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入世”后中国医政管理的发展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李超[1]（2020）在《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医药的法律与制度获得了全面发展。立法规制之下,形成了涵盖医者、医院与药品管理领域的完整制度。病者有其医,医者有其责,制药有其规。良性的医药秩序,是确保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医患关系总体平稳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区别于以往以专题或个案的研究方法,全文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了宋代通过立法手段,全面架构起医药管理秩序。医者、病者、医院、药商、药局等这些主体在宋代医药法律体系中遵循着各自的规范,有序运行。文章改变以往单纯从社会史、医药史的路径去解读宋代医药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法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分析宋代的医药法律体系的积极效益与有限性价值。宋代通过法律构建了官府医者自中央到地方的准入体系,设置了对官府医者的遴选、考核、职责等具体制度。对官府医者而言,宋政府体制内的法律管控是官府医者行医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确认。宋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了对编外医者的管控,强调其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确立了宋代对执行公务职吏的“参公式”管理范式。宋政府通过法律设置了民间草泽医者、女性医者、僧道医者执医的合法性,并确认了国家对医术卓越者的赏识和任用,从而对民间向医风气的形成起到导向性的作用。法律管控下的宋代医者,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形成了宋代相对平稳的医疗秩序。在宋代法律的引导下,民间渐渐形成了民风向医的风气,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医者的信赖,促进了宋代独特的医患关系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法律体制管控之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官府医者的公益属性、市场属性被淡化,甚至抹杀;医而入仕的法律政策,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向医的主流风气,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士人投机钻营的契机;法律政策的不稳定,不连贯性,导致巫医坑害民众性命、钱财的事例不可能穷尽。宋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医疗机构体系,既有医疗管理机构,又有医学教育机构;既有综合性医院,亦有专科性医院;既有宫廷医院,亦有普通平民医院;既有地方医院,亦有军队专科医院;此外,更是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在宋代医疗体系的建构中,体现出政府的官方主导格局。在国家“信用背书”的前提下,宋代的医疗体系初步具有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宋代的医药机构在制度落实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因制度缺乏整体性、延续性的必要设计,影响了医药机构发展的规模性、整体性格局。宋代对药材市场进行管控,从对药材市场“准入”关口严格把关,进而对药材税收进行调控,干预药材的对外贸易,打击假伪药材的泛滥。在确立国家对药材市场的主导管理的同时,客观上的确对药品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药业法律制度在落实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宋代药材走私现象、药材作伪现象并未禁绝。整体上看,在医药法律的调整下,宋代的医疗领域表现出崇尚医学、责任政府、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理性等特点。宋代的医药在获得国家高度认可的同时,亦获得了医药法律的有利支撑,从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格局。
刘慧鸿[2]（2020）在《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文中指出目的:精神养生被认为是中医养生方法之一,并贯穿于养生始终,是养生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人民在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健康需求如何实现,是一个在宏观层面涉及社会文化,在微观层面涉及精神调摄的多层面问题。中医药学凝聚着的深邃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对于创造性的解决如此宏大的健康需求提供了可能性。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精神养生的文献、理论、案例和策略研究,对此种实际上涉及面甚广的健康需求提出精神养生的理解和主张,探索精神养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和价值实现。方法: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的精神心理活动或观念认知方面的事物。如有中医学者所认为的“由于时代性的遮蔽”,养生缺少精神独立的系统研究。解除时代性的遮蔽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宏大的精神需求。所以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传统文化、体现文化自觉,从而其根本方法就是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的“道学的”“观照的”方法。同时研究内容,精神养生的“道”与“术”,根本上也是传统文化和文化自觉。所以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是相应、相融、相生的,在传统文化的“共冶一炉”中,这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面向。个体、群体就是在文化的抱持中健康成长的,放眼古今中外,没有比文化自觉更能提升人民精神境界、鼓舞人心和促进个体健康的事物。“道学的”“观照的”方法的特征,首先是境界取向。境界立意高远,就能“整全”“顾及全面”。借鉴整体论、内省法、创造性诠释等已有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思想内核,都承继了传统文化。同时,论文也使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由此呈现“整全的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具体步骤为,首先对精神养生与道学的关系进行探讨,然后以精神养生、心理养生、情志养生、心性修养等为检索关键词在中英文数据库对文献检索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精神养生的传统智慧进行阐释。借鉴于阐释得到的洞见,先在宏观层面、社会层面进行考察以完成理论探索,并明确理想和主张;最后通过精神养生相关的实践进行体验和考察,对如何实现理想和主张提供策略建议。成果:在文化层面,立足传统文化,以“道学”的阐释能力,展示精神养生的内在体系,阐明精神养生的“道”与“术”、“知”与“行”,使得对精神养生之本来面目有一个意会。并将道学这个研究方法与精神养生这个研究对象交融在一起,呈现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在个体层面,通过道学的观照使得个体对精神养生的面貌有一个俯瞰,心中对如何精神养生有一个总览而不失细节的心智地图,协助个体在有限的生命和急迫的生活节奏的两难中找到可行、必行、乐行的实践道路。结论:本研究开启精神养生的新的自觉,在最大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主的基础上阐释精神养生,在体现精神养生所追求的“精神内守”“独立守神”的境界中观照精神养生。论文主要有以下创新:一、在研究方法上,论文创造性的在养生学研究中运用整体论的、自本体诠释的方法、内省的方法等体现道学观照的方法;由分析式、还原式的研究范式,转向道学、整体论的、内省的方法;由以西诠中的解释转向自身解释,转向文化自觉的解释。论文将相关的现代健康理论、方法和技术纳入道学的观照之中,也就等于纳入了精神养生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纳入也是一种“与新科技相结合,多学科交叉”,是“超世界水平的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形式,是文化自觉的呈现。二、论文以问道的精神把精神养生作为生命过程始终存在的一种本质。创造性的提出了“入道-养生-疗疾”的健康实践连续谱,鲜活的呈现了精神养生贯穿于养生始终,同时强调养生贯穿生活始终。三、论文阐释了精神养生“道”与“术”的知识体系结构,“施”与“受”的实践体系结构,“知识体系结构”与“实践体系结构”形成的真知真行结构,构成了精神养生的三重太极结构。论文清晰了精神养生知识丛林的观感,拓展实践视野,有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选择自己的健康道路。四、论文从精神养生内生的理论视角初步提出发挥精神养生社会价值的建议。
田野[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SAVATH BOUNTHAI（波伟）[4]（2019）在《老挝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表明老中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国,两国政体相似都奉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老中两国的地理位置优势,此因素为两国人民交往和旅游带来了很大便利,尤其是对投资者和商人出入交流非常有利。自1989年老一中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发现两国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并深刻和双方信任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体现于老中两国高级领导人对国事交流非常频繁和中国企业对老挝直接投资的金额及项目数逐年增加。据历年统计数据指明中国大陆的企业最多,从投资流量和存量来看:自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的投资金额不断增长,而且投资存量增长非常快,从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对老挝投资存量占了所有外企的首位。特别是于2009年老中建成全面合作关系之后,中国企业对老挝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至2016年中国企业在老挝投资累计金额达到66.5亿美元,目前中国己成为老挝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并推动了老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因为在老挝投资的外商企业是来自全球很多国家的,各国企业都有不同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经验,因此这篇学术论文的主要针对影响中国企业在老挝投资的因素。本论文研究者根据历年中国在老挝的所有企业包括在外国的相关投资资料及数据开展分析与探讨后,得到了影响中国企业在老挝投资的因素主要为:①老挝方面有:老挝政府限制的政策、基础设施、法律和政策、银行业、劳动力;②外企方面有:选择投资行业和区域、文化和关系、技术和产品质量;③企业内方面有:了解投资当地不足、员工的工作效率不高、老中的教育水平差异和企业交流合作范围窄。对于影响中国企业的因素,本人提出了六点对策建议如:完善老挝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尊重老挝法律规定、提高员工的知识能力及工作效率、完善老挝媒体体系与更新数据、提高老挝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
吴静银[5]（2018）在《清前中期医政与民间医疗研究 ——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文中指出清代医学在温病学、草本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发展成就,而在民间医疗中又充斥着严重的医患矛盾、医风医德问题,以致于在晚清西医的冲击下举步维艰,犹如涸辙之鲋,岌岌可危。以道光为界,其先后医政建设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又关系密切,而医政建设又与民间医疗的发展不无关系。因此,本文主要依据《清实录》、《清史稿》、《大清会典》、地方志以及大量的文集、笔记、世情小说和医案医话作品,着眼于从中央医政、地方医政、业医群体、医风医德及医患关系、医病风尚等方面入手,重点考察清前中期——道光以前的医政与民间医疗问题,并探讨医政对民间医疗的影响。清前中期的医政分为以太医院为中心的中央医政以及地方医政两个方面,但是两者各自为政,互不相关。前者在清代沦为皇家集权御用的医疗机构,人员升转、诊疗活动等方面都受到严格的管控,权力也日益为内务府所分掌,并随着清代的衰落而式微。其职责主要是围绕着皇家贵族而展开,并在皇帝的命令下为王公大臣、科举人员、军队以及狱囚等看诊,但是对地方医政并无管理之权,亦无管理之责。后者因统治者漠不关心而衰败。通过对当时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医学重地——江南地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以及太仓州一州的考察,并参照其他地区地方志的相关记载,不难发现,地方医政多形同虚设,无异于告朔饩羊。医学署大多废弃,无禆实益。医学官人员稀少,各就所居,并且职能不彰,事迹不明,甚至部分地方早已裁撤。朝廷与地方官基本不闻不问,医官一职几近于无。地方医政的衰败使得偌大的民间医疗市场几乎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官方对各地行医之人并无任何形式的教育考核,也没有相应的执业规定。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挂牌行医,医疗行业成了 一个几乎没有门槛并具有极大开放性的行业。而另一方面,清前中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学医业医之人众多,中医学又极其精深广博,非勤学苦习难以得其精髓。所以在缺乏一定的教育和考核制度下,流入民间医疗市场的医家群体往往良莠不齐,医术相判云泥。既有世医、儒医等中上层医家,也有草泽医、女医以及宗教业医者等边缘化医生群体;既涌现出妙手回春、悬壶济世的明医、良医,也充斥着医术拙劣、唯利是图的“市医”、“时医”等庸医之流,故而医风医德问题严重。诸多医者医术不精,但是好结交富贵、唯利是图,又弄虚作假、欺世惑人。不谙药理,不明药性的医家亦随处可见,用药不辨症,潦草敷衍,并好开重药、贵药,加之伪药、劣药盛行,时人对此深恶痛绝。民间亦自发兴起编印医书、善书以规劝警戒医者的“医医病”之倡,以期挽救时弊,弊绝风清。除此之外,因官方对民间医疗市场的管理缺如,民间医疗混乱不堪,医家群体错综复杂,而这又导致了当时的医患矛盾异常尖锐。病家对医家缺乏信任,多有“以身试手”之虞。择医、试医、困医以及换医等现象屡见不鲜,加之其他医者以及旁人的参与,视病诊疗呈现出多方博弈之态,严重影响医疗活动的开展,病家与医家都备受其害,啧有烦言。而当时最为世人痛恨不已、大加挞伐的庸医问题,由于官方的不重视,法律实施不如人意,致使庸医犯罪代价低,庸医泛滥有增无减。因此,在当时的中上层人士中,笃信“病不服药,常得中医”,秉持“不服药之戒”的现象极为常见,而在中下层的贫苦民众中,因医疗资源不平衡,延医问药代价高,往往只能不服药而求助于祷祝。虽然民间有不少的仁人医者施医施药,刊刻医方,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振兴医政是加强民间医疗市场管理,重整医疗秩序,改善医疗环境所必不可缺的措施。官方力量的适当介入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控业医人群的行医能力,规范行医和就医的秩序,形成负责和信任的医患关系,从而优化民间医疗环境。清前中期的医政衰败对民间医疗的影响,以及晚清中医在西医冲击下溃不成军,诸多人士提倡中医改革和清末医政振兴的兴起,无一不说明了国家良好医政的重要性。
曾莉[6]（2017）在《道与行：从元代儒、医互动看儒医的社会身份》文中研究说明蒙古贵族在建立元朝的过程中,自然地携带了原属统治风格,中原传统与游牧策略的结合,形成了元朝政府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的精英们,在此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精英们失去了在政治上的崇高地位,而长期形成的社会传统却不易摧毁。当政治策略与社会传统发生碰撞,整个社会结构也渐渐发生变化,并开始建构新体系。元代的医疗系统是元朝政府统治策略中较为独特的一环,在继承唐宋以来医疗体制的基础上,秉承实用性原则,重视技术类目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元代医政体系较前代有所完善,医者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尚医风气,在元代逐渐发展,医道被纳入儒流,被赋予符合社会认知的涵义。另一方面,儒士吸收医者“济天下”之功,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景。“以儒起宗,以医济物”,儒士和医者,在元朝社会环境的作用下,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儒士和医者的身份结构的改变促进了儒医阶层的形成,宋代以来形成的儒主医从的身份结构,在元代逐渐由“社会阶层”定位到文化层面的方向。儒医社会身份的认定不在仅仅依靠其原始身份,而是以符合社会评价体系为准则。这个体系的生成,一方面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儒士与医者的社会角色意涵。
黄世芳[7]（2017）在《广西中越边境贸易对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文中指出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把脱贫攻坚作为事关能否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关键工作,提出对不同地区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和扶贫策略,做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中国陆地边境线沿线地区集“老、少、边、山、穷”于一身,是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重点区域。边境贫困地区要想实现因地制宜“精准脱贫”,必须要做足“边”的文章,要“靠边吃边”。边境贸易是对外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别于一般贸易,它包括边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是边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打赢边境地区脱贫攻坚这场持久战,一定要坚持扶贫与开发相结合,充分发挥边境贸易的减贫作用。本文以广西中越边境贸易为例,在大量实地调查、访谈和问卷的基础上,通过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以及微观层面的案例分析,深入探究边境贸易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和机理,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从而提出对策建议,使边境贸易更好地发挥减贫作用,实现边境地区脱贫致富。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一般国际贸易与贫困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对边境贸易的减贫作用机理研究并不充分。本文在边境贸易的基本特征基础上,结合“贫困陷阱”等相关理论,提出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封闭条件下的边境地区,由于区位上远离经济中心而导致的“边缘效应”和边界所形成的“屏蔽效应”,长期处于极其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开放条件下的边境地区,边界的“中介效应”使其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其“边缘性”区位特征依然存在,仅仅依靠“中介效应”尚不足以使其摆脱贫困陷阱;三是特定政策支持下的边境地区经济得到更好发展,因为仅靠一般性的宏观区域政策,边境贸易并不能自动使贫困边民得到足够益处从而摆脱贫困陷阱。因此,边境贸易的减贫作用要得以更好发挥,必须有赖于一个“好”的政策制度体系。在这种“好”的边贸制度体系中,边境地区发展边境贸易可以通过人力资源、产业体系以及公共服务等作用途径使边境地区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在一种“不好”的边贸制度体系中,边境地区即使发展边境贸易也可能因为社会差距陷阱、通道经济陷阱和规模经济陷阱的存在,使边境地区和边境居民无法充分享受边境贸易的红利,从而陷入低水平的贫困陷阱之中。然后,本文进一步对边境贸易的制度因素,特别是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细致研究。本文认为,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正好构成了边境贸易基本制度变迁的主线。作为正式制度的供给方,各级政府以及职能部门的政策考虑和相互协调对边境贸易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强制性制度安排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包括广大边民在内的边境贸易主体,边境贸易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以及边民从事边境贸易权利的“正规化”对于边境贸易发挥减贫作用起到关键作用。当然,边境贸易的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并不会消失,相反会继续发挥对正式制度的补充、调节作用,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进边境贸易制度进入新的均衡。本文进而提出“益贫式边境贸易”制度的理念,其核心就在于使边境贸易制度更加有利于贫困人口。本文认为,“益贫式边境贸易”更有助于实现国家总体利益与部门、地方局部利益的平衡,从而大大降低边境贸易制度改革和创新的成本。“益贫式边境贸易”的关键就在于让边境贫困人口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能力参与边境贸易,同时推动边境贸易转型升级,更好地把边境贸易的“红利”留在边境本地经济循环系统之中,这样才能让边境地区摆脱“贫困陷阱”。在宏观层面,本文通过对广西中越边境贸易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广西中越边境贸易的基本情况、边境地区贫困状况以及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观点。广西边境县（市、区）呈现明显的区域阶梯特征,部分边境县（市、区）依然贫困程度较深,而有的边境县（市、区）则通过边境贸易实现飞速发展,在减贫事业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接着,本文进一步对广西边境贸易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最为明显,以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所指代的边境贸易的减贫作用是明显的。此外,本文通过大量访谈、问卷等实地调研,以广西中越边境东兴市作为案例,将边境贸易对减贫影响的研究分析引入中微观层面。通过设计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东兴市的两个边境村落进行比较分析,着重剖析从民间兴起并得到地方政府肯定和推广的边民互助组这一新型边贸组织形式,更细致地论证边境贸易和扶贫开发的逻辑关系。本文建立了关于“免税权”的交易市场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边民互市贸易免税额度与边民贫困状况的关系。本文认为,“免税权”市场作为由监管部门正式制度诱致产生的一项民间制度创新,从经济学的效率角度而言是有利的,但是“免税权”市场也可能会使边境贸易加剧边境地区的社会差距和两极分化。本文也就边贸产品落地加工进行专门的案例分析,通过“通道经济”与“落地加工”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对边贸互市进口产品在本地加工解决通道经济陷阱问题进行讨论。本文也指出,互市商品“落地加工”还将从根本上扩大互市贸易的进口规模,进而提高边贸市场对普通边民提供服务的需求,更好地帮助贫困边民摆脱贫困。最后,本文分析了广西边境贸易在发挥减贫作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从构建“益贫式边境贸易”制度体系提出政策建议。该体系内容包括:推行倾向于照顾贫困边民的边境贸易主体培育制度,在范围和层次两个维度上提高贫困边民参与边境贸易的机会和能力;实行倾向于扶持贫困边民的边境贸易金融制度;推进倾向于支持贫困边民的边境贸易软硬件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改善;以及推动以扩大边贸红利效应为导向的边境贸易转型升级,把更多边贸红利留在边境地区惠及贫困边民。
杜菁[8]（2016）在《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医疗福利制度是宋代政府仁政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儒、道、佛等中华传统文化在宋代的传承和发扬是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它在统治阶层重视医学的背景下逐步建立和实施,以政府行为为主导,以皇族及官员、军人士兵和平民百姓等阶层为对象,以“医乃仁术”为宗旨,以实施医疗福利,稳定社会秩序为目的,通过奏议、诏令及各种规章制度的颁发,以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建立,形成自上而下运行的医疗福利体系。本文将从其产生的思想根源、提出的前后过程、决策的具体内容、运行的相关办法、实施的主要对象及形成的历史地位等六个方面进行论述。1.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思想根源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产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体系儒、道、佛的深刻影响。宋代儒、道、佛思想并存,受到以统治阶层为首的主流社会推崇,在治国方略上表现为仁政。同时,在儒、道、佛思想影响下的中医学,因“医乃仁术”而被统治者作为仁政方式加以重视,成为宋代医疗福利制度得以建立的思想根源。2.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提出过程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提出过程,与宋臣以奏议形式提出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包括：灾情严重、疫病流行、鳏寡笃疾无法自存、生子不举、军兵老弱病患、尸骸未殓等,且提出施以医疗福利作为解决方案,引起决策者皇帝关注的同时提供建议参考。在宋代君臣关系相对融洽的宽松执政环境下,此类奏议呈现积极结果。3.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决策手段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决策过程,主要通过颁布诏令以实施。皇帝诏令中所包含的医疗福利内容包括：赈济灾民、救治疫病、抚恤鳏寡笃疾、收养弃儿、关注军事医疗、掩瘗尸骸等,这些诏令与诸臣奏议形成对应关系,反映出帝王对于臣子所奏事项的积极回应。诏令内容体现了对平民百姓医疗福利的重视,这与统治者旨在加强中央集权,讲求仁政治国,稳定国内环境相关。4.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运行方式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运行过程,以医政建置作为具体的推行、落实的方式。宋以前未现“医政”概念,宋代出现“医政”概念,所载医疗福利内容增多。同时,宋代针对皇族、官员、军人、百姓等不同社会阶层建立医疗机构,实施福利职能。并且以抑巫扬医、培养人才、检束医官等方式加强对医疗人员的管理。5.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象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象,主要是皇族及官员、军人士兵、平民百姓三大阶层。对于皇族及官员采取了保健、治疗、用药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对于军人士兵采取了防病、医疗、抚恤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对于平民百姓采取了建立医疗机构和药局机构的制度及措施,同时对于弱势群体采取法律保护。此外,宋代以建立义冢漏泽园的方式,掩瘗无主尸骸,预防疾疫发生,形成了生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的系统化社会福利体系。6.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历史地位统观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行,以政府行为为主导,以建立医学机构为主,以实施医疗福利、稳定社会秩序为目的,形成了自上而下运行的医疗福利体系。但其不足及局限也比较突出,存在受到皇帝好恶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性,存在官吏腐败的行为,管理失误致效果不佳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它开创了中国古代系统化医疗福利制度的基本格局,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7.主要结论（1）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建立并非偶然,它以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思想在宋代的融合为契机,将同样受儒、道、佛思想影响的医之仁术用于国之仁政。（2）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提出与诸臣奏议有着直接关系,它让最高统治者了解到灾害、疫情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决策者提供必要参考。（3）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决策主要通过医事诏令的手段实施,医事诏令内容受到诸臣奏议的影响,并且决策者给予的回应比较积极。（4）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医政建置予以落实,以建立针对不同人群的医疗机构和加强对于医疗人员的相关管理为主要方式。（5）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象包括皇族及官员、军人士兵、平民百姓三大阶层,旨在以有限的医疗资源实施医疗福利,稳定社会秩序。（6）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建立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足和局限,形成的系统化医疗福利制度模式,对于当今医疗福利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李丰[9]（2014）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的出现预示着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革命性社会变迁。在人类社会启动后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同时面临工业化与后工业的任务,使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它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一切方面带来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着手进行行政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工作。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上世纪末中国学者提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并引导着中国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虽然服务型政府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国学者的贡献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但是对于为何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会最先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开展的。通过对本论题的研究,一方面能够促进服务型政府理论的系统化,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上的参考。我们知道,理论研究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的,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亦如然。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但从社会发展演变的趋势和规律出发,中国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应该以后工业化为导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没有解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解决了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因此,服务型政府的产生是与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知道后工业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浪潮,所有的国家都无法置身于此浪潮之外。既然这样,那为何在其他的国家没有出现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这个问题需要将其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来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在中国出现提供了历史优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相互转化。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发展到工业文明的典型形态后才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这使得它们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强力阻碍,难以突破工业文明对它们进行变革图新的束缚。在行政理论和实践上,则体现为西方国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行政学研究和政府改革中,始终没有突破管理行政的理论范式和行政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几乎是同步的,这使得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以及社会各领域的改革不会受到“旧文化”的阻碍。正因为这样,在探索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时,由于中国没有“旧文化”所带来的历史包袱而获得了历史的先机,先于发达国家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与中国一样,它们也处于双重转型的历史时期,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但是,在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服务行政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是服务型政府理论和建设实践最先在中国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够在中国出现,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双重转型所获得的历史优势外,还有其他更加具体的文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中国的行政学研究和行政改革实践来说,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的行政理论与经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博大的体系,但对中国行政学的研究而言,传统文化对它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和合思想、民本思想和作为一种文化的传统日常生活。和合思想将事物看做一个和合体,它既承认冲突（差异）,又在承认冲突的基础上通过对冲突的融合来实现对冲突与融合的超越,以生成新的和合体。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来说,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情况下来思考如何建构起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模式时,为了能适应中国社会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特征,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既具有多样性（冲突）又能够促进合作治理（融合）的政府模式,而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都只强调了冲突与融合的一个方面,无法为我们建构新的政府模式提供支持。相反,和合思想强调事物中的差异与融合,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学者探索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来说,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它能够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出现提供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上的支持。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够为中国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探索政府模式变革提供一条线索。我们知道,民本思想本身也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产生于传统中国社会并为统治型社会治理服务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民本思想是作为社会统治关系的一个调节因素而存在的,目的是要实现和保证“君本”。从这个个意义上来说,民本思想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个反动因素。但是,民本思想之中包含着对“民”和“本”之间的关系定位。如果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来重新思考“民”与“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本”关系既不是传统中国社会时期的真“君本”假“民本”,也不应该是工业社会时期形式民主,而是要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要实现“以民为本”。因此,通过对民本思想的时代解读,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政府模式变革的思想线索和切入点,对中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在地域上,中国社会则分化为界线明晰的农村和城市。公共领域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宗旨,私人领域是以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而日常生活领域则以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为基础。所以,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讲,日常生活领域代表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文化模式。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不同的领域,但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在很长的时间内依然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依然是维系中国农村的文化基础,因此,可以将中国农村其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日常生活领域。加之中国农村不管是从地理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来看,都占据着极大的比例,所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依然有着庞大而发达的日常生活领域。众所周知,管理型政府是一种极度推崇形式理性的政府模式,价值则被视为巫魅而从中祛除,这使得管理型政府自工业社会晚期以来一直广受诟病。如此一来,中国学者在社会双重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来探索符合后工业化的政府模式时,力图建构起一种同时涵盖了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政府模式,而中国发达的日常生活领域所代表的以伦理价值为基础的文化模式为新的政府模式探索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为中国学者开展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文化资源。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核心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包括两个的部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哲学和强调总体的建设性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立起了“机械均衡”的发展模式,但这一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在否定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建构起了“梯度发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梯度发展模式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但同时也使得中国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不和谐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改变中国社会不均衡不和谐的局面,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观念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这是对梯度发展模式的否定。虽然梯度发展模式否定了机械均衡的发展模式,但它们都是以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为指导的,其区别仅在于革命对象与方式的不同,建构和谐社会的构想则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部分,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为基础。在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学者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最先在中国出现,还得益于中国学者对西方行政学理论的借鉴和重组。管理型政府的理论和现实形态产生于西方国家,在后工业化的进程开启后,西方行政学界在对管理型政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也做出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改革,但由于受到工业文明的负向牵引,而没有对管理型政府造成本质性的颠覆。尽管如此,西方行政学界的一些理论和经验对中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方面,虽然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但服务型政府中也有“管理”的功能,只是管理的功能不像在管理型政府中那样突出;另一方面,西方行政学界在批评管理型政府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突破管理型政府的框架,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些能够对服务型政府研究有启发的思想和理论。正因为这样,中国学者在进行服务型政府研究的时候,没有将国外的行政思想和理念不分良莠地全部抛弃,但也没有照搬照套,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话语重组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总而言之,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够最先在中国出现,是与中国的语境相联系的。在宏观语境的层面上,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最先在中国出现是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必然要求,是与中国社会的双转型相联系的;在微观语境的层面上,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够最先出现在中国,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对国外理论与经验的借鉴重组紧密相关的。
刘萍[10]（2013）在《中国利用外资办医的政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目前国内已形成国资、民营、外资三足鼎立的格局。在学术界，经济领域利用外资理论日趋成熟，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而在社会医疗服务领域，由于医疗服务兼具公益性和商品性，一方面，理论上国内外关于对医疗服务利用外资的学术研究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实践上国内外当局政府普遍对医疗服务利用外资采取保守态度，对外资开放力度非常小。纵观国内医疗服务市场，宏观上，加入WTO后，中国承诺开放医疗服务领域，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者纷纷涌入中国医疗服务市场，亟需一个规范有序的运营环境；微观上，由于我国长期垄断体制下的医疗服务格局，“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亟待解决，探索通过引进外资促使医疗服务市场形成有效竞争机制的举措尤为迫切。基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国内宏观和微观环境的需求，本文以政策分析为切入点，得出中国现行利用外资办医的政策过于保守之观点，建议应既要效法经济领域大胆开放，又要兼顾医疗领域的特点，既要有利于公平竞争，又要实行不对称规制。为论证上述核心观点，本文首先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综述和评析，发现关于对国内外利用外资办医的理论研究较为空白，直接原因是实践中利用外资办医的效果并不明显，间接原因是政府政策的缺位和错位，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医疗服务办医主体的“路径依赖”，即对除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办医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误区。接着文章对医疗服务利用外资进行理论分析，从医疗服务的二重属性与利用外资理论着手，一方面，分析了医疗服务的本质、特点和分类，通过重点讨论医疗服务的商品性与公共性，得出政府应该对医疗服务项目进行分类管理的结论；另一方面，对医疗服务利用外资进行概念界定，进而分析利用外资办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与经济领域利用外资的比较，围绕社会医疗服务领域要不要利用外资、能不能利用外资、怎样利用与管理外资来系统阐述社会领域利用外资理论，从而建立起本文的理论支点。基于理论支点，本文首先回顾中国经济领域和社会医疗服务领域的外资利用政策，着重从医疗服务领域分政策演变和实践状况两方面进行阐述。紧接着分析现行外资办医政策的缺陷，一方面进行现行外资办医政策的内在分析，另一方面与经济领域纵向比较分析，得出我国现有利用外资办医政策的保守性。接下来再通过两个调研实例——江西博爱眼科中心和江西中寰（国际）医院，实证上与公立医院横向角度比较，以剖析我国现有利用外资办医政策的保守性。本文第六章从规范性研究的角度，从政府、外资医院、公立医院三方面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外资办医政策的建议，在该章节中重点阐述了政府应该对外资医院实行“非对称规制”，促使医疗服务市场形成有效竞争机制，从而有助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最后进行总结与展望，指出发展社会领域利用外资理论体系是未来的研究方向。整体而言，本文通过理论比较分析医疗服务领域与经济领域利用外资政策，实证比较分析外资医院与公立医院享受的不同等政策待遇，旨在说明中国利用外资办医政策的保守性。继而提出政策建议，提高中国利用外资办医水平，破除垄断，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二、论“入世”后中国医政管理的发展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入世”后中国医政管理的发展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目标、方法和内容 |
| 四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宋代的官府医者 |
| 第一节 翰林医官院医官 |
| 一、翰林医官院医官的遴选 |
| 二、翰林医官院医官的职责与考核 |
| 三、翰林医官院医官的编制与员额 |
| 四、翰林医官的迁转 |
| 第二节 宋代的太医局医官 |
| 一、太医局教师及医官的遴选 |
| 二、太医局医官的基本教学职责 |
| 第三节 宋代的尚药局医官 |
| 一、尚药局医官的遴选 |
| 二、尚药局医官的迁转 |
| 第四节 宋代的御药院医官 |
| 一、御药院医官的员额编制 |
| 二、御药院医官的医药职责与法律责任 |
| 三、御药院医官的迁转 |
| 第五节 宋代地方医官 |
| 一、宋代地方医官的员额设置与配套制度 |
| 二、宋代地方医官的遴选 |
| 三、宋代地方医官注重实效的考核 |
| 第六节 宋代的军医 |
| 一、宋代专职军医类型 |
| 二、宋代军队临时辅助医员的基本类型 |
| 三、小结 |
| 第七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对医官管理的效益分析 |
| 一 从立法目的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二 从立法时机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三 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结语 |
| 第二章 宋代处于特殊地位的医者 |
| 第一节 执行公职的编外医者 |
| 一、宋代法医 |
| 二、宋代为病囚治病的医人 |
| 第二节 宋代儒医 |
| 一、宋代儒医现象释源 |
| 二、宋代发展儒医的法理基础 |
| 三、宋代对儒医的选任 |
| 四、法律对宋代儒医的影响 |
| 第三章 宋代民间医者 |
| 第一节 宋代民间草泽医 |
| 一、宋代民间草泽医的出众医技 |
| 二、宋代对草泽医的擢拔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宋代僧道医 |
| 一、宋代的僧医 |
| 二、宋代道医的治疗特色与医疗对象 |
| 三、宋政府对僧医、道医的擢拔与奖励 |
| 小结 |
| 第三节 宋代的女性医者 |
| 一、宋代女性医者的分流 |
| 二、宋代女性医者的价值在司法领域获得肯定 |
| 三、法律制度下宋代女性医者的生存空间 |
| 第四节 宋代的巫医 |
| 一、宋代巫医释源 |
| 二、宋代法律猛烈打击下的巫医 |
| 三、宋代法律夹缝中生存的巫医 |
| 四、宋代法律治理巫医的实际效果 |
| 第五节 宋代法律对民间医者管控效益的实现途径 |
| 一、强调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 |
| 二、汲取法律的动态效益 |
| 第四章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与宋代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研究 |
| 一、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现象概述 |
| 二、宋代法律促使医者“被信仰”合法化 |
| 三、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一、宋代医患关系的基本特点 |
| 二、宋代医者群体的特点 |
| 三、宋代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界定 |
| 四、法律调整下的宋代医患关系的现代价值 |
| 第五章 宋代医药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 |
| 一、礼部祠部司和太常寺医案的医疗行政管理职能 |
| 二、翰林医官院的医事管理职能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药教学机构 |
| 一、太医署的设置及职能 |
| 二、太医局的沿革及基本格局 |
| 三、太医学的设置及基本制度模式 |
| 第三节 宋代的医院体系 |
| 一、综合性门诊医院的体系格局 |
| 二、宫廷医院的体系设置 |
| 三、贫民日常住院、养护机构的基本特色 |
| 四、地方性兽医专科医院的设立与发展 |
| 五、军队医院设立的基本格局情况概述 |
| 六、行业性医院——病囚院的基本制度分析 |
| 第四节 宋代医药机构体系的整体特点分析 |
| 一、宋代医院惠及整个社会,官方主导地位加强 |
| 二、宋代医院数量增多,出现了医院的职能区分且管理规范 |
| 三、宋代贫民医院兼具医疗与济贫的功能 |
| 四、宋代医学教育引导宋代社会的向医之风 |
| 五、宋代医院职能重叠 |
| 六、宋代医院建设缺乏延续性 |
| 七、宋代一些医院表现出强烈的非专业色彩 |
| 第五节 宋代官药局运转制度有限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
| 一、宋代官药局的诞生背景 |
| 二、官药局的法律成本分析 |
| 第六章 宋代对药业的法律管控 |
| 第一节 宋代药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
| 一、宋代药业情况概述 |
| 二、宋代药材的供给来源 |
| 三、宋代药材的用途 |
| 第二节 宋代对药材市场的法律管控 |
| 一、宋代药材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
| 二、宋代药材的税收法律制度 |
| 三、宋代药材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
| 四、宋代疫病时期对药材的法律管控 |
| 五、宋代国内药业的广告和商标制度 |
| 第三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假药治理的法律效益分析 |
| 一、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行为激励效益 |
| 二、注重利用法律对药材全流程监控,动态化监管 |
| 三、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威慑功能 |
| 四、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产权效益 |
| 五、注重对官办药局制度化监控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展现出国家的“尚医”特征 |
| 二、展现出国家的“责任”特征 |
| 三、展现出国家的“福利”特征 |
| 四、展现出国家的“理性”特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2）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问道的精神 |
| 1.1 道学与养生 |
| 1.1.1 问“道” |
| 1.1.2 何谓道学? |
| 1.1.3 道学与养生 |
| 1.2 道学与精神养生的交融 |
| 1.2.1 精神养生及与道学 |
| 1.2.2 “入道-养生-疗疾”健康实践的连续谱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对象、意义与论文题目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意义 |
| 1.3.3 题解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精神养生的历史回望:超越时空的传统 |
| 2.1 历史回望的文献范畴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精神养生与道学的交汇 |
| 2.2.2 精神养生、道学与“西学”的交汇 |
| 2.2.3 精神养生与疗疾的交汇 |
| 2.3 精神养生的知识结构——“道、法、术” |
| 2.4 儒家与精神养生 |
| 2.4.1 儒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 2.4.2 儒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 2.4.3 教化与师表 |
| 2.5 道家与精神养生 |
| 2.5.1 道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 2.5.2 道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 2.5.3 俗世即道场、临炉指点、道侣 |
| 2.6 佛家与精神养生 |
| 2.6.1 佛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 2.6.2 佛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 2.6.3 迷时师度与船子投江 |
| 2.7 古代医家与精神养生 |
| 2.7.1 古代医家的精神养生之道 |
| 2.7.2 古代医家的精神养生“法术” |
| 2.7.3 主体的转换——医者与患者,养生家与养生之家 |
| 2.8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反思: 现代人的精神状况与问道东方 |
| 3.1 西方文明范围中现代人的精神状况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 |
| 3.1.2 雅思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 |
| 3.1.3 加缪《鼠疫》 |
| 3.1.4 小结 |
| 3.2 精神养生与现代研究 |
| 3.2.1 精神境界的现代研究 |
| 3.2.2 精神养生“法术”的现代研究 |
| 3.2.3 精神养生与养生的社会人文研究 |
| 3.3 精神养生与身体——我们该如何意识我们的身体? |
| 3.3.1 立足于身体的精神养生 |
| 3.3.2 当代身体意象的分裂特征 |
| 3.3.3 当代身体实践的分裂特征 |
| 3.3.4 精神养生与身体实践的内在统一性 |
| 3.3.5 精神养生视野中的清醒与睡眠 |
| 3.3.6 小结 |
| 3.4 精神养生与语言——我们该如何言说健康? |
| 3.4.1 当下健康流行语言的荒诞与后现代主义的反抗 |
| 3.4.2 精神养生与诊治的语言 |
| 3.4.3 精神养生与食、药的语言 |
| 3.4.4 精神养生与疾病谱、预防医学的语言 |
| 3.5 中医养生学视野中的心性修养与人民的健康促进 |
| 3.5.1 健康面临的人性挑战 |
| 3.5.2 中医养生学视野中健康促进的理念与实践 |
| 3.5.3 生生之道与中医养生学心性修养的实践观 |
| 3.5.4 小结 |
| 3.6 以道莅天下——《黄帝内经》“独立守神”的意义发现 |
| 3.6.1 独立守神的渊源与探索路径 |
| 3.6.2 早期社会文化与“独立守神” |
| 3.6.3 “独立守神”在传统文化实践中的显现 |
| 3.6.4 “独立守神”在生物医学实践中的显现 |
| 3.6.5 “独立守神”在心理治疗实践中的显现 |
| 3.6.6 小结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数则精神养生案例及其启示 |
| 4.1 案例1: 何以解忧——竹林七贤作为团体形式精神养生的滥觞 |
| 4.1.1 古代社会生活中团体的存在 |
| 4.1.2 竹林之游的精神养生属性 |
| 4.1.3 古代团体养生的存在状态及价值 |
| 4.1.4 小结 |
| 4.2 案例2: 某温泉度假村调训养生课程的精神心理效果考察 |
| 4.2.1 调训课程介绍 |
| 4.2.2 课程方案举例与纪实 |
| 4.2.3 问卷调查部分 |
| 4.2.4 调训课程组织者对课程的理解 |
| 4.2.5 解读 |
| 4.2.6 小结 |
| 4.3 案例3: 某瑜伽自然疗法静修营实践 |
| 4.3.1 背景 |
| 4.3.2 内容 |
| 4.3.3 讨论 |
| 4.3.4 小结 |
| 4.4 案例4: 某院慢性病辟谷实践的总结及比较研究 |
| 4.4.1 某医院利用辟谷治疗代谢综合征的当代实践 |
| 4.4.2 古今辟谷与正念饮食干预的比较研究 |
| 4.4.3 小结 |
| 4.5 启示 |
| 第五章 前行策略: 充分发挥精神养生力量的讨论 |
| 5.1 提出策略建议的方法 |
| 5.2 个体的内求为本 |
| 5.3 个体内求与中医院校教育内求的相融、相生 |
| 5.4 全民教育——全民的内求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题目作为核心论点之一 |
| 6.2 健康实践的连续谱与精神养生的道学内涵 |
| 6.3 文化自觉的一种呈现——方法与对象的同一 |
| 6.4 精神养生的道与术、施与受、知与行的三重太极结构 |
| 6.5 理论探索总结: 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及精神养生 |
| 6.6 案例启发与策略建议总结 |
| 6.7 根本的结论 |
| 结语 |
|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特点与不足之处 |
| 特点 |
| 不足之处 |
| 自反性陈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3）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老挝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的 |
| 1.4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4.2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5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创新点和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老中经贸合作分析 |
| 2.1 老挝基本概况 |
| 2.2 老挝社会经济分析 |
| 2.2.1 老挝吸引外资分析 |
| 2.2.2 老挝对外贸易分析 |
| 2.2.3 老中的双边贸易分析 |
| 2.3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 2.3.1 中国对外贸易分析 |
| 2.3.2 中国对外投资分析 |
| 2.4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分析 |
| 2.4.1 政治风险 |
| 2.4.2 金融风险 |
| 2.4.3 经营与管理风险 |
| 2.4.4 技术风险 |
| 2.4.5 社会文化风险 |
| 第三章 中国企业对老挝直接投资的产业分析 |
| 3.1 中国企业对老挝直接投资状况 |
| 3.2 中国企业对老挝第一产业投资分析 |
| 3.3 中国企业对老挝第二产业投资分析 |
| 3.4 中国企业对老挝第三产业投资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对老挝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
| 4.1 老挝国内影响因素分析 |
| 4.2 中国企业在老挝投资的外企影响因素分析 |
| 4.3 中国企业的内在影响因素分析 |
| 4.4 中国企业对老挝经济影响分析 |
| 4.5 中国企业对老挝环境影响分析 |
| 4.6 中国企业对老挝社会影响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企业对老挝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
| 5.1 完善老挝基础设施建设 |
| 5.2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
| 5.3 尊重老挝法律规定 |
| 5.4 提高员工的知识能力和工作效率 |
| 5.5 完善老挝媒体体系与更新数据 |
| 5.6 提高老挝政府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结论 |
| 6.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清前中期医政与民间医疗研究 ——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清代前中期的医政 |
| 第一节 中央医政:以太医院为核心 |
| 第二节 地方医政:以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
| 第二章 “金针谁度”——业医与医风 |
| 第一节 “比户皆医”:清前中期学医与从医 |
| 第二节 “三指司命”:医家群体与医风 |
| 第三章 “以身试手”与“病不服药”——医患关系与医病风尚考察 |
| 第一节 民间医疗中的多方博弈 |
| 第二节 医疗环境与特殊的医病风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道与行：从元代儒、医互动看儒医的社会身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前史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元代的儒士、医学与三皇庙 |
| 一 元代的儒士生存际遇 |
| 二 元代的医学的发展 |
| 三 儒士对医学、三皇庙的态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儒士与医者的交游情况 |
| 一 以吴澄为中心的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元代儒医的形成及其社会身份 |
| 一 儒医的形成 |
| 二 中国传统习医者身份结构的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7）广西中越边境贸易对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价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边境贸易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边境贸易的概念及演变 |
| 二、边境口岸的概念及其功能 |
| 三、边境贸易的类型及基本特征 |
| 四、边境贸易政策及其演变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对外贸易与贫困问题研究 |
| 二、边境贸易相关研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边境贸易影响贫困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一、封闭条件下边境地区的贫困根源 |
| 二、开放条件下边境地区的发展困境 |
| 三、政策支持下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边境贸易与边境地区的贫困陷阱 |
| 一、边境地区的贫困陷阱 |
| 二、边境贸易对摆脱贫困陷阱的作用机理 |
| 三、边境贸易对摆脱贫困陷阱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边境贸易减少贫困的制度基础 |
| 一、减少贫困的制度基础 |
| 二、边境贸易减少贫困的制度分析 |
| 三、边民合作组织的制度基础 |
| 四、边境贸易要建立益贫式制度 |
| 第三章 广西与越南开展边境贸易及边境地区贫困状况 |
| 第一节 广西中越边境贸易的制度变迁及现阶段总体情况 |
| 一、广西中越边境贸易的制度变迁 |
| 二、现阶段广西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现阶段广西与越南开展边境贸易的特征性分析 |
| 一、贸易结构分析 |
| 二、贸易主体分析 |
| 三、贸易形式分析 |
| 四、贸易进出口结构分析 |
| 五、贸易联系效应分析 |
| 第三节 广西边境地区的贫困问题及经济社会发展 |
| 一、广西边境地区贫困状况 |
| 二、广西边境地区扶贫政策概述 |
| 三、广西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加入扶贫导向的边贸制度 |
| 第四章 广西边境贸易对减少贫困作用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设立与指标说明 |
| 一、实证模型的设立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协整检验分析 |
| 四、ECM估计及相关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 |
| 第五章 边民互市贸易对减贫作用的案例剖析 |
| 第一节 边民互助合作组织的产生和作用 |
| 一、东兴市边民互市贸易的基本情况 |
| 二、边民互助组的制度创新与变迁 |
| 三、边民互助组的组织运行及减贫功能 |
| 第二节 边民互助组的局限与发展空间 |
| 一、基于两个边境乡村的比较分析 |
| 二、边民互助合作组织的局限性 |
| 三、边民互助组的发展前景 |
| 第三节 “免税权”市场与边民互市贸易的减贫作用 |
| 一、“免税权”市场的基本模型 |
| 二、“免税权”市场与边贸减贫的局限性 |
| 三、对免税额度的进一步讨论 |
| 第四节 “互市+落地加工”的减贫作用 |
| 一、互市贸易“落地加工”的起因和背景 |
| 二、互市贸易“落地加工”的减贫意义 |
| 三、关于互市贸易“落地加工”的案例分析 |
| 第六章 边贸减贫的问题及构建益贫式边贸制度的建议 |
| 第一节 广西边贸减贫存在的问题 |
| 一、边境地区贫困人口参与边境贸易的覆盖面不广 |
| 二、“通道经济”导致边境地区减少贫困缺乏产业支撑 |
| 三、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仍滞后于减贫需要 |
| 四、边境贸易制度建设不健全 |
| 第二节 构建益贫式边境贸易制度的建议 |
| 一、倾向于贫困边民的边贸主体培育制度 |
| 二、倾向于贫困边民的边贸财政金融制度 |
| 三、倾向于贫困边民的边贸软硬件环境 |
| 四、以扩大边贸红利效应为导向的边贸转型升级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益贫式边境贸易”的展望 |
| 一、“益贫式边境贸易”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推动“益贫式边境贸易”规范化发展 |
| 三、“益贫式边境贸易”制度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8）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概念说明 |
| 1.3 文献综述 |
| 1.4 问题思考 |
| 2.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思想根源 |
| 2.1 儒、道、佛思想对治国者的影响 |
| 2.2 儒、道、佛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 |
| 2.3 小结 |
| 3.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提出过程——以诸臣奏议为视角 |
| 3.1 诸臣以医疗福利治理国家 |
| 3.2 诸臣奏议医疗福利的内容 |
| 3.2.1 灾情严重 |
| 3.2.2 疫病流行 |
| 3.2.3 鳏寡笃疾无法自存 |
| 3.2.4 生子不举 |
| 3.2.5 军兵老病 |
| 3.2.6 尸骸未殓 |
| 3.3 诸臣奏议医疗福利的结果 |
| 3.4 小结 |
| 4.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决策手段——以皇帝诏令为视角 |
| 4.1 皇帝以医疗福利宣扬仁政 |
| 4.2 皇帝诏令医疗福利的内容 |
| 4.2.1 赈济灾民 |
| 4.2.2 救治疫病 |
| 4.2.3 抚恤鳏寡笃疾 |
| 4.2.4 收养弃儿 |
| 4.2.5 抚恤军兵 |
| 4.2.6 掩瘗尸骸 |
| 4.3 皇帝注重医疗福利之缘由 |
| 4.4 小结 |
| 5.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运行方式——以医政建置为视角 |
| 5.1 医政概念中的医疗福利 |
| 5.1.1 宋以前所载“医之政令” |
| 5.1.2 宋代出现“医政”概念 |
| 5.1.3 宋以后多现“医政”概念 |
| 5.2 医政机构的福利职能 |
| 5.2.1 主要为宫廷服务的机构 |
| 5.2.2 主要为军队服务的机构 |
| 5.2.3 主要为平民服务的机构 |
| 5.3 医疗人员的相关管理 |
| 5.3.1 抑巫扬医 |
| 5.3.2 培养人才 |
| 5.3.3 检束医官 |
| 5.4 小结 |
| 6.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象 |
| 6.1 对皇族及官员的医疗福利制度 |
| 6.1.1 保健制度及措施 |
| 6.1.2 医疗制度及措施 |
| 6.1.3 用药制度及措施 |
| 6.1.4 制度实施中的影响因素 |
| 6.2 对军人士兵的医疗福利制度 |
| 6.2.1 防病制度及措施 |
| 6.2.2 医疗制度及措施 |
| 6.2.3 抚恤制度及措施 |
| 6.2.4 制度实施中的监督管理 |
| 6.3 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福利制度(上)——以医疗机构为中心的探讨 |
| 6.3.1 医疗机构的设置与分类 |
| 6.3.2 医疗机构的制度及措施 |
| 6.3.3 医疗机构的成效与作用 |
| 6.4 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福利制度(中)——以官方药局为中心的探讨 |
| 6.4.1 官方药局的建立原因 |
| 6.4.2 官方药局的惠民制度及措施 |
| 6.4.3 官方药局的存在问题 |
| 6.5 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福利制度(下)——以医事法律为中心的探讨 |
| 6.5.1 对患病人群的法律保护 |
| 6.5.2 对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 |
| 6.5.3 对特殊病者的相应规定 |
| 6.6 对亡故人口的相关助葬制度——以漏泽园义冢为中心的探讨 |
| 6.6.1 漏泽园的设置原因 |
| 6.6.2 漏泽园的发展过程 |
| 6.6.3 漏泽园的防疫制度 |
| 6.7 小结 |
| 7.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历史地位 |
| 7.1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
| 7.2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不足与局限 |
| 7.3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
| 7.4 小结 |
| 8. 结论 |
| 9.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主题陈述与意义诠释 |
| (一) 主题陈述 |
| (二) 意义诠释 |
| 二、分析框架与相关概念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相关概念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情况综述 |
| (三) 综合评述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五、论文结构、主要内容与研究目标 |
| (一)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目标 |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
| 第一节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探索 |
| 一、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 |
| 二、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发展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研究的现状 |
| 第二节 “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 |
| 一、理解中国行政改革 |
| 二、“服务”定位的政府模式变革 |
| 三、探索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 |
| 第三节 服务型政府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 |
| 一、“理论先导”阶段 |
| 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阶段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 |
|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
| 三、中国的后工业化课题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政府模式变革 |
| 一、工业化及其结果 |
| 二、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 |
| 三、政府模式变革的时代话语 |
| 第三节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政府 |
| 二、中国的先机:“抗拒”与“变迁”的对比 |
| 三、后工业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
|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和合思想与政府模式变革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
| 二、和合思想对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启示 |
| 三、和合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二节 民本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 |
| 二、民本思想的现实价值 |
| 三、民本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三节 日常生活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作为“文化”的传统日常生活 |
| 二、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日常生活世界 |
| 三、日常生活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从革命到建设 |
| 一、“革命性哲学”指导下的“建设” |
| 二、“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确立 |
| 三、“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后果 |
| 第二节 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失衡与政府变革 |
| 一、梯度发展:对“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否定 |
| 二、梯度发展模式的确立 |
| 三、分化与失衡:从财富到权力 |
| 第三节 和谐社会建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科学发展:对梯度发展的否定 |
| 二、“发展的辩证法”与政府模式变革 |
| 三、政府变革的方向: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六章 话语体系重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自我省察:中国行政学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
| 一、中国行政学的发展过程及内容 |
| 二、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特点 |
| 三、服务型政府建设对中国行政学的要求 |
| 第二节 它山之石:国外行政学说及实践经验 |
| 一、对国外行政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借鉴 |
| 二、对国外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借鉴 |
| 三、对国外行政学说的话语分析 |
| 第三节 话语重构:合作理念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中国语境下的行政话语体系探索 |
| 二、中国语境下的行政话语体系重组 |
| 三、“新”的行政话语与政府模式变革 |
| 结语:从“方言”到“普通话”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译着类 |
| 2. 中文专着类 |
| 3. 中文期刊类 |
| 4. 外文文献 |
| 5. 报刊文献 |
| 6. 其他文献 |
| 后记 |
（10）中国利用外资办医的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和评述 |
| 1.2.1 关于外资办医的现状 |
| 1.2.2 关于外资办医的作用 |
| 1.2.3 关于外资办医的前景 |
| 1.2.4 关于外资办医的政策建议 |
| 1.2.5 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 医疗服务利用外资的理论分析 |
| 2.1 医疗服务的本质、特点和分类 |
| 2.2 医疗服务利用外资的概念界定 |
| 2.3 医疗服务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
| 2.3.1 必要性分析 |
| 2.3.2 可行性分析 |
| 3. 中国利用外资办医的政策回顾 |
| 3.1 经济领域利用外资政策的回顾与评价 |
| 3.1.1 经济领域利用外资政策的回顾 |
| 3.1.2 经济领域利用外资政策的评价 |
| 3.2 外资办医的政策与实践沿革 |
| 3.2.1 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 (1650-1911) |
| 3.2.2 民国时期至解放前 (1911-1949) |
| 3.2.3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7） |
| 3.2.4 改革开放至今（1978 至今） |
| 4. 现行中国利用外资办医政策的缺陷分析 |
| 4.1 现行外资办医政策的若干缺陷 |
| 4.1.1 关于投资主体股权结构 |
| 4.1.2 关于经营范围方面 |
| 4.1.3 关于人才流动 |
| 4.1.4 关于政府审批 |
| 4.1.5 关于财税支持 |
| 4.2 与经济领域利用外资政策比较 |
| 4.3 现行外资办医政策产生的不良影响 |
| 4.3.1 消费者方面 |
| 4.3.2 医疗服务市场有效竞争方面 |
| 4.3.3 医疗事业发展方面 |
| 4.4 现行外资办医政策的认识误区分析 |
| 4.4.1 关于危及国家主权 |
| 4.4.2 关于外资医院的逐利性 |
| 4.4.3 关于与公立医院的过度竞争 |
| 4.4.4 关于与医改目标不符 |
| 4.4.5 关于加大政府管理难度 |
| 5. 案例分析：南昌市两个外资医院的发展比较 |
| 5.1 江西博爱眼科中心案例剖析 |
| 5.1.1 基本情况简介 |
| 5.1.2 生存现状剖析 |
| 5.2 江西中寰（国际）医院案例剖析 |
| 5.2.1 基本情况简介 |
| 5.2.2 生存现状剖析 |
| 5.3 两家医院比较分析 |
| 6. 改革和完善我国利用外资办医政策的建议 |
| 6.1 政府方面 |
| 6.1.1 关于对外资医院实行“非对称规制” |
| 6.1.2 具体的建议与措施 |
| 6.2 外资医院方面 |
| 6.3 公立医院方面 |
| 7.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I《江西中寰（国际）医院调研报告》 |
| 附录 II《江西博爱眼科中心调研报告》 |
| 附录Ⅲ《住院病人跟踪服务质量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论“入世”后中国医政管理的发展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D]. 李超. 河北大学, 2020(03)
- [2]回归上古天真 ——道学观照中的精神养生[D]. 刘慧鸿.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6)
- [3]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老挝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因素[D]. SAVATH BOUNTHAI（波伟）. 云南大学, 2019(03)
- [5]清前中期医政与民间医疗研究 ——以江南地区为中心[D]. 吴静银. 南京大学, 2018(09)
- [6]道与行：从元代儒、医互动看儒医的社会身份[D]. 曾莉. 武汉大学, 2017(06)
- [7]广西中越边境贸易对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D]. 黄世芳. 武汉大学, 2017(06)
- [8]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D]. 杜菁.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6(08)
- [9]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D]. 李丰. 南京大学, 2014(01)
- [10]中国利用外资办医的政策分析[D]. 刘萍. 江西财经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