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业代表团访日消息

一、山东省农业考察团访日见闻（论文文献综述）

周俊杉^[1]（2021）在《《韩人笔话》研究》文中指出

甄智^[2]（2021）在《沦陷时期南京地区的日伪报刊研究（1938-1945）》文中研究说明

裴世东^[3]（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提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马欧阳^[4]（2018）在《70年代后期出国考察“潮”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文中研究指明7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工作有了起步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党内领导人的出访对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梳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这一时期考察潮的出现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领导人的考察潮发生于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形势下,时代主题的转换、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重新审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构成了中国领导人出访的国际背景;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化、经济和思想上的急躁冒进及其所带来的困难、对建国以来历次经济调整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以及农村改革的先行,构成了领导人出访的国内背景。基于这样一个总体环境之下,中国开启了一个时期的出访热潮,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一方面,领导人出国考察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派出的考察团通过出访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习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方法,研究不同的改革路径,将考察的目的聚焦于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问题,确立自身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在考察过程中,领导人不断开阔眼界、转变思维,接受新的理论,尝试新的实践,积极破除思想障碍。最后,经过一系列考察,领导人的目光逐渐锁定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因此,领导人出访“潮”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中国外交的发展,也提升了党内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改革阻力。总之,领导层的出访活动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想要打破封闭局面的决心,也促使了党内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在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考察过程中,获得了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宝贵经验,从而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为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郭景川^[5]（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万亚萍^[6]（2017）在《近代中日图书馆的文化交流与对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国人对于日本现代化图书馆的认知源于清末官绅赴日考察后所作游记等文献资料。在甲午战后掀起的"学日"热潮包裹中,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曾经历过一个吸纳日本图书馆思想、仿效日本办馆模式的阶段。这种学习与仿效在民国初期达到高峰,而后,两国图书馆界依托书刊杂志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交流。然而随着反日运动的高涨、"留美一代"对于欧美图书馆学理念的推广以及日本图书馆界在"友好亲善""日支提携"的幌子下参与文化典籍的劫掠与破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日本图书馆学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式微,两国图书馆也逐步由交流走向交恶。随着战争局势的愈演愈烈,日本故意摧毁我国的文化教育机构,中国图书馆界群起声讨,两国图书馆界最终陷入对抗局面。可以说,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的进展及成就促进两国图书馆的交流由"单向学习"走向"互动交流";而两国图书馆由友好交流到出现摩擦,再到陷入对抗的僵局的演变过程,与日本对华文化政策息息相关。

文世芳^[7]（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乔克^[8]（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研究说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何璇^[9]（2017）在《近代报界公会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1902-1937）》文中研究指明新闻业是从事信息生产、加工与传播的文化行业,因而近代报业既需要盈利以维持生存又要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作为报业行业组织的报界公会自然兼具商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既是进行行业自治的行业公会又是引领社会活动的文化团体。报界公会不仅作为联系报人的行业组织而存在,还与政界、商界、学界、工界保持联系,蕴含着新闻界与政治国家,新闻界与市民社会,新闻界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复杂关系与变量。本研究意图从报界公会作为社会传播枢纽的定位出发,将报界公会的活动与清末民初的政治环境、社会转型相结合,试图运用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治理理论、博弈理论从不同角度梳理报界公会形成的原因及发展的历程,并根据报界公会的行业治理与同业互助,公共交往与政治参与,来分析其与近代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及公共文化领域的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近代报界公会是在报业蓬勃发展,报人群体意识觉醒,近代商会组织兴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办的。政府意图通过报界公会加强对新闻业的行业管理,提高报人的职业道德素养,同时希望通过报界公会争取新闻界对执政当局的舆论支持。报馆出于声援同业、信息共享、联络互助等角度,积极参与到报界公会的创办中。报人出于寻求精神归宿和社会认同的需求,积极推动近代报界公会的组建。在政府、报馆、报人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报界公会在清末创办并在民国初年迅速发展。报界公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数量增加规模增大,社会影响也日益增强,其功能由行业内部向行业外部延伸。报界公会在行业内部遵循契约原则、民主原则、自治原则进行行业管理,协调行业关系,维护行业利益;并与政府沟通和交涉抵制新闻法规、反对新闻检查,争取新闻业的言论自由权,还将民众培养为具有国民意识的近代公众。报界公会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进程中,传播了启蒙思想,构建了公共舆论,扩大了社会影响,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为社会各界所公认,各界将报纸看作“社会公器”,将报人看作“公人”,将报界公会作为搜集与传播社会信息的枢纽。商业团体、教育团体、政治团体、社会团体均与报界公会保持联络与交往,意图通过报界公会为本团体的主张和吁求摇旗鼓吹,以实现其团体目标。报界公会也在与各界的交往中搜集信息、聚合意见,使得公众所关注的社会议题得以在报纸这一公共平台上交流和讨论,形成公共舆论,反馈至政治国家、传播至市民社会。报界公会在构建公共舆论的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使得社会讨论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并在公共领域实现了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汇流。报界公会在公共领域中,作为文化团体,推动了文化论战,参与了政治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构建了近代公共文化领域,促成了近代文化认同。

钟健^[10]（2016）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由每个个体的抗战史所组成,参与其间的每个个体都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蒋介石是抗战阵营中的一份子,对其个人抗战经历展开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由于蒋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其在抗战进程中的所想、所言、所为进行研究,又具有特殊性。从资料开放程度及相关研究的积累厚度两方面看,目前史学界对"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着实有重新检讨和反思的必要。然而,该研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课题,涉及面向众多,决非个体及单项研究所能完成。本文选取蒋介石为何要抵抗日本、从何时开始及如何进行准备、如何准备对日作战与决策对日开战、全面战争初期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政略及其抵抗日本的外交战略等问题进行探讨。孙中山深知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为国民党制定"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革命政策。蒋介石为实现统一中国的首要目标,积极寻求日本的支持,主张中日提携、亲善,但这与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根本冲突,济南惨案赤裸裸地宣告这一事实。从践行孙中山革命主张及现实处境两方面看,蒋不得不抵抗日本。济南惨案爆发后,蒋开始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迫使蒋及其幕僚们把国内外政策调整为以抵抗日本为首要宗旨。然而,在短时期内,蒋并没有提出抵抗日本的根本大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安内"。1935年夏,蒋觅得持久抵抗日本的根据地,才大致决定抗日的基本计划,随即着手推进对日作战的战时准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趁机推进华北地区的国防建设,以应战指令督促各方加速实施。因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蒋无法再对日本迁让及接受其无理要求,但又未准备好对日开战,遂祭出"以战逼和"的险招,对日实施"攻心之道"。不过,日本军人主战派势力膨胀,和平无望,并疾速攻陷平津,蒋不得不战。此后,察哈尔、淞沪战役迅速爆发。蒋准备不及,仓促开辟上海战场,致使迅速歼灭上海日军的目标并未达成,反而使沪战转趋扩大,不得不重新思考战局与战略政略。在上海与日军持久作战,不仅与引起国际关注、干涉的政略相吻合,且华北战场颓势不止,蒋在战略上别无选择,惟有"引敌南下",诱使日军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因此,蒋竭力维持上海战局,迟迟未下决心放弃上海战场,导致上海大溃退,此对以后的战局发展影响尤大,环环相扣,直至武汉会战结束为止。在与日本的较量中,除军事准备、抵抗以外,蒋与日本在外交领域之"无形的战场"展开激烈争夺。蒋所持的外交战略为,诉诸国际公理,始终站在反侵略、国际正义这一边,积极争取英、美、苏等国卷入中日争端,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收效甚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中国结为同盟,但由于蒋个人特质中的民族主义与"低能心结"始终与英美所操持的殖民主义、霸权话语及其"优越心结"保持紧张,致使中英关系没有得到改善,中美合作成效大打折扣,对共同对日作战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旨在从长时段阐明蒋抵抗日本的历史逻辑,进而为"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这个课题,乃至整个抗战史,作一点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二、山东省农业考察团访日见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省农业考察团访日见闻（论文提纲范文）

（3）《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4）70年代后期出国考察“潮”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论文提纲范文）

（5）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8）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报界公会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1902-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山东省农业考察团访日见闻（论文参考文献）

• [1]《韩人笔话》研究[D]. 周俊杉. 浙江大学, 2021
• [2]沦陷时期南京地区的日伪报刊研究（1938-1945）[D]. 甄智.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4]70年代后期出国考察“潮”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D]. 马欧阳. 中央民族大学, 2018(01)
• [5]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近代中日图书馆的文化交流与对抗[J]. 万亚萍. 南开日本研究, 2017(00)
•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9]近代报界公会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1902-1937）[D]. 何璇. 武汉大学, 2017(06)
• [10]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D]. 钟健. 浙江大学, 2016(07)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