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现状的四个基本认识

一、关于职业教育地位的四点基本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朱文宇^[1]（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王东红^[2]（2021）在《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需要我国公民具有良好的法治意识,特别是宪法意识。大学生作为我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青年群体,是当代中国学习、遵守、普及和维护宪法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未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宪法意识是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统领,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法律意识,是大学生关于宪法的知识、观点、心理和思想的总和。它反映了大学生对现行宪法和宪法实施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具体包括大学生对宪法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对宪法之治的渴望和践行的意志等。论文厘清宪法意识与法律意识、宪法意识与法治意识、宪法意识与公民意识、宪法意识与宪法思维、宪法意识与宪法信仰等相关概念的关系。揭示了宪法意识的横向结构,即包括宪法知识、宪法理想、宪法情感、宪法意志、宪法评价和宪法信仰六个方面内容。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宪法至上意识、党的全面领导意识、基本权利意识、权力监督意识和遵守规则意识。论文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及其培育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至上意识尚未形成、基本权利意识有待加强、权力监督意识有待提高等。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方面,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封建残余观念的影响和宪法未得到全面实施的影响等。学校因素方面,对宪法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主导师资力量不足、没有形成培育合力等。家庭因素方面,家长受自身宪法法律知识和宪法意识的限制,缺乏对孩子进行宪法意识培育重要性的认识;家长培养目标的功利性,缺乏对孩子个性自由的尊重;家长教育方式或溺爱或体罚,缺乏对孩子进行规则意识和监督意识的培养等。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主观原因主要是:宪法社会实践体验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确立,认识能力分析能力较低,缺乏学习和思考的主观能动性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论文认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推进大学生宪法意识提高为目标,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大学生成长规律,采用多种途径和方法进行培育的过程。论文明确了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和原则。强调通过优化社会环境、加强学校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和强化自我教育四种途径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

龙海霞^[3]（2021）在《活动理论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老年群体社区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19年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陆续完成,搬迁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后续扶持上来。“搬得出”是关键,“稳得住”才是硬道理,引导搬迁群众顺利融入新社区、新环境,确保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住、能融入成为扶贫后续扶持工作的重点。2018年贵州率先在全国系统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重点关注搬迁后搬迁群众社会融入问题。2020年以来,铜仁市围绕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引进一批社会工作人才下沉搬迁社区协助搬迁群众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融入,全面完成由农民向市民转变。本研究基于笔者在铜仁市X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为搬迁老年群体所进行的社区融入实务经验,X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为铜仁市“十三五”跨区县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的安置点之一,原为经济适用房,后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相较于买房入住居民少,这一比例在老年人口中尤其突出。社区内搬迁老年群体多数属于被动搬迁群体,当中还存在不同比例的退休、丧偶及空巢老人。搬迁后,他们从同质性强的农村社区转到异质性强的城市社区,从农村社区生活转为城市社区生活,被动切断与土地的关系,切断与老友的联系。研究表明,相较于年轻人,搬迁后老年人更难适应新的社区生活,尤其是丧偶、退休搬迁老年群体。在生活上,搬迁老年群体的空闲时间突然增多,但消遣方式匮乏,精神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不仅出现主动缩小社会交往范围、中断中年时期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等现象,在心理上对新社区难以形成对归属感、认同感,这不仅影响搬迁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也为搬迁后续工作中群众社区融入工作带来挑战。基于此,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及实地研究法深入了解分析X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群体社区融合现状,资料梳理发现社区内搬迁老年群体在社区融合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变迁迅速,融入新生活难;二是原社会支持网络断裂,新关系网络联结难;三是精神生活单一,社区参与度低。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探寻引发该现状的影响因素,发现存在内因及外因两种主要原因,内因主要体现在个人层面上,主要表现在个体生理机能衰退、心理上产生老年无力感等。外因主要是家庭层面与社区层面,家庭层面主要表现在家庭成员倾向于物质上的满足忽视精神上的陪伴与支持及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过度保护”;社区层面主要表现为社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老年人针对性的活动场所;社区活动宣传不足,老年人缺乏接收活动信息的渠道;作为跨区县安置点,社区还包括买房入户居民,社区缺乏针对性的社区融入活动。通过材料梳理及问题、原因探析,本研究采用活动理论为主要指导理论,以社会支持理论作为补充,选择小组工作方法作为介入手段进行完整的介入服务,介入取得一定的成效,研究对象不仅提高活动水平,顺利完成角色转换,适应新社区生活,还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增进社区归属感。但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不足影响服务过程及其成效、活动理论自身局限性难以全面实现社区融合目标、社区内针对性关爱老年人公共服务设施亟待完善。针对研究反思提出三点建议:一提升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应重视实务能力训练;二是借助其他理论促进活动理论与社区融合的整合;三是健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付丹丹^[4]（2021）在《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社区适应研究 ——以贵州M市“社工黔行”项目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以来,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成为了我国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输送模式。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央确定的“五个一批”精准扶贫脱贫工程之一,为了助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促进安置点居民能适应社区新环境,贵州省民政厅以项目购买的方式,在贵州省内建立了64个社会工作站,以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优势,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注入动力。作者通过实地研究,在社会适应理论和空间理论的指导下,对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的社区适应进行探究。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调查和分析了居民在社会交往、文化层面、生计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适应状况,探究社会工作方法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的社区适应如何开展服务。通过评估发现,服务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即居民在社会交往、文化层面、生计模式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适应状况均有所改善。论文从理论运用、服务方法、服务过程、服务评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研究发现: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的社区适应的服务具有理论和服务方法的专业优势。然而在服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服务与需求不对称,服务质量有待提高。主要表现为:居民实际需求与社工认识存在偏差、服务指标的完成与服务质量的冲突、服务缺乏专业性,导致服务质量低。其次,社会工作者定位不够清晰,团队质量低。主要表现为:社工对自身角色定位模糊、社工对服务定位不清晰和社工团队质量低。此外,在服务评估中存在“重指标,轻过程”的现象、评估材料单一的局限。基于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论文提出以下建议:聚焦服务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发挥社工角色功能,提高团队质量;加强对服务的监督,提高评估可信度。

徐刚^[5]（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王东^[6]（2020）在《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晴雨表,国家的兴旺和强盛离不开青年,特别是离不开一大批青年人才的智慧和力量。正值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国家需要一大批青年人才艰苦奋斗、戮力同心、发挥才智,积极投身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重视历史传承,紧扣时代脉搏,突出强调青年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围绕青年这一对象深刻阐述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青年人才、新时代怎样培养青年成才、新时代青年自身应当怎么样成才等问题,经过不断升华发展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的重要论述,这对于新时代党团的青年工作、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以及青年自身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的重要论述展开研究,对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基本特征进行探析,进而总结出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世界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具体来看,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含了对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重难点、创新与不足以及相关概念界定等内容的梳理与呈现。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形成条件主要包括时代要求、理论来源、现实依据和主观条件。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时代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影响青年成才、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急需青年成才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情催生青年成才。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青年成才思想提供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青年成才观提供直接来源。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现实依据是基于:伟大复兴“中国梦”呼唤青年成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青年成才以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旨在培育青年成才的国情社情育情而来。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主观条件则包括了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习近平的工作实践经历。第三部分主要梳理了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部分包括五个方面:关于青年成才目标的重要论述、关于青年成才原则的重要论述、关于青年成才养分的重要论述、关于青年成才途径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青年成才环境的重要论述。第四部分主要揭示了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具体呈现为:引领性:强化青年成才价值引领、务实性:突出青年成才实践养成、针对性:遵循青年成才生成规律以及开放性:审视青年成才世界眼光。第五部分力求凝炼出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包括世界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世界价值体现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以及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所匹配的人才素养提供参照。理论价值主要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成才的思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青年成才观、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为新时代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理论指导、为当代青年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提供重要指引、为新时代党团青年工作的前进方向提供新的思路。

娜斯佳（Anastasia Vorontsova）^[7]（2020）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学校汉语教学现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无论从哪个视角或方面进行讨论都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更决定其生活品质及生活方式。俄罗斯与中国的教育体系大相径庭,教学方法及采用的教学策略也有所不同,因此很多中国学者、在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都对俄罗斯汉语教学及课程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本研究包括教学法论、课程内容、教师及学生实际情况等方面,将对中俄语文教学方法的拓展及教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本研究从七个方面介绍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开设汉语课程的五所高等院校,并对这些高等院校进行调查。具体来说,这七方面包括:一、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目标;二、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内容;三、俄罗斯的评价标;四、俄罗斯远东地区教学环境;五、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方法;六、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师队伍;七、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包括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开设汉语课程的五所高等院校。虽然本调研的研究领域宽,研究方面广,但本文提供了真实且可信度极高的调查研究数据。截至目前,本研究是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市开设汉语课程的五所高等院校汉语教学最具拓展性的唯一研究。本文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及价值。对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与不足、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的部分（包括:苏联和俄罗斯评价标准、苏联和俄罗斯教育体系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现阶段总览）进行详细的介绍。第二部分,中俄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述了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第三部分,研究的理论基础。这部分介绍了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含义及要点,并且指出这些方面与汉语教学的关系及它们对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此外,第三部分的目标是从理论方面分析两要素对语言教学过程的影响（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习得）、俄罗斯汉语教学的状态,并分析俄罗斯汉语教学的主要因素（包括俄罗斯汉语教学目标、俄罗斯汉语教学内容、俄罗斯评价标准、俄罗斯汉语教学环境、俄罗斯汉语教学方法、俄罗斯汉语师资与俄罗斯汉语学习者）。该部分的理论对研究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的研究就是上述汉语教学的因素。因此,第三部分奠定了本研究汉语教学理论的基础。研究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历史。本章介绍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历史、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阶段。其发展共有三阶段:第一阶段为汉语教学的发端,即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第二阶段为汉语教学的稳步发展,即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第三阶段为汉语教学的加速发展,即20世纪下半叶至今。这部分还归纳了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四个发展因素（地理因素、人口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此外提出了该地区的三个主要发展特点:一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曲折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形成的缓慢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过程的断续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现代发展的稳定性）;二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迟缓性;三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复杂性（包括两个方面: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复杂性与迟缓性的因果关系）。第五部分,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对该地区汉语教学现状的研究。本部分介绍了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包括七个方面:研究过程、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教学开展概况、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目标定位现状、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教材选择与使用现状、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环境现状、俄罗斯远东地区教学师资现状、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现状。第六部分,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汉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并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哈巴罗夫斯克高等院校汉语教学的研究表明,主要问题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目标存在问题（问题有四点:汉语教学目标不清晰、汉语教学目标的制定与教学内容脱节、教学目标单一、汉语教学目标制定过低）;二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队伍存在问题（问题有四点:汉语教学师资收入低、汉语教学师资从事汉语教学的时间短、汉语教学师资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经历少、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师缺乏工具性动机）;三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问题有四点:俄罗斯评价标准缺乏客观性与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教师公平度的判断缺乏明确性）;四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课程内容存在问题（问题有四点:汉语课堂上只采用俄文版的汉语教材、汉语教材的听力材料不足、汉语教材不符合教学活动、汉语教材提供的中国文化知识不多）;五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教学环境存在问题（问题有三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环境缺乏系统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环境缺乏能动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师行为模式不利于良好的课堂气氛）;六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存在问题（问题有四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的拼音及声调发音不标准、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汉语语法理解度低、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识字率低、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缺乏学习动机）;七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问题有三点:教师的教法单一、不符合教学活动、缺乏现代化）。此外,本部分从本质上解释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对其进行分析。第七部分,主要从两方面论述当前对外汉语教学的现状: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结合部分教学案例、问题调查结果、访谈结果并加以说明。该部分还介绍了改善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对策及建议。具有七个方面:一、提高高等汉语教学目标的清晰度及适切性（包括两个点:依据不同汉语水平层次设定梯次性教学目标与依据汉语不同需求设定不同功能的教学目标）;二、优化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内容;三、优化俄罗斯汉语教学的评价标准;四、改善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环境;五、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方法的适切性;六、改善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教师工作条件与提高汉语教师的动机;七、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学习者的生活条件与学习效率。研究分析表明,为了在汉语教学过程中获得成效,应该采取对策改进把汉语教学作为第一语言及第二外语的整个过程。需要改进的方面有四个:改进学习汉语学生学习进度的对策、改进汉语教师课程设置的对策、改进办学机构设备的对策。此外,本章也给中国国家汉办提出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改进建议。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既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现状进行调查,明确该地区汉语教学的所处发展阶段,了解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基本情况,又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探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改进的策略,为俄罗斯汉语教学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可供推广的研究成果。

闫博^[8]（2020）在《一战时期沃尔特·李普曼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外交政策变化的重要时期。威尔逊将这场战争视为美国攫取世界霸权和重塑国际关系的绝好时机。这场战争也吸引了美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沃尔特·李普曼作为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及战后和平计划的制定者,在一战时期威尔逊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战时期李普曼外交思想的形成,来自于他对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的务实思考。李普曼认为,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拥有大国地位,应当致力于实现美国的对外民主承诺,积极发挥其在国际力量平衡中的巨大作用,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和真实的,是其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立足点。鉴于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时孤掌难鸣的局面,李普曼主张,美国应适时调整自己的对英政策,努力寻求与大英帝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与共赢。此外,他对当时的民族问题也有所思考,并提出大国帮助落后民族谋求自治及设立国际仲裁机构调解冲突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李普曼在战争时期践行着自己的外交设想。战争之初,他通过撰写社论与着书立说,向民众传达着自己对战争及美国对策的看法。李普曼主张,美国应采取灵活的对外政策及“有准备”的中立,适时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更好地维护美国的战时利益。随着战争的推进以及美德关系的恶化,他转而支持美国干预战争,并参与到威尔逊政府的外交决策中,对于“十四点”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争末期,李普曼加入和平谈判委员会,为筹备和平会议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一战时期的李普曼以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政策分析师的身份,围绕着美国的现实利益,提出了自己对外交政策的务实构想。战争的发生也为其外交实践提供了巨大的舞台。李普曼通过参与威尔逊政府的对外决策,深刻影响了世纪之交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他利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回答了知识分子应如何在自由政体中发挥作用。

罗昭希^[9]（2020）在《“四点半课堂”的实施效果评价研究 ——以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德社区为例》文中提出人们的现代生活节奏逐渐加快,中小学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走出课堂后只会玩耍,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课外空间更加丰富多彩。随着“减负”口号的提出,学生空余时间更多,而他们的父母的工作时间却没有缩减,导致中小学生的课外时间根本不在监管的范围之内,即在中小学生下午放学至父母下班回家的时间段内基本处于无监管的状态,由于课余时间的教育监管、安全监管落后,导致学生频频出现校外安全问题。由此可见,非常有必要通过多种途径使孩子安全、顺利地度过放学后至父母回家的这段时间,使中小学生成长过程中免受网吧、暴力、交通事故、拐卖等各种阴险因素的侵害,争取让中小学生在课外活动场所有秩序地开展各种安全活动。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德社区推出了“四点半课堂”模式,通过在实践中积极运用该模式,不仅中小学生的课余时间利用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中小学生的安全问题得到有效控制,最重要的是,学生的课余生活、课后辅导以及课外活动等方面的问题都随之得以解决。本文立足于课后服务的角度,主要运用访谈法、调查问卷法、观察法研究了龙德社区“四点半课堂”模式的发展过程,归纳出龙德社区“四点半课堂”的基本发展状况以及课外活动课程设计情况,阐述了学生是否可以通过这一模式充分接受各种课外教育活动,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强调要在立法保护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和落实有效的应对策略,充分发挥课余教育的作用,将课堂延伸至课余时间,以便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茹亚伟^[10]（2019）在《冷战前期美国对韩国的亲西方宣传政策研究（1945-1969）》文中研究说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陆军进驻朝鲜半岛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对朝鲜半岛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重建。历史上朝鲜半岛曾作为中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1910年被日本殖民,儒家文化和日本殖民主义在朝鲜半岛盛行。美军最初的重建目标是根除殖民主义残留。但是随着冷战从欧洲蔓延至亚洲,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美国在重建南朝鲜政权的过程中,反共成为首要目标。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韩国的改造主要继承了美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手法,即发展科技进而改造思想的理念,美国希望对韩国进行科技援助遏制共产主义在韩国滋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打乱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计划。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使用以行为科学为主导的宣传,争取韩国军人和普通群众的人心。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韩国的政策开始从战争状态逐渐过渡到经济发展状态。朝鲜半岛成为美苏生活方式面对面的竞争地区,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都在关注着这场竞争。韩国能否发展成功,成为亚洲自由世界以及第三世界评定西方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关键依据。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对在韩国实践现代化理论抱持很大兴趣,认为发展方式的竞争已经成为东西方竞争的重要内容。为了增强第三世界国家走西方发展道路的信心,美国以西方发展模式为样板支援韩国建设,但是对经济发展的过分强调反而给韩国的发展带来阻碍。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侧重把美国对韩国的宣传政策放在美国整体战略调整以及美国亚洲政策转变的历史语境下,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占领之初美国的重建工作。美国对南朝鲜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重建工作进行指导。但是重建面临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技术人员数量不足。韩国建国后发展逐渐平稳,美国向韩国派遣了规模庞大的军事顾问团,他们一方面弥补了韩国技术人员不足,另一方面传播美式文化。在对普通群众的宣传中,美军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向南朝鲜群众放映大量美国电影,以求改变他们的思想以实现美国的利益诉求。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在朝鲜半岛开展的心理战。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发动心理战的经验大多源于二战。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和平时期的宣传活动一直持保留态度。随着东西方冷战态势日益明朗化,和平时期的心理战宣传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朝鲜战争是心理战宣传转入和平时期后再次被应用于战场。尽管和平时期的心理战与战争时期的有所不同,但是两者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战争宣传成为验证和平时期宣传成效的极端手段。具体到韩国,美国将行为科学研究这一新兴的心理战研究成果应用到战场,对改变韩国人的心态产生重大影响。第三章,主要论证了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韩国援助的动机和具体内容。尽管韩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友,但是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却不是无偿的。随着亚洲格局的变动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美国对韩国从军事战略需求转移到经济发展需求,美国希望韩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以此来对抗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在援助韩国的过程中,美国深感由于韩国技术专家奇缺,美国制定的政策不能被韩国方面理解和采纳。为了帮助韩国更加全面地理解美国的政策,美国开始在相关技术领域对韩国人进行培训,在文化领域对韩国大学进行资助。第四章,阐释了现代化理论与韩国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冷战格局变动的年代,中苏分裂以及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力增强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谋求发展过程中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如果美国不能对这一变革形势进行把控,那么这些国家很有可能走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发展模式对亚洲国家的吸引使得美国不得不另辟蹊径,在韩国打造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模板。但是,美国在韩国推进的现代化过分侧重经济,致使韩国的政治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结语部分主要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美韩关系应该如何定位。美国一直认为韩国的军事价值不及其政治价值,尽管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涉足的第一场热战,但是从战争进程中美国的政策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意图在遏制中国且首选政策是从外部包围和进行政治施压。简而言之,美国在韩国的战略定位是实现政治上与中国对抗。其次,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基于何种认知。美国对韩国政策的认知从模糊变得清晰,在此过程中美国用西方固有成见看待韩国社会,认为韩国社会弊病诸多,并且一直认为韩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其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情结。在此过程中美国智识阶层成为影响华盛顿对不发达国家认知最重要的来源。最后,美国对韩国发展模式有何影响。美国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将这种情结转换成援助韩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必然导致韩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美国强调技术注重速度的思维被韩国人接纳,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问题视而不见,造成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

二、关于职业教育地位的四点基本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职业教育地位的四点基本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活动理论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老年群体社区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社区适应研究 ——以贵州M市“社工黔行”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学校汉语教学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一战时期沃尔特·李普曼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四点半课堂”的实施效果评价研究 ——以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德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前期美国对韩国的亲西方宣传政策研究（1945-1969）（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职业教育地位的四点基本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D]. 王东红.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8)
• [3]活动理论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老年群体社区融合研究[D]. 龙海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社会工作介入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社区适应研究 ——以贵州M市“社工黔行”项目为例[D]. 付丹丹.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5]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6]习近平关于青年成才的重要论述研究[D]. 王东. 西南大学, 2020(01)
• [7]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学校汉语教学现状研究[D]. 娜斯佳（Anastasia Vorontsova）.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一战时期沃尔特·李普曼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闫博. 河南大学, 2020(02)
• [9]“四点半课堂”的实施效果评价研究 ——以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德社区为例[D]. 罗昭希. 西南大学, 2020(01)
• [10]冷战前期美国对韩国的亲西方宣传政策研究（1945-1969）[D]. 茹亚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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