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珠江三角洲土地质量演化的初步评价（论文文献综述）
刘景涛[1]（2020）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化学演化机制及水质监测网络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地貌类型复杂,第四系沉积厚度较薄,平原区存在众多基底隆起,对地下水流场形成阻滞,同时河网密集发育,对含水层进行了纵向切割,使得该区地下水流场异常复杂,叠加上高强度的生活排污和数以万计的工业潜在污染源分布,使得该区地下水环境问题十分复杂。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研究区,综合运用水文地质学、水文地球化学等多学科理论,以2016～2018年的地下水化学测试数据为基础,结合2005～2008年水质测试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图解法分析地下水化学组分、水化学类型和地下水水质的时空演化特征;应用Gibbs图解、离子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统计阐述地下水化学的演化机制;应用单因子评价地下水有机污染物并对其来源进行解析;应用相关性分析定性研究地下水化学组分演化的驱动因素;在构建地下水水流模型和地下水污染物迁移模型基础上,建立地下水监测多目标模拟优化模型,对地下水水质监测网络优化进行研究;通过污染模式概化和防治区划,提出地下水污染防治策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建立从丘陵区至滨海平原水化学剖面,解析地下水环境空间演化规律,丘陵区-冲洪积平原-三角洲平原-滨海平原:地下水环境普遍偏酸,沿剖面由酸性向中性演化,近地表水体地带冥想升高;矿化度总体较低,以HCO3·Cl型水分布最广,伴随径流途径矿化度总体呈升高态势,基底隆起部位补径排条件变化,矿化度明显变低;逐渐趋于还原环境,地下水污染呈加重态势,污染指标在包气带颗粒较粗、污染源集中和开挖接触含水层地带明显曾多、浓度升高。2.筛选2005-2008年首轮地下水污染调查426个不同人类活动强度、类型和水文地质条件区代表性控制原点位,重复取样分析十年尺度水质演化规律:地下水水质总体上呈优化趋势,区域水质达标率从30%上升为49%;HCO3-型水比例有所上升,NO2-、F-、PO43-、总Cr平均浓度略有升高,其余指标均呈变好趋势;人类活动强度最大的三角洲平原区,地下水优化程度最高,防污性能较差的丘陵台地区,地下水质变化最剧烈。3.从物质来源来看:研究区共提取5个主成分,主成分1（水-岩相互作用和海水入侵）解释了最大的原始变量（36.81%）,主成分2（含铁矿物溶解）、主成分3（农业活动影响）、主成分4（生活和工业排污）和主成分5（氟矿物的溶解）分别解释了原始变量的14.068%、9.16%、6.767%和6.282%。应用R型聚类分析表明:10个水化学指标,可概括为水-岩相互作用、海水入侵和农业活动;3个水化学指标（NH4+、COD和NO2-）,可概括为生活和工业排污;3个水化学指标（p H、F-、Fe和ORP）,反应酸雨补给和矿物（含氟矿物、含铁矿物）溶解。4.研究区地下水质污染空间分布,受天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双驱动”作用影响。酸雨、包气带特性和水文地质条件是驱动研究区地下水酸化的主要因素;从土地利用类型看,农村住宅区、城镇住宅区、工业用地（工业区、加油站、油库、垃圾场）和农业用地（农田、果林、苗圃、养殖场）地下水中“三氮”超标现象突出,废水排放、化肥施用、大气沉降等是研究区地下水氮污染的主要驱动因素;海水是研究区高铵地下水的重要起源,此外,还原环境、阳离子交换作用、溶滤作用等对高铵地下水的形成也有重要的驱动作用;氧化还原条件、酸碱条件、地下水径流条件、含水层性质、盐度效应和人类活动是驱动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中Fe和Mn含量超标的主要因素。5.系统收集研究区水文、气象和社会科学数据,分析认为十年尺度上研究区地下水环境演化主要控制因素为:（1）降雨量增加是引起区域地下水质优化的一个主控因素。一是降雨量增加引起地下水快速补排,二是流域降雨量增加引起主要江河径流增大可以削弱海洋咸水上溯对平原河网区的影响。（2）大气环境及水环境治理对局部地下水环境改善有积极促进作用。酸性气体排放量减少引起的酸雨强度减弱是引起区域地下水酸化程度减弱的重要原因,对指标浓度变化有深远影响;污水处理能力提高及水系连通性增强使主要城市河涌水质有所改善。（3）封闭污染地表水体附近,污染物累积导致污染指标浓度升高;生活污染源强持续增加,范围扩大是硝酸盐等污染指标升高的主要原因。6.以地下水流数值模型和地下水污染物运移模型为基础,建立地下水监测多目标模拟优化模型,以地下水污染程度分区作为背景,借助NSGA-Ⅱ算法,依据监测最大可靠性原则,最终确定地下水污染程度高区的监测井数量共计128个;监测井的布置应在查明污染源的基础上,沿污染物运移的方向,由污染羽的源强、中线到污染羽边缘,成三角形布置,保证最大的监测范围。7.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水文地质条件和污染源分布情况,进行了地下水系统脆弱性评价,结合主要污染途径分析,首次概化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模式,分别为丘陵与平原过渡地带的垂直入渗型污染、平原区的开挖接触式扩散污染、河流深切区的侧向补给污染,编制了污染防治区划,为区域地下水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曹雷[2]（2020）在《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研究》文中提出区域城镇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空间表达,区域城镇体系研究是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与热点研究之一。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区域内人口、产业、科学技术、资金等各种经济要素集聚和发展的物质载体,是区域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区域城镇体系中城镇的经济发展来实现,因此,区域内一个城镇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影响到城镇体系内其他城镇,导致整个区域城镇体系的发展变化,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城镇体系演变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和空间体现,因此,对于区域城镇体系演变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规律,为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理论与实践政策支撑,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城镇体系演变受到人口迁移、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政策、区域交通运输体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快速交通是交通运输体系中区别于传统交通的新型运输方式,它已成长为区域城镇之间主要的联系方式。由于快速交通改变了传统交通方式影响下城镇体系内城镇之间的联通方式和作用强度,促进城镇人口规模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城镇空间形态和城镇联系方向改变,带动区域城镇体系不断演变,因此,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演化之间形成以快速交通带动区域城镇体系演变的“函数”关系,通过快速交通发展调控和优化区域城镇体系演变方向和趋势,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快速交通对区域城镇体系演变的影响突显,区域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不断演变,反映出区域城镇体系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21世纪以来,东北地区城镇化进程趋缓,经济增长动力缺乏、转型困难,经济发展下滑趋势明显。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然而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困局仍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仍旧发展缓慢。城镇体系的发展是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发展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迅速,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航空运输等快速交通方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快速交通为东北地区城镇体系向城镇组群演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与实践路径。本文以吉林省城镇体系为研究对象,从快速交通的视角对城镇体系的演变进行研究,构建快速交通背景下城镇体系的演变机制、演变规律和演变效应的分析框架,剖析快速交通发展对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的影响特征及效应,提出区域城镇体系调控和优化的路径和引导政策,旨在丰富区域快速交通引导城镇体系协调优化发展的研究理论与实践,为吉林省调控区域城镇体系发展方向增添新的视角和思路,为吉林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提供参考,也为国内其他区域城镇体系的调控与优化提供借鉴。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部分,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部分,研究内容包括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与辨析、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演变相关理论概述、国内外研究进展、快速交通影响下城镇体系演变理论框架构建。该部分涵盖第一章至第三章,其中,第一章对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研究背景、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框架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说明。第二章在界定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的概念及内涵基础上,分析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相关基础理论,对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第三章探讨快速交通发展和城镇体系演变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机制、演变规律和演变效应,为后文研究快速交通影响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做理论准备。第二部分为实证部分,研究内容包括吉林省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发展时序分析,快速交通影响下的城镇体系演变过程分析、可达性分析,对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演变做实证分析,以及快速交通发展影响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格局研究,快速交通调控和引导城镇体系演变的主要调控路径和优化引导政策。该部分涵盖第四章至第八章,其中,第四章分析吉林省快速交通发展历程和城镇体系演变历程,并重点分析吉林省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四个阶段及变化特征。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通过城镇首位率、位序-规模法则计算吉林省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时序变化,对比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的时序变化,探讨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等级结构产生的效应;通过区位熵、纳尔逊城市职能指数计算城镇体系职能强度变化,然后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快速交通与城镇职能演变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快速交通发展对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变化与效应;通过改进后的城市空间引力模型计算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的空间作用强度,分析演变特征和影响效应。第六章研究快速交通影响下吉林省城镇体系变化趋势,归纳总结快速交通影响吉林省城镇体系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发展的背景与目标、快速交通作用下的城镇体系总体格局,最后根据变化趋势提出吉林省城镇体系快速交通调控的主要路径。第七章为本文的对策建议部分,根据前文的研究结果并分析国内外典型案例,从快速交通超前发展政策、快速交通的城镇空间响应政策、城镇空间组织创新引导政策、快速交通与城镇空间的区域协调政策四个方面提出快速交通作用下吉林省城镇体系优化的引导政策。第八章是总结归纳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指出研究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通过上述研究,提出了如下核心观点:第一,快速交通通过经济体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变化这一核心作用机制,进而引导城镇的经济要素发生空间集聚与扩散。第二,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对人口、产业等经济要素的吸引关系密切,而这种吸引力与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的空间分布直接相关;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形成的核心是城镇体系中不同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而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形成与区域快速交通发达所导致的运输成本的下降直接相关;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快速交通的布局方式而导致的城镇之间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直接相关。第三,区域快速交通调控和优化区域城镇体系,推动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增长极、由相连接城镇组成的城镇群和城镇轴带,引导区域经济发展。本文围绕快速交通影响区域城镇体系演变开展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体系上可能具有创新性,具体体现如下: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快速交通的视角,以交通运输理论和城镇体系演变理论为指导,探讨和构建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机制、规律和效应的理论框架,从理论上揭示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规律。第二、在研究内容上,论文对快速交通布局前后的吉林省城镇时空可达性分布规律、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结构的演变进行研究。首先,快速交通带动吉林省城镇体系时空可达性的改变,推动区域城镇体系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其次,通过客货周转量换算、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加权赋值,构建吉林省各地级市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时间序列,提出使用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作为快速交通的评价指标。最后,以快速交通旅客周转量为指标,分别研究快速交通对吉林省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进行研究。第三、在研究体系上,论文首先从理论上系统梳理并阐述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演变的影响因素,之后构建基于演变机制、演变规律和演变效应的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演变的理论框架,并以快速交通对吉林省城镇体系的影响为例,对吉林省快速交通布局以来城镇体系等级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变化进行研究;根据吉林省快速交通和城镇体系发展背景和目标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快速交通引导城镇体系优化布局的政策建议。
刘亚晶[3]（2020）在《基于人地关系的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取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进一步要求优化区域互助和深化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然而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都面临着“不协调、不平衡、不持续”的重大挑战,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如何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安排区域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资源利用间的发展关系,区域间形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持续承载的发展新格局,已经成为当前区域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人地关系是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反馈,包含了多功能的地理环境与多层次的人类活动主体的相互作用、彼此渗透与双向生成;区域协调是指在既定的条件和环境下,各区域之间发展机会趋于均等,发展利益趋于一致,总体上处于发展同步、利益共享的相对协调状态,区内通过良性竞争与紧密合作形成一个相互促进、协同的有机整体。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明确要求广东加快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实现优势互补的差异化协调发展。然而广东省因其固有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区内发展差异较大,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典型性、迫切性和全局性。改革开放之后,省内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各地级市之间的空间竞争与合作的相互作用愈发紧密,整体上看各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的耦合度逐渐提高,但山区地区耦合度低于沿海地区;不同区域协调发展的能力在逐渐增强,但是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正在逐渐拉大,珠三角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显着高于省域外围地区,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亦愈加突出。因此,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强省,广东需要深入实践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针对省内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在优化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强化粤东西北支持力度,特别是区域发展的空间政策调控方面开展体制机制创新,破解后发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新格局,率先构建海陆一体、陆海协调的海岸带经济发展新空间。本研究以广东省为案例,在梳理其人地关系区域演进规律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模型、建立评价体系,测度区域发展协调性的时空分异,探求其区域协调发展的调控机理并提出优化调控的政策建议,是有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实践。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7个章节:第1章,绪论。从区域发展失衡、人地空间矛盾的现实问题和理论诉求出发,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阐明开展广东省人地关系空间协调性研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对本文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进行说明,搭建整体结构安排,明晰研究技术路线。第2章,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对本文涉及的人地关系、区域协调、调控机理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界定研究对象,对人地关系协调、区域发展规划、产业空间布局、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第3章,研究区域、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介绍研究区域的概况,并对研究区域的划分和选择的缘由进行交代,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方法。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区域综合发展、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说明各项指标的具体意义并利用熵值法确定其影响权重的大小。第4章,广东省人地关系的区域分异研究。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从时间维度对广东省区域人地关系演进规律进行梳理,从地级市和四大区域两个空间维度剖析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以及综合发展的状况,进一步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四个方面对广东省人地关系的空间规律和特征进行分析,探究广东省人地关系的时空结构格局。第5章,广东省区域发展协调性的时空测度。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评价广东省不同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时空分布,构建人地关系空间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全省经济、社会、环境、资源4个子系统以及综合发展的空间协调发展状况,并总结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第6章,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调控机理与政策建议。基于前文相关章节的研究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对广东省近年来发布和实施的区域调控规划政策及驱动力进行评估和解析,对现有区域政策实施效果、作用机制进行研判,从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共建、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海陆统筹等方面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第7章,结论与展望。归纳总结主要的研究结论,并说明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研究表明:①广东省区域综合发展状况区域差距较大,珠三角地区综合发展状况较好且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粤北山区综合发展状况波动较大,粤东地区和粤西地区综合发展状况较差;②广东省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速度放缓,珠三角地区的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水平在不断提高,粤东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事业增长较快,与珠三角地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③广东省各区域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均衡性较低,区域间协调发展矛盾仍然突出,需要衔接都市圈和大湾区建设,从基础设施、产业共建、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海陆功能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控。
彭雄亮[4]（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刘琳婕[5]（2020）在《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文中提出文化景观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是指特定的文化群体为改变生存环境与自然互动创造出的成果,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作用影响下持续进化的人与自然的共同的作品,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审美价值。广州近几十年因城市化经济发展规模效应的影响,城市人口日渐增加,带来对城市绿道公共空间的需求量的增长和品质要求。另一方面,广州建成绿道景观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有着较多承载着宝贵历史印记的文化景观,因建成环境的无序扩张而被蚕食变得孤岛化,乡村地区的文化景观则因人口减少而日渐凋零的现象益增。绿道作为可以连接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村景观的桥梁,拥有与各类文化景观整合呈现以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沿线经济发展、提升景观审美体验品质以及应对多种城市化问题的潜能和前景。本文基于风景园林史学与风景园林美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进行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梳理,以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理论研究方法构建研究框架,从推进城市整体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提升景观审美体验三个角度切入,将广州绿道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建设与文化景观空间环境的保护活化相结合,探讨其具体实现路径和对策。论文首先通过对广州文化景观的类型、发展现状和建成绿道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梳理,概括出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生态绿道沿线文化景观生态优势待彰显,郊野绿道可加强与主要产业发展的关联,都市绿道对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维护较少。然后提出从生态、经济和审美三个角度搭建研究框架,探索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整合呈现的具体策略,以统筹回应当前的多种现实问题。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通过回归绿道概念的生态环境保护内涵,结合时代发展推进生态系统的协调和促进绿道沿线景观要素风貌的多元共融,回应当前广州绿道建设中城乡绿道生态职能区分不明确、绿地和文化景观“破碎化”、景观风貌杂乱等现状问题。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引入经济学中城市化研究成果,提出从结合产业发展进行绿道游径选线、依据景观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和适应技术发展所带动的需求变化三个方面,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并提出在广州绿道系统文化景观呈现过程中,结合区域发展目标改善城市环境,响应城市双修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推进公众参与和社区建设,以增进建设共识提升绿道系统环境的正面效益;在完善建设过程中,加强政府对优化绿道系统的政策支持、引入市场的参与合作以提升有续运营和尊重专家对完善公共环境的价值引导,以优化绿道建设运行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提升景观审美体验方面,先对审美客体即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的审美文化特征进行概括提炼,然后结合主体审美结构层次分别从生理层次、心理层次和社会文化层次切入,对绿道系统的可达性、绿道景观多样性和文化性进行优化路径探析;最后从改善审美活动的条件方面,提出提升广州绿道系统的关键节点的景观品质、凸显主要游径的主题序列和完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网络关联,提升景观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对话交融的可能性。
付金朋[6]（2019）在《沿海城市群绿色转型效率测度与实现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转型是城市对内外环境压力的一种应激反应,表现为城市系统的自我修复直至蜕变。这一过程非但不以适应环境为目的,反倒是环境会因城市转型而得到明显的改善趋优,从而更加有利于城市的发展。“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国民向往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于城市转型的相关研究,既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诉求,更是让城市发展回归本真的可行之径。基于这样的理解并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之下,本文从绿色转型切入,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沿海城市群的97个城市,以效率作为城市（群）绿色转型效果的衡量依据,并对其实现机制作进一步研究。首先,文中构建了统一于环境、经济、社会维度之下的城市绿色转型概念模型,以此限定研究范围并统领全文结构。其次,文中设计了城市绿色转型效率测度模型,应用混合超效率（窗口）模型对97个城市进行测算,同时还计算了省域及城市群的效率均值。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力模型来获取单个城市对其所在城市群整体的影响（贡献）程度,以此为权重进一步计算城市群绿色转型效率的加权平均值。再次,为了检验城市群绿色转型加权平均效率的准确性,同时也是为了确认城市绿色转型效率测度模型的合理性,文中尝试使用Logistic模型和Dendrinos-Sonis模型进行辅助研究,通过定量计算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完成效率的合理性检验。最后,基于城市绿色转型概念模型,文中依次从物理空间、资本技术以及利益相关者等三个层面析出相关指标,进而对城市（群）绿色转型效率差异存在的原因进行关键性影响因素分析,进而提出城市（群）绿色转型的实现机制。本文得到的一般结论（政策启示）包括:一是,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均可以实现较高的绿色转型效率,但长江以南城市的绿色转型效率相对更优;二是,大城市群绿色转型效率相对更优,这与群内城市之间合作互补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三是,水、能源、废气的节能潜力最大,是整体效率被拉低的关键,但水和废气的要素效率有向好的趋势发展,能源则反之;四是,城市化率对绿色转型效率的影响存在“U”形抛物线关系,而目前沿海城市群中绝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率仍位于抛物线的左半侧,也就是说,尽管这些地区城市化水平有量上的积累,但城市化的整体质量并不理想,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当品质优先,其次才是考虑推进速度;五是,偏离资源禀赋的产业多样化或专业化发展均是城市产业布局的大忌,一般而言,首位城市应当率先发展各类先进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总部经济以强化其在群内的辐射广度及带动效应,而中小城市则应与首位城市在产业布局上形成呼应,确保城市价值链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六是,推动城市（群）绿色转型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即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律体系和执法机制,落实责任制度和监督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参与环境问题治理,打造“高效服务型”政府,推动全社会绿色化价值取向的逐渐形成。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主要包括:基于混合超效率方法构建了城市绿色转型效率测度模型;通过识别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城市群绿色转型的实现机制。
林琳[7]（2018）在《当代粤西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提升研究》文中指出广东省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国最早开放的地区,同时广东省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十九大提出“坚定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也指出我国“不平衡”发展问题在地区间和城乡间表现最为明显。粤西是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因此在当代背景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与广泛的代表性。粤西地理位置不利、交通不便;村落的优势人口大量流失导致了地域文化逐渐丧失和社会组织的衰落;欠发达的经济发展也是粤西地区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制约因素;乡村景观也相对缺乏特色,导致旅游业发展较差。同时,在转型背景的影响下,根植于过去地方生态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聚落空间形态正在走向趋同与异化。由于对传统聚落空间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缺乏正确认识,“建设性大破坏”日益严重,传统聚落的整体“空调效应”削弱,曾经统一而丰富的聚落空间形态转向机械和单调,居住景观倾向于城市化而丧失了乡村特征,缺乏交往活动场所导致村落公共空间功能及界面单一化,这些都说明了乡村聚落整体空间结构的当代发展已经脱离了生产生活实际。此外,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如何改善人居环境缺乏具体实用的策略和方法指导,如何在当代转型背景下实现粤西欠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以及背后社会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是目前迫切而严峻的问题。由于当代转型背景下乡村聚落空间的人居环境提升存在着技术缺失,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旨在改善粤西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普通乡村环境。本研究对村落进行客观的调查和理解,结合当代量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其目的在于理解聚落空间本身演变的规律性特征的基础上,尤其与地方自然生态及人文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特征,探讨乡村聚落空间因地制宜的决策,从宏观到微观提出具体可操作的系统方法,这种方法侧重于乡村聚落既有格局、建筑及周边乡土景观的优化,是在既有空间格局基础上的批判继承,强调与聚落空间相关的多因素协调与统一。通过对系统方法的梳理,力图协调“传承”与“变革”之间的关系,注重环境提升方法策略的一致性、相关性和整体性,并实现乡村经济、自然和社会的平衡和充分发展。论文的研究从对粤西地区乡村聚落空间的人居环境特征分析入手,证明聚落空间营造特征反映了其背后特定的社会组织和地理气候特征。然后总结传统聚落空间营建中的基本理念和主要策略。通过对当代乡村聚落空间转型过程的分析,明确乡村经济结构的变迁,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交通方式的改进是影响当代聚落空间形态转变的三大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粤西地区区域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同时,目前乡村聚落人居环境构成的合理性、乡村对传统性的存留、乡村对现代性的勾连以及乡村外部支援力的增强是环境提升的潜在优势。进一步研究推导出基于乡村聚落人居环境现状进行解析与重构的合理性。接下来以建筑学科的人居环境研究为主线,基于传统的可持续经验转化,本研究将乡村聚落人居环境分解为宏观区域聚落系统、中观聚落整体尺度、微观建筑单体尺度三个层级,结合大量案例与规划实践进行分析,对乡村聚落人居环境提升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最后对环境提升的方法和策略从个案提升至一般规律。研究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空间秩序与使用功能的统一,传统民居及乡村景观符合当时当地的需求,其真正价值在于蕴含于营造智慧中的通用理念和原则,对于聚落空间的设计以全局角度来进行考虑,才能保证整个乡村聚落空间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从而保证聚落的各项功能圆满完成。当代乡村地域价值传承的关键,应当是继承场所回应现实的适应性机制,这与当代强调的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兼容的。传统聚落在营建、使用甚至消亡的过程中,通过综合的安排组织,使之具备低能耗、宜居并且可持续发展的特性,是当前环境提升需要继承的生态适应性机制;从生活出发,了解核心需求、面对现实状况、挖掘市场动力,给多元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造宽容公平的环境,为村民提供足够自由的选择,是当前环境提升需要继承的文化适应性机制。对于乡村聚落空间环境的任何因循创新和功能更迭,都应当嵌入和适应原有的乡村聚落空间的环境体系。鉴于当前经济社会背景已经开始从大规模物质建设逐渐转向综合社会治理,在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的具体过程中,有必要加强不同背景人群之间的沟通与协作、鼓励城乡各方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聚落空间的优化采取分阶段实施的措施,通过导向和示范项目引导带动,保持过程的灵活性和动态性,最终通过改善乡村聚落空间的人居环境,促进粤西地区经济、生态、文化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周新年[8]（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王琎[9]（2018）在《珠江口近岸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环境生态效应研究》文中指出珠江口地区是大珠三角城镇群的核心空间,区位优越、资源丰富、经济繁荣。随着建设用地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交通道路系统的迅速增长,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本研究以珠江口地区为研究区,基于遥感与地理信息技术监测与分析该地区土地利用/覆盖与近岸环境在19602015年期间的演变,并深入探究了变化背后的人为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一、珠江口湾区建设用地增长了33倍;农用地和林地分布的减少趋势显着;养殖用地的分布面积在1979至1995年期间,从几乎为零增长到648.06平方千米;围垦滩涂在1990年前几乎没有分布。随着填海活动的加强,围垦滩涂的面积有所增长。二、本研究发现,传统分类与回归树方法估测不透水面的主要误差来源是低密度不透水面的高估和高密度不透水面的低估。本研究展示了基于精度验证和线性解混方法对分类与回归树模型进行有效优化的方法,提高了估测精度。十年间,广州市番禺区的不透水面显着增长,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密切相关。三、自1960至2012年,珠江口湾区海岸线由1134.95千米增至1508.02千米,年均增速为7.17 km/a。在围海造田,围海造地活动的影响下,自然岸线的长度大幅下降。四、珠江口湾区的南部是新增陆地最显着的地区,以珠海南部沿海地区、深圳前海地区、广州南沙港区为代表。自1960至2012年,珠江口湾区累计新增陆地面积为878.11平方千米,人类活动是海岸线形态与位置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五、遥感反演结果显示,北江、东江入海口附近水域水质较好而西江入海口附近海域水质较差。这种差异性的分布规律是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共同决定的。六、人类活动对近岸环境造成了持久且不可逆的严重威胁,直接导致中山南朗、东莞长安以及深圳宝安ss区域的沿海红树林湿地破坏殆尽。另一方面,2000年采取的各类保护措施使沿海红树林湿地面临的危局得到了根本改善。
冯怡康[10]（2018）在《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协同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我国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要求加快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道路。本文从资源优化配置视角研究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也对其他区域的协调发展具有示范效应和启示作用。本文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个层面研究资源优化与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首先对资源优化和协同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对资源优化和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进行构建,系统分析了交通类、产业类和生态环境类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机理。然后利用改进的距离协同模型对京津冀区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度进行测量,详细分析了各项指标对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作用,并应用ArcGIS技术分析了京津冀都市圈城镇规模和结构的演化规律,探索空间结构优化路径,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各项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演化博弈论模型论证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地区经济协同发展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首先,只有构建科学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才能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也能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次,区域经济和环境两个系统之间存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区域经济和环境构建起来的协调体制对于整个区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产业资源空间布局的优化配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至关重要。第二,目前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经济总量不够、区域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比较优势不明显,资源环境制约等等。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和改进的距离协同模型计算可知,虽然京津冀地区各个子系统内部发展良好,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综合有效程度和子系统的综合有效程度并不高,导致区域的综合协同发展度较低。其中,京津冀的交通系统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拉动因子最大,产业次之,环境排列最后。该地区需要加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提升区域整体的实力,快速强化京津冀发展的综合协同。第三,借助ArcGIS方法和区域空间布局对比测度方法将京津冀区域规模、结构及其演进趋势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显示: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双核城市的绝对人口规模虽然仍在增长,但人口相对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北京—唐山—秦皇岛等交通轴线的中小城市则不断发育,城市人口数量增长迅速,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出从极核辐射向轴线带动、进而向网络互动的发展趋势。本文的创新成果如下:第一,提供新的视角,探索了资源优化配置和协同发展的关系。提出区域资源可由传统资源形态被整合划分为三大类,即基础支撑类、承载能力类和主导动力类,分别对应着交通类资源、环境类资源和产业类资源,使之具有更强的系统性、价值性和可利用性,摒弃原有的无价值资源,激发区域更强的经济发展潜力,试图从全新的视角解读资源优化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揭示新的机制,采用NEG模型,将交通类资源配置效应引入冰山成本,将政企关系因子引入支付函数,求解消费者效用和异质区域所属企业的福利最大化状态,揭示企业跨区域交易的约束条件以及产权改革的区际贸易效应,刻画交通升级引发区际资源流动的作用新机制以及市场化转型的区际关系演化新模式。采用演化博弈论,将区际环境治理协作模型化为区际环境治理费用分配博弈,求解复制动态演化均衡条件,揭示协同组织监督的协同均衡点引力扩充效应。第三,突破新的难度,完善了复杂系统协同程度的评价模型。基于TOPSIS思想和灰色关联理论,引入最优规划向量以及最劣方案向量,利用相对距离度量区域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并利用各个子系统内部的灰色关联度确定相应拉动因子,突破了一般距离协同模型无法衡量系统的实际状况和理想状况的真实差距,以及在区域系统中的适应性比较有限的局限性。第四,寻找新的工具,采用了区域系统空间资源的重构方法。尝试采用ArcGIS方法对京津冀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演化进行计量分析,引入位序规模法等科学方法图形化分析京津冀空间结构演化趋势,进而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资源优化配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用这种新方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空间重塑和新的空间定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调整提供决策新工具。
二、珠江三角洲土地质量演化的初步评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珠江三角洲土地质量演化的初步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1）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化学演化机制及水质监测网络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地下水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战略资源 |
| 1.1.2 水文地质条件特征 |
| 1.1.3 原生地下水环境问题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地下水化学演化研究 |
| 1.2.2 地下水有机污染研究 |
| 1.2.3 地下水水质监测网络优化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地理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水文气象 |
| 2.2 沉积环境 |
| 2.2.1 地形地貌 |
| 2.2.2 第四纪沉积环境 |
| 2.3 水文地质条件 |
| 2.3.1 地下水类型及分布 |
| 2.3.2 水文地质结构 |
| 2.3.3 水循环特征 |
| 2.3.4 地下水开发利用 |
| 第三章 地下水化学特征 |
| 3.1 样品采集和分析测试 |
| 3.2 地下水化学总体特征 |
| 3.2.1 地下水化学组分 |
| 3.2.2 地下水化学类型 |
| 3.2.3 深层地下水化学特征 |
| 3.3 各地貌分区地下水化学特征 |
| 3.3.1 丘陵台地区地下水化学特征 |
| 3.3.2 冲洪积平原区地下水化学特征 |
| 3.3.3 三角洲平原区地下水化学特征 |
| 3.3.4 海积平原区地下水化学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下水化学时空演化特征 |
| 4.1 地下水化学空间变化特征 |
| 4.1.1 PH值 |
| 4.1.2 主要水化学组分(K~+、NA~+、CA~(2+)、MG~(2+)、CL~-、SO_4~(2-)和HCO_3~-) |
| 4.1.3 “三氮”(NO3-N、NO2-N和 NH4-N) |
| 4.1.4 微量元素(MN、AS和 AL) |
| 4.1.5 有机污染物 |
| 4.2 地下水化学时间演化特征 |
| 4.2.1 区域地下水主要水化学组分演化特征 |
| 4.2.2 不同地貌分区地下水主要水化学组分演化特征 |
| 4.2.3 典型地下水化学指标演化特征 |
| 4.2.4 典型监测点地下水化学组分演化特征 |
| 4.3 地下水水质时空演化特征 |
| 4.3.1 水质评价方法 |
| 4.3.2 地下水水质空间变化特征 |
| 4.3.3 地下水水质时间演化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下水化学演化机制 |
| 5.1 GIBBS图解 |
| 5.2 地下水化学形成作用 |
| 5.2.1 水-岩相互作用 |
| 5.2.2 离子交换作用 |
| 5.2.3 人类活动 |
| 5.3 地下水化学多元统计分析 |
| 5.3.1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
| 5.3.2 丘陵台地区地下水因子分析 |
| 5.3.3 冲洪积平原区地下水主成分分析 |
| 5.3.4 三角洲平原区地下水主成分分析 |
| 5.3.5 海积平原区地下水聚类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下水有机污染特征 |
| 6.1 地下水有机组分检出情况 |
| 6.2 地下水有机污染分布特征 |
| 6.2.1 地下水有机指标总体分布特征 |
| 6.2.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地下水有机指标分布特征 |
| 6.2.3 地下水中典型有机指标分布特征 |
| 6.3 地下水有机污染来源解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地下水化学演化驱动因素研究 |
| 7.1 地下水酸化 |
| 7.2 地下水“三氮” |
| 7.3 地下水铁和锰 |
| 7.3.1 氧化还原环境 |
| 7.3.2 酸碱条件 |
| 7.3.3 地下水径流条件与含水层岩性 |
| 7.3.4 盐度效应 |
| 7.3.5 人类活动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地下水水质监测网络优化 |
| 8.1 地下水水质监测网概述 |
| 8.2 地下水主要污染物筛选评价 |
| 8.2.1 无机组分污染程度评价 |
| 8.2.2 有机组分污染程度评价 |
| 8.2.3 污染物毒性表征 |
| 8.2.4 主要污染物筛选排序 |
| 8.3 地下水数值模型 |
| 8.3.1 水文地质概念模型及其数学描述 |
| 8.3.2 地下水流数值模型的建立与识别 |
| 8.4 地下水溶质运移数值模型的构建 |
| 8.4.1 地下水溶质运移数学模型 |
| 8.4.2 地下水水质因子初始浓度场 |
| 8.4.3 水质因子迁移数值模型预测 |
| 8.5 地下水监测井优化设计 |
| 8.5.1 地下水监测优化模型简介 |
| 8.5.2 监测井优化设计模型 |
| 8.5.3 监测井优化设计结果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地下水污染模式概化与防治建议 |
| 9.1 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价 |
| 9.1.1 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价方法 |
| 9.1.2 防污性能评价结果及分析 |
| 9.2 珠江三角洲地下水污染模式概化 |
| 9.2.1 丘陵与平原过渡地带垂直入渗型污染 |
| 9.2.2 平原区开挖接触式扩散污染 |
| 9.2.3 河流深切割区侧向补给污染 |
| 9.3 地下水污染防治建议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逻辑框架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三、研究内容的逻辑框架 |
| 第三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二、实践对策的提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研究基础与国内外研究进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及其辨析 |
| 一、快速交通 |
| 二、城镇体系演变 |
| 三、研究的视角辨析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交通运输经济效应理论 |
| 二、城镇体系结构理论 |
| 三、交通与城镇体系关系理论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述评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进展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演变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关系的影响因素 |
| 一、快速交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二、城镇体系演变的影响因素 |
| 三、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的主要路径 |
| 第二节 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机制 |
| 一、快速交通推动城镇体系要素运输成本的变化机制 |
| 二、快速交通引导城镇体系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机制 |
| 三、快速交通与区域城镇规模收益递增的制衡机制 |
| 四、快速交通推动城市的自我强化机制 |
| 第三节 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规律 |
| 一、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规律的阶段划分 |
| 二、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演变规律的过程分析 |
| 第四节 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效应 |
| 一、快速交通促进城市新区的开发建设 |
| 二、快速交通枢纽引导新型城镇经济区形成 |
| 三、快速交通引导区域城镇体系职能结构优化 |
| 四、快速交通促进城镇空间体系变化 |
| 五、快速交通加快城镇群的形成与发展 |
| 六、快速交通推动区域城镇体系的经济增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快速交通的发展与城镇体系演变时序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区概况 |
| 一、自然地理区位 |
| 二、经济地理区位 |
| 第二节 吉林省快速交通发展演变 |
| 一、吉林省快速交通发展分析 |
| 二、吉林省快速交通演变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吉林省城镇体系发展演变特征分析 |
| 一、城镇化进程发展动力不足 |
| 二、城镇体系发育空间不均衡 |
| 三、城镇体系单极化特征显着 |
| 第四节 吉林省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演变过程分析 |
| 一、快速交通初步发展与城市规模增长阶段 |
| 二、快速交通扩张与城市极化发展阶段 |
| 三、快速交通发展与城镇“点轴化”发展阶段 |
| 四、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的网络化发展阶段 |
| 第五节 快速交通对吉林省城镇可达性的影响 |
| 一、可达性的测度 |
| 二、快速交通评价指标的确定 |
| 三、可达性的可视化表达及其空间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快速交通发展影响吉林省城镇体系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演变分析 |
| 一、交通成为城镇人口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 |
| 二、快速交通与城镇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
| 三、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演变的过程分析 |
| 四、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等级结构影响的测度 |
| 五、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等级体系效应分析 |
| 第二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职能结构演变分析 |
| 一、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 |
| 二、城镇体系职能结构变化的测度 |
| 三、快速交通与城市职能强度的关联度测算与分析 |
| 四、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职能体系效应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变化分析 |
| 一、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 |
| 二、快速交通发展对城市空间引力的测度 |
| 三、快速交通影响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变特征分析 |
| 四、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空间体系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变化趋势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演变的主要问题 |
| 一、快速交通对城镇体系作用程度较弱 |
| 二、快速交通推动城镇体系演变进程缓慢 |
| 三、快速交通与城镇体系之间的空间不适应性 |
| 第二节 快速交通驱动城镇体系演变的背景与目标 |
| 一、快速交通规模增长与发展目标 |
| 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
| 三、未来区域城镇体系演变目标 |
| 第三节 基于快速交通的城镇体系总体格局分析 |
| 一、中部地区城镇体系结构优化发展 |
| 二、快速交通城镇发展轴带的培育 |
| 三、城镇经济区的构建和重组 |
| 第四节 城镇体系调控的主要路径 |
| 一、“长吉图”空间一体化整合发展 |
| 二、中部城市群空间整合与优化 |
| 三、“长吉”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升级 |
| 四、哈长-珲乌城镇轴带发展的拓展 |
| 五、城镇组团空间的集聚与扩散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引导对策 |
| 第一节 快速交通促进城镇体系优化典型案例分析 |
| 一、英国中部城市群的功能扩张 |
| 二、日本太平洋沿岸都市圈的发展 |
| 三、美国芝加哥地区大都市区的形成发展 |
| 四、中国珠江三角洲城镇空间扩容 |
| 五、中国长江三角洲城镇空间的综合发展 |
| 六、国内外发展案例的经验总结与启示 |
| 第二节 加速快速交通超前发展布局 |
| 一、规划建设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 |
| 二、促进北部和南部高速公路建设 |
| 三、打通西部地区双嫩高速公路 |
| 四、规划东南部地区高速铁路 |
| 第三节 加强快速交通的城镇空间响应 |
| 一、实现省域快速交通与城镇空间的“互动” |
| 二、促进市域快速交通节点空间的城镇重点建设 |
| 三、强化快速交通与城镇轴带空间的生态建设 |
| 第四节 推动城镇空间组织创新引导 |
| 一、完善省域城镇空间统筹管理体制 |
| 二、统一编制的区域城镇空间发展规划 |
| 三、强调区域城镇空间整体建设与协调发展 |
| 第五节 促进快速交通与城镇空间的区域协调 |
| 一、构建与城镇群发展相协调的快速交通系统 |
| 二、构建与城镇空间布局相协调的快速交通系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3）基于人地关系的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基础理论与研究进展 |
| 2.1 理论基础与概念体系 |
| 2.1.1 相关概念 |
| 2.1.2 理论基础 |
| 2.2 国外研究进展 |
| 2.2.1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研究 |
| 2.2.2 区域人地关系协调研究 |
| 2.2.3 区域协调发展调控研究 |
| 2.3 国内研究进展 |
| 2.3.1 区域人地关系协调研究 |
| 2.3.2 主体功能区与协调发展研究 |
| 2.3.3 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研究 |
| 2.3.4 区域协调发展调控研究 |
| 2.4 研究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3 研究区域、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 |
| 3.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 3.1.1 研究区域概况 |
| 3.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1.3 选择的缘由 |
| 3.2 区域综合发展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
| 3.2.1 区域发展水平测度 |
| 3.2.2 耦合度评价模型 |
| 3.2.3 协调度评价模型 |
| 3.2.4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3.3 区域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3.3.1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3.3.2 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
| 3.3.3 社会进步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
| 3.3.4 环境保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
| 3.3.5 资源利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
| 3.4 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3.4.1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3.4.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4.3 数据测算与预处理 |
| 3.5 本章小结 |
| 4 广东省人地关系的区域分异研究 |
| 4.1 区域人地关系演进 |
| 4.1.1 区域人地关系演进规律 |
| 4.1.2 广东区域人地关系演进阶段划分 |
| 4.2 各地级市人地关系时空分异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分异 |
| 4.2.2 社会进步水平时空分异 |
| 4.2.3 环境保护质量时空分异 |
| 4.2.4 资源利用状况时空分异 |
| 4.2.5 区域综合发展时空分异 |
| 4.3 四大区域人地关系概况 |
| 4.3.1 珠三角地区 |
| 4.3.2 粤东地区 |
| 4.3.3 粤西地区 |
| 4.3.4 粤北地区 |
| 4.4 四大区域人地关系时空分异 |
| 4.4.1 经济发展空间 |
| 4.4.2 社会进步空间 |
| 4.4.3 环境保护空间 |
| 4.4.4 资源利用空间 |
| 4.5 本章小结 |
| 5 广东省区域发展协调性的时空测度 |
| 5.1 区域内部协调发展时空测度 |
| 5.1.1 区域内部发展耦合度时空分布 |
| 5.1.2 区域内部发展协调度时空分布 |
| 5.2 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性时空测度 |
| 5.2.1 经济发展指数的构建 |
| 5.2.2 经济发展的全局空间相关性 |
| 5.2.3 经济发展的局域空间相关性 |
| 5.3 区域间社会发展协调性时空测度 |
| 5.3.1 社会发展指数的构建 |
| 5.3.2 社会发展的全局空间相关性 |
| 5.3.3 社会发展的局域空间相关性 |
| 5.4 区域间环境发展协调性时空测度 |
| 5.4.1 环境发展指数的构建 |
| 5.4.2 环境发展的全局空间相关性 |
| 5.4.3 环境发展的局域空间相关性 |
| 5.5 区域间资源发展协调性时空测度 |
| 5.5.1 资源发展指数的构建 |
| 5.5.2 资源发展的全局空间相关性 |
| 5.5.3 资源发展的局域空间相关性 |
| 5.6 区域间综合发展协调性时空测度 |
| 5.6.1 综合发展指数的构建 |
| 5.6.2 综合发展的全局空间相关性 |
| 5.6.3 综合发展的局域空间相关性 |
| 5.7 区域协调发展成效与问题 |
| 5.7.1 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 |
| 5.7.2 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8 本章小结 |
| 6 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调控机理与政策建议 |
| 6.1 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 |
| 6.1.1 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1.2 区域协调发展的地理探测 |
| 6.2 区域协调发展调控机理分析 |
| 6.2.1 珠三角地区 |
| 6.2.2 粤东地区 |
| 6.2.3 粤西地区 |
| 6.2.4 粤北地区 |
| 6.3 都市圈与大湾区建设调控区域协调 |
| 6.3.1 都市圈建设调控区域协调 |
| 6.3.2 大湾区建设调控区域协调 |
| 6.4 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建议 |
| 6.4.1 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压缩区域时空距离 |
| 6.4.2 探索区域产业共建,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
| 6.4.3 补足公共服务短板,共享区域发展成果 |
| 6.4.4 构建优质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
| 6.4.5 统筹海陆功能衔接,打造一流湾区经济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层次分析法计算程序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1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的城市群发展 |
| 1.2.2 城市群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载体 |
|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空间治理变革 |
| 1.2 湾区的概念提出与研究进展 |
| 2.1.1 有关湾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概念内涵的转变 |
| 2.1.2 湾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 |
| 2.1.3 本次研究问题的提出 |
| 2.1.4 本文研究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范围 |
| 1.3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1.3.1 城市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 1.3.2 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
| 1.3.3 城市空间模式的概念内涵 |
| 1.4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内容 |
| 2 城市群空间研究进展与研究框架 |
| 2.1 城市群空间研究的要素组成与模式演变 |
| 2.1.1 对空间认识的转变 |
| 2.1.2 城市空间研究的构成要素 |
| 2.1.3 由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空间模式研究 |
| 2.1.4 城市群空间模式的动态演变 |
| 2.2 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 2.2.1 全球化和市场化作用下的发展动力 |
| 2.2.2 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研究 |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作用机制 |
| 2.2.4 主体作用下的空间表征 |
| 2.3 空间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基于动力主体的引导 |
| 2.3.2 基于对空间客体的协调 |
| 2.3.3 主体与客体研究的融合:空间治理 |
| 2.4 建立湾区空间模式研究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湾区形成的自然人文基础 |
| 3.1 湾区自然地理基础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与“湾区” |
| 3.1.2 环珠江口湾区总体地理特征 |
| 3.1.3 河口湾形态演变和经济活动 |
| 3.2 湾区历史人文基础 |
| 3.2.1 岭南三大民系与湾区空间分布 |
| 3.2.2 岭南文化来源特征 |
| 3.2.3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湾区文化 |
| 3.3 本章小结 |
| 4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进研究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1 数据的选取与发展阶段划分 |
| 4.1.2 影像数据的处理 |
| 4.2 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形态的扩展特征 |
| 4.2.1 建设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
| 4.2.2 建设用地规模的快速拓展 |
| 4.2.3 建设空间扩展的轴向集聚 |
| 4.2.4 空间形态的分维与紧凑度 |
| 4.3 湾区城市群自然生态空间形态的演变 |
| 4.3.1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历程 |
| 4.3.2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形态指数特征 |
| 4.3.3 环珠江口生态空间与岸线演变 |
| 4.3.4 台风气候影响下的空间安全风险 |
| 4.4 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关系的总体判断 |
| 4.4.1 向湾演进与珠江口A字形空间结构的形成 |
| 4.4.2 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开发的不平衡 |
| 4.4.3 城市群建设空间拓展的不充分 |
| 4.4.4 珠江口区域的生态碎化与安全压力 |
| 4.5 本章小结 |
|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模式演变 |
| 5.1 政府行为推动湾区空间结构演变 |
| 5.1.1 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核心城市的形成 |
| 5.1.2 省级政府协同与调控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 |
| 5.1.3 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促使城市群向多中心转变 |
| 5.1.4 政府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对称型等级化 |
| 5.2 市场发展引起城市建设空间扩展 |
| 5.2.1 从村镇工业化到创新发展的产业集聚与动力转变 |
| 5.2.2 典型产业模式与经济的梯队型格局 |
| 5.2.3 市场机制下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 |
| 5.2.4 市场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多中心网络化 |
| 5.3 社会需求促使空间内涵发生转变 |
| 5.3.1 人口快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
| 5.3.2 人口密度的双核圈层空间分布 |
| 5.3.3 社会阶层结构由纺锤型向橄榄型转变 |
| 5.3.4 社会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社群多元化 |
| 5.4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交织推进的动力机制 |
| 5.5.1 “政府-市场-社会”交织推进的建设空间拓展 |
| 5.5.2 主体的合力差异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
| 5.5.3 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生态空间管控 |
| 5.5.4 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生态碎化困境 |
| 5.5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推动下的湾区空间模式与结构演变 |
| 5.5.1 1978-1992年,村镇工业化推动湾区点状生长模式 |
| 5.5.2 1992-2002年,工业转型促进城镇空间点轴发展 |
| 5.5.3 2002-2012年,现代服务驱动中心城市崛起 |
| 5.5.4 2013年至今,科技创新成为湾区发展源泉 |
| 5.6 本章小结 |
| 6 湾区城市群空间作用逻辑转变与治理趋势 |
| 6.1 世界湾区的空间模式特征 |
| 6.1.1 纽约湾区:州际合作模式 |
| 6.1.2 旧金山湾区:网络化联合模式 |
| 6.1.3 东京湾区:单核集中型模式 |
| 6.1.4 与三大国际湾区的比较与借鉴 |
| 6.2 从对空间发展的引导走向空间底线管控 |
| 6.2.1 国土空间的整体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体系重构 |
| 6.2.2 建设空间的柔性治理:以功能区引导发展转型 |
| 6.2.3 生态空间的底线治理:从刚性管控走向韧性适应 |
| 6.3 从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 |
| 6.3.1 政府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2 市场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3 社会主体的治理趋势 |
| 6.3.4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 |
| 6.4 本章小结 |
| 7 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模式 |
| 7.1 湾区发展的目标与责任 |
| 7.1.1 服务于国家开放和转型发展战略 |
| 7.1.2 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 7.1.3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
| 7.2 创新发展趋势下的湾区空间发展模式转变 |
| 7.2.1 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引擎的节点簇群空间模式 |
| 7.2.2 以企业技术转化为主导的双核轴带空间模式 |
| 7.2.3 以社群创新创业为重点的多元网络空间模式 |
| 7.3 构建以环湾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
| 7.3.1 历年空间规划的结构演变 |
| 7.3.2 立脊:推动更为均衡的空间发展 |
| 7.3.3 铸链:创新湾链空间的无地界协作 |
| 7.4 加强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管控 |
| 7.4.1 重塑区域:协调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 |
| 7.4.2 打破边界:推动无地界的协同发展 |
| 7.4.3 培育节点:创新功能区协同体系 |
| 7.4.4 打通路径:优化东西岸通道体系 |
| 7.5 创新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5.1 培育空间治理的制度厚实 |
| 7.5.2 强化生态空间的韧性治理 |
| 7.5.3 促进湾区治理的文化认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珠江口东西两岸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程度增大 |
| 8.1.2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合力在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形态与模式演变中具有阶段性、复合性特征 |
| 8.1.3 创新经济趋势下的湾区空间模式和两脊三湾链空间结构 |
| 8.2 论文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8.2.1 论文的创新 |
| 8.2.2 存在的不足 |
| 8.3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现状 |
| 1.2.1 绿道研究概况 |
| 1.2.2 文化景观研究概况 |
| 1.2.3 现有研究述评 |
| 1.2.4 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对策与思路 |
| 1.3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3.1 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
| 1.3.2 核心概念内涵讨论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图 |
| 第二章 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分析 |
| 2.1 广州当前建成绿道的主要问题 |
| 2.1.1 生态型绿道:生态优势待维护和彰显 |
| 2.1.2 郊野型绿道:功能类型差异化待提升 |
| 2.1.3 都市型绿道:需提升可达性和安全性 |
| 2.2 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主要类型 |
| 2.1.1 纵横古今的广州遗址景观 |
| 2.1.2 生机盎然的广州场所景观 |
| 2.1.3 依山靠水的广州聚落景观 |
| 2.3 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问题 |
| 2.3.1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型绿道文化景观周边生态资源待重视 |
| 2.3.2 社会经济关联:郊野型绿道与沿线生态产业关联性待加强 |
| 2.3.3 景观审美体验:都市型绿道对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维护较少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 3.1 回归绿道概念的生态保护内涵 |
| 3.1.1 凸显绿道系统的生态特征 |
| 3.1.2 维护文化景观的生态环境 |
| 3.1.3 理清城乡绿道的生态职能 |
| 3.2 结合城市发展推进生态系统的协调 |
| 3.2.1 推进景观生态廊道的构建 |
| 3.2.2 彰显文化景观之间的关联 |
| 3.2.3 延展各类景观资源的功能 |
| 3.3 促进沿线景观风貌要素的和谐共融 |
| 3.3.1 绿道游径规划与文化景观格局相应 |
| 3.3.2 绿道景观形式与文化景观风貌相衬 |
| 3.3.3 绿道景观功能与文化景观资源相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 4.1 助力城乡经济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
| 4.1.1 结合产业发展进行绿道游径规划 |
| 4.1.2 适应技术发展调整绿道设施供应 |
| 4.1.3 依据景观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 |
| 4.2 增进建设共识以提升绿道系统正面效应 |
| 4.2.1 宏观:结合区域发展,促进绿道对生态产业的带动 |
| 4.2.2 中观:结合城市双修,改善文化景观空间环境品质 |
| 4.2.3 微观:结合社区建设,推进公众参与绿道景观优化 |
| 4.3 调整绿道建设运行方式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4.3.1 加强政府对优化绿道系统的政策支持 |
| 4.3.2 尊重专家对完善公共环境的价值引导 |
| 4.3.3 增加市场的参与合作以提升有续运营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升景观审美体验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 5.1 彰显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审美文化特征 |
| 5.1.1 延续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地域技术特征 |
| 5.1.2 展现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社会时代精神 |
| 5.1.3 传承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人文艺术品格 |
| 5.2 依据主体审美结构层次完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 |
| 5.2.1 依据主体审美生理层次提升绿道系统的可达性 |
| 5.2.2 依据主体审美心理层次提升绿道景观的多样性 |
| 5.2.3 依据主体审美社会文化层次提升景观的文化性 |
| 5.3 改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中审美活动发生的条件 |
| 5.3.1 提升广州绿道系统的关键节点的景观品质 |
| 5.3.2 凸显广州绿道系统中主要游径的主题序列 |
| 5.3.3 完善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网络关联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沿海城市群绿色转型效率测度与实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城市转型的概念方法 |
| 1.2.2 城市转型的实践模式 |
| 1.2.3 城市转型的影响因素 |
| 1.2.4 城市转型的研究述评 |
| 1.3 本文主要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及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2.1.3 城市代谢原理 |
| 2.1.4 聚集经济理论 |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 2.2.1 城市与城市群 |
| 2.2.2 城市绿色转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城市绿色转型的效率测度 |
| 3.1 基本研究思路 |
| 3.2 测算方法 |
| 3.2.1 基础SBM模型 |
| 3.2.2 非期望产出SBM模型 |
| 3.2.3 混合效率模型 |
| 3.2.4 方法优选与改进 |
| 3.3 指标选取及数据特征 |
| 3.3.1 指标识别原则 |
| 3.3.2 投入指标选取 |
| 3.3.3 产出指标选取 |
| 3.3.4 效率测度模型 |
| 3.3.5 数据统计性描述 |
| 3.4 城市及城市群绿色转型效率 |
| 3.4.1 窗口分析 |
| 3.4.2 效率测算结果 |
| 3.4.3 要素效率指数与节能潜力 |
| 3.4.4 基于引力模型的效率计算 |
| 3.5 本章小结 |
| 4 绿色转型效率的合理性检验 |
| 4.1 基本研究思路 |
| 4.2 共生关系的稳定性分析 |
| 4.2.1 Logistic模型 |
| 4.2.2 稳定性分析——基于方向场 |
| 4.2.3 稳态共生的生态经济学含义 |
| 4.2.4 发展绩效与转型效率的关系 |
| 4.3 城市共生关系分析 |
| 4.3.1 Dendrinos-Sonis模型 |
| 4.3.2 似不相关回归分析 |
| 4.3.3 定性分析及结果验证 |
| 4.4 本章小结 |
| 5 城市群绿色转型的实现机制 |
| 5.1 基本研究思路 |
| 5.2 影响因素识别及数据检验 |
| 5.2.1 指标及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5.3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5.3.1 方法及模型设定 |
| 5.3.2 面板固定效应回归 |
| 5.3.3 组别回归与讨论 |
| 5.4 实现机制的提出与解读 |
| 5.4.1 区域结构转型 |
| 5.4.2 投入结构转型 |
| 5.4.3 产业结构转型 |
| 5.4.4 排放结构转型 |
| 5.4.5 制度结构转型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区域发展政策 |
| 6.2.2 产业发展政策 |
| 6.2.3 社会制度安排 |
| 6.3 创新点 |
| 6.4 研究展望 |
| 6.4.1 研究局限 |
| 6.4.2 未来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城市绿色转型效率 |
| 附录B 似不相关回归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当代粤西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发达省份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发展需要指引 |
| 1.1.2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聚落发展面临抉择 |
| 1.1.3 建设性大破坏背景下需要乡村适宜发展的途径 |
| 1.1.4 粤西欠发达地区乡村发展的特殊性 |
| 1.2 研究对象、尺度及视角选择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尺度 |
| 1.2.3 研究视角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总结 |
| 1.4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内容、方法、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框架 |
| 1.6 基础调查研究概况 |
| 1.6.1 主要研究地域范围 |
| 1.6.2 聚落样本选择原则 |
| 1.6.3 聚落样本调查概况 |
| 1.6.4 其他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粤西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环境特征分析 |
| 2.1 聚落形成的背景 |
| 2.1.1 自然背景 |
| 2.1.2 社会背景 |
| 2.2 乡村聚落整体空间形态构成 |
| 2.2.1 聚落选址分布及外环境特征 |
| 2.2.2 村域环境要素构成 |
| 2.2.3 聚落空间肌理构成 |
| 2.3 以渐进演化形成的乡村聚落地域化特征 |
| 2.3.1 民系与聚落 |
| 2.3.2 聚落空间特征与社会组织 |
| 2.4 传统乡村聚落空间营建的可持续理念 |
| 2.4.1 适应气候融合环境 |
| 2.4.2 强调功能整体统筹 |
| 2.4.3 就地取材节约能源 |
| 2.4.4 兼容并蓄开放多元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粤西地区乡村聚落空间环境问题认知与解读 |
| 3.1 当代乡村聚落空间转型过程及阶段特征 |
| 3.1.1 自然经济时期(1949 年以前) |
| 3.1.2 土地改革与人民公社化时期(1949-1978) |
| 3.1.3 农村经济加速发展时期(1978-1993) |
| 3.1.4 农村经济放缓及调整期(1993-2003) |
| 3.1.5 农村经济发展新时期(2003 至今) |
| 3.1.6 阶段总结 |
| 3.2 影响聚落空间形态的当代主要因素 |
| 3.2.1 经济结构的变迁 |
| 3.2.2 生活模式的转变 |
| 3.2.3 交通组织的完善 |
| 3.4 粤西区域现实问题 |
| 3.4.1 地理位置无优势、交通不太便利 |
| 3.4.2 经济发展缓慢、资金有限 |
| 3.4.3 地处边缘,民系错综复杂,弱势文化遗存面临丧失 |
| 3.4.4 乡村景观相对缺乏特色、旅游性弱 |
| 3.5 粤西欠发达地区乡村整体环境提升的潜在优势 |
| 3.5.1 乡村既有资源 |
| 3.5.2 乡村传统性的存留及自觉再造 |
| 3.5.3 乡村与现代性的勾连及融合 |
| 3.5.4 乡村外部支援力度的增强 |
| 3.6 解决思路:基于乡村聚落空间环境现状进行解析与重构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粤西区域城乡系统的整体提升 |
| 4.1 区域城乡整体发展演进模式分析 |
| 4.1.1 “城——镇——村”的区域聚落系统历史溯源 |
| 4.1.2 村镇聚合——自下而上推进城乡转型 |
| 4.1.3 城镇辐射——自上而下推进城乡转型 |
| 4.1.4 城中村——乡村性在城市的延续 |
| 4.2 从极化到扁平化——未来城乡空间格局新趋势 |
| 4.3 城镇化背景下聚落空心化与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效率分析 |
| 4.4 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
| 4.4.1 梳理村镇空间体系,明确乡村合理定位 |
| 4.4.2 确保对乡村资源的良性利用 |
| 4.4.3 探索多样性的乡村发展路径 |
| 4.5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提升目标 |
| 4.5.1 综合发展治理 |
| 4.5.2 保持“山水—田园—村落”的地域化生态格局 |
| 4.5.3 以农村居民点社区为核心,恢复社区活力 |
| 4.6 实现多重目标的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整治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当代粤西地区乡村聚落的环境提升 |
| 5.1 传统聚落整体空间形态结构特征解读 |
| 5.1.1 聚落空间形态结构的同质化特征 |
| 5.1.2 聚落空间形态结构的异质化倾向 |
| 5.2 聚落形态结构转变模式分类分析 |
| 5.2.1 突变式模式 |
| 5.2.2 多核心分散扩张式模式 |
| 5.2.3 衰退式模式 |
| 5.2.4 异址新旧村独立并行式模式 |
| 5.2.5 模式总结与对比 |
| 5.3 聚落尺度下的量化模拟分析 |
| 5.3.1 量化分析工具介绍 |
| 5.3.2 聚落组成模式的气候适应性 |
| 5.3.3 聚落整体形态比较 |
| 5.3.4 新旧组团形态对比 |
| 5.3.5 量化模拟分析总结 |
| 5.4 聚落空间特征分析与优化策略 |
| 5.4.1 演化过程:传统自组织动态过程转向他组织规划模式 |
| 5.4.2 聚落空间组织逻辑:逐渐失去对传统格局的遵循 |
| 5.4.3 优化策略 |
| 5.5 聚落空间环境提升模式 |
| 5.5.1 聚落改建模式 |
| 5.5.2 聚落扩展模式 |
| 5.5.3 聚落重建模式 |
| 5.6 街巷空间环境提升 |
| 5.6.1 传统街巷空间结构及功能 |
| 5.6.2 当代街巷空间环境提升面临的问题 |
| 5.6.3 街巷空间环境提升方法 |
| 5.7 村域边界空间环境提升 |
| 5.7.1 村域边界结构及功能 |
| 5.7.2 当代村域边界空间环境面临的问题 |
| 5.7.3 村域边界空间环境提升方法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粤西地区乡村聚落建筑空间环境提升 |
| 6.1 居住建筑的原型、现型与转型 |
| 6.1.1 宅院的基本原型——三间两廊 |
| 6.1.2 传统民居模块组合平面拓展模式 |
| 6.1.3 当代民居增殖与异化模式 |
| 6.1.4 两种模式的对比分析 |
| 6.2 乡村聚落其他功能类型建筑 |
| 6.2.1 公共建筑 |
| 6.2.2 防御建筑 |
| 6.2.3 生产建筑 |
| 6.3 各类建筑的存续 |
| 6.4 乡村建筑风貌特征 |
| 6.4.1 建造材料特征 |
| 6.4.2 装饰细节特征 |
| 6.5 建筑外围护结构气候适应性量化分析 |
| 6.5.1 屋顶日照强度模拟 |
| 6.5.2 外墙遮阳效果模拟 |
| 6.6 建筑空间环境提升方法 |
| 6.6.1 主要原则 |
| 6.6.2 传统建筑修缮及更新改造实践 |
| 6.6.3 村镇公共建筑新建 |
| 6.6.4 当代住宅建筑改造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空间环境提升路径措施总结 |
| 7.1 乡村地域性的消解 |
| 7.2 乡村地域价值再认识 |
| 7.2.1 绝对价值:先天的原生态价值 |
| 7.2.2 相对价值:当代城镇体系中的交互性价值 |
| 7.2 乡村地域价值的当代传承 |
| 7.2.1 关键:传承场所回应现实的适应性机制 |
| 7.2.2 传统聚落生态价值传承 |
| 7.2.3 传统聚落文化价值传承 |
| 7.3 功能与空间整合的实施路径 |
| 7.3.1 功能与空间秩序 |
| 7.3.2 区域宏观层面功能整合策略 |
| 7.3.3 聚落中观层面功能整合策略 |
| 7.3.4 聚落微观层面功能整合策略 |
| 7.4 乡村聚落空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措施 |
| 7.4.1 促进基于新乡村共同体社区的形成 |
| 7.4.2 分阶段实施,以点带面促进聚落整体提升 |
| 7.4.3 过程保留弹性、动态完善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主要结论 |
| 研究的创新点 |
|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 致谢 |
（8）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珠江口近岸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环境生态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第2章 研究区与数据源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数据源及其预处理 |
| 2.2.1 数据源介绍 |
| 2.2.2 数据预处理 第3章 珠江口近岸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监测与分析 |
| 3.1 土地利用变化监测 |
| 3.1.1 最大似然法与面向对象分类 |
| 3.1.2 珠江口湾区土地利用监测及其结果 |
| 3.1.3 精度评价 |
| 3.1.4 土地利用地理空间格局分析 |
| 3.2 不透水面的提取与变化监测 |
| 3.2.1 不透水面的耦合优化提取 |
| 3.2.2 不透水面空间格局变化分析——以广州番禺区为例 第4章 珠江口近岸环境专题监测与分析 |
| 4.1 海岸线的提取与空间格局变化监测 |
| 4.1.1 海岸线提取方法 |
| 4.1.2 海岸线空间变化分析 |
| 4.1.3 海岸类型变化与监测 |
| 4.2 海陆变化及其人类活动影响因素的评估与分析 |
| 4.2.1 海陆变化的监测与分析 |
| 4.2.2 海陆变化的人类活动影响因素分析 |
| 4.3 珠江口水质遥感监测 |
| 4.3.1 样本水质的实测测定 |
| 4.3.2 基于实测结果的水质遥感反演 |
| 4.4 沿海红树林湿地的空间格局演变监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沿海红树林湿地的目视解译 |
| 4.4.2 沿海红树林湿地的地理空间格局演变 |
| 4.4.3 沿海红树林湿地变化的人类影响因素分析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创新点 |
| 5.3 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框架 |
| 1.5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经济学中的资源优化配置 |
| 2.1.1 资源的类型划分 |
| 2.1.2 资源配置方式 |
| 2.2 区域发展理论中的资源优化配置 |
| 2.2.1 区域经济增长与资源优化配置 |
| 2.2.2 区位理论与资源优化配置 |
| 2.2.3 区域协同发展理论与资源优化配置 |
| 2.2.4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理论 |
| 2.3 协同学理论 |
| 2.3.1 协同学的概念 |
| 2.3.2 协同学的基本特征 |
| 2.4 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
| 2.4.1 基于区际带动关系的区域协同研究 |
| 2.4.2 基于多极协调发展的区域协同研究 |
| 2.4.3 基于城市群发展的区域协同研究 |
| 2.5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现状 |
| 2.5.1 京津冀经济布局研究 |
| 2.5.2 京津冀协同度测度研究 |
| 2.5.3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研究 |
| 2.6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国内外经验借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国外区域经济协同：现状与经验 |
| 3.1.1 北美自由贸易区 |
| 3.1.2 欧盟 |
| 3.1.3 东盟 |
| 3.2 国内区域经济协同：历程与做法 |
| 3.2.1 长三角城市群 |
| 3.2.2 珠三角城市群 |
| 3.3 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与问题 |
| 3.3.1 历史沿革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 |
| 3.3.3 协同成绩 |
| 3.3.4 存在的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关联性分析 |
| 4.1 资源的限定 |
| 4.1.1 交通类资源 |
| 4.1.2 环境类资源 |
| 4.1.3 产业类资源 |
| 4.2 资源优化配置 |
| 4.2.1 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 |
| 4.2.2 资源优化配置的特征 |
| 4.2.3 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
| 4.2.4 资源优化配置的模式 |
| 4.3 交通类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
| 4.3.1 理论基础 |
| 4.3.2 理论模型构建 |
| 4.3.3 协同机制分析 |
| 4.4 环境类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
| 4.4.1 理论基础 |
| 4.4.2 理论模型构建 |
| 4.4.3 协同机制分析 |
| 4.5 产业类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
| 4.5.1 理论基础 |
| 4.5.2 理论模型构建 |
| 4.5.3 协同机制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源优化配置与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
| 5.1 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协同发展 |
| 5.2 评价模型的选择 |
| 5.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1 评价指标的选择 |
| 5.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4 评价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资源优化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路径分析 |
| 6.1 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及应用 |
| 6.2 京津冀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演化 |
| 6.2.1 京津冀城镇体系结构的演化分析 |
| 6.2.2 京津冀都市圈建设的演化分析 |
| 6.3 基于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探索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促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2.1 基于交通基础设施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
| 7.2.2 基于生态环境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
| 7.2.3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
| 7.2.4 基于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优化的京津冀都市圈建设 |
| 7.2.5 基于政府功能优化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
| 7.3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珠江三角洲土地质量演化的初步评价（论文参考文献）
- [1]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化学演化机制及水质监测网络优化研究[D]. 刘景涛. 西北大学, 2020
- [2]基于快速交通的吉林省城镇体系演变研究[D]. 曹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基于人地关系的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研究[D]. 刘亚晶.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D]. 彭雄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5]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D]. 刘琳婕.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6]沿海城市群绿色转型效率测度与实现机制研究[D]. 付金朋.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7]当代粤西乡村聚落空间环境提升研究[D]. 林琳.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1)
- [8]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9]珠江口近岸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环境生态效应研究[D]. 王琎.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2018(08)
- [10]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研究[D]. 冯怡康. 河北工业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