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说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张玲潇[2](2021)在《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文中提出本文从战略传播角度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中国高铁产业自诞生以来12年间(2008—2019)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试图从共识性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建构产业认同和实现产业利益的价值。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基本问题:1)高铁产业诞生以来开展了哪些战略传播活动,有什么特征?2)高铁产业战略传播与产业认同建构的关系如何?3)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在提升高铁品牌形象,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以及促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方面有哪些效果?本文主体部分有十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一章,对相关概念、理论和文献进行综述。第二章至第五章,关注于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活动,从战略传播背景、运行机制、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四个方面展开。第二章是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国内外背景回顾;第三章是对以铁道部为主导的战略传播运行机制的研究;第四章是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以报纸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和借力国际会议、展览等形式的组织传播的研究;第五章是从主题设置、叙事方式、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第六章至第九章,关注于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战略传播。其中第六章聚焦高铁“走出去”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价值分析。第七章对“走出去”阶段的高铁多主体联动传播和多层级利益相关群体对话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第八章对政府和企业层面的高铁外交公关,与利益相关群体对话的组织传播和引导国内外舆论的大众传播三种战略传播手段进行了梳理;第九章对高铁战略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做了深入探究,这个阶段传播善用第三方视角讲故事,主题更贴近受众,话语方式也更吸引人。第十章,借鉴建构主义学派的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形成与转化理论,分析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及未来改进策略。结语,对中国高铁产业早期阶段和“走出去”阶段两个时期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回顾,得出战略传播是增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和多学科理论交叉运用的方法。在深度挖掘、收集、整理高铁诞生十余年以来的相关史实基础上,对不同时期大众传播媒体关于高铁的报道,以及高铁产业通过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等发布的新闻文本,分别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解读。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法,选取高铁企业宣传部门负责人、轨道交通领域高校学者和高铁工程师等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得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并运用多学科理论深入分析和总结高铁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整体勾画。本文创新点有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性。以往关于高铁产业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理论视角进行的,而从战略传播角度关注高铁产业的比较少见,本文用战略传播理论考察高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是对前人研究的较好补充。第二,论文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了整体勾画,分析并总结了其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并借用多学科理论对原始文献和调查材料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与解读。论文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第三,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学派的认同建构理论对高铁产业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分析,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探究战略传播与认同建构的逻辑关系,对现有理论进行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在社会急剧转型、世界经济低迷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多重背景下,高铁产业正面临着国内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双重建构任务。在认同的建构中,信息的传播是核心和关键,通过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有利于实现受众态度转变和行为转化。高铁产业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多元传播主体、整合各种传播手段和渠道,针对国内外受众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是实现高铁产业国内和国际认同的有效方式,同时对于产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和国家整体形象的提升都有积极促进作用。
徐文明[3](2021)在《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由新常态运行阶段转入到高质量运行阶段,金融力量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逐步突显出来,它根植于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扮演着越发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金融与财政相辅相成,可以说金融体系发展地越成熟、与实体经济的作用关系越紧密,则经济发展越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力和要素支撑;而金融发展的空间结构越优化,也就越能够引领要素在地区之间高效且平衡地配置,进而推进经济有序地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充分体现出金融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对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金融空间结构是个多元化的复杂性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金融活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狭义上,金融活动主要是指货币资金的流通活动,包括货币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是广泛分布于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资源和调节部门。在广义上,金融活动则具有更为细致的划分,既包括基础层面的金融资源,也包括由金融资源所形成的金融业态、所组建的金融机构、以及所激发的金融创新。从这一角度而言,金融空间结构就是指广义和狭义的金融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空间集聚、辐射或者一体化的结构形态。金融集聚,往往会形成城市的中心地带,如中心商务区,或在城市群内形成金融中心或金融中心城市,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使所在地区享受集聚经济优势。金融辐射产生的空间溢出和部门间溢出,是金融集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对非金融领域或城市群中其他层级的城市所发挥的效应,往往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金融一体化是由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所形成的具有空间关联的发展形式。一体化发展的金融网络能够缩小地区资源配置的金融差距和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整合金融资源、顺畅金融资源的流动。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地区之间市场的逐步开放、交通的日益便利,以及地区间政策配给与项目配置的日益交融与完善;除此之外,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企业在空间区位的集聚,形成金融中心,在存在一定的区位锁定效应的前提下,金融集聚也会向周边地区发出辐射,从而带动地区之间的金融活动的流动与共建,形成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与优化,能够使金融力量发挥出更大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狭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以资金、货币、金融衍生品、金融市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授信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资源,是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要素;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发展,主要体现为这类金融资源在地理空间中和不同经济体内部是相对集中还是相对分散,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效应。优化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能够使得处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能够获得其发展所必须的金融支撑。其次,在广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传统金融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商业性金融或政策性金融为表现形式,新金融以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为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新金融使传统金融发展的技术、产品和运行方式得到翻新,传统业态为降低新业态的风险和满足更多的受众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传统金融和新金融的空间结构优化,能够弥补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中、小、微型经济实体在某些发展领域资金不足的空白,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经济体获得更为便利和高效的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的均等化效率、增进金融福利。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优化,则能够使传统金融和新金融,能够发挥出更为强劲的集聚资源、传导资源、整合资源的动能,从而使得经济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地配置。随着金融空间关联的逐步加深,金融空间结构更为容易地形成。但若超出所在地区实体经济所能够容纳的范围,或者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形成虚拟化的运行态势,再或者仅仅停留在空间结构的地级化发展阶段,也即只形成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等级相对较低的金融集聚,但尚未形成金融辐射或者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根据区位锁定的理论,这一金融集聚区域金融贫瘠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将继续扩大,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长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金融空间结构发展有度、不断走向优化,都是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所需求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载体。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充分体现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阵地,是在“双循环”时代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如果能够从城市和城市群的维度,解决投资、消费、需求、出口等发展动力不足,地区分布不均衡等现实问题,就更容易在产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三大领域打通国内循环。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首要,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五大理念科学理念为指导,逐步实现经济创新、经济协调、经济可持续,以及经济共享。这其中,经济协调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重要的环节,主要包括城市之间的协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城市发展各领域部门的协调等三大方面,没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不会缩小,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均衡化,也就谈不上优化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创新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通过全新的动力模式、路径,以及空间网络增强城市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是创新的重要内涵,创新能够使城市之间的联系以更为便利和高效的方式得到增强,创新及其溢出的程度越高,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会越顺畅;绿色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在发展城市群战略的同时,实现各城市的均衡福利最大化至关重要,节能减排是降低城市共同发展成本的有效路径;开放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连接,可以打通城市与城市的资源与要素交换的界限,形成有梯度的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形成城市间的共同市场、共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体系,从而能够在物质基础上实现协调;共享是实现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城市群内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便利,城市市场和产业的发展红利,以及由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福利。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与对策也不尽相同。比如国家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发展协调性已经较高,那么共享和创新可能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再比如地区性城市群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构性还没有解决,虽然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大,但是建立城市群内部的关联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金融空间发展及其结构的优化,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随着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进程的逐步深入,城市群发展的各个领域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各维度的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凸显,特别是金融集聚、金融辐射,从而形成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构成了金融的城市群空间网络,对于我国城市群经济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也会反作用于金融空间结构,继而影响城市群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金融集聚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等作用途径,直接为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并在城市群中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城市或中心领域;金融辐射通过传递城市群中心区域的动能,使得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形成具有梯度发展特征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而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关联基础;金融一体化实际上是区域与区域的金融资本自由的流动,金融的活动彼此相互渗透、彼此互相影响进而形成联动性的一个整体,是金融深入在维度空间的表现,引领并重新配置城市群资源和要素,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度融合基础。若忽视金融空间发展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可能忽略金融活动在城市群就业、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间分工协作、中心城市功能发挥、产融结合等一系列方面的作用效果,甚至有可能导致金融虚拟化运行、产生金融风险,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短板、形成边界,影响城市之间的深度融合;反之,掌握金融空间布局及其作用力的发挥水平,将会极大地有利于城市群经济借助于金融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重视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运行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优化路径,因地制宜地将不同城市群中的金融发展培育和调节到适宜其经济发展的发展质量、形态与状态,进而推进高质量的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对于城市群借助于金融作用力来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一问题同时也被国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了深度研究金融空间结构及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本文分为相互关联的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围绕着问题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挖掘现阶段研究该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出现的创新点。全面地梳理了有关于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城市群经济发展、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为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首先,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将金融活动分为狭义金融活动和广义金融活动,由此金融空间结构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其中,狭义方面包括基础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广义方面包括金融业态与机构、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其次,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界定。主要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理念进行诠释。再次,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从狭义金融空间结构和广义金融空间结构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为论文实证研究部分,同时也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内容。论文主要选取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长江中游、海峡西岸、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关中等在中国综合实力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三章主要分析样本城市群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时空演进状态、挖掘各维度城市群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描述各城市群金融资源(主要是存贷款)的时空分布演进状态、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效果和金融一体化的作用范围,以及各城市群的金融空间关联,构成对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第四章实证研究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从时空视角分析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与格局演进。第五章实证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检验了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因素。第六章为对策建议。通过总结实证部分的研究结果,总结了城市群金融发展的质量、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状况,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优化城市群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陈发虎,吴绍洪,崔鹏,蔡运龙,张镱锂,尹云鹤,刘国彬,欧阳竹,马巍,杨林生,吴铎,雷加强,张国友,邹学勇,陈晓清,谈明洪,王训明,包安明,程维新,党小虎,韦炳干,王国梁,王五一,张兴权,刘晓晨,李生宇[4](2020)在《1949—2019年中国自然地理学与生存环境应用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表明自然地理学是一门以基础研究见长的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中国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自然地理学家根据国家需求和区域发展在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方面同样取得显着成效,为国家重大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规划,宏观生态系统与资源环境保护及区域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总结了1949—2019年中国自然地理学在自然环境区域差异与自然区划、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和风险防控、荒漠化过程与防治、黄淮海中低产田改造、冻土区工程建设、地球化学元素异常和地方病防治、自然地理要素定位观测、地理空间分异性识别和地理探测器等方面的实践与应用,指出了未来自然地理学的应用研究方向。
王晓丹[5](2020)在《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次巨震,为了维护股票市场稳定,中国政府以“国家队”身份、以超过一万亿的资金规模直接入市救助股市。后期又面临大量资金是否和如何退市问题。此次中国“国家队”资金救助股市为世界各国(地区)所关注,也为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野实验,本文重点考察和研究这一重大的经验事实。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阐释了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国内外现实背景和研究现状,突出了研究意义,介绍了论文的内容结构。第二章对现有关于政府对股票市场干预的相关文献做梳理。从股市危机的特征和政府职能两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从文献中总结政府救市策略的目标、具体方式和政策效果,并重点突出股市干预基金的设立及运行效果;进而立足于中国政府股市干预策略,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危机的研究进展并指出研究缺陷;最后指出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退出机制的研究不足。第三章从金融史的角度,以政府救助方式为划分,并遵循重大股市危机发生的时间轴,对20世纪以来历次典型性金融危机中各国(地区)政府救市的经验做比较,尤其集中于政府直接注资股市的策略比较,对比较成功的股市平准基金的运作详细展开,并总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股市的政府干预策略差异。着眼于中国股市,对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的政府干预策略进行梳理,并详细剖析2015年股市危机的救市计划,为中国股市危机的应对措施提供历史经验。第四章对政府入市策略做理论分析,结合中国股市的典型性特征,基于噪声交易模型,分别从股市危机的形成、中国政府救市的目标与策略、入市干预的预期效果等方面,对政府救市资金入市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入市效应的三个理论假说。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中国政府救市资金的运行情况和策略效果的实证分析。对救市资金及其后续调整的详细统计是救助策略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五章首先集中关注2015年中国股市大波动期间,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力的“国家队”救市资金的统计,分别从资金入市的市场背景、资金的筹集规模、入市结构安排、选股原则、后期资金动态调整、等各方面剖析政府此番的注资行动;并对“国家队”各持股成员拆分比较,以完整展示救市资金运行全貌。第六章基于第四章提出的三个理论假说,实证检验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计划的政策效果,分别从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对市场整体层面和被救助对象个体层面的波动性影响、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检验等三个方面,对政府此番股市救助策略的实施效果作评价。第七章是政府救助策略的处置问题研究。在政府入市模型的框架之上,退市理论研究探讨了政府退市的目标设定、交易策略、预期效果等,并在两期模型中给出了政府退市的必要条件和持仓调整的操作策略,对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初步的机制设计。本章第二部分基于退市模型的结论,通过对救市资金的投资成本和各期收益水平的核算,指出“国家队”救市资金的退出时机,为退市策略建议提供现实依据。第八章对研究成果做总结,指出本文未来的研究展望;在各国(地区)股市危机救助历史的梳理与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中国政府救市的策略选择及救市资金的后期运行提出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结论:入市方面:政府入市救助的目标是稳定市场,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各方面:政府通过增持股票为市场提供额外的流动性,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政府的股市干预有利于降低市场波动性,并且干预力度越大,个股的收益率波动性越低;降低股票的噪声交易程度是救市资金降低股市波动性风险的主要作用机制。退市方面:国有资金大量滞留股市是有负面作用的,退市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退市的目标比入市实际上更多元,所以退市行为更应该谨慎和有策略。考虑到政府对不同目标的偏好或权衡,其实后危机时期政府救助资金退出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和时机。假定政府的目标只是入市资金的损益平衡,其实2017年底已经出现过全部退出的时机。但是,实际上政府至今还活跃在股市中,说明政府在某些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其救助资金的目标函数中可能包含了“投资收益”最大化。如果如此,政府救市资金理论上没有确定的最优退出时间或时机,相机抉择是最优策略。本文的创新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把政府干预股市的行为分为入市和退市,分别分析,尤其是退市策略分析。因为现实中往往是入市很果断,退市很麻烦,需要特别慎重。政府入市的后处置直接决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却往往在策略制定和政策效果评价体系中被忽视。将政府救市资金退出问题纳入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政策研究中,为救助资金的后续处置机制作出理论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看得见的手”择机撤出救助领域的研究空缺,为全球各市场类型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退市制度设计。探讨救市资金的处置问题的前提是掌握现有资金在市场中的实际运行效果,通过较为细致的核算救市资金自入市以来的成本和各期收益情况,为救市资金的后续处置策略提供现实依据,并为退市策略的机制设计提供政策建议。第二,对政府干预股市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并设定政府入市的目标函数与退市的目标函数不同:前者是稳定市场,后者的目标函数中是包含投资收益的。鉴于政府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基本属性,结合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对政府入市的理论研究以稳定股票价格波动为主要的干预目标具有合理性,已有文献也提供了较强的理论支持。以本文对2015年政府救市资金的统计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基础,结合救市资金的筹集渠道、干预效果和资金变动等现实情况,本文对救市资金在后危机时期的处置研究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政府退市的目标函数,符合政府干预政策的市场逻辑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把投资收益作为政府重要的干预目标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的,本文对政府救市资金退市的理论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政府对各市场领域的干预行为评估。第三,在经典的噪声交易模型中引入政府行为,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总结出三个理论判断,并在实证分析中加以验证。理论上在有政府参与的市场中,政府干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可能通过改变交易噪声实现,这为政府干预的影响机制研究拓展了理论依据。本文主要不足也是三点:第一,在理论分析中,把退市目标简单化处理为“获得投资收益”,确实过于简单和抽象,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政府与双重目标即投资收益和稳定市场,甚至有更多的目标,但是,由于确定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和构建相应模型太复杂,模型构建超出了我现在的能力,所以,只能以后再深入研究。第二,受数据可得性的局限,在统计分析中,本文采用季度性数据追踪救市资金的持股情况,但是季度性数据难以捕捉政府救市资金的具体交易时点及价格,导致救市资金的成本收益核算可能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除以出资方证券公司的资产账户收益情况为补充外,要反映救市资金的真实收益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第三,在实证分析时,本文仅对政府救市资金的干预效果以流动性和波动性两个标准衡量,并未考虑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对救市资金的作用机制也仅以降低噪声交易渠道解释,指标选择比较简单。
杨角[6](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黄灵海[7](2020)在《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是开放的世纪,也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推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和对外开放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着,已经日益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潜力、最大空间、最大动能。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北海市视察时首次提出要“打造好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在全球海洋竞争日趋激烈、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走深走实、海洋经济在国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总体布局、新发展理念成为新战略指引的大背景下,本文在国内外向海经济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绿色发展理论,依据相关统计数据,利用相关工具模型,对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向海经济研究,在实践上为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首先,根据当前国内外关于向海经济概念的研究和讨论,结合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生态补偿、循环经济、海陆统筹、高质量发展等绿色发展相关理论,本文将向海经济的概念界定为:以陆域经济为基础、以海洋经济为依托、以海陆经济协调发展为特征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将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界定为:向海经济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以沿海地区海陆空间为空间载体,以“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沿海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海陆经济协调发展”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其次,为及时掌握当前国内外向海经济发展动态,为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本文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模式与政策。国际方面,基于地域分布平衡和国家体制差别的考虑,主要以美国、日本、欧盟为典型,分别对其向海经济发展经验进行概述,得出“注重海洋战略引领”“注重海洋科技创新”“注重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注重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四条经验启示。国内方面,主要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是否纳入国家战略为依据,将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天津5个省市列为中国沿海先进地区,并分别从“注重发挥组织领导”“强化海洋顶层谋划”“完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再次,基于本文对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的界定,重点运用DEA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评价模型,分别从“海洋经济绿色发展”“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海陆经济协调发展”三个方面构建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7~2016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等公开文献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方面,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的情况下,2006~2015年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有稳步提高的趋势,平均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值由2006年的1.78增加到2015年的2.40,年均提高0.62%。与此同时,2006~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之间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差距波动较大,且差距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说明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在整体上并不均衡。在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方面,2006~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状况大致符合上海、广东、山东、天津、浙江、江苏、福建、辽宁、河北、广西、海南的排列顺序,基本与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总体经济实力呈正向相关,且省份均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海陆经济协调发展方面,2006~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系统对陆域经济发展的助推效应总体偏低,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变化幅度不明显;海陆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在2008年有所下降,之后又呈缓慢上升趋势,且省际差异逐步缩小,总体向协调范围转变,但进程极为缓慢;2013、2014年中国沿海地区海陆经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其他年份在空间上基本表现出离散分布特征;海陆经济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负自相关特征,从离散分布状态向集聚分布状态转变。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当前中国向海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短板进行总体判断,在认真借鉴国内外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模式与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重点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就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提出“坚持以陆海统筹为战略引领”“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六条政策建议,为中国沿海地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并对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研究提出下一步展望。从总体上看,本文研究创新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上。本文在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首次构建了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提出了以“海洋经济绿色发展”“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海陆经济协调发展”为特征的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模式。二是方法上。本文基于绿色发展的特征,分别使用DEA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评价模型,多角度对“海洋经济绿色发展”“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海陆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实证研究的准确度。三是实践上。本文根据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实证研究结果,在借鉴国内外向海经济发展绿色发展模式与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重点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就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中国沿海地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李晓乐[8](2020)在《日本新能源产业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能源,作为基础性生产生活资料,对一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石油危机时代与全球应对气候变暖时代相叠加的现今,新能源凭借可持续、环保性、广泛分布等优势,在世界各国寻找化石能源替代能源进程中备受广泛关注。本文以日本新能源产业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究其支持政策体系在推进日本新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发挥的引导作用。并立足我国能源经济现实国情,旨在为我国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体系的优化调整提供借鉴与启示。发展好新能源产业对于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转型,打赢“三大攻坚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研究在理清日本政府不同阶段对“新能源”概念的界定与对象范围演变的基础上,考察了新能源在日本一次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主要利用形式,并结合新能源的特征,概观了世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从日本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出发全面阐述了日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背景,系统梳理了日本新能源产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具体剖析了日本促进新能源普及扩大的战略目标规划、以及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重点研究了日本包括RPS制度、FIT制度、补贴政策、优惠税制、新能源电力电网接入技术对策、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以及民间支援举措在内的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体系,并总结了相关政策的推进机制。运用实证手法探讨了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结合日本电力市场改革进程对日本RPS制度与FIT制度实施的政策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充分对比了中日两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路径与支持政策,立足我国国情,提出日本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与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通过系统研究与分析,本文认为日本在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规划与实施方面存在诸多成功之处。主要表现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体系,起步时期十分重视对新能源核心技术研发的战略规划与支持,不同发展阶段相关支持政策的实施均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体系支撑,政策工具多样,且政策之间衔接与协调性较好,不同时期政策重点鲜明,目标规划清晰,重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发挥相结合,并根据不同时期国际与国内能源经济环境变化适时做出政策调整。尽管我国与日本在资源能源禀赋、能源市场环境以及政策推进体制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本文认为日本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体系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必须坚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结合日本经验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李昉[9](2020)在《中国当代舞剧典型形象研究》文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一种文明的诞生,是由一代又一代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共同构成的。舞剧典型形象的创造,归根结底就是塑造这些鲜活的生命体。中国舞剧以这鲜活的生命体为载体,传递精神信仰,增进民族凝聚力。借助舞剧这一世界通用语言,以一种可被全世界接纳和追随的姿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典型理论结合舞剧的形象塑造及形态分析理论来研究舞剧时可以得出:中国舞剧文化艺术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以“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以中为本、为体,以外为末、为用的不断地对外吸收、借鉴、融合的历史。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舞剧系列典型形象的创造,证明了中国舞剧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艺术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形成了独有的典型形象发展脉络,承载的是国民精神的精华。中国舞剧典型形象蕴含了中国舞剧人对于典型形象的文化精神追求、表现手法探索的不懈探索,形成了“道”(人文内涵)与“技”(艺术技能)并重的艺术追求。构成了以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形象、追求济世安民的文士形象、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形象、追求中华崛起的奉献者形象为特征的五大典型形象“类型群”。中国舞剧的典型形象创造一直在舞剧形象的鲜明性、舞剧性格的成长性、舞剧行动的冲突性上进行典型创造;中国舞剧情节结构的构思需要坚持“以人为本”、语言风格的营造需要“表意优先”、叙事手段的整合坚持“情思至上”。中国当代舞剧为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
李超[10](2020)在《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制药产业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医药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而我国无论在企业规模、产品结构、经济效益、研发能力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弥补这种差距,我国制药产业的未来应该走哪条发展之路,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之所以以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美国和欧洲是现代生物制药产业的奠基者和领跑者,是传统的制药强国,而日本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制药产业,逐渐形成了极具本国特色的产业环境和国家竞争力。美国、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尖端制药领域的领头地位,其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不仅有助于规划我国制药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更有助于我国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传统中医药。因此,本研究对我国制药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等理论作为基础,从宏观视角分析制药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环境,总结主要影响因素、归纳产业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能够体现制药产业内外表征的综合评价体系,探究各国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各个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探究关键竞争要素提供方向性指导;随后采用个体固定效用模型对各国头部制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企业层面产业规模和产业质量指标下的竞争因素的作用;再使用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的方法,对各国产业结构进行解析,分析了各国制药企业分布的结构性差异;基于上述的研究过程,本研究分析了企业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产业层面的作用,确定了11个制药产业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推导出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和形成逻辑,并分析了各国竞争力形成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制药产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产业特质,揭示了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路径,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未来发展战略。从产业层面来讲,本研究从实证结果推理出各个显着的影响因素与产业各方面的竞争力、以及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单向或双向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精妙的循环。本研究注意到,某一些因素是可以通过“主动”改变或刺激来提高,如研发投入强度、员工数量、研发投入,进而启动整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因此,一般来说,在具备一定产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要形成其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创新力度,扩大员工数量提升规模,从内部形成正向循环,也需要鼓励科学研究、完善金融制度和企业融资融券环境、制定合适恰当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国家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完善产业的支撑环境。基于对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的分析,本研究从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产业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制药产业的实际状况出发,本研究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六大战略方向,学习日本鼓励对仿创药的研发;并且,如果能以现代医学的科学方式去解构中医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持续推进中药标准化、国际化进程,中国制药产业必将在世界独树一帜。
二、2000年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 |
(一)城市社区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四)共生 |
二、理论基础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二)治理理论 |
(三)共生理论 |
三、分析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方法及思路 |
第一章 概念、理论与相关文献综述 |
第—节 概念界定 |
一、高铁与高铁产业 |
二、战略传播 |
第二节 战略传播理论探讨 |
一、战略传播机制的整体性与协同性 |
二、战略传播内容彰显软实力 |
三、战略传播手段多样与整合 |
四、战略传播受众具有针对性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一、高铁产业的多面向研究 |
二、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战略传播研究 |
三、企业声誉管理、品牌形象等相关研究 |
第二章 中国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发展背景 |
第—节 中国高铁诞生前的国内铁路发展现状 |
第二节 中国高铁发展相关问题的论争与博弈 |
一、关于高铁建设时间的论争 |
二、关于高铁建设技术的论争 |
三、关于高铁建设路线的论争 |
第三节 中国高铁在挫折中负重前行 |
第三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机制 |
第—节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一、高度集中的全行业整体协同体制 |
二、高度集中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运行机制 |
一、铁道部主导的战略传播议程设置机制 |
二、新媒体环境下产业内部舆情处置机制 |
第四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手段 |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意见领袖二次传播 |
第二节 借力国际会议和展览扩大影响力 |
第三节 与各种国际组织互动交流 |
第五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内容 |
第一节 主题设置:官方主导议题 |
一、中国高铁建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应 |
二、中国高铁建设的国际影响 |
三、中国高铁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成就 |
四、高铁建设中争议问题的回应 |
第二节 叙事方式:官方叙事、以我为主 |
一、叙事宏大、秀成就 |
二、借媒体采访传达高铁产业观点 |
第三节 表现形式:相对传统与单一 |
一、话语风格体现“优越感” |
二、视觉符号略显”单一化” |
第六章 中国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发展背景 |
第一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国内背景 |
第二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国际环境 |
第三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的战略优势分析 |
第七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机制 |
第一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一、企业主导与多主体合作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二、多主体合作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运行机制 |
一、顶层设计下的多主体联动机制 |
二、多层级的利益相关群体对话合作机制 |
第八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手段 |
第一节 致力于关系建立的人际传播 |
一、国家领导人的高铁外交 |
二、企业领导的高铁公关 |
第二节 与各团体和机构对话的组织传播 |
一、参加或主办各种国际展览、展会 |
二、与各种国际组织、团体开展交流 |
三、利用企业自营媒体开展传播活动 |
第三节 引导国内外舆论的大众传播 |
一、企业借力国内主流媒体外宣平台开展传播 |
二、借力国际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及本土媒体 |
第九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内容 |
第—节 主题设置:有高度、有温度 |
一、展示企业实力,善于“借嘴说话” |
二、分享合作成果,彰显共赢理念 |
三、履行社会责任,回应国际关切 |
第二节 叙事方式:受众视角,故事呈现 |
一、主动讲故事引发情感共鸣 |
二、借第三方之口讲故事体现可信性 |
第三节 表现形式:诉诸视觉与互联网语言 |
一、视听元素多彩呈现 |
二、话语内容吸引力强 |
第十章 中国高铁产业国际认同建构 |
第—节 战略传播对于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 |
一、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认同建构 |
二、相互依存、社会互动与认同建构 |
三、第三方身份再现共同命运情景 |
四、扩大共识以形成同质性认知 |
第二节 中国高铁产业国际认同现状 |
一、中国高铁产业的朋友认同现状 |
二、中国高铁产业的竞争对手认同现状 |
第三节 中国高铁产业认同层次提升策略 |
一、朋友关系认同的建构与维系 |
二、竞争对手关系的认同转化策略 |
结语 |
一、高铁产业战略传播机制由集中到协同 |
二、高铁产业战略传播手段由单一到多元化 |
三、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内容的受众视角转向 |
四、战略传播是高铁产业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深度访谈受访者基本情况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3)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框架 |
1.2.2 研究内容 |
1.2.3 研究方法 |
1.3 文献综述 |
1.3.1 城市群经济发展 |
1.3.2 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 |
1.3.3 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 |
1.4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
2.1 金融空间结构 |
2.1.1 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 |
2.1.2 狭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2.1.3 广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2.1.4 金融活动的空间关系演变 |
2.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
2.2.1 城市群的演变 |
2.2.2 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 |
2.2.3 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2.3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2.3.1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2.3.2 狭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2.3.3 广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第3章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3.1 城市群金融的发展现状 |
3.1.1 城市群金融发展现状 |
3.1.2 城市群金融发展问题 |
3.2 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时空演进分析 |
3.2.1 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
3.2.2 因子分析模型和相关指标 |
3.2.3 威尔逊模型和相关指标 |
3.2.4 F-H模型和相关指标 |
3.3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测度 |
3.3.1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总体特征 |
3.3.2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的地理区位分布特征 |
3.4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度测度 |
3.4.1 城市群金融资源总量特征 |
3.4.2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特征 |
3.5 城市群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测度 |
3.5.1 F-H模型 |
3.5.2 城市群金融一体化特征 |
3.6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状况 |
3.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 |
3.6.2 不同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
3.6.3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层级性特征 |
3.7 小结 |
第4章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4.1 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概况 |
4.1.1 城市群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
4.1.2 各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情况 |
4.2 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度 |
4.2.1 研究方法 |
4.2.2 结果分析 |
4.3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
4.3.1 研究方法 |
4.3.2 结果分析 |
4.4 小结 |
第5章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
5.1 金融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研究 |
5.1.1 研究方法 |
5.1.2 结果分析 |
5.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
5.2.1 解释变量选择 |
5.2.2 研究方法 |
5.2.3 结果分析 |
5.3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5.3.1 金融空间结构对不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5.3.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影响 |
5.4 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的主要结论 |
6.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6.3 金融空间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第7章 金融空间优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 优化金融空间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1 因地制宜实行差异性的优化措施,促进金融空间高效发展 |
7.1.2 探索行之有效的金融空间发展模式,促进金融空间一体化发展。 |
7.2 提升优化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
7.2.1 基础性金融资源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7.2.2 金融业态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7.2.3 金融创新与服务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1949—2019年中国自然地理学与生存环境应用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 引言 |
2 自然地理学实践与应用研究进展 |
2.1 综合自然区划服务国家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
2.1.1 经典综合自然区划服务国家农业生产 |
2.1.2 生态地理区划服务国家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
2.1.3 综合区划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
2.1.4 未来风险区划服务全球变化应对 |
2.2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服务中国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
2.2.1 土地资源的调查和研究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支撑 |
2.2.2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及其生态效应 |
2.3 自然灾害过程和风险评估研究服务国家减灾救灾需求 |
2.3.1 初步形成泥石流学科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减灾技术在国内外减灾中产生良好成效 |
2.3.2 灾害风险研究逐步从单灾种向多灾种综合风险转变 |
2.3.3 综合气候变化灾害风险评价体系逐步形成 |
2.3.4 灾害风险评估支撑了国家防灾减灾管理 |
2.4 荒漠化过程研究与防治技术研发促进国家荒漠化治理科学化 |
2.4.1 石漠化过程与防治研究为西南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
2.4.2 沙漠化和土壤风蚀研究直接服务西北地区的沙漠化防治 |
2.4.3 水土保持研究为东部季风区农业和生态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2.4.4 塔里木盆地水资源调控与生态屏障建设 |
2.5 地理综合研究推动黄淮海平原风沙盐碱地中低产田改造取得良好效果 |
2.5.1 盐碱地改良技术应用 |
2.5.2 风沙地改良技术应用 |
2.6 冻土工程研究为中国冻土工程与寒区大型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
2.6.1 青藏铁路冻土路基工程 |
2.6.2 青藏公路冻土路基工程 |
2.6.3 哈尔滨—大连季节冻土区高速铁路冻土路基工程 |
2.7 化学元素异常地理分布和机理研究服务国家地方病防治 |
2.7.1 发现低硒带,确定环境病因,为克山病和大骨节病防治提供有效途径 |
2.7.2 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病与环境图集》,系统揭示中国地方病分布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
2.7.3 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鼠疫与环境图集》,系统揭示了鼠疫流行的时空流行规律,阐明了鼠疫疫源地的类型、分布及其长期赋存机制 |
2.7.4 建立了环境砷氟暴露与地方性砷氟中毒的剂量与效应关系,为地方性砷氟中毒防治和国家饮水安全工程实施提供了科技支撑 |
2.8 空间定位观测与监测保障自然地理过程的创新研究 |
2.8.1 自然地理定位观测站建设推动地理学过程的定量化研究 |
2.8.2 定位观测和监测系统科技成果有力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
2.9 空间分异的度量与统计归因地理探测器 |
3 展望 |
(5)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创新 |
1.3 论文的主要不足之处 |
1.4 研究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2.1.1 股市危机的特征 |
2.1.2 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利弊之争 |
2.2 政府救市政策的方式及政策效应的评价 |
2.2.1 政府干预政策的目标及方式划分 |
2.2.2 股市平准基金的设立 |
2.2.3 政府干预股市的政策效应 |
2.3 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行为研究总结 |
2.3.1 中国政府干预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2.3.2 中国政府历次干预股市的方式及影响分析 |
2.3.3 2015年中国股市崩盘的成因分析 |
2.3.4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理论研究与不足 |
2.3.5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实证研究与不足 |
2.4 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处置理论探究 |
2.4.1 政府干预措施退市的必要性 |
2.4.2 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困境 |
2.4.3 中国政府救市行动的后处置研究进展 |
2.5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各国(地区)政府股市救助政策的比较 |
3.1 自由放任走向积极干预的美国股市 |
3.1.1 “黑色星期四”:自由放任主义 |
3.1.2 “黑色星期一”:建立熔断机制 |
3.1.3 2000年互联网泡沫:交易制度改革 |
3.1.4 2008年金融危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
3.1.5 2020年股市崩盘:无限量量化宽松 |
3.2 股市平准基金盛行的亚洲市场 |
3.2.1 日本经济泡沫与非传统货币政策 |
3.2.2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政府注资 |
3.2.3 俄罗斯金融危机与政府借贷 |
3.2.4 1998年中国香港金融危机与盈富基金 |
3.2.5 中国台湾股市危机与股市平准基金 |
3.3 中国大陆的股市干预史 |
3.3.1 中国2015年以前的历次股市干预 |
3.3.2 2015年中国政府救市计划简介 |
3.3.3 中国政府的股市干预措施总结 |
3.4 各国(地区)政府救市政策对比 |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政府入市的理论分析 |
4.1 噪声交易模型在中国股市的适用性 |
4.2 入市模型基本假设 |
4.3 无政府干预的市场均衡 |
4.4 政府股市干预的行为及其目标 |
4.5 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均衡 |
4.6 政府入市效应的理论假说 |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政府救市资金运行的统计分析 |
5.1 救市资金持股统计 |
5.1.1 持股规模 |
5.1.2 持股结构 |
5.2 救市资金动态追踪 |
5.2.1 持股规模变动 |
5.2.2 持股结构调整 |
5.3 救市资金持股指数编制 |
5.3.1 指数计算说明 |
5.3.2 救市资金整体持股指数 |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政府救市效果的实证检验 |
6.1 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
6.1.1 流动性衡量及假设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6.1.3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
6.1.4 DID流动性实证结果 |
6.1.5 稳健性检验 |
6.2 救市资金对市场整体波动性的影响 |
6.2.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6.2.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6.2.3 序列平稳性检验 |
6.2.4 GARCH模型检验结果 |
6.3 救市资金对个股波动性的影响 |
6.3.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6.3.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6.3.3 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检验结果 |
6.3.4 GMM稳健性检验 |
6.4 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分析 |
6.4.1 噪声交易的量化 |
6.4.2 噪声交易机制检验 |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资金退出策略(后处置)研究 |
7.1 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理论研究 |
7.1.1 退市模型设定 |
7.1.2 定义均衡策略 |
7.1.3 退市均衡策略求解 |
7.1.4 两期模型下的政府退市策略设计 |
7.1.5 政府退市模型的政策含义 |
7.2 救市资金退市的现实依据 |
7.2.1 收益率估算方法 |
7.2.2 救市资金初始成本核算 |
7.2.3 救市资金累计收益率核算 |
7.2.4 救市资金与A股股指收益比较 |
7.2.5 救市资金收益横向比较 |
小结 |
第八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论文框架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 |
2.2 国内文献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城镇化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3.1.3 新型城镇化 |
3.1.4 绿色发展 |
3.1.5 绿色城镇化 |
3.1.6 耦合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3.2.5 系统理论 |
3.2.6 PSR框架模型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4.3.7 其他原因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6.2.2 权重的确定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6.2.4 数据来源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1.1 德国埃朗根 |
7.1.2 瑞典马尔默 |
7.1.3 美国伯克利 |
7.1.4 日本北九州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2.1 北京 |
7.2.2 上海 |
7.2.3 贵阳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作者简历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技术路线 |
1.3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理论与评价模型 |
2.1 向海经济相关理论 |
2.1.1 向海经济概念的讨论 |
2.1.2 向海经济概念的界定 |
2.2 绿色发展相关理论 |
2.2.1 绿色发展的基本概念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2.2.4 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
2.2.5 生态补偿理论 |
2.2.6 陆海统筹理论 |
2.2.7 高质量发展理论 |
2.3 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相关评价模型 |
2.3.1 基于DEA的绿色发展评价模型 |
2.3.2 基于耦合协调度与空间自相关的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
第三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3.1 海洋经济绿色发展评价综述 |
3.1.1 海洋经济效率方面的研究 |
3.1.2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
3.1.3 海洋经济绿色效率方面的研究 |
3.1.4 海洋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选择方面的研究 |
3.2 陆域经济绿色发展评价综述 |
3.2.1 关于海岸带生态问题的研究 |
3.2.2 关于沿海经济带发展问题的研究 |
3.3 海陆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综述 |
3.3.1 海洋经济对沿海区域经济、陆域经济的影响研究 |
3.3.2 海陆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研究 |
3.3.3 海陆关系形成动因阐释研究 |
3.3.4 海陆经济关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3.3.5 海陆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研究 |
3.3.6 海陆经济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
第四章 国内外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模式与政策 |
4.1 国外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的模式与政策 |
4.1.1 美国:强化海洋战略引领 |
4.1.2 日本:以海立国 |
4.1.3 欧盟:积极培育蓝色经济增长极 |
4.1.4 经验与启示 |
4.2 国内先进省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的模式与政策 |
4.2.1 注重发挥组织领导 |
4.2.2 强化海洋顶层谋划 |
4.2.3 完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 |
4.2.4 加强海洋科技协同创新 |
4.2.5 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
第五章 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5.1.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一般原则 |
5.1.2 DEA对指标选择的要求 |
5.2 海洋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2.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5.2.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5.3 陆域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3.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具体原则 |
5.3.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5.3.3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5.4 海陆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4.1 评价指标体系的一般原则 |
5.4.2 评价指标选择的要求 |
5.4.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5.4.4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第六章 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实证研究 |
6.1 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6.1.1 海洋捕捞产量 |
6.1.2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
6.1.3 港口货物吞吐量 |
6.1.4 工业废水排放量 |
6.1.5 R&D经费支出 |
6.1.6 固定资产投入 |
6.1.7 运输路线长度 |
6.1.8 涉海就业人数 |
6.1.9 地区GDP |
6.1.10 人均GDP |
6.1.11 海洋生产总值 |
6.1.12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GDP比重 |
6.1.13 海洋环境保护区数量 |
6.1.14 海域使用权确权面积 |
6.2 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
6.2.1 调整投入前的结果 |
6.2.2 随机前沿分析的结果 |
6.2.3 调整投入后的结果 |
6.3 中国陆域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
6.3.1 超效率DEA模型结果分析 |
6.3.2 回归分析结果 |
6.3.3 中国沿海地区陆域经济绿色发展优劣势分析 |
6.4 中国海陆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价 |
6.4.1 海陆经济协调发展的助推效应评价 |
6.4.2 海陆经济协调性分析 |
6.4.3 中国沿海地区海陆经济协调性的空间格局演变 |
6.4.4 中国沿海地区海陆经济协调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七章 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的趋势判断与政策建议 |
7.1 中国向海经济发展的趋势判断 |
7.1.1 中国向海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
7.1.2 当前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的主要短板 |
7.2 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
7.2.1 坚持以陆海统筹为战略引领 |
7.2.2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
7.2.3 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
7.2.4 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
7.2.5 扎实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
7.2.6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8)日本新能源产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既有研究的评价)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与目标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结构框架安排 |
第五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点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新能源的基础分析与理论综述 |
第一节 新能源的基础分析 |
一、日本的新能源概念界定、范围及在能源体系中的地位 |
二、新能源的优势与课题、普及必要性 |
三、世界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与前景 |
第二节 发展新能源产业的相关理论综述 |
一、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
三、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四、外部经济性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日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背景与发展历程演变 |
第一节 日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背景 |
一、国内背景 |
二、国际背景 |
第二节 发展历程演变 |
一、石油危机后的新能源技术研发阶段 |
二、促进新能源利用量扩大的初步阶段 |
三、推进新能源利用量扩大的加速深化阶段 |
第三节 日本新能源产业的战略目标与发展现状 |
一、总体战略目标规划 |
二、发展现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日本新能源产业支持政策 |
第一节 新能源政策推进体制 |
一、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 |
二、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
三、内阁府能源环境会议 |
四、民间新能源政策促进框架 |
第二节 新能源利用普及扩大促进政策 |
一、配额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RPS) |
二、固定电价制(Feed-in Tariff,FIT) |
第三节 新能源设备投资支援政策 |
一、补贴制度 |
二、优惠税制措施 |
三、优惠融资制度——环境能源对策资金 |
第四节 新能源电力电网接入制约相关的技术与制度对策 |
一、送电系统接入制约问题的出现背景 |
二、电网接入制约问题的技术与制度对策 |
第五节 新能源汽车产业支持政策 |
一、清洁能源汽车补贴制度 |
二、环保汽车减税制度 |
三、充电设施补贴 |
第六节 民间推进新能源普及扩大支援举措——绿色电力制度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影响因素与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日本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测度与评价 |
一、绿色经济增长的内涵与体系构成 |
二、日本绿色经济增长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
三、测度方法与结果分析 |
第二节 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及动态交互关系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二、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ADL模型估计 |
三、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 |
第三节 日本新能源政策有效性评价——基于RPS制度、FIT制度的对比分析 |
一、RPS制度——自行开展新能源发电业务 |
二、RPS制度——从新能源发电商购入新能源电力 |
三、RPS制度——从新能源发电商购入新能源电力相当量(TGC) |
四、RPS制度与FIT制度并存运行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
第一节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与现状 |
一、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必要性与进程 |
二、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与特点 |
三、中国新能源补贴政策演变、优势与发展课题 |
第二节 中日新能源产业政策对比及政策建议 |
一、中日新能源产业发展路径与政策对比 |
二、政策建议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中国当代舞剧典型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目的 |
一、为何要研究舞剧的典型形象 |
二、如何来研究舞剧的典型形象 |
第二节 选题范围及理论依据 |
一、选题范围 |
二、理论依据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述评 |
一、第一条进路:中国舞剧相关文献综述 |
二、第二条进路:艺术典型理论相关文献综述 |
三、第三条进路:舞蹈形态分析相关文献综述 |
四、拟解问题 |
第一章 中国当代舞剧典型形象的时代特征研究 |
第一节 “艰苦奋斗”时期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特征研究(1949-1966) |
一、“艰苦奋斗”时期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文化精神追求 |
二、“艰苦奋斗”时期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表现手法探索 |
小结 |
第二节 “团结奋斗”时期(一)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特征研究(1978-1989) |
一、“团结奋斗”时期(一)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文化精神追求 |
二、“团结奋斗”时期(一)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表现手法探索 |
小结 |
第三节 “团结奋斗”时期(二)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特征研究(1990-2012) |
一、“团结奋斗”时期(二)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文化精神追求 |
二、“团结奋斗”时期(二)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表现手法探索 |
小结 |
第四节 “逐梦奋斗”时期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特征研究(2013-2019) |
一、“逐梦奋斗”时期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文化精神追求 |
二、“逐梦奋斗”时期中国舞剧典型形象的表现手法探索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当代舞剧典型形象的形态构成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当代舞剧形象的主要构成类型 |
一、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 |
二、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形象 |
三、追求济世安民的文士形象 |
四、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形象 |
五、追求中华崛起的奉献者形象 |
第二节 中国当代舞剧革命者典型形象分析 |
一、从“报私仇”到“为人民”——《红色娘子军》的吴清华 |
二、“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傲雪花红》的刘胡兰 |
三、奏响民族救亡最强音——《铁道游击队》英雄群像 |
四、“双面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 |
第三节 中国当代舞剧奉献者典型形象分析 |
一、《敦煌》守护人的“爱的奉献” |
二、“不荒芜”的《戈壁青春》 |
三、奉献精神筑成双重生命的《天路》 |
四、伟大出自平凡——《草原英雄小姐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当代舞剧典型形象的未来创造展望 |
第一节 中国舞剧典型形象创造的历史经验反思 |
一、在舞剧形象的鲜明性上进行典型创造 |
二、在舞剧性格的成长性上进行典型创造 |
三、在舞剧行动的冲突性上进行典型创造 |
第二节 中国舞剧典型形象创造的时代风尚体悟 |
一、“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
二、“精准扶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三、“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第三节 中国舞剧典型形象创造的舞剧本体求索 |
一、舞剧情节结构的构思坚持“以人为本” |
二、舞剧语言风格的营造坚持“表意优先” |
三、舞剧叙事手段的整合坚持“情思至上”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回顾 |
二、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10)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2.1.2 产业竞争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制药产业发展相关文献 |
2.2.2 企业竞争力相关文献 |
2.2.3 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相关文献 |
2.2.4 竞争力评价体系文献 |
2.3 文献述评 |
第3章 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3.1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3.1.1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状况分析 |
3.1.2 美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3.1.3 日本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3.1.4 欧洲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3.2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3.2.1 企业发展周期视角下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3.2.2 制药企业发展过程中相关因素的作用 |
3.2.3 制药产业发展内外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
3.3 制药产业特征分析 |
3.3.1 产业需求特征 |
3.3.2 产业竞争特征 |
3.3.3 产业技术特征 |
3.3.4 产业发展特征 |
3.3.5 产业盈利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及竞争力评价 |
4.1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 |
4.1.1 产业发展状况相关要素 |
4.1.2 产业支撑环境相关要素 |
4.2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4.2.1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概述 |
4.2.2 评价指标的界定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2.4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模型 |
4.2.5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优势比较与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制药产业关键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5.1 产业规模、产业质量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5.1.1 实证研究设计 |
5.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5.1.3 产业规模指标分析过程 |
5.1.4 产业质量指标分析过程 |
5.2 产业结构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比较 |
5.2.1 实证研究设计 |
5.2.2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
5.2.3 制药企业单一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5.2.4 制药企业全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分析 |
6.1 产业规模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6.1.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6.1.2 关键因素分析 |
6.2 产业质量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6.2.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6.2.2 关键因素分析 |
6.3 产业结构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6.4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与差异分析 |
6.4.1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关键因素作用 |
6.4.2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综合分析 |
6.4.3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差异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7.1 主要结论 |
7.2 对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启示 |
7.2.1 中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7.2.2 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分析 |
7.2.3 中国制药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
7.3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7.3.1 不足之处 |
7.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2000年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D]. 张玲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徐文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1949—2019年中国自然地理学与生存环境应用研究进展[J]. 陈发虎,吴绍洪,崔鹏,蔡运龙,张镱锂,尹云鹤,刘国彬,欧阳竹,马巍,杨林生,吴铎,雷加强,张国友,邹学勇,陈晓清,谈明洪,王训明,包安明,程维新,党小虎,韦炳干,王国梁,王五一,张兴权,刘晓晨,李生宇. 地理学报, 2020(09)
- [5]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D]. 王晓丹. 山东大学, 2020(02)
- [6]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7]中国向海经济绿色发展研究[D]. 黄灵海. 中国地质大学, 2020(03)
- [8]日本新能源产业政策研究[D]. 李晓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中国当代舞剧典型形象研究[D]. 李昉.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10]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D]. 李超.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标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世界六大城市群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中国城市群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