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陈阳[1]（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杨春林[2]（2020）在《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粹主义浪潮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这是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的最显着标志。尤其是在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欧洲西部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全面崛起,冲击了战后形成的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中右翼的保守自由主义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影响了西欧各国的政策走向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对整个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民主价值构成了重大挑战。本研究聚焦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在内的西欧地区,以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研究对象,尝试探索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识别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迅速崛起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获取支持的?它的崛起对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一,通过确定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标识出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然而,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混乱的、模糊的、破碎的、游移的,本研究基于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的考察和对左右政治划分的认识,提出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民粹主义为表,以民族主义为里”的核心特征,以此作为识别西欧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标准,将其与历史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和西欧左翼民粹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突出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策略的政治属性。第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些政党在西欧各国只能算作是星星之火,在政党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在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方面软化了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以扩大选民基础,另一方面又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事件等为契机,提出了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洲一体化等政策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建制、反多元价值和排外主义的色彩,但却也填补了传统政党政治议题的空白,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到了政治空间和选民支持。其选民基础的碎片化分布也说明了这类政党的务实转型提高了他们的普遍动员力。如今,数量众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已呈燎原之势,不仅在各国开始联合组阁、进入政府或担当最大反对党,而且开始跨越国家相互站台并且在欧盟框架内寻求联合。第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深深根植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中。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引发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拖累了西欧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兴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西欧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领域等方面的世界引领力被进一步削弱;数字革命引发了发达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传播领域的“新媒体革命”,撼动着民主社会的根基;移民难民的涌入挑战了欧洲社会的“共识政治”,在面对危机时欧盟内部的矛盾,助长了保守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兴起;西欧战后中左和中右两翼政党轮流执政、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日渐接近的背后,是西方多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度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正是上述的这些方面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他们高举“民主”和“民族”两面大旗,通过一揽子“非政治正确”的主张赢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第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且在选举中屡屡得手,离不开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话语、高效的政治动员策略和务实的政治行动,这三者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话语-策略-行动”的完整链条,体现了民粹主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激进民主理想”和“政治动员策略”的双重属性。第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从各个层面对西方产生了冲击。在政党政治层面,它压缩了主流政党的政治空间,丰富了政党的政治话语和活动方式,拓展了政党竞争的空间,重塑了政党政治的生态;在政府层面,它影响了西欧各国政府在移民、福利、经贸、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在欧盟层面,它为欧盟机制的有效运作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社会和文化价值层面,它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分裂,冲击了包容的多元主义民主价值,也助推了大众抗议文化和运动的流行。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未来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关系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否定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常常以追求“人民至上”的民主面目出现,但是这种激进民主理想追求却最终往往因为魅力型政治强人的出现而滑向威权政治的境地。所以该类政党仍然可能在未来构成对西方民主的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存在着“反建制”的立场,但这种批评性的立场恰恰为西方主流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的自我调适注入了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不断回应变化着的民众需求,不断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不断对自身进行适应性的变革,政党和制度才能够变得愈加成熟和坚韧。民族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是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的反映,也必将会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国际共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话语、政治策略、政治行动、崛起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置于“技术革命引发社会变革”的逻辑之下进行审视,力求突破传统的政党研究的局限,希望能够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现象为缩影去观察这个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世界。其次,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缘何能在西欧异军突起又如何从多个层面冲击了西欧社会。再次,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尽量辅助具体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例和数据作为支撑,以使观点能够更具现实说服力。最后,本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思考了民粹主义浪潮与西方政治变革、世界格局调整之间的联系。
毕振豫[3]（2020）在《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传导机制及货币政策调控》文中认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基本没有考虑金融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随着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意识到,金融因素在经济体系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深入分析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就无法深刻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在这一背景下,金融周期这一概念应运而生。金融周期的核心内涵在于金融体系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并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状态,而是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常态,其根本驱动力在于融资约束与风险认知之间的相互强化,而这也正是防范金融危机传染和爆发的关键所在。由于金融体系的周期性波动是各个金融子类周期叠加的结果,这也对测度和分析金融周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鉴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金融周期运行的特征事实、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以及纳入金融周期的规则型货币政策。具体而言,本篇论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为绪论和文献综述。其中第一章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同时对金融周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内涵进行了介绍,从而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对本文研究金融周期的内涵进行解析,从而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能够做到有的放矢。随后,第二章系统性地梳理了将金融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化过程。同时,由于本文后续选取信贷、宏观杠杆率以及房地产价格衡量中国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因此,第二章此后也按照这三个维度展开,分别对金融周期三个构成指标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最后,就政策调控层面而言,第二章围绕货币政策这条主线对相关文献展开论述。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为本篇论文的实证章节。其中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的主要工作是测度中国的金融周期,并考察其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金融周期的运行特征。第三章选取了信贷、房地产价格以及宏观杠杆率三个指标,利用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合成了中国的金融周期。随后依托时变参数模型,利用溢出指数法考察了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依存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周期的运行呈现出“长扩张、短收缩”的形态,且扩张阶段波动幅度明显强于收缩阶段。而就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而言,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显着强于经济周期对金融周期的溢出效应。即金融周期主要是溢出效应的发送者,而非溢出效应的接收者。同时,金融周期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效果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对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显示出了显着的时变特征。在辨析金融周期的内涵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刻画之后,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金融周期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由此本文进入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为金融周期传导机制的分析专题,该部分的主要意图在于探寻金融周期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具体渠道,从而更加深入理解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的关联关系。由于本文选取信贷、房地产价格以及宏观杠杆率合成中国金融周期,因此后文也按照这三个维度展开对问题进行研究。其中,第四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信贷摩擦以道德风险的形式引入研究框架,并利用方差分解分析以及反事实模拟等技术详细考察了信贷摩擦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周期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信贷渠道是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道德风险等市场不完美的存在,信贷摩擦在经济周期运行中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从而导致“小冲击、大波动”这一经济后果。其次,反事实模拟显示,外生冲击驱动经济周期的具体机制存在显着的阶段性特征。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经济周期的主导驱动因素也会发生变化。最后,资本质量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周期,无论是“软扩张”时期、“次贷危机及后危机”时期还是“新常态”时期,资本质量冲击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杠杆率水平不断攀升,“去杠杆”成为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两难也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第五章在非线性的视角下,以面板平滑迁移模型为技术基础,利用跨国面板数据验证了金融周期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杠杆率渠道,检验了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门限效应”,并对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考察。综合第六章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宏观杠杆率不仅在绝对水平上处于较高位置,同时其较快的增长速度也引人担忧。其次,宏观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并非是静态的线性关系,伴随着宏观杠杆率的变动,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也会不断变迁。具体而言,当杠杆率水平在门限值以下时,随着杠杆率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断加快。而当债务融资规模增大,宏观杠杆率跨过门限值之后,便会打破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并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影响。回溯过往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危机,房地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六章在区制转移的视角下,通过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逐步深入地研究了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房地产价格渠道以及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与实体经济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房地产市场与信贷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只有当货币供给量和房价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房地产价格上涨才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就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而言,数量型以及价格型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并不存在明显的政策无效区间,其均能够有效调控房地产价格,二者在不同的区制下也能够形成有效互补。既然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将金融因素纳入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框架就成为了货币当局自然的选择。本文第四部分,即第七章将关注点放在政策调控。第七章在动态的视角下,考察了纳入金融周期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在调整名义利率时的确对金融周期有所关注,相比于传统泰勒规则,纳入金融周期的泰勒规则中通胀系数与产出缺口系数均有显着改善,其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央银行的实际政策操作。随后,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当局对名义利率调整的动态变化特征,第七章通过包含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拓展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进行了再估计。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整体上能够有效调控金融周期。同时,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形势的更迭,中央银行也会不断动态调整其政策目标。其中,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不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控制通胀始终是中央银行工作的重心。其次,中央银行存在规避经济收缩的偏好,在经济下行时期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向产出缺口倾斜。最后,为了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货币当局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显着增强了对于金融周期的关注。
王伟[4]（2020）在《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基于对全球市场扎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境流动,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推动而形成,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在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影响和规范这种跨境流动的规则、国际秩序和社会结构,这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状态以及一国内部的政治博弈结果所决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规则及秩序的供给需要适应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规则的演变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意味着当规则、国际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与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相脱节时,便会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为本文接下来分析前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性均势共同塑造了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在丛林法则理念的影响下,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欧洲帝国主义作为全球化主要的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显着不对称。均势秩序在欧洲地区的成功反而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对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本文强调了规则及其构建的制度基础是全球化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显着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纷繁复杂的国际机制设计,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合作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显着特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正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国际制度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一条规范化的路径。在随后分析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时,本文确证了规则一方面充当着全球化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不稳定的根源。规则的非中性带来了了国际层面上权利及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后者长期被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不平衡还蔓延至一国内部,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普通民众,暴露在国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国外竞争的冲击中,各国国内财富差距普遍扩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借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催生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民粹主义成为威胁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因素。本文认为,持续的全球性危机弱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升了对新理念的诉求,因而推行以包容共赢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缓解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不平衡问题。文章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全面发展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各国有良好的全球化参与路径,在国别层面上表现为市场开放的收益能均衡地惠及每一个阶层。同时,本文还探索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路径,涉及加强国别层面的制度建设、完善区域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塑造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此外,新理念的扩散需要推动者,而中国的崛起为自身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本文在讨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将关注如何将中国崛起的现实转化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随后的章节主要围绕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构建路径展开。本文认为,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国别层面上有针对性的加强南北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增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先于制度变革的市场自由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位次的提升,以规则的调节和完善为切入点,发挥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并提升引资能力、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抑制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推动全球化的“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过于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层面上,本文认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通过管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跨境公共劣品的泛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困境,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的覆盖,影响了管理全球化“不良后果”的成效。在丰富了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内涵后,本文认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中关键一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应联合地区成员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整合过剩公共品,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层面上还需要塑造包容型国际秩序来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考虑到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文章随后从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式微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发展,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塑造一个由包容的价值规范和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组成的无界的国际秩序。
谢俊明[5]（2020）在《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每次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都给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相对于过去,近年来各国政府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更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是金融监管部门的首要使命,也是国家层面高度关注的重大事项。货币是金融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元件。货币价值波动与金融系统稳定性密切相关,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历史经验表明,许多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都出现过货币价值持续大幅波动现象,无论是在商品货币时期,还是在信用货币时期都是如此。可见,货币价值波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前兆。因此,探讨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分析二者承前启后的逻辑关系,能及早预测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及时制定相应的防范和化解对策,对金融监管当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梳理了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期研究成果,以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理论为出发点,明确了文中货币价值波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和内涵。围绕货币价值波动理论,分析了货币价值构成及其动态演化路径;基于不同货币形态,解释了货币价值波动的原因,并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阐述了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同时总结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典理论,基于马克思经典理论诠释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视角分析了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认为货币价值波动会增加银行系统、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也会通过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心理预期变化,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其次,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特性,运用历史分析法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考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普遍性,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货币价值波动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条件概率和Logit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概率检验,认为货币价值波动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这样,从理论-历史-实证角度构建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框架,论证了货币价值波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前奏,为进一步探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和差异性奠定了基础。从影响机制来看,围绕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财富集中探讨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就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来说,货币价值波动会使金融资产脱离其内在价值,影响金融资产与货币交换的比例,从而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可以通过影响投资需求变化,使经济发生周期性变化;通过改变投资者预期,其正反馈作用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也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影响信用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会直接对金融系统产生内生扰动,也会起到了传导外生冲击的作用。就财富集中来说,货币价值波动会影响社会财富支配权,从参与财富分配的主体、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货币流通的过程三个方面影响财富分配,加速财富集中。当财富集中累积到一定程度,会通过影响社会总需求,信用扩张以及刺激投机性投资等渠道,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经济衰退。这些都给金融系统带来负面冲击,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了我国1996-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货币价值波动、资产价格波动、财富集中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四个随机变量进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从影响的差异性来看,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对称的现实条件下,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性,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考察了引起这种空间差异的原因,发现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不同。分别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路径差异,主要体现在起点不同、传导路径不同以及面临货币价值波动的风险不同。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梳理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原则的基础上,借鉴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货币价值、抑制资产价格波动和财富集中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靳永茂[6]（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刘晶[7]（2019）在《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建构与表征实践》文中提出在“图像化”的世界,视觉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战略工具。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本文聚焦于“政治视觉修辞”,针对政治修辞研究的“视觉缺位”和视觉修辞研究的“政治盲区”,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批判性话语分析法、幻想主题法和接受美学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展开理论框架的搭建和表征实践的分析。本文首先揭示了图像与政治的原生关系,通过爬梳修辞学、政治修辞学和视觉修辞学的经典文献,在理论发展的脉络和流变中深入把握政治视觉修辞的概念——是政治修辞与视觉修辞的视界融合,是政治主体运用图像激发受众产生特定的修辞反应,实现特定政治诉求的传播活动。本文的分析指出,政治视觉修辞具有静态的理论维度和动态的表征机制两个面向。在理论维度,政治视觉修辞的内涵是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观念;外延指文本的构成形式,通过五种方式传递内涵,基本特征是具有明确政治意图、象征性图像及与受众交流。基于生产者视角的费尔克拉夫三维分析和传受交互视角的接受美学思想,本文建构了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其中,文本分析是核心,探讨文本“讲什么”和“怎么讲”;话语实践探究文本“如何生产意义”;社会实践研究文本“意义生产背后的深层原因”。在动态的表征机制上,政治视觉修辞通过文本、过程和社会表征,共同缔造政治意义——文本表征是图文混合的叙事缝合;过程表征是锚定和具体化的综合;社会表征是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协同。基于生产者视角的文本表征是修辞生产的基础,基于受众心理的过程表征是修辞传播的依据,基于政治价值的社会表征是修辞作用的根源。在理论维度的政治视觉修辞分析,需要实践检验。本文以“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国际传播实践为对象,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幻想主题法和接受美学多种方法,分析比较中外政治视觉修辞表征。发现中国政治视觉修辞运用对比、因果、递进的图形逻辑,引发观者对“真理”概念的关注与肯定;西方则通过隐喻、二元结构、互文性与连贯性方式,奠定幻想主题的深层反讽结构,反映出意识形态偏见。中外呈现三组显着差异:审美感性VS科学理性;情绪化的政治认同VS离间性的政治认同;简单归因VS复杂归因。本文认为,政治视觉修辞研究需要哲理性的反思。在本体论维度,应警惕符号淹没现实、情绪影响认知、游戏战胜意义的隐忧;在认识论维度,应重视精神表征与物质表征协调发展,展开双向度的修辞演绎,重返质询的修辞情景,多层联动奠定信任的修辞基调;在价值论维度,提倡审慎地看待政治视觉修辞的价值,重返本质的政治视觉修辞;在方法论维度,应探索符合政治视觉修辞特性的多元方法,回归人文科学的人性关照。本研究对政治视觉修辞概念的梳理和阐释,回应了政治传播视觉转向的迫切需求,藉由修辞学统合了原本孤立的政治性和视觉性,开启了政治视觉修辞研究的理论起点。本文关于政治视觉修辞理论分析框架的建构,确立了政治视觉修辞研究的基本理论面向,为政治视觉修辞的表征实践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路径。
龙小燕[8]（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谢世山[9]（2019）在《英汉翻译中的英式汉语现象分析 ——以《国外理论动态》中的两篇汉译文章为例》文中认为英式汉语是英汉翻译中面临的一大问题。近年来,英语学习的狂潮席卷全国,受英语的影响,出现了带有英语语言特点的汉语,即英式汉语。这一现象在英语专业学生和相关从业者身上表现尤为明显。本研究报告基于《国外理论动态》中的两篇汉译文章,其中一篇讲述了2008年经济危机和2017年政治危机,另一篇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译文中出现多处英式汉语现象,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研究。笔者通过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归纳两篇汉语译文中出现的英式汉语现象,并根据所学翻译方法,提出改进建议。研究发现英式汉语在词汇上表现为词汇赘余和过度名词化,句法上表现为结构机械,句子冗长和被动句频繁。这种现象造成了译文繁琐难懂,语句机械生硬等问题。针对英汉翻译中出现的英式汉语现象,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改进建议:一是根据省译法减少词汇赘余,二是利用词类转换法改善过度名词化现象,三是根据语序调整法解决句式结构机械问题,四是通过分译法避免句子冗长,五是基于语态变换法减少不必要的被动句。
石立春[10]（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二、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旧城中心区 |
| 1.4.1.1 概念定义 |
| 1.4.1.2 范围界定 |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 1.4.3 可持续更新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 1.5.3 研究评述 |
| 1.6 研究目标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1.1 跨学科综合 |
| 1.7.1.2 历史研究 |
| 1.7.1.3 比较归纳 |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 7.2.1.3 小结 |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 7.2.2.3 小结 |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 7.4.1.3 小结 |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 7.4.3.3 小结 |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2）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关概念及界定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 |
| 二、作为社会运动的民粹主义 |
| 三、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 |
| 一、左与右的划分 |
| 二、民族主义 |
| 三、民族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界定 |
| 一、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定义 |
|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特征 |
| 三、左右两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区分 |
| 第二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历程 |
| 一、边缘化阶段(战后到八十年代末) |
| 二、转型发展阶段(九十年代初到金融危机前) |
| 三、全面崛起阶段(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
| 第二节 西欧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一、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 二、地方主义民粹主义政党 |
| 三、中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 |
| 第三节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分析 |
| 一、选民性别分析 |
| 二、选民年龄分析 |
| 三、选民受教育程度分析 |
| 四、选民职业和阶级分析 |
| 第三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 |
| 第一节 数字革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技术动因 |
| 一、数字革命对人类社会的重塑 |
| 二、西欧政党政治的数字化变革 |
| 三、数字革命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经济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经济的不平衡 |
| 二、欧洲一体化、欧债危机与福利国家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 |
| 一、低失业率背后的中产阶级萎缩 |
| 二、移民问题与难民危机的冲击 |
| 第四节 认同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文化环境 |
| 一、文化本位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 |
| 二、欧洲穆斯林问题与文明的冲突 |
| 三、欧洲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冲突 |
| 四、传统媒体的衰落与新媒体革命 |
| 第五节 民主困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政治条件 |
| 一、非理性的政治人 |
|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与左右翼的趋同 |
| 三、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失衡 |
| 第四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策略与行动 |
| 第一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话语 |
| 一、“人民”与“精英”:平民主义与反建制 |
| 二、“我们”和“你们”:排外主义与反移民 |
| 三、“固有”与“外来”:本土主义与反多元文化 |
| 四、“本国”和“他国”:孤立主义与反一体化 |
| 第二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策略 |
| 一、以魅力型领袖为活动轴心 |
| 二、以中下层选民为争取目标 |
| 三、以互联网技术为有力工具 |
| 第三节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行动 |
| 一、参加竞选活动 |
| 二、参与政府组阁 |
| 三、推动全民公决 |
| 第五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 |
| 第一节 重塑了西方政党政治生态 |
| 一、加速了左翼政党的衰颓 |
| 二、引发了右翼政党的迷茫 |
| 三、改变了政党竞争的形态 |
| 第二节 影响了各国政府政策倾向 |
| 一、移民政策 |
| 二、福利政策 |
| 三、经贸政策 |
| 四、外交关系 |
| 第三节 阻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
| 一、欧盟框架下疑欧力量的增强 |
| 二、欧洲各国对欧盟态度的变化 |
| 第四节 挑战了多元主义民主价值 |
| 一、侵蚀了多元主义的政治共识 |
| 二、加剧了欧洲社会的文化冲突 |
| 三、助推了大众抗议的泛滥流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传导机制及货币政策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论文结构框架与主要创新 |
| 1.2.1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2.2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周期的内涵与测度 |
| 2.1.1 金融周期的内涵解析 |
| 2.1.2 金融周期的度量方法 |
| 2.2 金融周期及其与经济周期动态关联的研究进展 |
| 2.2.1 传统经济周期研究方法 |
| 2.2.2 金融因素与实体经济 |
| 2.2.3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关系 |
| 2.3 信贷周期、信贷摩擦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 |
| 2.3.1 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 |
| 2.3.2 金融加速器与经济周期 |
| 2.3.3 引入银行资本机制的DSGE模型 |
| 2.4 杠杆率与宏观经济之间非线性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
| 2.4.1 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
| 2.4.2 杠杆率与金融风险 |
| 2.4.3 将杠杆率纳入统一研究框架 |
| 2.5 房地产周期、抵押约束机制与经济周期 |
| 2.5.1 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 |
| 2.5.2 抵押约束机制与资产负债表渠道 |
| 2.6 含有金融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应用的文献回顾 |
| 2.6.1 次级贷款危机之后对金融稳定及传统货币政策的反思 |
| 2.6.2 金融周期与规则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研究 |
| 2.6.3 规则型货币政策的估计方法及其演变过程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 |
| 3.1 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 |
| 3.1.1 金融周期指标选取 |
| 3.1.2 研究方法介绍 |
| 3.1.3 金融周期单变量分析结果 |
| 3.1.4 中国金融周期的合成 |
| 3.2 中国金融周期的动态特征 |
| 3.3 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 |
| 3.3.1 动态溢出指数法介绍 |
| 3.3.2 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交互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周期的传导机制:信贷渠道 |
| 4.1 多部门DSGE模型介绍 |
| 4.1.1 包含消费习惯偏好的家庭部门 |
| 4.1.2 金融摩擦与内生信贷约束 |
| 4.1.3 生产部门 |
| 4.1.4 包含双重目标的货币政策 |
| 4.1.5 市场出清 |
| 4.2 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数据选取与预处理 |
| 4.2.2 参数校准 |
| 4.2.3 参数贝叶斯估计 |
| 4.2.4 方差分解分析 |
| 4.2.5 反事实模拟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周期的传导机制:杠杆率渠道 |
| 5.1 研究假设 |
| 5.2 方法介绍与模型设定 |
| 5.3 杠杆率与宏观经济之间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3.1 数据选取与说明 |
| 5.3.2 中国杠杆率的静态水平、动态特征以及国际比较 |
| 5.3.3 PSTR模型估计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周期的传导机制:房地产价格渠道 |
| 6.1 房地产周期、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控 |
| 6.2 MS-VAR模型介绍与数据选取 |
| 6.2.1 MS-VAR模型介绍 |
| 6.2.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3 基于三区制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参数设定 |
| 6.3.2 模型区制划分 |
| 6.3.3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6.3.4 模型估计有效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纳入金融周期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 |
| 7.1 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 |
| 7.2 基于金融周期的货币政策框架 |
| 7.2.1 加入金融周期的泰勒规则模型 |
| 7.2.2 数据选取与预处理 |
| 7.2.3 包含金融周期泰勒规则的再估计 |
| 7.3 引入金融周期货币政策的时变反应机制分析 |
| 7.3.1 非线性检验 |
| 7.3.2 金融周期视角下时变参数模型的构建与模型参数估计 |
| 7.3.3 时变系数泰勒规则的动态反应机制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4）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经济全球化的徘徊 |
| 1.1.2 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兴起 |
| 1.3.2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本质 |
| 1.3.3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 |
| 1.3.4 综述小结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权力导向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2.1 欧洲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均势秩序 |
| 2.1.1 欧洲的主导地位 |
| 2.1.2 同盟均势下的帝国主义决策机制 |
| 2.1.3 作为经济竞争副产品的新帝国主义 |
| 2.1.4 丛林法则理念推动下的殖民活动 |
| 2.2 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
| 2.2.1 首个完整的全球性世界 |
| 2.2.2 作为保障机制的金本位制 |
| 2.2.3 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 |
| 2.2.4 贸易保护升级下的经济全球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规则导向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 |
| 3.1 美式霸权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 3.1.1 欧洲的衰落以及美国的崛起 |
| 3.1.2 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 3.1.3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霸权属性 |
| 3.2 20世纪80年代前的世界经济 |
| 3.3 规则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3.3.1 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市场的延伸 |
| 3.3.2 生产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崛起 |
| 3.3.3 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市场的形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
| 4.1 两轮经济全球化的比较分析 |
| 4.2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
| 4.2.1 非中性规则的变现途径 |
| 4.2.2 非中性规则的后果 |
| 4.3 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困境 |
| 4.3.1 全球化的“脱嵌”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
| 4.3.2 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 |
| 4.4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全球化 |
| 4.5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度质量与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 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1 制度质量与现代经济增长 |
| 5.1.2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制度质量 |
| 5.2 实证研究分析 |
| 5.2.1 实证研究思路 |
| 5.2.2 静态面板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2.4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数据相关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3 交互效应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度视角下的国别参与路径研究 |
| 6.1 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规则的先导地位 |
| 6.2 南北国家制度需求的差异性 |
| 6.3 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
| 6.3.1 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
| 6.3.2 放宽市场准入 |
| 6.3.3 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 |
| 6.3.4 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 |
| 6.4 推动发达国家内部改革 |
| 6.4.1 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 |
| 6.4.2 推动全球化“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 |
| 6.4.3 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1 超越国界的公共产品理论 |
| 7.1.1 全球化过程中公共产品内涵的外延 |
| 7.1.2 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发展 |
| 7.2 伴随着地区主义兴起的区域公共产品理论 |
| 7.2.1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发展 |
| 7.2.2 区域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关系 |
| 7.3 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3.1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 |
| 7.3.2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7.3.3 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
| 7.4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7.4.1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 |
| 7.4.2 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7.4.3 整合过剩的公共产品 |
| 7.4.4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定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国际秩序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
| 8.1 新帝国主义均势秩序和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8.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8.3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互动 |
| 8.3.1 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 |
| 8.3.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秩序有反作用 |
| 8.4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 |
| 8.4.1 主导价值观的合法性开始弱化 |
| 8.4.2 西方阵营内部的危机 |
| 8.5 塑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基础 |
| 8.5.1 无界的国际秩序 |
| 8.5.2 包容的价值规范 |
| 8.5.3 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
| 8.6 本章小结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
| 第9章 结论与启示 |
| 9.1 本文主要结论 |
| 9.2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叙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货币价值波动研究综述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的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一、研究的方法 |
| 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理论分析 |
| 一、货币价值波动的概念及其度量 |
| 二、货币价值的构成及其演化路径 |
| 三、货币价值波动的成因 |
| 四、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分析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典理论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 |
| 一、金融脆弱性视角下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二、经济周期视角下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第三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研究 |
| 第一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历史事件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事件的时间分布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历史事件的空间分布 |
| 三、历史事件的启示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奏:货币价值大幅波动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的货币价值波动情况 |
| 二、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检验 |
| 一、条件概率检验 |
| 二、基于logit模型的概率检验 |
| 第四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 |
| 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
| 第二节 货币价值波动、财富集中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财富集中 |
| 二、财富集中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
| 第三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机制的实证分析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数据选取 |
| 三、平稳性检验 |
|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五、SVAR模型估计 |
| 六、SVAR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
| 第五章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差异性研究 |
| 第一节 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差异分析 |
| 一、不同类型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分布情况 |
| 二、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空间分布 |
| 三、产生空间差异的现实基础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美国次债危机 |
| 二、货币价值波动与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货币价值波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货币价值波动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
| 二、货币价值波动与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 |
| 三、货币价值波动与马来西亚金融危机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差异 |
| 一、发达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 |
| 二、发展中国家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径 |
| 三、路径差异比较分析 |
| 第六章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一、系统性原则 |
| 二、强制性与鼓励性相结合原则 |
| 三、监管效率优先原则 |
| 四、改革与创新原则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 |
| 一、国际组织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的建议 |
| 二、美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变革 |
| 三、欧盟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变革 |
| 四、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三节 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
| 一、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寻找最优国际本位币 |
| 二、建立健全稳定货币价值的调节机制 |
| 三、健全两类国家均衡协调发展机制 |
| 四、加强监管,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形成 |
| 五、完善收入分配体系,缩小贫富差距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导师评语 |
| 答辩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6）《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辨析及界定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第七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架构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演进特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历史生成性 |
| 二、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关联性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的现实指向性 |
| 第二节 商品价值形态的历史嬗变及货币的潜在虚拟化 |
| 一、货币在商品价值体系中的历史出场 |
| 二、货币内在矛盾在商品矛盾转移中的凸显 |
| 三、货币的内生信用向度及虚拟化趋向 |
| 第三节 信用的时代更替及对虚拟资本的基础作用 |
| 一、信用向现代信用的过渡 |
| 二、信用的杠杆作用及对虚拟货币完成的基础性 |
| 三、资本逻辑中信用扩张同货币形态演进的一致性 |
| 第四节 货币资本化及资本虚拟化的历程推进 |
| 一、货币流通转向资本流通 |
| 二、产业资本衍生生息资本 |
| 三、生息资本催生虚拟资本 |
| 第二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逻辑阐释及形态表达 |
| 一、内在生成逻辑之一:“资本化”虚拟资本及其有价证券形态 |
| 二、内在生成逻辑之二:“派生化”虚拟资本及其信用票据形态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的特征阐发 |
| 一、虚拟资本的虚拟性 |
| 二、虚拟资本的风险性 |
| 三、虚拟资本的寄生性 |
| 四、虚拟资本的价格复归性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的机制梳理 |
| 一、虚拟资本的积累机制 |
| 二、虚拟资本的价格机制 |
| 三、虚拟资本积累同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特质 |
| 一、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传承” |
| 二、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升级” |
| 三、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探底” |
| 第五节 虚拟资本的双重效应 |
| 一、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 |
| 二、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负向效应 |
| 三、虚拟资本双重效应的历史统一性 |
| 第三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展现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新的规定性 |
| 一、虚拟资本深化资本的商品化 |
| 二、银行资本推动资本的社会化 |
| 三、总利润“质的区别”强化资本的独立化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批判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揭露虚拟资本的拜物教幻象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批判虚拟资本扩张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前瞻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昭示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 |
| 二、虚拟资本理论预判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在场:虚拟资本理论的真理性存在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文本分析的解释境域:前见的历史性存在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理解深化的有效滤镜:间距的客观性存在 |
| 第四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赓续与虚拟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延续 |
| 一、金融资本概念的提出 |
| 二、金融资本的系统分析 |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成发展 |
| 第二节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的现实演进 |
| 一、虚拟资本催生虚拟经济的逻辑进路 |
| 二、虚拟经济存在及运作的基本特性 |
| 三、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的内在关联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发展的原则限定 |
| 一、虚拟资本及虚拟经济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 |
| 二、机能资本是经济社会合理运行的初始根基 |
| 三、虚实经济的动态均衡是经济有序运作的重要保证 |
| 第五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语境中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
| 第一节 经济虚拟化的系统运作机制 |
| 一、经济虚拟化的动力溯源 |
| 二、经济虚拟化的演进支撑 |
| 三、经济虚拟化的发展限度 |
| 第二节 经济虚拟化视角中的金融危机 |
| 一、金融危机的存在条件 |
| 二、金融危机的运行机理 |
| 三、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实质的科学剖析 |
| 一、西方经济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幻象的祛蔽 |
| 三、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揭示 |
| 第六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与我国虚拟资本的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状况梳理 |
| 一、虚拟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推进历程 |
| 二、金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虚拟资本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视阈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优势体现 |
|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根本保障 |
|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策略 |
| 三、效益共享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价值旨归 |
| 第三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性:夯实虚拟资本发展的根基 |
| 二、推进虚拟资本的适度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
| 三、完善金融领域宏观管理:提升虚拟资本运行的保障 |
| 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我国金融发展的风险 |
| 第四节 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理论指引 |
| 一、本质论视角认识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维特性 |
| 二、认识论层面领会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重关系 |
| 三、价值论向度理解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三大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建构与表征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核心概念 |
| 1.4 文献综述 |
| 1.5 研究方法、思路与目标 |
| 1.6 研究难点与创新 |
| 2 政治视觉修辞的历史溯源 |
| 2.1 早期人类社会:人是图像化的产物 |
| 2.2 封建社会:偶像恐惧与偶像崇拜的权力纠葛 |
| 2.3 民主社会:浸淫于图像的现代政治 |
| 2.4 政治视觉修辞实践的未来 |
| 3 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演变 |
| 3.1 修辞学理论的演进:从人文主义、风格主义到哲学回归 |
| 3.2 政治修辞学的理论发展:从政治质询到政治话语实践 |
| 3.3 视觉修辞学理论的嬗变:从图像研究走向图像批判 |
| 3.4 政治视觉修辞概念的生成:政治性与视觉性的融合 |
| 结语 |
| 4 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维度 |
| 4.1 政治视觉修辞的内涵与外延 |
| 4.2 政治视觉修辞的基本特征 |
| 4.3 政治视觉修辞的图像构成要素 |
| 4.4 政治视觉修辞的功能 |
| 4.5 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分析框架 |
| 5 政治视觉修辞的表征机制 |
| 5.1 政治视觉修辞的文本表征机制:图文混合的叙事缝合 |
| 5.2 政治视觉修辞的过程表征机制:锚定和具体化的综合 |
| 5.3 政治视觉修辞的社会表征机制: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协同 |
| 6 政治视觉修辞的表征分析——以YOUTUBE上的“一带一路”倡议视频为例 |
| 6.1 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
| 6.2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短视频表征:去意识形态化的诗意框架 |
| 6.3 西方一带一路倡议的短视频分析:讽刺框架中的意识形态抨击 |
| 6.4 中外政治视觉修辞的表征差异:崇“美”/重“真”、一元/二元认同、简单/复杂归因 |
| 结语 |
| 7 结语:政治视觉修辞的反思与出路 |
| 7.1 政治视觉修辞本体论的追问 |
| 7.2 政治视觉修辞认识论的反思 |
| 7.3 政治视觉修辞价值论的探索 |
| 7.4 政治视觉修辞方法论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与奖励 |
| 致谢 |
| 附图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英汉翻译中的英式汉语现象分析 ——以《国外理论动态》中的两篇汉译文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项目介绍 |
| 第二部分 审校稿 |
| 第三部分 翻译研究报告 |
| 第1章 项目及研究报告概述 |
| 1.1 项目介绍 |
| 1.2 研究报告概述 |
| 1.2.1 研究对象和意义 |
| 1.2.2 研究报告结构 |
| 第2章 英式汉语现象介绍 |
| 2.1 词汇赘余 |
| 2.2 过度名词化 |
| 2.3 结构机械 |
| 2.4 句子冗长 |
| 2.5 被动句频繁 |
| 2.6 其他形式 |
| 第3章 翻译方法与实例探究 |
| 3.1 省译法 |
| 3.2 词类转换法 |
| 3.3 语序调整法 |
| 3.4 分译法 |
| 3.5 语态变换法 |
| 3.6 其他方法 |
| 第4章 结论 |
| 4.1 总结 |
| 4.2 问题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2]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研究[D]. 杨春林. 山东大学, 2020(07)
- [3]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传导机制及货币政策调控[D]. 毕振豫. 吉林大学, 2020(08)
- [4]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D]. 王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货币价值波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D]. 谢俊明. 深圳大学, 2020(10)
- [6]《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
- [7]政治视觉修辞的理论建构与表征实践[D]. 刘晶. 华中科技大学, 2019(12)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9]英汉翻译中的英式汉语现象分析 ——以《国外理论动态》中的两篇汉译文章为例[D]. 谢世山.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19(02)
-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