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周德治思想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于晓同[1]（2021）在《《论语》“为政以德”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此都展开了较多的研究。结合《论语》,基于孔子的“为政为德”展开观点的深入阐释。先秦时期,“礼崩乐坏”,为解决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各个学派纷纷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形成了先秦“诸子百家”,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在各种流派学说的碰撞与融合中,儒家思想最终成为统治了中国思想界两千余年的显学,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道者,为政之道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精髓。在孔子的为政思想视域中,政治与道德、伦理密不可分,孔子赋予了道德以执政者必备的主要素质、推动国家与社会治理进步的主要手段的重大意义,甚至将“德”的地位提升到了国家君主权力之上,将其作为划分“仁君”与“暴君”,“仁政”与“暴政”的标准。因此,孔子在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验与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以德治国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政以德”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承载着先秦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雄心。该体系包含了诸多内容,例如政者正也、克己复礼、德主刑辅等方面。它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的深远影响,主张以“仁政”作为治国理政的主要准则,其中“仁”与“礼”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为政以德”思想体系的核心。本文主要从“为政以德”思想体系的思想基础、逻辑起点、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解释了“仁”与“礼”的深刻内涵,同时对其思想价值进行了深刻解读。可以说孔子所倡导的德政思想,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能对后世有非常突出影响,但是其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后人需要对其展开深入反思,实现思想的进一步改进。
刘亚奎[2]（2021）在《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公、孔子、孟子、荀子是先秦儒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宋代以后,随着孟子地位的升格,人们对儒学思想内核的认识逐步由“周孔之道”让位于“孔孟之道”。这种认识虽是宋明历史的思想产物,然在一定程度上却也影响了我们对孔子、荀子之间思想联系的认识。从礼学思想来看,孔荀之间的这种思想连续性尤其值得重视和关注。就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而言,荀子无疑也是与孟子一样的孔学杰出开拓者,儒学无疑也可以被定义为是“孔荀之道”。太史公曰:“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此之谓也。具体说来,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首先,荀子从以“伪”论礼的角度对孔子的“习”论进行发展,孔子认同教育对人的作用,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在此基础上,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进一步提出后天教育对人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可以通过后天之伪达到“士”“君子”“圣人”的道德目标。其次,荀子从以“法”论礼的角度对孔子的“德”治思想进行发展,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全社会学习礼,统治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实行仁政。荀子赞同礼治的治国效用,与此同时认为礼治也有其局限性,故而引入“法”。援法入礼,主张以法治弥补礼治之不足,进一步提出德主刑辅。最后,荀子从以“分”论礼的角度对孔子“正名”思想进行发展。孔子的“正名”思想维护的是旧贵族尊卑等级,在战国时期,旧贵族阶级已经逐渐被新兴地主阶级所取代,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荀子提出“分”论,认为“分”是协调人伦关系和社会分工的重要依据,使礼学具有社会秩序性。经过荀子以“伪”论礼、以“法”论礼、以“分”论礼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使儒家礼学在战国晚期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荀子对儒家礼学思想的发展,不仅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也对汉代以后礼法合用的国家治理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荀子礼学思想对现代国家治理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韩星,Tong Xiaohua[3]（2020）在《德礼教刑——《尚书》的治理体系》文中指出《尚书》中蕴涵着丰富的治理思想,本文概括为德为政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刑以弼教;以刑辅礼、先教后罚。由《尚书》可以看出,礼制的内在精神是道德,德治、礼治为刑罚之本,德治、礼治、礼制与刑法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孔子在《尚书》的基础上形成了德礼政刑四位一体的儒家治道总体构架,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翟明女[4]（2020）在《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儒典之尊、政书之祖《尚书》是我国古代文明诞生发展的经典文献见证,上自唐虞、下至东周,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前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年代久远、底蕴丰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看到华夏古代文明璀璨的不同侧面,在古今中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传统文化,正是肇端于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因而,《尚书》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元素的形成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承载着人类“轴心期”（Axial Period）之前的文化形态,保存着最为广泛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诸元素的始创性论述,堪称华夏文明若干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汉字,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显着标识,是中国文化中最富特色与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承载、表达、流传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它既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又是打开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一字一世界”“字里有乾坤”,作为表意文字,汉字自身的形音义及历史演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尚书》中的汉字因其所在的文献更加熠熠生辉。《尚书》一方面保存了它们早期的涵义与使用情况,另一方面也保存了它们意义变化发展的主要历程。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学术界公认的可信度极高的今文《尚书》正是开展汉字文化研究的上乘语料。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必将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本研究首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全面、客观地展示了相关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研究、汉字文化研究、《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进行了述评。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是探索古典文献、汉字文化研究的新途径,是挖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尝试。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以今文《尚书》为研究语料,根据《尚书》夏商周三代政事史料的文本性质与“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的核心思想以及其作为我国饮酒文化滥觞文献的重要价值,选取最能代表《尚书》文化特质,且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典型汉字“天、德、罚、民、酒”等作为开展研究的首选代表字,由此作为切入口,采取穷尽式的语料整理方法,探究这些代表字形义演变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今文《尚书》中的用法与意义以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唐宋清经典训诂所反映的文化信息等,以期在《尚书》汉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方向性等方面作出些许有益的尝试与探索。经过研究,从整体上来看,今文《尚书》八成左右的“天”“德”“罚”“民”“酒”字均出现在《周书》中。由《虞夏书》至《商书》再至《周书》,“天”“德”的意义均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蓬勃发展趋势,其中“老天”“道德”之义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今文《尚书》中“罚”的意义基本上涵盖了“罚”从本义到引申义的所有意义,本义“过错,罪过”基本不用了,除了与刑罚有关的意义外,一般意义上的“处罚、惩罚”之义很活跃;今文《尚书》中的“民”没有使用其本义“奴隶”的情况,出现的意义均为引申义,其中以“庶民”之义为主;今文《尚书》中的“酒”有“乙醇饮料”与“饮酒”两种意义,并以前者居多。近代以前,堪称《尚书》经典训诂之作的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宋蔡沈《书集传》、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既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书》学研究宏大而完整的体系。通过它们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相关语句训诂情况的梳理考察、比较分析,亦能够捕捉到《尚书》训诂文化嬗变的一些轨迹。（1）今文《尚书》中“天”字共184见,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天”文化的构建过程。意义主要有自然之天、神化之天、意志之天等。“天”被作为终极标准贯穿今文《尚书》始终。《虞夏书》、《商书》主要是把“天”看成是世人必须绝对服从的万物主宰。《周书》在敬天的同时,强调人为,力推明德尚德,关注民情民意。今文《尚书》“敬天”文化主要包括“君权天授”“行由天命”“天监下民”“天意可察”“天命无常”五大方面,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今文《尚书》中“德”字共116见,其中88见在《周书》中。意义主要包括:本义“升、登”,假借义“道德”,褒义化的“美善”,外化的“德政”“贤人”等。今文《尚书》中的“德”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褒义化倾向;作为我国尚德文化源头的“明德”思想亦愈加清晰。《尚书》明德文化在时代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在儒家的规范中得以升华,明德尚德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显着标识。（3）今文《尚书》中“罚”字共48见,其中41见在《周书》中。意义有罪、罚金、惩罚、刑罚四种。今文《尚书》“慎罚”文化主要包括敬畏刑罚、先教后罚、采用中罚、该轻则宽、当罚必严五个方面。“慎罚”是儒家刑罚思想的滥觞,得到了儒家的大力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华法系有别于其他法系的基本特质。（4）今文《尚书》中“民”字共187见,其中11443见在《周书》中。意义包括“庶民”“臣民”“人”三种,其中意义为“庶民”的情况占比近六成。今文《尚书》在天的视域下审视“民”,从超验的维度解答了执政者保民的必要性、重要性。今文《尚书》“保民”文化着力从君王和官吏两个主体推动商、周文化由“神本”向“民本”方向的转变。（5）今文《尚书》中“酒”字共16见,其中13次见于我国第一部禁酒令《周书·酒诰》。周初,酒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成为关系王朝兴亡之物,关系个人命运之物,关系粮食供给之物,饮而勿醉的祭祀之物,其乐融融的孝亲之物,饮而可醉的进献之物。周公的禁酒,体现的是理性对反理性的遏制而非剿灭,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理性。（6）比较《尚书正义》、《书集传》、《尚书今古文注疏》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相关语句训诂的情况,初步在《尚书》训诂文化嬗变方面得出了一些判断:从唐到宋至清,对于《尚书》的训诂,主要发生了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尚书》及其汉字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相关研究探索是创新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尝试。本研究借助今文《尚书》,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经典代表字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与汉字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为其他古典文献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李圣强[5]（2020）在《《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德治思想始于西周之前,殷商也并非无“德”之朝,但德治思想在周朝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天命从大邦殷到小邦周的转移,包括殷商遗民在内的天下臣民需要一个充分合理的解释,否则,天下将不会稳定,政权将不会长久。周统治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思想,并将天命转移的枢纽系于“德”之上,即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地佑护统治者已有的政权,而是会依据统治者的“德”进行取舍转移,也就是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统治者用“德”的兴废存亡解释了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周统治者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构建的核心因素。《周易》古经成书于殷周之际是当今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关于《周易》古经作者争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历代学者分析出的几位可能的作者均是治国者或参与国家治理者,而且都肯定周文王与《周易》有关。文王通过演易、编写卦爻辞和改革易筮系统,使掌握在殷人手中与天地鬼神沟通的渠道和权力转移到周人手中,新的易筮系统的使命就是要向天下宣传“天命更新”的原因和必然性,宣传不同于殷商的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转移思想,周人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与持久性的核心要素,而《周易》古经也因此成为了周初统治者为完成其克商、建国及治国理民之大业而宣传其治国思想的最理想的载体,《周易》古经也成为了周初统治者实践其德治思想的主要载体。尽管学界对《周易》古经是否涵有德治思想见解不一,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只是后人的解读,但《周易》古经成书的人文语境以及《周易》古经的性质可以提供足够的理由与证据证明《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而是在神秘的卜筮外衣之下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参与治国理民的王者之书。殷周之际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文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在人神关系中得以凸现,“人”在与“天”、“神”的相对关系中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周统治者所讲的“天命”是以“民心”为其内核的,《周易》古经所蕴涵的民本思想与周统治者所推崇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基,周人治国理政主体思想中的民本意识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多有体现:《中孚》卦、《革》卦等讲说了孚信于民的意识,《困》卦、《震》卦、《蒙》卦和《家人》卦等蕴涵了“小惩大诫,教民明耻”的意识,《损》卦、《益》卦等讲述了“损上益下,让利于民”的意识,《谦》卦、《比》卦、《临》卦等讲述了“履谦有终,亲比万民”的思想等等。《周易》古经成书于忧患多难之世,“是故其辞危”,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人文价值理想,最早、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于《周易》古经之中。忧患意识,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危难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未来之发展当秉持的戒惧敬畏之心。初爻,位一卦六爻之下,事之始也,与二爻相比,又有不中、无为、不利出行之象,六十四卦初爻之辞对忧患意识体现的最多。处忧患多难之世,可以“潜龙勿用”,可以远难待时,虽不可妄动,但不能消极逃避,《周易》乃王者之书,其中蕴涵着建国者、治国者的理想与策略,《周易》告诫人们处忧患之时要以修德为本,正如孔颖达所云:“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周易》古经中“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思想,在诸卦九五爻之爻辞和《乾》之卦爻辞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乾》卦六爻之时位更是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正心诚意、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处忧患之世之时,“潜龙勿用”、远难待时、谨慎思虑、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进德修业、德治天下才是统治者终极之目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西周时期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树立并维护了西周时期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是当时治国理民的主要指导思想。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在《周易》卦爻辞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周易》古经德治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德配天”,在《周易》古经的视野之下,具有“以德配天”精神和视野的人,践行“以德配位”之精神,因循天道,恪守自然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以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境界。《周易》古经与《易传》均有丰富的德治思想,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周易》古经中的德治思想重在具体的德治行为,以德治之术为主,《易传》中的德治思想则以“道”为主,重在建立宏大的德治之大“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是《易传》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从帛书《易传》的记载不难看出,孔子对“祝卜”与“德义”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很明确的,孔子把人文性的“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与《周易》古经一样,民本思想同样也是《易传》德治思想的基础,《易传》认识到了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易传》认为重民、养民、保民、安民才能成就大业。《易传》认为民众应该受到敬畏,统治者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当限制王权、反身修德、损上益下、谦对万民、德主刑辅。《易传》把养贤视为效法天道的必然之举,养贤意义重大,它关系到国家管理是否成功。与《周易》古经相比《易传》的德治思想有了更为系统化的发展,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最终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易与天地准”,“穷理尽性以至于性命”,《易传》指导人们了解天道,使人的行为遵循天道的规范,以天地之大德为最高追求来规范与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德治思想所要遵循的最根本的依据,“天人合一”是《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德治思想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其极强的实践性。春秋时期,在孔子眼中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探索治世救世之路,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儒家也希望找到有效之策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和恢复混乱的社会秩序。《易传》接续《周易》古经,继续讲忧患治国之道,《易传》视忧患意识为立国长久的重要政治智慧。只是《易传》的语言风格与《周易》古经己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孔子及其后学的使命感、紧迫感蕴涵在《易传》的德治思想之中,相对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德治思想的危而隐,《易传》德治思想的表达是直抒胸臆的,《易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卫国以德”的立国之策。西周王朝被儒家描绘为礼乐文明昌盛的理想时代,儒家以继承和弘扬周之礼乐文化为己任,对“天”的主宰亦即道德之义尤为关注,这在《易传》中更是深有体现。《易传》本着推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基本理论基础,研究与探索治邦安国之道、治乱兴衰的社会政治规律,而《易传》也反复强调其理论体系的履践性如“成务”、“大业”、“吉凶”等,也就是《系辞传》所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实际上就是指易学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具体实践性,而且《易传》的实践性要求是高于儒家其他典籍之上的。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推行其以德治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虽各路诸侯无一真正信服与实践,虽然儒家德治思想、治国方略在春秋战国时期没有真正实践于治国理民,但儒家对德治思想的探索使渊源于周初的德治思想更为完备与系统化,为西汉时儒家德治思想真正服务和实践于治国理民做好了坚实的准备。《易传》所构建的天人关系及对德治思想之探索为历代王朝之治国理政提供了与时俱进地的、因势乘变的理论上、思想上、哲学上的支持。汉代易学与《易传》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易传》是汉代易学的主要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的主流是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汉代易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出易学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极强实践性。易学既明天道又切人事,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与了汉代新的统治秩序的构建。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基本形成,与这种局面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呼之欲出,汉代将五经列为官方认可的大经大法,实际上开启了最高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新的政治运行模式。二是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天人之际、阴阳灾变学说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士大夫阶层可借助“天意”来限制君权、匡救时弊。而《周易》象数易学与阴阳灾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这种蕴涵着丰富德治思想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以“天意”的名义履践德治思想,对统治者修德标准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神道设教不仅仅是对民众的教化,更重视对统治阶级的警示。三是即使在东汉末年之黑暗统治时期,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末年是圣君贤臣皆无的真空时代,经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欺世盗名、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此黑暗环境下注经派象数易学的鼎盛发展证明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易学家尊崇易学圣贤的思想,致力于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的整理和文辞的注释,探究《周易》经传的原始本意,力图重现先王、圣贤的易学思想及其治世之用。四是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自始至终就是《周易》古经特别是《易传》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思想精髓。汉代易学的天人之学承继于《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并继续发扬光大,使易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更臻于完善,此与汉代独尊儒术之确立不无关系,也与两汉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有序是《易传》德治思想实践的终极目标。弘扬易学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中,宋朝集中了最多的贤臣,宋儒排斥佛老的“全身苟圣”、“弃道而忘天下国家”的风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人文情怀是宋儒的突出追求。大多数的宋代易学名家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实际参与者、实践者,即亦儒亦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程颐和苏轼等是主要代表。宋代易学家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内圣外王思想指导下的实现王道之治的治国理政架构,易学的本质就是要开示开物成务之道,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认为实现经世外王的王道之治包括三个重要因素:君圣、臣贤与典法。在致力于妥善解决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上,宋代的易学家各有所偏重,李觐、欧阳修和司马光重外王轻内圣,苏轼则偏重内圣轻于外王,周敦颐和邵雍虽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统一但没有实现真正的贯通。二程先生集邵雍、张载和周敦颐等探索成果之大成,致力于对“明体达用”的进一步探索,致力于追求理与事的结合,其易学思想的核心归结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敦颐是宋代易学从“达用”转到“明体”的关键人物,北宋五子中,程颐长期置身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其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五朝,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然有着切身的体会,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们对内圣外王理想治世模式的追求是执着的,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事业是坚持不懈的,对经世外王之路的探索是深入的,对君主无意圣王和臣僚互为朋党之残酷现实是无奈和忧患的,实践上的磨难阻止不了宋儒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内圣与外王体用相依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明体者崇德,达用者广业,在易学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上,致力于从进德到修业、从内圣到外王的真正贯通。宋代易学家对《周易》经传德治实践的探索达到了先秦以后诸朝之顶峰,致力于实现进德与修业、内圣与外王的贯通,相对于汉唐对《周易》经世致用的看重,宋代易学家们更致力于阐发天人性命的贯通,更看重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有损益有维新,“德”的概念在传承中不断维新。历朝历代自周开创的维新传统没有断绝,各朝各代皆力图将三代开创的文化传统与本朝实际相结合,有传承又着意于创造适合当世的新文化,文化传承与维新的过程中一直维系的核心思想就是德治。周人将“德”确定为构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和政权转换之根本依据,从而奠定了德治思想的基础,此思想传至后世,绵延不绝,并历久弥新。儒家思想体系的总追求是以达于德为中心,儒家德治思想体系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完善于《易传》等儒家典籍,弘扬于历代儒家。本于天道的内圣外王是儒家德治思想体系的实践性归宿,内圣外王与《易传》所推崇的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一脉相承的。内圣、进德、厚德载物是本于天道的形上的道德追求,外王、修业、自强不息是在道德追求指引下的德治实践。肇始于易学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组成部分:遵循天道的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以民为本、德主刑辅、富民安人等等则是具体的德治知行合一之实践;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既包括了进德与内圣的过程,也包括了修业与外王的过程。德治思想及其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其局限性,历朝历代处于不同的统治目的,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各有不同,《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来描述,指出儒术在很多状态下仅仅用来作专制政治的装饰之用。也有统治者有“泛道德化”的倾向,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有一种倾向是从德治走向了人治。德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限性的原因既包括儒家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后世统治者的因素。从儒家来说,后世儒家可能是认识到了先秦儒家的教训,即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诸侯国真正地实践过儒家的德治思想,后世儒家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重新处理了儒家与统治者的关系,即从先秦儒家的劝谏统治者发展到后世儒家的顺应统治者。如果走向了人治的方向,则德治的实践就会过多地依赖最高管理者之“德”,如果最高管理者不贤无德,那德治思想的真正实践是不可能完成的。从维系社会、治国理民的角度来看,道德教化不是德治的全部,德治与法治也不是并行的互不干涉的两套体系,德治与法治同为政治的两翼,二者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都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治理。当然,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思想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对德治思想内涵的探讨是永远具有价值而且是永无止境的。
孟凡昊[6]（2020）在《儒家官德思想评析》文中认为儒家思想作为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文化,不仅有效指导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实践,更是传统中国人意识形态的集合。因此,对儒家官德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以史为镜,以明民族之得失,更可以深度挖掘文化资源以资今用。儒家官德思想主要来源于自西周开始确立的德治思想,以及后世形成的儒家修身思想,同时儒家又通过道义性的入仕筹划将修身与德治政治相连接,将个人之修养与家国之命运相关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官德思想是随着中央集权国家和文官官僚体系的发展而逐渐趋于系统,形成了以“仁民、忠信、中庸、奉公、勤政、慎廉”为主要内容的官德纲要。而官德思想养成方面,儒家高度个人道德修养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立志于道、学思行并重,克己正心,内省自讼,知行合一,仕学相济”的官德修养方式。同时也对官德思想践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德才、义利”等问题进行了辩证阐述。在官德外在养成方面,儒家主要依靠科举制度、官箴文化以及凸显儒家道德精神的官德管理办法来进行推动。而对儒家官德思想的内容、历史流变以及养成方式进行分析,揭示传统官德修养的普遍规律有助于我国当代官德文化建设获得历史性启示。
周四丁[7]（2020）在《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文中认为好国家是治理出来的,坏国家也是治理出来的。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借助德治、法治等等手段进行国家整治的活动。要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深入系统地探究和认知“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抽象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国家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不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它们也具有某些共同性;国家治理是所有国家形态获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实然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然意义上的伦理问题。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伦理问题,这不仅意指人类的国家治理活动需要伦理的价值导航和护航,而且意指国家本身内含伦理精神。历史地看,人类创建国家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幸福;或者说,人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善创建国家的。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分配正义往往是国家治理旨在实现的目的善。由于公配正义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视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国家治理者往往诉诸德治与法治手段,这说明国家治理还内含工具善。德治强调治国理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榜样示范作用。法治不仅要依法而治,还要依良法而治。法治之善是指法律应基于人性而不是完全顺应人性。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国家治理需要由执政党来实施,因此,执政党党德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党德是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状况和执政党党员的美德状况得到体现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应该充分体现公正性,执政党党员应该培养奉献、忠诚、廉洁等等美德。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党德建设。国家治理也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公民道德状况基础之上。公民道德状况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而且会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其理由之一是要通过推进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支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走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驾齐驱的道路。国家治理不仅涉及国内事务,而且涉及国际事务。当国家治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的时候,它应该受到国际伦理的规约。国际伦理要求世界各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要求世界各国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国际伦理意蕴,它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对国家、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国际正义、人类文明等等进行伦理认知所达到的国际伦理境界。
周亚楠[8]（2020）在《“明德慎罚”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在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发展都将定格为历史。中国法律文化的建设进程与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密切相关,且中国古代产生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本就是中国法律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有不断追溯过去,展望未来,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每一次的进步,这样才能够不断提高水准获得人类更多地法律实践的经验,为当今社会的法律文化建设提供更好的借鉴模式。而在诸多的优秀法律思想理论中,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便极具代表性,数千年前的统治者以德政来统摄天下,以慎罚来指导法律适用,这无疑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如此,这一思想对于历史上的其他法律思想理论的产生及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制建设进程都产生了非常显着的影响。所以,对这一思想学说进行更进一步探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文章主要是从四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对“明德慎罚”思想内容及内涵的阐述。从“明德慎罚”产生的历史条件出发,探究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及这一思想学说所包括的思想内容与思想内涵分别是什么,到最后对这一思想的特点和时代意义进行归纳分析。以此对其本质有所理解和把握。第二部分是介绍“明德慎罚”思想产生以后对中国古代法制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分别对西周之后儒家的“德治”思想,以及秦汉、唐宋、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制思想展开论述,让读者更深一层理解这一思想学说的价值影响。第三部分主要围绕“明德慎罚”思想对历朝历代法制实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入手,尤其以西周、秦汉为重点,对唐宋、明清则为简略探究。追溯这一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价值体现。而最后一部分则联系实际,剖析这一思想在当代治国理政和法治建设中的价值指导作用。此外,文章通过对相关学术资料的整理及收集发现,对“明德慎罚”这一思想所进行的研究大多数以局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着某一个时期、某一部古典文献或某一位历史人物为着手点进行探究,而本文旨在从宏观上对这一思想进行整体把握,从思想的孕育到思想的确立、成熟、发展,再到该思想理论对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最后对当代的借鉴意义,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虽不能做到细致入微,但仍可以使读者对这一思想有较为清晰的了解,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对“明德慎罚”这一思想进行合理的定位与思考。
段姗姗[9]（2020）在《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伦理学作为行政管理中的新兴学科,最早兴起于西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实践中却早已经提出了很多与行政伦理建设有关的政治理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先秦儒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思想。近年来随着行政领域中各种道德问题的突显,对于行政伦理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日益被人们关注。作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学派和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当时,还是整个封建社会,它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孕育和奠定了中国传统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而且也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行政文化的原型和底色。行政伦理思想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伊始,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经过了两千多年历史的考验,不断延续和发展,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体系。但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以孔子、孟子、荀况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哲为儒家行政伦理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议题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养分,充分凸显了“为政以德”、“以民为本”、“忠君爱国”、“选贤与能”和“礼法并用”等思想。尽管先秦儒家构建“行政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越性、空想性,但从其价值关怀和理论旨趣来看,这种思想它实际参与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进程,是塑造中国传统行政品性和面貌的重要思想力量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上述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对先秦特定时期儒家学派三位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研究,实现其行政伦理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本文首先介绍了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特征,为下一步梳理其主要内容和实现机制做好引导,最终在对其具体内容的深入探究和分析上实现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现代转换,使其迸发出新的活力。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中西方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会遇到大致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行政问题,但是各个国家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我国在新时代条件下,重新研究和分析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理性客观对待其思想,取其精粹所在,对我国目前的行政伦理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于欣[10]（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二、西周德治思想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周德治思想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论语》“为政以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为政以德”思想的渊源 |
| 1.1 德治思想的起源 |
| 1.2 孔子德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1.3 孔子对德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章 “为政以德”思想的实质——仁 |
| 2.1 仁的本源及意义 |
| 2.2 仁作为道德原则及其践履 |
| 2.3 仁:从正名、礼到德治 |
| 2.4 “仁”的意义与价值 |
| 第三章 “为政以德”的思想内涵 |
| 3.1 政者正也 |
| 3.2 克己复礼 |
| 3.3 德主刑辅 |
| 3.4 选贤任能 |
| 3.5 德教为先 |
| 3.6 富民教民 |
| 第四章 “为政以德”思想的价值 |
| 4.1 改善君主开明政治 |
| 4.2 促进教育文化发展 |
| 4.3 维护国家社会稳定 |
| 4.4 提升个人道德自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2）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一、荀子所承继的孔子礼学思想传统 |
| (一)周公制礼——孔子礼学思想缘起 |
| 1.周公制礼的必要性 |
| 2.制礼作乐 |
| (二)孔子礼学思想的具体内容 |
| 1.克己复礼为仁 |
| 2.为国以礼 |
| 3.不学礼,无以立 |
| 二、荀子以“伪”论礼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 |
| (一)“伪”的内涵 |
| (二)以“伪”论礼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 |
| 1.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
| 2.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 |
| 3.涂之人可以为禹 |
| (三)以“伪”论礼之现实目标 |
| 1.士的养成 |
| 2.君子的养成 |
| 3.圣人人格的养成 |
| 三、荀子以“法”论礼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 |
| (一)“法”的内涵 |
| (二)荀子以“法”论礼的理论基础 |
| 1.“礼”的治理作用体现 |
| 2.“礼”的治理作用局限 |
| 3.礼法合治 |
| (三)荀子以“法”论礼的内容 |
| 1.援法入礼 |
| 2.以法辅礼 |
| 3.德主刑辅 |
| 四、荀子以“分”论礼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 |
| (一)“分”的内涵 |
| (二)以“分”论礼的理论基础 |
| 1.生存基础 |
| 2.制度基础 |
| (三)荀子以“分”论礼的内容 |
| 1.人伦关系 |
| 2.社会分工 |
| 五、荀子发展孔子礼学思想的影响 |
| (一)对古代中国社会政治治理的影响 |
| 1.对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动 |
| 2.对汉代以后礼法合用的国家治理模式奠基 |
| (三)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
| 1.科学教育观的形成 |
| 2.构建当代和谐社会 |
| 3.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天”及敬天文化 |
| 第一节 “天”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天”的意义 |
| 一、自然之天: 天空 |
| 二、神化之天: 老天、天庭 |
| 三、意志之天: 天意、天命 |
| 四、其他之天: 天然、大 |
| 第三节 敬天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
| 一、敬天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敬天文化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德”及明德文化 |
| 第一节 “德”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德”的意义 |
| 一、“德”之本义: 升、登 |
| 二、“德”之假借义: 道德 |
| 三、“德”之褒义化: 美善 |
| 四、“德”之外化: 德政、贤人 |
| 第三节 明德文化的主要内容及规范升华 |
| 一、《尚书》明德思想是我国尚德文化的源头 |
| 二、《尚书》明德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三、《尚书》明德文化的规范升华 |
| 小结 |
| 第三章 “罚”及慎罚文化 |
| 第一节“罚”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罚”的意义 |
| 一、罪 |
| 二、罚金 |
| 三、惩罚 |
| 四、刑罚 |
| 第三节 慎罚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
| 一、慎罚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慎罚文化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及保民文化 |
| 第一节 “民”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民”的意义 |
| 一、庶民 |
| 二、臣民 |
| 三、人 |
| 第三节 保民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形成原因 |
| 一、保民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保民文化的形成原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酒”及饮酒文化 |
| 第一节 “酒”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酒”的意义 |
| 一、乙醇饮料 |
| 二、饮酒 |
| 第三节 周初“酒”的双面内涵及周公禁酒的人文理性 |
| 一、周初“酒”的双面内涵 |
| 二、周公禁酒的人文理性 |
| 小结 |
| 第六章 《尚书》经典训诂的文化嬗变 |
| 第一节 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 |
| 第二节 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 |
| 第三节 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今文《尚书》中“天”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二: 今文《尚书》中“德”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三: 今文《尚书》中“罚”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四: 今文《尚书》中“民”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五: 今文《尚书》中“酒”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六: 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经典训诂示例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意义 |
| 二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情况综述 |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德”与殷周之际王权合法性的构建 |
| 一“政治上革命,文化上维新”,周对殷商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法先王 |
| (二) 周承殷制 |
| (三) 盛德必百世祀 |
| 二 商周人神关系的演变与周初的人文觉醒 |
| (一) 巫觋政治 |
| (二) 商人的鬼神观 |
| (三) 从卜与筮的差异看商周人神关系的变化 |
| 三 “德”是影响王权合法性的核心因素 |
| (一) 殷商并非无德 |
| (二) 殷鉴与保民思想 |
| (三) 周人天命思想中的“德性基因” |
| (四) 周人对王权合法性的认识 |
| 第二章 《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 |
| 一 《周易》是王者之书 |
| (一) 关于《周易》古经作者及成书时间的争论 |
| (二) 关于《周易》古经哲理性的争论 |
| (三) 关于《周易》“德义”思想的疑问 |
| (四) 《周易》是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政典 |
| 二 《周易》古经的“德”释义与民本思想 |
| (一) “孚”信于民,利涉大川 |
| (二) 损上益下,让利于民 |
| (三) 履谦有终,亲比万民 |
| (四) 小惩大诫,教民明耻 |
| 三 以修德为核心的忧患意识 |
| (一) 诸卦初爻蕴涵的忧患意识 |
| (二) 忧患之时,修德为本 |
| 四 德位相配 |
| (一) “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 |
| (二) 以德配位 |
| 第三章 《易传》的德治思想 |
| 一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易传》的以“德”释易 |
| (一)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
| (二)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
| (三) 《易传》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 |
| 二 德治的依据——天地之德 |
| (一) 《易》与天地准之“天” |
| (二) 天地之大德曰生 |
| 三 《易传》的民本思想 |
| (一) 劳民劝相 |
| (二) 裒多益寡,施禄及下 |
| (三)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
| (四) 德主刑辅 |
| 四 《易传》的教化思想 |
| (一) 神道设教 |
| (二) 《彖传》的教化思想 |
| (三) 《象传》的教化思想 |
| 五 《易传》的修德思想 |
| (一) 《易传》认为《易经》是圣人以“德”治天下之书 |
| (二) 从《系辞传》“三陈九德”看“修德” |
| (三) 损上益下,修德思想发端于对王权的限制 |
| 六 《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 |
| (一) 顺天应人 |
| (二) 天人合一 |
| 第四章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政治实践 |
| 一 “礼崩乐坏”时代,《易传》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探索 |
| 二 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
| (一) 易学与汉代统治秩序的构建 |
| (二) 易学与汉代的神道设教 |
| (三) 东汉易学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 |
| (四) 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的构建 |
| 三 宋代易学的政治实践 |
| (一) 教化是德治思想最重要的实践过程 |
| (二) 内圣外王与进德修业是一脉相承 |
| (三) 宋代易学对“内圣”的追求和“外王”的实践 |
| 第五章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和局限性 |
| 一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易经》,是为廉吏谋修身,非为贪官谋私利 |
| (二) 重视“关键少数”的道德建设引领作用 |
| (三) 文王克商方略对当下内政外交的借鉴意义 |
| 二 德治思想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一) 古籍 |
| (二) 现代着作 |
| (三) 相关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儒家官德思想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儒家官德思想的理论资源 |
| 第一节 以德为本:儒家为官治政之价值引领 |
| 一、以德配天的德治思想渊源 |
| 二、为政以德:儒家为官责任所在 |
| 三、德主刑辅:儒家为官治政之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修身与入仕:儒家官德养成的内在路径 |
| 一、官德:儒家修身思想的主体指向 |
| 二、入仕:儒家为官的道义性筹划 |
| 三、内圣与外王:儒家官德修养之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儒家官德思想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儒家官德思想之历史流变 |
| 一、先秦至两汉:儒家官德思想之奠基 |
| 二、魏晋隋唐:儒家官德思想之整合 |
| 三、两宋:儒家官德思想之成熟 |
| 四、明清:儒家官德思想之繁荣与解构 |
| 第二节 儒家官德思想纲要 |
| 一、仁民之德 |
| 二、忠信之德 |
| 三、中庸之德 |
| 四、奉公勤政之德 |
| 五、慎廉之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儒家官德思想内在养成及外在推动 |
| 第一节 儒家话语体系下的官德内在养成方式 |
| 一、立志于道,学思行并重 |
| 二、克己正心,内省自诉 |
| 三、知行合一,仕学相济 |
| 第二节 儒家官德养成之内在规范 |
| 一、德才之辩的实践抉择 |
| 二、义利之辨的道义考量 |
| 第三节 儒家官德养成之外在推动 |
| 一、科举入仕:儒家为政先学论的具体实践 |
| 二、儒家思想与官箴文化 |
| 三、以礼入法的官德管理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儒家官德思想之评价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儒家官德思想之评价 |
| 一、儒家官德思想积极意义 |
| 二、儒家官德思想的历史局限 |
| 第二节 儒家官德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转变官德修养观念,丰富官德建设内容 |
| 二、优化官德教育体系,发挥柔性自律效应 |
| 三、优化官德管理体系,实现刚性他律约束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观点 |
| 三、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人类伦理价值诉求的关联性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
| 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批判 |
| 二、国家内部的伦理关系 |
| 三、国家向个人提出道德要求的权力 |
| 第二节 人类进入国家状态的善目的 |
| 一、人类创建国家的最初愿望 |
| 二、国家发展与国民的获得感 |
| 三、人类对理想国家的不懈追求 |
| 第三节 国家之善与善治之善 |
| 一、国家治理的核心伦理问题 |
| 二、善治对国家之善的增进作用 |
| 三、恶治对国家之善的破坏作用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 一、分配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 二、分配正义与公民权利的相通性 |
| 三、分配正义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 一、国家治理对工具善的依赖性 |
| 二、德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 三、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另一种工具善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关系 |
| 一、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依赖关系 |
| 二、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制约关系 |
| 三、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促进关系 |
| 第三章 执政党党德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引领作用 |
| 第一节 执政党党德的价值特性 |
| 一、执政党党德的先进性 |
| 二、执政党党德的民族性 |
| 三、执政党党德的人民性 |
| 第二节 执政党党德的制度伦理之维 |
| 一、执政党制度与执政党党德 |
| 二、执政党制度的人民性 |
| 三、执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价值保障 |
| 第三节 执政党党德的党员美德之维 |
| 一、执政党党员美德与党德 |
| 二、执政党党员的核心美德 |
| 三、执政党党员美德:国家治理的价值榜样 |
| 第四章 公民道德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
| 第一节 社会公德培育与国家治理 |
| 一、社会公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 二、社会公德与国家文明 |
| 三、社会公德建设与国家发展 |
| 第二节 职业道德培养与国家治理 |
| 一、职业道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 二、职业道德的核心:工匠精神 |
| 三、职业道德建设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
| 第三节 家庭美德建设与在国家治理 |
| 一、家庭伦理与家庭美德 |
| 二、爱:作为家庭美德的核心 |
| 三、家庭美德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一致性 |
| 第四节 个人品德塑造与国家治理 |
| 一、个人品德在公民道德中的重要性 |
| 二、个人品德的主要内容 |
| 三、个人品德建设与国家道德建设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向国际领域延伸的伦理规约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问题与国际伦理问题 |
| 一、国际社会:超越国家的伦理实体 |
| 二、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的价值边界 |
| 三、国际伦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二节 国家主权与国家的国际道德责任 |
| 一、国际伦理的内涵与要义 |
| 二、主权国家的国际伦理建设责任 |
| 三、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伦理建设的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意蕴 |
|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提出的伦理动因 |
|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内涵与内容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国际伦理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明德慎罚”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历史分析法 |
| 三 实证分析法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可能的创新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明德慎罚”思想的内容与内涵 |
| 第一节 “明德慎罚”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 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 |
| 二 从“以德配天”到“明德慎罚” |
| 第二节 “明德慎罚”思想的内容与内涵 |
| 一 “明德慎罚”思想内容 |
| 二 “明德慎罚”思想内涵 |
| 第三节 “明德慎罚”思想的特点和时代意义 |
| 一 “明德慎罚”思想的特点 |
| 二 “明德慎罚”思想的时代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德慎罚”对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影响 |
| 第一节 在“明德慎罚”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儒家“德治”思想 |
| 一 “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 |
| 二 “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 |
| 第二节 “明德慎罚”对秦汉法制思想之影响 |
| 一 对秦代法制思想的影响 |
| 二 对汉代法制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明德慎罚”对唐宋明清法制思想之影响 |
| 一 唐宋时期之“德本刑用”思想 |
| 二 明清时期之“明刑弼教”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德慎罚”对中国古代法制实践的影响 |
| 第一节 “明德慎罚”对西周法制之影响 |
| 一 预防犯罪 |
| 二 恤刑、省刑制度 |
| 三 “中正”、“慎罚”之刑法原则 |
| 第二节 “明德慎罚”对秦汉法制之影响 |
| 一 “明德慎罚”对秦代法制之影响 |
| 二 “明德慎罚”对汉代法制之影响 |
| 第三节 “明德慎罚”对唐宋、明清法制之影响 |
| 一 “明德慎罚”对唐宋法制之影响 |
| 二 “明德慎罚”对明清法制之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德慎罚”思想的启示 |
| 第一节 与当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联系 |
| 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 |
| 二 “明德慎罚”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启示 |
| 一 有效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打击犯罪的关系 |
| 二 不断协调打击犯罪与教育服刑人员的关系 |
| 三 正确调整我国相关刑罚体系设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9）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背景与特征 |
| 2.1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的确立 |
| 2.1.2 “礼崩乐坏”与秩序重建 |
| 2.1.3 早期儒家的出现 |
| 2.2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2.2.1 “敬天保民”的施政理念 |
| 2.2.2 “明德慎罚”的施政理念 |
| 2.2.3 “贵贵亲亲”的施政理念 |
| 2.3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
| 2.3.1 伦理行政化与行政伦理化 |
| 2.3.2 “泛道德化”的行政观念 |
| 2.3.3 “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实现机制 |
| 3.1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1 行政为民——先秦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目标 |
| 3.1.2 行政忠诚——先秦儒家行政伦理的核心原则 |
| 3.1.3 公正廉洁——先秦儒家行政伦理的现实品格 |
| 3.2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实现机制 |
| 3.2.1 修身正己——以德行政的基本前提 |
| 3.2.2 选贤与能——以德行政的用人机制 |
| 3.2.3 礼法并用——以德行政的制度保障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功能与创造性转化 |
| 4.1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功能 |
| 4.1.1 传统社会行政施政观的确立 |
| 4.1.2 传统社会行政德性的培养 |
| 4.1.3 对传统社会行政制度与机制的探索 |
| 4.2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
| 4.2.1 个人德性与制度德性相结合 |
| 4.2.2 先秦儒家行政为民的现代转换 |
| 4.2.3 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相结合 |
| 4.2.4 儒家行政忠诚的现代转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
| (二)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 |
| (三)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 儒家及其根本思想特征 |
| (二) 先秦儒家及其发展 |
| (三) 先秦儒学的特色及重要历史地位 |
|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 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 |
| (二) 西周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 |
| (三) 先秦儒家对西周德教传统的继承发展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人性论是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一) 探求“礼乐之原”: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必然 |
| (二) “礼”—“仁”—“性”:开启人性问题的逻辑理路 |
| 二、人之“欲”: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 |
| (一) “欲生于性”:“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 |
| (二) 以礼“制欲”“养欲”:礼义道德及其教化是满足人欲之必需 |
| 三、人之“群”: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 |
| (一) “人之生不能无群”: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 |
| (二) “仁爱”和群、“明分使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之必需 |
| 四、人之“心”: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 |
| (一) 物质性的好利之心:通过“心官”表现出来的“物欲” |
| (二) 主宰性的意志之心:受教成德的主体性依据 |
| (三) 情感性的德性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情感根基 |
| (四) 理性的认知之心:受教成德的内在理性根基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目的和内容 |
| 一、先秦儒家德育的双重目的 |
| (一) 以教求治求安的社会性目的 |
| (二) 教以“成人”的个体性目的 |
| 二、先秦儒家德育的主要内容 |
| (一) 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 |
| (二) 明分正名、为政以德的政治观 |
| (三) 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 |
| 一、自我修身之道:受教者的自教方法 |
| (一) “志于仁”:受教者的自觉选择与坚守 |
| (二) “学以致道”:受教者的主动学习 |
| (三) “思以致圣”:受教者的积极思考与内省 |
| (四) 躬行践履:受教者的力行与实践 |
| 二、社会教化之道:教育者的施教方法 |
| (一) 思想宣讲:启发性的对话式教学 |
| (二) 身教示范:以身体道的不言之教 |
| (三) 环境熏陶:良好环境的潜移默化 |
| (四) 生活体验:与人伦日用相融合 |
| (五) 因情设教:以情感为教化起点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一) 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 |
| (二) 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 |
| (三) 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 |
| (四) 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 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 |
| (二) 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 |
| (三) 对庶民地位和作用的贬低 |
| (四) 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执守 |
| 第六章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 |
| 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 德育理念的当代价值 |
| (二) 德育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 德育方法的当代价值 |
|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当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 以实践为导向 |
| (三) 坚持综合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西周德治思想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语》“为政以德”思想研究[D]. 于晓同. 河北大学, 2021(02)
- [2]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研究[D]. 刘亚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德礼教刑——《尚书》的治理体系[J]. 韩星,Tong Xiaohua. 孔学堂, 2020(04)
- [4]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D]. 翟明女. 扬州大学, 2020
- [5]《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D]. 李圣强. 山东大学, 2020(12)
- [6]儒家官德思想评析[D]. 孟凡昊.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7]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D]. 周四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2)
- [8]“明德慎罚”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D]. 周亚楠. 郑州大学, 2020(02)
- [9]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研究[D]. 段姗姗. 河北大学, 2020(08)
- [10]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