕西作家普遍具有关注现实的写作倾向。不论在陕西文学的历史视域中还是明代文学的区域视域中,明代陕西地区文学均不算突出,但明中期以李梦阳、康海为代表的复古派作家的崛起,及区域内作家鲜明的创作风格使明代陕西作家成为明代作家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二、《唐都学刊》200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都学刊》200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王弘撰相关研究述评 |
| 二、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上编:王弘撰生平、交游考 |
| 第一章 《王山史年谱》补正 |
| 凡例 |
| 第一节 王弘撰家族世系 |
| 第二节 《王山史年谱》补正 |
| 第二章 王弘撰交游考 |
| 第一节 居乡:与关中名士名宦的交游 |
| 一、关中名士 |
| 二、治陕名宦 |
| 第二节 北行:与京晋冀豫名士的交游与论学 |
| 一、北行途中论学取友 |
| 二、与在京名士交游论学 |
| 第三节 南游:与江南名人雅士的交游 |
| 一、江南遗民士人 |
| 二、其他江南名士 |
| 第四节 与入关文人士大夫的交游 |
| 第五节 “关中声气之领袖”——王弘撰交游的影响 |
| 下编:王弘撰着述考 |
| 第三章 王弘撰经部着述考 |
| 第一节 《周易图说述》版本考略 |
| 第二节 《周易筮述》版本考述 |
| 第三节 王弘撰在清代关中易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
| 第四章 王弘撰子部着述考 |
| 第一节 《砥斋题跋》版本考述 |
| 第二节 《山志》成书及版本源流考 |
| 第三节 《正学隅见述》版本源流考 |
| 第四节 其他子部着述 |
| 第五章 王弘撰集部着述考 |
| 第一节 《砥斋集》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考 |
| 第二节 清抄本《待庵稿》考述 |
| 第三节 三种日札版本考 |
| 第四节 《砥斋文录》述略 |
| 第五节 其他集部着述 |
| 余论王弘撰的诗歌创作——以清抄本《待庵稿》为中心 |
| 第一节 《待庵稿》的内容 |
| 第二节 王弘撰诗歌的创作特色及艺术成就 |
| 第三节 王弘撰诗歌创作的诗歌史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王弘撰诗文辑佚 |
| 附录二 友朋赠答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1.发表学术论文 |
| 2.参与科研项目 |
| 致谢 |
（3）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武周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论题与思路 |
| 四、基本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整理 |
| 二、经典传钞与民间丛钞的并行流传 |
| 三、中原文人的诗歌与文章 |
| 第二节 吐鲁番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吐鲁番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
| 二、零碎残片的杂抄散写 |
| 三、西州民间的书信与俗文学 |
| 第三节 日藏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日藏古钞本的源流与藏所 |
| 二、文学典籍与文人小说的佚存 |
| 三、日人重钞:忠于底本的抄写态度 |
| 第二章 敦煌写本武周诗文残卷 |
| 第一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梳理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汇录 |
| 二、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概貌 |
| 第二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献价值 |
| 一、久佚诗文的辑佚价值 |
| 二、存世篇章的校勘价值 |
| 三、唐集唐抄的文本还原 |
| 第三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学价值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文学价值总论 |
| 二、刘希夷《白头翁》与七言歌行的性质演变 |
| 第三章 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 |
| 第一节 《珠英集》与武周时期的文人唱和 |
| 一、珠英学士成员再考 |
| 二、《珠英集》与珠英学士之交游唱和 |
| 三、《珠英集》与武周文坛之唱和环境 |
| 第二节 《珠英集》与武周诗歌选学的演进 |
| 一、崔融的选诗趣味与时代诗风的体现 |
| 二、唐前诗歌选学的兴起与发展 |
| 三、《珠英集》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 |
| 第三节 《珠英集》与三教思想的文学影响 |
| 一、《三教珠英》编纂与初唐三教关系论略 |
| 二、敦煌本《珠英集》残卷的三教内涵 |
| 三、三教融合对武周文学的深层影响 |
| 第四章 古钞本《李峤杂咏诗》 |
| 第一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发现与流传 |
| 一、李峤诗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
| 二、敦煌本《杂咏诗》的发现 |
| 三、日藏本《杂咏诗》的流传 |
| 第二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注释 |
| 一、《杂咏诗》注本系统 |
| 二、《杂咏诗》注者问题 |
| 三、《杂咏诗》所见唐人注唐诗特点 |
| 第三节 《杂咏诗》与初唐咏物诗的历史变革 |
| 一、形制:从咏物单篇到咏物组诗 |
| 二、咏法:从物的描摹到情的寄寓 |
| 三、功用:从社交抒情到启蒙示范 |
| 四、体裁:从五言短诗到长篇歌行 |
| 第四节 《杂咏诗》与日本平安朝的诗歌发展 |
| 一、《杂咏诗》的东传与平安初期的咏物风尚 |
| 二、《杂咏诗》在道真咏物诗中的受容与变容 |
| 三、句题诗的先声:一场中秋诗宴引发的思考 |
| 第五章 正仓院写本《王勃诗序》 |
| 第一节 院本《诗序》的发见始末及文本面貌 |
| 一、院本《诗序》的发见与研究 |
| 二、院本《诗序》的文本面貌 |
| 第二节 院本《诗序》的实证功用 |
| 一、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 |
| 二、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 |
| 三、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 |
| 第三节 院本《诗序》的文体审视 |
| 一、诗序文体与集会诗序 |
| 二、唐前集会诗序的肇端与演进 |
| 三、集会诗序与集会诗歌的关系 |
| 第四节 王勃诗文与日本汉文学的发展 |
| 一、《王勃集》东传日本之经纬 |
| 二、王勃诗文于奈良朝汉文学之影响 |
| 三、王勃诗文于平安朝汉文学之影响 |
| 第六章 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 |
| 第一节 《游仙窟》的湮没与回传 |
| 一、古本《游仙窟》的湮没 |
| 二、古本《游仙窟》的回传 |
| 第二节 《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 |
| 一、身份猜想:十娘五嫂为“别宅妇”的可能性 |
| 二、内容定位:落魄才子与别宅妇的爱情传奇 |
| 三、主旨探微:理想幻灭本质的影射 |
| 第三节 从《游仙窟》看唐代诗与小说的文体交融 |
| 一、《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具体情况 |
| 二、《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叙事功能 |
| 三、《游仙窟》小说融诗的语言特质 |
| 第四节 《游仙窟》与唐传奇的情感表现 |
| 一、以诗书为载体:诗歌传情与书信陈情 |
| 二、以实物为承托:咏物言情与赠物定情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4）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 |
| (一) 关于京北地区山川形胜、交通和军事地理的研究 |
| (二) 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 |
| (三) 关于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研究 |
| (四) 关于屯田、马政和盐政的研究 |
| (五) 关于朔方军的研究 |
| 二、选题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从高祖武德元年到高宗弘道元年(618-683年) |
| 第一节 高祖时期对京北地区的艰难开拓 |
| 一、武德初年的北方危机 |
| 二、京北地区总管府的层层设置 |
| 三、总管府安定京北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太宗时期北疆外扩与羁縻府州设置 |
| 一、太宗时期的锐意北进 |
| 二、北疆羁縻府州的设置 |
| 第三节太宗、高宗时期以京北都督府与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发展 |
| 一、都督府对羁縻府州的监管 |
| 四、设置燕然都护府管理漠北羁縻府州 |
| 五、京北都护府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高宗调露元年后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失效 |
| 一、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开始瓦解 |
| 二、都护府职能丧失与安边体系失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以三受降城的修筑为标志:从武则天光宅元年到玄宗先天即位(684-712年) |
| 第一节 武则天对突厥的绥靖政策 |
| 第二节 御边策略转变期朝廷对御边之法的探索 |
| 第三节 军队屯驻京北与京北军城建设 |
| 一、久视元年始朔方行军转为屯驻军 |
| 二、朔方屯驻军的优势及京北军城建设 |
| 第四节 三受降城的修筑及其作用 |
| 第五节 屯防体系构筑下京北军事防线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玄宗开天时期(713—755年) |
| 第一节 玄宗的北疆策略: 从和亲到北伐 |
| 第二节 解决河曲降户带来的边防隐患 |
| 一、处理河曲突厥降户 |
| 二、平定河曲六胡州叛乱 |
| 第三节 朔方节度使的设立与朔方军的发展 |
| 一、朔方驻军统领成为节度使 |
| 二、朔方节度使的选任与控制 |
| 三、朔方军屯驻概况 |
| 四、朔方军兵源 |
| 第四节 朔方节度使体制下屯防体系的发展 |
| 一、朔方节度使的职权扩充 |
| 二、多位一体屯防体系的稳固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从安史之乱爆发到代宗广德元年(755—763年) |
| 第一节 京北屯防军的调离 |
| 一、叛乱发生后京北屯防军的调离及参加平叛 |
| 二、肃宗灵武即位与朔方军参加平叛 |
| 第二节 京北屯防体系的崩溃 |
| 一、河曲蕃族叛乱 |
| 二、吐蕃攻陷京师长安 |
| 第三节 肃代两朝对朔方行营军权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与河东军形成犄角之势 |
| 一、掎角河东,协同屯防 |
| 二、与河东屯防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
| 三、与河东军的军事协作 |
| 第二节 朔方军对河西、陇右的军事支援 |
| 第三节 朔方军与河西、陇右军及河东军间军事协作的发展 |
| 第四节 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作用 |
| 一、支援河陇与河东,隔断吐蕃与突厥 |
| 二、环京畿屯防体系防御重心的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秦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二节 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西汉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三节 与隋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隋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隋朝北防体系的对比 |
| 第四节 与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一、代宗朝对京西北屯防体系的重构 |
| 二、与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唐长安城内水井与公共生活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长安城内水井的发现 |
| 第一节 宫殿区水井 |
| 第二节 里坊区水井 |
| 第二章 唐长安城内水井的大环境分布 |
| 第一节 水井在长安城的方位 |
| 第二节 水井的区域位置 |
| 第三章 唐长安城内水井区域分布的典型微环境 |
| 第一节 水井与里坊布局 |
| 第二节 水井与建筑 |
| 第三节 水井与周围环境 |
| 第四章 唐长安城内水井的使用 |
| 第一节 水井的使用人群 |
| 第二节 水井与公共空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片来源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范晔《后汉书》类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综述 |
| 二 类传概述 |
| 三 本文立意 |
| 第一章 铨叙党人择设《党锢列传》 |
| 一 范书中的“党人” |
| 二 设《党锢》以总括党事 |
| 三 散诸传而补充《党锢》 |
| 四 发史论以明褒贬得失 |
| 五 小结 |
| 第二章 齐整文士补叙《文苑列传》 |
| 一 从《文苑》无史论说起 |
| 二 《文苑》传主及其结构 |
| 三 范晔的文学、文士观念 |
| 四 《文苑》《儒林》的关系 |
| 第三章 重塑游侠改立《独行列传》 |
| 一 范书中的“折节”之“侠” |
| 二 《史记》《汉书》中的游侠 |
| 三 “侠”之精神的“公义”化 |
| 四 《独行》传主的精神气质 |
| 五 范晔对“侠”之精神的改塑 |
| 六 小结 |
| 第四章 合汇“方”“数”扩置《方术列传》 |
| 一 “术数”“数术”“方术”释义 |
| 二 《方术》的撰写基础 |
| 三 范晔的“方术”观念 |
| 四 小结 |
| 第五章 寓服“三纲”采述《列女传》 |
| 一 《列女传》的撰写基础 |
| 二 《列女传》的女性群象 |
| 三 《列女传》的选撰标准 |
| 四 范晔对妇女史撰写的发展 |
| 五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唐代城市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代城市管理的基础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基础 |
| 一、先秦时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
| 二、秦汉时期城市的发展 |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的发展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管理的现实基础 |
| 一、隋唐时期城市的发展状况 |
| 二、唐代的社会管理制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城市的规划管理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体系规划管理 |
| 一、城市的建置 |
| 二、城市等级的划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建设规划管理 |
| 一、都城的规划管理 |
| 二、地方城市的规划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城市的经济管理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市场管理 |
| 一、市场废置的管理 |
| 二、市场秩序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手工业管理 |
| 一、官营手工业的管理 |
| 二、私营手工业的管理 |
| 第三节 唐代城市的仓库管理 |
| 一、仓库的设置 |
| 二、仓库的管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城市的社会管理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人口管理 |
| 一、在籍人口的管理 |
| 二、流动人口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社区管理 |
| 一、坊的设置与管理 |
| 二、新罗坊、蕃坊的管理 |
| 第三节 唐代城市的治安管理 |
| 一、城市治安的管理主体 |
| 二、城市治安的管理制度 |
| 第四节 唐代城市的基础设施管理 |
| 一、城门墙垣等防御设施的管理 |
| 二、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管理 |
| 三、沟渠井泉等水利设施的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城市的文化管理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教育管理 |
| 一、城市教育体系的建立 |
| 二、学校教育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宗教管理 |
| 一、城市宗教的管理者 |
| 二、城市宗教管理的内容 |
| 小结 |
| 第六章 唐代城市的环境管理与危机应对 |
| 第一节 唐代城市的环境管理 |
| 一、城市环境的管理机构 |
| 二、城市环境的管理制度 |
| 三、城市卫生的管理 |
| 第二节 唐代城市的危机应对 |
| 一、城市灾害危机的应对 |
| 二、城市战争危机的应对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唐代城市管理的主要特点 |
| 二、唐代城市管理的成就与不足 |
| 三、唐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历谱 |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 第三节 奏谳书 |
| 第四节 脉书 |
| 第五节 算数书 |
| 第六节 盖庐 |
| 第七节 引书 |
| 第八节 遣策 |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10）明代陕西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明代陕西作家述论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与方法 |
| 四 相关问题的说明 |
| 第一章 明代陕西文学概述 |
| 第一节 明代陕西的文学土壤 |
| 第二节 明代陕西作家分布概观 |
| 第三节 明代陕西文学发展的几个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明前期(洪武至成化)陕西作家 |
| 第一节 张紞及其诗文 |
| 第二节 关学学者王恕、段坚、薛敬之 |
| 第三节 康阜及其他作家 |
| 第三章 明中期(弘治、正德)陕西作家 |
| 第一节 前七子之李梦阳、康海、王九思 |
| 第二节 羽翼词林:张原、胡缵宗、许宗鲁、韩邦靖 |
| 第三节 关学学者吕柟、韩邦奇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后期(嘉靖、万历)陕西作家 |
| 第一节 复古接续:赵时春、王维桢、赵统 |
| 第二节 关学学者杨爵、冯从吾 |
| 第三节 同州马氏家族作家 |
| 第四节 渭南南氏家族作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末(泰昌至崇祯)陕西作家 |
| 第一节 焦源溥及其《逆旅集》 |
| 第二节 三原温氏三兄弟 |
| 第三节 来氏兄弟及其他 |
| 余论 明代陕西文学的地域特色及地位 |
| 一、明代陕西文学的特色 |
| 二、明代陕西文学的地位 |
| 下编:明代陕西作家叙录 |
| 凡例 |
| 西安府 |
| 凤翔府 |
| 汉中府 |
| 延安府 |
| 庆阳府 |
| 平凉府 |
| 巩昌府 |
| 临洮府 |
| 边境司、卫 |
| 宗藩 |
| 附录一 明代陕西省政区表 |
| 附录二 明代修建或修复陕西书院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唐都学刊》200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王弘撰生平与着述研究[D]. 杨瑞. 西北大学, 2021(12)
- [3]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4]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D]. 冯雨晴. 山东大学, 2020(04)
- [5]唐长安城内水井与公共生活探讨[D]. 王永娇.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6]范晔《后汉书》类传研究[D]. 王亮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7]唐代城市管理研究[D]. 梁克敏.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8]世界遗产视野下的秦陵秦俑研究[J]. 田静.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2018(00)
- [9]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10]明代陕西作家研究[D]. 王成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