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改革的有益探索——评《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论文文献综述）
李铁绳[1]（2019）在《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与保障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活水源头。专业化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根本旨归。教师专业化必然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师教育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题。然而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不健全,导致教师教育转型脱离实际,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需求侧与教师教育供给侧出现结构性矛盾——基础教育需求侧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教师教育供给侧则是教师培养供过于求,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偏重微观分析,系统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研究者确定了教师教育专业化这一时代论题。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如何演进”,并聚焦于四个主要问题: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探析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本研究遵循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变及其逻辑按照一条主线与三条辅线展开研究,一条主线是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系统分析了我国师范教育初创、师范教育曲折发展、师范教育重建、教师教育转型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演进特征,重点厘清了每个发展阶段横断面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脉络与特色。三条辅线分别为:一是我国对西方教师教育制度体制的移植、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习日本——仿照美国——以俄为师——遍采各国,将西方教师教育理念、体制与我国教师教育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二是社会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需求、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专业发展等需求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诉求;三是师范生学费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免费——缴费——部分回归公费的变迁。同时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化进行了纵览与横述,以国际经验为镜鉴,启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研究最后聚焦于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了历史逻辑的变化,呈现了理论逻辑的特质,展现了实践逻辑的复杂。在实践逻辑方面,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变迁历程,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体制从制度断裂与制度渐变两个维度进行了制度变迁分析,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两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演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进图景。理论逻辑方面,分析了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重性,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实践逻辑方面,基于教师教育治理的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学校微观层面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策略,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走向。
NGUYEN PHUNG TAM[2]（2018）在《中越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史部分比较研究 ——以华东师大版和越南教社版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与越南同属儒家文化圈,又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几乎同时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有很多;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有许多共同遭遇,对历史的看法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中越两国的历史教育长期受前苏联模式影响,强调知识内容的学习;两国在历史课程与教科书编撰中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观点,这些共同之处提供了本研究题目的可比性原则。目前中越两国中小学历史课程与教科书正在进行改革,其中中国中小学历史课改是走在越南前面,尤其是中国上海市的中小学历史课改。笔者从一名越南留学生的角度在比较教育理论基础上对中越两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世界史部分——以中国华东师大版和越南教社版为例这一研究题目首先概括了有关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具体、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分析和比较。为了深化中越两国中小学历史课改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提高中越两国历史教科书撰写的实践改革、尤其是目前越南中小学历史课改正在进入起步的阶段。全文被组成为七个章,分别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章概括了本研究的提出问题,确认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界定了若干相关概念,对中越两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相关的各主要研究项目概括了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归纳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强调以比较教育因素分析法为本研究的理论前提。这是因为,历史教育比较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首先是比较教育的新分支之一。作为刚形成的新兴研究领域,历史教育比较研究显然以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为它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使用比较教育因素分析法,尤其是历史分析这研究方法针对中越两国中小学历史课改的历史沿革的概括、分析及其比较研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宏观背景。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章在比较教育因素分析法的基础下正式针对目前中国华东师大版和越南教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阐述了比较具体、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分析和比较。其中,这两章主要针对两者之间的课文内容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这两大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和具体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各主要因素影响进行了理解和总结。在上面比较研究的具体结果上,为目前越南中小学历史课改提出了启发性借鉴的研究目的,笔者从一名越南历史老师的意愿还设计了相关的教学实验的研究部分。因此,本研究的第六章则阐述了这份研究工作的内容、过程和结果。可说,通过教学实验的初步结果或多或少能看出来本研究的实践意义,或多或少也丰富了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等价值。第七章——这一最后章节不仅对本研究做了整体的总结工作而且对未来中国华东师大版与越南教社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相互启示以及研究展望。
张嘉欣[3]（2018）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传播与接受》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革故鼎新、承上启下、反思与重构并存的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各个领域也焕发出新的生机。为了适应新的社会体制,消除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文化领域的消极影响,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普及历史知识便显得尤为必要。历史通俗读物做为传播历史知识最为普遍的载体,得到了国家与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于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通俗读物编写出版的高潮。史学工作者秉承着材料上尊重史实,内容上简明扼要,情感上宣传爱国主义的原则,在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新编写数量大概有一千多种,体裁包括史话体、传记体、故事体、问答体、图解体、历史散文、游记多种形式,种类包括通史类、断代史类、历史常识类、文化知识类、中国革命史类、地方史类、民族史类、中外人物传记类、文物遗产类、经济科技史类等。这批历史通俗读物要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就需要通过一定途径将读物传播给更多的受众。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市场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84年进行的首届“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的评选,为广大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出版树立标杆的同时,也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对历史通俗读物的关注,推动了优秀读物的出版发行。以“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为代表的大规模读书活动,参与人数达数千万,覆盖职工、农民、青年、少年儿童等不同职业年龄人群,配有专题讲座、书刊评介、读书演讲、读书征文、知识竞赛、读书研讨、论文答辩等辅助形式,设有专门评价激励机制。有效的保证了阅读效果,加快了历史通俗读物向大众的传播速度。同时,在全面改革的浪潮中,图书发行机制开始多样化,地方出版社自主性增强,民营书店、个体书摊兴起。在自负盈亏的体制下,图书发行销售机构加强了对新出版读物的宣传,并通过参加各种书市、书展多渠道促进读物尽快流向读者。从上百万的发行量和再版量来看,这批历史通俗读物阅读者多,社会需求旺盛;从现有的报纸杂志书评对这些读物的好评来看,这批历史通俗读物质量较高,影响力大;从读书活动等普通读者的反馈资料来看,这批历史通俗读物在受众中流传广,推动了历史知识在民间的普及。
孟德楷[4]（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表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谷学峰[5]（2011）在《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国史学领域曾发生过一场规模宏大的所谓“史学革命”运动,这场“史学革命”给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还直接左右了其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史学的发展走向。本文通过对这场“史学革命”的考察分析,旨在准确把握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征,探求史学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建立,中国史学也面临着转型,即由现代多元史学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也就是说新中国要建立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大背景下,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1958年“大跃进”时期,史学领域出现了“史学革命”运动。“史学革命”,是对以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建立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史体系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总称,其内容涵盖史学界的“厚今薄古”大讨论,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及史学家的批判,“打破王朝体系”,“构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史体系”,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写史、编教材活动,史学的“大跃进”等等。这场“史学革命”运动以“厚今薄古”大讨论为其开端,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达到高潮,由于“史学革命”本身所主张观点的不合理性,随着“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结束而渐趋衰弱。“史学革命”中的一些荒唐做法,引起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的反对与批评,不过,“史学革命”的影响却难以彻底清除。随着1966年前后阶级斗争形势的高涨,“史学革命”的提法被套用,以吴晗、翦伯赞为首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几乎都遭到了政治批判,甚至有些历史学家为此付出了生命。从本质上来说,“史学革命”不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革命。1958年的“史学革命”并没有展现学术正常发展进步的一面。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而是对其进行的公式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理解运用,并且还否定了此前史学工作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当时提出的“人民史体系”的史学编纂体系,是阶级斗争观点在史学研究中极端运用的体现,不能够反映整个中国历史的实际面貌。“史学革命”是社会变动与史学工作者思想认识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1958年“史学革命”实质上是当时各种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的综合反映。当时的国家开展的每一项政治运动可以说都直接冲击、影响着史学领域的工作。史学工作者思想认识的变化也推动着“史学革命”的开展,他们按各自的理解把阶级斗争观点运用到当时的史学研究之中,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可见,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动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反映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与当时史学家的治学心态,也反映了史学变动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诠释密切相关。“史学革命”的要害在于把阶级斗争观点全面引入到史学领域,把政治标准作为区分资产阶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标准。“史学革命”中,在“左”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下,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逐渐上升到历史观的层面,并且脱离了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甚至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显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解。“史学革命”给中国史学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史学的政治化倾向,从而使史学丧失了学术自身,走向了“文革”中的“影射史学”之绝境。“史学革命”提出了史学的批判、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但没有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史学革命”对史学遗产强调批判,缺乏继承,严重削弱或中断了一些优良的治史传统。民国史学有两大传统：一是注重史料；一是注重借鉴西方史学。建国后,这两大治史传统皆被严重削弱或中断,至少不再被视为治史的重要方面。“史学革命”展开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错误批判,削弱了中国史学的研究力量,使一批学有专长且正值学术盛年的学者无法专注甚至一度中断了史学研究。这些都警示我们要做好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史学革命”提出了史学革新的问题,这一点容易被人所忽视。当时,“史学革命”中有人提出“打破王朝体系、建立人民史体系”的观点,这体现了当时史学面对现实政治需要作出的一种主动适应。虽然,这一观点因其不合理性遭到了批判。但是,它却带给我们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随时代发展而不断革新的问题意识。“史学革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讲,虽然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就在此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可以说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史学革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要正确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正确处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要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通过对“史学革命”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建国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一面,但是这并不是抹杀和无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更不能把中国史学出现的问题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取消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迸发了生机与活力,但也不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有些问题还需我们重新审视,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在结合中国史学传统与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文明及不同学科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自身,发展自身,强化在中国学术领域中的主流地位,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盖志芳[6]（2010）在《《历史研究》（1954-1966）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亦随之变迁。唯物史观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目前,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研究已逐渐成熟,学术界的前辈们从史学思潮、史学史等多个角度分析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成果斐然。但总体来看,宏观研究多于微观考察,整体论述强于具体分析。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集中体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本文在深入了解新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外交领域巨大变迁的同时,从《历史研究》——一个史学刊物的视角切入,通过对1954—1966年《历史研究》十三年的文本及文本背后的内容研究,旨在探求建国后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征,反思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微妙关系,以便对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做出科学地认识和合理地评价。作为一份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是刊物、人、文章三方面的综合体。本文从刊物本身、组织群体、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展开研究。论文首先对刊物创办前后的社会背景、学术大势作鸟瞰式论述,从而直观、形象地说明《历史研究》之创刊乃时代发展之要求,史学前进之呼唤。《历史研究》是在毛泽东“百家争鸣”的口号下直接创办的。其版面设置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一脉相承,栏目编排充分体现了不同时期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透过刊物直观、形象的外在风格,论文继而系统研究了《历史研究》的编委群体和作者队伍。该部分对每一位编委、作者的生平、教育经历及社会职务进行了表格化的直观展示,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历史研究》群体的学者水平、历史变动及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学者的信件、日记、回忆录等第一手可靠资料勘查《历史研究》编委群体在审阅稿件、读者交流等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从三百多位作者队伍中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借以审视新中国史学研究队伍中的学者精神。本文通过对史学研究者的充分发掘,力图客观地展示新中国史学在面对社会变局、政治运动时的发展特点。作为新中国史学刊物的杰出代表,《历史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在第三、四章集中论述了新中国史学在学术求真的追求下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作为宣传和弘扬唯物史观的先锋力量,《历史研究》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或开风气之先,或推进高潮之实现,在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等重要理论问题上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章,极大的推进了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展。而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质疑苏联史学理论时所表现的学术勇气,为推进新中国史学教育所耗费的心力,都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发展历程中的珍贵财富。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同时,传统实证性史学依然得以保存和延续。近代考据学所专注的古文字研究、甲骨铭文考释也受到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这些文章文辞严谨、考证得法,可谓深得乾嘉考据之三昧。而与历史事件及人物相关的时间、地点考证,少数民族族源、制度调查也是《历史研究》中耀眼的明珠。中国传统考证性史学在承袭近代史学脉络的同时,逐渐向纵深领域发展,形成了与唯物史观的融合与交流。在史学界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五朵金花”研究中,考释古典文献、解读甲骨铭文、实地考察等以传统治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史学论文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史料介绍”专栏的存亡更是印证了实证史学在新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命运更迭。受史学自身特点以及时代环境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文章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这即是该文第五、六部分着重考察的内容,即史学在国内、国际时代背景的变迁下其内容、风格的演化特点。面对国内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厚今薄古”、“红专辩论”,《历史研究》的重点也在不断变更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胡适、梁漱溟、雷海宗、吴晗等史学代表的批判。同时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的研究也随着“厚今薄古”运动的开展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关涉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问题——历史人物评价,其标准也在历史主义、阶级观点、历史功过等诸多标准间反复。反映时代特色的史学语言同样成为五六十年代史学发展的最好见证。《历史研究》不但与国内的政治、经济运动遥相呼应,而且见证并记录着国际关系的变动。这以苏中关系的变化最为抢眼。以1962年为界,此前的中苏蜜月时期,史学论文、史学动态都以学习苏联、引用苏联学者的文献、发表苏联学者的文章、介绍苏联作品为荣耀,而此后非但俄文目录取消,苏联学者的着作、观点不再刊登,甚至一度出现了批判苏联史学的作品。史学研究中的冰火两重天,不得不归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乃新中国排斥的对象,这一方面体现在其研究文章数量少,另一方面在这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充满了对资产阶级学者、帝国主义侵略的憎恨。因西藏问题而有所变化的中印关系同样在《历史研究》中有所反映。总的来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内容、评价标准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取向趋于一致。时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选题,但受此影响史学界对中外关系及世界史的研究掺杂了太多非学术性的因素。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将五六十年代的史学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历史研究》创刊为第一阶段,乃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时期；1954年至1962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斗争时期。1964年之后,史学研究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史学求真与致用两大功用的角度出发,反思新中国十七年史学,我们发现,史学的致用功能是历史研究本身的应有之义,这是由史学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手段以及史学研究的主体所决定的。因此,在坚持史学求真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开拓其为社会服务的价值。而五六十年代的史学尽管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甚至一度被扭曲异化,但其珍贵的学术内核依然耀眼闪光,其史学成就亦值得后世研究者珍视。
李彩[7]（2010）在《20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文中认为百年的非洲艺术中国传播史折射出了近现代中国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程。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无不在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上找上深深的烙印。清末以来,有志之士为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纷纷向西方学习,沉浸在西学东渐潮流中的中国并没有注意到非洲艺术,而那时遥远的非洲大陆同样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奴役欺压,毫无地位可言；即使有关于非洲艺术的一字半句,也都散见于中国介绍西方艺术的文献中；而当硝烟四起、战火纷飞时,中国更无法捕捉非洲艺术的魅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非洲也相继摆脱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国家,相似的历史命运与奋斗目标使相距遥远的中国与非洲紧紧联系在一起,开始了真诚的交往；中国对非洲人民的同情使非洲的艺术也备受关注,而中国的热情也使非洲艺术蒙上了一层政治的色彩。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艺术思潮再一次蜂拥而至,此时非洲艺术不再受到特别的关注,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逐步冷静独立、摆脱政治的影响,虽然与西方艺术在中国的流布相比,只是微乎其微,但毕竟如雨后春笋,逐步形成景致。历史进入了21世纪,短短几年的时间,非洲艺术在中国流布之广之深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中国不仅大量地介绍非洲艺术以及开始关注非洲艺术的学术研究,而且中国民众直接接触到了非洲艺术,一时间,非洲艺术展演活动在中国已经不再稀奇,网络与影视中有着无数的讯息,非洲艺术开始进入中国的课堂,中国也建立了非洲艺术研究机构。纵览中国对非洲艺术的介绍与研究,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非洲艺术的历史、非洲艺术的形态以及非洲艺术的观念。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非洲艺术史还有很多无法解开的迷,留给人的只是断断续续、斑斑驳驳的印象；非洲艺术有着丰富多样的形态,种类众多、形式各异,同时非洲艺术又有突出的一面、独特的语言；非洲艺术有着强烈的宗教观念与广泛的社会涵义,但又具备理性的艺术观念与严谨的创作规律。研究者们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了介绍与分析,各有不同的侧重与思考。中国一些民众也逐步了解到非洲艺术,但经过笔者长期的考察与集中的调查,证明了大众是不了解非洲艺术史的,对非洲艺术形态的认知也比较单一,认为非洲艺术的观念比较原始。通过梳理非洲艺术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析中国对非洲艺术认知的历程与现状,可以看出中国介绍与研究非洲艺术有两个特点：对非洲艺术的介绍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对非洲艺术的研究具有非独立性的特征。中国对非洲艺术的介绍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近十几年来,基于大量的介绍与一定的接触,中国的非洲艺术研究开始起步,但是也应看到,国内很少专门针对非洲艺术展开学术研究,非洲艺术多出现在其它领域的研究中。本文运用文献法、调查访谈法、以及统计法等多种方法,梳理了20世纪以来非洲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以及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历程,分析了学术界对非洲艺术的认知状况以及大众对非洲艺术的认知现状,总结出中国介绍与研究非洲艺术的特点,并就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提出了一些思考。
宋继新[8]（2006）在《奥运对和平的追求 ——促进北京奥运稳定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奥运对和平的追求是人类对富有政治意义的体育精神家园的向往。当今,中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大都关注提高运动成绩和经济效益等问题,以及一般的体育与政治问题的研究,尚未发现有人探索奥运追求和平的课题。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人为了敬仰神灵、规避战乱、稳定秩序,创造了一种通过公平竞赛促进“和平”的规则,即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这既是古希腊人抛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人类建立公共秩序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体育制度创新,更是奥运彰显人性,“扬善抑恶”的表现。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当时古希腊的民主、正义、公平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考证奥运历史颇受启迪:奥运追求和平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体育精神,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强化了“类”文明,淡化了“种”意识。因而,目前研究奥运对和平的追求,不仅有利于培养公共意识,造就世界公民,促进人类和平,而且更有利于提升北京奥运的水准,促进国家和平发展。为此,我们要主动研究承办北京奥运会的软实力的建设:首先,调整国家承办北京奥运会的战略,为促进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条件;其次,调整国民承办北京奥运会的心态,为控制北京奥运的“失稳”奠定基础;再次,要加强公民养成教育,为北京奥运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总之,深入研究奥运追求和平的课题,不仅能够提升奥运参与国的思想境界,推进奥运可持续发展,而且还能促进北京奥运会的稳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陈德正[9]（2002）在《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改革的有益探索——评《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文中研究说明
二、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改革的有益探索——评《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改革的有益探索——评《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问题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 |
| (二) 教师专业化与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分期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教师教育专业化研究 |
| (二) 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研究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研究 |
| (四)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设置研究 |
| (五) 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师范教育初创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的萌芽 |
| 一、师范教育思想的萌芽 |
| 二、师范教育的初步实践 |
| 三、师范教育理论的移植与探索 |
| 第二节 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创立 |
| 一、钦定:自上而下颁布 |
| 二、奏定:自上而下推行 |
| 三、独立设置的师范教育体系形成 |
| 四、师范教育公费制度与自费制度并存 |
| 五、管理师范教育的教育行政体制建立 |
| 第三节 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一、中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二、高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三、实业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第四节 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
| 一、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二、女子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三、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四、优级师范选科学堂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员任用检定制度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任用制度和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初创时期师范教育的特色与不足 |
| 一、嫁接的师范教育思想 |
| 二、封闭的师范教育体制 |
| 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总体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师范教育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变迁 |
| 一、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初步发展(1912-1922年) |
| 二、开放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发展(1922-1927年) |
| 三、上下结合的独立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1927-1949年)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1912-1922年) |
| 二、多元开放的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22-1927年) |
| 三、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复兴(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五、实业教员养成所的建立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课程的演进 |
| 一、封闭的师范教育课程(1912-1922年) |
| 二、开放的师范教育课程(1922-1927年) |
| 三、多元的师范教育课程(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四节 教师检定制度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五节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师范教育实践 |
| 一、根据地师范教育的创建与发展 |
| 二、解放区师范教育的发展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逐步走向专业化 |
| 一、启蒙到专业 |
| 二、探索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师范教育重建 |
| 第一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发展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制度的衰落(1966-1978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制度的重建(1978-1999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封闭师范教育机构的重建与发展(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机构严重削弱(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多元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76-1999年) |
| 第三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专业设置演变 |
| 一、建国初期师范专业设置 |
| 二、改革开放期间师范教育专业设置 |
| 第四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课程的变迁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76-1999年) |
| 四、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职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在繁荣中式微 |
| 一、师范教育的发展特色 |
| 二、师范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教师教育转型 |
| 第一节 教师教育转型政策演进 |
| 一、综合化 |
| 二、开放化 |
| 三、高端化 |
| 四、一体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转型实践 |
| 一、综合化:师范院校向综合化发展 |
| 二、开放化:综合性院校参与教师教育 |
| 三、高端化:教师教育院校和培养层次升级 |
| 四、一体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逐渐融合 |
| 第三节 师范专业设置与认证 |
| 一、师范专业设置 |
| 二、师范专业认证 |
| 第四节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建立 |
| 一、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
| 二、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定制度 |
| 二、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制度变迁分析 |
| 二、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路径演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理论逻辑 |
| 一、教师教育基本规律 |
| 二、教师专业发展规律 |
| 三、教师教育的二重性 |
| 第三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逻辑 |
| 一、国家宏观层面:建立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制度体系 |
| 二、地方中观层面:推进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学校微观层面:践行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 |
| 四、完善教师教育治理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中越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史部分比较研究 ——以华东师大版和越南教社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 相关的研究综述 |
| 1.5 研究对象及目的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目的 |
| 1.6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研究内容 |
| 1.6.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比较教育理论基础下的历史教育比较研究领域 |
| 2.1 比较教育的理论基础 |
| 2.2 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中的因素分析法 |
| 2.3 历史教育比较是跨学科的新研究领域 |
| 2.4 中学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基本角度 |
| 2.5 中学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基本要求 |
| 第三章 中越中学历史教科书发展概况 |
| 3.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大陆中学历史教科书发展概况 |
| 3.1.2 中国上海市中学历史教科书发展概况 |
| 3.2 新越南成立以来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发展概况 |
| 3.3 中越中学历史教科书发展历程中的异同之处及因素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华东师大版与越南教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史内容部分比较 |
| (上) 两版世界史整体内容构架的比较 |
| 4.1.1 对内容编写指导思想的比较 |
| 4.1.2 对世界史知识选择的比较 |
| 4.1.3 对内容编写体例的比较 |
| 4.1.4 对世界史分期的比较 |
| 4.1.5 对世界史和本国史内容比例与相互关系的比较 |
| (下) 两版世界史具体内容部分的比较 |
| 4.2.1 对重大历史事件叙述和评价的比较 |
| 4.2.2 对重要国家历史的叙述比较——以苏俄和美国的形象为例 |
| 4.2.3 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叙述和评价的比较——以列宁和罗斯福为例 |
| 4.2.4 对对方国家有关历史内容的叙述比较 |
| 4.3 两版世界史内容部分的异同之处及因素影响 |
| 第五章 中国华东师大版与越南教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史课文辅助部分比较 |
| 5.1 两版课文辅助系统整体方面的比较 |
| 5.2 两版课文辅助系统中具体部分的比较 |
| 5.2.1 对目录部分的比较 |
| 5.2.2 对课前提要部分的比较 |
| 5.2.3 对直观性辅助系统的比较 |
| 5.2.4 对思考与巩固部分的比较 |
| 5.3 两版世界史课文辅助部分的异同之处及因素影响 |
| 第六章 越南版历史教科书的教学实验 |
| 6.1 教学实验的缘起、目的和假设 |
| 6.2 教学实验的案例设计 |
| 6.3 教学实验的对象及范围 |
| 6.4 教学实验的内容与过程 |
| 6.5 教学实验的结果 |
| 第七章 总结与建议 |
| 7.1 研究的成果 |
| 7.1.1 研究理论的成果 |
| 7.1.2 两版的相同之处 |
| 7.1.3 两版的各自特点 |
| 7.1.3.1 华东师大版的特点 |
| 7.1.3.2 越南教社版的特点 |
| 7.2 中国华东师大版与越南教社版之间的相互启示 |
| 7.2.1 中国华东师大版对未来越南教社版编写工作的启示 |
| 7.2.2 越南教社版对未来中国华东师大版编写工作的启示 |
| 7.3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前人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
| 四、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 |
| 1.1 编写原因 |
| 1.2 编写成就 |
| 1.3 编写原则 |
| 第二章 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传播 |
| 2.1 首届“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的评选:国家层面的倡导 |
| 2.1.1 评选缘由及经过 |
| 2.1.2 获奖作品的广泛传播及社会影响 |
| 2.2 国家推动下的读书活动与历史知识的传播 |
| 2.2.1 职工读书活动 |
| 2.2.2 青年与少儿读书活动 |
| 2.2.3 乡村读书活动 |
| 2.3 历史通俗读物的商业化传播运行 |
| 2.3.1 出版发行行业的新变化对历史通俗读物传播的促进 |
| 2.3.2 书刊宣传与翻译对传播的促进 |
| 2.3.3 书市、书展 |
| 第三章 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接受 |
| 3.1 从出版情况看读物的接受 |
| 3.1.1 书籍发行量 |
| 3.1.2 书籍再版量 |
| 3.2 从专业工作者看读物的接受 |
| 3.2.1 专业人员作序 |
| 3.2.2 专业书评 |
| 3.3 从普通读者看读物的接受 |
| 3.4 1990年代读物对1980年代读物的接受 |
| 3.4.1 对编纂体裁的接受 |
| 3.4.2 思想与传播方式的接受 |
| 结语 |
| 附录A 1978-1989年主要新出版历史通俗读物 |
| 附录B 1980-1989年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历史通俗读物 |
| 附录C 1985香港“中国书展”参展历史通俗读物目录 |
| 附录D 20世纪1980年代报刊杂志历史通俗读物书评汇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从"史学改造"到"史学革命"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对"旧史学"的改造 |
| 第二节 由"改造"向"革命"的转向 |
| 第二章 1958年的"史学革命"运动 |
| 第一节 史学大跃进的发动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目的及领域的变化:"厚今薄古"与"古为今用" |
| 第三节 对"旧史学"的否定:批判"资产阶级"史学 |
| 第四节 新历史体系的构建:所谓的"人民史"的编纂 |
| 第五节 撰史主体的变更:群众性写史活动 |
| 第六节 全方位的史学"大跃进"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史学革命"在山东大学历史系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山大历史系 |
| 第二节 由"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的转变 |
| 第三节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
| 第四节 以学生为主体的编教材、写史活动 |
| 第五节 响应号召、打破常规的"大跃进" |
| 第四章 1958年后对"史学革命"的批评与纠正 |
| 第一节 "史学革命"阵营的分化 |
| 第二节 对"史学革命"的补偏救弊 |
| 第五章 "史学革命"的畸变与影响 |
| 第一节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与史学的极端意识形态化 |
| 第二节 政治对史学的强势介入 |
| 第三节 史学界的全面"革命" |
| 第四节 "影射史学"的泛滥 |
| 结语 |
| 附录:1958年"史学革命"相关事件编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历史研究》（1954-1966）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历史研究》创刊及内容介绍 |
| 第一节 新中国史学回溯——《历史研究》创刊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百家争鸣与《历史研究》创刊 |
| 第三节 《历史研究》刊物设计 |
| 第四节 《历史研究》之出版发行 |
| 第二章 《历史研究》编委及作者群体考察 |
| 第一节 《历史研究》编委考量 |
| 第二节 编委与学风建设 |
| 第三节 《历史研究》作者群体研究 |
| 第四节 作者群体的学术使命感 |
| 第三章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发展态势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争鸣 |
| 第二节 《历史研究》与高校史学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新中国史学界对苏联理论的质疑 |
| 第四章 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延续 |
| 第一节 史学问题的考证性研究 |
| 第二节 《历史研究》与新史料的推介 |
| 第三节 实证史学的命运变迁 |
| 第五章 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上)——《历史研究》与国内政治 |
| 第一节 政治批判与史学研究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重点的变动 |
| 第三节 史学评价体系的更迭 |
| 第四节 《历史研究》中史学语言的变换 |
| 第六章 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下)——《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 |
| 第一节 《历史研究》中的苏联情结 |
| 第二节 中美交恶与美国侵华史研究 |
| 第三节 中印关系与《历史研究》 |
| 第四节 中外关系史研究与时代的关系 |
| 结论 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品鉴 |
| 一、《历史研究》与新中国史学发展 |
| 二、新中国史学与时代关系的反思 |
| 三、科学地认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附录一 《历史研究》编委一览表 |
| 附录二 《历史研究》作者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20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独具魅力的非洲艺术 |
| (二) 基于中非交往视角的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过程 |
| (三) 相关概念的说明 |
| 二、非洲艺术在中国的流布 |
| (一) 民国时期非洲艺术的初露端倪(1900——1949) |
| 1. 散见于西方艺术文献中的零星记载 |
| 2. 非洲艺术流布甚少的原因 |
| (二)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非洲艺术的备受关注(1949——1978) |
| 1. 非洲艺术在中国的独立出现 |
| 2. 对非洲艺术的关注所带有的政治色彩 |
| (三) 改革开放后非洲艺术的快速传入(1978——1999) |
| 1. 非洲艺术专题文献 |
| 2. 涉及非洲艺术内容的相关文献 |
| 3. 非洲艺术展演活动 |
| (四) 本世纪以来非洲艺术的广泛流布(2000—— ) |
| 1. 非洲艺术专题文献 |
| 2. 涉及非洲艺术内容的相关文献 |
| 3. 非洲艺术展演活动 |
| 4. 散布在网络与影视上的非洲艺术信息 |
| 5. 开始进入课堂的非洲艺术教学内容 |
| 6. 非洲艺术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 |
| (一) 学术界对非洲艺术的认知 |
| 1. 明确与断续的非洲艺术史 |
| 2. 多样与统一的非洲艺术形态 |
| 3. 宗教与理性的非洲艺术观念 |
| (二) 大众对非洲艺术的认知 |
| 1. 未知的非洲艺术史 |
| 2. 单一的非洲艺术形态 |
| 3. 原始的非洲艺术观念 |
| 四、中国介绍与研究非洲艺术的特点 |
| (一) 对非洲艺术介绍的时代性特征 |
| 1. 由单一到多元的传播媒介 |
| 2. 由少到多的介绍数量 |
| 3. 由朦胧主观到客观理性的认知观念 |
| (二) 对非洲艺术研究的非独立性特征 |
| 1. 原始艺术与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非洲艺术 |
| 2. 西方现代艺术研究中的非洲艺术 |
| 3. 非洲文化与发展研究中的非洲艺术 |
| 五、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2. 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有关非洲艺术的文献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奥运对和平的追求 ——促进北京奥运稳定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对和平的认识 |
| （一） 和平的定义 |
| 1. 古代中西方对和平认识上的差异 |
| 2. 和平的内涵 |
| 3. 对和平的综合认识 |
| （二） 人性与和平 |
| 1. 对人性的理解 |
| 2. “和平”与“争斗”是人性的表现 |
| 3. 奥运对和平的追求符合人的“类”本性 |
| （三） 稳定与和平 |
| 1. 稳定与和平的关系 |
| 2. 稳定与奥运的关系 |
| 二、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和平历程的政治学分析 |
| （一） 古奥运对和平追求的历史启迪 |
| 1. 古奥运追求和平——“神圣休战”产生的政治环境 |
| 2. 古希腊政治环境中的和平理念 |
| 3. 古希腊“神圣休战”制度的政治渊源 |
| 4. 古希腊政治衰败与古奥运的衰亡 |
| 5. 古希腊奥运会及“神圣休战”制度的政治学分析 |
| 6. 古希腊奥运会与古代中国体育 |
| （二）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和平的政治学分析 |
| 1. 现代奥运追求和平的思想渊源 |
| 2. 现代奥运追求和平面临的挑战 |
| 3. 现代奥运促进和平采取的改革措施 |
| 4.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现代中国体育 |
| 三、古今奥运追求和平的启迪 |
| （一） 奥运追求和平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体育精神 |
| 1. 奥运宗旨是一种具有“类”意识的公共体育精神 |
| 2. 奥运宗旨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体育精神 |
| 3. 奥运树立公共体育精神，有助于淡化“种”意识 |
| 4. 奥运树立公共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类”意识 |
| （二） 奥运追求和平，有助于尊重文化多元性，利于和谐世界 |
| 1. 奥运追求和平有助于尊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
| 2. 奥运追求和平有助于构建和谐世界 |
| （三） 奥运追求和平是对自身的超越，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
| 1. 奥运“神圣休战”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
| 2. 奥运追求和平是对自身竞技的超越 |
| 3. 奥运参与者追求和平是“文化自觉”的表现 |
| （四） 奥运追求和平有助于提高参与国的综合国力 |
| （五） 研究奥运追求和平，有助于促进北京奥运稳定与国家和平发展 |
| 四、北京奥运追求和平面临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
| （一） 北京奥运追求和平面临的政治问题 |
| 1. 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
| 2. “中国威胁论”在张扬 |
| 3. 区域政治环境紧张 |
| 4. 国内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存在 |
| （二） 北京奥运追求和平的积极对策——加强软实力建设 |
| 1. 研究“软实力”，为提升北京奥运会价值提供依据 |
| 2. 调整战略，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条件 |
| 3. 调整心态，促进北京奥运稳定 |
| 4. 加强公民养成教育，为北京奥运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
| 5. 增加文化含量，促进北京奥运赛事的人性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论文摘要（中文） |
| 论文摘要（英文） |
| 后记 |
四、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改革的有益探索——评《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D]. 李铁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2]中越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史部分比较研究 ——以华东师大版和越南教社版为例[D]. NGUYEN PHUNG TAM.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3]20世纪80年代历史通俗读物的编写、传播与接受[D]. 张嘉欣. 河南师范大学, 2018(01)
- [4]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5]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D]. 谷学峰. 山东大学, 2011(11)
- [6]《历史研究》（1954-1966）研究[D]. 盖志芳. 山东大学, 2010(09)
- [7]20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艺术的认知[D]. 李彩. 浙江师范大学, 2010(04)
- [8]奥运对和平的追求 ——促进北京奥运稳定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研究[D]. 宋继新. 吉林大学, 2006(10)
- [9]高校世界古代史教材改革的有益探索——评《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J]. 陈德正. 历史教学, 2002(01)
标签：历史研究论文;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