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学科建设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田天亮^[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于亚龙^[2]（2020）在《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胡绳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生勤奋治学,笔耕不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等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胡绳担任思想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参与起草了大量文件与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绳开始担任党史研究部门的主要领导,全面领导党史研究与编写工作;同时,他也积极转向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治学态度,积极求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初步探讨了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及形成过程与条件的基础上,对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的内容做了进一步梳理与论述。本文由引言与正文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言,重点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与意义,认真分析了国内研究现状,进一步理清论文研究思路,明确论文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着重论述了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党史的论述与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党史的论述与研究与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之间的联系;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及条件,重点阐释了他读书求知过程中树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投身革命后的历练、建国后的辛勤耕耘对他中共党史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第三章,系统地梳理了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重点阐释了胡绳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方法等;第四章,概括总结了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的特点: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从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两个层面探讨了胡绳中共党史思想的意义。

梁宝伟^[3]（2019）在《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执政活动都引人瞩目,给人深思。“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方式。其中,民主法律化作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艺术。民主法律化,就是将人民民主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稳定化、权威化。民主法律化源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在邓小平思想论断的指导下,人民民主在法律的保障下不断迈进,推动着改革开放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治国理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使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为今后继续推进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民主要发展,法治要加强,成为将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准则。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具有历史思维、历史视野。1978年至1992年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律化的重要发展时期。由此决定了对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通过研究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发展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看待其历史影响,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经验参考,增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综合运用党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法律化进程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这段时期重要法律制定的背景原因、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作用影响等,力图达到展示过程、梳理脉络、把握规律和总结经验。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七个篇章:第一部分为引言,独立成篇。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对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给予重点阐释。第一章介绍民主法律化的思想发端及内涵要求,第二、三、四章是对民主法律化具体实践过程的论述,第五章则对该实践过程进行了总结。第一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以邓小平“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思想论断为主要阐释,重点论述了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要求。第二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本章以1979年至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步开始的时代背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等方面,主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刑法》的制定过程、主要特点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本章以中共十二大以后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代背景,从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三大的战略决策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从宪法的根本法律保障、人大制度的法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立法、村民自治组织法律的制定以及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扩大与法律保护的加强等方面,重点对《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作了阐述。第四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本章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围绕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这两个方面,重点对《代表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等作了阐述。第五章题目为“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本章围绕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历程,进行概括总结,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了民主为什么要法律化和民主能够法律化,指出了实行民主法律化的必然性,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法律化的合理性。二是分析了十四年民主法律化进程的历史影响,认为它较好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了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三是总结十四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法律化的执政经验,主张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革开放等八条经验。第三部分为结语章“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本章在阐述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十四年民主法律化历程必然走向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民主法律化,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坚持民主法治的紧密结合。

许振江^[4]（2019）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学界兴起了对改革开放及其历史的研究热潮。开展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应当在阐述“改革开放史”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明确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多种范式共存与争鸣条件下,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互鉴融通,乃至构建适合改革开放研究的新的研究范式,促进改革开放研究框架体系的搭建和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当下深化改革开放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存史、资政、育人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价值同样体现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实现了由“后卫”到“排头兵”的飞跃。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也经历了萌生与初生、规范与兴盛、全面发展的阶段。新时代,上海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承担和肩负起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工作,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鉴于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现实及其未来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从最初的政治、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契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主题的历史定位。就研究现状而言,相较于生态领域改革的研究而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是成果较多的领域,其中尤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甚,这与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并实现突破有着密切联系;社会领域的改革建设,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因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旨在发挥“上海经验”的借鉴参考价值;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上海在城市生态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相较于其他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就国内研究而言,学界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与分期、浦东开发开放、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改革,城市综合治理和党的建设等主要问题。对上海改革开放,海外学者和机构也予以相当的关注,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与全球化关联,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体现为对外资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与市场等问题的关注;其二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诉求,表现为对上海建设全球中心城市路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除此之外,对上海的移民、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整体而言,这些研究问题背后是学界对“怎样发展上海、发展什么样的上海”问题的关怀,是对新时代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怎样研究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就研究方法而言,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学界综合各类研究方法的特点,实现了文献研究法、社会史学、口述史学、定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等各类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应当客观公正看待,坚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切忌过分夸大或贬低,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图书、报纸文章的形式的呈现,其中论文成果数量是其中占比最大的,其次是图书成果。除此之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报告、资政报告、视频影像成果,成果类型呈现形式多样化。就学术影响力而言,以成果的被引量和载体影响因子而言,不同类型的成果在被引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被引量要多于图书的被引量。刊载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的影响因子总体偏低。因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待加强。就研究力量而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国内高等院校、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及部分档案馆、纪念馆、区县史志部门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在海外研究中,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构成了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为主。尽管当下的改革开放研究比较热门,但是研究面临的问题仍不可忽视,比如研究史料中官方史料档案封闭性问题,民间史料的发掘运用问题,研究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且科研能力有待加强的问题,研究成果的资政育人效果转化,以及党史学科定位和归属不清晰导致的学科体系建设迟滞问题,等等。就未来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发展而言,本文认为要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研究人员和史料问题。在研究内容上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研究,注重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实践模式的总结,真正发挥改革开放史研究资政育人功效的发挥,同时借鉴海外上海研究相关成果、经验和方法,全面深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未来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体现和注重对“人”的发现与关怀,加强对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中的争论等议题的研究探讨,以及通过在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定位和探究中建构改革开放话语,乃至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促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阐述和传播。本文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研究恰逢其时,正值当下。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改革开放予以“里程碑”和“历史性事件”的极高评价和定位,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顺应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发展的趋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需求,其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巨变和飞跃;另一方面,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面临着“啃硬骨头”、“趟深水区”的困境,亟需打破体制机制和思想领域的桎梏和藩篱,因而总结研究改革开放历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理论支撑尤为重要。鉴于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和引领未来的多重需求,本文认为应该以当下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契机,将党史国史研究重心的后移,以深化当代中国研究。

张银霞^[5]（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在现代社会,百分之九十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现代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或参政党都一般地存在严格性程度不同的纪律规矩的约束,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政党政治发展历史上,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纪律尤其是极为严格的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政治特色和独特组织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并就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教训?当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纪律建设问题为研究对象,抓住党章依据和纪律建设的主线,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观点,考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程,具体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执纪机构的沿革和职能变迁及执纪实践,总结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主要特点,查找当前纪律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纪律建设提出可行性对策。就本研究的内容结构而言,除绪论外,主要包括四部分、六章内容:绪论:简要说明论文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界定规矩、纪律、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体系等相关概念,梳理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说明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路径、资料来源及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即第一章。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及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考。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为纪律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借鉴;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纪律建设的理论,为纪律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梳理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观点,为纪律建设提供思想指导。第二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并总结每一时期纪律建设成效、阶段性经验和特点,汲取其中的挫折教训。第三部分即第五章,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全过程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基于6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有:纪律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纵向历史研究,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即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基于以上理论、历史和经验的分析进行现实思考,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是:在立纪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在知纪方面,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在守纪方面,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在执纪方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汪兵^[6]（2017）在《十五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综述》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日益重视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和规范化路径逐步开启。近十五年以来,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大致可以从研究着作、学术论文、研讨会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对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进展进行学术史的考察与梳理,目的是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断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以及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杨攀^[7]（2013）在《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门长期的发展着的历史；中共党史研究是一门内容丰富、研究深入的研究学科。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专门性研究的学问,不仅是中国大陆的、港台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一直以来都密不可分。随着19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中共党史研究这门学问在两岸也相应有了重大转向与变化。本文以1980年代至今为研究的时间段,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入手,考察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情况。通过考察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发展与走向,主要研究者及其代表作、主要内容等,来分析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特征、思路及方法,进行海峡两岸中共党史比较研究,以便更好第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共党史工作的要求。从加强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服务。本文力求在总体论述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若干基本问题,以及大陆中共党史研究对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基础上,重点考察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中共党史研究。通过梳理和介绍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研究者及其代表作,阐述这一时期台湾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概括分析这一时期台湾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特征,以及可资借鉴之处。并对加强海峡两岸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进行若干思考。本文共分十个部分予以阐述。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价值、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该选题的研究现状综述,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以及大陆中共党史研究对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认为中共党史研究是一门长期的学问,具有优良的研究传统。中共党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具有科学性与政治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叙事性与理论性相统一、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统一等特点。这些性质和特点,又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功能在于资政、育人和学术传承。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既然要以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陆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事实上,大陆中共党史研究的许多成果受被台湾中共党史研究者大量借鉴、参照和使用,对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促进了台湾中共党史研究的变迁,也促进了两岸的学术交流。第二章,主要考察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论文分别对台湾地区1980年代以前的中共党史研究和1980年代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进行历史考察,阐述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变化及未来走向。第三章,主要介绍和评析台湾地区中共党史通史研究。重点介绍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陈永发及其代表性着作《中国共产革命70年》,并将其与大陆学者胡绳及其着作《中国共产党的70年》作比较研究。此外,也介绍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台湾其它研究群体对于中共通史的研究及其代表作,或是对中共通史中的某些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第四章,主要介绍和评析台湾地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的研究。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研究、法治与反腐倡廉的研究、精英政治的研究、地方治理改革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研究等等。第五章,主要介绍和评析台湾地区关于中共经济政策的研究。一是关于中共的农业经济政策研究,包括1980年代之前的农业经济状况与1980年代之后的农业经济状况；二是关于中共的工业经济政策研究,包括1980年代以前的工业经济发展状况与1980年代之后的工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在这两个阶段取得的成功及失败；三是关于中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研究,包括中共对资本家的研究、中共对台商制度的研究、中共对跨国公司的研究等；四是关于中共领导下的重大经济事件和政策的研究,包括关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的调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以及交通运输政策的研究。第六章,主要介绍和评析台湾地区关于中共文化、教育、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的政策研究。一是关于中共文化政策的研究,其中包括中共革命文学的研究、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化研究；二是关于中共教育政策的研究,其中包括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研究、义务教育政策及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三是中共其它政策法律研究,其中包括宗教政策研究、少数民族政策研究、联合国政策研究、关于《反分裂国家法》的研究、中共军事研究等。第七章,主要介绍和评析台湾地区关于中共国际战略及政党外交研究。主要包括中共的外交研究、联合国政策研究以及中国政府的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研究。第八章,概括分析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认为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在研究方法上,重视运用比较研究、叙述统计、文件与档案分析、网络网际研究、推论与观察分析、伦理学与政治学等研究方法；二是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从单一向多元、层次逐步丰富,对大陆中共党史非主流研究关注较多,重视两岸信息与资料的收集和交流等态势。三是在研究队伍中,有不同年龄段的研究者,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注重引进境外高学历、科研成果丰富的新型人才；研究者大多具有国际化的研究视域；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的议题随着两岸关系发展变化而变化。结束语部分,主要阐述进行海峡两岸中共党史研究的比较,推进海峡两岸中共党史研究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有利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有利于挖掘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议题；有利于推进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了解与互鉴,进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结束语部分还阐述了笔者考察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中共党史研究并进行比较研究后的若干思考,即：要进行多元论视角的研究；要善于借鉴政治学科的研究方法；要注意了解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不同话语群；要充分挖掘史料的价值。此外,还要继承和发扬中共党史研究的优良传统。

张世飞^[8]（2013）在《复兴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进展》文中研究指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学界一扫过去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是党史研究发展迅速、思想活跃、成果显着的时期,是谓党史研究的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文献资料、选集文集、传记年谱等大量编辑出版;党史研究专门机构、团体相继建立,党史类报刊陆续创办,党史研究队伍、阵地不断壮大;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成为热点;党史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着进展;对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国际化。

刘晶芳,刘振清,沈传亮^[9]（2012）在《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近十年来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涉及改革开放史理论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一）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

沈传亮,郑东升^[10]（2011）在《新世纪十年间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述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有长足进展,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主要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思潮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学家与中共党史研究、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介绍与分析等几个方面。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2）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十五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复兴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9）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世纪十年间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胡绳中共党史学术思想研究[D]. 于亚龙.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0(12)
• [3]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D]. 梁宝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D]. 许振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D]. 张银霞. 武汉大学, 2017(06)
• [6]十五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研究综述[J]. 汪兵. 天中学刊, 2017(03)
• [7]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D]. 杨攀. 武汉大学, 2013(01)
• [8]复兴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进展[J]. 张世飞.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3(04)
• [9]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下)[J]. 刘晶芳,刘振清,沈传亮.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2(01)
• [10]新世纪十年间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述略[J]. 沈传亮,郑东升.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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