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其监管（论文文献综述）
陈惠娟[1]（2021）在《M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型利益输送防范研究》文中指出
罗琴琴[2]（2021）在《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有效性研究 ——以上交所对南京新百问询函监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传统信息披露监管机制滞后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凸显。为应对新时代下证券市场的新变化,证券监管部门提出了问询函这一创新式监管举措,该项举措正逐步成为重要的一线监管手段之一。但问询函监管制度属于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手段之一,主要通过向上市公司发放问询函的形式,对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行为加以规范。因此,该项监管制度在震慑力和惩戒性方面都稍显不足。因此,对问询函监管实施现状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对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百”或“公司”）进行问询的典型案例,追溯交易所实施问询函监管的全过程,对其进行两次问询函监管的原因及有效性进行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和启示。首先,对上交所实施两次问询函监管的原因进行分析,通过梳理南京新百关联交易公告的相关内容,发现上交所进行第一次问询函监管的原因在于公司资产收购公告中存在隐瞒关联方关系、交易定价不合理等问题;上交所进行第二次问询函监管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司的首次回函存在避重就轻、交代不清等问题。其次,进一步剖析两次问询函监管的效力,结合问询函监管期间公司的股价波动情况,发现两次问询函监管都引起公司股价的下降,且第二次问询函监管引起的市场负面反应更为剧烈。最后,经过案例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上交所实施的问询函监管提高了南京新百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并迫使公司终止了此次利益输送式关联交易,由此可见,问询函制度发挥了预防性监管的作用。本案例是我国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实践的一个缩影,本文的研究结论充分肯定了我国交易所问询函制度的监管效力,能够为证券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及投资者三方主体提供一些参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作为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从立法立规方面加大问询函制度的惩戒性,还应当健全问询函的监管协作机制,在各监管部门之间实施联动监管,并配套行政处罚性手段,以提升监管效力;作为信息披露的主体,上市公司应当规范信息披露,积极配合交易所的问询函监管工作;而投资者应当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关注并解读问询函传递的信息,降低自身信息不对称程度,理性作出投资决策,从而更好地发挥问询函制度的监管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目前学术界对于问询函监管的研究,通常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且研究角度主要集中于问询函的市场反应、信息含量、审计影响等方面,相关研究亟待深入和发展。本文基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视角,以上交所对南京新百进行问询函监管为例,在真实的案例情境中深入分析问询函制度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监管效力,并针对问询函监管实施现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问询函制度的相关建议。在理论意义上,拓展了问询函监管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相关文献;在实践意义上,为证券监管部门实施问询函监管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问询函制度的监管效力,推进问询函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张艺琼[3]（2021）在《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注册制改革正式开启了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模式“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重要转型,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成为证券监管的工作重心与核心理念。自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行注册制以来,沪硅产业、百奥泰、君实生物等诸多非盈利公司成功上市的案例屡见不鲜,龙腾光电、路德环境和瑞晟智能等新上市的公司在报告期间相继业绩大幅下滑,这一系列亏损上市和业绩下滑事件中值得深思的是当前对于公司上市标准和价值的评判由盈利能力等传统财务数字信息逐步转向公司未来前景、商业模式和品牌价值等非财务数字信息。2020年颁布实施的新《证券法》明确提出“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信息披露要求,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叙述性文本信息的要求和规范上升至法律层面。这些现象和变化说明相较于传统的财务数字信息,上市公司非数字的、定性的文本信息开始不断受到重视。由于年度报告是公司对外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其在信息披露中占据核心地位,因而,年报中文本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逐步引起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广泛关注,也同时成为当前学术界一个新兴的焦点问题。能否以及如何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保证其实质上符合信息披露基本原则要求?成为当前证券市场监管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和挑战。在当前证券市场监管转型背景下,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方式,是实现年报日常事后监管、充分发挥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的创新性举措。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本原则的整体框架,聚焦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这一公司外部治理视角,针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这一焦点问题,选取2015-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Python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批量获取并深入挖掘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从年报语调操纵、年报可读性和年报文本信息含量三个层面多维度、系统性地详细探究了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并揭示其影响机制和渠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最终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研究结论:（1）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能有效发挥其对公司的外部治理作用,显着促进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切实督促上市公司将信息披露基本原则落到实处。具体为: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显着降低了年报语调操纵,保证了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显着提高了上市公司年报可读性,保证了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准确性”。无论是纵向维度还是横向维度,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均能显着提高年报文本信息含量,促使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在实质上具备“完整性”。此外,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程度越严重,其越能充分发挥对管理层年报文本信息披露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和治理作用,即越能显着促进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2）年报数字信息与年报文本信息之间具有关联性,除了直接促进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外,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还能通过约束年报数字信息操纵进而间接促进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具体为: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能有效降低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而降低异常乐观语调、增加年报可读性和年报文本特质性信息。相对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占主导,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更多地会直接促进年报文本信息披露。此外,通过影响机制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年报文本相似度降低可能并非真正代表年报信息含量提高,当前学术界广泛采用年报文本相似度来衡量年报文本信息含量的方式可能并不完美。（3）在不同治理环境和内外部治理机制下,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含量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具体为:非国有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其年报语调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市场化进程高、媒体报道数量多时,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可读性的提高作用会更明显;较高的市场竞争程度下,管理层会提供更多与其他公司不同的特质性信息,提高横向维度的年报文本信息含量;而对于纵向年报文本信息含量即年报文本相似度来说,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的影响反而更明显;媒体报道数量多时,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含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主要特色与创新体现为:第一,本文创新性地基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本原则的整体框架,从年报语调操纵、年报可读性及年报文本信息含量这三个维度系统性、综合性地全面展开年报文本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丰富了针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传统单一研究视角,拓展了文本信息披露的研究外延。第二,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选取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这一独特的公司外部治理方式,深入分析其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既弥补了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制约因素的研究不足,又丰富了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成果,具备一定的新颖性和独特性。第三,考虑到年报数字信息与年报文本信息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将年报数字信息披露纳入研究体系,构建“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年报数字信息披露—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模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缜密、完整的逻辑链条和新的经验参考。第四,依据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大数据综合应用于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研究中,扩展了传统的文本信息披露研究手段,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创新性地运用Python的sklearn模块构建样本公司年报特征集并实现文本向量化,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同时构建年报文本信息含量的测度变量,完善和丰富了年报文本信息含量的评价和测度体系。
许晓晨[4]（2021）在《关联方交易视角下康美药业财务舞弊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司的体量逐渐增大,导致财务舞弊案件频繁发生,财务舞弊的手段呈现多样化趋势。关联方交易因其隐蔽程度高,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常常成为企业进行财务舞弊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早期企业进行关联方交易是为了转移税负、偷税避税,企业利用母子公司之间便利的交易,将纳税比例较高企业的交易活动转嫁给税负比例较低的企业,以降低企业税负。后来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通过关联方交易有了更多的目的性: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了掏空公司进行资金转移,将公司的优质资源掏空,使其沦为空壳公司;企业为了通过IPO进行上市,需要更多资金粉饰报表,关联方交易可以为企业提供大量资金,实现公司预期。本文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与关联方交易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关联方交易的手段、动因与影响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并将关联方交易与国内外财务舞弊相关理论结合,以康美药业为例,运用关联方交易理论与财务舞弊理论,以防范为目标,经过事件的梳理和剖析,研究康美药业此次进行关联方交易的目的、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动因、掌握其进行关联方交易的手段,并对后果进行分析,针对康美药业的关联方交易财务舞弊提出案例启示。
钟叶[5]（2021）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联交易是指具有关联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或者企业之间产生交易的行为。关联交易一词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偏向性的色彩,甚至在其出现之初带来的更多的是积极的对社会发展促进的作用,因此一味的否定甚至禁止不仅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也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只要关联交易对所有人来说是公平的,且符合法律法规,那么这种交易就有助企业节省大量的经营成本、降低经营投资的不确定因素同时更有助于企业的生存。但是若关联交易不能做到公允的要求,不仅会破坏社会的公平,对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会产生消极的作用,譬如使得企业丧失独立性、增大证券投资市场的风险。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规制这种消极影响,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应运而生。关联交易信息的披露制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且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在移植进入我国的时候必然面临着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我国,上市公司大多具有国企背景,由其改制而来,与其背后的国企母公司也存在着密切关联,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的的残留,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也不少见,在这些上市公司内经常出现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及由之而来的暗箱操作。上市公司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地位,相较于非上市企业,它们受到了较为优厚的政策扶持,融资能力更强,因此一些控股股东往往会利用这一点攫取利益。一旦上市公司沦为控股股东的工具,肆意进行不合规的关联交易,就会给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和正常运行秩序带来严重影响,严重挫伤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的信心,甚至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全面崩盘的严重后果。随着我国的高速发展,这种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在我国公司的日常经营中也日益频繁,而在这其中因为涉及的利益损害面广,经常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对这种现象进行规制,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我国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作为一种预防性制度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仍没有有效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存在着较多缺陷,为了使得关联交易更多的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让他们普遍对市场充满信心,在这里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并在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所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完善立法、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改善公司的内部治理以及加强各方面的监督等方面。
孟晓波[6]（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失信行为的判别因素研究》文中提出诚信,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是法律经济,更是诚信经济,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建设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短板。我国上市公司作为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全新组织形式,由于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取巨额的融资金额,其诚信状况尤其引人关注。财务造假、业绩“变脸”、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高管被立案调查等多宗非诚信行为,都使得原本羸弱的A股市场更加雪上加霜,从而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考虑到已有失信案例的情况,以及研究的角度主要是关注内部治理方面的因素,本文以实证研究法为主,以文献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为辅,并用不完全契约、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三大理论为基础,推出三个假设,即关联交易频繁、无法出具审计报告和内控管理失控这三项是否是上市公司发生失信行为的判别原因。同时通过选取2015年到2018年之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利用相关模型分析,来研究这三项因素与上市公司失信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结合相关案例进一步证实,并得出以下结论:关联交易频繁、无法出具审计报告和内控管理失控都与上市公司发生失信行为概率呈正相关关系,都是判别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的因素。针对上述结论,本文主要从公司内部治理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几点有助于公司诚信建设的建议,一是优化股权结构和股权激励,制约上市公司失信行为;二是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相结合,形成有效的财务管理约束机制;三是建立健全的内控体系,提高内部监管有效性。
张文[7]（2020）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文中提出股权,作为股东向公司出资行为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具有财产性权利和经营管理权利等多项权能复合的权利属性。正因股权具有财产的属性,因而可以成为股东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标的之一种。股权的交换价值,亦或者说股权的流通性,在上市公司领域表现的最为明显,不仅如此,专门为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提供交易场所和辅助性服务的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提供了公开的市场和实时的转让价格,增强了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也正因上市公司股权具有较强的流通性,资金融出方愿意接受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为其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上市公司股东利用其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进行融资行为,具有私法层面的合法性。但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股东高比例质押其股权、多家上市公司股东涉及股权质押交易,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上市公司股东屡屡出现股权质押违约的发生,多家上市公司股东面临平仓风险,大面积、高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平仓成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18年10月,深圳政府宣布成立专项小组,筹集150亿元“风险共济”资金,帮助存在股权质押、流动性压力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随后北京、珠海、浙江、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宣布“救援”本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但是,由政府发起的资金援助只能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实现短期内的纾缓,以缓解因市场风险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不能从本质上化解积存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亦无法有效的防范新增股权质押平仓风险。本文正是选取现阶段威胁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为起点,通过历史的方法、域外比较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担保交易活动之法理基础,由此探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以及现有规则的不足,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建议,以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化解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长效管控机制。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化解法制规范的探讨,论文在结构上除去导论和结语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聚焦于当前资本市场中广泛应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活动本身,通过背景的梳理、交易特殊性的分析,以及对交易活动的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以期为交易活动法律规制提供基础。第一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包括对这一交易活动历史沿革的梳理,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和法律规制的演进。文章认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现阶段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以及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改革放开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即已出现了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质押贷款活动。当时以商业银行作为唯一的资金融出方,并且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质押贷款行为,符合传统担保法律制度的交易目的;同时,仅以我国《担保法》中有限的法律条文,亦足以满足当时股权质押贷款活动法律规制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开始着手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与此同时,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先后颁布,为巩固资本市场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增强,同时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交易,鼓励金融创新活动的开展,为我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的支持下逐渐活跃,在制度上允许证券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参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同时,资本市场的活跃也使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流动性资金需求的增加,寻找更为便利、高效的融资方式。在制度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扩张式的发展时期。在缺少必要的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制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数量激增,市场参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交易风险及担保物的质量,为当前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面对因资本市场波动而带来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监管者逐渐意识到该项交易对资本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布相关监管规则,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得以化解,并为日后交易的有序开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引导。在简单商品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较为简单且数量有限,因而传统的股权质押式贷款活动足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与这一经济发展相对应,市场主体的交易模式变得丰富且复杂化,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探索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进而逐渐形成股权质押式回购的交易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的时代,我国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参与到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埋下了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忽视了对安全的价值要求,为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安全的威胁。除了经济发展背景的因素,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广泛开展的背后还有我国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即是法律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行为的约束。我国法律和监管机构,基于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性规范。但是上市公司股东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规避“减持规则”的约束,在缺少监管要求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上市公司股东能够间接的实现减持的目的。因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新的“套利”方式。在分析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经济背景和制度背景后,第一章第二节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进行法学视角下的分析。首先,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法律行为的“异化”。这一结论所暗含的基本观点即是: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质押法律行为为模板,但又不同于传统质押法律行为,发展出了新的交易模式以满足股东融资目的的实现。其次,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涉及到的主体范围来看,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除了涉及到资金融出方和融入方两方交易主体外,还涉及到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以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证券公司、交易所以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不仅是简单市场经济下的传统为债权之担保而形成的交易模式,而演变为更具专业性、更为复杂的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活动。本节除了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外,还通过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对比,突显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以及其交易风险的危害性。第三节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为后续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多维度的参考。在经济学视角下,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具有效率优势和公允性特征,能够为交易主体提供便捷且公平的融资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基础,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同样存在着第二类委托代理的问题,易于发生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利用其地位和权利上的优势,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论文第二章在第一章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分析的基础上,对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对交易活动进行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价值冲突展开分析,以期为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则设计提供价值指引。第二章共有三小节,第一节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负外部性,包括交易活动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股东权利行使与利益保护,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商誉、股票价格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处置违约的上市公司质押股票会加剧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外部性的存在,成为其需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基础。第二节是在前述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则的制定对交易效率价值与经济安全价值的平衡展开分析。从交易主体的权源上来看,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源于股东对其股权的自由处分之权利,其权利行使之自由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从其交易行为的外部性来看,该交易行为的结果影响到众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在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当考虑到股东个人利益与其他主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有效率的融资模式,但在上市公司股东不当或过度融资的情形下,其结果将会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带来威胁。对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既要关注于给金融市场安全带来隐患的行为予以必要的规制,同时也应考虑到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应当平衡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第三节基于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和价值平衡的分析,论文提出应当以私法与公法协同共治的方式,有效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基于利益协调及价值平衡的要求,本文认为以私法赋权的方式保护股东个人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同时,以公法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实现。通过私法和公法规制手段相协同的方式,实现对股权质押交易的有效规制,既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又维护公众利益的实现;既尊重交易效率价值的实现,又保障经济安全的价值追求。通过私法自治和公法规制的合力,形成有效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长效机制。论文第三章在前两章交易分析和规制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实践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域外的相关法律规则,检视我国现有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之法律规制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三章共三小节,第一节针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类型划分,本文将实践中主要出现的风险划分为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处置环节的风险三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应施以有针对的规制措施,以实现对现存风险的化解以及未来交易风险的防控。本文认为,因市场波动而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其原因来自于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对于市场中本就存在的价格波动风险,法律难以通过规制的方式予以防范和化解,需要相关市场参与主体自行作出判断,以减小因市场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而能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有效规制是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以及通过有序处置违约股权,防范因大面积平仓行为而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基于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类型化,对应地检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二节论文通过对比的方法,将我国现有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权利质押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一元化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检视我国现有制度与域外制度的差异。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担保法》与《物权法》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具有明显差异,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即是我国以物权法理论为统领的担保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商事领域、甚至金融领域中对担保制度的灵活运行,仅以传统民事法律规制作为担保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难以满足商事、金融实践中主体对交易的灵活性、效率性的需求,制度涉及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担保交易作为商事活动中一种独立的交易模式,美国《统一商法典》专门规定了担保交易制度,并以“担保权益”这一一元化的概念统领以权利类型划分的质权、抵押权、留置权等具体的担保情形。相比英美法系一元化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现有以民事权利划分为基础的担保法律体系难以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移植,但是英美法系以商事行为为视角,构建的担保交易规则能够为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论文还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纾困措施。就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的纾困措施仅仅是针对因市场风险而引起的平仓威胁进行短期的“救助”行为,这一政府行为具有短期性,并不能形成对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另外,政府的干预不当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增加政府负债的同时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而要形成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长效的法律规制手段,需要对现有规制措施和规制理念进行对应的完善,也即是对现已积聚平仓风险予以有序的疏导,以及对新增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防止未来风险的积聚。第三节基于前述对我国现有股权质押法律制度的检视,提出了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确立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概念。首先,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具有金融创新的属性,并且在实践中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种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股权收益权信托、股权收益权质押等多种情形,但在本质上都是以股权的经济价值作为融资交易开展的基础;其次,传统以民法规制理念和手段的担保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难以满足金融实践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及权益保护之需求;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概念也难以符合我国民法体系下法律关系种类的划分,从民法理论上看,“质押”与“回购”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难以统合在同一个交易活动之中。因此,本文提出以“股权担保交易”之概念,以概称实践中所有以股权经济价值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第四章即是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出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主体规制体系。通过对主体的规制,以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本文主要以上市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的自律管理方式、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功能的有效发挥,多方的共同作用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主体道德风险防控。本文提出以下思考路径: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管理层面,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人,因而股东之间为了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保护股东自身在内全体股东利益,通过协商形成对股东权利的必要限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自治性规则的实现,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具有一定的权益保护意识。我国公司实践中,股东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相较于英美国家公司股东的权益保护意识较弱,典型表现即是我国公司章程的同质化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个性化权益保护的作用。对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对股东自治下的权益保护作出必要的规则指引,以形成股东之间有效的自治管理。在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层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资金的融出方,除了能够为出质股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外,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受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需要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也即是说,金融机构需要承担必要的合规责任,而风险管控即是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合规责任。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享有检查、监督上市公司股东资金使用的权利,以实时监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被监管的对象,需要履行监管者对其风险管控的要求。因而,金融机构在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严格履责,亦能够有效防控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金融机构严格履责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即是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持续性跟踪,而对于金融机构的疏于履责行为应当承担必要的行政责任。在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层面,外部监管者只能以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负外部性规制为限,因而其规制的手段较为有限。而外部监管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则设定,约束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同时为其他金融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最大程度的减小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上市公司股东的道德风险。论文第五章聚焦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风险,以同类股权相同处置措施,不同类型股权差异化处置规制为原则,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以期及时、有效的纾解因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而引起的积聚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化解,一方面应当从根源上控制新增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积聚进行必要的防范;另一方面,化解现已形成的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是通过统一、有效、影响范围最小的处置方式,对现已违约的上市公司股权予以处置和疏通,以减弱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处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及时恢复因股东违约对其他主体经济造成的损害。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首先应当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行为作出认定,以便及时识别风、减小损失的程度。除了一般借贷行为中债务人到期未能履约的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合同增加了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在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发生技术性违约,或者其他交叉违约的情形时,资金融出方能够及时识别上市公司或者股东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及时行使担保权,以减小担保权人经济利益损失。除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行为进行必要的提前识别,对于不同类型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其处置的措施也应具有差异性。对于场内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其主要的处置措施通过场内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但是实践中对于证券公司的平仓行为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证券公司并未通过平仓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其权益的实现,股东对于证券公司的诉讼行为提出异议;除此之外,对于证券公司怠于行使平仓权利而造成股东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证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纠纷。本文认为,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有权选择是否通过平仓的方式实现其资金安全的合法权益,对此,证券公司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在股权担保交易违约情形已实际发生后,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因证券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造成的损害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证券公司不能向出质股东主张相应的赔偿。在场外股权担保交易活动中,一般上市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具有限售条件时,难以通过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方式实现融资需求,只能通过条件更为宽松的场外股权担保交易实现融资。在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标的物时,我国学者曾对此有合法性争议,认为限售股之“限售”条件使标的股权不具有流通性,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担保物“可转让性”的要求相冲突。但是,目前我国在司法裁判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限售股在担保权实现时,其限制转让的期限已经届满,限制转让的情形消灭,债权人在特定股权之上的担保权益能够有效设立,股权担保交易活动有效且生效。从限售股的本质来看,该类股权具有流通性,只是在一定期间内流通性受到限制;其次,限售条件设置的目的在于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予以保护,而非股权本身不具有流通性,因此,对于限售股的处置,在满足保护相关主体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能够予以特殊的处置。因此,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的标的物并不与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可转让性”相冲突。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资金融出方不具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不能通过场内直接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因此,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处置,需要资金融出方选择诉讼程序、仲裁程序,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方式实现其权益保护。在具体的司法处置环节,对于有限售条件的上市公司股权,我国司法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制定有效且合理的违约处置制度,例如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关于协助上海金融法院办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强制执行的备忘录》,在证券交易所的配合下有效实现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股权处置,以减小因处置担保股权对证券交易市场稳定的影响。
施金晶[8]（2020）在《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在我国对应的法律文本是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1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中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当然,规范大额持股行为的相关制度还包括一般信息披露规定、法律责任章节的相关规定等。根据新《证券法》的规定,“大额持股”指的是“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及其后“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与此同时,《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规定了通过其他方式持股达到或超过5%及其后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大额持股行为应当履行的义务。简言之,大额持股描述的是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持股达到5%及通过其他方式持股达到或超过5%,以及5%以后股权的持续变动达到法定比例。2014年底这一轮敌意收购及险资“举牌”2上市公司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其中一大重点内容就是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因短视主义之故,投资者购入大宗股份常被视为敌意收购且受到上市公司乃至学者与监管者的厌恶与指责,收紧大额持股披露规则的呼声随即成为学界与舆论热点,且在《证券法》的修订中得以体现。但是,关于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功能利弊及其监管立场并未达成理论及实务共识,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主体、披露时限、披露内容等具体制度设计,慢走规则在我国的适用及与相关信息披露制度的关系等,仍需系统研究,深入分析。本文正是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证券监管工作实践积累的经验和思考,试图对大额持股监管相关制度的法律逻辑、规范主体、披露时限、披露内容、慢走规则和法律责任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理论研究和执法实践提供一定的支持。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起源于美国1968年的《威廉姆斯法案》1,后全世界主要国家的资本市场予以借鉴、发展,形成了自身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我国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在权益披露制度外,还发展了与权益披露紧密相关的交易限制规则,也就是俗称的“慢走规则”。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证券法》规定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包括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以及“慢走规则”,本文将两者统称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以及要约收购制度,作为相关制度在文章中有所涉及,但不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制度。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发布,并于2020年3月1日生效。新《证券法》对大额持股监管制度进行了修改,主要包括披露时点及法律责任。然而,为何进行这样的制度修改,是否合理?法律修改前,关于大额持股监管的争议,是否因本次修改尘埃落定?未解决的争议问题,在今后的执法及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在新的规则刚刚发布的情况下,如何解释和执行规则,以达到立法目的和监管目标?为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大额持股监管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梳理。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法理逻辑。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大额持股监管的基本架构,论述大额持股的内涵及外延,大额持股监管在上市公司收购监管中的位置。第二,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思想源流,证券市场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其发挥功能的方式与证券交易有关,尤其是大额证券交易;证券市场的内在缺陷决定了证券监管的必然性,大额持股监管属于证券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且有其独特的权益披露价值。第三,大额持股监管的制度价值,也就是大额持股监管的必要性,主要包括投资者权益保护、公司治理、市场秩序三个方面。第四,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冲突平衡。大额持股监管应坚持科学、适度原则;监管方法和措施应遵循体系化要求,同时要避免陷入过度披露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中。第二章分析大额持股的监管对象。从信息披露监管的角度来看,监管对象一般为掌握内部信息的人士。然而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监管制度设置的监管对象并未设置为上市公司或其董事会等内部人士,而是将大额持股人（本文将其界定为“权益拥有人”）设置为义务和责任的主体。本章对投资者、持股人、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等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历史上出现的名词进行了分析,指出权益拥有人概念的出处、产生原因、概念及构成要件,从而清晰界定大额持股制度的监管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特殊权益拥有人及其拥有权益的认定标准。第三章将大额持股视为一种状态,对其进行信息披露的监管研究。也就是说,只要持股达到法定的比例,即使不做任何其他行为,也应当进行信息披露。根据证券监管的理论,信息披露监管的关键问题在于:披露什么,何时披露。这是信息披露中最为关键的两大问题。关于内容,境内权益变动披露并非像部分观点所认为的仅以持股比例来区分简式与详式,而是设计了一套以持股比例为主,以控制权为辅的区分逻辑。这套逻辑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基本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跟成熟市场的规则相比,权益变动报告内容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规定豁免披露情形及简化披露情形。本文建议参考境外市场作法,结合我国机构投资者的监管现状,未来考虑制定相关的豁免或简化披露规则。关于时限,首先,大额持股的初始信息披露比例设定为5%,是因为5%的股东为公司的重要股东,5%存在于《公司法》及《证券法》上的诸多制度。其次,本次《证券法》修改将持续变动信息披露比例由5%调整为1%。这项修改存在较大争议,理论界及实务界并未达成共识。之所以最终作此修改,还是对此前诸多敌意收购的回应,在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受限的情况下,为了阻止敌意收购,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均衡。再次,1%、5%的变动比例宜采取“刻度说”,也就是1%、5%的倍数。一方面5%的倍数10%、30%、50%、75%等具有《公司法》上的重要意义,在此时披露更符合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1%的倍数可以减轻权益拥有人理解规则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减少违法行为,同时降低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最后,境内的大额持股信息时限设计并不像美国等那样,与持股主体、持股目的等相关。关于持股目的,鉴于主观意图难以界定,信息披露的时限不区分持股意图是符合当前情况;关于持股主体,建议未来能够根据《证券法》的授权及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情况,适当放宽部分主体的披露时限要求。第四章将大额持股定位为一种行为,对其进行交易行为的监管。我国的大额持股监管,不仅包括对持股状态的信息披露监管,还包括对大额持股后持股人的交易行为限制。也就是说,我国境内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不只是信息披露制度,还套着一定时间内不得交易的限制制度。这是我国大额持股监管制度与主要成熟资本市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最大差异。对大额持股交易的限制规则,其实有三类:第一是5%以上股东的短线交易问题;第二是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后制定的5%以上股东、董监高等主体适用的减持新股问题。这两类问题虽然也属于大额持股的交易限制,关于短线交易、转售规则等,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关于大额持股交易监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第三类,即:《证券法》第63条规定的慢走规则。在制定之初,慢走规则担负着保护信息公平,预防市场操纵等使命。但随着信息传播的快捷化,慢走规则利弊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目前为维护市场秩序,防止敌意收购,仍然保留这该制度。但需要考虑新增的5%以上股东每1%次日披露制度与慢走规则的叠加效应。这两项制度选择一项即可实现相应的立法目标,制度的叠加将会导致慢走规则的负面效应更加突出,妨碍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市场的形成,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公司治理。第五章主要分析违反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实现。法律作用的机理决定了,有责任才真正有权利。违反权益披露规则及违反慢走规则的证券交易行为（以下简称违规交易行为）的行为性质及法律责任。第一,关于行为性质,权益披露违规行为属于虚假陈述,但紧随其后的违规交易行为不适用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则。虽然大额持股信息属于内幕信息,但违规交易行为属于《证券法》第53条第2款中所讲的“另有规定,适用其规定”的情形,不应当适用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对于违规交易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按照虚假陈述处理。第二,行政责任是当前能够规范违规交易行为的主要责任形式。能够追究民事责任的虚假陈述通常为“诱多型虚假陈述”,而违规交易行为一般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很难追究民事责任;而违规交易行为,是否存在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仍存在争议;因此,行政责任是威慑违规行为的主要方式。本章主要分析论述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行政责任,对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不属于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对于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的简要论述,主要目的在于将行政责任置于责任体系中进行分析,从而体系化地认知大额持股监管的行政责任及其适当性。当前境内相关的行政责任形式包括责令改正、警告、罚款、限制表决权等。该处的责令改正,指的是完成信息披露义务,并不包括限制表决权,也不能扩展出责令限期卖出、没收违法所得等责任形式。
闫泓汀[9]（2020）在《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2016年4月12日为了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而带来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难题,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至此,“穿透式监管”正式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政策概念被确定下来。2017年,为了响应国家对金融行业“监管从严”的监管政策调整,“穿透式监管”成为“热门概念”被频繁的运用到保险监管机构规则的修订中。保险“监管从严”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已成为当前我国保险监管的改革趋势。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在此后制定的监管规则是否经过对“穿透式监管”的广泛的论证无从得知,但仅从保险监管部门当前对于穿透式监管的立法数量上来看,似乎已经明显违背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初衷——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对于“穿透式监管”出现了扩张解释和概念滥用的现象,在实践中明显已经对我国既有的保险行业治理模式形成了冲击。因此本文对于穿透式监管的规制研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保险公司监管与有效治理之间的边界,并基于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本文的第一章对于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保险监管的理论基础中,主要归纳总结了政府对于保险行业进行监管的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说、部门利益论与俘获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监管理论中的行为假定,主要梳理了金融学和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期望效用理论和违法行为决策论作为本文保险监管行为与被监管行为分析的基础;在保险监管威慑理论中,对保险监管威慑进行了概述,并理顺了监管威慑理论的发展脉络、分析了金钱处罚的威慑。由于金钱处罚存在边际效应,因此对于金钱处罚的最优强度进行了分析。并对保险威慑理论中非金钱处罚适用其法理基础进行了分析,具体是指对于劳动权、财产权和营业自由的限制;第二节中对于穿透式监管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第三节中,首先对行为监管的理论进行梳理,主要有“有限理性假设”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行为监管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进行相应的介绍。由于行为监管的依据不同,目前实践中主要有三种类型:主体导向的澳大利亚模式、目标导向的英国模式和数据导向的美国模式。依据目前行为监管发展较为成熟的英国FCA金融监管局的对行为监管的相关立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对功能监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主要金融功能理论和监管套利理论。第四节中对于功能监管理论发展到实践进行了梳理。对于功能监管的框架,依据目前国际上的实践,其框架为分工重构、政策协同、监管协调、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支持、架构调整、信息共享、业界共治。在第五节中,对穿透式监管的实质即“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了说明,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治理我国目前保险市场中的乱象。第二章穿透式监管在我国的实践中,通过对于我国保险监管机构的一系列立法及监管活动进行梳理,分为对于资本端的穿透、对于资产端的穿透和对于负债端的穿透。在资本端穿透一节中,对于公司股权的穿透包括对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对于入股资金的穿透包括对保险公司股东入股资金的穿透和对于自我注资、循环注资的穿透。对于投资项目的穿透包括对于保险资金流向的穿透和对资管产品的穿透。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穿透方法包括严格规定保险公司披露办法、对于关联交易向上的严格排查,并且将关联交易的主体扩大到自然人。对于负债端的穿透主要分为对保险产品的穿透监管和对误导销售的穿透监管。第三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现实困境包括对于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穿透式监管与商事外观主义的冲突以及穿透式监管对于我国监管资源的浪费。保险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主要表现为我国保险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突击式”治理和为监管而监管的弊病,并分析了突击式监管在我国一直以来的历史沿革,并分析了我国保险行业突击式治理的根本原因以及此种治理方式所带来的危害。在穿透式监管与商事外观主义冲突中,笔者以正德人寿和天策公司股权代持案为例,揭示了我国保险监管对于私法自治领域的干涉,并揭示了该种行政执法介入司法裁判领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共利益”的扩大解释;在穿透式监管对我国监管资源的浪费中主要论述了穿透式监管的根源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以及适用穿透式监管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培养成本,以及采用穿透式监管与保险产品的创新以及市场金融交易效率之间的矛盾。第四章中论述了保险行业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与路径,主要包括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构建保险监管的长效机制、保险监管兼顾成本的方法以及发挥市场对于保险行业的约束作用。对于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主要论述了穿透式监管应避免价值判断、在合同内部关系硬遵循司法自治已经防止穿透式监管的滥用引发系统性风险。对于构建保险监管常态化治理的长效机制中明确首先应当理性保险监管机构的治理能力和有效监管的边界,并建议将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引入对保险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中,主要包括目的合法性、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对于保险监管的立法应当遵循事前评估、事后评估以及构建公众评议的机制。对于完善保险公司市场协同约束机制主要包含了首先、应担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治理包括分离最终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以及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框架发挥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对于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首先应当加强自愿信息披露管理,并厘清强制披露信息与资源披露信息边界,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督。完善保险公司退出机制。并发展我国商业信用评级制度,并强化运用商业信用评级结果至我国保险公司。
孙莹[10]（2020）在《监管视角下借壳上市舞弊治理研究 ——以九好集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借壳上市因其审核时间短、成功率高等优势,已成为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重要方式,受到中小企业的强烈追捧。监管当局作为资本市场中的“看门人”,虽然针对借壳上市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政策,但依然存在监管资源不足、主体权责不清等问题,从而降低了政府监管的公信力,扰乱了资本市场的秩序。因此,探究借壳上市舞弊的监管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监管视角入手,先通过我国借壳上市舞弊监管的机制分析以论证研究的必要性。再以九好集团作为研究案例,通过梳理集团的舞弊手段及政府监管的难点,发现九好集团借壳上市中的监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事前审核监管制度欠完善,包括审核通道不完善、审核评价标准不健全,尤其对资产评估结果的公允性判断不到位;（2）事中调查监管的执法效率低下,包括监管资源匮乏、监管过程存在多头管理、委派人员分工欠合理、立案调查时间过长、执法信息缺乏透明度;（3）事后处罚的及时性和力度不足,包括对舞弊主体的处罚存在滞后性、处罚效果缺乏威慑力。又在此基础上,透析其舞弊监管乏力的原因,主要包括审核监管流于形式,监管执法成本过高,监管机构专业程度不足,对内幕交易监管不到位,借壳双方内部治理混乱。最后,本文也提出了监管视角下应对借壳上市舞弊的治理措施:第一,改善事前监管审核制度,即优化借壳上市审查制度,建立资产定价机制;第二,提高事中监管执法效率,即完善监管发行及立案对接,明确信息披露公开规制;第三,提升事后处罚力度,即提高违法成本,完善追责赔偿机制;第四,改善监管交流机制,即建立诚信披露机制,完善知情举报制度;第五,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即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加大监管资金投入。
二、论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其监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其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2）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有效性研究 ——以上交所对南京新百问询函监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问询函监管对象的研究 |
| 1.2.2 关于问询函监管有效性的研究 |
| 1.2.3 关于关联交易的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2 问询函监管的理论概述 |
| 2.1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及问询函监管的相关概念 |
| 2.1.1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的概念 |
| 2.1.2 问询函监管的概念 |
| 2.2 问询函监管的特征 |
| 2.2.1 实质性监管 |
| 2.2.2 针对性监管 |
| 2.2.3 事中干预性监管 |
| 2.3 问询函监管的作用 |
| 2.3.1 通过公开性问询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 |
| 2.3.2 通过即时性问询提高信息披露及时性 |
| 2.3.3 通过“刨根问底”式问询提高信息披露充分性 |
| 2.3.4 纠正上市公司不当行为 |
| 2.4 问询函监管的理论基础 |
| 2.4.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4.2 信号传递理论 |
| 2.4.3 公共利益理论 |
| 3 上交所对南京新百出具问询函案例介绍 |
| 3.1 南京新百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介绍 |
| 3.1.1 南京新百概况 |
| 3.1.2 南京新百关联方概况 |
| 3.2 上交所问询对象:南京新百收购资产公告的相关内容 |
| 3.2.1 南京新百控股股东向关联方转让资产的情况 |
| 3.2.2 南京新百向关联方购买标的资产的情况 |
| 3.3 上交所对南京新百出具问询函及公司回复的情况 |
| 3.3.1 上交所第一次问询函的主要内容 |
| 3.3.2 南京新百回复第一次问询函的情况 |
| 3.3.3 上交所第二次问询函的主要内容 |
| 3.3.4 南京新百作出的回复 |
| 4 上交所对南京新百实施问询函监管的原因及有效性分析 |
| 4.1 上交所对南京新百发出第一次问询函的原因 |
| 4.1.1 公司未充分说明收购处于建设期标的资产少数股权的合理性 |
| 4.1.2 公司未充分披露此次关联交易关联方关系的相关信息 |
| 4.1.3 公司未披露此次买入资产与前次卖出同一资产定价差异的原因 |
| 4.1.4 公司未详细披露此次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的运营能力 |
| 4.1.5 公司未披露标的公司未达到业绩承诺时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 |
| 4.2 第一次问询函的监管效力 |
| 4.2.1 促使公司补充披露了收购处于建设期少数股权的交易动机 |
| 4.2.2 迫使公司充分披露了此次交易的关联方关系 |
| 4.2.3 促使公司进一步披露了卖出、买入关联资产的情况 |
| 4.2.4 促使公司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运营能力的部分信息 |
| 4.2.5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股票价格下跌 |
| 4.3 上交所对南京新百发出第二次问询函的原因 |
| 4.3.1 公司首次回函未披露对标的公司的具体投资计划 |
| 4.3.2 公司首次回函仍未对其隐瞒关联方关系的原因进行说明 |
| 4.3.3 公司首次回函仍未对其卖出、买入同一资产的定价差异作出合理解释 |
| 4.3.4 公司首次回函仍未充分说明标的资产的运营能力 |
| 4.3.5 公司首次回函仍未直接回复业绩承诺未达到时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 |
| 4.4 第二次问询函的监管效力 |
| 4.4.1 通过“刨根问底”式问询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
| 4.4.2 迫使公司放弃了此次收购资产关联交易 |
| 4.4.3 引起交易所对公司年报全面问询 |
| 4.4.4 交易所对公司的通报批评发挥了警示作用 |
| 4.4.5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股票价格大幅波动 |
| 5 案例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1 案例研究的结论 |
| 5.1.1 问询函监管促使南京新百提高了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
| 5.1.2 问询函监管迫使南京新百终止了此次利益输送式关联交易 |
| 5.1.3 问询函监管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性一线监管手段 |
| 5.2 案例研究的启示 |
| 5.2.1 证券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推进并完善问询函监管制度 |
| 5.2.2 上市公司应积极配合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工作 |
| 5.2.3 投资者应积极关注并理性解读问询函信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 |
| 2.1.2 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 |
| 2.2 证券交易所问询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2.1 证券市场监管效果文献回顾 |
| 2.2.2 证券交易所问询对公司的治理效应文献回顾 |
| 2.3 上市公司文本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上市公司文本信息的测度文献回顾 |
| 2.3.2 上市公司文本信息策略性披露文献回顾 |
| 2.4 证券交易所问询对上市公司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文献回顾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与机理分析 |
| 3.1 制度背景 |
| 3.1.1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 3.1.2 我国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特征分析与现状描述 |
| 3.2 基于相关理论基础的分析 |
| 3.2.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
| 3.2.2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分析 |
| 3.2.3 基于印象管理理论的分析 |
| 3.3 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影响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机理分析 |
| 3.3.1 交易所年报问询直接影响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机理分析 |
| 3.3.2 交易所年报问询间接影响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机理分析 |
| 第四章 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语调操纵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4.3.2 变量设定 |
| 4.3.3 模型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主检验实证结果分析 |
| 4.4.3 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分析 |
| 4.5 拓展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4.5.1 分组检验分析 |
| 4.5.2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4.5.3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可读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3.2 变量设定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主检验实证结果分析 |
| 5.4.3 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分析 |
| 5.5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 5.5.1 分组回归分析 |
| 5.5.2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含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6.3.2 变量设定 |
| 6.3.3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主检验实证结果分析 |
| 6.4.3 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分析 |
| 6.5 拓展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6.5.1 分组回归分析 |
| 6.5.2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2 研究对策与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关联方交易视角下康美药业财务舞弊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关联方交易与财务舞弊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关联方交易与财务舞弊相关概述 |
| 一、关联方交易概述 |
| 二、财务舞弊概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盈余管理理论 |
| 四、财务舞弊三角理论 |
| 五、GONE理论 |
| 第三节 关联方交易对财务舞弊的影响分析 |
| 一、合规关联方交易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
| 二、违规关联方交易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康美药业关联方交易案例介绍 |
| 第一节 康美药业公司简介 |
| 一、公司简介 |
| 二、公司组织架构 |
| 三、公司股权结构 |
| 第二节 康美药业关联方交易财务舞弊情况 |
| 一、关联方交易财务舞弊情况 |
| 二、关联方情况分析 |
| 第三节 康美药业关联方交易处罚结果 |
| 一、对公司的处罚 |
| 二、对公司相关人员的处罚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康美药业关联方交易财务舞弊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GONE理论关联方交易财务舞弊的动因分析 |
| 一、贪婪因子“G” |
| 二、机会因子“O” |
| 三、需要因子“N” |
| 四、暴露因子“E” |
| 第二节 康美药业关联方交易财务舞弊的手段分析 |
| 一、通过关联方账户买卖公司股票 |
| 二、与关联方企业进行虚假的业务往来 |
| 三、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违规 |
| 第三节 康美药业关联方交易财务舞弊后果分析 |
| 一、对企业的影响 |
| 二、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
| 三、对经济市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康美药业关联方交易财务舞弊案例启示 |
| 第一节 对上市公司的启示 |
| 一、加强关联方交易风险管理 |
| 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 |
| 第二节 对监管部门的启示 |
| 一、强化对企业关联方交易财务舞弊事件的监管 |
| 二、加大对企业违反关联方交易规则的惩治力度 |
| 三、严格落实退市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关联交易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关联交易的定义 |
| (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含义以及履行主体 |
| (三)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特征 |
| 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必要性以及进行的原则 |
| (一)进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
| (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原则 |
| 三、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
| (一)既有立法梳理及问题 |
| 1.我国的相关立法梳理 |
| 2.存在的问题 |
| (二)披露制度的运行存在的问题 |
| 1.非关联化问题 |
| 2.关联交易审议程序不合法 |
| (三)关联交易披露内容方面的主要问题 |
| (四)对违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处罚力度较小 |
| 1.监管处罚时间的滞后性 |
| 2.处罚力度不够 |
| 四、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出现问题的原因 |
| (一)关联交易带来的巨大利益 |
| (二)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存在的缺陷 |
| 1.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所存在的先天缺陷 |
| 2.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监管运行存在的缺陷 |
| 3.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
| (三)外部监管不力难以震慑 |
| 1.监管部门监督不力 |
| 2.社会监督面临的困境 |
| 五、完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措施和建议 |
| (一)完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相关立法 |
| (二)进一步扩大完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范围和机制 |
| (三)改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
| (四)完善监督惩戒机制 |
| 1.赋予更多监管职责,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戒和处罚力度 |
| 2.引入并保障社会监督 |
| 3.鼓励促进企业的自我监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我国上市公司失信行为的判别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角度研究 |
| 2.2 从上市公司财务制度的角度研究 |
| 2.3 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角度研究 |
| 2.4 从上市公司价值管理的角度研究 |
| 2.5 小结 |
| 3 我国上市公司失信行为的研究假设 |
| 3.1 失信行为判别因素的假设之一—关联交易频繁 |
| 3.2 失信行为判别因素的假设之二—无法出具审计意见 |
| 3.3 失信行为判别因素的假设之三—内控管理失控 |
| 4 我国上市公司失信行为的实证分析 |
| 4.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2 模型建立和变量选取 |
| 4.3 实证分析 |
| 4.4 内生性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 |
| 5 我国上市公司失信行为的案例分析 |
| 5.1 案例一:赫美集团关联交易 |
| 5.2 案例二:康美药业财务造假 |
| 5.3 案例三:雏鹰农牧管理失控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7）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框架 |
| 五、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历史沿革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产生的经济背景——经济金融化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制度背景——公司股东“减持规则”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的“异化”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结构性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金融属性 |
| 四、上市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差异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基础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效率优势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允性特征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第二类委托代理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规制的法律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负外部性 |
| 一、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 |
| 二、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 |
| 三、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与价值平衡 |
| 一、股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
| 二、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私法与公法协同的规制模式 |
| 一、私法以赋权的方式保护主体自由和经济效率 |
| 二、公法以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社会利益和经济安全价值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类型及现有规制的检视 |
| 第一节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划分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道德风险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风险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风险 |
| 第二节 我国现有规制措施与域外相关制度的对比与检视 |
| 一、大陆法系股权质押制度为模板的“担保物权” |
| 二、英美法系以担保交易为核心的一元化的担保权益 |
| 三、对我国现行法律对股权质押规制的检视 |
| 四、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风险纾困措施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确立我国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法律规制 |
| 一、准确识别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金融创新实践 |
| 二、现行以传统民法视域下构建的担保制度对股权质押规制的局限性 |
| 三、“股权担保交易”概念的提出 |
| 第四章 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东内部控制机制的发挥——自律管理 |
| 一、以股东自治为核心的股东协议 |
| 二、英美公司股东协议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自治的启示 |
| 三、完善《公司法》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自律管理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功能发挥——中间层控制 |
| 一、交易前调查对风险管控的作用 |
| 二、资金使用的持续监督 |
| 三、信息共享实现风险管控 |
| 四、风险管控规则的完善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外部监管 |
| 一、美国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完善 |
| 第五章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认定规则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一般违约情形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平仓 |
| 一、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平仓处置的合法性基础 |
| 三、证券公司平仓处置权利的保护与约束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司法处置 |
| 一、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特殊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 |
| 三、限售股司法处置与传统担保理论的冲突与平衡 |
| 四、非限售流通股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特别处置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论题价值与学术综述 |
| 三、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基本结构 |
| 一、大额持股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与大额持股相关的证券监管制度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思想源流 |
| 一、证券市场的内在本质与监管哲学演变 |
| 二、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定位与思想谱系 |
| 第三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保护投资者利益 |
| 二、维护资本市场交易秩序 |
| 三、促进上市公司治理 |
| 第四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冲突平衡 |
| 一、大额持股监管的原则:比例原则 |
| 二、大额持股监管的方法:体系化 |
| 三、大额持股监管的陷阱:过度披露 |
| 第二章 大额持股监管对象的确定 |
| 第一节 权益拥有人 |
| 一、投资者、持股人 |
| 二、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
| 三、权益拥有人的来源 |
| 四、权益拥有人的界定 |
| 第二节 权益拥有人的构成要件 |
| 一、权益的认定 |
| 二、“拥有”的认定 |
| 三、一致行动人的认定 |
| 第三节 特殊权益拥有人的认定 |
| 一、特殊权益拥有人的含义 |
| 二、特殊权益拥有人拥有权益的认定 |
| 第三章 大额持股的静态监管:权益披露维度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内容 |
| 一、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内容 |
| 二、境外主要成熟市场关于权益披露的内容设计 |
| 三、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内容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一、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二、美国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三、欧盟、英国等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四、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时限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
| 第四章 大额持股的动态监管:交易行为维度 |
| 第一节 慢走规则立法目的确定 |
| 一、慢走规则的起源及立法目的 |
| 二、慢走规则立法目的再辨析:充分信息下的行为理性 |
| 第二节 慢走规则的具体含义 |
| 一、初始持股比例5%的慢走规则 |
| 二、5%后持股变动比例每增减5%的慢走规则 |
| 第三节 违反慢走规则的交易行为有效性 |
| 一、交易行为无效论 |
| 二、交易行为效力待定论 |
| 三、交易行为有效论 |
| 第四节 慢走规则必要性的再思考 |
| 一、慢走规则的负面效应 |
| 二、慢走规则与变动1%即披露规则的叠加效应 |
| 第五章 大额持股监管的实现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类型及性质 |
| 一、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类型 |
| 二、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行为性质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主要实现路径:行政责任 |
| 一、责令改正 |
| 二、警告、罚款 |
| 三、限制表决权 |
| 四、存在争议的行政责任形式 |
| 五、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其他责任形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保险监管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监管保险行业的理论基础 |
| 二、监管理论中的行为假定 |
| 三、保险监管威慑理论 |
| 第二节 穿透式监管溯源 |
| 一、“穿透式监管”的语素分析 |
| 二、“穿透式监管”实质—透过现象看本质 |
| 三、“穿透式监管”的理论来源—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 |
| 第三节 行为监管 |
| 一、行为监管理论 |
| 二、行为监管的实践 |
| 三、行为监管的目标 |
| 四、行为监管的对象 |
| 第四节 功能监管 |
| 一、功能监管理论 |
| 二、功能监管的实践 |
| 三、功能监管的框架 |
| 第二章 穿透式监管在我国的实践 |
| 第一节 资本端的穿透 |
| 一、保险公司股权的穿透 |
| 二、股东资金的穿透—“安邦保险”为例 |
| 第二节 资产端的穿透 |
| 一、穿透投资项目 |
| 二、穿透关联交易 |
| 三、穿透股票短期炒作 |
| 第三节 负债端的穿透 |
| 一、穿透信用保证保险—以“侨兴私募债”为例 |
| 二、穿透至合格投保人 |
| 第三章 我国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
| 一、监管权扩张的内因 |
| 二、监管者缺憾 |
| 三、监管两难悖论 |
| 第二节 突击式监管悖论 |
| 一、“突击式”的穿透监管 |
| 二、“突击式”监管的根本原因 |
| 三、“突击式”监管的危害 |
| 第三节 “穿透式”监管对商事外观主义的阻碍 |
| 一、对私法领域的穿透—正德人寿股权代持案为例 |
| 二、行政规章介入私法自治的争议 |
| 三、冲突根源:对“公共利益”的盲目扩大解释 |
| 第四节 造成监管成本的浪费 |
| 一、“穿透监管”的执行成本 |
| 二、“穿透监管”的机构成本 |
| 三、“穿透监管”的机会成本 |
| 第四章 对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路径 |
| 第一节 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 |
| 一、穿透监管与私法领域的区隔 |
| 二、“穿透”应遵循客观原则 |
| 三、穿透后应综合进行认定 |
| 第二节 构建保险监管常态化治理机制 |
| 一、穿透监管有效治理的边界 |
| 二、穿透监管权力的规制路径 |
| 第三节 穿透监管兼顾成本收益 |
| 一、成本收益分析的立法要求 |
| 二、监管措施的事前评估 |
| 三、监管政策的事后评估 |
| 四、社会公众的评议机制 |
| 第四节 完善市场协同约束机制 |
| 一、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治理 |
| 二、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
| 三、完善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 |
| 四、发展保险公司信用评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监管视角下借壳上市舞弊治理研究 ——以九好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借壳上市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借壳上市财务舞弊研究综述 |
| 1.2.3 关于借壳上市监管与治理研究综述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键概念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关键概念 |
| 2.1.1 借壳上市 |
| 2.1.2 财务舞弊 |
| 2.1.3 政府监管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财务舞弊理论 |
| 2.2.3 公共利益理论 |
| 2.2.4 政府管制理论 |
| 第3章 我国借壳上市舞弊监管机制分析 |
| 3.1 我国企业借壳上市现状 |
| 3.1.1 借壳上市基本特点 |
| 3.1.2 借壳上市一般流程 |
| 3.1.3 借壳上市监管演变 |
| 3.2 我国借壳上市舞弊监管方式及重点 |
| 3.2.1 我国借壳上市舞弊监管主体及方式 |
| 3.2.2 我国借壳上市舞弊的监管重点 |
| 3.2.3 我国借壳上市舞弊监管存在的难点 |
| 3.3 借壳上市舞弊监管缺陷及后果分析 |
| 3.3.1 借壳上市舞弊监管存在的缺陷 |
| 3.3.2 借壳上市舞弊监管缺陷的后果分析 |
| 第4章 九好集团借壳上市舞弊概述 |
| 4.1 公司简介及重组历程 |
| 4.1.1 公司简介 |
| 4.1.2 重组历程 |
| 4.1.3 舞弊处罚决定 |
| 4.2 九好集团借壳上市中舞弊手段 |
| 4.2.1 虚增服务费及贸易收入 |
| 4.2.2 运用结构化安排虚构银行存款 |
| 4.3 九好集团借壳上市舞弊监管的难点分析 |
| 4.3.1 蓄意规避借壳上市监管重点 |
| 4.3.2 舞弊领域新颖及舞弊范围广 |
| 4.3.3 与供应商客户串通联合 |
| 4.3.4 舞弊手段极具专业性和隐蔽性 |
| 第5章 九好集团借壳上市舞弊监管分析 |
| 5.1 事前审核监管不足分析 |
| 5.1.1 借壳上市审核流程不完善 |
| 5.1.2 未能对估值结果进行准确判断 |
| 5.2 事中调查取证监管不足分析 |
| 5.2.1 监管资源缺乏导致监管力量薄弱 |
| 5.2.2 监管过程中存在多头管理现象 |
| 5.2.3 九好集团实施“反调查”举措阻碍监管执法 |
| 5.2.4 监管调查过程存在较长空白期 |
| 5.3 事后处罚效果监管不足分析 |
| 5.3.1 行政处罚缺乏威慑力 |
| 5.3.2 行政处罚效果存在时滞 |
| 5.4 借壳上市舞弊监管乏力的原因分析 |
| 5.4.1 审核监管流于形式 |
| 5.4.2 监管执法成本过高 |
| 5.4.3 监管机构专业程度不足 |
| 5.4.4 对内幕交易监管不到位 |
| 5.4.5 证监会处罚的力度偏低 |
| 5.4.6 借壳主体内部治理混乱 |
| 第6章 监管视角下借壳上市舞弊启示及治理措施 |
| 6.1 借壳上市舞弊启示 |
| 6.1.1 事前监管审核制度亟待改善 |
| 6.1.2 事中监管执法效率有待提高 |
| 6.1.3 事后处罚及时性及力度有待提升 |
| 6.2 借壳上市舞弊治理措施 |
| 6.2.1 优化借壳上市审查制度,建立资产定价机制 |
| 6.2.2 完善监管发行及立案对接,明确信息披露公开规制 |
| 6.2.3 提高违法成本,完善追责赔偿机制 |
| 6.2.4 建立诚信披露机制,完善知情举报制度 |
| 6.2.5 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加大监管资金投入力度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论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其监管（论文参考文献）
- [1]M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型利益输送防范研究[D]. 陈惠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
- [2]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有效性研究 ——以上交所对南京新百问询函监管为例[D]. 罗琴琴.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D]. 张艺琼. 西北大学, 2021(12)
- [4]关联方交易视角下康美药业财务舞弊案例分析[D]. 许晓晨.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研究[D]. 钟叶.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1)
- [6]我国上市公司失信行为的判别因素研究[D]. 孟晓波. 浙江大学, 2020(02)
- [7]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D]. 张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8]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施金晶.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D]. 闫泓汀. 吉林大学, 2020(08)
- [10]监管视角下借壳上市舞弊治理研究 ——以九好集团为例[D]. 孙莹. 华侨大学, 2020(01)
标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论文;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论文; 回购交易论文; 股权交易论文; 交易风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