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浅谈如何抵御电力降价风潮的冲击（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提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刘亚男[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演变研究 ——基于中国国内因素的视角》文中指出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钟晓雅[4]（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郭常顺[5]（2018）在《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文中研究说明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张中宁[6]（2018）在《中美两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其国际经济战略既对本国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也给彼此及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因此,开展对作为中美两国国际经济战略子战略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学习、借鉴、示范、提高,并给我国政府国际经贸战略的制定建言献策的现实意义。当前,作为经济全球化两大主导趋势之一的WTO领导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已陷于停滞近二十年,人们对它的发展前景陷于焦虑与迷茫。而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主导趋势之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初级形式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却依然生机勃勃、繁荣兴盛。既然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经济体的中美两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都有很大的外部性,那么,中美两国各有怎样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如何?又都有什么特征?促进中美构建各自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动因是什么?效益怎样?这是所有关注并研究中美各自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人都希望寻求解答的问题。本研究紧紧围绕上述五个问题,首先利用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构建起上述五个问题的理论研究框架,然后运用政治经济分析、历史比较分析、数据实证、案例分析等方法以及基于经济、政治（外交及安全）、软实力这三大维度和拉西特-斯塔尔的层次分析理论而拓展的三维多重博弈理论模型来逐步探讨中美各自FTA战略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内在机理与逻辑。概括地说,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中美各自FTA战略的发展历程、战略动因、战略特征及其战略效应后发现,中美各自FTA战略虽然在表面上都以经济目的为依归,但是实际上却都含有政治上的外交与安全目的,意识形态上的软实力追求,而且它们虽然在终极目标上有本质不同,但是在一般追求上的区别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美国FTA战略服务于美国以维护其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国家战略,而中国的FTA战略则以发展为导向,更注重为中国国内的稳定与发展而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与中国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核心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目标相一致。本研究发现,基于以上动因而构建的中美各自FTA战略在上述三大维度上呈现的特征、效益虽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来讲,美国FTA战略的经济动因是给美国出口商开拓更多的市场,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促进国内经济更好地发展,从而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地位。对美国自贸区战略的经济效益研究证实美国基本上实现了上述目的。除了最后一点外,美国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动因与中国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在经济效益上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美国的更加明显。政治上,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既有外交和安全动因,也有霸权追求。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同样具有外交与安全考量,但由于中国外交恪守的指导原则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遵循的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所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最终政治目标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美国的霸权追求大相径庭。软实力上,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有传播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经贸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制度霸权地位;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当然也有提升本国软实力的追求,但是由于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所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软实力上的追求是提高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发言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并不断为之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美自贸区战略的政治和软实力效益无法量化考察,但是通过历史分析与案例研究,本文证实了中美两国的FTA战略在经过国内、国际这两个层次的多重博弈后都获得了它们想要实现的政治和软实力效应。通过对中美两国作为国际经济战略子战略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再次证明了经济既是政治战略的目标之一,又是实现政治战略的基础、策略、工具、手段与平台。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既有很多共同点,又有无数本质上的不同。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下,我国需要充分利用、积极发挥自由贸易区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将自由贸易区战略作为我国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平衡美国霸权主义思维与行径,并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伟目标的重要平台。
包巍[7]（2017）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存在于华北特殊地域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机构,既进行向内的治理与施政,又进行向外的对日交涉。对该机构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与宋哲元地方实力派间关系的互动与演变,探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本质及影响因素,从而深化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华北政局的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能够有效对华北进行行政统治,华北依然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随即全力进行分离华北活动,华北政局深受中日关系变动的影响。华北的地方政权机构,一方面不再单纯是地方势力的权力象征,而具有了应对日本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则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间较量的焦点。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由“不抵抗”转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受其影响,华北政权机构相继经历了北平政务委员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随着民族矛盾的升级,为应对日本,需要一个既能立足华北并彰显中央与其之间的管辖关系,又能在对日折冲中坚持“守土卫权”的地方性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在此后一年八个月复杂局势里,承担下它特殊的历史使命。冀察政务委员会既要应付日方与维持地方,又要在频繁对日交涉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立场,因此从成立伊始,即逐渐建构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机构组织。内设三处及五个专门委员会,并下辖几十个军、政办事机关,以横向层级内部的合议制与纵向层级间集权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运作。既有极强的集权色彩,又凸显极差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但在整体运行中却体现出超强的统一性。因此尽管机构内部充斥着非亲日派与亲日派不同的集团,但仍然可以体现出明显的反日本渗透特点。由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扩张,使得匪患毒私等问题日趋恶化。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完善地方层级为入手,以“清匪”、禁烟禁毒与缉私活动为展开,以稳定地方秩序与解除民众痛苦为目标,力图以安境保民来“救国”。地方层级制度的完善,在解决匪患毒私问题上效果有限,也少地方自治色彩,但可窥见宋哲元地方实力派在华北对日最前沿地带,对如何探索出路的理解。在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有效应对方法之时,冀察政委会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会在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间面临选择挑战,但最终能接受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尽管冀察政务委员会全力以赴,但在日本侵略之下,效果不可能显着。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道德救国的施政理念指导对内施政工作,受扰于资金困难,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大力减免附加税的同时,量力而行,以注重实效来发展教育、农业与交通事业,以期实现解除民众痛苦的“救国”目的。各项工作在日本侵略的影响下,同样体现出脆弱性。在开展对内工作的同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政治领域里与日本就冀东、察北问题与“共同防共”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外交折冲。在交涉过程中,冀察政务委员会既出于爱国立场又出于自保目的,坚持“守土卫权”底线,南京国民政府对其现地交涉态度,也因此经历了由消极到认可的转变过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交涉,在日本分离华北问题的应对上,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补充之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守土卫权”,使日本重新转向与南京国民政府间交涉,来实现华北分离中央的目的。同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两广事变中的中立态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与警惕,促使蒋介石加紧推动中日间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冀察政务委员会为保住立足之地,在经济提携问题上对日妥协,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效果,也使主权受到威胁。在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各个问题进行弥补,没有让日本分离华北阴谋得逞。冀察政务委员会在进行对内与对外活动的同时,以学生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救亡与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代表的团结抗战共同推动该机构实现了政治明朗化。一方面宋哲元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决心更加坚定,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另一方面机构的折冲空间越来越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现地交涉失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核心成员走向抗日战场的同时,改组后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问题上对日妥协的产物,负有维系华北与中央间关系,并应付日本的使命。冀察政务委员会通过内外活动,基本上实现了“守土卫权”,为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备战时间的同时,使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破产。这既是冀察政委会本身努力的结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渐转强硬的体现,还与民众救亡和团结抗战对其产生的影响有关。离开了这些因素的促动,单纯的地方实力派政权机构,不可能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命运终结也可见,折冲周旋不可能真正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只有团结抗战才是包括地方实力派在内的所有国人的正确出路所在!
汪庆[8]（2017）在《工商界朋友们的喉舌 ——《申报·业余周刊》研究（1932-1937）》文中研究指明拥有近80年历史的《申报》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申报》进行了改革,《业余周刊》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业余周刊》自1932年12月4日诞生,终刊于1937年1月24日,前后共计发行了 210期,致力于打造"工商界朋友们的喉舌"。不同于一般的"喉舌",《业余周刊》不仅要做传递职工声音的"话筒",还要为读者群体发声、促进职工发展。它就此提出了三项使命:1、"提高社会中坚分子——店员工友学徒们的教育程度";2、"改进工商界的业余生活";3、"团结群众力量,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然而,《业余周刊》并未得到学术界相应程度的关注。笔者通过文本梳理,发现这个"喉舌"是被读者和编者共同建构起来的。一方面,《业余周刊》传递上海职工读者的声音。他们积极送稿,呈现出的形象是一个个能够独立思考和表达的鲜活个体,不再是失声或被代言的群体。他们的媒介参与是我们考察职工生活和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能够丰富我们对该群体的认知。另一方面,《业余周刊》为上海读者群体发声、促进职工发展。从其办刊宗旨和办刊作为来看,编者主动参与到了这个特殊"喉舌"的建构当中,各类知识的传递和"业余漫谈"栏目的直接发声都是重要手段。由此,笔者认为《业余周刊》具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能够为当今媒体更好地关注国计民生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本文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论述了《业余周刊》的创刊缘起。先是分析民族危机下的上海工商业及其职工群体的特点,然后就《申报》30年代改革前的背景和困境进行剖析,从而揭示复杂的媒介生态环境,并进而概述《业余周刊》的办刊情况。第二章梳理了《业余周刊》中的职工读者文章。它们主要涉及职业议题、女性议题、救亡图存议题、业余生活议题四个方面。通过分析上海职工的生活书写和言论表达,我们可以还原这个"读者论坛"。在职业议题方面,广大周刊读者声张就业权利,讨论职场文化;在女性议题方面,他们描绘女性职业图景,倡导妇女解放;在救亡图存议题方面,读者们呼吁从自身做起、对国货发展提出建议、并对中日局势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业余生活方面,他们渴求接受教育,表达了改善业余生活的诉求。第三章着重考察《业余周刊》编者的主动作为,分析它如何为读者群体发声、促进职工发展。周刊向职工读者告知了国内外社会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各类文化知识与学习方法,借此行使自己的教育之责。"业余漫谈"专栏的发声是周刊直接进行引导的手段,提倡民众关注时事、呼吁各方参与救亡图存、鼓励读者改善自身境遇。第四章是基于前三章的研究来总体评析《业余周刊》的历史价值。首先,它是《申报》业务改革的一种尝试,以商业性副刊的面貌出现,贯彻着独树一帜的办刊宗旨和平民化的编辑策略。其次,它也是《申报》发展社会教育的一种努力。积极地鼓动读者进行业余修学,大力地传播各类知识,与《申报》的"一馆两校"共同构成了社会教育事业的重要部分。再次,它是《申报》呼吁抗日救亡的一块重要阵地。但是这种呼声出现了逐渐式微的变化,是其价值减损的表现。而史量才遇害、《申报》态度的转变和编辑李公朴的离开是其前后变化的主要原因。以此也可审视出媒介生态环境与报刊之间的复杂关系。
黄飞[9]（2014）在《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青年运动,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和湖北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湖北全境解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三十年来,湖北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本文将湖北青年运动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全景式地再现了广大湖北青年在各个历史时期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足迹。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回顾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过程,深入总结其特点、作用和历史经验,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年群众工作,为湖北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青春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三大部分组成：绪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绪论：主要对选题做详细说明,分析本文选题的目的意义,综述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界定相关概念,提出本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及创新之处。第一章：五四运动与湖北青年团的建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再加上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一批进步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湖北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使湖北青年运动从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第二章：大革命洪流中的湖北青年运动。为积极贯彻党的“三大”精神,广大湖北青年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投入到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之中,并与各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仅全面推动革命统一战线在湖北的建立,更提高了青年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北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区域,青年运动随之全面高涨,形成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湖北青年运动陷入低潮。第三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艰难行进。八七会议后,湖北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坚定跟党走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积极参加党领导的秋收暴动,与人民群众一道创建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政权等建设,不断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与封锁,为党积累了治国安民的宝贵经验。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大青年英勇地走在时代前列,将湖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青年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建立最广泛的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湖北共青团被改造成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参加了波澜壮阔的武汉保卫战。武汉沦陷后,广大湖北青年按照党的工作方针的指引,在坚持鄂西后方国统区合法斗争的同时,积极创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全面走上抗日战场,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卖国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促进了敌后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湖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第五章：湖北青年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武汉作为华中重镇,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要地。广大湖北青年组成湖北的“第二条战线”,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搬迁、反破坏”等一系列爱国运动,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为解放大武汉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湖北开始试建共青团组织,经过试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湖北青年运动由此在党、团组织领导下,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结束语：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光辉历史,从理论上深刻阐明湖北青年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认真总结这一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基本经验,努力为党做好新时期的湖北青年群众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使广大青年按照党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征程中,努力续写当代湖北青年运动新篇章。
赖风[10]（2012）在《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持续扩张、蔓延，逐步演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体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全球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危机由市场经济体制最成熟、金融体系最完备的美国引爆后，危机的风暴迅速席卷全球。深入研究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是当今时代的迫切需要，是当代中国的迫切需要。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向全球扩张蔓延的过程中，不仅孕育和催化了拉美、苏东、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而且不断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失衡，从而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播下了种子。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进程：金融部门的独立性日益增强；规模日益膨胀；金融资本的运动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巨额的投机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在全球快速流动，对全球市场稳定构成巨大威胁。资本的极大自由，必然导致世界的极大危机。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体制与“美国梦”实际上是连为一体的。“美国梦”催生的次贷泡沫破灭，引发的次贷危机很快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并沿着新自由主义体系迅速从美国向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扩散蔓延，最终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出鲜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点：传统的危机通常表现为消费不足，而本次危机却表现为消费过度；传统的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而本次危机表现为金融过度；传统的危机首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危机，而本次危机则首先爆发于虚拟经济领域表现为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使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新自由主义导致投机盛行、金融资本急剧膨胀，形成巨大的投机泡沫；新自由主义加剧了两极分化，人民日益贫困化，进而推动形成了寅吃卯粮的负债消费模式以及巨大的债务泡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自由化使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导致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形成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投机泡沫、债务泡沫和虚拟经济泡沫互相推动、不断恶性膨胀，最终引爆国际金融危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弄清危机的爆发是新自由主义迎合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因而它们应对危机的政策和举措必定继续遵循资本的逻辑，所以它们的危机救助必然陷入困境。随着危机的深化，危机的深层次影响逐步显现，这必然引发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动，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危机的社会化、政治化，发达国家为了向全球转嫁危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变本加厉。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从危机这本“马克思主义真理教科书”中汲取智慧，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高度关注关于改革得失的争论，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取向；统筹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辩证看待资本，既要看到资本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方面的巨大能量，积极引导资本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又要看到资本逐利的本性和固有的危机倾向，坚决节制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的自发倾向，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对以资为本的新自由主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不仅不能退出金融领域，而且应该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二、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浅谈如何抵御电力降价风潮的冲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浅谈如何抵御电力降价风潮的冲击（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二）国外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与影响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 |
| （二）国际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国际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意义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一）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第二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
| 一、近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当时国际文化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在国际环境促动下育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
| （一）国外留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思想视野 |
| （二）思潮论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辨明了理论信仰 |
| （三）世界革命运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行动借镜 |
| 三、在国际革命力量帮扶下建立中国共产党 |
| （一） 共产国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
| （三）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 |
| 第三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的影响 |
| 三、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
| （一）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事业 |
|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世界意义 |
| 第四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 一、20 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国际政治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苏东剧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 （一）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 |
|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
| （一）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
| （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筑牢中共执政基础 |
| （三）实施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面 |
| 第五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国际环境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 |
| （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
| （三）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契机 |
| （四）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 （五）世界文明交流融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 |
|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二）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
| （三）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
| （四）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形成创新发展新优势 |
| （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安邦兴国之魂 |
| （六）创新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三、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国际交往新理念新举措 |
| （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
| （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
| （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
| （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六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
|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坚决回击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否定 |
| （三）必须始终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
|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
| （二）任何时候都应以解决中国社会重大发展问题为根本任务 |
| （三）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三、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
|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找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定位 |
| （二）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
| （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 |
| 四、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应加强国际合作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鉴他国经验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
| 五、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障 |
| （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三）要经得起“外部环境考验”，增强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与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前后的湖北概况 |
| 一、鄂西国统区的形成与巩固 |
| 二、湖北境内中共力量的增长 |
| 三、沦陷区的百废待兴 |
| 四、胜利前夕的湖北军事态势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 |
| 一、国军挺进沦陷区与日伪军换防 |
| 二、湖北党政军等机构的陆续“还治” |
| 三、对日俘与日侨的遣返与处置 |
| 四、对日伪财产与公产的接收与处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上) |
| 一、对敌后迁回军民的安置与优抚 |
| 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惩处 |
| 三、西迁学校及企业的复校与复业 |
| 四、一系列社团组织的恢复 |
| 五、卫生与防疫工作的开展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下) |
| 一、财政与粮政问题的解决 |
| 二、工农业、水利与交通的恢复与发展 |
| 三、邮政与通信网络的构建 |
| 四、教育领域的恢复工作 |
| 五、新市政规划的出台与实施 |
| 小结 |
| 第五章 湖北收复区接收与重建之评估 |
| 一、接收与重建之成效评估 |
| 二、成效不显着之肇因所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美两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难点 |
| 1.5.2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路径研究 |
| 2.1.1 中国FTA战略路径研究 |
| 2.1.2 美国FTA战略路径研究 |
| 2.2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动因政治经济分析 |
| 2.2.1 中国FTA战略动因政治经济分析 |
| 2.2.2 美国FTA战略动因政治经济分析 |
| 2.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效应研究 |
| 2.3.1 中国FTA战略效应研究 |
| 2.3.2 美国FTA战略效应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2.4.1 现有文献成果 |
| 2.4.2 现有文献不足 |
| 第3章 基本概念、研究框架及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及定义 |
| 3.1.1 战略 |
| 3.1.2 国家战略 |
| 3.1.3 中国国家战略、国际战略及国际经济战略 |
| 3.1.4 美国国家战略、国际战略及国际经济战略 |
| 3.1.5 自由贸易区战略 |
| 3.2 自由贸易区战略理论分析框架 |
| 3.3 FTA静态经济效应:贸易或关税效应 |
| 3.3.1 贸易创造 |
| 3.3.2 贸易转移 |
| 3.4 FTA动态经济效应 |
| 3.4.1 投资效应 |
| 3.4.2 增长效应 |
| 3.4.3 就业效应 |
| 3.4.4 规则效应 |
| 3.5 FTA非经济效应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
| 3.5.1 FTA政治经济效应 |
| 3.5.2 自由贸易区与国内政治 |
| 3.5.3 自由贸易区与国际政治 |
| 3.5.4 FTA意识形态或软实力效应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自由贸易区发展历程与现状比较 |
| 4.1 美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历程与现状 |
| 4.1.1 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背景 |
| 4.1.2 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展历程 |
| 4.1.3 美国已签署并实施的自由贸易区 |
| 4.1.4 美国已签自由贸易协定内容变迁 |
| 4.2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历程与现状 |
| 4.2.1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
| 4.2.2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展历程 |
| 4.2.3 中国已签署并实施的自由贸易区 |
| 4.2.4 中国已签自由贸易协定内容变迁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动因分析与比较 |
| 5.1 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动因分析 |
| 5.1.1 经济动因 |
| 5.1.2 政治目的 |
| 5.1.3 安全需要 |
| 5.1.4 软实力建设 |
| 5.2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动因分析 |
| 5.2.1 经济动因 |
| 5.2.2 政治目的 |
| 5.2.3 安全需要 |
| 5.2.4 软实力建设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特点分析与比较 |
| 6.1 战略环境 |
| 6.1.1 中美FTA战略环境差异:“简单统一”对“复杂多元” |
| 6.1.2 中美FTA战略环境相同点:特征相同,表现领域不一 |
| 6.2 战略能力 |
| 6.2.1 中美FTA战略能力之不同:“一超独霸”对“全面崛起” |
| 6.2.2 中美FTA战略能力相似处:强国雄心 |
| 6.3 战略目标 |
| 6.3.1 美国FTA战略目标:霸权护持 |
| 6.3.2 中国FTA战略目标:和平发展 |
| 6.4 战略任务 |
| 6.4.1 美国FTA战略任务:政经并重,拉友固盟 |
| 6.4.2 中国FTA战略任务:经济为主,布局全球 |
| 6.5 战略原则 |
| 6.5.1 美国FTA战略原则:美国至上,利益优先 |
| 6.5.2 中国FTA战略原则:内外兼顾,合作共赢 |
| 6.5.3 中美FTA战略原则之异同 |
| 6.6 战略定位 |
| 6.6.1 美国FTA战略定位:霸权工具 |
| 6.6.2 中国FTA战略定位:战略平台 |
| 6.6.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定位之异同 |
| 6.7 战略布局 |
| 6.7.1 美国FTA战略布局:布局全球,经营世界 |
| 6.7.2 中国FTA战略布局:面向全球、联结世界 |
| 6.7.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布局之异同 |
| 6.8 战略对象 |
| 6.8.1 美国FTA战略对象:周边+盟友+价值观伙伴 |
| 6.8.2 中国FTA战略对象:周边+“一带一路”+经济互补 |
| 6.8.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象之异同 |
| 6.9 战略模式 |
| 6.9.1 美国FTA战略模式:全面推进、一步到位 |
| 6.9.2 中国FTA战略模式:重点突破、循序渐进 |
| 6.9.3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模式之异同 |
| 6.10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自由贸易区战略效益分析与比较 |
| 7.1 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绩效分析 |
| 7.1.1 总体经济效益 |
| 7.1.2 政治效益 |
| 7.1.3 软实力效益及中美软实力状况比较 |
| 7.1.4 美国FTA效益案例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
| 7.2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绩效分析 |
| 7.2.1 总体经济效益 |
| 7.2.2 政治效益 |
| 7.2.3 软实力效益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局限 |
| 8.1 结论 |
| 8.2 建议 |
| 8.2.1 经济维度上的建议 |
| 8.2.2 政治维度上的建议 |
| 8.2.3 软实力维度上的建议 |
| 8.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建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资料来源 |
| 五、研究思路与基本架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华北政权机构演变 |
| 第一节 不抵抗政策与北平政务委员会 |
| 一、东北易帜与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二、不抵抗政策与北平政务委员会的出台 |
| 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转向与北平政务委员会的撤销 |
| 四、北平政务委员会解散的原因 |
| 第二节 对日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
| 一、停战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成立 |
| 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机构特点 |
| 三、“善后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终结 |
| 第三节 交涉转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续妥协交涉 |
| 二、强化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构想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成因 |
| 小结 |
| 第二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机构的组建和权力的构筑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组建与职权 |
| 二、冀察政委会与冀察平津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人事更迭 |
| 第二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变构与对日折冲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的变动与对日折冲 |
| 二、专门委员会的增加与直辖机构的变动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运作方式的调整与集权制的强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地方层级与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地方层级制度的完善 |
| 一、编组邻里联乡和守望丁制度 |
| 二、行政督察专员的设立 |
| 三、设治局与实验区 |
| 第二节 清匪、禁烟禁毒与缉私 |
| 一、清匪工作 |
| 二、禁烟禁毒 |
| 三、冀察稽查总处的设立与撤销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内施政 |
| 第一节 道德救国的施政理念 |
| 一、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的形成 |
| 二、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确立的原因及内容 |
| 三、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的贯彻 |
| 第二节 财政税收的接收与整理 |
| 一、财政税收的接收 |
| 二、财政税收的整理 |
| 第三节 教育、农业与交通事业的建设 |
| 一、教育事业的发展 |
| 二、农村合作事业的曲折推进 |
| 三、改良碱地 |
| 四、路政建设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日交涉中的政治取向 |
| 第一节 以退欲进：冀东问题与察北问题 |
| 一、问题的产生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日现地交涉的展开 |
| 三、交涉之外的退让策略 |
| 四、现地交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转变 |
| 第二节 坚守底线：“共同防共”问题上的交涉 |
| 一、问题的产生 |
| 二、“自主防共”行动的展开 |
| 三、不脱离中央的交涉活动 |
| 四、现地交涉与蒋介石对宋哲元信任的建立 |
| 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提携问题上的博弈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转向妥协及其原因 |
| 一、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对宋哲元态度的转变 |
| 二、王克敏北上问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转向妥协 |
| 第二节 妥协交涉及其转折 |
| 一、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问题 |
| 二、津石铁路问题 |
| 三、龙烟铁矿问题 |
| 四、中日通航协定问题 |
| 五、交涉下的转折 |
| 小结 |
| 第七章 全面抗战爆发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走向终结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现政治明朗化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学生运动的关系转折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西安事变的应对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明朗化 |
| 第二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走向终结 |
| 一、卢沟桥事变后的现地交涉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改组与终结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工商界朋友们的喉舌 ——《申报·业余周刊》研究（193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关于《申报》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近代上海职工群体的研究 |
| 三、目前研究之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申报·业余周刊》的创刊缘起 |
| 第一节 30年代的上海工商业及职工群体 |
| 一、上海工商业在艰难中发展 |
| 二、上海普通工商业职工的生活状况与文化素养 |
| 第二节 30年代的媒介生态与《申报》的发展困境 |
| 一、国民党政府对舆论的钳制与新闻界的抗争 |
| 二、《申报》的发展困境 |
| 第三节《业余周刊》的创办 |
| 一、《业余周刊》的创办及其宗旨 |
| 二、《业余周刊》的主持人与作者群体 |
| 三、《业余周刊》的主要内容和栏目设置 |
| 第二章 "平民的微声":职工读者的言说和表达 |
| 第一节 声张就业权利,讨论职场文化 |
| 一、失业的恐怖和就业权利的声张 |
| 二、职场文化的讨论 |
| 第二节 描绘女性职业图景,呼吁妇女解放 |
| 一、走出家庭的职业妇女 |
| 二、职业女性的不同生活图景 |
| 三、女性解放的讨论 |
| 第三节 关注抗日时局,积极建言献策 |
| 一、抗日救亡,从我做起 |
| 二、评论国货困境,关心民族经济发展 |
| 三、评议中日局势 |
| 第四节 渴求接受教育,讨论业余生活 |
| 一、诉说对接受教育的渴望 |
| 二、表达对业余生活的看法 |
| 第三章 "时代的责任":《申报·业余周刊》编者的教育和引导 |
| 第一节 业余教育:介绍国内外时局和各类文化知识 |
| 一、介绍国内外时局 |
| 二、介绍各类文化知识 |
| 三、知识型文章的特点 |
| 第二节 言论引导:"业余漫谈"专栏的发声 |
| 一、倡导民众关注时事 |
| 二、呼吁各方参与救亡图存 |
| 三、鼓励读者改善自身境遇 |
| 第四章 《申报·业余周刊》的价值分析 |
| 第一节 《申报》进行业务革新的尝试 |
| 一、独树一帜的宗旨及内容 |
| 二、平民化的编辑策略 |
| 第二节 《申报》发展社会教育的努力 |
| 一、业余修学的鼓动者 |
| 二、知识传播的实践者 |
| 三、《业余周刊》与《申报》一馆两校的密切关系 |
| 第三节 《申报》呼吁抗日救亡的阵地 |
| 一、从大声疾呼到难觅踪迹 |
| 二、转变的原因试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概念界定 |
| 四、研究重难点及创新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五四运动与湖北青年团的建立(1915年—1923年) |
| 一、五四运动中的湖北青年 |
| (一) 湖北新青年群体的形成和青年的早期活动 |
| (二) 新文化运动的涌动和新文化团体的诞生 |
| (三) 五四运动在湖北的展开 |
| (四) 五四爱国运动在湖北的持续和发展 |
| (五) 五四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历史意义 |
| 二、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
| (一) 各种新思潮在湖北地区的传播 |
| (二)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条件 |
| (三)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
| (四) 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团湖北区委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革命洪流中的湖北青年运动(1923年—1927年) |
| 一、国共合作的建立与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 |
| (一) 团湖北区委的恢复和全省青年团体的建立 |
| (二) 大力协助党实现国共合作方针 |
| (三) 湖北青年踊跃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 |
| (四) 汉口“六·——”惨案掀起湖北青年运动高潮 |
| (五) 湖北青年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 |
| 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年运动 |
| (一) 湖北青年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 |
| (二) 劳动童子团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三) 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艰难行进(1927年—1937年) |
| 一、跟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
| (一) 白色恐怖下的共青团湖北省委 |
| (二) 八七会议与武汉暴动 |
| 二、湖北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 (一) 在反“围剿”中英勇斗争的鄂豫皖苏区青年 |
| (二) 湘鄂西苏区青年参加革命政权建设 |
| (三) 湘鄂赣苏区青年投身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 |
| (四) 鄂豫边根据地青年积极开展土地革命 |
| 三、湖北青年运动在曲折的革命斗争中艰难发展 |
| 四、湖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初步展开 |
| (一) 九一八事变后的湖北青年运动 |
| (二) 湖北青年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 |
| (三) 中共湖北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和湖北青年运动走向复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青年运动(1937年—1945年) |
| 一、湖北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 (一) 湖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 (二) 在青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团结广大青年 |
| (三) 保卫大武汉和“青救团”、“民先队”、“蚁社”等团体的解散 |
| 二、湖北抗日根据地的青年运动 |
| (一) 组织青年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 |
| (二) 动员青年站在保家卫国的前列 |
| (三) 帮助青年提高革命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
| (四) 领导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开展工作 |
| (五) 党的自身建设与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 |
| 三、鄂西后方国统区的青年运动 |
| (一) 国民党加强对湖北青年运动的管制 |
| (二) 党在国统区青年工作方针的转变和湖北青年运动的新特点 |
| (三) 国统区鄂西地下党领导下的青年进步团体及其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湖北青年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5年—1949年) |
| 一、第二条战线在湖北境内的开辟 |
| (一) 湖北青年对国民党幻想的破灭 |
| (二)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湖北青年 |
| (三) 湖北青年运动向纵深发展 |
| 二、湖北试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 (一) 关于重建青年团的讨论与准备 |
| (二) 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的建团工作 |
| (三) 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湖北试建青年团 |
| (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工委的成立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湖北全境的胜利 |
| (一) 湖北青年积极参加“反搬迁、反破坏”斗争 |
| (二) 党带领青年参与统战策反工作 |
| (三) 党领导湖北青年迎解放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湖北青年运动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北青年运动大事记（1919年一1949年）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 本文的主题、主要思路、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 |
| 四、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
| 一、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影响 |
| 二、 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 |
| 三、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
|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特点的影响 |
| 一、 新自由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形式的影响 |
| 二、 新自由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规模的影响 |
| 三、 新自由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时间的影响 |
| 第三章 新自由主义泛滥下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的探讨 |
| 一、 新自由主义导致投机盛行、金融资本急剧膨胀 |
| 二、 新自由主义使实体经济萎缩、制造业向别国快速转移 |
| 三、 新自由主义促成寅吃卯粮的负债消费模式 |
| 四、 新自由主义放松金融监管，导致金融衍生品恶性泛滥 |
| 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的影响 |
| 一、 西方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举措 |
| 二、 危机应对中的新自由主义因素 |
| 三、 新自由主义与美欧债务危机 |
| 第五章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与新自由主义的境遇 |
| 一、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困境 |
| 二、 新自由主义与美元霸权 |
| 三、 新自由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境遇 |
|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
| 一、 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取向 |
| 二、 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 |
| 三、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 |
| 四、 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前提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
| 五、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 |
| 后记 |
四、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浅谈如何抵御电力降价风潮的冲击（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演变研究 ——基于中国国内因素的视角[D]. 刘亚男.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D]. 郭常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6]中美两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比较研究[D]. 张中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7]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D]. 包巍. 吉林大学, 2017(09)
- [8]工商界朋友们的喉舌 ——《申报·业余周刊》研究（1932-1937）[D]. 汪庆. 安徽大学, 2017(08)
- [9]1919-1949：中国共产党与湖北青年运动研究[D]. 黄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10]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D]. 赖风. 苏州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