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50～1999年博白县传染病疫情动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薛永强[1]（2021）在《浙江省疫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浙江省疫病频生,严重损害了百姓的生命健康及生产生活。在此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浙江积极构建本省的疫病防控机制,通过设置防疫机构、颁布相关法规、建立疫情报告制度等,致力于疫病的救治与预防工作。浙江省防疫事业的推进涉及应急性疫病救治和预防性公共卫生建设两个方面,二者共同推动浙江防疫事业走上正轨。应急性疫病救治方面,政府根据疫病种类,设置专项防治机关,调查疾病成因,开展防治工作。在疫病救治过程中,政府还联合社会力量防疫,有效快速地扑灭疫情,降低危害。预防性公共卫生建设方面,涉及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学校卫生、卫生运动等多个路径。在具体实践中,政府与群众的观念、利益出现了矛盾,民众的犹疑观望也导致防疫工作一度停滞。随着政府的宣传教育及防疫措施取得成效,民众开始转变观念,积极配合防疫。尽管在建设防疫机制过程中,时常面临经费、资源、人才奇缺等因素的掣肘,但浙江省防疫机制的初步建立,对于疫病防治而言事半功倍,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浙江地区的卫生状况。
蓝凤,夏莲,李英梅,梁超[2]（2021）在《2005—2018年玉林市流行性腮腺炎流行特征和时空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2005—2018年广西玉林市流行性腮腺炎的流行特征和时空分布特征,为玉林市制定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传染病报告管理系统收集2005—2018年玉林市流行性腮腺炎病例资料,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时空扫描分析3种方法研究流行性腮腺炎的流行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 2005—2018年玉林市共报告流行性腮腺炎10 798例,年均报告发病率为13.80/10万。高发年份为2012年（23.12/10万）、2011年（17.97/10万）、2006年（17.80/10万）和2013年（17.37/10万）;每年发病呈现明显的季节特性并呈双峰型分布,4～7月为发病主高峰,11月至次年1月为发病次高峰;2005—2018年玉州区、兴业县年均发病率最高,依次为28.77/10万、24.46/10万,博白县最低为5.08/10万;发病主要集中在3～14岁,占总病例数的81.77%（8829例）,5～7岁年龄组年均报告发病率最高;男性年发病率高于女性,男女年均报告发病率分别为17.51/10万、9.72/10万;学生为主要发病群体,其次为幼托儿童,散居儿童。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17年发病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北流市表现为高-高聚集模式;时空扫描分析发现1个主要聚集区（2016年北流市）和4个次要聚集区。结论 2005—2018年间玉林市流行性腮腺炎发病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波动较大;学校学生为主要发病群体。应将5～7岁的幼托儿童和学生作为重点防控人群,并加强抗体和病原学监测,及时掌握疫情动态。
李宁[3]（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研究表明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张国华[4]（2020）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现代化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生活的主体内容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管理。当然,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域的差异,不同城市在发展中呈现了自身的特点。民国时期,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山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然条件、历史承袭和区域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经历了市政公所成立、设置城区管理到正式独立建市几个阶段。太原的政治功能增强、城市外延拓展、市政设施逐步健全,城外周边范围也被纳入到城市分区统一管辖内,形成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典型模式和城市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山西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省会太原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成效;是区域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领先性特征。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伴随着西方城市学和市政管理理念的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了渐进的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太原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中开启了前置规划、统筹布局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前行。太原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紧密相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将城市有效范围大量延展,通过吸引从业人口进入企业进行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化铁路的奔腾之力,进一步加速了太原城市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功能布局、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以上各方面内容的最好诠释,可以有效解读政策、体制等政治因素,工业、交通等科技因素,人口、商业等综合因素对民国时期太原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其渐进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与城市本身交互作用的最好注解。本文选取民国太原为中心,试图揭示在区域近代化、山西城市化和太原现代化的过程中,太原市政府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现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确立,建立起了体现内陆城市区域特色的管理机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展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一是介绍山西历史地理概况,简要回顾太原市的自然环境状况、历史地位及演进过程,同时对太原市进行概念界定,阐释太原市作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的功能定位。为合理实现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作为行使城市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应具备全局意识,高屋建瓴做好顶层设计。城市发展布局中自然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因此最终形成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在政府宏观主导下、城市自发演进中综合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二是考察城市人口的发展变迁,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管理包括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两个层面,具体涉及人口迁徙、人口数量、城区分布、变动趋势及结构特点等内容。三是分析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中民用照明用电的起源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措施等内容,主要以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解读供电照明事业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情况,理清民国时期太原电力照明事业的延续脉络,折射太原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山西区域社会现代化概况。四是分析太原城市交通管理,涵盖城市道路维护和行政管理两部分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太原市城市道路的整体设计、建设标准、具体实施及完成情况,从而了解太原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具体水平。五是公共卫生管理,包括太原市城区街道的卫生管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废水排放管网的规划、公共卫生场所的管理以及体现时代进步和科学理念的防疫卫生管理,通过施加防疫、卫生教育、注重防控等有效手段,确保民众身体健康,体现了医学和防疫学在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有效引入。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及管理为研究选题,以功能区划、人口变迁、道路交通、城市照明、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缘起、逐步演化及宏观管理为研究内容。依托城市管理学的观点,将城市管理理论引入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中进行考察。在城市管理学的统一视角下,对各个具体方面内容作出归纳总结,反映出当时太原市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施政的决断水平和行政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投入力度及支持情况,致力于民生保障的客观实效,归纳出当时山西城市化、区域近代化的发展程度,为当代城市社会治理和宏观管理提供有效借鉴。
司瑞石[5]（2020）在《风险认知、环境规制与养殖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主要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国家,生猪饲养量和出栏量占全球总量50%以上。近年来,随着国家强农惠农政策落地实施,生猪规模化养殖步伐加快、区域布局优势凸显、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生猪产业为保障畜禽产品有效供给和肉源性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生猪标准化养殖程度较低,疫情疫病防控能力较弱,各类疾病导致生猪死亡率较高,病死猪淘汰量高达6000万头/年。2013年原农业部在全国19个省、212个县（区）启动实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中央一号文件多次要求推进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进程。为此,政府主要采取监管处罚、补贴补助、宣传引导和契约承诺等规制措施推动生产环节养殖户实施无害化处理。然而,我国无害化处理设施覆盖面较窄、处理程序不规范、监管水平不够高、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严峻,病死猪丢弃、浅埋、出售等不当处理行为时有发生。病死猪不当处理不仅危害地域生态和生产安全,还可能危及食品和公卫安全。因此,如何推动养殖户实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农户行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为养殖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提供全新视角。按照无害化处理过程,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包括无害化报告行为、无害化决策行为、无害化实施行为和无害化处理效果四个序次部分。本研究基于河北、河南和湖北514户生猪养殖户数据,在总结与分析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生态、生产、食品和公卫安全四个方面刻画风险认知,从命令型、激励型、引导型和自愿型规制四个方面测度环境规制工具,构建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指标体系,在对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测度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方法,重点探讨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无害化决策行为、无害化实施行为和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的对策建议,并为政府推进无害化处理工作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通过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现状分析,研究发现:在无害化报告行为中,各省份报告户占比序次为:河南>河北>湖北,不同规模养殖户报告占比序次为:规模养殖户>专业养殖户>散养户;48.25%的养殖户能够及时报告病死猪信息。在无害化决策行为中,各省份选择无害化处理的养殖户占比序次为:湖北>河北>河南;不同规模养殖户占比序次为:规模养殖户>专业养殖户>散养户。在无害化实施行为中,各省份委托处理户占比序次为:河北>河南>湖北;委托处理率均值次序为:河北>河南>湖北;各省份资源化处理率均值序次为:河北>河南>湖北;不同规模养殖户占比序次为:规模养殖户>专业养殖户>散养户。在无害化处理效果中,客观处理效果（无害化处理率）,指标均值为0.7224。主观处理效果（生态、生产、食品、公卫安全）的指标均值分别为3.1318、4.4650、4.3969和3.5448。总体上看,各省份无害化处理率的序次为:湖北>河南>河北;湖北养殖户的主观处理效果同样较好;专业和规模养殖户的客观处理效果较好,但不同规模养殖户的主观处理效果差异较大。（2）通过对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测度与解析,研究发现:不同省份养殖户风险认知水平异质性较强,湖北养殖户风险认知水平最高,河南养殖户次之,河北养殖户最低。不同规模养殖户的风险认知水平存在显着差异,专业养殖户的风险认知水平最高,散养户次之,规模养殖户最低。不同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河南养殖户受环境规制强度最高,湖北强度次之,河北强度最低。不同规模养殖户受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着差异,规模养殖户受环境规制强度最高,专业养殖户次之,散养殖户最低。（3）通过分析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和公卫安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报告决策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生态和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对报告时效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环境规制能够约束养殖户做出无害化报告决策,但对报告时效的影响效应较弱。激励型和引导型规制正向调节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同时,现代通讯设的备普及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发挥积极促进作用;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较强异质性。（4）通过分析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安全风险认知能够推动养殖户做出无害化处理决策。命令型和引导型规制能够约束养殖户做出无害化处理决策。同时,自愿型规制正向调节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风险规避在风险认知影响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中发挥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6.75%;命令型和激励型规制对风险规避程度高组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具有显着促进作用。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较强异质性。（5）通过分析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和公卫安全风险认知能够推动养殖户实施委托处理行为;命令型和自愿型规制能够约束养殖户实施委托处理行为,同时自愿型规制能够增强风险认知对养殖户委托处理行为的影响效应。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对组织参与和不同规模养殖户委托处理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较强异质性。生产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认知积极促进养殖户实施资源化处理行为;环境规制对养殖户资源化处理行为存在正向约束作用。同时,命令性、引导型和自愿型规制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中起到增强性的调节作用。在考虑养殖规模和技术属性异质时,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6）通过分析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生产和公卫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越高,养殖户更倾向于提高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率。环境规制能够显着提高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但不同维度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的影响中并未发挥“增强剂”作用。然而,这种调节效应存在遮蔽效应,引导型规制正向调节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的影响。风险认知高组比低组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提高了17.86%,环境规制高组比低组养殖户无害化处理率提高了16.22%。风险认知和环境规制对无害化主观处理效果（生态、生产、食品和公卫安全）的影响具有较强异质性。（7）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加强养殖户安全风险教育,提高风险认知水平;完善病死猪信息报告体系,提高报告的时效性;强化无害化处理监管制度,增强监管的持续性;完善无害化处理激励制度,激发处理的自觉性;优化无害化处理引导制度,提高技术的适用性;完善无害化处理自治制度,增强契约治理效果。
米善军[6]（2019）在《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云县自古多瘴岚,清代云县疟疾流行只能勾勒大致面貌。民国时期该地疟疾肆虐,尤以1933～1940年为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出现过两次反复,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于1986年基本扑灭,并最终融入全球性消除疟疾战略计划。清代云县防治疟疾主要采取看医、寻药及诉诸鬼神来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机制虽已建立,虽然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总归是收效甚微。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真正地实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强力互动。这种强力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波浪状的卫生运动、精密化的制度设计逐步达到的。清代云县有无卫生机构,已经无从考证。当时遇到疫情发生,根本无法实现疫情的及时控制与扑灭,更谈不上疾疫预防。民国政府治下的云县,已经出现较为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无奈由于机制体制不甚健全,只在县城为中心地方设立了相关机构,根本无法辐射全县各地,尤其是偏远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在民国政府留下的卫生遗产的基础上,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署中,云县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层级分明,高度密集医疗卫生网络。云县的疟疾流行是地缘区位、国家政权、民风习俗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疟疾的快速蔓延之势,倒逼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基层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与建设,但这些机构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国家地计划与控制,走出一条以国家为主导,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特色防治道路,逐步确立起大众心中新政权焕然一新的形象与面貌。
孙冰[7]（2018）在《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研究（1835年至今）》文中研究说明医院建筑作为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的场所,是十分重要的公共建筑。广东省作为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其卫生医疗水平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自近代中国第一家西式医院在广州建立起,广东省的医院建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引领着全国医院建筑的发展。广东省的医院建筑类型丰富,风格多样,地方特色鲜明,值得深入研究。以史为鉴是了解并学习事物的好方法之一,通过研究历史上医院建筑的发展状况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医院建筑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趋势,进而为未来的设计理念和策略提供基础。目前对于广东省医院建筑的历史发展研究十分有限,且不成体系。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广东省医院建筑自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填补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历史中该时期的研究空白。本文搭建了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的框架,充实和完善了近现代岭南建筑研究,可为后续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石。同时,深入剖析影响广东省医院建筑历史的因素及其对未来医院建筑发展的影响,探寻未来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的趋势和应对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首先是背景部分,包括绪论及医院建筑的发展概况。主要阐述了课题的研究缘起、意义,对西方和中国的医院建筑发展脉络进行了大致梳理,为后文的展开做好铺垫。其次是广东省医院建筑各时期的发展历程。本文将近代至今广东医院建筑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通过社会、经济、医疗、政策等的研究,逐一分析每个时期的医院建筑发展情况;通过医院建筑实例的研究,从布局、风格、气候适应性等几个方面来深入分析医院建筑的特征。最后是广东省医院建筑的发展分析及未来建筑设计的策略研究。该部分主要叙述了广东医院发展受到的影响因素,医院建筑的发展演变分析,以及今后广东医院建筑发展面临的挑战;并结合当代具体情况,辅以世界发达国家医院经验,给出了广东省医院的未来发展策略,达到“总结历史,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梳理了广东省医院建筑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总结了影响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阐述了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关系,通过对当代广东省医院建筑可持续性、人性化、地域性的分析,从选址规划、建筑设计、后期运营等方面,探索了当今广东省医院建筑设计的思想和策略,并展望了未来医院建筑的发展趋势。
耿国柱[8]（2018）在《基于复杂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的统计方法及应用》文中指出目的: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一种因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而导致的传染病,是困扰的全球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有些人群因自身具有一些感染HIV高风险的行为因素（如不安全性行为、多性伴、吸毒等）而更容易感染HIV,这些人群是艾滋病高危人群。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是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的核心变量之一,也是全面客观分析和掌握HIV感染及艾滋病流行现状和趋势的基础,并可以为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的制定、卫生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及预防控制项目的设计与实施提供科学依据。捕获-标记-再捕获（capture-mark-recapture,CMR）法因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并且经济、简便易行而在艾滋病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以往采用CMR法对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进行研究多以简单随机抽样和/或二来源CMR法居多,而复杂抽样方法（实际调查往往需要的多阶段抽样及可减小抽样误差的分层多阶段抽样等）下多来源CMR法（与二来源CMR法相比使样本更具代表性）的研究未见文献报道。本文拟用复杂抽样（二阶段、分层二阶段、三阶段、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方法下三来源CMR法对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估计进行研究,推导出总体基数的估计量及其方差、方差估计量的统计公式。并采用本文研究的复杂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对2013年北京市MSM人群基数、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女性性工作者（female sex workers,FSW）人群基数进行了科学的实例调查估计。同时对我们研究的二阶段、分层二阶段、三阶段及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进行了信度效度评价。旨在为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的估计提供科学的调查方法、统计公式及其信度效度评价方法;实例调查估计结果为相关部门制定艾滋病防控策略、合理分配艾滋病防治资源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方法:根据经典抽样理论、方差的性质、区间估计、对数线性模型、正交投影、极大似然估计等数理统计理论方法,在前人研究的简单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的基础上,对二阶段、分层二阶段、三阶段、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设计出调查方法,推导出总体基数的估计量及其方差、方差估计量的统计公式。并采用研究的二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于2013年9月至12月对北京市MSM人群基数进行了实例调查估计;采用所研究的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于2015年8月至10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FSW人群基数进行了实例调查估计。同时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AS编程对调查结果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分别以2013年北京市MSM人群及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FSW人群的统计量调查计算结果作为模拟总体参数建立模拟总体,分别在不同获取时间段采用复杂抽样下三来源CMR法各模拟抽取100个随机样本,再采用本文推导的三来源均相关的CMR法相关公式分别计算不同获取时间段内的100个MSM或FSW人群基数的估计值、标准差及总体基数的95%可信区间,对我们研究的二阶段、分层二阶段、三阶段及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进行信度效度评价。结果:1.本文对二阶段、分层二阶段、三阶段及分层三阶段这些复杂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首次设计出调查方法,并推导出总体基数的估计量及其方差、方差估计量的统计公式。2.本文采用二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于2013年9月15日至12月31 日对北京市所有的有北京市户籍与在北京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常住MSM人群进行调查,调查其最近一周、最近一个月以及最近半年是否分别在北京市MSM活动场所、北京市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HIV voluntary counseling&testing,VCT）门诊所以及MSM网站这三类场所活动过。从北京市的16个区县中随机抽取了 6个区县（西城、海淀、昌平、通州、怀柔、密云）作为一级单位;然后再从抽中的6个区县中共随机抽取1,774名MSM作为二级抽样单位。调查结果显示时间段为一周的回收合格问卷为1,771份,估计出以一周为获取时间段的北京市MSM人群的基数为94,715人,渐近标准差为9,418人,95%可信区间为76,256～113,174人。时间段为一个月的回收合格问卷为1,766份,估计出以一个月为获取时间段的北京市MSM人群的基数为81,720人,渐近标准差为8,291人,95%可信区间为65,470～97,970人。时间段为半年的回收合格问卷为1,766份,估计出以半年为获取时间段的北京市MSM人群的基数为71,899人,渐近标准差为7,346人,95%可信区间为57,501～86,297人。3.本文于2015年8月至10月采用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对广西女性性工作者的人群基数进行调查,调查其最近三个月以及最近半年2个时间段内是否分别接受过艾滋病干预服务、在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过性病/艾滋病检测以及提供过性服务。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14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了 3个地级市（百色、柳州、玉林）作为一级单位;然后分别在这3个地级市中共随机抽取了共9个县（区）作为二级单位（每个一级单位抽取3个区县）;再从抽中的9个县（区）所有FSW活动场所共随机抽取三级单位4,267名FSW作为调查对象。分层因素为年龄,根据所调查FSW的年龄分布,以年龄的中位数32岁为界分为二层,小于等于32岁为第一层,大于32岁的为第二层。调查结显示时间段为三个月的回收合格问卷为4,118份,估计出以三个月为获取时间段的广西壮族自治区FSM人群的基数为95,662人,渐近标准差为6,922人,95%可信区间为82,094～109,230人。时间段为半年的回收合格问卷为4,101份,估计出以半年为获取时间段的广西壮族自治区F SM人群的基数为91,416人,渐近标准差为6,612人,95%可信区间为78,456～104,376人。4.本文对北京市MSM人群获取时间段为最近一周的二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调查分析100个样本的结果为:100个总体基数的95%可信区间中有99个包含模拟总体基数;获取时间段为最近一个月的二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调查分析100个样本的结果为:100个总体基数的95%可信区间中有95个包含模拟总体基数;获取时间段为最近半年的二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调查分析100个样本的结果为100个总体基数的95%可信区间中有98个包含模拟总体基数。5.本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FSW人群获取时间段为最近三个月的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调查分析100个样本的结果为:100个总体基数的95%可信区间中有96个包含模拟总体基数;获取时间段为最近半年的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调查分析100个样本的结果为:100个总体基数的95%可信区间中有97个包含模拟总体基数。结论:1.本文研究的二阶段以及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分别在北京市MSM人群和广西壮族自治区2015年FSW人群的总体基数调查估计中取得了良好的实际应用效果,为调查估计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基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成功的经验。2.采用本文研究的二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出2013年北京市MSM人群基数81,720人（获取时间段为一个月）,约占同年龄段男性的1.17%。本文为相关卫生部门提供了信度高效度高的MSM高危人群基数,提示相关卫生部门应切实加强对MSM人群的精准监测,采取有力高效的精准措施,对艾滋病进行精准防控。对北京市MSM人群不同获取时间段（最近一周、一个月、半年）的二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法模拟调查估计出100个样本的100个总体基数的95%可信区间几乎均包含模拟总体基数,说明本文研究的二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3.采用本文研究的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出广西壮族自治区2015年FSW人群基数为95,662人（获取时间段为三个月）,约占广西女性人口的0.42%。本文为相关卫生部门提供了信度高效度高的FSW高危人群基数,提示相关卫生部门应切实加强对FSW人群的精准监测,采取有力高效的精准措施,对艾滋病进行精准防控。对广西壮族自治区FSW人群不同获取时间段（最近三个月、半年）的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法模拟调查估计出100个样本的100个总体基数的95%可信区间几乎均包含模拟总体基数,说明本文研究的分层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4.因分层三阶段抽样各层内即为三阶段抽样,分层三阶段抽样下三来源CMR法信度高效度高的必要条件是三阶段抽样下三来源CMR法信度高效度高,所以可以认为本文研究的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也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5.因无论从统计公式的推导或是抽样方法上,分层三阶段抽样均是在分层二阶段抽样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且更复杂,分层三阶段抽样下三来源CMR法信度高效度高的必要条件是分层二阶段抽样下三来源CMR法信度高效度高,所以可认为本文研究的分层二阶段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也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6.本文研究的分层三阶段及三阶段（各层内即为三阶段）随机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方法及其统计公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FSW人群的总体基数调查估计中取得了良好的实际应用效果,为调查估计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基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成功的经验。
张青磊[9]（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朱贞[10]（2016）在《中国大陆流行风疹病毒的分子进化及其与疫苗病毒抗原性差异的研究》文中指出风疹是由风疹病毒（Rubella Virus, RV）感染后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最严重的危害为先天性风疹综合征（Congenital Rubella Syndrome, CRS）。风疹是一种疫苗可预防疾病,接种含风疹成分的疫苗（rubella containing vaccine, RCV）是预防风疹和CRS最有效并且是唯一的有效措施。我国于2008年开始将风疹疫苗纳入国家扩大免疫规划,对适龄儿童进行常规接种。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分子水平上阐明2008年风疹流行高峰以及风疹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后,流行风疹病毒的基因特点、流行和传播规律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阐明我国流行风疹病毒株进化特点,探讨其动态变异变迁规律；同时初步阐明RV的进化对风疹疫苗保护效果带来的影响。本研究收集了2008-2015年期间来自我国29个省市的1580株RV株,通过基因定型,结果证实2008-2015年我国风疹流行主要与1E基因型和2B基因型RV共循环引起的多个传播链所致。随后选取2000-2015年我国1E和2B基因型RV的代表株共202株进行我国RV分子进化分析。结果显示,1E基因型RV的祖先最早可追溯至1991年,约在1997年左右传入中国,于2001在我国被检测到之后,即成为2001-2013年我国优势流行基因型,并区别于其他国家流行1E基因型RV,为我国所特有,同时从年代上可分为两个进化分支：ClusterA（2004-2015）和ClusterB （2001-2009）,目前ClusterA为我国RV流行的优势基因亚型；但在2011-2015年间,1E基因型RV的检出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至2015年该比例仅为1.3%（仅检测到4株）。2B基因型RV的祖先最早可溯源至1962年,2000以来我国至少有4个不同的2B基因型RV （Lineagel-4）流行,其中2B-Lineagel, Lineage2和Lineage4在我国的流行已被阻断；2B-Lineage3推测于2007年左右传入中国,在2011年首次检测到后,在我国自东向西广泛传播,并于2014-2015年替代1E基因型成为了我国流行RV的优势流行基因亚型。2B基因型RV的估算进化速率（2.0×10-3变异碱基/年）稍快于1E基因型RV的估算进化速率（1.56×10-3变异碱基/年）,但仍稍慢于部分RNA病毒,这可能与该病毒在核苷酸和氨基酸水平高度保守有关。依据地理和年代分布,本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8株1E基因型和3株2B基因型风疹野病毒株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和分析。通过比较基因组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行1E和2B基因型RV大部分的核苷酸变异为转换,且变异多出现在第三位密码子,在已知重要功能区域的氨基酸位点均非常保守。结果提示,自2008年之后1E基因型RV的流行范围逐渐减小与毒株本身的变异无关,而主要可能是由于有效实施风疹疫苗免疫策略,迅速提高了人群的免疫力,消除了一定数量的易感者,有效阻断了部分RV传播链的流行,并使风疹发病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为了阐明RV的进化对风疹疫苗保护效果带来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从基因组序列和细胞水平上研究了我国流行RV株与我国风疹疫苗BRDn株之间的抗原性差异。初步实验结果提示,BRDⅡ疫苗株与我国不同基因型流行RV之间可以交叉保护,差异性的氨基酸位点并未引起重要的抗原性改变,我国目前使用的风疹疫苗可以有效保护人群免受风疹野病毒的感染。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流行RV连续16年的系统的病原学研究,从分子水平阐明了我国RV的流行规律,系统地掌握了其进化和流行情况；完善了对其基因特点、基因分型、传播模式和遗传进化规律的认识；建立了中国本土特色的RV毒株资源库和基因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全基因组序列和细胞水平上研究我国流行RV株和我国风疹疫苗株之间的抗原性差异,获得了不同基因型RV之间以及其与疫苗株之间的交叉保护效果等基础性数据。本研究为全球风疹病毒毒株库和基因数据库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我国风疹控制和将来消除提供了重要的病毒学监测数据,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风疹疫苗免疫策略提供了科学数据,为制定降低风疹和CRS的发病率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了科技支撑。
二、1950～1999年博白县传染病疫情动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50～1999年博白县传染病疫情动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浙江省疫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浙江省疫病传播概况 |
| 1.1 疫病传播状况 |
| 1.1.1 烈性传染病 |
| 1.1.2 急性传染病 |
| 1.1.3 慢性传染病 |
| 1.1.4 寄生虫病 |
| 1.2 疫病传播原因分析 |
| 1.2.1 浙江省自然环境 |
| 1.2.2 社会文化因素 |
| 1.3 疫病传播特点分析 |
| 1.3.1 病种多样,呈季节性、地域性特征 |
| 1.3.2 灾异与疫情相伴 |
| 1.3.3 疫情频繁,致死率高 |
| 第二章 浙江省防疫机制建设 |
| 2.1 浙江省卫生行政体系建设 |
| 2.1.1 省级卫生行政机构 |
| 2.1.2 市(县)卫生行政机构 |
| 2.2 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 |
| 2.2.1 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
| 2.2.2 建立卫生防疫机构 |
| 第三章 浙江省疫病应急救治 |
| 3.1 浙江省疫病官方应对 |
| 3.1.1 官方应急救治的常规举措 |
| 3.1.2 以血吸虫、姜片虫为中心考察官方应急救治 |
| 3.2 社会应对 |
| 3.2.1 民间的自发防疫 |
| 3.2.2 红十字会的慈善防疫 |
| 3.2.3 教会医院的福音防疫 |
| 第四章 浙江省疫病防控下的公共卫生建设 |
| 4.1 环境卫生 |
| 4.1.1 街道清洁与垃圾处理 |
| 4.1.2 粪便管理和厕所改良 |
| 4.1.3 殡葬管理 |
| 4.1.4 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管 |
| 4.2 饮食卫生 |
| 4.2.1 饮水改良 |
| 4.2.2 食品监管 |
| 4.3 学校卫生 |
| 4.3.1 颁布规则,成立学校卫生委员会 |
| 4.3.2 卫生教育与宣传 |
| 4.3.3 健康教育与防疫 |
| 4.4 卫生运动与婴儿健康比赛 |
| 第五章 疫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成效 |
| 5.1 浙江省疫病防治成就 |
| 5.1.1 初步建立疫病防治机制 |
| 5.1.2 一定程度上转变民众卫生防疫观念 |
| 5.2 浙江省疫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的不足 |
| 5.2.1 经费不足,资源分配不均 |
| 5.2.2 人才短缺,卫生防疫机制不健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2005—2018年玉林市流行性腮腺炎流行特征和时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分析方法 |
| 1.2.1 流腮流行特征分析 |
| 1.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1.2.3 时空扫描分析 |
| 2 结果 |
| 2.1 2005—2018年玉林市流腮发病的时间分布特征 |
| 2.2 2005—2018年玉林市流腮发病的地区分布特征 |
| 2.3 2005—2018年玉林市流腮发病的人群分布特征 |
| 2.4 2005—2018年玉林市流腮疫情的GIS分析 |
| 2.4.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2.4.2 时空扫描分析 |
| 3 讨论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 |
|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太原市历史沿革与变迁 |
| 第一节 太原市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自然条件 |
| 二、历史沿革 |
| 三、承袭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太原市行政区划(1912—1937) |
| 一、早期变革——行政区划调整 |
| 二、专业建制——市政公所成立 |
| 三、分区管理——划分五区模式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功能规划变迁 |
| 一、宋明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二、清朝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三、民国时期城区功能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人口变动与管理 |
| 第一节 民国之前山西人口发展概述 |
| 一、城市人口概念界定 |
| 二、元代以前人口变迁 |
| 三、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
| 第二节 近代人口管理起步(1912—1932) |
| 一、民初人口统计 |
| 二、民初山西人口 |
| 三、民初太原人口 |
| 第三节 省会人口管理(1933—1937) |
| 一、分类管理 |
| 二、制度建设 |
| 三、统计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民用照明建设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照明用电起源 |
| 一、清末山西政治环境 |
| 二、近代太原照明肇始 |
| 三、民初电力事业概述 |
| 第二节 新记公司创立 |
| 一、创立运营 |
| 二、组织管理 |
| 三、初具规模 |
| 第三节 新记公司发展 |
| 一、国内成长环境 |
| 二、调整巩固提高 |
| 三、稳步投资建设 |
| 第四节 太原电力事业(1934—1937) |
| 一、国民政府政策扶持 |
| 二、新记公司接续发展 |
| 三、太原电力事业概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
| 第一节 清末城市管理初步开启 |
| 一、道路交通概念界定 |
| 二、清末城市道路管理 |
| 第二节 民初道路交通管理 |
| 一、省会恢复及建章立制 |
| 二、交通管理及设施维护 |
| 三、道路养护及系统管理 |
| 四、严格执法及违警处置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街道管理(1931—1937) |
| 一、系统规划 |
| 二、统筹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市公共卫生管理 |
| 一、清末卫生管理启动 |
| 二、民初卫生管理举措 |
| 第二节 规划中的公共卫生事业 |
| 一、自来水事业 |
| 二、下水道计划 |
| 三、尘芥物清理 |
| 四、重点行业管理 |
| 五、卫生防疫体系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1931—1937) |
| 一、完善制度建设 |
| 二、加强环卫清理 |
| 三、宰杀牲畜管理 |
| 四、公厕粪场管理 |
| 五、夏令卫生扫除 |
| 六、城市用水管理 |
| 七、防疫卫生管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风险认知、环境规制与养殖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养殖户 |
| 2.1.2 病死猪 |
| 2.1.3 无害化处理行为 |
| 2.1.4 风险认知 |
| 2.1.5 环境规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风险认知理论 |
| 2.2.3 环境规制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2.5 态度-情境-行为理论 |
| 2.3 机理分析 |
| 2.3.1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 |
| 2.3.2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2.3.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的影响 |
| 2.3.4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现状分析 |
| 3.1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历史沿革 |
| 3.1.1 国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政策演进 |
| 3.1.2 国内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政策演进 |
| 3.1.3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政策演进的基本趋向 |
| 3.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样本描述 |
| 3.3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现状 |
| 3.3.1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 |
| 3.3.2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 |
| 3.3.3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 |
| 3.3.4 样本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 |
| 3.4 无害化处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
| 3.4.1 无害化报告的时效性比较差 |
| 3.4.2 部分养殖户仍选择不当处理 |
| 3.4.3 委托和资源化处理率还不高 |
| 3.4.4 无害化处理效果还有待增强 |
| 3.5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的测度与解析 |
| 4.1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的指标体系 |
| 4.1.1 指标设计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 |
| 4.2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的测度和结果 |
| 4.2.1 测度方法 |
| 4.2.2 因子分析结果 |
| 4.3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特征分析 |
| 4.3.1 风险认知特征分析 |
| 4.3.2 环境规制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
| 5.2.1 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 |
| 5.2.2 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 |
| 5.2.3 环境规制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
| 5.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研究方法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统计推断 |
| 5.4.2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基于两阶段独立Probit模型检验 |
| 5.5.2 基于递归Logit模型检验 |
| 5.6 进一步讨论 |
| 5.6.1 基于信息报告渠道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6.2 基于养殖规模异质的影响效应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6.2.1 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6.2.2 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6.2.3 环境规制在风险认知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
| 6.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研究方法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统计推断 |
| 6.4.2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 |
| 6.4.3 环境规制在风险认知影响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中的调节效应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进一步讨论 |
| 6.6.1 基于风险规避的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 |
| 6.6.2 基于养殖规模异质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的影响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委托处理行为的影响 |
| 7.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2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7.2.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委托处理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4 基于组织参与和养殖规模异质的讨论 |
| 7.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 |
| 7.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2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7.3.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资源化处理行为影响结果分析 |
| 7.3.4 基于养殖规模和技术属性异质的讨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 |
| 8.1 问题的提出 |
| 8.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8.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8.3.1 变量选取 |
| 8.3.2 研究方法 |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 8.4.1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客观效果的影响 |
| 8.4.2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主观效果的影响 |
| 8.5 稳健性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养殖户无害化处理行为现状的分析结果 |
| 9.1.2 风险认知与环境规制测度与解析的结果 |
| 9.1.3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报告行为的影响结果 |
| 9.1.4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 |
| 9.1.5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实施行为的影响结果 |
| 9.1.6 风险认知、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效果的影响结果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加强养殖户安全风险教育 |
| 9.2.2 完善病死猪信息报告体系 |
| 9.2.3 加强无害化处理监管制度 |
| 9.2.4 完善无害化处理激励制度 |
| 9.2.5 优化无害化处理引导制度 |
| 9.2.6 完善无害化处理自治制度 |
| 9.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疟疾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总结 |
| (一) 中国疟疾学术研究六十年回顾 |
| (二) 云南省疟疾研究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西医学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体系下的疟疾认知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疟疾认知 |
| 第二节 现代西医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二章 自然环境、区位、习俗与云县疟疾的关联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区位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云县疟疾 |
| 二、海拔、地形与云县疟疾 |
| 三、地理区位与云县疟疾 |
| 第二节 传统习俗与疟疾 |
| 第三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清代疟疾的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四节 天降鞠凶:时代变革中的云县疟疾流行态势 |
| 第四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清代云县的疟疾防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 |
| 一、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阶段 |
| 二、1949年后云县疟疾的防治措施 |
| 第四节 艰难棘途:中央与地方的统合 |
| 第五章 云县抗疟机构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二节 建国后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国家卫生体系转型中的抗疟机构 |
| 结语 |
| 附1 |
| 附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活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7）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研究（1835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1.1 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处于全国前列 |
| 1.1.2 广东省医院建筑特点突出 |
| 1.1.3 广东省医院建筑历史研究的缺失 |
| 1.1.4 探寻适合广东省医院建筑的设计策略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历史的梳理 |
| 1.3.2 广东省医院建筑设计策略的总结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医院建筑的相关研究现状 |
| 1.4.2 医院建筑历史的相关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实地调研法 |
| 1.5.3 分析推演法 |
| 1.6 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医院建筑发展概述 |
| 2.1 古代宗教医学的医院建筑 |
| 2.1.1 古代西方医院建筑 |
| 2.1.2 古代中国医院建筑 |
| 2.2 近代实验医学、机械医学的医院建筑 |
| 2.2.1 近代西方医院建筑 |
| 2.2.2 近代中国医院建筑 |
| 2.3 现代生物医学、整体医学下的人性化医院建筑 |
| 2.3.1 现代西方医院建筑 |
| 2.3.2 现代中国医院建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历程 |
| 3.1 晚清医院建筑(1835-1911) |
| 3.1.1 背景研究 |
| 3.1.2 西式医院的兴起 |
| 3.1.3 传教医生与晚清西式医院建筑 |
| 3.1.4 晚清医院建筑设计特征分析 |
| 3.2 民国时期医院建筑(1912-1949) |
| 3.2.1 背景研究 |
| 3.2.2 西式医疗机构的发展 |
| 3.2.3 专业建筑师主导下的西式医院建筑 |
| 3.2.4 民国医院建筑设计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建国至今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历程 |
| 4.1 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医院建筑(1949-1978) |
| 4.1.1 背景研究 |
| 4.1.2 全民普及医疗思想下的医院建筑发展 |
| 4.1.3 影响医院建筑发展的人物 |
| 4.1.4 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医院建筑设计特征分析 |
| 4.2 改革开放后医院建筑(1979-1999) |
| 4.2.1 背景研究 |
| 4.2.2 从计划医疗向市场化医疗发展思想下的医院建筑 |
| 4.2.3 影响医院建筑发展的建筑师 |
| 4.2.4 改革开放后医院建筑设计特征分析 |
| 4.3 二十一世纪医院建筑(2000-今) |
| 4.3.1 背景研究 |
| 4.3.2 新医改政策下的医院建筑发展 |
| 4.3.3 境内外设计团队深入合作对医院建筑的影响 |
| 4.3.4 二十一世纪医院建筑设计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分析 |
| 5.1 近代至今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演进分析 |
| 5.1.1 总体布局演进分析 |
| 5.1.2 平面布局演进分析 |
| 5.1.3 气候适应性分析 |
| 5.1.4 医院建筑建设标准分析 |
| 5.2 影响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 |
| 5.2.1 自然气候环境对广东省医院建筑的影响 |
| 5.2.2 社会经济发展对广东省医院建筑的影响 |
| 5.2.3 医学、技术发展对广东省医院建筑的影响 |
| 5.2.4 医疗政策变迁对广东省医院建筑的影响 |
| 5.2.5 地域文化对广东省医院建筑的影响 |
| 5.2.6 多种因素影响下的未来广东省医院建筑分析 |
| 5.3 当代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面临的挑战 |
| 5.3.1 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 |
| 5.3.2 广东省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
| 5.3.3 设计理念应与时俱进 |
| 5.3.4 加强绿色技术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广东省医院建筑设计策略和发展趋势 |
| 6.1 当代发达国家医院建筑设计的启示 |
| 6.1.1 便捷宜人的规划设计 |
| 6.1.2 弹性的建筑布局 |
| 6.1.3 注重医院建筑的未来可变性 |
| 6.1.4 便捷的流线设计和清晰的指引系统设计 |
| 6.1.5 人性化的空间营造 |
| 6.2 广东省医院建筑设计策略 |
| 6.2.1 选址、规划理念 |
| 6.2.2 气候适应性设计策略 |
| 6.2.3 灵活发展性设计策略 |
| 6.2.4 高效便捷性设计策略 |
| 6.2.5 人性化设计策略 |
| 6.3 医院建筑设计的新拓展 |
| 6.3.1 医院建筑的适老化设计 |
| 6.3.2 分级医疗下的基层医院建筑设计 |
| 6.3.3 信息化医院设计 |
| 6.3.4 健康中心医疗建筑 |
| 6.3.5 与城市界面友好相融的医院建筑 |
| 结论和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图书文献 |
| 二、学术期刊文献 |
| 三、学位论文参考文献 |
| 四、技术标准 |
| 五、网络资源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词 |
| 答辩委员签名的答辩决议 |
（8）基于复杂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的统计方法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引言 第一部分 基于复杂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的统计方法 |
| 1.简单随机抽样下的三来源CMR法 |
| 1.1 抽样调查方法 |
| 1.2 总体基数的估计 |
| 1.3 基数估计量的方差 |
| 2.分层随机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的统计方法 |
| 2.1 抽样调查方法 |
| 2.2 基数的估计 |
| 2.3 基数估计量的方差 |
| 3.二阶段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的统计方法 |
| 3.1 抽样调查方法 |
| 3.2 基数(二级单位数)的估计 |
| 3.3 基数估计量的方差 |
| 4.分层二阶段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的统计方法 |
| 4.1 抽样调查方法 |
| 4.2 基数(二级单位数)的估计 |
| 4.3 基数估计量的方差 |
| 5.三阶段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的统计方法 |
| 5.1 抽样调查方法 |
| 5.2 基数(三级单位数)的估计 |
| 5.3 基数估计量的方差 |
| 6.分层三阶段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的统计方法 |
| 6.1 抽样调查方法 |
| 6.2 基数(三级单位数)的估计 |
| 6.3 基数估计量的方差 第二部分 基于复杂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的调查估计 |
| 1.北京市MSM人群基数二阶段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估计 |
| 1.1 前言 |
| 1.2 调查设计 |
| 1.3 结果 |
| 2.广西壮族自治区FSW人群基数分层三阶段抽样下三来源CMR法的调查估计 |
| 2.1 前言 |
| 2.2 调查设计 |
| 2.3 结果 第三部分 基于复杂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调查估计三来源CMR法的信度与效度评价 |
| 1.蒙特卡洛模拟简介 |
| 2.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效度与信度评价思路 |
| 3.复杂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调查估计三来源CMR法的蒙特卡洛模拟 |
| 3.1 二阶段抽样下北京市MSM人群基数调查估计三来源CMR法的蒙特卡洛模拟 |
| 3.2 分层三阶段抽样下广西壮族自治区FSW人群基数调查估计三来源CMR法的蒙特卡洛模拟 讨论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综述 |
|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附录 |
| 附录1.MSM快速评估调查表 |
| 附录2.FSW快速评估调查表 |
| 附录3.获取时间段为最近一个月的北京市MSM人群基数调查估计蒙特卡洛模拟分析的SAS程序 |
| 附录4.获取时间段为最近半年的北京市MSM人群基数调查估计蒙特卡洛模拟分析的SAS程序 |
| 附录5.获取时间段为最近半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FSW人群基数调查估计蒙特卡洛模拟分析的SAS程序 致谢 |
（9）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中国大陆流行风疹病毒的分子进化及其与疫苗病毒抗原性差异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缩略语 第一部分 中国大陆流行风疹病毒的分子进化 |
| 前言 |
| 1. 风疹的流行与危害 |
| 2. 全球风疹病毒学监测 |
| 3. 风疹病毒基因型分布 |
| 4. 研究风疹病毒变异变迁规律的意义 |
| 材料和方法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结果 |
| 1. 2004～2015年全国风疹发病情况 |
| 2. 获得风疹病毒分离株 |
| 3. 风疹病毒基因型别的鉴定 |
| 4. 2008～2015年我国风疹病毒的流行分析 |
| 5. 2000～2015年我国风疹病毒的变异变迁 |
| 6. 中国大陆流行风疹病毒的起源、进化和分子钟 |
| 讨论 |
| 小结 第二部分 我国流行风疹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特征及其与疫苗病毒抗原性差异的研究 |
| 前言 |
| 1. 风疹病毒的理化性质 |
| 2. 风疹病毒的基因组结构与功能 |
| 3. 全球使用的风疹疫苗 |
| 4. 研究我国流行风疹病毒与风疹疫苗病毒的抗原性差异的意义 |
| 材料与方法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结果 |
| 1. 风疹病毒分离株的鉴定 |
| 2. 我国流行风疹病毒代表株及BRDII风疹疫苗株全基因组序列的获得 |
| 3. 我国特有的1F基因型风疹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特征 |
| 4. 我国流行风疹病毒及BRDII风疹疫苗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特征 |
| 5. 我国流行风疹病毒与BRDII风疹疫苗病毒的抗原性差异分析 |
| 讨论 |
| 小结 参考文献 论文综述 全球风疹和先天性风疹综合征控制和消除进展 |
|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致谢 附件 |
四、1950～1999年博白县传染病疫情动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浙江省疫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D]. 薛永强. 河北大学, 2021(02)
- [2]2005—2018年玉林市流行性腮腺炎流行特征和时空分析[J]. 蓝凤,夏莲,李英梅,梁超.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2021(01)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4]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D]. 张国华. 山西大学, 2020(08)
- [5]风险认知、环境规制与养殖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研究[D]. 司瑞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6]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D]. 米善军. 云南大学, 2019(03)
- [7]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研究（1835年至今）[D]. 孙冰.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8]基于复杂抽样下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三来源CMR法调查估计的统计方法及应用[D]. 耿国柱. 苏州大学, 2018(01)
- [9]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10]中国大陆流行风疹病毒的分子进化及其与疫苗病毒抗原性差异的研究[D]. 朱贞.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