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万打工者挣回3个亿（论文文献综述）
方旭东[1]（2018）在《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这是一项得益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视角的田野研究。所选田野是皖西南的一个自然村落——该研究中的Z村。“过日子”是村落社会基本的生存心态。“过日子”的主体是人,“过日子”的意义是为了“好好活着”。“活着”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品格。“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时代变迁中的“活着”、“活法”,有什么新的变化?什么因素导致如此变化?变化的结果如何?以上追问是本研究希望求解的内容。围绕村落社会的日常生活,“活着”这一生命哲学观具有很强的实践感,立足时空与事件的周期性往复运动,赋予“活着”特定意义、特定方法,最终都可归结到“为了家”这一理念与行动之中。“家”成为村落社会得以可能的一个关键词。“家”不仅是村民人生意义的原结构,也是村落社会结构中的组织单元。同时,“家”也是村落社会中重要的情感结构,与乡关联到一起形成人文地理学与文化人类学中的地方性——“家乡”。家乡是在历史与实践合意中生成的地方性主体自觉意识。不只是从外围“观看”乡村,深入乡村内部去理解“家”,很大程度上更容易阐释乡村。树立起村民——生活者这一主体身份,以家为主轴尝试理解村落社会的时代际遇便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家”在该研究中是一个分析单位,也不妨理解为洞察社会变迁的一种方法。历史社会学的叙事基调贯穿研究始终。时间段是1980年代至今。大致时间分别对应着三段:1980年代,1990——2010年,2010年至今。空间上从家屋——邻居——村落——乡镇——城市展开。情感结构上从家福——在家——家族——村落共同体——家乡推进。针对不同时段“活着”的特点,文章分为“在家”、“离家”、“回家”三个部分。1980年代的在家生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家福的民俗约定确立起“家”的神圣性。家屋到村落空间的拓展,依照差序格局原则,内嵌着从家户到“大家”的村落共同体感形成。“靠山吃山”,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维系着家计需要的基本满足。乡村手工业成为小农经济必要的补充。血缘（家族）、地缘（邻居）情谊中生成的互助式劳动、礼俗经济与社交等,充当着村落社会福利功能;一定程度上,通过互相帮扶,确保了“家”的平民化再生产。长老统治与乡贤主导村落事务,充当着人格化社区治理的功能。民间道士、风水师把持着乡村民俗文化仪轨。总体而言,1980年代的家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村民拥有相对完善的“在家”与“在一起”的礼俗系统与国家制度保证。1980年代制度性成就乡野之家最后的顶峰。1990年——2010年,“家”被分离成两部分:进城务工者与留守者。宏观社会结构调整,导致“靠山吃山”的在家生活难以为继,“离开家才能’为了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家”被分裂、村落成员被分离,导致“家”为主轴的乡村生活系统逐渐瓦解。进城务工人员遭遇的主要困难并非是承受体能劳动的高度抗压,而是实际生活脱嵌于曾经习惯且被承认的在家生活方式。进城务工者身体与情感悬挂于两种生活系统的边缘状态,过着“身在城市、心在家乡”的生活。“想家”与“牵挂”成为进城务工者、留守者普遍的精神叙事。身体与情感必须同时忠诚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且无法在实践中相统一,是对农民最大的伤害。农民的实践感中不再能维护总体性“活着”的意义。拥有手工业技能的村民是第一批次进城务工人员。与这些村民具有地缘、血缘上密切相关的人,一般是只拥有“蛮力”的“老实人”——成为被技术民工带进城的第二批进城务工者。第三批进城务工者主要是第一批、第二批进城务工村民的子女。村落共同体内部横向社会关系与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互相胶合,成为村民进城务工模式。“家”作为一个隐性成本成为城市大建设、大发展的牺牲品,农民、农村却没有获得应得的名声。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主体的“农民工”被生产出来。在宏观社会结构高压与近乎资本原始积累的具体雇佣关系中,进城务工人员成为被公德流放者。在实践中得不到法律保证与公德的沐浴,必要的时候,有意识主动成为“无公德的个人”,被他们视为是“保全自身”必要的武器。“农民工”一旦返乡,又会还原其在熟人社会关系中由礼俗约定的农民面目。“农民”的生活世界与自然、乡土具有不可分割性。传统农民过的是一种总体性生活,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在代际中传承且循环。“农民”一旦脱嵌于乡村时空,在当今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注定过着一种单向度的、矢量线性生活。农民进城务工结果,越发偏离“为了家”的进城务工初心。2010年以来,从观念到实践,村民逐渐踏上“回家”之路。“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回家”。第一批、第二批农民工有近乎30年的进城务工史,他们可能实现的最好未来是能够回家“养老”。第三批农民工渴望“回家”创业,再过上“城里人”生活。前者视“回家”为人生的彻底返回,家是身体与精神合一的归属。后者视“回家”为“逆城市化”的生存策略,将家乡当成一种创业资源。1980年代以来是村落社会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生活系统逐渐瓦解的过程。“乡村空心化”,本质上是家的衰落。无论哪一种意义的返回,都可能导致乡村“空心化”状况暂时得到缓解——家等回它真正的主人。“家”一旦被思考,自我拯救的意识就可能被激活。国家应该对被瓦解的家给予最大的善意,在制度上保证进城务工者获得返乡的生存机会,还原乡野之家的本来面目:一家人、“在一起”过着“在家”、“在乡”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乡村,还是作为具备创业机会、“资本下乡”的乡村,长远来看乡村依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命运。Z村人建设家园的实验性实践,如果放到“城乡结合度”的理念中,可能是化解城乡关系割裂、紧张的一种积极探索。彼此互相承认与嵌入各自合理的要素,在互通、互融中重塑新的城乡关系,才可能树立起各自“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的文明社会形象。
王亚明[2]（2017）在《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文中提出“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促进农村社会整合与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农民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这既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证明,也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所证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农民也出现了分化,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同时,农民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是转型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权利观是理解中国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理论,利益关系和利益协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农民分化即基于承包制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是由于利益矛盾引发,社会整合关键在于利益整合达到社会利益均衡,农村社会和谐是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中国农民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按历史进程而言,主要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制约性的农民分化,20世纪90年代地区流动性的农民分化,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是由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原因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变动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党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利益调节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承包制、开展多种经营、试行和完善村民自治、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等,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极大作用。在农民分化过程中,东西部表现出很大差异,包括职业、收入和消费差异三个方面。浙江和四川的农民分化具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农民分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如不同地区农民内部不同群体规模、比例和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在浙江和四川内部是如此,浙江和四川比较也是如此。影响农民分化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文化和观念差异、产权制度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等方面。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农民分化在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普遍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阶层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为农村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上的矛盾。深入研究农村阶层矛盾,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农村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减少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阻力。论文对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社会急剧分化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中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以社会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社会整合作用。为了推进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论文提出了促进农民分化与社会和谐的原则、方法和具体对策。这些原则主要是公平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方法主要有: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农民民主为重点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等。农民分化既是农民个体市场化的行为,也是资本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城乡发展和现代化的全局才能对农民分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农民分化是社会系统变迁中的重要一环,农民分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密切相关。促进农民分化,解决农民分化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需要有全局视野,也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和社会形成共识和凝聚力。要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西部地区探索赶超型战略的决心和路径,同时,包括国家政策和东部生产要素在内的外部资源也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杨亚雄[3]（2017）在《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 ——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古丝绸之路上的阿图什市维吾尔人具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他们有“新疆犹太人”之美誉,到月球上做生意的故事1代代相传。经商已经成为众多阿图什人最主要的生计活动。在阿图什市巨大的商业群体中,跨国经商群体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从事布料生意的跨国商人则是近3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行业群体。大肖鲁克村是阿图什跨国布料商人数量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肖鲁克跨国布料商人群体产生并迅速崛起,商人们的布料生意经历了产生、发展、辉煌和萎缩四个阶段。近几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受商人自身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大肖鲁克村的跨国布料商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意困境,以至于在过去的五年里,近一半商人结束了其在国外的布料生意而回国。继续坚守在国外市场的布料商人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利润空间缩小、布料市场疲软、竞争激烈、流动资金不足、货源不稳、国外安全和外贸环境变化频繁、家庭支出逐年增大、转行困难等方面。致使维吾尔人跨国布料生意陷于困境,既有商人自身方面的因素,也同商人所处的环境和所跨居国家实施的制度有关。商人们的生意困境将直接导致众多家庭日常生计之困境,还有可能给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日常治理带来压力。本文以生意困境为论题研究的切入点,以跨国布料商人的生意过程为研究维度,采用实证分析和人文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文化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经济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视角,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对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贸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专题研究,尤其是对目前布料商人所面临的生意困境作了调查研究。最后,文章提出了解决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相应的对策。本文通过对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的研究,旨在为边境地区跨国商贸现状研究提供“抛砖引玉”之效,进而对边疆治理和跨国民族之和平跨居提供某些思考和启示。本文认为,跨国民族的跨国商贸实践是促进边疆通达和发展的积极力量,作为边疆人群安身立命的生计活动,跨国商贸的持续和发展是“边疆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推力。作为跨国主义在经济活动中的实践,以跨国族群的生计可持续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计,新疆维吾尔族商人所面临的跨国布料生意困境应该得到有关各方的关注和重视,各方合力,改善商人们目前的生意现状,以促进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安居乐业和边疆的通达、发展与繁荣。
龚成红[4]（2016）在《打拉池的权威与自主 ——一个回汉杂居村镇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打拉池是甘肃和宁夏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回汉杂居村落。从历史与现实的宏观角度看,这里地处西北民族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区——北部蒙古高原文化区、南部汉族儒家文化区、西部为多民族文化区的交汇之地,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典型地区。虽然打拉池是中国西部的一个村镇,但又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对这个村落百年变迁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国西部乡土社会的变迁。这个村镇由权威引领至自主行动的社会变迁,其实就是中国乡土社会尤其是西北乡土社会的行动逻辑。本文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以社会史叙述为架构,对打拉池近百年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信仰等层面的变迁进行考察,试图反映出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该村庄的变迁、转型及整体形貌。通过对打拉池村民百余年来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以及婚姻、建房、丧葬的变迁进行挖掘和描述,以图探讨引起一百年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因。论文聚焦于两种权威力量,即国家权威与包括地方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宗族家长、宗教文化等在内的地方权威在社会变迁与民众互动中的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支撑了地方社会的整合与调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权威与地方精英权威表现出有效的社会控制与调适功能,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地民众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的自主性。通过对村落的百年变迁考察及微观描述,本文发现,村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庇护与被庇护”的民众与权威之间的依附关系。国家权威力量在打拉池的百年经济生活变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百年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变量。这种力量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行政规划与政策的强制性等方面;而其他权威则是民众生存过程中面对各种生存压力与不定性而采取行动的决策群体,是民众自主性选择的具体体现;而日常生活中宗族家长权威与宗教文化权威也是民众寻求与家庭、社会、自然和谐的良好愿望与实现自主性的主要中介,村镇民众希望通过对各种权威力量的认同及依靠,使生活安定、家族兴旺、子孙发达等。正是这些权威力量形塑了打拉池的百年变迁。本文的学术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变迁因素及动力的探讨至关重要,是理解与阐释地方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切入点;第二,对地方村落小社会的研究可以成为反映大社会的微观案例。本文通过具有典型性的微观叙述上升到宏观层面,对韦伯的权威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对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建构的“自我行动”逻辑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进而从文化学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单位组织中普遍存在着的“权威庇护”模式;最后,本研究说明,文化资本与文化自觉为乡村社会民众从依附权威到自主人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解彩霞[5]（2014）在《现代化·个体化·空壳化：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文中提出本文从“制度一生活”视角出发,运用个体化相关理论,研究了一个中国西北村庄家庭联产承包以来的以空壳化方式表现出来的现代化进程。集体化时期全国一盘棋,地方禀赋被制度的强制性掩盖过去,集体化之后,村庄的变迁和制度支持,资源禀赋,人口特征,文化特质等产生了重要的化学反应。地理区位条件较差,人文社会生态跟不上时代车轮的西北贫困地区的农村,在一系列社会现代化制度和个体化制度的推进之下,村民试图通过不断努力去实现个体利益,分享现代化成果,而整个村庄却被高速现代化列车远远地甩在身后。村庄的空壳化不仅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减少,更体现在村庄文化和村庄精神的消亡。为了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有关农民流动的制度,小城镇化的城市发展制度,消费社会需要有大量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消费者的消费制度,现代国家管理社会的强大欲望和能力的管理制度,共同促进了村民持续不断地单向向外流动,从而从村庄“脱嵌”出去,成为追求和实现个体权利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使得村庄人口大量减少。同时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逐渐减弱,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对个体的庇护作用日益减少,人们很难再从传统的家庭、家族、村庄共同体中找到稳定的支持。个体对村庄的依赖性大大减少,传统的“婚姻圈”的作用逐渐式微,建立在地方性基础之上的节日和仪式逐渐被“抽象化”和“标准化”,使得村庄文化和村庄精神传承集体记忆,促进群体认同,保障个体认同的社会功能逐渐弱化。在空壳化的进程中,农民从生活的村庄脱嵌,从农民身份中脱嵌,从村民—村庄的轴线上脱嵌,从后代—祖先的轴线上脱嵌,嵌入到了个体—现代国家的轴线,个体是有限的劳动者和永不疲惫的消费者的轴线,个体原来可以依赖的传统支持网络都不再能够依赖,村庄不再是温暖、安全,人们可以依赖的共同体,而是人们可以随时脱离的“挂顶共同体”。个体在从村庄“脱嵌”出来的同时,努力掌控自己的生命历程,不断地寻找“再嵌入”的地方,却因现代性的自反性后果,只能“再嵌入”到全球性的“风险社会”之中,承担由个体选择和社会系统（制度）共同制造的全面风险。
胡兵[6]（2013）在《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 ——一项基于华中Z镇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以底层抗争、基层治理及其互动关系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华中Z镇农民抗争事件的实证考察,试图把握我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秩序,揭示底层民众抗争行动的基本逻辑以及基层治理的制度性缺陷,检讨抗争与治理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我国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围绕抗争和治理的互动关系来研究我国农村的社会秩序,是本文追求学术创新的一个尝试。通过对经验性材料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获得了两个有价值的发现：（1）我国农村底层抗争的“递进模型”。底层抗争发生的三大要素即侵权认知、抗争文化、抗争策略,在抗争行动中是一种递进关系,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在三大要素中,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发生的首要基础。底层群体之所以会做出抗争的行动,首要原因在于认知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侵犯。抗争文化具有“催化剂”的作用。温和的抗争文化是一种负催化剂,会促使抗争者心平气和地放弃激烈对抗的方式,转而寻求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对抗性”文化则“加速”抗争者做出抗争的决定,促使底层群众一遇到困难便首选对抗作为诉求的主要渠道。抗争策略是抗争行动的具体表现,是底层民众选择温和的抑或激烈的方式以实现抗争目标的技巧和步骤。（2）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趋势。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及基层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在消解抗争策略上“下功夫”,突出表现为强调“维稳”。这种“维稳”的目标不在于谋求解决抗争行动背后的原因,不在于通过提高治理效率来解决抗争问题,而是靠上级的重视、压力和工作经费的持续增加来体现“维稳”的绩效。这就使得基层治理愈益呈现出“内卷化”的特征和趋势。要解决基层治理这种低效率的“内卷化”问题,有三条途径：一是重视“维稳术”,通过技术治理,力争将每一起抗争事件纳入依法治理（法治）的轨道内加以解决；二是引导抗争文化,剔除其“对抗性”,由“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三是切实扩大农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帮助农民选择抗争之外的合法途径来达到利益诉求的目标。根据以上发现,笔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引起的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的主要变量,但抗争文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基层政府及有关基层组织而言,为了实现健康有效的基层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维稳”的策略目标阶段,而需准确把握抗争行动发生的规律和逻辑,立足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的角度,有针对性地疏导和引导抗争文化,重新塑造底层对“侵权”的认知,将他们的抗争行动纳入法治的轨道,依法解决抗争行动的原因。换而言之,重视抗争文化在底层抗争行动中的作用,可以促使基层政府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切实降低或减少农民感受到的侵权认知,有效构建政社之间、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共同体关系,进而实现健康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
赵凌[7]（2013）在《媒介·话语·权力·身份：“农民工”话语考古与身份生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农民工已经成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群体,按照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农民工的解读,这个群体被定义为“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在有些省份农村户口已被取消,拥有农民工身份的人却依旧存在,他们的身份通常与一些固定的职业相连,比如建筑工人群体、劳务群体和服务行业等。农民工这个词也与“弱势”、“底层”等意义相关。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在边缘位置,其居住基本在城郊结合处,那里有廉价的出租屋。农民工的权益也容易受到侵害,例如工资被拖欠,医疗无保障,子女入学有困难等,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被不断被这些自然化。因此,农民工既是一个现实中的群体,也成为人们意识中的一种观念。“农民工”话语所建构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原来的文件意义,关注“农民工”话语的意义变迁,即对农民工这个词进行考古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农民工的身份生产,有利于为农民工争取合法权益,在这个群体身上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价值。同时,通过本项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建构过程,反思整个社会群体间的互动与相处。此前虽有不少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但对“农民工”这概念所指意义的变迁却鲜有关注。本研究在建构主义这个理论视野下,从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的理论出发,以“农民工”话语为研究对象,利用语料库软件对大众媒介（《人民日报》）三十年间关于“农民工”的报道进行话语考古学分析,还原“农民工”话语构建农民工群体身份的具体过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农民工”媒介话语构成进行深入的分析,利用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论述“农民工”的媒介身份转变成社会身份的过程,并在阐释分析的基础上,引进实证研究,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验证和继续论证权力在身份转变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三十年来农民工的媒介身份总体呈现出一种矛盾,媒介建构的农民工的各类身份彼此并不完全统一。这种矛盾本质上是各种话语在“农民工”媒介话语场域作用的结果,受各种权力争斗作用的影响。正是这些矛盾,不断扩大“农民工”话语的意义外延,生产出“他者”和“弱势”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以城市为主导立场的大众媒介传播的作用下,也不断固化其身份和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研究还发现,农民工身份生产是融合的媒介权力的产物,这种融合的媒介权力,是以政府权力为代表的宏观权力与以媒介话语为代表的微观权力融合的结果,权力的融合,使得农民工成为历史语境、政治经济语境和文化语境中的必然。农民工身份最终成为一个“死结”,无论是城市公众还是农民工群体自身,都在30年的意义建构中对农民工形成了刻板的认识。研究也为后续类似的身份和话语意义研究,尤其是在整合微观权力、话语、意义、身份等相应概念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路。本研究的基于语料库的话语考古式方法能把传播,历史和文本进行有机结合,为传播学方法论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
贾露露[8]（2012）在《民工荒中的农民工理性选择研究》文中提出“民工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议题。一方面是呼声愈加高涨的就业难,另一方面却又是劳工紧缺的“民工荒”,在中国凭借劳动力优势取得经济社会巨大发展的今天,劳动力市场却步入了“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境遇。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被大量的释放出来,加上最近几年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也得到了改善,这些“利好”政策本应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春天,然而寒冬却依然如故。近年来“民工荒”的呼声却愈加高涨。2010年两会期间也将其作为重要议题来讨论、而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从“民工慌”到“民工荒”这一过程中,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矛盾,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去选择的,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农民工理性选择的视角,通过农民工群体对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文化成本的考虑来分析和探讨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本质,以期能为政府提供一些政策建议,来缓解或解决“民工荒”这一问题。
鲁顺元[9]（2011）在《当代青海藏族文化变迁的地域性差异研究》文中认为“文化不是铁板一块。”纵观人类文化史,任何获得长久生存和发展的文化,都是与别的文化不断地进行交流,而非固步自封。有交流,就会有文化的变迁。基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对地处青海的藏族文化而言,由于地域广阔、环境多变,文化发展是在“影响—调适”的交错中进行的,这必然使文化的变迁产生地域性差异。这种差异性是文化变迁的结果,也有社会设置层面的因素。比较不同地域藏文化的当代变迁,可以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差异,进而反思文化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为此,本文分八章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部分,对研究思路、方法及所依借的理论作一介绍和评论。其中,对研究理论的评析主要从历时的文化变迁与现代化理论、共时的与文化地域分类相关的理论两方面来进行。第二章简要介绍青海文化变迁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意在强调变迁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及其历史背景,其中的自然环境变迁不但是文化变迁的基础还是其重要内容。从第三章开始,依次从人口、生计方式、语言文字、婚姻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各藏文化特质在不同地域分布的差异性及其变化分章作出讨论。第八章对藏文化变迁的差异性及其成因作一简要总结,并初步展望藏文化现代化的趋势,以对导论部分介绍的各个理论有所回应。本文主要采取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个案访谈资料,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果发现：青海藏文化变迁地域性差异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圈形态。这种形态可以用藏族人口的聚居程度以及不同地域藏人所操持的生计方式、使用的语言文字、传承的婚姻习俗和寺院教派、僧侣规模等标准来加以描述。同时,不同地域文化变迁也带来了文化圈圈层的多元化。这是藏文化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体现了藏文化的适应功能和特殊的现代化路径。笔者主张谨慎地给定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应当从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一角度来看待青海藏文化变迁；从而发现,不同圈层藏文化现代化处于一个基准线的两端并呈连接但非更替的关系。透过藏人的文化心态、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民族文化自觉行动等可以初步预见藏文化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梅军[10]（2011）在《濒危的家园 ——百福司土家族社区的处境与命运》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中国,追求经济发展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行为。科学理性已将丰富的人性需求和生活意义简化为经济谋划,具有深厚传统和稳定社会结构的中国农村社区日趋出现精神的枯萎和基础坍塌的迹象。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综合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描述和分析了百福司土家族社区社会生活及其变迁事实。把百福司土家族社区置于宏观历史和现代化大的背景下,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结合定量研究的方法,对百福司土家族农村社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人口结构失衡、社区凋敝、婚配艰难、婚姻脆弱、家庭解组、教育断裂、医疗保障缺失、民族文化流逝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考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重建农村社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做出了思考和建议。全文共分十章：第一章阐述选题及其缘起和意义、相关研究动态、主要理论观照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描述了调查点——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社区的宏观背景,从地理区位、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以及习俗、文艺、文物等传统文化特质方面,展示该社区在武陵山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第三章描述和分析了百福司的人口变迁过程和现代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职业结构、受教育结构以及人口计划生育情况。分析认为,社区的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人口年龄构成上的供养比处于中低水平,但劳力充足,未来人口增长转向稳定型,老龄化加剧,职业分化度仍然很低,社区内农业人口仍占绝对优势。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将逐渐消除,但高中以上教育程度比例仍然很低,且女性低于男性。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强制执行,给村民带来了一些观念上的变化,人们的生育行为趋于为了个体的理性算计。第四章描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社区人力资源亏空,务农劳动力不足,田园荒芜凋敝的状况,并做出如下分析：当前农村社区凋敝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就现金收入而言,农业的效益差、农民收入低,而在城市务工收益高见效快。这种比较利益驱使农民弃农厌农,越来越多的农户举家外出,甚至一些村庄出现了举村外出的现象,结果是大量耕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村落社区也因此而日益破败、萧条。二是农村市场发育不良,农产品不能顺利地进入市场。三是农业与非农业、农村与城镇在收入分配上的悬殊使人们不再珍视土地。土地不再是农民的最爱,农业、农村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吸附力和凝聚力。这三个原因背后的深层结构是现代国家对中国城市化和农村消亡的西方式现代化预期。第五章择取婚姻规则、婚姻缔结方式、择偶的范围与标准、婚姻仪式、婚姻支付以及当前的婚姻状况等层面探讨了百福司土家族婚姻的嬗变：传统的婚姻规则被打破,婚姻缔结方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型转向自主恋爱型；择偶的地域范围日益扩大,族际通婚大量增加；择偶标准由过去注重个人品行转向个人才干和发展能力,女性择偶的功利性更强,她们更关注男方的发展潜力和个人经济实力即赚钱的本领；婚姻仪式日渐简化,表现为婚仪过程简化,功能弱化或消失；婚姻支付攀升超过了当地收入水平的承载能力；婚配艰难,大龄女性“嫁人难,难嫁人”,大龄男性“娶妻难,难娶妻”；婚姻脆弱,离婚率上升,婚姻、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受到威胁。这些困境也很符合与现代城市的价值预期。第六章择取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养老等三个方面对百福司土家族社区的家庭状况进行了考察。就家庭结构而言,百福司家庭户均人口数少,家庭规模一直呈缩小趋势,家庭结构由以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转变为以空巢家庭占主导地位,且大多数家庭在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分裂的、不完整的；就家庭关系而言,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地位下降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传统父权制结构趋于解体,横向的夫妻关系重要性大大超过纵向的亲子关系,家庭关系重心因而转移；家庭养老方面,土家人孝养父母的传统让位于现实中的“失养”、“失孝”,老年人的经济供养水平较低,生活照料缺失,大多数老年人不能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终极关怀”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在中国农耕文明传统渐行渐远的形势下,西方现代城市文明正在取而代之。第七章梳理了土家族历史上的丧葬类型,描述了土家族丧葬活动仪程,分析了土家族丧葬的延续与变迁并得出如下观察结论：传统的百福司土家族丧葬活动的各项仪程都充满了温馨的人情味和伦理色彩,具有文化再生产功能。人们通过隆重的丧葬仪式送别社会成员离去,同时也通过这一礼仪过程检验、督促、勉励社会成员赡养老人,树立孝道。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地流出村庄,土家族的丧葬活动从丧前准备、丧葬仪程、丧仪持续时间、参加丧仪人员等方面发生了显着变化。传统丧葬活动中的优秀文化要素迅速消失或被淡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丧葬仪式对密切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的整合功能日趋削弱；其二,丧葬习俗所体现的孝道意识逐渐淡薄,利益化趋势逐渐加强。其三,土家族传统丧葬表演仪式基本绝迹,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在现今的丧葬活动中已无法完整表达,传统文化要素逐渐丧失或被丢弃。第八章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方面对百福司土家族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认为,百福司土家族的家庭教育,以强调做人的品行和感恩父母为突出特点,这是与百福司土家族社会的伦理规范相呼应的。但近年来,由于多数家庭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离散分裂和不完整状态,从而使家庭教育这条价值传承纽弱化甚至断裂。学校教育在百福司土家族地区的兴起、发展为促进百福司人文素质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如今的山区学校布局、“撤点并校”的调整中,已经走上不切实际和盲目追求规模效益之路,因而导致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成本上升,农民负担加重,农村孩子平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加速农村社区凋敝和乡土文化瓦解等问题的出现。第九章从医疗服务供给保障、医疗经济保障、村民就医行为以及医疗保障相关问题等方面对百福司土家族社区的医疗保障状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认为,目前百福司土家族社区医疗保障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村民医疗经济保障水平低；二是医疗机构的分布不合理,村民看病极不方便；三是医疗机构高素质的专业医疗人才缺乏；四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未惠及村民；五是人口大量外流对村级医疗的冲击,传统医疗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小第十章结语是本研究的总结,认为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市化”为主导的社会发展范式和国家政策体制是导致农村社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要真正实现农村社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社会发展主导范式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重建农村社区,适当地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壁垒,走城乡协调、经济文化并重的公平发展之路。
二、8万打工者挣回3个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8万打工者挣回3个亿（论文提纲范文）
（1）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问题意识 |
| 1.2 问题意识的缘起 |
| 1.2.1 私人化生活体验 |
| 1.2.2 生活者与“家” |
| 1.2.3 “乡村空心化”与“泛乡愁”叙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差序格局”说 |
| 1.3.2 “家庭伦理”说 |
| 1.3.3 “过日子”说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分析框架 |
| 1.4.3 关键概念 |
| 1.4.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4.5 叙述章节 |
| 1.5 Z村基本面貌 |
| 1.5.1 影响Z村的文化地理 |
| 1.5.2 变迁中的Z村概况 |
| 第一章 家福、家屋与村落空间 |
| 1.1 家福 |
| 1.1.1 福与家 |
| 1.1.2 宅基地选取与风水文化 |
| 1.1.3 屋—物体系 |
| 1.2 从家屋到村落空间 |
| 1.2.1 老屋为中心 |
| 1.2.2 大集居、小聚居 |
| 1.2.3 “出场”、“家门口”与半开放公共空间 |
| 第二章 家计、生产方式及其精神意义 |
| 2.1 家户单位的劳动分工与“持家” |
| 2.2 林地资源与有限市场 |
| 2.2.1 槽场、造纸业与精神物品支出 |
| 2.2.2 竹木业与城市化 |
| 2.3 土地资源活性 |
| 2.4 八十年代的城乡差别及反转 |
| 2.5 乡村百工与“商业” |
| 2.5.1 手工业 |
| 2.5.2 村子里的“时尚” |
| 2.5.3 “商业” |
| 2.6 “在一起”劳作的精神意义 |
| 第三章 家户关系 |
| 3.1 分家与家族 |
| 3.1.1 由分家到“天下一家” |
| 3.1.2 邻居 |
| 3.1.3 兄弟情谊 |
| 3.2 互助与共享 |
| 3.2.1 借 |
| 3.2.2 帮 |
| 3.2.3 换 |
| 3.2.4 送 |
| 3.2.5 看 |
| 第四章 乡贤、在家与家乡 |
| 4.1 人格化乡村治理 |
| 4.1.1 乡贤回归动因 |
| 4.1.2 乡贤与村落社会 |
| 4.2 “在家” |
| 4.2.1 “在家”的意义 |
| 4.2.2 “在家”与伦理社会 |
| 4.3 家乡意识 |
| 4.3.1 情感结构中家的空间边界 |
| 4.3.2 从家到家乡 |
| 第五章 人口新政与乡村治理行政化 |
| 5.1 Z村的计划生育叙事 |
| 5.2 从“家国同构”到对权力的恐惧 |
| 5.3 只生一胎的动因及后果 |
| 5.3.1 只生一胎的动因 |
| 5.3.2 只生一胎的后果 |
| 第六章 家与人口外流 |
| 6.1 “靠山吃山”的衰变 |
| 6.2 “文化人”与乡村 |
| 6.3 农民工的生产与再生产 |
| 6.3.1 拥有手工业技术的第一批农民工 |
| 6.3.2 第二批农民工被“带出” |
| 6.3.3 第三批农民工出现 |
| 6.4 进城务工辐射行业及结果 |
| 6.5 “农民工”主体的生成 |
| 第七章 留守 |
| 7.1 留守儿童 |
| 7.2 留守老人 |
| 7.2.1 “天伦之乐”成为老来负担 |
| 7.2.2 进养老院 |
| 7.2.3 送老困难 |
| 7.2.4 “砸棺”与推行火葬 |
| 7.3 从在家到留守 |
| 第八章 脱嵌于乡土的家及小家庭化 |
| 8.1 与土地分离的乡村 |
| 8.2 无手工业村落生活与人情化变 |
| 8.3 家的屋舍结构及空间变化 |
| 8.3.1 实用主义家居美学 |
| 8.3.2 家居封闭性挤压公共性 |
| 8.3.3 楼房结构与小家庭意识兴起 |
| 8.3.4 个体化的起源及其反思 |
| 8.4 “过年”的流变 |
| 第九章 1990年代为分水岭的本土化信仰变迁 |
| 9.1 九十年代以前民间道教为主的信仰 |
| 9.1.1 以小农生活为本 |
| 9.1.2 保全伺农劳动力为主旨 |
| 9.2 九十年代以来佛教信仰的兴起 |
| 9.2.1 “都市欲望”与“佛教信仰” |
| 9.2.2 村里出现了和尚 |
| 9.2.3 皈依:村民从信士到居士 |
| 9.2.4 求财在祝撒内容中竞胜及信仰后果 |
| 第十章 “返乡”创业与“回家”养老 |
| 10.1 “农民工”的集体焦虑与生存心态 |
| 10.2 返乡创业 |
| 10.3 回家养老 |
| 第十一章 新乡贤共同体与乡村建设 |
| 11.1 老人带头参与公益 |
| 11.2 新乡贤共同体 |
| 11.2.1 “礼”之社交内聚化及其后果 |
| 11.2.2 家庭宴请社交 |
| 11.2.3 新乡贤共同体形成 |
| 11.2.4 新媒介与新乡贤共同体推动的乡村建设 |
| 11.2.5“亮灯工程”后续效应 |
| 11.2.6 Z村乡村建设与社会救助的启示 |
| 11.2.7 村庄整治与“美丽乡村” |
| 结语 |
| 1.1 家与“己”、村落社会的关系 |
| 1.1.1 “家”是“己”生成的原结构 |
| 1.1.2 家是村落社会自主性生活系统 |
| 1.1.3 “过日子”与家 |
| 1.1.4 “在家”与“在一起”是家实现的前提 |
| 1.2 人与家的分离 |
| 1.2.1 “共同体”及“共同体解体” |
| 1.2.2 精神创伤大于肉体抗压的伤害 |
| 1.2.3 “无主体农民工”到独立主体自我追赋 |
| 1.2.4 乡村生活系统自主性势弱 |
| 1.2.5 “自由市场”政治置换了“家政”意义 |
| 1.2.6 道教信仰祛魅到“佛佑乡村” |
| 1.3 乡愁的文化政治 |
| 1.3.1 对乡村遭遇表述危机的反思 |
| 1.3.2 乡村之眼的都市文明 |
| 1.3.3 历史性乡愁与实践性乡愁 |
| 1.3.4 “回家”的情感结构 |
| 1.3.5 “为了家”的另一种实践转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 中国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政策的历程 |
| 2.1 农村改革进程中农民分化的历程 |
| 2.1.1 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约性的农民分化 |
| 2.1.2 20世纪90年代地域流动性的农民分化 |
| 2.1.3 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 |
| 2.2 农民分化的原因 |
| 2.2.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
| 2.2.2 城乡经济体制改革 |
| 2.2.3 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 |
| 2.2.4 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发展 |
| 2.2.5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
| 2.3 农民分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 |
| 2.3.1 农村社会结构分布合理化和社会心理现代化 |
| 2.3.2 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
| 2.4 党中央促进农村社会整合的过程及政策成效 |
| 2.4.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营方针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
| 2.4.2 权力下放、村民自治和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 |
| 2.4.3 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 |
| 3 东西部农民分化的差异分析 |
| 3.1 东西部农民分化呈现不平衡特征 |
| 3.2 东西部农民分化的差异表现 |
| 3.2.1 职业分化差异 |
| 3.2.2 农民收入分层差异 |
| 3.2.3 农村消费分层差异 |
| 3.3 东西部农民分化差异的具体原因 |
| 3.3.1 地理环境差异 |
| 3.3.2 文化和观念差异 |
| 3.3.3 产权制度差异 |
| 3.3.4 产业结构差异 |
| 3.3.5 城镇化水平差异 |
| 3.3.6 地方政府行为差异 |
| 3.3.7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 |
| 4 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比较分析 |
| 4.1 社会结构变动与农村阶层矛盾 |
| 4.1.1 农村阶层矛盾的发展过程 |
| 4.1.2 阶层矛盾的不同类型 |
| 4.1.3 农村社会阶层矛盾的特征 |
| 4.2 社会结构变动与农村社会问题 |
| 4.2.1 社会问题的内涵和转型期农村社会问题的类型 |
| 4.2.2 社会急剧分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
| 4.2.3 社会整合能力下降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
| 5 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社会整合比较分析 |
| 5.1 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 |
| 5.1.1 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的必要性 |
| 5.1.2 促进农民利益共享的政策措施 |
| 5.1.3 浙江、四川两省新农村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
| 5.2 以社会整合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 |
| 5.2.1 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保障 |
| 5.2.2 两省户籍制度改革 |
| 5.2.3 农村医疗保险 |
| 5.2.4 农民工社会保障 |
| 5.2.5 劳资纠纷的制度安排 |
| 5.3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 |
| 5.3.1 村民自治缓解了国家与农民的冲突 |
| 5.3.2 两省村民自治的进程、特征 |
| 5.3.3 两省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参与 |
| 5.3.4 两省村民自治的困境与出路 |
| 5.3.5 农村新型民间组织的出现与作用 |
| 5.4 乡村治理和基层地方政府的社会整合作用 |
| 5.4.1 减轻农民负担、乡镇机构改革和其他配套改革 |
| 5.4.2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
| 5.4.3 农村扶贫开发中的政府作用 |
| 5.4.4 吸纳农村新富阶层和培育农村民间组织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
| 6 在农民分化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社会整合与和谐 |
| 6.1 农村社会整合的原则和方法 |
| 6.1.1 农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原则 |
| 6.1.2 农村社会整合的基本方法 |
| 6.2 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 |
| 6.2.1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 |
| 6.2.2 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 |
| 6.2.3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 |
| 6.2.4 完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 |
| 6.2.5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
| 6.2.6 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为社会整合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
| 6.3 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出路 |
| 6.3.1 继续扶持西部地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
| 6.3.2 加强东西部经济合作,促进西部农村地区发展 |
| 6.3.3 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革新,实现西部农村自我发展 |
| 6.3.4 地方政府合理的职能定位,保障西部农村地区的发展 |
| 7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 |
（3）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 ——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介绍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田野概况 |
| 第一节 南疆商都 |
| 一、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气候 |
| 三、人口与民族构成 |
| 四、阿图什市维吾尔族生计概况 |
| 五、经济、教育、宗教、语言文字 |
| 第二节 田野点介绍 |
| 一、无花果之乡 |
| 二、具体田野点 |
| 三、具体田野经历 |
| 第二章 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贸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贸历史 |
| 一、穆萨巴依家族及其跨国商贸史 |
| 二、阿图什市维吾尔族跨国商贸史 |
| 三、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贸史 |
| 第二节 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贸现状 |
| 一、数量及分布 |
| 二、现状 |
| 第三章 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贸群体产生的动因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及其变化 |
| 一、阿图什市自然生态环境现况 |
| 二、自然生态环境与传统生计类型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的变迁 |
| 一、市场经济 |
| 二、现代化 |
| 第三节 其他原因 |
| 一、个人价值的追求 |
| 二、他者的影响 |
| 第四节 个案调查 |
| 第四章 跨国经商：过程和困境 |
| 第一节 跨国生计过程 |
| 一、分工 |
| 二、学徒 |
| 三、“Dukan”（店面） |
| 四、进货 |
| 五、接货 |
| 六、销货 |
| 七、回归 |
| 第二节 布料生意困境 |
| 一、“Payda”（利润） |
| 二、市场 |
| 三、商人与家庭 |
| 第五章 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致因分析 |
| 第一节 跨国商人 |
| 一、商人的竞争力 |
| 二、历史与未来 |
| 三、父权 |
| 四、债务贸易 |
| 五、胡大与商人 |
| 六、经验与教条 |
| 七、生意与生计 |
| 第二节 环境因素 |
| 一、全球经贸 |
| 二、吉尔吉斯斯坦 |
| 三、俄罗斯经济 |
| 四、商业竞争 |
| 五、巴扎的所有者 |
| 六、客户的变化 |
| 七、进货之恼 |
| 第三节 制度因素 |
| 一、吉尔吉斯斯坦经济政策 |
| 二、签证 |
| 三、劳动卡 |
| 四、结汇之困 |
| 五、交易货币 |
| 第四节 个案调查 |
| 第六章 改善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人生意的路径 |
| 第一节 国家与跨国布料商贸 |
| 一、关税问题 |
| 二、安全问题 |
| 三、结汇问题 |
| 第二节 当地政府部门的努力 |
| 一、对跨国布料商贸群体的认识 |
| 二、对跨国布料商贸群体的服务 |
| 三、阿图什市政府的努力 |
| 第三节 生计资本的积累 |
| 一、语言与技术 |
| 二、交流与交往 |
| 三、青春与机遇 |
| 四、财务习惯 |
| 五、尝试转行 |
| 六、学会“tetqiqat”（调研） |
| 七、回归家庭 |
| 结论与思考 |
| 一、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的结论 |
| 二、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的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打拉池的权威与自主 ——一个回汉杂居村镇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现状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田野”工作 |
| （一）村落社区的田野调查法 |
| （二）以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法 |
| 四、研究思路及理论指导 |
| 五、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打拉池：自然、历史、人口与民族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一、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 |
| 二、气候特征及自然资源 |
| 第二节 历史：古道重镇 |
| 一、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 |
| 二、古迹及主要地名介绍 |
| 第三节 人口与民族 |
| 一、人口构成 |
| 二、回汉杂居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动荡时代：国家权力的式微与地方权威的行动 |
| 第一节 1920年代的大灾难 |
| 一、1920 年前期的社会生活状况 |
| 二、民国九年（1920）大地震后政府的救济无力 |
| 三、民国十八年（1929）大饥馑后乡土精英的生成 |
| 四、逃难与投靠 |
| 第二节 1930—1949 年的打拉池 |
| 一、民国军政府强迫下的烟土经济 |
| 二、乡土精英的村庄治理 |
| 三、民国时期的回汉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化时代：国家政治权威的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在国家权威主导下(1949-1978) |
| 一、毛泽东主席关怀下的回汉民族关系 |
| 二、从农村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时期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大事件与村民的生活 |
| 四、国家对村民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 |
| 第二节 集体化时代的地方政治精英 |
| 一、一个区委书记的经历 |
| 二、一个公社革委会组长的故事 |
| 三、两个村大队书记的贡献 |
| 第三节 国家权威体制下的村民经济生活 |
| 一、1970-1978 年村民的生活状况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打拉池工程队 |
| 三、国家权威体制下的稀缺资源配置制度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变革时代：国家权威与地方权威共筑下的村民经济生活 |
| 第一节 政治经济精英的地方引领 |
| 一、1970 年代末期的“责任田承包”风波 |
| 二、1979-1990 年村民的生活状况 |
| 三、地方政治精英的村庄建设 |
| 四、地方经济精英的致富之路 |
| 五、打拉池的“隙缝经济”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十年(2000 年之后) |
| 一、政府的政策 |
| 二、发展的路径 |
| 三、“外生型”与“内源型”共生的经济发展模式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困境 |
| 一、落空的煤矿集体所有权 |
| 二、不完善的股份制 |
| 三、屈胜煤矿矿难之后 |
| 四、后小煤窑时期打拉池居民的生计 |
| 小结 |
| 第五章 大变革时代：宗教权威的建构与民众的宗教生活 |
| 第一节 三山中的佛道寺庙及汉民的宗教活动 |
| 一、主要寺庙及道观 |
| 二、庙会及道教仪式活动 |
| 第二节“龙轿”信仰 |
| 一、道教信仰中的人神“对话”—“龙轿”问卜 |
| 二、“龙轿”信仰之社会功能 |
| 三、基于认同与权威建构的“龙轿”信仰 |
| 四、作为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龙教”信仰 |
| 第三节“上九会” |
| 一、“上九会”概况 |
| 二、仪式准备 |
| 三、仪式过程 |
| 四、彰显宗教权威与传统文化的“上九会” |
| 五、仪式功能分析 |
| 第四节“黄箓大醮”之渡亡仪式 |
| 一、“黄箓大醮”概要 |
| 二、仪式准备 |
| 三、仪式过程 |
| 四、仪式功能分析 |
| 第五节 回民的宗教生活及宗教权威 |
| 一、打拉池清真寺 |
| 二、一年中的主要宗教活动 |
| 小结 |
| 第六章 大变革时代： 宗族家长权威的延续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婚姻与家庭中的权威与自主 |
| 一、结婚 |
| 二、生育观念中的权威与自主 |
| 三、家族观念与认同 |
| 四、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妇女家庭地位 |
| 第二节 村民的建房及其象征体系 |
| 一、建房过程 |
| 二、生命观念与社会变迁在建房中的体现 |
| 三、堂屋的家具摆放及其象征意义 |
| 第三节“事死事生”的实践 |
| 一、回汉不同的丧葬仪式 |
| 二、风水权威的信仰 |
| 三、祖先权威的崇拜 |
| 小结 |
| 第七章 大转型时代：权威与自主互动中的村落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地方经济精英的权威解魅 |
| 一、依然萧条的打拉池煤炭业 |
| 二、打拉池的几次大规模融资 |
| 三、两位煤老板争夺资源的冲突 |
| 第二节 村落政治精英的权威危机 |
| 一、难于落实的镇长发展规划 |
| 二、村民眼中的村长、书记 |
| 第三节 村落宗教权威的复振 |
| 一、道教复振的人类学分析 |
| 二、宗教权威与村落社会的整合 |
| 第四节 地方知识精英的权威隐喻 |
| 一、逐渐升温中的打拉池教育 |
| 二、一个考上大学孩子的送行典仪 |
| 第五节 国家与地方行政权威互动下的社会发展实践 |
| 一、政府部门关于未来的规划 |
| 二、村落行政权威的未来发展规划 |
| 三、村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主行动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村庄变迁中的决定性变量与民众的自主性体现 |
| 二、从小地方到大社会：社会关系建构的“自我行动”逻辑 |
| 三、从微观叙事到宏观理论的反思 |
| 四、从权威依附到自主人生的发展 |
| 附录一 历史沿革 |
| 附录二 几个典型家户的百年生活 |
| 附录三 打拉池上九会醮筵功课表 |
| 附录四 渡亡醮筵功课表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现代化·个体化·空壳化：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方面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地点和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农村现代化、中国社会个体化及村庄空壳化研究 |
| 一、家庭联产承包以来中国农村现代化诸模式 |
| 二、中国社会个体化研究 |
| 三、村庄空壳化研究 |
| 四、文献启示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研究视角和研究架构 |
| 第一节 个体化理论和研究的适用性 |
| 一、个体化理论脉络 |
| 二、个体化理论的适用性和本研究的个体化理论 |
| 第二节 制度—生活视角及其应用 |
| 一、两层结构社会的形成 |
| 二、“制度—生活”视角的应用 |
| 第三节 研究架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篇章结构 |
| 第三章 人口外流及去向: 农民造县城 |
| 第一节 农民流动的制度设置 |
| 一、农民流动的宏观制度设置 |
| 二、三份合同和土地价值变迁 |
| 三、小城镇建设与教育资源调整 |
| 第二节 农民的身体和社会流动 |
| 一、非农职业带动的流动: “逆序脱嵌”的人口流动 |
| 二、非农“自雇者”: 个体带动的家庭外流 |
| 三、农民工流动: 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
| 四、老年人的流动: 子女带动的流动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依赖市场的生计和个体消费的兴起 |
| 第一节 消费政策和消费社会的形成 |
| 第二节 依赖市场的生计 |
| 一、生活对市场的依赖 |
| 二、生产对市场的依赖 |
| 三、收入对市场的依赖和不确定性 |
| 第三节 消费观念的转变和个体消费的兴起 |
| 一、老年人的消费观念: 压缩性消费 |
| 二、中年人的消费观念: 节俭办大事 |
| 三、青年人的消费观念: 钱就是用来花的 |
| 四、未成年人的消费和观念: 没钱花是没本事 |
| 五、生产、分配和消费单位的变化: 个体消费的兴起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婚姻圈和家庭模式: 家庭内部不平衡的个体化 |
| 第一节 传统婚姻圈及其性别分化 |
| 一、传统“梯度婚姻圈” |
| 二、性别与婚姻圈变迁 |
| 三、新门当户对及其实质 |
| 四、个体化择偶策略 |
| 第二节 多元家庭模式 |
| 一、分家和不分家模式 |
| 二、多种家庭模式 |
| 三、父权制的衰落和个体家庭的形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传统的变迁: 走出祖荫庇护 |
| 第一节 何为传统 |
| 一、关于传统的界定 |
| 二、作为国家控制手段的传统 |
| 三、作为传统载体的仪式 |
| 第二节 变迁的仪式 |
| 一、三种不同类型的婚礼 |
| 二、变迁的丧礼 |
| 第三节 变迁的节日 |
| 一、春节的变迁 |
| 二、清明节和鬼节的变迁 |
| 三、端午节和中秋节的变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空壳村与挂钉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院落的空置与心理“空心化”和村庄认同弱化 |
| 一、空置院落类型 |
| 二、心理“空心化”和村庄认同弱化 |
| 第二节 “挂钉共同体”的形成 |
| 一、共同体及其衰落 |
| 二、挂钉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系统风险的个体化与失控的生活 |
| 第一节 系统风险的个体化 |
| 一、就业状况、失业风险和高涨的消费支出 |
| 二、教育和职业获得的风险 |
| 三、养老挑战与风险 |
| 第二节 失控的生活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社会现代化村民个体化村庄空壳化 |
| 附表: 受访者清单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 ——一项基于华中Z镇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子：底层抗争与“浮头泛塘”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分析框架 |
| 1.3.4 篇章结构 |
| 1.4 核心概念 |
| 1.4.1 底层社会 |
| 1.4.2 抗争政治 |
| 1.4.3 基层治理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田野研究 |
| 1.5.2 个案拓展 |
| 1.5.3 我与Z镇 |
| 1.5.4 资料收集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有关底层社会的研究述评 |
| 2.2 有关底层抗争的研究述评 |
| 2.2.1 底层抗争的理论范式 |
| 2.2.2 底层抗争的研究脉络 |
| 2.3 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述评 |
| 2.3.1 农民抗争的研究范式 |
| 2.3.2 农民抗争的研究内容 |
| 2.4 有关基层治理的研究述评 |
| 第3章 结构性差异：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 |
| 3.1 Z镇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差异 |
| 3.1.1 Z镇的基本概况 |
| 3.1.2 经济领域的迅速增长 |
| 3.1.3 社会领域的相对滞后 |
| 3.2 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与逻辑关系 |
| 3.2.1 底层抗争的基本要素 |
| 3.2.2 抗争要素的逻辑关系 |
| 第4章 侵权认知：底层抗争的意识要素 |
| 4.1 侵权的历程 |
| 4.1.1 Z镇早期的社会结构 |
| 4.1.2 Z镇的“五九年”事件 |
| 4.1.3 Z镇新时期的社会结构 |
| 4.2 认知的转变 |
| 4.2.1 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
| 4.2.2 对农民抗争的同情 |
| 4.3 心态的演变 |
| 4.3.1 经济欲望的诱导 |
| 4.3.2 社会心态的影响 |
| 4.3.3 结构性暴力的形成 |
| 4.3.4 “社会泄愤事件” |
| 第5章 抗争文化：底层抗争的话语要素 |
| 5.1 地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 |
| 5.1.1 “民风彪悍”与“民风淳朴” |
| 5.1.2 民风民俗的发展演变 |
| 5.2 农村场景中的抗争行动 |
| 5.2.1 “宗族文化”下的抗争 |
| 5.2.2 “精英文化”下的抗争 |
| 5.2.3 “刁民文化”下的抗争 |
| 5.2.4 抗争文化的“催化作用” |
| 5.3 抗争行动塑造地域文化 |
| 5.3.1 抗争行动本身的影响 |
| 5.3.2 媒体舆论的“工具性” |
| 5.4 抗争文化中的“抗争性” |
| 5.4.1 “抗争·性”的扩散 |
| 5.4.2 “抗争性”的蔓延 |
| 第6章 抗争策略：底层抗争的行动要素 |
| 6.1 抗争策略的历史演变 |
| 6.1.1 从“传统”到“现代” |
| 6.1.2 从“暴力”到“常规” |
| 6.1.3 从“简单”到“综合” |
| 6.2 抗争策略的几种范式 |
| 6.2.1 “日常反抗”：弱者的武器 |
| 6.2.2 “依法抗争”：理性的选择 |
| 6.2.3 “要素抗争”：主要的策略 |
| 6.2.4 抗争策略的“模式化” |
| 6.3 抗争策略的“伦理”与“意外” |
| 6.3.1 “抗争伦理”：道德的力量 |
| 6.3.2 “抗争意外”：走向不抗争 |
| 6.4 抗争策略的宏观背景 |
| 6.4.1 底层抗争策略的动态演进 |
| 6.4.2 底层抗争策略与治理的互动 |
| 第7章 基层维稳：底层抗争的治理要素 |
| 7.1 “维稳”意识的演进过程 |
| 7.2 “维稳”政策的演进过程 |
| 7.2.1 “战略性维稳” |
| 7.2.2 “制度性维稳” |
| 7.2.3 “运动式治理” |
| 7.2.4 “维稳”绩效考核 |
| 7.3 基层政府的“维稳”逻辑 |
| 7.3.1 信访治理与基层治理 |
| 7.3.2 分类治理：“安抚”与“示弱” |
| 7.3.3 分类治理：先“安抚”后“打压” |
| 7.3.4 基层维稳的“内卷化”趋势 |
| 7.4 “危机”意识与治理策略 |
| 第8章 建构和谐：基层治理的文化要素 |
| 8.1 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抗争文化 |
| 8.1.1 政治参与与抗争文化 |
| 8.1.2 基层政治与抗争文化 |
| 8.1.3 制度变迁与抗争文化 |
| 8.2 抗争文化与抗争政治 |
| 8.2.1 集体公共文化的弱化 |
| 8.2.2 抗争政治因素的增强 |
| 8.3 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的互动 |
| 8.3.1 引导地域文化 |
| 8.3.2 关注抗争过程 |
| 8.3.3 尊重司法结果 |
| 8.4 构建和谐的抗争文化 |
| 8.4.1 重建“公共领域”文化 |
| 8.4.2 引导外来多元文化 |
| 8.4.3 去除“抗争性”的文化 |
| 第9章 公正社会：基层治理的政治走向 |
| 9.1 底层抗争的缘由 |
| 9.1.1 底层抗争与不公正 |
| 9.1.2 社会建设与公正原则 |
| 9.2 公正社会的维度 |
| 9.2.1 转型社会的特点 |
| 9.2.2 社会公正的现状 |
| 9.3 公正建设的内涵 |
| 9.3.1 意识形态建设 |
| 9.3.2 国家政权建设 |
| 9.3.3 政治共同体建设 |
| 第10章 结论与讨论 |
| 10.1 简短的结论 |
| 10.1.1 底层抗争的“递进模型” |
| 10.1.2 基层治理的“内卷化” |
| 10.2 进—步的讨论 |
| 10.3 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 |
| 10.4 研究的创新与拓展空间 |
| 10.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0.4.2 研究的拓展空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卷内备考表 |
（7）媒介·话语·权力·身份：“农民工”话语考古与身份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1.2 农民工研究综述 |
| 1.2.1 “农民工”概念界定 |
| 1.2.2 国外农民工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研究论文综述 |
| 1.3 话语研究综述 |
| 1.3.1 话语与媒介话语 |
| 1.3.2 话语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
| 1.5 理论框架 |
| 1.5.1 意义与建构——话语概念,历史化与生产 |
| 1.5.2 知识考古——问题的框架 |
| 1.5.3 权力谱系——话语运作的规律 |
| 1.5.4 传播与社会——媒介话语研究的基础 |
| 1.6 方法论——实证的话语研究 |
| 1.6.1 语料库与话语研究 |
| 1.6.1.1 语料库与话语研究的结合 |
| 1.6.1.2 语料库与话语考古学的结合 |
| 1.6.1.3 历时的主题词归类和信度分析 |
| 1.6.2 问卷调查与统计 |
| 1.7 研究基本内容 |
| 2 农民工“政治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2.1 农民工的“政治人”身份 |
| 2.2 1980-1990年农民工“政治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2.2.1 民工潮与城市体制改革 |
| 2.2.2 劳动力——政府改革的实验田 |
| 2.2.3 被“清退”——农民工阶层的政治等级 |
| 2.3 1991-2000年农民工“政治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2.3.1 城市化——农民工在政治战略中的意义 |
| 2.3.2 体制外的打工者——国有体制下的他者 |
| 2.3.3 农民工——改革战略中的宝贵资源与主要阵地 |
| 2.4. 2001-2010年农民工“政治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2.4.1 两会代表——农民工政治主体 |
| 2.4.2 农民工——政府工作服务对象和解决的问题 |
| 2.4.3 农民工——地方政府的政绩 |
| 2.5 小结 |
| 3 农民工“经济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3.1 农民工的“经济人”身份 |
| 3.2 1980-1990年农民工“经济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3.2.1 农民工——企业的员工 |
| 3.2.2 农民工——体制外的“合同工” |
| 3.3 1991-2000年农民工“经济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3.3.1 农民工——市场经济的召唤 |
| 3.3.2 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 |
| 3.3.3 农民工——弱势的“竞争” |
| 3.4 2001-2010年农民工“经济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3.4.1 农民工——始终的被欠薪者 |
| 3.4.2 农民工——金融危机下的返乡创业者 |
| 3.4.3 养老金——农民工流动身份之殇 |
| 3.5 小结 |
| 4 农民工“文化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4.1 农民工的“文化人”身份 |
| 4.2 1980-1990年农民工“文化人”身份的媒介建构 |
| 4.2.1 教育的缺乏——农民工的知识身份 |
| 4.3 1991-2000年农民工“文化人”的媒介建构 |
| 4.3.1 农民工——受教育的对象 |
| 4.3.2 农民工——城里人眼中的他者 |
| 4.3.3 农民工——天然的无知与无能 |
| 4.4 2001-2010年农民工“文化人”的媒介建构 |
| 4.4.1 农民工后代——“文化人”身份的继承、延续与改变 |
| 4.4.2 农民工——技术技能的缺乏者与拥有者 |
| 4.4.3 农民工兄弟——谁的兄弟? |
| 4.4.4 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的“文化人” |
| 4.5 小结 |
| 5 “农民工”话语构成研究 |
| 5.1 矛盾的媒介身份——话语争斗的场域 |
| 5.1.1 农民工身份的历史流变 |
| 5.1.2 “农民工问题”与“农民工的问题”的矛盾 |
| 5.1.3 农民工“底层”群体形象与农民工“精英”个体形象的矛盾 |
| 5.1.4 重要与卑微——政治人、经济人形象与文化人形象的矛盾 |
| 5.2 互文性——“农民工”媒介话语的生产原则 |
| 5.3 从“民工”话语到“农民工”话语 |
| 5.4 政治话语对农民工媒介话语生产的影响 |
| 5.4.1 政策话语——农民工的户籍政策发展 |
| 5.4.2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
| 5.4.3 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话语 |
| 5.5 市场话语对“农民工”媒介话语生产的影响 |
| 5.5.1 市场话语与媒介话语 |
| 5.5.2 市场“劳动力”需求与农民工 |
| 5.5.3 市场消费主体与农民工 |
| 5.6 学术话语与“农民工”媒介话语互动生产 |
| 5.6.1 作为精英话语的学术话语 |
| 5.6.2 学术话语与媒介话语的互文性生产 |
| 5.7 “城市化”话语与“农民工”媒介话语的生产 |
| 5.8 小结与不足 |
| 6 话语与权力——从媒介身份到社会身份 |
| 6.1 媒介权力——生产与规训 |
| 6.2 “话语权力”——从媒介身份到社会身份的生产 |
| 6.2.1 话语秩序——农民工身份的定型化 |
| 6.2.2 权力争斗——二元结构的斗争与妥协 |
| 6.3 实证研究——从媒介身份到社会身份经验主义验证 |
| 6.3.1 “农民工”话语的他者化与大众意识形态生产 |
| 6.3.1.1 针对城市公众的问卷设计及基本情况 |
| 6.3.1.2 城市公众对于农民工媒介身份认同调查 |
| 6.3.1.3 大众媒介与城市公众的农民工身份认知调查 |
| 6.3.1.4 城市公众对待农民工行为调查 |
| 6.3.2 “农民工”媒介话语与农民工主体认同的实证研究 |
| 6.3.2.1 针对农民工的问卷设计及基本情况 |
| 6.3.2.2 农民工受访者对自我身份认同调查 |
| 6.3.2.3 农民工自我认同行为调查 |
| 6.4 主体建构——权力的运作与抵抗 |
| 6.4.1 离开城市——空间的放弃与争夺 |
| 6.4.2 占有财富——摆脱固化身份的一种途径 |
| 6.4.3 自我判断与自我定位 |
| 7 结论 |
| 7.1 农民工身份的死结——大众媒介、话语与权力的运作及启示 |
| 7.2 融合的媒介权力——生产性权力与身份建构 |
| 7.3 方法论的启示——实证的话语研究 |
| 7.3.1 基于语料库的话语考古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
| 7.3.2 实证的话语研究 |
| 7.4 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城市公众对农民工形象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农民工主体身份问卷调查表 |
| 作者简历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工作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民工荒中的农民工理性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研究现状 |
| 1.3.1 基于制度性限制造成的"民工荒"研究 |
| 1.3.2 低工资、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视角导致的民工荒研究 |
| 1.3.3 基于农民工"权益意识"提高的研究 |
| 1.3.4 基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研究 |
| 1.4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问题的提出与假设 |
| 1.6 理论基础 |
| 1.6.1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起源 |
| 1.6.2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 |
| 1.7 概念界定 |
| 1.7.1 民工荒 |
| 1.7.2 理性选择 |
| 1.8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1.8.1 研究方法 |
| 1.8.2 研究思路 |
| 1.9 论文框架 |
| 第2章 "民工荒"现象研究 |
| 2.1 "民工荒"概况 |
| 2.1.1 第一轮"民工荒"的概况分析 |
| 2.1.2 第二轮"民工荒"的概况分析 |
| 2.1.3 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 |
| 2.2 "民工荒"现象解读 |
| 第3章 经济成本与农民工的选择 |
| 3.1 "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成本因素分析 |
| 3.1.1 流动成本 |
| 3.1.2 生存成本 |
| 3.1.3 机会成本 |
| 3.2 "农民工"工资收入普遍较低 |
| 3.2.1 "农民工"人均工资收入低 |
| 3.2.2 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 |
| 第4章 社会成本与农民工的选择 |
| 4.1 "农民工"的医疗成本高昂 |
| 4.1.1 "农民工""看病难"、门槛高 |
| 4.1.2 "农民工""看病贵"、看不起病 |
| 4.2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边缘化 |
| 4.2.1 "农民工"多无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匮乏 |
| 4.3 "农民工"维权和权益保障步履维艰 |
| 4.3.1 "农民工"被侵权事件屡见不鲜 |
| 4.3.2 社会歧视仍大范围存在 |
| 第5章 文化成本与农民工的选择 |
| 5.1 "农民工"子女的文化教育成本高昂 |
| 5.1.1 "农民工"子女城市中就学难 |
| 5.1.2 "农民工"再学习困难 |
| 5.2 文化差异造成的适应难 |
| 5.2.1 文化差异产生文化认同问题 |
| 5.2.2 文化差异导致社会歧视 |
| 5.3 企业环境、工厂氛围对"农民工"的影响 |
| 5.4 "农民工"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较差 |
| 第6章 反思与建议 |
| 6.1 研究发现 |
| 6.1.1 制度性限制是农民工流动与否的深层次原因 |
| 6.1.2 城市、工种是农民工流动与否的重要原因 |
| 6.2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
| 6.2.1 制度与政策 |
| 6.2.2 规范土地制度改革,保护土地对"农民工"的保障作用 |
| 6.2.3 引导与教育 |
| 6.3 城市该如何接纳 |
| 6.3.1 尊重与接纳 |
| 6.3.2 善待与宽容 |
| 6.3.3 融合与共荣 |
| 6.4 关注新一代农民工的新特点、新需要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SPSS数据分析 |
| 附录2:访谈报告 |
| 致谢 |
| 卷内备考表 |
（9）当代青海藏族文化变迁的地域性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从地域差异的角度研究藏族文化变迁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回顾与综述 |
| 一、关于青海藏族文化变迁与现代化的研究综述 |
| 二、关于藏族文化地域分类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与逻辑 |
| 二、研究理论与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藏文化变迁的由来及环境 |
| 第一节 藏文化变迁的由来 |
| 一、古代的青藏高原藏文化地域分异 |
| 二、现当代的青藏高原藏文化地域分异 |
| 第二节 自然生态环境及其变迁 |
| 一、生态环境特点 |
| 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
| 三、生态环境的演变 |
| 第三节 代表性个案概况 |
| 一、农业区个案 |
| 二、半农半牧区个案 |
| 三、牧业区个案 |
| 四、城镇社区个案 |
| 第三章 人口民族结构与分布及其变化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人口的分布格局 |
| 一、总体人口分布与密度 |
| 二、民族人口分布 |
| 第二节 当代人口分布及其变化 |
| 一、民族自治州人口的民族结构 |
| 二、东部农业区的民族人口 |
| 三、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 |
| 第四章 生计方式的变迁及其地域性差异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生计方式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
| 一、"生番"与"熟番" |
| 二、尚不发达的农业 |
| 三、分布广泛的畜牧业 |
| 四、作用显着的商贸流通 |
| 第二节 不同生计之间的现实选择 |
| 一、职业身份的自我认同 |
| 二、经济收入结构 |
| 第三节 畜牧业内部的差异:以畜种为例 |
| 一、牦牛的文化地位及分布 |
| 二、不同种类羊的分布 |
| 三、牛羊的牧饲方式 |
| 四、食用肉储备方法及宰牲选择 |
| 第五章 语言文字使用的地域性差异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藏语的地域分异 |
| 第二节 语言文字使用的流变 |
| 一、藏语使用人数和群体 |
| 二、藏语使用场合与代际变化 |
| 三、藏文的使用 |
| 第三节 对语言文字的认知和教学模式之争 |
| 一、对语言文字的认知 |
| 二、"双语"教学模式之争 |
| 第六章 服饰与婚姻圈的变迁及其地域性差异 |
| 第一节 受他民族文化影响下的服饰 |
| 一、便服备受青睐 |
| 二、男女有别的穿戴要求 |
| 三、服饰文化的自我调适 |
| 第二节 婚姻圈的变迁:一个独特的个案 |
| 一、数据来源 |
| 二、结果与分析 |
| 三、小结与讨论 |
| 第七章 宗教信仰的变迁及其地域性差异 |
| 第一节 寺院分布的地域差异 |
| 一、不同地域寺院的数量 |
| 二、各地寺院所属不同教派 |
| 三、农牧民眼中的藏传佛教教派 |
| 第二节 宗教从业人数的定额与超员 |
| 一、超员与有寺无僧:以果洛州与海东地区为主的比较 |
| 二、寺院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博弈 |
| 三、对藏传佛教信仰地域差异的民间解读 |
| 第八章 藏文化变迁的地域差异性与现代化 |
| 第一节 藏文化圈基本形态及多元化 |
| 一、藏文化圈的基本形态 |
| 二、汉文化圈的形态 |
| 三、圈层多元化 |
| 第二节 环境作用下的藏文化变迁 |
| 一、自然环境演变对藏文化变迁的影响 |
| 二、文化对社会环境的功能调适 |
| 第三节 藏文化的现代化 |
| 一、民众对文化未来的态度 |
| 二、对文化现代化趋势的初步判断 |
| 附录 |
| 一、访谈大纲 |
| 二、青海民族宗教情况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主持、参与课题 |
| 致谢 |
（10）濒危的家园 ——百福司土家族社区的处境与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及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研究动态 |
| 四、理论观照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目标社区——百福司概貌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 |
| 第三节 传统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 |
| 第一节 社区人口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社区人口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凋敝的社区 |
| 第一节 人力资源亏空 |
| 第二节 村落虚空 |
| 第三节 田园荒芜 |
| 第四节 原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多变的婚姻 |
| 第一节 规则变迁 |
| 第二节 缔结方式的嬗变 |
| 第三节 择偶范围与标准的变动 |
| 第四节 婚仪简化与支付攀升 |
| 第五节 婚配艰难与婚姻脆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家庭解组 |
| 第一节 家庭结构的变动 |
| 第二节 家庭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养老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丧葬变迁 |
| 第一节 丧葬的类型与传统 |
| 第二节 丧葬过程 |
| 第三节 丧葬的延续与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教育断裂 |
| 第一节 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乡村学校的"兴"与"衰"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医疗保障缺失 |
| 第一节 医疗服务供给保障 |
| 第二节 医疗经济保障情况 |
| 第三节 村民就医行为 |
| 第四节 相关问题探讨 |
|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语 |
| 一、社会发展的主导范式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 |
| 二、国家政策体制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 |
| 三、延伸讨论:农村社区重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8万打工者挣回3个亿（论文参考文献）
- [1]1980年代以来乡村的“家”及其变迁 ——以皖西南Z村为例[D]. 方旭东. 上海大学, 2018(02)
- [2]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D]. 王亚明. 浙江大学, 2017(06)
- [3]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 ——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D]. 杨亚雄. 兰州大学, 2017(03)
- [4]打拉池的权威与自主 ——一个回汉杂居村镇的社会生活史研究[D]. 龚成红. 兰州大学, 2016(06)
- [5]现代化·个体化·空壳化：一个当代中国西北村庄的社会变迁[D]. 解彩霞. 厦门大学, 2014(05)
- [6]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 ——一项基于华中Z镇的实证研究[D]. 胡兵. 华东理工大学, 2013(12)
- [7]媒介·话语·权力·身份：“农民工”话语考古与身份生产研究[D]. 赵凌. 浙江大学, 2013(08)
- [8]民工荒中的农民工理性选择研究[D]. 贾露露. 华东理工大学, 2012(06)
- [9]当代青海藏族文化变迁的地域性差异研究[D]. 鲁顺元. 兰州大学, 2011(09)
- [10]濒危的家园 ——百福司土家族社区的处境与命运[D]. 梅军.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