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寓言诗的艺术成就

一、论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成就（论文文献综述）

付兴林^[1]（2022）在《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学、认识、审美价值》文中认为《与元九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白居易25封书信体文章甚或全部文学作品中位居前列,具有不容忽视的多元价值。从文学价值看,《与元九书》对唐前诗歌演变历程进行了勾勒、批评,对现实主义诗论进行了阐发、总结,文本体现出严谨缜密、叙议兼举的艺术特色。从认识价值看,《与元九书》为后世提供了了解作者成长历程、诗人在当时的社会美誉度、与诗人相关的诗坛佳话及唐人诗歌生产的方式、诗人对自己文学创作评判的文献依据。从审美价值看,《与元九书》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和人文情怀,读者于其中深切感受到诗人与元稹的倾情晤谈,以及他对唐代诗人成就的赞赏与遭际的同情。

李江才^[2]（2021）在《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郭巍峰^[3]（2020）在《白居易量移忠州及其忠州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仕宦迁转中,白居易不断对兼济和独善两种情怀进行调整,这些调整的动力来源于他情绪凝滞与精神畅达交替变化所产生的不平衡结构。忠州任期是白居易人生挫折与希望共存的一个截面,其在忠州期间的创作,反映了他精神意志逐渐演变的过程。随着白居易对忠州主、客观条件认知的深入,他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在此过程中逐渐酝酿着变化。在忠州一波三折的情绪波动中,在被动经历的多次洗礼下,白居易艰难而不舍地对最初的志向作出调整,逐渐在忠州任职期间占据主动姿态。审视白居易忠州诗歌创作,将进一步揭示他精神特质形成的动力及过程。第一章为“白居易赴任忠州前的仕宦际遇和精神结构”。在早期仕进途中,白居易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都频繁表现出焦虑状态,并且在仕途利好的每个阶段皆流露出退官自守的意志。他依赖于文章才能,热心政治参与,却始终处在交游及精神的孤立状态。他不断作出打破精神困境的尝试,但门第衰微与早期向学的封闭环境所共同塑造的进取意志,促使他理想化思维下的破局行动不断走向失败。与环境的难以融合,根本上推动他走向江州、忠州的流落。第二章为“忠州的特殊环境及其对白居易的影响”。忠州政治地位低下、人文资源匮乏、自然山水难成佳景,加之物质生活勉为其难的状况,共同对白居易造成了打击。在出乎意料的恶劣境遇磨难下,白居易精神领域产生一个苦闷、“失控”的空白期,为忠州环境对他产生全方位渗透提供了可能。加之白居易在忠州后期主动调整,逐渐融入忠州生活,在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白居易产生一种静气和定力,其作品的写实内蕴也增添了更深层的韵味。第三章为“白居易忠州诗歌总体考察”。白居易在忠州任职前后经历了喜悦、苦闷和逐渐振作三个阶段。在写景咏物、赠答怀人、抒情言志等题材类型中,无不流露着身世之感、乡国之思。白居易在忠州期间因个性的回避倾向及精神存有的余地,使得忠州诗歌未能达到“穷而后工”的效果。第四章为“忠州诗歌之价值生成”。白居易编次诗集时定义的感伤诗和杂律诗在忠州全部的创作成果中占据了主流,展现了白居易兼济意志的隐藏和独善特质的外露。持久的愿望落空和意志震荡促使白居易产生内视倾向,其诗歌创作视角也更倾向于个人化。白居易人格随其个人际遇逐渐酝酿、转型,随之在时代变化和政治氛围急转直下中作出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罗浩春^[4]（2020）在《白居易诗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一般将诗序定义为处于诗题后和诗正文前的一段文字,然而这样的划分忽视了从魏晋就开始的题序合一、诗题序化现象以及一些虽没有明确标明“并序”“并引”等字样而与诗序作用、内容一致的题注,尤其是在对个体诗人的诗序研究时,长题、题注中的“序”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白居易诗序研究》是以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题、诗序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诗序及白居易诗序研究概述”。由两汉至唐代,单个“序”字发展为“序体”,再进一步发展为“诗序”,诗序这一文体经历了由简至繁的漫长发展演变历程。本文所说的“诗序”,是指包括长题、题注和明确标有“并序”“并引”等字样的诗前序文。长题是11字以上的诗题;后两者是诗题与诗作间的一段说明性文字,具体来说,包括诗人在诗题中明确标有“并序”“并引”等字样的诗序,以及诗人未明确标明诗序字样的内容,也即题注。白居易诗歌中诗序共719篇,数量居唐朝首位,其中长题398篇,题注289篇,明确标明“并序”“并引”的诗序有32篇。这些诗序有长篇亦有短制,形式不一,题材多样。散落在诗人人生各个时期的题序,很好地记录了诗人的人生经历、仕宦沉浮。白居易诗序创作风格往往随着诗人的仕途沉浮和人生态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笔者以白居易仕宦经历的起伏为依据,将诗人诗序创作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追寻仕途时期的诗序,袭官显赫时期的诗序,贬谪外放时期的诗序,自求外任时期的诗序,晚年独善时期的诗序。第二章为“白居易诗序主旨分类”。根据白居易诗序所表现的主旨差别,可将其分为五类:一是酬唱赠答类诗序。这类诗序在写作程式上大多表现为:赠/送/寄+人或是来诗云、同用某字、和某人、用次韵或本韵等;在内容上则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宴饮唱和,一是日常唱和,还有异时唱和,反映了诗人的社交风向。二是史实载记类诗序。史实记载类主要存在于题注与长题中,其在题注中最明显的标志为“时……”;在内容上则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记述诗人个人历史,记述社会时代背景,记述生活实事。史实载记类诗序分散在诗人人生的各个时期,对了解诗人的人生轨迹具有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还起一定补史作用。三是咏怀类诗序。诗人在诗序中呈现出的情感抒发方式主要包括因物感怀、因人伤怀、游历有感三种,情感上则分为怀人、感旧、悲己三种情绪,它们展现了对外物的审美与选择以及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四是效体类诗序。这类诗序共展示了对四种已有文学风格的仿效,表现了诗人对仿效对象的认同和追拟,在情感表现上趋向一致。五是杂体类诗序。诗序虽然很难进行名目清晰的划分,但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记创作地点,二是明一篇之旨,三是解题中之意。此类诗序对读者解读诗歌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同时,诗人在总结某一时段诗歌创作地点时常有重复的“差错”现象,这是诗人对不同类型诗歌的分别划分,体现后世留名的思想。第三章为“白居易诗序的特征”。白居易诗序的特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文体特征。诗人一方面极力表现对序体和诗体要求的遵循,即“尊体”;一方面又追求文体间的融合、序体范围的扩大,且诗序凸显的文学成就也表现出诗文本主体位置的挑战,表现“破体”特征。二是语言特征。谏诤语“不识时忌讳”,日常语追求“老妪能解”,诗语中既有诗意的语言表达又有理论建构的论诗语,然白氏语言中词犯文繁的弊病又呈现理论建构的不完善。三是文学特征,体现在时空内蕴、视觉转换和文化承袭三方面。第四章为“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为了突出白居易诗序的创作个性和中唐诗人“各竭才智竞求超胜”的创作风气,选取与白居易唱和最为频繁的元稹、刘禹锡诗序与白居易诗序进行比较研究。在元白诗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白居易与元稹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一元性与二元性的差别。白氏一路贯彻的现实主义风格,我们称为风格的一元性,对于元稹既关注社会又重视自我感官体验的表现,可称为二元性。这种风格的一元性与二元性区别在二人诗序中体现为:题材选择上,白氏选材注重关注现实,元稹则在关注社会的同时展现尚奇趋新的特征;语言上,白氏以俗为美,元稹雅俗兼具;形式上,白居易以散体诗序为主,元稹则韵散互用。通过划分和对比刘禹锡与白居易不同仕宦时期的诗序,可以发现,刘白不同的生命姿态:前者显示了生命的倔强与斗争,后者在蜕变中彰显了人格的成熟。第五章为“白居易诗序与中唐‘古文运动’之关系”。结合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等分析诗序为白居易大量创作的原因,可以发现,党争迭起、变动不居的政治局势,尚俗趋易、平民风尚的社会风习,古文运动、诗序散文化的文化变革是导致白居易诗歌中序体文化范围扩大,出现大量长题、题注,诗序数量达到高潮的主要原因。其中,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文以明道、文从字顺、气盛言宜的主张与白居易诗序中提倡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以及辞质而径、直歌其事的理念存在关联性。同时,白居易诗序体现的平易文风与古文运动也相互呼应,诗序形式上的散文化、内容上的充实化、创作本质上的实用性都与古文运动在文学创作上的要求相符合。

刘丽冉^[5]（2020）在《白居易江州杂律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白居易的杂律诗歌在白居易整体诗歌创作中占重要地位,相比讽谕、闲适、感伤类诗歌而言,目前学者对该类诗歌的关注度不高,研究也多集中在名篇诗歌赏析、整体分析等方面,对于杂律诗歌的阶段性研究,尤其是江州之贬这一特殊时期的作品,还未出现系统的论述。本文将以贬谪江州期间的杂律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此阶段诗歌的重要之处。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本文共分四个部分,前三章论述杂律诗歌的含义、篇目,具体内容以及艺术特色。第四部分是附录,对江州时期四类诗歌进行了整理归纳。其中,第三章是重点章节。第一章江州杂律诗界定。本章对杂律诗进行了界定,并根据白居易诗歌创作特点,明确贬谪江州期间所作诗歌的具体篇目。此外,还对存疑作品的诗歌创作时间进行了考辩。第二章江州杂律诗内容表现。本章对江州杂律诗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平淡日常、山水寄迹、说理感怀、赠答酬别。不同类别的杂律诗歌塑造了人物的不同形象,全面展现出谪居江州期间诗人丰富的情感世界。第三章江州杂律诗艺术表现。本章主要探讨江州杂律诗的艺术特色。第一节论述风格,主要从意象、意境角度分析诗人投身贬途、置身贬所两个阶段,诗风由哀婉悲凉到清丽淡雅的变化。第二节论述语言,依据地点词、颜色词、自我称呼词三方面的使用情况,洞见白诗平易浅近的外表下所蕴含的炽热情感。第三节论述表现手法,即抒情方式:直白显露书怀无隔;用典方式:平易多样言简意丰。

刘青海^[6]（2017）在《论唐代怨刺诗学的发展历程——以李、杜及其接受为中心》文中指出李、杜是盛唐怨刺诗学的代表人物,皆标举风雅,推崇"微婉"。但李多用比兴,而杜多直接赋写,艺术上有隐、显之别。中唐元、白重倡风雅比兴,以"六义"为标准,主要受杜甫、元结这一派影响,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元、白新乐府皆学杜甫,各有取径,白居易成就更高。李商隐越过汉儒诗教,将怨刺诗学直接《三百篇》,创作上具有直言无隐、放言无忌的特点,故不免招致"思无不邪"的批评;不过,他兼学李、杜而能变化,既能深广地反映现实,又在艺术上颇为隽永,由此成为唐代怨刺诗学的又一大宗。

刘莉莉^[7]（2014）在《白居易讽谕诗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讽谕诗自先秦开始，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代时达到高峰阶段。这一高峰的涨起是因为白居易讽谕诗的巨大贡献。在唐代人才辈出的文坛上，白居易继承了诗歌传统，并发扬了诗歌的传统精神，使得诗歌这一正统性得以传承和发扬。白居易把所创诗歌分为四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在这四类诗作中，白居易评价最高的是讽谕诗，其数量共计一百七十二首。正是这一百多首讽谕诗，生动并深刻地显现出了白居易诗人的思想内涵、诗歌主张及创作态度。本文试从白居易讽谕诗的创作背景和历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其后世的影响与历史评价多方面内容给予全面的分析研究，以整体全面的角度去深探诗歌本身及诗人白居易自身所富含的艺术气息和思想价值取向。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对讽谕及讽谕诗的概念界定，并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现状给予详略得当的分析归纳。第二章概述了白居易讽谕诗的创作背景和历程，创作背景主要从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两大方面加以论述，同时文章中把其创作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三章论述了对白居易讽谕诗的思想内容，以结合诗歌的形式，概括并深刻地分析了四个方面的思想内容；第四章对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作了详细论述，文中从讽谕诗修辞艺术、意象选用两方面进行详尽的分析论述，力求对讽谕诗的艺术特色总体全面的分析把握。第五章概述了白居易讽谕诗的影响与历史评价，文章通过对后代文人深刻影响的分析，总结出白居易讽谕诗在整个历史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罗如斯^[8]（2014）在《白居易讽谕诗与中国诗歌的讽谕传统》文中指出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孕育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完整的文化系统。文学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拥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色便是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作为中国文学主流文体的诗歌领域，更有悠久的干预政治的传统，即中国诗歌的讽谕传统。诗歌的讽谕传统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始终，在每一个时代都占有一席之地，一直保持着相当强劲的生命力。这是因为，讽谕传统本身作为社会的协调工具而存在，在历史上的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下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诗歌的讽谕传统一度衰微，新一代的文学思想出现断层，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复苏，到目前发展虽有复兴之势，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想引导现代诗歌讽谕传统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并为现代社会与政治做出最大的贡献，必然需要对诗歌的讽谕传统作系统的研究，理清其各个时代的发展概况，探究其内在规律，使其在当代文坛与社会中发挥最大最好的作用。目前，对于诗歌讽谕传统的专门系统研究还很少，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做出微薄贡献。本文选取中国诗歌讽谕传统中的典型代表---白居易的讽谕诗为切入点，探讨诗歌讽谕传统的几个问题。第一章尝试追源溯流，探寻中国诗歌讽谕传统的理论萌芽与深层根源。第二章谈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从其理论、作品特色、以及后代对他的评价三个方面入手，以期发掘出其中所蕴含的诗学思想。第三章论中唐以后的讽谕精神，以时间为主线，希望能够初步廓清中国诗歌讽谕传统的产生与发展脉络，使读者能对诗歌的讽谕传统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邹晓春^[9]（2013）在《元白对《诗经》接受研究》文中认为《诗经》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璀璨的明珠，作为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阐释《诗经》的着作可以堆砌成山，一部仅有39224字的《诗经》蕴藏的能量可想而知。可是《诗经》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远不止此，历代文人除了对《诗经》进行阐释之外，他们也不同程度接受了《诗经》艺术特色等多方面的熏染，并且将这些文学精髓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些看似不明显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不亚于《诗经》的经学阐释，对于文学发展和《诗经》的传承而言，《诗经》接受发挥着更大更显着的作用。一部作品的产生必然面临着读者，读者的接受过程也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诗经》从普通的诗歌总集走向儒家经典的殿堂，依仗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倡导，更多的是《诗经》本身蕴藏的艺术魅力。后世文人不断地从《诗经》中汲取养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本文则选取《诗经》接受这样一个课题，从接受学入手，以元稹、白居易为主体，来研究元白对《诗经》的接受问题。到目前为止，古典文学接受研究尚缺乏系统的体系和方法，而接受美学理论基础较为扎实但却是舶来品，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接受研究不能全面覆盖，所以论文在论述过程中，偶尔也会借鉴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这样在讨论接受问题时观点更加直观明确，同时又立足于中国传统鉴赏接受的基础之上，尽量融合中西方文论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启发，开拓创新，深化元白对《诗经》接受的研究。本论文主体涉及五个方面，首先绪论部分对《诗经》的纵向接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阐明了各个朝代《诗经》接受的侧重方向，并简单点明这些侧重点在《诗经》接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对元稹和白居易的审美经验以及对《诗经》接受的社会背景进行综合论述，以此来明确元稹和白居易接受《诗经》在主客观都具备较为理想的条件，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去夸大元白与《诗经》的联系。在绪论末尾简单介绍了元白对《诗经》接受的各个层面，以及在《诗经》接受基础上的创新。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论述了元白对《诗经》的接受。主观接受和客观接受的依据主要是基于有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面，所谓主观层面的接受就是指元白二人从主观认识上有意而为之，文学思想的契合度、刻意模仿《诗经》等痕迹较为清楚，主要体现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和“文章合为时而着”的文学主张上，元白大量使用源自《诗经》的典故，《新乐府》对《诗经》美刺的模拟，以及小序的借鉴，还有《诗经》艺术特色的有意识因袭，主要在写实之风、讽谕精神和标举比兴这三方面都有所体现。而元稹白居易对《诗经》客观层面的接受主要是指二人主观上并没有刻意追求接受效果，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无意识地接受了《诗经》的若干优点，主要体现在对《诗经》视域的接受、对诗言志传统的接受、对《诗经》情感的接受、叙述视角接受、通俗畅晓的文风接受、叠词和重章叠沓的使用以及元白诗歌的赋化现象等方面，这些接受虽然细微，但是综合起来却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元白对《诗经》无意识的接受的成果，而且这种接受是植根于元白意识之中的，是内化于心的一种创作本能，所以才会下意识地体现出来。与主观接受相比，这些方面的接受更加牢固，而元稹白居易对《诗经》主观层面的接受则需要不断地巩固。论文第四部分对元白《诗经》接受进行了横向比较，主要是接受了姚斯横向接受的启发，元白作为同时代的文人，对《诗经》接受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们关注现实的创作倾向是接受《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共同特质，但是在细微之处同样存在着差别；他们的乐府诗虽然立意相似，但是在表现方式方面却有很大差异；我们常说“元轻白俗”，笔者认为“元直白俗”更为恰当，这种直和俗都是对《诗经》的继承，只是二人在接受《诗经》的过程中各有偏好罢了。元稹表达情感更加率直坦诚，而白居易则更加注重诗歌的现实效果，所以更加通俗流畅。第五部分主要介绍元白在《诗经》接受基础上的创新，元稹的《莺莺传》、白居易的《闲适诗》以及元白的叙事诗除了继承《诗经》之外，还在此基础上展现出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魅力。论文通篇意在将元白对《诗经》的接受一一体现，从元白作品中找出对应的文本进行论证。接受学引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深刻的意义，它能够很好地拓宽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对追本溯源和考辨源流都有很大帮助。本文通过元白对《诗经》接受的研究一方面对元白诗文的源头做出了解释，另一方面对《诗经》后世接受的某个结点进行了论证，笔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唐玉姣^[10]（2013）在《晚唐讽谕诗人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晚唐诗坛存在相当数量的讽谕诗人及相当数量的讽谕诗,且紧随晚唐下滑的社会局势具有鲜明的时代与阶段性特色,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本文依据此阶段性特点把晚唐讽谕诗人分为三大群体进行探讨。文章的引言部分对讽谕诗和诗人群体做了一个简单的界定,回顾了晚唐讽谕诗人群体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探讨晚唐三阶段的讽谕诗人群及其形成的外缘与内因。考察晚唐社会形势与讽谕诗创作之间的关系,实可把晚唐讽谕诗人划分为三大群体,分别为宝历至大中谕诗人群；咸通至乾符末年的讽谕诗人群；广明至唐亡间的讽谕诗人群。这三大讽谕诗人群中前后两个群体成员间的交往较密切,且这三大讽谕诗人群的队伍呈逐渐逐渐扩大之势,分析其外缘与内因是社会形势的变化及对诗人心理的影响、诗人从事幕府或为官州县远离政治中心造就的放言时政的精神及元白新乐府运动在晚唐的影响呈阶段性特点。第二章探讨宝历至大中讽谕诗人群的群体特征及其诗歌创作的主题趋向与艺术追求。群体成员穷而不坠青云之志,关注时局,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担当精神。在诗歌内容上以创作政治讽刺诗为主,集中在借对历代统治者的批判以讽今；对甘露事变、外族入侵与藩镇问题的多角度批判。此外还有刘驾大中三年喜收复河湟创作的颂美讽谕组诗。第三章探讨咸通后至乾符末年的讽谕诗人群的群体特征及其诗歌创作的主题趋向与艺术追求。群体成员大都出身寒族,与民接近,深谙民间疾苦。在诗歌内容上,有美化王政之作,但主要还是以揭示三大社会群体的苦难为主,对晚唐的不良社会风气也进行了批判。艺术上,主要以五言古风为主,喜用对比手法加强讽谕效果,对元白的浅俗范式有一定的回归与创新。第四章探讨广明至唐亡之间的讽谕诗人群的群体特征及其诗歌创作的主题趋向与艺术追求。群体成员身经黄巢兵乱与唐末严峻的政治环境,才华横溢,科场不遇,仕途坎坷。在诗歌内容上,以感慨战乱、忧国忧民、抨击科举、乱世感怀为主；在艺术上,以律为主,含蓄隐晦与浅俗直白并存；托物以讽,寄托遥深。第五章探讨晚唐讽谕诗人群体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其成就体现在：一是以更加“务实”的精神进行讽谕诗创作；二是晚唐讽谕诗数量质量可观；三是对宋诗的直接影响。不足之处体现在诗人的创作态度及创作艺术上,晚唐诗人大都不以创作讽谕诗为重,且在创作过程往往重内容而轻形式。

二、论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成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1）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学、认识、审美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3）白居易量移忠州及其忠州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白居易诗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白居易江州杂律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唐代怨刺诗学的发展历程——以李、杜及其接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白居易讽谕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白居易讽谕诗与中国诗歌的讽谕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9）元白对《诗经》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唐讽谕诗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成就（论文参考文献）

• [1]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学、认识、审美价值[J]. 付兴林.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D]. 李江才.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白居易量移忠州及其忠州诗研究[D]. 郭巍峰.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0)
• [4]白居易诗序研究[D]. 罗浩春.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5]白居易江州杂律诗研究[D]. 刘丽冉.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6]论唐代怨刺诗学的发展历程——以李、杜及其接受为中心[J]. 刘青海. 文艺研究, 2017(08)
• [7]白居易讽谕诗研究[D]. 刘莉莉. 华东交通大学, 2014(02)
• [8]白居易讽谕诗与中国诗歌的讽谕传统[D]. 罗如斯. 湘潭大学, 2014(05)
• [9]元白对《诗经》接受研究[D]. 邹晓春. 吉林大学, 2013(08)
• [10]晚唐讽谕诗人群体研究[D]. 唐玉姣. 广西师范大学, 201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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