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缪延亮,郝阳,费璇[1]（2021）在《利差、美元指数与跨境资本流动》文中研究说明一般认为跨境资本流动由利差决定,政策制定也强调利差对资本流动的指示意义。但本文发现,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历史上主要是由套汇而非套息资本决定,且套汇的显着指标是多边美元指数（DXY）而非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之谜"。我们提出,汇率影响大于利率且多边汇率影响大于双边汇率的原因在于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历史上波动幅度较小,及时和充分反映中美基本面的分化还不够。美元指数是市场指标,能够预示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走势,进而驱动资本流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分化不仅决定中美利差,还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美欧、美日经济基本面的分化,进而略有时滞地驱动美元指数。因此,中美利差在统计意义上是美元指数的同步甚至略微领先的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制定仍要关注利差。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中美利差和美元指数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解释力都会边际减弱。
刘紫薇[2]（2021）在《要素国际流动对中国跨国并购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移民网络和全球金融网络的视角》文中指出
顾凯[3]（2021）在《我国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跨境资本流动已成为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金融体系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形成了新的格局,其规模日益扩大,结构也愈加复杂。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为资本管制政策的改革和创新注入动力,在资本管制的实际应用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面对资本流动急剧增加的规模和日益复杂的结构,资本管制也受到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一旦国内外形势发展巨大的变化,跨境资本流动必然会产生剧烈且大规模的变动,届时我国的资本管制体系能否维持经济与金融系统免受冲击便难以预料。另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一直以来都是国际金融领域的焦点,国内外对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尚存争议,并且现有研究鲜少以资本流动的组成结构为目标来分析资本管制的作用和效果。因此,研究我国资本管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资本流动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先构建了我国资本管制强度指标,后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结构的影响。在指标构建过程中,本文通过改进IMF的基于法规的衡量方法,梳理了我国自1998年至2019年各季度各类资本管制相关的政策法规,构建起我国资本管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实证分析分为两步,先从静态角度分析,以我国1998年到2019年四类资本账户项目（直接投资、股权投资、债券投资以及其他投资流动）的资本管制强度和各类资本双向流动的季度面板数据为基础,建立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分类资本管制与不同资本流动类型之间的内在联系。再从动态角度分析,以我国1998年到2019年总体资本管制强度和各类资本双向流动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国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结构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资本流入管制对其他投资更有效,对股权投资影响较小。第二,资本流出管制对其他投资和债券投资更有效,对直接投资无影响。第三,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结构的影响短期内有效,长期效果逐渐减弱。第四,对资本流出管制的效果不如流入管制。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论给出了四个政策建议,包括寻求高效的政策组合、灵活运用管制政策、加强对直接投资的监管和金融科技助力资本流动管理。
温健纯[4]（2021）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间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推进,跨境资本流动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力量。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使得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配置,这在极大促进全球经济融合与大发展的同时,也诱发了许多新的问题与风险。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进程中,跨境资本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这既为原本资金匮乏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大量丰富的外部资本,进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它们累积了大量的风险隐患。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可以看到在这些危机的身后,均有着跨境资本流动的推波助澜。与此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实体经济面临衰退的威胁,世界各国政府为平滑经济波动而采取了频繁调整经济政策的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经济政策频繁变动成为左右经济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后疫情时代由于各国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跨境资本流动的特征与影响也呈现出巨大的变化。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始终将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平衡置于首要位置,如何能够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开放的有利因素促进我国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直都是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在这其中,如何准确分析和估计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从而趋利避害,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维护好我国金融安全亟需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主要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第一,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有何影响?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如何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利影响?厘清这些关系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意义重大且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和其他国家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及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本项目开放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将通过八章内容开展研究。论文安排如下:第1章为导论。本章首先从国际跨境资本流动发展及其经济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新常态”的背景出发,提出探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研究意义,然后对跨境资本流动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概念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相关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测度与应用,跨境资本流动的类别划分和度量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等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总结和归纳,从而对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评述,寻找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金融市场、政策有效性及国际溢出效应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本文从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杠杆和虚拟经济稳定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已有文献存在不足方面主要有三:（1）关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相关研究,将全球经济政策环境变化作为背景考虑因素的已有文献较少,更是缺乏基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相关研究;（2）对于跨境资本流动没有统一的测度方法;（3）对于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研究,尤其对基于资本流动规模、流向和波动的研究较为缺乏。第3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分析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及其经济效应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理论支撑。第4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本章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关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统计测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进行研究,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情况,包括指标构建和具体使用;聚焦跨境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包括具体项目下的流动特点,以期为政策启示的提出提供现实依据。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中,重点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构成及其表现,其中包括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2）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中,本章采用了IMF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作为分析基础,并将表内资本流动项目的流出和流入情况进行了分析;（3）本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经由全球EPU指数的分段表现可以认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过程中,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也呈现出增强的特征。第5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的加大,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抑制效应,跨境资本净流出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较低的国家、低金融机构效率国家、高外债资本存量国家以及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国家中,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更为显着;（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的情况下,跨境资本净流出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大跨境资本净流出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而在低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国家、高宏观金融风险国家以及高金融机构发展指数国家中,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跨境资本净流出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大。第6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7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净流出规模增加会对本国宏观杠杆产生负向影响,而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对本国杠杆产生正向影响;（2）分部门来看,跨境资本净流出规模增加会显着降低政府部门杠杆率,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上升会对私营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3）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杠杆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时期,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部门杠杆率、企业部门杠杆率、家庭和企业部门杠杆率、私营部门杠杆率的提升。第7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1997-2017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章从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跨境资本流动确实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2）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于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3）虽然总体上看,跨境资本流动会对虚拟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但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也可以表现出其有利于虚拟经济稳定的一面。第8章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归纳总结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提供建议。具体措施包括:有序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合理利用跨境资本维持适度宏观经济杠杆率;加强跨国公司融资风险管理;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与风险防范;提高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能力。
张菀庭[5]（2021）在《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价格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家庭或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进而改变经济行为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价格型货币政策以间接调控为主,政策传导机制链条较长,外部影响因素也较多,调控效果有时不尽如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前面临的国内外问题,运用封闭经济体和开放经济体框架下的数理模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得出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根据外部经济情况发生改变,那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是否也有可能随经济发展而调整?目前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多数都遵循1994年提出的经典泰勒规则,将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作为政策调控目标。但泰勒规则没有清晰的定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在政策操作中的对应指标。后续文献应用泰勒规则时,大多从统计学意义构建指标,而忽略了其经济学内涵。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理解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经济含义向“解决不平衡发展、加强自主创新”两项长期经济规划靠拢,重新构建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并刻画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为拓展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1章对货币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阐释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原因,明确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第2章从全局视角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概览式分析,通过拓展泰勒规则的数理模型推导,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两项经典最终目标,产出和通胀。随后,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经济波动阶段内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在产出和通胀目标间的权衡与侧重。结果发现,在经济高波动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更侧重对产出缺口的调控,而在经济低波动阶段,则更偏向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由此可见,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那么,这种规则切换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第3章房地产价格波动、第4章资本账户开放以及第5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三种情境下,分别研究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观察异同,以印证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第3章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本章运用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产出和消费”的传导机制,通过对比DSGE数值模拟结果和VAR实证脉冲图,提出房地产价格会通过“消费品渠道”而非“抵押品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契合度并不算高。与美国的次级贷款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是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家庭没有适宜的理财投资渠道,而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和储蓄的惯常模式,价格型货币政策增加的流动性会进入房地产市场,催生房地产泡沫,降低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使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灵。第4章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章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首先通过蒙代尔—弗莱明经典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三者间的理论关系,随后运用包含交互项和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对理论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体框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动,进而造成产出和通胀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资本账户开放度关联紧密,但与汇率制度关系不大。因此,我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循序渐进,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可能会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造成经济体不必要的震荡波动。第5章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引入国际货币政策冲击,运用SVAR模型研究美国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常规货币政策会引起我国利率政策的联动变化,影响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我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还会影响我国的经济产出。一方面利率政策不能自由调整,另一方面经济波动加剧,两者叠加,将使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效。因此,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应更加重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努力提高政策响应的独立性,进而缓解政策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从第3、4和5章的研究可以看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错综复杂。这能够解释,第2章中,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面对不同领域的经济问题,政策与经济变量间的关联机制和传导链条均有所不同,因此政策调控的偏好系数也会随之改变。第6章和第7章聚焦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中,通胀目标的指标重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刻画。通过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拓展,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政策调控提供助力。第6章提出用“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替代传统通胀目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盯住目标。本章在包含八部门异质性特征的价格扭曲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用以刻画不同部门物价波动的福利损失,并据此估计各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中的权重。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用品和服务”、“食品”以及“居住”部门存在较强的劳动扭曲,“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和娱乐类部门”存在较强的价格扭曲,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比例高于它们在CPI中的支出份额。核心通胀指标构建的意义在于,不以单一的物价稳定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减少物价波动对居民生活实际影响为标准制定通胀调控目标。盯住这一指标,能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中涵盖各部门的物价扭曲信息,使政策调控能够真实的改善消费、投资、就业等领域的实际经济问题。第7章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作为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本章通过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金融摩擦→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与SVAR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比,验证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研究与通货膨胀不同,由于潜在产出不存在固定值,其与经济要素间的关联也会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增长不应该是结果指标,而应是过程指标。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增长目标不应仅关注稳定产出,也应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依赖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创新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金融摩擦。金融摩擦越大,企业R&D投资就越少,进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若想提高经济增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应聚焦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刘春紫[6]（2021）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使跨境金融市场联动与溢出增强,这使得逐渐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更易遭受外部金融冲击与外部风险传染。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速,开放程度加强。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度的放宽,与国际债券市场的对接,外部投资需求的增加。Rey（2013）首次提出全球金融周期的概念: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等多种方式溢出于其他国家,使全球风险资产价格、资本流动、信贷增长、杠杆率存在高度共动。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重要影响,而它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却鲜有研究。选择中国债券市场的微观角度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更深入了解在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债券市场的波动特征与规律,为开放进程中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提供政策依据。第二,债券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中介,也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重要中介。债券市场的研究视角可以更直接快速地反映金融市场间的联动与溢出机制。第三,利率变量包含丰富信息,两国利率对利率的实证检验,可以更精确地度量货币政策的信息溢出效应。第四,全球金融周期的提出是对建立在非抛补利率平价之上的三元悖论的挑战,检验中国利率对美国利率的追随程度,可以判断金融全球化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为中国货币当局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平滑外国政策的溢出效应,以维持金融稳定提供参考。也为投资者合理配置资产,理性投资提供决策参考。在整体内容上,本文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在信号渠道与期限溢价渠道下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以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为信息来源,将声明包含信息分为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分别检验二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使用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最终为本国央行与债券投资者应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冲击提供具体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信息、货币政策信息以及预期理论进行概念界定与简要分析,明确本文研究的货币政策信息包括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二者都来源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其次,从美联储信息集,中国债券交易者决策信息集两方面对模型进行基本设定;再次,对Hansen（2020）的研究进行扩充,构建信号渠道下,中国债券交易者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反应的理论模型;再次,基于多因素的条件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构建期限溢价渠道下,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为后文各章的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新冠疫情时期的国际比较视角,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验证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溢出渠道分析,探究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信息与政策文本情绪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从整体上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溢出效应具有差异,在国内与国际金融风险增大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更显着,金融传染程度更强。并且,美联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强。（2）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的单个货币政策声明显着影响超短期内中国国债累计异常收益率;四家央行中,仅美联储疫情期间多个货币政策声明对不同期限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存在显着且稳健的负向影响,美国溢出效应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美联储疫情量宽负向溢出效应小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轮量宽溢出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即使在实际经济溢出渠道受阻的新冠疫情时期,微观金融市场对政策信息的反应,依然使美联储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影响。（3）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文本语调与语调清晰度对中短期中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语调精确度、文本相似性则不存在溢出影响;文本积极语调与消极语调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仅消极语调对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着负向溢出效应;文本情绪的国际溢出在新冠疫情时期有所减小,中美两国金融联动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消极语调包含美国经济周期信息,美联储情绪向国际投资者传递美国经济状况的信号,通过其交易行为产生国际溢出效应。（4）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包含影响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信息;细分货币政策类型发现,只有常规型货币政策声明对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显着且稳健的信息溢出效应;在信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使中国国债交易者预期中国政策利率与美国利率同向变动;在期限溢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改变中国国债交易者对中美两国资产的投资偏好,使中国国债期限溢价与美国政策利率反向变动,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中国利率期限结构扁平化。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的信息传导渠道。对于本国央行沟通,可以提高沟通政策透明度,将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纳入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的调控范畴,根据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整体与部分趋势判断政策指引方向。针对外国央行沟通,本国央行可以发挥信息优势,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及时且详细地解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声明的多维度信息,引导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未来路径及通货膨胀形成合理预期。投资者应重点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公告,包括货币政策声明、央行领导人讲话、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等信息。不仅要关注公告文本中政策调整、指标变动等“硬信息”还应重点关注文本语调等“软信息”,并将其作为决策制定依据。当美联储政策文本消极语调频繁出现时,交易者需重新审视投资决策,避免资产受损。研究者可以将非结构化文本信息纳入到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来,以丰富指标的信息含量和维度。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信息溢出的微观角度,扩展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与全球金融周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及政策声明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美联储不同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非结构化文本转化为结构化文本特征指标,检验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探究美联储声明的叙述性信息溢出渠道;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结合新冠疫情防控,经济停摆,美国意图与中国脱钩的现实背景,比较研究不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同时,也比较了美国疫情时期货币政策与非疫情时期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
刘骞文,潘智昊,陈佳玥[7]（2021）在《“双循环”背景下如何优化跨境资本管理》文中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进入调整期,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全球化及全球金融风险因素的影响日益突出。跨境资本流动格局与一国发展模式相辅相成。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应重点发展国内市场,完善对外金融管理体制,深化金融市场建设,建立跨境资金风险管理机制,以适应和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吴筱菲[8]（2021）在《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中国股票市场宽度和厚度的增加,两者关联性愈益趋强,其动态溢出效应已经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在资本流动、信息高频传导下,一个市场价格变动及其幅度迅速扩散到另一市场,两者间溢出效应呈异质性、阶段性、联动性、滞后性等复杂性特征。与2008年次贷危机不同,2018年中美贸易战等政治经济关系变化,不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巨大冲击,而且也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资产价值和股票市场的走势。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趋强的态势下,需要具体研究溢出效应的特征和结构突变位置,分析哪些国内外影响因素会导致结构突变和特征变化,从而进一步警惕和规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结构突变是指在未知时间点的突然的、重大的变化,其在各种学科中具有普遍性,虽然发生的概率不高,但造成的一系列后续影响辐射面广而深。金融危机、贸易战、英国脱欧、疫情爆发等都是此类事件的典型代表,金融领域中的“黑天鹅”、“灰犀牛”等不容忽视的大事件往往造成时间序列数据内部的结构突变,而不仅仅是断层和跳跃极值。本文基于结构突变,从三方面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首先,分析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的时变走势中是否含有结构突变,通过搜寻条件相关系数得到结构突变位置,分析由哪些重大经济事件造成影响。由数据本身内生性进行结构突变分段,避免人为分段的主观性和金融时间序列的“伪回归”。通过分析突变前、突变中、突变后的一系列动态溢出过程,可以更加有效地得知宏观或者微观因素会影响汇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结构突变。其次,分析信息溢出效应即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两个层面结合,综合反映金融市场收益和风险的不同含义。基于方差分解的信息溢出指数,系统性度量收益率和波动率两种不同的溢出的方向、强度以及记忆性等特征。最后,本文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的溢出效应传导路径及主要影响因素,深化认知负面溢出效应蕴含交叉叠加感染的风险,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特别地,结构突变有可能使得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溢出方和接收方角色发生转变。在我国面临突发性危机和金融尾部风险时,期望有益于监管部门能够应对市场结构变化的突发事件,避免诱发系统性风险。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一、分析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传导路径及结构突变因素。从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规律归纳动态溢出效应的特征,进一步揭示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形成机理。人民币与股市两者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流量导向模型、存量导向模型和戈登模型等,在此基础上得到四条主要传导渠道,具体为:国际贸易进出口企业（中美贸易战）、国际资本流动（境外资金净流入）、心理预期（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加深）和货币供应量（外汇占款减少）。括号内为中国新常态下会对两者之间溢出效应造成结构突变因素,通过分析得出,在当前错综复杂国内外背景下两者间溢出效应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其中,股票市场跨境资金的流入流出与外汇市场呈现具有前后不同时滞效应的互相引导关系。另外,人民币汇率对于投资者心理预期的正面积极效应大于负面消极情绪和心态,主要是通过渗入宏观经济层面改善整体景气程度预判。第三章从四条传导路径对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进行现状分析,为构建人民币汇率和股票市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和现实的准备。二、构建时变t-Copula与Bai-Perron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均值溢出效应。选取GJR（1,1）的偏t分布对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对数收益率进行拟合得到边缘参数估计,拟合的残差通过KS检验后,构造时变t-Copula模型得到两者之间的条件相关系数,其动态参数α和β均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着。Copula模型能够将金融时间序列不同形态分布的尾部联合在一起,突破了传统聚集性、非对称性造成的限制等。设定最大个数m=5,ε=0.05的步长进行均值结构突变点搜索,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得到两个结构突变点,突变点的位置均发生在2018年6月20日,净均值变化大于0.2;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新增一个点,位置在2018年5月15日。分析三个结构突变点的位置得出,中美贸易战是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结构突变主要影响因素,且其对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双方面均较大影响,产生双重叠加溢出效应。三、构建DCC-GARCH与修正的ICSS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波动溢出效应。选取DCC-GARCH（1,1）的t分布对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波动率进行拟合得到两者之间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满足α+β小于1的假设条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着。其中沪深300股指与恒生指数的DCCα+β最接近1,易受到历史波动和市场变动情况的影响,且具有持续性。将四个指数两两一组形成六组数据进行方差结构突变检验,通过修正的ICSS算法克服了方差是稳定的假设条件,并且避免了金融时间序列的“尖峰厚尾”和波动的聚集性导致的样本扭曲。实证结果表明离岸人民币与沪深300指数的动态相关系数存在2个结构突变点,将样本时间段分为三个子区间;分别是2014.05.05-2015.03.25、2015.03.26-2015.09.11、2015.9.14-2019.12.31。2015年3月到9月,标准差从0.2712上升到0.3851,变化幅度为0.1139。汇改机制为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波动率结构突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市场化的改革机制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之间的数值差额。四、构建基于方差分解的静动态溢出指数模型研究信息溢出效应。构建VAR（4）阶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设定200个滚动窗口度量动态收益率和波动率的信息溢出值,从总体信息溢出值、单一市场净溢出、成对净溢出等方面完善溢出效应的动态方向性及持续性,通过溢出方（TO）和接受方（FROM）的差值计算得到动态净溢出的特征。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和结论的可靠性将设置VAR为2-6阶,预测期设定在5-10天的范围内。实证结果表明,在大小强度上,细分各个市场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与波动率溢出存在相反走势的情况,即两者之间收益率相关性不高,不代表两者之间的风险交织感染传递的概率低。在方向持续性上,波动率的溢出效应均为双向交替,即风险的传染者和承受方。需要系统地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层面探求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的动态信息溢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运用均值与方差两种内生结构检验与动态模型相结合来捕捉结构异动。鉴于现有的动态模型思路为得到条件相关系数进行动态溢出效应分析,并未深究条件相关系数的结构性问题。在结构突变点的判别及样本分段上,大多数文章采用主观进行子样本或者区间分段构建模型,避免平稳性问题。收益率层面选择均值结构突变检验,波动率层面选择方差结构突变检验,使得结构突变检验对应的研究对象符合经济学含义。本文根据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序列特征构建动态实证模型和两种结构突变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数据内部产生的过程进行结构突变点的搜寻。此外,Bai-Perron突变检验将默认的ε=0.15调整为0.05,提高结构突变点寻找过程的精度,将修正的ICSS算法进行调整,提高运算速度。二、运用时变参数及滚动窗口两种方法来刻画非线性动态关系,提高研究度量的精准度。由于非线性模型的假设条件等限制较多,较少涉及到动态方程和滚动窗口两种方式。在实证模型的选择上,选取时变t-Copula和DCC-GARCH来研究收益率与波动率。Engle提出的条件相关系数可以研究多维变量模型,将常相关系数的假设条件用动态方程替换,可以用来估计大规模的相关系数矩阵,研究不同市场的市场信息时具有良好的计算优势。滚动窗口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指定一个单位长度的窗口,通过不断滚动测量时间序列的统计量达到时变动态。类似于,在量尺上固定窗口大小的滑块,不断滚动得到每个单位的数据和观测值。两种方法均为目前金融领域主流的时变性研究方法,使得本文的动态溢出效应更为全面。三、构建基于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对比分析四个指数在两个不同经济含义层面。目前大部分文章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未考虑收益率与波动率两个层面,并且仅能够两两一组进行研究,研究仅仅停留在相关系数层面,未能体现出溢出的方向性等特征。采用静态和动态的方法同时研究四个指数作为一个整体,其中不但包含了总体的溢出程度,还能针对一个指数,分析其他三个指数对其的信息溢入和溢出效应,比较研究分析收益率和波动率。信息溢出指数模型增加了动态方向性转变,反映溢出方和接受方的方向性主导关系,体现出其方向结构性交替转换与重大事件金融事件之间的联系。
程孝强[9]（2020）在《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大幅放宽,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持续加速,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的金融开放迎来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但国际经验也启示我们,金融开放在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由金融开放诱发的金融风险无疑会威胁金融系统稳定。银行稳定作为金融稳定的关键和核心,必然会受到金融开放的影响。已有对金融开放与银行稳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认为金融开放通过影响银行竞争（存款竞争、冒险机会、利润效率等）进而来影响其风险承担行为。还有部分研究认为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有着紧密联系,原因在于利差是银行贷款投放的主要考量因素,银行利差的结构变化对银行盈利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很可能会改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另外,金融开放也会对银行利差产生影响。因而,现有研究表明金融开放驱动的银行竞争会影响银行利差,并可能通过银行利差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这意味着,金融开放可能会通过银行利差渠道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而已有研究并未考虑这一问题。此外,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忽略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二是对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没有考虑到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本文以金融开放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为主线,一方面研究了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银行利差渠道。具体而言,首先以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现有研究为基础,提炼出金融开放导致银行利差降低的理论假说,将银行利差作为中介变量,从银行利差视角建立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假说;其次,从金融稳定和金融中介配置资源的社会成本角度,全面深入地分析金融开放对银行利差的影响;再次,从金融监管和银行风险承担角度,全面地剖析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后,使用中介效应方法验证传递渠道“金融开放—银行利差—银行风险承担”的存在性。另一方面,从银行危机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开放和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金融开放、银行利差决定、银行风险承担以及银行危机等方面的研究,为金融开放、银行利差和银行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还可以为深化中国金融开放、合理安排开放次序、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提供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一）在仔细梳理银行利差决定因素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理论假说,选取中国商业银行和跨国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以事实金融开放指数还是以法定金融开放指数度量的金融开放都使得银行利差显着缩窄。另外,银行特征也会对利差产生显着影响,其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能够显着缩窄银行利差,银行市场势力、运营成本将会显着扩大银行利差。（二）在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现有研究基础上,考虑宏观审慎政策,研究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别以中国商业银行和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均显示金融开放显着增加了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明显,但不同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具能够显着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而针对借款人的审慎工具对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效果不明显。以跨国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内贷款限制、集中度限制、外币贷款限制、银行间风险敞口、杠杆率以及金融机构税等变量能够显着限制银行风险承担;债务收入比、贷款价值比上限、逆周期资本要求、贷款损失动态拨备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附加资本要求对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效果并不明显,而外汇或逆周期准备金要求反而会激励银行过度承担风险。银行市场势力、银行规模、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存贷比、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货币政策等也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三）以银行利差作为中介变量,分别以中国商业银行和跨国数据为样本,使用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金融开放水平上升—银行利差下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这一传递渠道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利差是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部分中介因子,文章的理论假说得到了实证支撑。（四）提出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危机的研究假说,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89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一些控制变量也会对银行危机产生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和信贷增速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而贸易开放度、实际经济增速和银行监管程度与银行危机呈显着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将事实金融开放指数细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债务和证券投资组合三个方面,以研究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并未显着增加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而债务则恰恰相反,债务流动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属于相对良性的资本流动。
逄嘉宁[10]（2020）在《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文中认为迄今为止,大多数国际金融模型都建立在理性预期范式下。这种范式中的经济主体对复杂经济过程的规律有着超乎其学识、经历、境遇的理性又正确的感知,这显然与现实存在出入。本文认为,国际金融模型应建立在跨文化行为主体（个体、企业及国家）的价值观、感知及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只有深入地解构文化,分析多层次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的感知,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资本流动中文化差异对各类投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界定“国家文化”及“资本流动”的概念来划定文章的讨论范围。“文化”本身不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宽广架构,更是潜移默化中对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心理编程。如何在纵横交错的经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一窥文化差异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成为了本文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对文化的概念抽丝剥茧,分离出可以量化的部分,亦需要谨慎地探究文化差异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不同方向和强度的效用;更要将这些问题与不同层级、不同内容的国际资本流动相结合,并寻找恰当的预测方式及回归模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Hofstede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使文化之核心一价值观得到了量化及应用,其效度及普适性也得到了诸多验证。本文将文化价值观维度作为文化差异衡量的主要方式,以国家文化熟悉度、管理者感知文化差异作为辅助,探讨国家文化差异对经济结果的相关性及影响。第三章细述了将国家文化差异纳入经济学模型建立本文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主要理论、文化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各组成部分影响及传导路径。理论发展部分介绍了经济学中刻画国际商品资本流动的经典理论引的产生背景、发展继承以及适用性;而第二部分则从资本流动的视角着笔,结合文献详述文化差异对不同资本流及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其中传导路径一节主要描述文化对经济结果循序渐进的作用机制,论证文化与金融研究结合的适用性,并结合文献,分层次梳理文化差异对微观企业决策者,到中观企业对外投资,再到宏观国家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所谓“见微知着”,文化最微观、最基本的载体单元是人,行为人通过自身的文化视角感知世界,并依此行事。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谈,从事金融资产跨境转移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决策主体是企业管理者。作为文化及公司行为的载体,管理者基于学习的跨文化经历形成了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的独特感知,继而塑造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对公司跨境发展意义的管理认知,并成为其制定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的依据。第四章将董事会跨文化经历作为企业对文化差异感知的代理变量,利用Logit及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企业董事会整体跨文化敏感度水平与公司海外并购持股份额的相关性。公司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业界及学界“谈文化差异色变”的负面刻板印象。在实操过程中,文化差异不仅仅是信息摩擦、潜在交易成本的“罪魁祸首”,亦是促进创新协同,多元化发展的“肱骨之臣”。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组织行为学的“开发-探索”视角出发,意图为“积极跨文化研究”进路增添经验证明。本文将中国企业从2005-2018年对60个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数据汇总为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建立单边动态引力模型,以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选址决策的影响为例,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估计及D-K修正标准误,探讨文化距离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及流量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文化距离总体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呈U型的特征,各文化维度对于区位选择影响程度和方向并不一致。进一步的分组结果表明,文化距离的U型效应在中国企业对OECD国家的投资中体现较为明显,而对非OECD国家的投资则呈负相关。在前两章的实证研究中,文化差异影响的效度及稳健性得到了很好的数据支撑。接下来,我们将视域拓展至宏观的国际双边资本流动。受限于数据及方法,将文化差异引入分析模型的进路人迹罕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针对多种形式的跨国投资流,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国际资本流的组成,探讨文化差异在不同语境下与各影响因素的互动与耦合。文化差异对于不同资本流动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研究资本双向流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各层次不同经济主体面临的信息摩擦的本质,以及跨国资本市场的构成,而探求文化差异对于双边的整体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以期加深和拓展研究者对文化差异与动态的金融资产跨境配置结构变动的相关性的理解。本文依托跨境资本流量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引力模型,并基于两步的稳健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文化熟悉度对国际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的流向及流量具有积极影响,文化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而与证券投资呈正相关,正式制度对于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负面效应的影响具有缓解作用而对证券投资则并不显着,与之相呼应的是,文化距离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非OECD国家较明显,而在OECD国家则不明显;总体而言,文化距离对于国际证券投资对直接投资之比具有正面影响,说明国家对于文化距离遥远的东道国,仍偏向于承诺程度更低的非实物资产投资。最后,基于对以上分析及研究的总结,本文提出了对于未来该领域发展,以及针对目前中国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展望。
二、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利差、美元指数与跨境资本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 文献回顾与背景介绍 |
| (一)文献回顾 |
| (二)背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
| 三、 理论分析与实证设计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实证分析方法 |
| 四、 数据说明与选取 |
| 五、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利差、汇率、美元指数与资本流动的TVP-VAR实证结果 |
| 1. 模型参数检验 |
| 2. 时变参数特征分析 |
| 3.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11) |
| (二)美元指数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
| 1. 美元指数(DXY)是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关键决定因素 |
| 2. 人民币汇率预期是中国资本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 |
| 3. 美元指数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总结 |
| (三)中美利差对美元指数有一定领先作用 |
| (四)讨论 |
| 六、 结 论 |
（3）我国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结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资本流动与资本流动结构 |
| 1.2.2 资本管制与资本管制强度的测量 |
| 1.2.3 资本管制与资本流动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4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
| 2 资本管制影响资本流动结构的机理分析 |
| 2.1 资本管制影响资本流动结构的理论基础 |
| 2.1.1 三元悖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2 资本管制影响资本流动结构的传导机制 |
| 2.2.1 价格传导路径 |
| 2.2.2 数量传导路径 |
| 3 我国资本管制与资本流动结构的发展和现状 |
| 3.1 我国资本管制的发展和现状 |
| 3.1.1 我国资本管制发展历程 |
| 3.1.2 我国资本管制的问题与困境 |
| 3.2 我国资本流动的结构特征及趋势分析 |
| 3.2.1 我国资本流动的发展与现状 |
| 3.2.2 直接投资的特征与趋势 |
| 3.2.3 证券投资的特征与趋势 |
| 3.2.4 其他投资的特征与趋势 |
| 4 资本管制强度指标构建 |
| 4.1 资本管制强度测度方法 |
| 4.1.1 基于法规(de jure)的测度 |
| 4.1.2 基于事实(de facto)的测度 |
| 4.1.3 本文采用的测度方法 |
| 4.2 我国资本管制强度的测量 |
| 4.2.1 资本管制强度指标的构建 |
| 4.2.2 从中国实际角度解读指标 |
| 5 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资本管制与资本流动结构的面板数据分析 |
| 5.1.1 研究模型设定 |
| 5.1.2 研究变量选择 |
| 5.1.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1.4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1.5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
| 5.2 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结构影响的动态分析 |
| 5.2.1 研究模型与变量选取 |
| 5.2.2 单位根检验 |
| 5.2.3 协整检验 |
| 5.2.4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5.2.5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2.6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 |
| 5.2.7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5.3 研究结论 |
| 6 政策建议 |
| 6.1 寻求高效的政策组合 |
| 6.2 灵活运用管制政策 |
| 6.3 加强对直接投资的监管 |
| 6.4 金融科技助力资本流动管理 |
| 参考文献 |
（4）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2 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现状分析 |
| 4.2 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分析 |
| 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联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杠杆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虚拟经济稳定的影响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1.2 国内外冲击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1.1.3 价格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测度 |
| 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2.1 货币超发的理论争鸣 |
| 1.2.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分析 |
| 1.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论文内容 |
| 1.4 论文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论文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分段调控 |
| 2.1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梳理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规则特征分析 |
| 2.2 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与调控规则的理论推演 |
| 2.2.1 约束条件 |
| 2.2.2 福利损失函数 |
| 2.2.3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方程 |
| 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区制转移特征研究 |
| 2.3.1 价格型货币政策简化方程 |
| 2.3.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方法介绍 |
| 2.3.3 区制转移的实证结果分析 |
| 2.3.4 稳健性检验 |
| 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特征分析 |
| 2.4.1 非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4.2 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5 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1 稳定与非稳定区制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2 严格利率规则反应方程估计 |
| 2.5.3 分段与严格利率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
| 3.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3.1.1 传导机制的理论文献梳理 |
| 3.1.2 传导机制的实证文献概述 |
| 3.2 房地产价格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3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数值模拟 |
| 3.3.1 参数校准 |
| 3.3.2 开启与关闭抵押品渠道的数值模拟 |
| 3.4 房地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房地产价格与产出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2 房地产价格与通胀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3 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断点检验 |
| 3.5 房地产价格影响利率调控效果的渠道分析 |
| 3.5.1 房地产价格对利率调控效果影响的脉冲分析 |
| 3.5.2 稳健性检验 |
| 3.6 房地产价格、实体经济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 |
| 4.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4.2 二元悖论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构建 |
| 4.4 二元悖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
| 4.4.1 回归方程说明 |
| 4.4.2 包含交互项的参数估计 |
| 4.4.3 引入“全球避险情绪”的参数估计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针对“产出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针对“资本帐户开放度测算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 |
| 5.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5.1.1 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研究 |
| 5.1.2 汇率渠道研究 |
| 5.2 蒙代尔—弗莱明理论分析框架 |
| 5.3 SVAR模型构建与计量处理 |
| 5.3.1 SVAR模型的构建 |
| 5.3.2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期选取 |
| 5.4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 |
| 5.4.1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
| 5.4.2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胀目标构建 |
| 6.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6.2 八部门异质性价格扭曲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2.1 个体的生产与消费 |
| 6.2.2 消费和价格指数 |
| 6.2.3 模型的一阶方程与对数线性化 |
| 6.2.4 社会总福利损失函数构建 |
| 6.3 异质性价格粘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
| 6.3.1 价格粘性测算 |
| 6.3.2 劳动的收入份额测算 |
| 6.4 不同异质性特征下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估计 |
| 6.4.1 参数校准 |
| 6.4.2 多种异质性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与对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创新效率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控机制 |
| 7.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7.1.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2 金融摩擦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3 金融摩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2 经济增长目标调控的理论模型构建 |
| 7.3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 |
| 7.3.1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 |
| 7.3.2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
| 7.3.3 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带通滤波法 |
| 1.4.2 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 |
| 1.4.3 文本分析法 |
| 1.4.4 高斯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跨境金融市场联动 |
| 2.1.1 同一金融市场联动 |
| 2.1.2 不同金融市场联动 |
| 2.1.3 全球金融周期 |
| 2.2 基于宏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2.1 理论研究 |
| 2.2.2 实证研究 |
| 2.3 基于微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3.1 货币政策公告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货币政策公告对国际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2.3.3 货币政策公告的文本信息提取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溢出的理论分析 |
| 3.1 引言 |
| 3.2 货币政策信息与理性预期 |
| 3.2.1 信息的定义 |
| 3.2.2 信息类别 |
| 3.2.3 货币政策信息 |
| 3.2.4 预期理论 |
| 3.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3.3.1 模型基本设定 |
| 3.3.2 信号渠道 |
| 3.3.3 期限溢价渠道 |
| 第四章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研究设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比较视角下美国量宽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新冠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外部环境及特点 |
| 5.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 |
| 5.3 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单个货币政策声明的溢出效应检验 |
| 5.4.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比较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指数的构建 |
| 6.2.1 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爬取 |
| 6.2.2 文本预处理 |
| 6.2.3 词典法构建文本情绪指数 |
| 6.3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效应检验 |
| 6.4.3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的溢出渠道 |
| 7.2.1 渠道定义 |
| 7.2.2 溢出机制分析 |
| 7.3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7.3.1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7.3.2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7.3.3 实证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模型参数估计 |
| 7.4.2 信息溢出效应的分渠道检验 |
| 7.4.3 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渠道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两及答辩情况表 |
（7）“双循环”背景下如何优化跨境资本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全球资本流动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
| （一）国际跨境资本流动 |
| 1. 长期跨境资本流动震荡收缩 |
| 2. 短期跨境资金流动规模与波动放大 |
| 3.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资金流动结构发生变化 |
| 4. 驱动因素的变化：全球一体化与全球金融市场风险 |
| （二）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
| 1. 资金流动规模不断扩大 |
| 2. 跨境资金流动总规模周期性波动 |
| 3. 持续顺差格局出现改变 |
| 4. 资本流动结构发生显着变化 |
| 5. 全球经济变局下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内外动因变化 |
| 三、“双循环”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思路 |
| （一）调整重点，以发展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利用好国外直接投资资金 |
| （二）适时调整对外经济金融管理机制，完善开放型大国的金融市场建设 |
| （三）完善资金流动管理机制，提升风险应对能力 |
| 四、总结与展望 |
（8）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主要创新点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结构突变相关文献综述 |
| 1.3.2 溢出效应相关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理论研究 |
| 2.1 结构突变理论 |
| 2.1.1 结构突变的分类 |
| 2.1.2 结构突变参数估计方法 |
| 2.1.3 结构突变检测方法 |
| 2.2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经典理论 |
| 2.2.1 流量导向模型 |
| 2.2.2 存量导向模型理论 |
| 2.2.3 戈登模型 |
| 2.3 溢出效应的特征及形成机理 |
| 2.3.1 溢出效应的含义 |
| 2.3.2 溢出效应的特征 |
| 2.3.3 溢出效应的形成机理 |
| 2.4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4.1 以国际贸易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4.2 以国际资本流动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4.3 以心理预期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4.4 以货币供应量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现状分析 |
| 3.1 人民币汇率的现状分析 |
| 3.1.1 人民币汇率国际化发展 |
| 3.1.2 人民币汇率监管政策 |
| 3.1.3 人民币汇率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 3.2 股票市场的现状分析 |
| 3.2.1 股票市场市场化发展 |
| 3.2.2 股票市场监管措施 |
| 3.2.3 股票市场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 3.3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 3.3.1 国际贸易影响因素 |
| 3.3.2 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 |
| 3.3.3 心理预期影响因素 |
| 3.3.4 货币供应量影响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均值结构突变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 4.1 均值溢出模型与方法 |
| 4.1.1 时变t-Copula模型 |
| 4.1.2 Bai-Perron均值结构突变检验 |
| 4.2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4.2.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
| 4.2.2 描述性统计 |
| 4.3 边缘参数估计 |
| 4.4 t-Copula动态均值溢出效应 |
| 4.5 Bai-Perron均值溢出结构突变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方差结构突变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 5.1 波动溢出的模型与方法 |
| 5.1.1 DCC-GARCH模型 |
| 5.1.2 修正的ICSS算法 |
| 5.2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5.2.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
| 5.2.2 描述性统计 |
| 5.3 DCC-GARCH动态波动溢出效应 |
| 5.4 修正ICSS算法波动溢出结构突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溢出指数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 6.1 信息溢出指数模型及样本选取 |
| 6.1.1 静态溢出指数表 |
| 6.1.2 动态溢出指数模型 |
| 6.1.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2 静态信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6.2.1 静态收益率信息溢出效应 |
| 6.2.2 静态波动率信息溢出效应 |
| 6.3 动态信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6.3.1 总信息溢出效应 |
| 6.3.2 单个市场净信息溢出效应 |
| 6.3.3 成对净信息溢出效应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 |
（9）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银行利差的决定因素 |
| 2.1.1 银行微观特征与银行利差 |
| 2.1.2 市场结构和宏观政策与银行利差 |
| 2.1.3 金融开放与银行利差 |
| 2.1.4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研究述评 |
| 2.2 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 |
| 2.2.1 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的影响 |
| 2.2.2 金融开放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
| 2.2.3 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述评 |
| 2.3 银行危机的影响因素 |
| 2.3.1 金融开放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2.3.2 其他因素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2.3.3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的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金融开放的特征事实 |
| 3.1 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 |
| 3.2 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历史进程 |
| 3.3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 3.4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
| 3.5 本章小结 |
| 4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与理论假说 |
| 4.1 银行自身因素影响银行风险的机制分析 |
| 4.1.1 资产负债错配与银行风险 |
| 4.1.2 货币错配与银行风险 |
| 4.1.3 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银行风险 |
| 4.1.4 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 |
| 4.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 |
| 4.2.1 利率自由化与银行风险 |
| 4.2.2 资本流动与银行风险 |
| 4.2.3 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风险 |
| 4.3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假说 |
| 4.3.1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理论假说 |
| 4.3.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假说:银行利差视角 |
| 4.4 本章小结 |
| 5 金融开放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实证检验 |
| 5.1 银行利差决定因素的理论模型 |
| 5.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实证设计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实证模型 |
| 5.3 金融开放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 5.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
| 6.1 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2 实证结果 |
| 6.2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7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跨国证据 |
| 7.1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跨国实证分析 |
| 7.1.1 实证设计 |
| 7.1.2 实证结果 |
| 7.1.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7.2 金融开放、银行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跨国的证据 |
| 7.2.1 实证研究设计 |
| 7.2.2 模型估计 |
| 7.2.3 稳健性分析 |
| 7.3 金融开放与宏观审慎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跨国实证 |
| 7.3.1 研究设计 |
| 7.3.2 实证结果 |
| 7.4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跨国实证 |
| 7.5 本章小结 |
| 8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危机的跨国实证研究 |
| 8.1 金融开放与存款保险制度影响银行危机的研究假说 |
| 8.1.1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 |
| 8.1.2 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 |
| 8.2 金融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实证设计 |
| 8.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8.2.2 实证模型 |
| 8.2.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8.3 金融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实证结果 |
| 8.3.1 实证结果分析 |
| 8.3.2 内生性检验 |
| 8.3.3 稳健性检验 |
| 8.4 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8.4.1 总资产与总负债 |
| 8.4.2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外商直接投资 |
| 8.4.3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债务 |
| 8.4.4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证券投资组合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启示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选题背景 |
| 1.2 主要概念与数据来源 |
| 1.2.1 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 |
| 1.2.2 国家文化的概念 |
| 1.2.3 主要数据来源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 1.3.2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
| 1.3.3 文献评述与研究启示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结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化差异研究与金融学的互动与耦合 |
| 2.1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的内涵与演化 |
| 2.1.1 文化的前因:定义与内涵 |
| 2.1.2 文化的现状:演化和稳定 |
| 2.1.3 文化的后果:趋同和逐异 |
| 2.2 金融学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差异研究 |
| 2.2.1 传统金融学理论的不足与改进 |
| 2.2.2 文化研究的视角 |
| 2.2.3 文化与金融学研究 |
| 2.3 国家文化差异的度量 |
| 2.3.1 国家文化价值观维度 |
| 2.3.2 国家文化距离指数 |
| 2.4 国家文件差异在不同层面的应用 |
| 2.4.1 宏观层面:国家 |
| 2.4.2 中观层面:跨国企业 |
| 2.4.3 微观层面:企业决策者 |
| 第3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 3.1.1 国际资本流动的“推力”与“拉力” |
| 3.1.2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 3.2 国家文化差异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路径 |
| 3.2.1 从管理者到企业 |
| 3.2.2 从企业到国家 |
| 3.2.3 从国家到国际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企业对外投资持股决策 |
| 4.1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概况与特征 |
| 4.2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的形成 |
| 4.3 企业海外投资持股策略的形成 |
| 4.4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对企业并购持股策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4.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家对外投资的流量 |
| 5.1 中国海外股权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
| 5.2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 |
| 5.2.1 文化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 |
| 5.2.2 以中国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的必要性 |
| 5.3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理论基础 |
| 5.3.1 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的回归分析 |
| 5.3.2 “开发-探索”视角下的积极文化差异观 |
| 5.3.3 多维度文化价值观差异的效应 |
| 5.4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4.2 稳健性分析及U型关系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双边资本流动 |
| 6.1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投资流动 |
| 6.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6.3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6.3.1 基于FGLS回归的实证分析 |
| 6.3.2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4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证券投资流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资本流动构成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全球交易与资本流动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利差、美元指数与跨境资本流动[J]. 缪延亮,郝阳,费璇. 金融研究, 2021(08)
- [2]要素国际流动对中国跨国并购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移民网络和全球金融网络的视角[D]. 刘紫薇. 吉林大学, 2021
- [3]我国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结构的影响研究[D]. 顾凯. 浙江大学, 2021(10)
- [4]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D]. 温健纯. 广西大学, 2021(12)
- [5]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D]. 张菀庭. 吉林大学, 2021(01)
- [6]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D]. 刘春紫. 山东大学, 2021(11)
- [7]“双循环”背景下如何优化跨境资本管理[J]. 刘骞文,潘智昊,陈佳玥. 开放导报, 2021(01)
- [8]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D]. 吴筱菲. 东华大学, 2021(01)
- [9]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D]. 程孝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3)
- [10]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D]. 逄嘉宁.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