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践行科学产权观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实践科学产权观（论文文献综述）

叶龙祥^[1]（2016）在《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吴宣恭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吴宣恭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吴宣恭经济思想主要涉及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理论、现阶段重大经济社会关系及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吴宣恭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史论相结合、求实与创新相结合、调查与采访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对吴宣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结论。对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第一,吴宣恭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把握;第二,吴宣恭经济思想根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际,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后学之辈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历程和实践运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第三,吴宣恭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品格是广大经济学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朱颂^[2]（2015）在《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土地财产权是一项古老、传统的权利,在当前人多地少、用地紧张的现代社会,土地财产权的实现与社会多元价值的冲突成为现代法律制度亟待解决的矛盾。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已经成为现阶段社会制度深化改革的第一要务。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初始构造起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产权制度,存在产权内容模糊、权利边界不清、权利流转效率低等问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历史变迁,阐释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理论,提出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路径、机制、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为:第一章对国内外农民土地财产权产生进行了历史考察,阐述了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确立的意义。域外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萌发与演变,以不同时期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发展特点为主线,结合特定时期社会制度变革,揭示了西方社会发展与农民土地财产权演变的相互作用关系。现代西方民主法制社会逐渐孕育了独立、排他、权利内容充实的农民土地财产权。通过对我国历史上农民土地制度的研究,发现我国古代农民在土地上义务多于权利,劳役、税收成为农民土地的沉重负担,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萌芽毫无生存土壤;近现代农民土地权利虽渐渐得到立法认可,但因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农民土地权利终未得到真正实施;建国后,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经历了农民个人所有、农民公社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个阶段。第二章诠释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理论。产权理论是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土地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研究产权的两种分析范式。马克思主义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在于,公有制下土地产权权能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并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得进行适当的调整。西方经济学界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独立性、完整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基础。这两种分析范式均肯定了产权的激励作用,提高产权效率的前提需要清晰的产权界线——此为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改革方向。财产权平等理念是实现人权的基本保障,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平等的内涵包括财产权起点平等、交换平等、结果平等。财产权行使理论包括财产权自由行使理论与财产权适度限制理论。财产权自由行使理论要求农民土地财产权得到法律承认与保障、并当受到侵害时获得法律救济或补偿。财产权适度限制体现在物权法定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限制、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等。第三章对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实践方式进行了分析评价。成都模式以城乡统筹为基础,确权赋能。重庆模式注重创新,指标交易独具特色。广东模式较早进行三权分置,大力倡导土地股权改革。浙江模式由下而上,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农民土地财产权流转。这些模式的共性特点在于农民土地财产权趋向企业制经营主体、政府主导作用凸显、农民土地财产权明晰化。各地实践模式存在主要问题在于改革常违背农民权益保障的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存在冲突、部分地区农民积极性不高。因此,在各地实践改革下应充分重视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充分尊重农民自主权、建构完整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第四章系统梳理我国现行法框架下农民土地财产权体系与属性,解析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障碍及原因,最后提出我国土地财产权实现障碍破解的路径。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以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具有私权属性、家庭权属性与社会保障属性。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权能残缺、效率低下、公平缺失。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要充实权利内容,回归处分权,提高提高权利利用效率,明晰权利主体地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配套制度。在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下,完善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登记制度。基于我国现有农村土地增值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状,提出均衡政府、集体、农民三方利益,以及重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建议。我国各地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存在产权交易种类混乱、交易缺乏统一规范等缺陷,应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的法律性质,注重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市场。

吉富星^[3]（2014）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与产权结构化的研究 ——兼论我国公共产权改革》文中研究表明产权即“财产权”,兼具经济学及法学涵义。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产权改革、国企产权改革等多个领域成绩斐然,但是,快速发展的背后也累积了一些深层次矛盾。从整体上看,公共产权依然是当前产权改革的难点和重心,其改革仍处于“半拉子”工程状态,引致了效率低下、贫富差距、寻租腐败、阶层固化等诸多问题。公有制应有的权益、经济效率、公平性并未真正得到体现,造成了“跛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悬置”。其中,“公有制悬置”是一个深层基础性问题,即公有制存在于上层建筑,但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而悬在半空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产权制度的残缺,未找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我国市场经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起点与西方国家不同,公有制基础上的产权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本文旨在以公共产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与法律、历史与逻辑、现实和理论等多个层面,探索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产权改革深化路径这一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命题。通过研究,以期使公有制很好地与市场经济相容、发挥其经济效率,又能有助于共同富裕、完善公共产权制度与财政预算体系。在行文上,全文内容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界定了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分析了国内外产权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研究思路与内容。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困境,框架式描述了当前各种现实问题、弊端和深层负面影响,以及产权理论固化与滞后问题。第三章是基于法律、社会、经济视角的现有理论分析,系统梳理和评述了两大财产法系、马克思所有制理论、西方产权理论。对比分析认为,法律与经济互相影响,产权理论各有利弊。其中,西方产权理论存在狭隘的产权观局限,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属于“归属+权能”的所有权模式,同样具有局限性,各个理论都应在新形势下互相借鉴发展。第四章基于历史发展脉络,研究了法学层面财产制度变迁、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产权演进、近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产权改革历程,总结了产权演进的趋势,公私所有制产权及其生产关系不断调整的规律,以及当前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与困境。据此,提出了产权结构化定义,从风险或收益度的动力机制看,产权结构化具有必然性,公私所有制都面临着进一步的产权改革。第五章系统分析了所有制实现形式与产权结构化,提出了金融化趋势下的产权结构化SCP耦合范式（Structuring-Conduct-Performance）,以及总体思路、路径和方式。第六章阐释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面临的特殊性及难点,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与公共产权改革的框架,形成了体制保障、机制构建、公共产权结构化等方面系统思路,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整合新建独立的公共产权预算体系。第七章则结合以上理论,针对我国公共产权改革的重点领域,如农村土地、自然资源、国企改革三个热点领域,简要回顾了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最后,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步研究需改进的地方进行了阐述。本文逻辑分析是循着“所有制——所有权——产权”的线索,从法律、经济、社会、历史等多个视角展开,整体上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基于产权的“权利”本质、“契约”特性和“收益”核心,动态化构建了产权结构化理论,进而依托此理论来研究公共产权改革。突破了以往的公有制产权改革过程中线性、静态、平面思维,提出了动态的、立体的产权结构化。值得注意的是,“产权结构决定组织效率”这一线性决定论是静态的、片面的,本文提出了动态的、交互的产权结构化SCP耦合范式。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下,产权不完备性或残缺性、效率不确定性增大,最优产权结构是动态博弈下的暂时均衡,存在状态依存性,必须注重相机治理机制安排。产权结构化应关注无体物产权客体,重视产权或权利的平等性、可交易性、人力资本产权的激励和约束。世界范围内的公私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产权制度都在不断调整。应全面认识公有制,动态化把握公共产权,实际上,公共产权涵盖国有企业、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自然资源等各类公有制基础上的所有权或资产,及其衍生的各类经济权利。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依托于公共产权结构化改革,落脚于公共产权制度构建。公共产权改革应以“兼容市场经济、降低公共风险、有助于共同富裕”为方向,加大产权结构化改革力度,配以适宜的相机治理机制安排,有效衔接公共财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公共产权制度应进一步完善三大机制构建,即“全面覆盖、权责分明的管理机制,平等竞争、激励兼容的市场机制,公平分享、和谐共富的预算及分配机制”。在此基础上,探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整合建立独立的公共产权预算体系,形成公开、透明、规范、完整、协调的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

王炤坤^[4]（2013）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转型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主题。资源型地区的人口、面积、地区、经济规模在我国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事关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局，事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实现。研究资源型地区转型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论文认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构成了资源型地区发展的最大困境，以单一产业转型为核心的传统转型路径难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甚至形成了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产生了新旧困境叠加。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实践问题，在传统发展观和传统转型理论的逻辑中已经无法解决。科学发展观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先进发展观和中华优秀文化精髓，把人本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新发展作为理论要旨，为成功破解发展和转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本文在系统分析我国资源型地区发展困境、深入剖析资源型地区传统转型路径缺陷的基础上，以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系统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原理和方法，构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型转型路径，明确了“六位一体”的内容和目标，并对新型转型路径的实施和展开、新型转型的动力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资源型地区新型转型路径可以概括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把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包容共享作为转型发展价值，把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创新驱动、市场决定作为方法论，推进实施人力资本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城乡关系转型、生态治理模式转型、公共服务体制转型、转型动力保障等“六位一体”的转型内容，以人力资本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建立、城乡（矿）一体化发展、资源环境可持续、民生福利增进、发展动力充沛为目标的转型路径。从特征和内涵上看，我国资源型地区新型转型路径，既有全国意义上转型的一般性：在生产力落后条件下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又有资源型经济转型规律的特殊性，即规避或摆脱经济学上的“资源诅咒”，可以归纳为“五个转变”：实现从产业转型为核心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转变，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从资源环境约束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从资源型城市极式发展向城、矿、区一体化发展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传统转型路径，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指出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并分析其产生新旧困境叠加的深刻原因；在国内第一次提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新型转型路径，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原理和方法，系统阐明了新型转型路径的原则、内容、目标、主体、方式、时机、阶段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资源型地区新型转型理论体系；从理论上阐明了新型转型路径和传统转型路径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把以人为本作为转型的首要原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转型的首要目标，为资源型地区人力资本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城乡关系转型、生态治理转型、公共服务转型找到了实质精髓，明确了主攻方向。论文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归纳演绎和推导相结合的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系统论和矛盾论相结合的方法，经济学与其他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

欧新煜^[5]（2013）在《国有企业核心价值的竞优评析与提升对策研究 ——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例》文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国有企业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在决定和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和引导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直接反映着中国社会社会制度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形势,如何把握有利局面,为国家繁荣贡献力量,为百姓生活谋福祉既是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每个国企管理者乃至全社会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关键之处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程度,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说,意识形态的问题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为此,本文以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为关注点,以竞优思想及相关评析方法为依托,围绕国有企业应建设怎样的核心价值、如何测评并提升国有企业核心价值开展以下研究工作：（1）从理论层面,探讨国有企业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关系国有企业兼具盈利性与公益性特征,过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必然会对其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融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特点又决定了其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因而,本文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国有企业的作用从利弊、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及融入后发挥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2）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国有企业的研究框架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竞优思想,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确定研究的主题及意义,明晰开展研究可能存在的困难,确定解决问题的途径。并构建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涵盖对研究主要内容、所需理论基础、分析方法及相关技术的全面提炼和总结。（3）依托竞优评析方法,构建国有企业核心价值的测评方法分别针对单层次和多层次指标体系构建国有企业核心价值的测评方法。首先,行为主体通常是依据其认知来做出对事物的判断的,由于时空局限等方面的限制,其他行为主体往往难以准确把握被测行为主体的实际情况,因而对其核心价值进行测评也需要站在尽量客观的视角上对其核心价值的优势尽量予以肯定；其次,核心价值本身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概念,无法通过直接测量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指标数据,当依靠问卷和访谈方式来搜集相关信息时,评价者往往需要借助语言信息来进行描述,因而需要通过像二元语义的语言信息处理技术来实现将语言评价信息转化为可以直接参与运算的数字信息形式。基于此,本文以竞优评析方法为依托,结合二元语义信息处理技术,构建了国有企业核心价值的测评方法。（4）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融入的测评指标体系国有企业是一个宏观而宽泛的概念,由于所处行业领域及生产经营实际等多方面条件的不同,虽同属国有企业,各自的关注点和侧重点却不尽相同。因而,研究国有企业核心价值的测评也需分门别类,进行针对性的探讨,本文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例,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精髓,在专家访谈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融入的测评指标体系,作为测评工作的标准。（5）应用研究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收集了某国有保险公司相关指标的数据,利用构建的测评方法和指标体系,对其企业文化和企业核心价值的建设情况进行了识别,在验证本文所提方法实际应用效果的同时,探讨了该国有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和企业核心价值现状的问题。（6）提升国有企业核心价值的对策以前文理论分析和实际测评为基础,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提升国有企业核心价值的对策,以期为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国有企业提供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

李艳^[6]（2013）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三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三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王敏^[7]（2012）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文中认为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绩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大量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优化产权配置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优化不同所有制性质产权配置和优化产权权能配置两条有效路径,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缓解“外部性”问题的存在。深入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工作。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对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借鉴。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包括产权起源和内涵、“权利束”思想与产权的可分解性、产权形态要求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和公有产权实现形式的多样性等内容。西方产权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产权制度的功能和产权制度变迁等内容。西方产权理论是对发达国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变革和制度创新实践的高度概括与系统总结。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的历史条件是新民主主义产权关系的确立和产权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应当从对新民主主义产权形态的设计和新民主主义产权政策的形成来认识新中国建国前后新民主主义产权关系的确立,国有产权的建立和土地改革的推行是其中的两项重大实践。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随后用三年多时间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产权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可以从所有制性质视角认真分析。中国共产党发展公有产权的认识与政策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2年,强调公有产权主体地位的认识与政策；1992年至2002年,对公有产权及其主体地位做出新解释；2002年以来,巩固和发展公有产权的认识与政策。与上述内容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发展非公有产权的认识与政策也是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2年,允许非公有产权存在和发展的认识与政策；1992年至2002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产权的新论断；2002年以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产权发展的认识与政策。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可以从产权权能视角深入考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关于产权权能的认识创新。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权的认识与政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运用物权对产权变革的推进。关于“拨改贷”、企业承包权、租赁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认识与政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债权对产权变革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国家所有权的股权化,运用股权优化产权配置。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提出了若干关于知识产权的认识与政策。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的成效与启示值得深入研究。“归属清晰、汉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的直接成效。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的启示有：客观认识公有、非公有产权各自优势,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优化物权、债权、股权及其内部权利配置,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把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中国化推进到了新的境界。我们党适时提出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形成了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创新。这将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更大提高,有利于实现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理论及其实践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实现形式,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具有理论意义,对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乔小雨^[8]（2010）在《中国征地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征地是国家为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并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的法律行为。我国的征地制度初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缺乏必要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手段和社会监督机制,在征地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都要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方法加以解决。因此,对征地制度变迁进行深入、全面研究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该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的征地制度变迁,在地域上限定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在时间上限定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征地制度的内涵特指将集体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所有的土地征收,不包括临时用地性质的土地征用和原已确定土地使用权单位的国有土地提前收回。由于征地制度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特征,决定了视角的多学科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该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1）以经济学为基本视角和方法,以其他学科的方法为辅。（2）主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制度演进的博弈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但也运用管理经济学中的理论演绎与实证检验、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均衡分析。（3）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方法揭示不同时期征地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对提高阶段征地制度模式的探索。（4）案例分析和模糊数学评价法。在对现行征地制度政策及效果进行评价时,辅之以建设项目的征地案例分析。建立了征地制度评估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模糊数学模型,使评价尽可能客观、公正。该论文首先在分析征地制度概念、本质、特征、功能、构成要素和影响因子的基础上,提出了征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其次,对建国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征地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实证分析。对各阶段征地制度的特点和具体环境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对其变迁的制度根源进行了分析,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结合具体征地案例对征地制度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价,在建立征地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78年和2008年的征地制度效果分值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再次,对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借助制度经济学的佩尔兹曼和贝克尔模型建立了我国征地制度变迁的演进博弈模型,得出了政企同盟是我国现阶段转型经济条件下征地制度均衡问题症结所在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我国中央政府的征地制度效用函数模型;最后,分析了制度相关理论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征地制度的启示,阐明了改革我国征地制度的原则,确立了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提出了完善中国征地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该论文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创新,一是对新中国60年来的征地制度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分析了征地制度变迁的原因和特点,在分析方法上既考虑征地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因素,即制度变迁过程的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又分析制度变迁的社会价值观背景和文化认知要素。二是建立了征地制度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模糊数学模型,首次对我国征地制度进行了定量评估。三是建立了我国征地制度变迁的演进博弈模型和效用函数模型。四是在制度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立足与现实约束条件,明确了征地制度创新的目标和路径,提出了完善中国征地制度的政策建议。该论文学术上的效果在于通过对中国征地制度演变的研究,探寻中国征地制度演变的规律和机制,对复杂系统的演变提出合理的解释,对征地制度进行科学的评价。实践上的效果在于提出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在征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更好地与市场契合提供决策依据,为更好地组织征地工作提供指导。该论文有图14幅,表18个,参考文献118篇。

许继芳^[9]（2010）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政府环境责任研究》文中提出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责任。政府环境责任问题是当代中国因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凸显出来的重大问题。政府环境责任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其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亦彰显于强化政府环境责任对于构建和谐的府民关系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政府环境责任主要由环境政治责任、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等四大要素构成,形成政府环境责任系统。政府环境政治责任包括积极的政府环境政治责任和消极的政府环境政治责任。其保障机制包括权力制约机制、透明政府机制、政府官员个体道德的培养机制。政府环境行政责任包括政府环境主观行政责任和政府环境客观行政责任。其保障机制包括行政责任主体的环境责任意识、外部控制机制的构建、内部控制机制的生成。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包括政府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政府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和政府环境刑事法律责任。其保障机制包括政府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的设立与健全机制、宣传与实施机制、监督与反馈机制。政府环境道德责任包括义务型政府环境道德责任和理想型政府环境道德责任。其保障机制包括以行政良心为核心内容的自律机制和以行政名誉及立法监督为主要内容的他律机制。当代政府环境责任的发生既包含着鲜明的国内背景,又存在着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还与国际政治的绿化趋势密不可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的确立、环境保护制度的逐步完善、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加强等构成了当代政府环境责任发生的国内背景。日本、韩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环境战略转型实践为中国政府环境责任的强化提供了国际经验。在国际政治的绿化趋势影响下,中国对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参与以政府为主,以环境NGO为辅,合作领域广泛,合作方式多样。基于上述情境确立的当代中国政府环境责任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环境友好的公民社会、规范要求是形成健全的政府环境管理制度、外在表现是形成规范的环境管理行为。强化当代中国政府环境责任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走出环境治理时政府失灵的困境。将环境问题还原和简化为一个经济学问题即可发现,环境问题是人类经济活动无限扩张的副产品,人类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在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过程中因环境责任的缺失同样会存在失灵现象。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环境责任意识层面和环境责任执行层面。其严重后果有公众环境利益受损、政府合法性衰降、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等诸多方面。导致政府环境责任缺失的原因主要有,政府对环境公共产品的垄断供给、政府的有限理性、公共利益理念的缺失等等。针对上述表现、后果及原因,亟需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责任来解决政府失灵问题。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困局,政府环境责任的强化应着重从奠定政府环境责任的能力、搭建政府环境责任的制度框架、构建政府环境责任的问责机制以及形成政府环境治理的善治局面等四个方面着手。为了奠定政府环境责任的能力基础,关键在于提高政府在环境行政中的科学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利益协调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鉴于政府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种种“失灵”,需要通过搭建政府环境责任的制度框架来实现政府环境责任的嵌入。在政治领域的嵌入要求政府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在经济领域的嵌入要求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发展,在文化领域的嵌入要求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在社会领域的嵌入要求发扬环境民主和培育环境自治。政府环境责任的多元问责机制包括立法机关的政治问责机制、司法机关的法律问责机制、传媒与公众的社会问责机制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问责机制。政府环境责任的强化还要求政府推进环境善治局面的形成。为此,需要推进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和全球环境合作治理。地方政府间的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有助于开启一种扩大开放、横向合作、共谋发展的“双赢”之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合作治理则需要各级政府像招商引资那样,认真借鉴和吸收各国环境治理中的成功经验,在强烈的环境责任驱使下,将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当代中国政府环境责任评价价值取向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容忍区理论、环境经济学。政府环境责任评价价值取向的基本构成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代际公正。当代中国政府环境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在建立原则上包括全面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信息真实与完整原则、透明性和公众参与原则、独立评价原则、可测性原则;在内容上可分解为政府环境责任评价的制度维度、政府环境责任评价的行为维度、政府环境责任评价的人员维度;在指标体系构成上包括3个层面、3大方面、25个具体指标。

沈灿煌^[10]（2009）在《我国民（私）营经济产权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民（私）营经济经历“允许存在”、“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三个阶段，从小到大快速发展，在沿海许多省市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生力军。随着民（私）营企业的发展，以“三缘性、封闭性、集中性和不清晰”为特征的产权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已经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面前，产权制度的创新已势所必然。这不仅关系到民（私）营企业的兴衰存亡，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微观经济组织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有其深层次的复杂原因，创新的道路是艰难的，既有儒家文化传统观念、农耕社会生产方式、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企业主个人能力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制约，也有政策法律环境、市场发育程度、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社会诚信程度等企业外部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配合，缺一不可。政府和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各有分工、共同作为，在宏观制度环境层面上，政府是创新的主体，在微观制度环节上，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产权制度创新并不一定都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产权制度创新的模式，而要根据我们的国情，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在借鉴西方社会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产权制度创新的途径。既可以制度的重建，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上的改良和完善。可以根据企业不同的实际情况，通过股份合作模式、新型有限责任公司模式、上市公众公司模式和新型合作联盟模式等途径实现产权制度的创新。就企业自身创新的角度而言，必须突破传统观念、明晰企业内部产权、开放企业产权、实现两权分离、着手组织与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科学传承模式、塑造商业信誉和创新理念。就政府而言，必须为产权制度创新提供政策支持；明确产权界定、解决“红帽子”企业问题；积极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努力营造法制环境，提供制度创新的法律保障；倡导社会诚信，优化外部环境；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科学界定环境产权，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不朽的灵魂。社会在发展，环境在变化，制度的创新是永无止境的。民（私）营企业只有不断变革不适应自身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的旧制度，才能在复杂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葆生机和活力。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实践科学产权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实践科学产权观（论文提纲范文）

（1）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所有制实现形式与产权结构化的研究 ——兼论我国公共产权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4）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有企业核心价值的竞优评析与提升对策研究 ——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征地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政府环境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民（私）营经济产权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实践科学产权观（论文参考文献）

• [1]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D]. 叶龙祥.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
• [2]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研究[D]. 朱颂. 南京大学, 2015(10)
• [3]所有制实现形式与产权结构化的研究 ——兼论我国公共产权改革[D]. 吉富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12)
• [4]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D]. 王炤坤. 山西财经大学, 2013(09)
• [5]国有企业核心价值的竞优评析与提升对策研究 ——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例[D]. 欧新煜. 东北大学, 2013(03)
• [6]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07)
• [7]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产权的认识与政策[D]. 王敏. 西南交通大学, 2012(03)
• [8]中国征地制度变迁研究[D]. 乔小雨. 中国矿业大学, 2010(04)
• [9]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政府环境责任研究[D]. 许继芳. 苏州大学, 2010(10)
• [10]我国民（私）营经济产权制度创新研究[D]. 沈灿煌. 厦门大学,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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