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共炮击金门的决策艺术

一、1958年中国共产党炮击金门的决策艺术（论文文献综述）

梁熠冰^[1]（2020）在《毛泽东的台湾问题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峡两岸分隔已逾70载。70年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进行了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解决台湾问题更是鞠躬尽瘁,付出了极大心血。自新中国成立前夕台湾问题形成以来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几十年间,台海局势风云变幻,毛泽东的台湾问题观也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武力解放台湾”到朝鲜战争期间的“暂缓解放台湾”再到50年代中期以后的“和平谈判解决”的转变,这种变既是因势而为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从内心深处不愿和同胞兵戎相见的态度。变中也有不变,不变的是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以及他所坚决维护的一个中国原则。毛泽东的台湾问题观内涵丰富,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主要内容包括:坚决解放台湾,维护国家统一;探索统一路径,实现国家统一（具体路径为:“和平为贵”,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容许两制”,盼望实现两岸统一;“谈判为先”,保留武力解决选项）;坚持一个中国,抵制外部干涉。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除了要面对美国的干涉、蒋介石集团的骚扰和顽抗还要进行国内的各项建设,同时新中国底子薄、海空军力量薄弱等实际情况也是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下,毛泽东立足实际,高瞻远瞩,统筹兼顾,在其任内粉碎了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图谋,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抵制了美国的干涉,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席位,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声望;此外,他提出的“和为贵”“爱国一家”“容许两制”等主张也为后来“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在面对美国的威胁和蒋介石的挑衅时,表现出的伟大斗争精神也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有力推动了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必须充分借鉴和发展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并结合新时代台湾问题的特点,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反对“台独”、促进统一,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唐诗^[2]（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邓倩倩^[3]（2019）在《化剑为犁—“八二三”炮战的历史记忆与遗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中,福建与金门地区均成为国共对峙、世界冷战冲突的前线,受到战地军事与宣传的深远影响。本研究围绕“八二三”炮战的相关历史记忆进行梳理,重点考察记忆的产生、形塑、呈现的历史模式与发展过程,并通过两岸不同的记忆与叙事方式的对比,呈现出较为全面的“八二三”战地历史面貌,以及从侧面反映两岸关系的历史发展走向。首先,记忆产生于历史事件本身。炮战期间,敌对双方社会均对民众展开军事化动员和管制,如大陆的民兵制度和金门的民防自卫组织,成为动员民众参与军事行动的管理模式,进而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双方利用宣传战的方式向对方军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这些战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民众对于这场战役的体验和认知。其次,炮战衍生出的相关历史记忆在两岸社会的反复回忆、重述、建构之下得以发展,如大陆对典型性英雄人物的叙事与宣传,金门方面对于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役的所谓“胜利”纪念。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曾经的敌对话语逐渐转向对和平的诉求,且双方不同的记忆面向背后有其一定的深层喻意。而民间的记忆或符合官方的宣传话语,或在金门地区与之相反地表达了批判与抵制官方安排的诉求,并成为当代政治斗争中重要的工具。其三,历史记忆以展览或遗存保护的形式在社会中固化地呈现。两岸利用战史馆、遗址纪念场、纪念碑等文化展示,向大众进行历史教化,延续了历史过程中的特定因素,既是一种选择性表达,也是再建构的过程。总而言之,历史叙事往往是社会政治生产的结果,正如哈布瓦赫所强调的记忆的社会性建构,记忆与政治之间相互影响又相互利用。在后战争时代,“八二三”炮战的历史记忆亦启示世人,应如何去回忆战争历史,以更好地维护和平。

李杉^[4]（2019）在《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联盟”和“强制”都是人类社会的古老现象,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经典命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未能充分解释联盟实施强制外交战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与国际政治舞台上联盟参与强制与反强制的丰富实践存在脱节。本文试图通过对威胁信号的分析,来解释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的影响。本文首先建构了强制外交情境下联盟的凝聚力模型和分类。本文认为,联盟凝聚力是联盟内部实力分布和联盟外部威胁水平及分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联盟内部实力分布产生联盟成员间的约束力,实力强大的成员更容易控制实力弱小的成员;联盟外部威胁水平及分布产生联盟成员间的向心力或者离心力,每个成员均受到严重而对称威胁的联盟更容易实现力量的凝聚。由此,本文依照这两个维度,采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联盟凝聚力的七个理想模型。本文进一步建构了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影响作用的分析框架。借助对威胁信号的分析,从信号拟制、信号传递、信号解读和信号反馈四个阶段,分析解释了联盟凝聚力如何影响强制外交的运作。本文借助第一次朝核危机（1993-1994）、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三个案例,对七个联盟理想型中的五个在强制和反强制冲突中的表现进行了验证。结论认为,关于联盟凝聚力假设:联盟成员受到的外部威胁高且对称,则联盟凝聚力水平较高;当对称性联盟中成员受到的外部威胁水平比较低或者严重不对称,则联盟凝聚力水平较低;非对称性联盟中强国受到的外部威胁水平与联盟凝聚力正相关;当非对称性联盟中的强国受到高度的外部威胁时,联盟内部的极化程度与联盟凝聚力正相关。关于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的影响:低凝聚力不利于联盟实施强制外交战略的成功,而高凝聚力有利于成功;但是联盟凝聚力与强制外交战略成败之间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

白林^[5]（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冯琳^[6]（2018）在《1958年台海危机中的美台分歧及美国“两个中国”设想的落空》文中认为1958年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意识到为中国沿海岛屿而卷入战争、甚至动用核武,依然是个不得人心的议题。而在1954—1955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已有尝试借助联合国的失败经历,因此重启中美大使级会谈成为美国不得不求助的解困之道。为实现以会谈达成停火,美国不断要求台湾当局克制,以防止其自行报复,同时不顾台湾方面反对而停止护航。在此过程中,美台分歧经媒体公开而扩大。为使台湾当局转变"好战"角色,杜勒斯携5点要求赴台。蒋介石被迫接受要求,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不再凭藉武力返回大陆。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改变中美会谈和解放台湾策略,呼吁蒋介石共同抵制美国"两个中国"的图谋。而蒋介石根本也未打算坚守公报中的承诺。两岸在一个中国立场上取得默契。

张长江^[7]（2018）在《毛泽东与1958年中国外交》文中认为对于新中国外交而言,195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则由于长波电台风波、共同舰队事件的影响开始恶化,中苏同盟出现裂痕。围绕台湾问题,中美两国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通过复杂的军事、外交博弈,初步完成了战略互探,在东亚方向形成新的军事对峙。毛泽东在处理这一系列复杂的外交斗争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我国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一、"东风压倒西风":1957年莫斯科会议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

曹军强^[8]（2017）在《台海危机管理研究 ——信息沟通与理性决策的视角》文中提出本文以“台海危机管理”为研究对象,从危机、台海危机、危机管理、台海危机管理的基本意涵、一般特征入手,探讨和分析诱发台海危机爆发的内外因素,1954年与1996年两次台海危机与危机管理的经验与启示,台海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台海危机管理的理性决策模式、台海危机管理流程的完善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等议题。首先,台海危机与台海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既区别于商业领域的价值取向,也与传统意义上国际危机与国际危机管理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台海危机与台海危机管理的直接攸关方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美国在台海危机与危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台海危机与台海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要符合台海危机的特殊语境。其次,1954年、1996年两次台海危机与危机管理的经验与启示,对未来台海危机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呈现了一个历史的视角,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比较的维度。台海危机爆发既有两岸的结构性难题,也有外在因素的强力介入。从内部因素来说,两岸的政治定位是台海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台独”分裂活动与民粹主义是台海危机爆发的敏感性因素。从外部因素来说,包括宏观层面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观层面的涉台政策调整以及微观层面的对两岸政治定位的认知。再次,信息沟通在台海危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管是台海危机事前阶段还是台海危机发生阶段,准确、及时的信息沟通都是决策者追求的目标。信息沟通不仅能够传递决策者的立场和态度,还能使决策者之间经过议价达成一定的共识。共同的利益,是解决台海危机的重要条件。在信息沟通的基础上,台海危机决策模式才能发挥最大的功能。理性决策模式是未来台海危机决策的主要范式,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则是对理性决策模式的有益补充。最后,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完善危机决策机制,是提升台海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路径。但是,不管是搭建信息平台或是完善决策机制,都不能解决两岸的结构性矛盾,台海危机的爆发具有一定程度的“周期性”。台海危机不仅冲击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对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提出了挑战。因此,从悲观层面来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新的阻力,冲突与摩擦将会越发频繁。从积极层面来说,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增强了对两岸关系与台海危机的掌控能力,成为稳定两岸和平的重要力量。

卢潇^[9]（2015）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体而言,人类国际关系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有更替、也有迭加的阶段:古代以自然关系为主的阶段,近代以经济关系为主的阶段和现代以技术关系为主的阶段。而技术作为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物,表现的也是某种关系。如果说,民用技术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军事技术反映的则是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或者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际关系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科研立项,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研发进度,影响着军事技术的装备规模,影响着军事技术的作战应用。本文以中国核武器项目在1972年前的研发部署为案例,结合大量权威的官方文献、学术文本、口述史、回忆录及来自美国FRUS档案库、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有关单位的历史情报档案,对1949年到1972年间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发展受国际关系的需求牵引的情况进行分析。全文内容分六章展开,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重点阐述了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命题,对于深化技术社会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总结我国核武器项目的历史经验均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第二章聚焦于中国核武器项目的上马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阐述了中国为什么会在经济落后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核武器的原因。研究认为,核时代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决策者战略视野,国际安全环境催生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政治需求,国家身份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心理动机,而技术的国际交流增强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技术可能。第三章探讨当时的冷战形势对中国核武器研发进度的影响,分析了美国的要挟与威胁、中苏核合作的中断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反应。研究认为,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进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类型影响了核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国家间关系的转变延缓了中国原子弹的初期研发;而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形态成为了中国核武器项目推进的动力和约束力。从核武器的反向互动力的层面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影响了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核武器也成为了平衡三国关系的一种工具。国际政治上的关键性决策和事件对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反作用于国际关系。第四章从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的装备规模出发,探讨中国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选择发展“适度”、“足够”核武库的原因。本章首先从这一时期3次标志性的核试验出发来分析中国进行有限核试验原因,然后从这一时期中国核导弹力量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中国相对均势的威慑战略,最后探讨了中国的核装备对国际形态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武器的生产规模、装备类型、部署方式以及他国对中国核武库的认知与判断都受到国际政治互动以及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同样中国核武器本身也是影响国际体系的驱动力。第五章则着眼于中国核武器的作战原则也就是中国核战略问题,从历史、现实以及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整体责任三方面阐述自卫防御策略的产生、应用及其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战略的制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民族的战略传统、对国际政治形态的认识、国家身份的定位、国家形象的追求以及对本国在世界政治体制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中国的核战略以防御和自卫为根本特征,也使得中国成为了维护国际核和平的积极力量。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从来不是单一的决定论。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要素影响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军事技术反过来也影响国际关系。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是动态发展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技术的立项、研发速度、装备规模以及作战应用都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同时,这些军事技术也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元素,影响了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安全态势和外交态度。正是在国际关系互动中升起的东方蘑菇云,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以一种不再沉睡的雄狮形象重新矗立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

赵学功^[10]（2014）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美国核威慑的失败》文中提出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核武器视为威慑中国的法宝,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多次表示不惜对中国大陆实施核打击,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试图以此来阻止中国收复东南沿海岛屿。但是,美国的核讹诈不仅未能奏效,对中国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其自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遭到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反对,中国政府采取的灵活主动政策使得美国的核讹诈最终破产。此次危机表明,美国政府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当时已经走到了尽头。

二、1958年中国共产党炮击金门的决策艺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58年中国共产党炮击金门的决策艺术（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的台湾问题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化剑为犁—“八二三”炮战的历史记忆与遗存（论文提纲范文）

（4）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6）1958年台海危机中的美台分歧及美国“两个中国”设想的落空（论文提纲范文）

（8）台海危机管理研究 ——信息沟通与理性决策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论文提纲范文）

四、1958年中国共产党炮击金门的决策艺术（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的台湾问题观研究[D]. 梁熠冰. 湘潭大学, 2020(02)
• [2]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化剑为犁—“八二三”炮战的历史记忆与遗存[D]. 邓倩倩. 厦门大学, 2019(08)
• [4]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D]. 李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
• [5]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6]1958年台海危机中的美台分歧及美国“两个中国”设想的落空[J]. 冯琳. 军事历史研究, 2018(01)
• [7]毛泽东与1958年中国外交[A]. 张长江. 2017年度文献研究个人课题成果集（上）, 2018
• [8]台海危机管理研究 ——信息沟通与理性决策的视角[D]. 曹军强.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9]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D]. 卢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11)
• [10]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美国核威慑的失败[J]. 赵学功. 历史研究,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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