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的农业思想

一、试论周恩来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刘思含^[1]（2020）在《建国初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建国初期,由周恩来依据中国国情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设思想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主要研究建国初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条件、主要内容、特点以及其对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并结合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探讨建国初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所研究的建国初期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历史时期。全文共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国内外对建国初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的研究现状,并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进行探究。第二部分主要探究建国初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背景。首先,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其广泛吸收的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经济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建设思想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其次,回顾当时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分析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是在怎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建国初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梳理归纳,并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农业是基础、工业领导农业”、“在发展中重视人民的利益”、“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问题”、“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的合作与联系”五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团结各方面力量;二是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相结合;三是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的实践对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周恩来曾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其经济建设思想的实践对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农业、工业和科技这几个方面。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在农业方面,我国的农业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在工业方面,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我国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科技方面,着重培养科技人才,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为我国科技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五部分研究建国初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有经济发展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经济工作要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经济建设要做到协调平衡发展、经济发展要打开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对当代价值的研究和总结,以期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发挥更好的指导作用。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结语,对本文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和尚未研究到的内容进行了总结。

刘亚军^[2]（2020）在《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李富春为共产党工作50余年,其中将近35年从事财政、工业、计划工作,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他是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我国经济建设一线的指挥员,又是共产党不可多得的经济理论家。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李富春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确评价李富春的经济思想,继承他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对于再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丰富和完善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对于总结和吸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有一定意义。最重要的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进行记录和总结,纠正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独立性较差的错误认识,肯定其历史价值与功劳。本论文研究采取纵横结合的结构,以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形成的四个时期为经,三大主要经济思想的内容和贡献为纬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论述。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包括政策措施、理论和哲学理论逻辑三个部分。其经济思想既有其长期深耕经济一线的实践总结与升华,也有对他人经济思想的借鉴与发展,兼容并蓄形成了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与主导,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以及围绕核心与两翼展开的其它经济思想的思想体系。论文写作思路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其提供依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提供思想渊源。其次,以纵向思维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萌芽、确立、发展与经受考验曲折发展和成熟四大时期的过程,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的依据是其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精髓的发展过程,而其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是李富春所有经济思想中的主体,这一思想是李富春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第二部分以横向思维系统地对三大主要经济思想进行理论阐释和分析,这三大主要经济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第三部分对李富春经济思想进行综合述评。首先,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其特点在内容上包括: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其特点在方法上包括:李富春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重视实践性,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五个方面。其次,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包括综合平衡的辩证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勤俭节约的方法论。第三,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同时,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即经济理论体系性不强,一些经济思想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第四,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是因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中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对其经济思想当代价值进行理论思考包括: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要正确把握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科学态度,贯彻三条具体研究原则和方法,分别是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本论文在研究时主要采取的是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分析与综合方法。

王轲^[3]（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文中指出民主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通价值目标,人类文明在砥砺向前的进程中以政治文明作为其核心要素。人类自古希腊开始就从多重视角致力于将民主的涵义做一个精准的解读,然而民主的内核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主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漫长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选举民主自站上西方民主政治舞台之日起,就迅速融入规模庞大、事务繁杂的现代国家。在实际运行进程中,选举民主逐步暴露出天然劣势,注重民主准入步骤却忽略民主决策进程,施政方略的周期性更迭耗费了高昂的社会运转成本,倾轧式选战放大了国内族群、社会及文化方面的问题。协商民主在批判选举民主弊端的基础上复兴,政党协商因其聚合功效更处于显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民主政治理论,扬弃了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吸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统一战线思想与多党合作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列宁在领导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付诸实践,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协商的先河,东欧地区四个国家也对政党协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认识视角的单一性并且未能处理好同其他党派关系,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政党协商以失败告终。政党协商在中国的生根、生存、生长,植根于中国历史任务、革命实际和建设发展的现实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回应中国人民呼声而做出的重大历史抉择。本文首先简析了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党协商的发展,概述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政党协商及其经验教训,回顾了政党协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随后,本文从理论、文化、制度、实践四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进行深入探讨,展现出其理论的生命力和实践的独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得以充分呈现,助力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民主话语权竞争中把握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对国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既有积极利好的发展机遇,也有不可回避的困境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在新时代的发展,回应“中国梦”内蕴的现代民主要义。相较于西方政治斗争的“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意义非凡。执政党和参政党相向而行、良性互动的协商合作关系,为世界政党政治的丰富和拓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王文彦^[4]（2018）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贫困多发且高发,部分地区贫困人口基数大、总量多,整体贫困率相对较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民族地区既是短板,又是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着力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方向。在此新的形势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时代话题,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物质资料生产是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直接动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因此,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依靠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来解决。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工作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关系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关于培养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思想以及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是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理论依据和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基础。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实践的推动密切相关,因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的实践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来源于实践,新的发展实践催生理论新的发展,理论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民族地区的展开,民族地区开展科技扶贫工作、推动科技跨越式发展和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科技发展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来源。作为一个系统开放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指导我国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环境、文化等各种要素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武器。在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理论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相结合发展科学技术等科技思想,是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推动了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指南和政策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呈现出与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相结合的发展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动力价值、生态环保价值、科技人才价值和人的解放价值等多维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维度、精神维度、价值维度和创新维度。在新时代,民族地区应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指导下,依据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全面加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确立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构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新体系。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特色科技资源开发、加强民族地区科研经费保障力度,加速民族地区传统科技产业改造升级等措施,推动民族地区通过现代科技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民族地区现代生态农业体系,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科学发展道路,增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帮助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建成“美丽中国”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最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本文从发展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发展,通过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应用与发展,为更好指导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薛凤伟^[5]（2018）在《论中共八大前后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文中指出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决策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中共八大前后,他反思"苏联模式"固化的经济建设思想和实践,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谋篇布局,对经济结构、经济建设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目标等系列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且系统的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于洋^[6]（2017）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追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渊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于今日中国的建设事业,助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探索思想与实践之间的互动统一关系,不仅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触碰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本质,又能以最亲密的距离切身感受由革命路径向建设思维转变的曲折与艰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想与实践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建国形态。抗战结束至伪国大召开是联合建国的尝试阶段。中国共产党处于动态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外有雅尔塔体系四方均势,内有国共之间“战与和”的两难抉择,采取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并行的策略,意图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然而,迫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以“真民治”为内核的过渡形态的地方自治政权的夭折,标志联合建国尝试的失败。伪国大召开至战略决战前夕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国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共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只战不和”与“和而为战”。在这种转折逻辑下,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影响,一方面在两次民主性反思的作用下,进行了由力量诉求逐渐转向建国探索的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受到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构筑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科学、统一的财经工作体系。战略决战前夕至新中国成立是全面建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美苏冷战格局的背景下选择符合人们意愿和历史潮流的方案实现建国理想。形成一边倒的外交思想,国体与政体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执行机关也在不断具体化,民族问题和国家制度的构思也在日臻完善。而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反映了新中国经济体系之下工业、农业、商业有机结合,城市与乡村兼顾的特征,展示了经济为政治和建国理想服务的逻辑。总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精准地把握了国际国内局势发展的脉搏,并据此不断调整自己的建国思想与实践,始终以建立人民的、统一的、工业化的国家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想与实践,既不是苏联建国模式的简单模仿,也不是预设方案的完整呈现,而是一个动态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等思想、理论的有机结合。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心路历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戚义明^[7]（2016）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方针的逐步形成和最终确立——基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考察》文中指出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初,毛泽东逐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1960年初,"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完整表述,出现在国务院部委报告中。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但全党认识程度和贯彻力度还不够。在全面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关键时刻,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最终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独创性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传》编写组^[8]（2014）在《第三十五章 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文中提出自一九五六年筹备召开党的八大开始,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一九五八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使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被迫进行全面的调整。到一九六二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逐步趋向好转。中共领导人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一边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一边提出新的发展目标,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决策和部署三线建设、试办工业托拉斯[3]以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

高其荣^[9]（2011）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产值特别是粮食产量接连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饥荒蔓延。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转入调整轨道,到1960年11月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调整,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农业调整全面展开并进入高潮。农业调整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历时五年多,至1965年底结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首先,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文件,开展整风整社,退赔平调财物,坚决纠正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共产风”等错误。其次,1961年,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全党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农村大调查。“农业六十条”是全党农村大调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党领导对人民公社体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解散了公共食堂,废除了供给制,划小了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调至生产队。再次,党逐步确立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采取了清理和下放农村劳动力、精简城镇人口、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对农业实行财政倾斜等措施,大力加强了农业战线。第四,党制定了恢复社员自留地,鼓励发展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实行“借田渡荒”,进行包产到户试验等休养生息政策,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党还通过降低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一定程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虽然存在以肯定“三面红旗”为前提、否定包产到户、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没有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等历史局限,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成功的,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历史作用,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是六十年代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先导和中心,带动和促进了工业等其他战线的调整,促进了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第二,它阻止了饥荒的继续蔓延,杜绝了社会动荡,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对已觉察的“左”倾错误的纠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前纠“左”的继续,主要纠正了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在生产关系变革问题上的急于过渡错误,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庐山会议前的纠“左”。第四,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并成为了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给我们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主要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农业兴则百业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农村经济政策必须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根本纠正“左”倾错误,避免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完善我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这些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探索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陶艳梅^[10]（2011）在《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往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时段农业发展中的特定问题上,并多以截面分析为主。但农业发展是连续系统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无法展示整个发展过程,也不利于挖掘主要发展线索和客观规律。故本文尝试将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进行打通研究,在宏观分析体系中整理、归纳和审视农业发展状况,从中提炼出主要发展线索和规律,并做出学术史总结。这样还可实现三方面的实践意义:一是有利于改变目前“重改革后三十年,而轻前三十年”历史经验总结现状,为正确理解改革前后两个三十年关系提供相应历史经验和支撑;二是可通过对相关重大历史事件考察,为目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涉农政策提供相应历史依据。三是可为中国目前刚启动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提供相应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将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确立了基本分析框架。然后,围绕各个历史阶段农业发展主题,提炼出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而做出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安排,并分析了由此而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历史影响。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本文注重三方面内容的考察:一是注重对各历史阶段具体政策制度选择原因、实施过程、存在问题、绩效与历史影响等内容的阐述和分析。二是注重对各种已选政策间关联性问题,包括逻辑问题、因果问题等的具体分析和阐述,目的在于能挖掘出各种政策安排的共同动因和作用机制。三是注重对不同历史阶段农业发展基本规律、特点和整体状况的系统分析。本文所做的学术史总结如下:新中国初期,土地改革以解放农村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平稳有序地开展并最终顺利完成。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共产党对“和平土改”主张的摒弃和减少变革成本政策的采用,从而为农业经济恢复发展创造了首要条件;与新中国初期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的互助合作,在中国共产党逐步集体化思想道路确立下,被有效引导并不断推进,农业经济恢复发展得以加快;修养生息和城乡物资交流等措施也为农业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过渡时期,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基本纲领和路线的确立,使中国“三农”承担起高积累的重任重负。于是,在工业化战略迫切需求下,国家通过对富农、中农、贫农三者间博弈,采取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方式,使农业生产合作化快速推进。与农业合作化相配套,统购统销政策在严峻粮食供求矛盾下无奈实施,却在短期效果和长期历史影响上产生不同后果。工农城乡关系也由“比较协调”向“开始恶化”转变。尽管国家通过宏观行政手段不断加强城乡联系,使城乡关系继续保持了向前发展势头,但它依旧确定了以后城乡关系的走向和大体情况,对目前城乡二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在服务于“逐步集体化”思想的各种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作用下,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和农村制度建设的公社化随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兴起。正如粮食统购统销需由合作化配套一样,大跃进也需由人民公社配套。事实上,人民公社的兴起正与中央领导人“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太小不适应水利化和机械化发展要求”的共识有关。不仅如此,它还有利于地方工业和社区福利事业从无到有的建设。尽管从理论上讲人民公社似乎会更有利于降低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费用,增加规模效益。但实际上它本身无法避免和解决农民内部相互剥夺问题,即对富社富队财富的剥夺,对勤劳农民收入的剥夺和因干部贪污腐败而造成的对普通农民群众劳动成果的剥夺。这种农村内部剥夺极大破坏农村生产力,对工业化极为不利,最终致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鉴于此,中央开始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错误,但在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相关制度的路径依赖下,纠错过程显得极其曲折和反复,最终导致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农业经济政策调整时期,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认识。当时,毛泽东敏锐认识到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核心问题实质上是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于是明确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原来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有效解决了人民公社农民内部剥夺问题。农业学大寨在苏联外援断裂的重要历史背景下,也应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需而兴起。它为促进当时农业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整过程中,党内就两大基本矛盾和包产到户问题产生严重分歧,由此引发农村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整顿——阶级斗争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贫下中农协会的成立。事实上,这两种做法从根本上讲对防止农民内部剥削比较有利,但“阶级斗争”下的社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干扰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进而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文革中的农业问题并非没有争议性,同样在高层领导人内部有所谓路线分歧,甚至在农村还有许多与农业学大寨并非一致的务实做法,农村中所谓自发资本主义以逆流方式一直零星出现和顽强表现。这些争议性内容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左”倾错误对农业的危害,使农业在不断调整中缓慢增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不小成绩,农村工业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这一时期,以降低城市消耗成本,服务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根本目的的城镇人口反向流动措施,因国家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过大而被临时采取。农村小学教育由公社下放到生产队办,经费、校舍、师资等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农村教育质量难以保证。文革时期,存在一定缺陷弊端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普遍建立,并急遽改变了当时农民群众看病难的状况,在二元社会框架下最大限度实现了卫生公平。农村文化生活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单调活动。通过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不同历史时期农业发展状况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有着内部和外部两个主要发展线索。一是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逐步转变为核心内容的内部发展线索;二是以满足国家工业化战略原始资本需求为核心内容的外部发展线索。围绕这两个主要发展线索,可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的“三农”发展历程进行基本评述。总体上看,新中国初期三十年“三农”作为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剥夺对象,并不是自身没有发展或“停滞”,而是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某种必然。因此,对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的历史成就与历史地位,应给予充分的估计,并要深刻认识到历史遗留下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局性问题,解决之法必定要在三农之外,而整个过程也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充满曲折和坎坷。这些认识也是判断目前政府所采取的各项“三农”政策是否科学有效的一个基本理论认识。

二、试论周恩来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周恩来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建国初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中共八大前后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6）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周恩来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建国初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D]. 刘思含.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2]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D]. 刘亚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D]. 王轲. 华侨大学, 2018(12)
• [4]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D]. 王文彦.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5]论中共八大前后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J]. 薛凤伟. 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 2018(01)
• [6]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D]. 于洋. 清华大学, 2017(02)
• [7]“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方针的逐步形成和最终确立——基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考察[J]. 戚义明. 毛泽东研究, 2016(04)
• [8]第三十五章 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J]. 《邓小平传》编写组. 党的文献, 2014(S1)
• [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D]. 高其荣. 湘潭大学, 2011(05)
• [10]新中国初期三十年农业发展研究[D]. 陶艳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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