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历史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石磊[1]（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高雪华[2]（2021）在《沈括的档案文献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文书档案工作总体上历经了探索、形成与逐步调整的演变过程,宋代正是封建时期文档工作进步的一个重要节点。从目前遗存下来的各项史料中,可以清晰窥见宋朝在档案文书实践与理念上的尝试与突破。尽管这些制度有的半路夭折,有的趋于保守,但文书档案工作的存续已经深刻融入到王朝政治与国运的发展脉络之中,长期服务于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并得到统治集团主流意识的认同,是治国理政看不见的隐形之手。受其所处时代及所持立场的影响,沈括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参与到相关的档案文书工作中。可对于沈括是否具有明确的档案文献思想,还未见有学者对其做过正面的解答与评价。诚然,从文献史料的记载来看,似乎找不到直接或者明确的,沈括在档案文献思想上的总结和表达。但从不同时期记载沈括为官经历的各类史料,以及他本人留存下来的着述中,却有着大量与档案文献思想相关的主张和实践。沈括本着务实创新的精神,积极利用档案文献参与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改革郊祀礼仪、整顿司天监、重整三司开拆司、解决宋辽边境争端;与大多数文官士大夫群体重“文”而轻“理”,重玄想而轻实践,忽视劳动阶层的科技成果不同。沈括在实践活动中反复检验档案文献的准确性,并通过档案文献汇编的方式,将劳动人民的科技成果保存和流传下来,使传承至北宋时期的众多科学技术发明,得到了理论性的总结与提高。在沈括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形成了大量一手的档案文献资料和先进的档案文献保管与利用经验,他在晚年编纂的《梦溪笔谈》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档案资料的重要汇编,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由此可见,沈括的档案文献思想虽未成体系,但已基本涵盖了近代以来档案管理的基本流程,某些方法甚至已经初具现代档案管理技术的雏形。沈括文化现象的盛行,追根溯源来自其本人丰富的工作经历和丰厚的论着成果。从现有成果来看,学术界已经从深度和广度上加大了有关沈括在科技、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思想研究。为填补中国古代档案学史的空白,从新的角度对沈括的论着及思想进行理论研究,笔者拟在勾沉史籍的基础上,尽力整合沈括丰富的学术成果以及与沈括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综合梳理沈括在不同时期参与的档案工作实践,还原所处的朝代的社会背景和为官经历,对沈括的生平,以及他在档案管理活动中的思与行进行总结。探讨沈括档案思想产生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对沈括先生在档案领域的相关学术贡献进行概括归纳,档案思想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梳理。通过对其着作的深入研读和旁征博引,从思想角度探索沈括在档案文献管理工作中的贡献。力求提出独特的见解,以期丰富对于沈括档案学术思想的研究,发掘沈括档案思想的当代价值,促进档案史学科研究的深入。
郑丽颖[3]（2021）在《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文中指出1883-1903年,俄国人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Н.Ф.Петровский,1837-1908）任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期间,利用自己的外交身份想尽一切办法开展考察和古文献文物收集工作。他是最早对喀什古城作出研究、最早进行南疆古代手稿收集的欧洲官员,所获收集品数量多、种类丰富、语言丰富、内容重要、涵盖面宽。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建立了完整的古文书搜集网络,完成了中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法国探险家伯希等欧洲探险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利用哥萨克骑兵每月往来奥什和喀什的便利条件,彼得罗夫斯基轻而易举将古文献文物经中亚大铁路运回俄国,使俄国成为西域古文献艺术品重要收藏地之一。在沙皇政府和俄国半学术组织的指令下,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作为古文书发出者与古文书接收者俄国科学院院士罗曾、古文书研究者奥登堡院士三者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西域古文书收集研究网络,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优势。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有梵文文献、印度文献、藏文文献、吐火罗文文献等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文物计3000余件,最早的文物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古代手稿及残片总数7000余件,含梵语、佉卢文、婆罗谜文和未比定写本,造成了我国珍贵收稿文物的大量流失。本文研究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所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给俄国外交部官员、俄国军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地理学家的信函及密件200余封、俄国探险家考察报告、俄国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彼得罗夫斯基发表在皇家考古协会学报上的考察报告等原版资料。文中所用外文史料不仅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对研究俄国外交史、特别是中俄关系及我国南疆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启[4]（2021）在《生态哲学视阈下中国档案文化生态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档案是人类“存凭、留史、资政、育人”的重要文化载体,档案文化研究,也是档案学的一项具有持续研究价值的重要课题。基于对该选题下的中外文献所作的文献调研,笔者发现学界对档案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研究是当前的重要盲点之一。通过阐释“生态—生态学—生态哲学”,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通过阐释“文化—文化生态—档案文化生态”,阐明了本文的研究主题后:首先,基于生态哲学理论,从历史维度对夏代至新中国的档案事业史作了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并分别概括了每一时期档案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并对形成原因做了历史分析。然后,基于生态哲学理论、文化生态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笔者构建起了一个包含“九大要素”“六种关系”“三项运动”的档案文化生态立方体模型。最后,笔者分别从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和环境维度,提出了档案实体文化、档案制度文化、档案观念文化的发展之道。
陈斯亮[5]（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李全平[6]（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提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郭丹[7]（2020）在《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研究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导论、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论文正文部分由四章构成,分别是:第一章介绍谢·米·索洛维约夫所处时代背景与学术语境;第二章分析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中的基本学术前提和核心问题;第三章从思想史比较角度揭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存在关联的史学史或思想史脉络。第四章从19世纪俄国史学史角度阐述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的学术遗产和现实影响。在导论中,主要介绍这个研究的选题缘由和学术价值,国外与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现状,本研究遵循的思路和采用的方法,以及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个人生平和西方派立场。第一章介绍谢·米·索洛维约夫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历史学家是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产物。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发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论战,谢·米·索洛维约夫所见识和接受的欧洲兰克史学、基佐史学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俄国在19世纪之前所积累的历史研究遗产,早期西方派代表人物彼得·恰达耶夫的哲学阐述,是谢·米·索洛维约夫所面对的大时代背景。谢·米·索洛维约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时代中发现问题,继承和超越既往学术传统,进行历史书写,阐述他的历史观的。第二章分析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中的基本学术前提和核心问题。在回答俄国文明起源这一问题过程中,谢·米·索洛维约夫注重地理因素在俄国历史起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地理因素塑造了西欧与东欧的历史差异,在发展速度上呈现“一快一慢”的历史格局。除此之外,谢·米·索洛维约夫还将地理因素作为俄国历史统一性,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和阶段性等特征的深层决定因素。在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基督教促成俄国与西方历史交流,实现东斯拉夫人思想启蒙,促进东斯拉夫人民族意识形成。与地理因素一样,氏族制度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氏族制度在保持俄国领土统一性,塑造俄国国家过程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发展样态方面,与斯拉夫派强调伦理、宗法的国家观念不同,谢·米·索洛维约夫将政治统治和作为国家统治规范的法律发展作为俄国国家历史发展的核心。整个国家以王权为中心和顶点,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型结构。斯拉夫人法律意识逐渐萌生,法律制度的逐步制定和执行,是远古以来俄国历史发展的另一重基本线索。领土征服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要外在表现。从东方与西方关系问题来看,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既存在共同之处,也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第三章在从思想史比较角度揭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存在关联的史学史或思想史脉络。在谢·米·索洛维约夫从西方派立场进行历史研究的时代,斯拉夫派思想家阿克萨科夫兄弟重视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历史,认为这是未受西方文化“污染”的、俄国本土的历史。与此相应,他们认为,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历史是“西化”的历史,对此持否定态度。这就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历史分割为不同的两个阶段。与此相对,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古代罗斯人并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在与周边其他民族交融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因此,民族联结是俄国国家的属性之一。与斯拉夫派的静态国家观、历史观不同,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俄国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在谢·米·索洛维约夫看来,国家统一不仅指领土统一,更是指俄国过去与现在是一个统一整体,古代罗斯与现代俄国之间存在连续性和继承性。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是继谢·米·索洛维约夫之后俄国国家学派第二代核心代表人物。在国家观念建构中,克柳切夫斯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地理因素,提出殖民史观,注重史料运用,具备世界史视野。两者差异体现在,对待俄国历史分期的态度,分析俄国史学史时着重的历史时段以及历史解释的出发点。国家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鲍·尼·米留科夫在其着作《俄国文化史纲》中,表达了与谢·米·索洛维约夫有同有异的国家观念。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体现在:肯定伟大历史人物作用、侧重政治史研究,关注经济现象和经济进程。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体现在对待俄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发展的态度。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是19至20世纪之交的俄国伟大思想家。在力图建构超越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综合哲学体系过程中,弗·谢·索洛维约夫表达了他的俄国史观。秉持进步史观、具有世界史视野、意识到斯拉夫文明的独特性,是他们俄国史观念的共同之处。但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体现了这对父子的立场差异。第四章从俄国史学史角度评价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对19世纪俄国历史学发展的价值与影响。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俄国官方和政界为主动力推动的史料整理运动,使大量珍贵的俄国与外国的历史资料出版,助推了俄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俄国学者包括谢·米·索洛维约夫本人,是这一出版运动和计划的具体执行者,这是俄国官方、政界与学界合力推动的一个历史成果。在这一前提之下,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在原始史料援引、原语言历史资料的引用、史料引用的丰富性和权威性方面,在俄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实践方面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样板和范例。谢·米·索洛维约夫“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历史书写实践,推动了俄国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中期之前,国家学派作为俄国史学发展史上前后持续存在近百年的俄国史学流派,经历了三代传承与演变。谢·米·索洛维约夫是缔造国家学派和推动国家学派传承的核心人物,与Б.Н.契切林、К.Д.卡维林一起成为国家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成为国家学派的核心领军者,通过自身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为俄国史学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到20世纪中期之前,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的学生们成为国家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这其中包括鲍·尼·米留科夫、В.А.梁赞诺夫斯基等。最后,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结语部分从历史与现实联系的角度评价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
教育部[8]（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胡裕岭[9]（2020）在《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的变革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法律的发展亦如此。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也再次告诉我们,谁掌握了核心基础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规则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政治变革,而且事关民族兴亡、文化存续。反观中国近代法律大变革的历史,是时,既有国体衰败,列强侵扰,传统频遭质疑,政改瞬息万变,又有实业兴邦,人权浪潮,租界法权失落,西学持续涌入。1904年香港警察开始使用英国亨利制指纹分析法押印指纹,1905年,青岛巡捕局开始使用德国汉堡式指纹分析法查证犯罪嫌疑人,1918年夏全印赴上海公共租界学习亨利制指纹分析法……然而对这一时期指纹证据技术的系统性梳理尚处空白。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技术分歧、本土探索等,不仅可丰富近代法律的研究,而且可为当下司法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本文以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为研究对象,选取1904年至1949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一系列史料考据和问题探讨,试图厘清中国指纹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早期实践和应用情况,阐释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路径和发展动因,分析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争议与分歧,反思指纹证据技术引入发展与分歧视角下的检警关系、科学技术与司法关系等问题,以求补正指纹证据技术学术史上的部分漏误,探索证据科学发展规律以及为当下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提供些许镜鉴。中国为何要引入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法制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冲突。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在清末时期引入中国并非易事。帝制中国晚期,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大国之说,已让士大夫阶层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他们视传统制度和经验为正统,稍有抵触者即视为异端。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在中国不断传播,传统经验已暴露出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科学性问题。直至康熙三年“历法狱案”爆发,表面上是历法较量,实则是中学与西学的话语权之争。然而如何看待和引入较为科学的西学,同时扞卫传统政体,统治者必须为其寻得合理的文化解释。“西法中源”,西方先进的历法和数学源自中华传统文明的学说首先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拾得文化自信,但很快就在逻辑上不攻自破,既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普遍性,也未能解释为何西学在当时更先进于中学。直到鸦片战争再一次将“中弱夷强”的现实问题随着炮火摆在统治者面前。“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固有政治文化传统“体”不变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用”的学说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存在洋务派的“补救”论和维新派的“会通”论等多种解释,但它一样没有回答“西学”何以领先“中学”何以落后的原因,甚至掩盖了体制上的弊病。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号召“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主张“博采西学”。“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警察制度、检察官侦查机制等一系列近代刑事司法制度开始引入并建立起来,指纹证据技术自此被“名正言顺”地引入中国。在当时西方指纹证据技术何以领先于中国?中华文明或是世界上最早将手印或指纹印痕应用于证据领域的文明地区之一。从现有的中西方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是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的国家。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大量民间契约中以按捺手印为凭证的方法,这些凭证往往成为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关键证据。按捺手印为凭证,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又称“下手书”“画指券”“画指节”“手摩”等。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而且在指纹纹线特征的识别与鉴定领域十分发达,曾被应用于司法个案。这种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领先地位,辐射影响极其深远。但中国古代对指纹的认识经验判断大于科学分析,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科学,甚至存在经久失传的现象。如在清代曾有文献认为“画十字”与按捺指纹同义。直至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人类对指纹的科学认知。指纹证据技术便在近代皮纹学、解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高尔顿——亨利、武塞蒂赫等不同的指纹分类系统。指纹人各不同、终身不变的特性,使之得以应用到证据科学领域。阿根廷、印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将指纹正式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实践几乎与世界同步。据史料记载,至迟自1904年始,指纹证据技术在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区的侦查活动中得以实践。而且随着《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近代报刊报道,指纹证据技术为国人所知并逐渐在中国萌芽兴起。中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的?没有证据科学支撑的法律制度难以实现其司法价值。清末民初政府虽然先后效仿日本等国家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但当拷讯技术逐步废除,一时间失去证据科学的支撑,司法效能极其低下,司法官员互相推诿,甚至出现派员学习西方催眠术以资审案的闹剧。从中可见当时对西学证据科学的渴望。世界指纹证据技术应用的第一人、武塞蒂赫指纹分类系统的发明者胡安·武塞蒂赫访华传学,留学生归国以及租界地区的早期实践为统治者提供了指纹证据技术这门科学。民初司法部与内务部掀起在全国范围内学习传授指纹证据技术的热潮。政府通过开办指纹传习所、讲习所,在警校办设指纹专科、开设指纹课程,派遣惠洪、夏全印等赴租界学习,派遣留学生先后赴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学习指纹证据技术等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同时,夏勤、伍冰壶、张元枚等个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凭借一己之力为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经过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面的努力,指纹证据技术短短几年在中国得以实践,并几乎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先进国家保持相当水平,且涌现出一大批指纹专家。司法部先后颁布《办理指纹须知》《试办指纹法令》作为指导手册以将其固定、统一下来,全面推广。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北平、重庆、青岛、汉口等城市警察部门先后建立起指纹专门机构。指纹证据技术的应用取得较大成效,在各地破获多起案件。何种指纹证据技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政府尤为重视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在司法领域三令五申鼓励和支持该技术的推广,而且还曾将指纹证据技术应用于身份证件识别等领域。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省教育厅酌设指纹学科。指纹证据技术的知识甚至还出现在高考试题中。然而,中央政令不行、国家内政不一的政治环境在给了各地得以分别实践世界不同指纹证据技术的同时,也给发挥指纹证据技术功能、实现跨区域犯罪侦查协作带来重大障碍。指纹证据技术不仅在各省市存在地域之差,而且同一省市的监狱部门与警察部门所应用的技术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根据1935年的史料统计,在全国19个提供指纹办理情况的警察部门中,所采用的指纹技术标准有英国亨利制、德国汉堡式、法国爱蒙培尔制、阿根廷武塞蒂赫制以及中华式等多种,而且其中亨利制也有英式和夏全印式之分;汉堡式还有德式、日式之分。通过分析不同种指纹分析的初步（基本）、二步（附属）和三步（次附属）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武塞蒂赫制最为简单,基本分析仅有四大类,但难以应对较大的指纹样本量,因而有附属分析又分十六种,难免前者过于简单,后者又过于复杂。汉堡式与亨利制指纹分类基本相同,在斗形纹的区分上有所差别。在编码技术上,武塞蒂赫制依然最为简单,但查找起来每次至少要找出五个号码,而亨利制第一步仅需确定计数或不计数即可。如果到第二步继续查找,武塞蒂赫制恐怕要找出二十五个号码,而亨利制仅四个号左右即可查出。相比之下汉堡式则也非常简单,仅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即可,但本质上与亨利制并无较大差异。分析发现,中华式并没有根据中国人的指纹特点加以本土化,而是将亨利制和爱蒙培尔制加以综合,甚至存在许多错误。1933年民国政府开启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统一之路,发现并决定以中国人指纹之特性定立指纹技术标准。然而技术的分歧与争议远远超过了技术探讨本身。分歧的背后却是师承关系、学源背景等力量的交织角逐。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政部通令警察部门采用亨利制标准,但并未与司法部达成一致意见。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标准未能实现实质统一。透过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我们可以反思哪些问题和经验教训?回顾与反思1905年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可以看出其盲目性、重复性、世界性和依赖性的发展特征。从本文第一章西学引入文化解释的局限性中亦可以分析出其对指纹证据技术引之不谓来由、发展不问现实和争议流于人事的问题影响。同时,政治需求、学科教育、职业团体以及个人作用都对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民国指纹证据技术诸多未竟之路也给我们当下带来些许启示。如指纹鉴定标准的统一应尽早确立,且应以国人指纹特征为依据;指纹鉴定标准的确立应有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组织专家委员会开展。除此之外,在指纹证据技术推广中,如何看待学历制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利弊对当今警察教育乃至其他职业教育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短期的在职培训能够顺应技术与知识拿来主义之需,不仅见效快成本低,而且能够快速顺应社会的发展变革,但从根不上不能解决技术与知识的研发问题。然而学历教育完成了这一问题吗?似乎还值得更多地反思。透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分歧纷争,不仅可以窥见民国时期检警关系之变化以及侦查权力的扩张与异化,而且更可以从中探析科学和司法的关系,可以为指纹鉴定标准和采信规则的确立、证据科学与证据法学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中中国特色法治路径话语权的探索提供些思路。
万恩德[10]（2019）在《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捩时期,在“崇文抑武”宗旨的指导下,宋廷依托文书档案运转建立起一套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建构了一个“公文世界”,为文书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宋代君臣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文书档案管理在助力国家治理、加强社会控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逐渐形成了较为深入、清晰的档案价值思想。在此观念的指导下,两宋历代君王都极为重视文书档案管理的优化工作,建置了丰富多样的档案保藏机构,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文献的编纂利用工作也极具繁荣之象,形成诸多留存后世、影响深远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两宋时期的档案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孕育、发展的,通过对宋人有关档案的认识、档案管理的经验、档案编纂利用的思考,抽象宋人的档案管理思想,丰富我国古代档案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本文共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初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相关概念等,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是两宋时期档案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专业背景和思想表征,着重分析两宋时期档案思想产生所依托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勾勒北南宋档案事业的动态发展过程,梳理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繁荣的外在表征;第三部分重在分析宋人的档案价值观念,这是宋人重视档案管理,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思想基础;第四部分重在分析宋人的档案组织管理思想,把握宋人对档案机构的功能、组织、人员安排等相关方面的认识;第五部分重在分析宋人的档案实体管理思想,分析档案机构内部,宋人档案管理经验和方法中蕴含的档案思想及智慧;第六部分重在分析宋人的档案文献编纂利用思想,剖析宋人在利用档案编史修志过程中的史料采择观、鉴辨观等;第七部分是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历史影响和现实价值,尝试在中国古代档案思想史的长河中把握宋代档案思想的独特性。宋代上承汉唐,旁及辽金元,下启元明清,其档案思想的繁荣既是对前人档案工作经验和认识的总结与继承,更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切合王朝统治和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所产生的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创新思考,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是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
二、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历史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历史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范围、概念界定 |
| (一)时空范围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二)1949年后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六、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确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思想条件 |
| 一、历史根源:古物遗迹的审美教化功用 |
| 二、外因刺激:西方博物馆审美思想启发 |
| 三、引荐媒介:近代学者的博物馆译介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救亡图存运动决定文化使命 |
| 二、社会教育环境决定功能选择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的确立经过 |
| 一、民众教育运动助推博物馆转型 |
| 二、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正式确立 |
| 三、民众教育馆附属博物馆的涌现 |
|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社会美育的方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发挥美育功能的实体依靠 |
| 一、馆舍建筑的美感化育作用 |
| 二、艺术收藏的物化资源整合 |
| 三、展览陈列的直观启发性能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规范与实施方法 |
| 一、技能教授与精神渗透:公共美术宣教与活动 |
| 二、内质整改与外延交流:艺术团体创立与合作 |
| 三、人才资源与文化担当:人员素质与人事聘用 |
| 第三章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方向的扭转 |
| 一、艺术教育工作地位提升 |
| 二、充当特殊艺术抗战力量 |
| 第二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事业进展及成果 |
| 一、持续并恢复展览与宣教 |
| 二、促进大众美术全面推广 |
| 三、转型成为专业艺术机构 |
| 四、协助延续博物馆的工作 |
| 第三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 |
| 一、加快美术的大众化步伐 |
| 二、平衡艺术教育资源配置 |
| 三、统一思想淡化门户之见 |
| 四、文化保护提振爱国情绪 |
| 五、充实艺术的社会性内涵 |
|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异同对比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美育工作的共性 |
| 一、功能定位有一致性 |
| 二、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不同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特点 |
| 一、基层性 |
| 二、指导性 |
| 三、实用性 |
| 四、多样性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特点的主要成因分析 |
| 一、坚持下层民众为本的教育方向 |
| 二、政府制定规章强化制度管理 |
| 三、定位任务决定艺术事业走向 |
| 四、迥异地域政治文化基础影响 |
| 第四节 民众教育馆相较于专业美术馆的优势所在 |
| 一、突出艺术教育的地域性特色 |
| 二、提高艺术教育全民化覆盖率 |
| 三、强化艺术与其他部门协同性 |
|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本土美术教育现代性探索 |
| 一、社会美育向现代化转型 |
| 二、社会美育向正规化迈进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本体论意义 |
| 一、公共收藏积累与国家文化形象树立 |
| 二、教育功能居首与博物馆美育常态化 |
| 三、敞开平民参与大门让美育走入基层 |
| 四、现代公共文化场馆功能与建制铺垫 |
| 第六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事业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进步性 |
| 一、构建地方艺术图景推动本土文化进程 |
| 二、认清社会历史责任应对阶段冲突挑战 |
| 三、协同利用内外资源争取最优社教效益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局限性 |
| 一、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问题的表现 |
| 二、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干扰因素 |
| 结论 |
| 附录 民国时期国内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相关艺术活动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沈括的档案文献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课题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北宋时期档案工作发展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北宋时期档案工作发展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北宋时期档案工作发展的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北宋时期档案工作发展的文化背景 |
| 第四节 北宋时期档案工作发展的思想背景 |
| 第二章 沈括档案文献思想的发端及其渊源 |
| 第一节 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为官历程 |
| 第三节 参与变法 |
| 第三章 沈括的文档工作与档案文献思想的构成 |
| 第一节 沈括的档案文献收集工作及思想 |
| 第二节 沈括的档案文献整理工作及思想 |
| 第三节 沈括的档案文献鉴定工作及思想 |
| 第四节 沈括的档案文献保管工作及思想 |
| 第五节 沈括的档案文献利用工作及思想 |
| 第六节 沈括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及思想 |
| 第四章 沈括档案文献思想的特色 |
| 第一节 沈括的档案文献思想与宋代档案思想的共性 |
| 第二节 沈括的档案文献思想有别于宋代档案思想的特性 |
| 第五章 沈括档案文献思想的价值和缺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旨趣 |
|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史料概述 |
| 第一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动机研究 |
| 第一节 从塔什干到喀什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的“学者”身份 |
| 第三节 俄国学术组织的指令 |
| 一、时代背景 |
| 二、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科学院联系的建立 |
| 三、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考古协会的“合作” |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皇家地理协会的协助 |
| 五、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委员会的联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彼得罗夫斯基的新疆考察活动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及其周边古迹的考察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对三仙洞石窟的考察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古城的定义及“鸽子窝”废墟的考察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汗诺依古城遗址的考察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库车、库尔勒收获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和莎车发现的古币及研究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在库车的发现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在库尔勒等地的发现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币及文物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AI写作本 |
| 小结 |
| 第三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探险队的协助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协助 |
| 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具有地理考察和军事探察双重特性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地理考察的协助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政治探察的情报协助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协助 |
| 一、探险目的 |
| 二、探险经费来源 |
| 三、非法入境 |
| 四、彼得罗夫斯基的处理方式和结果 |
| 五、结语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及评价 |
| 一、格罗姆切夫斯基——英俄大角逐的重要参与者 |
| 二、格罗姆切夫斯基访问坎巨提的过程及结果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 |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三次亚洲考察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欧洲探险家的协助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和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死因的追查 |
| 一、杜特雷依探险队的新疆考察 |
| 二、各国政府和探险家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调查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追查 |
| 四、彼得罗夫斯基为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树碑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协助及评价 |
| 一、与彼得罗夫斯基的初次见面 |
| 二、1894-1902 年间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的多次协助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评价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坦因的协助 |
| 小结 |
| 第五章 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学者关于新疆考察的讨论 |
| 第一节 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的指导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罗曾交往的建立——新疆古AI写作本和文物流失的开始 |
| 二、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喀什周边考察的指导 |
| 三、罗曾与彼得罗夫斯基里应外合应对英俄考古竞争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与奥登堡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 一、奥登堡——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佛学研究集大成者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寄给奥登堡的新疆收集品及二人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 三、关于库车考察方案的探讨 |
| 四、关于俄国委员会新疆考察方案的探讨 |
| 五、结语 |
| 第三节 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 一、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 二、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梵语文献的研究 |
| 三、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代手稿的语言鉴定 |
| 四、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佛教手稿的确定及研究 |
| 五、未完待续工作 |
| 小结 |
| 第六章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英俄考古之争 |
| 第一节 英俄在新疆的考古之争——以彼得罗夫斯基书信为中心 |
| 一、国家为支撑的考古竞争 |
| 二、保尔获得库车梵文写本——英俄古文书竞争的催化剂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和马继业的古文书收集 |
| 四、英俄对中国新疆古文书的研究 |
| 五、影响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伊斯拉姆·阿訇伪造“未知文字”古文书再考 |
| 一、伪造古文书的出现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 三、斯坦因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 四、结论 |
| 小结 |
| 第七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特点、影响及其手稿收集品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新疆考察活动的特点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影响 |
| 一、打开了欧洲探险家新疆研究的大门 |
| 二、开启了俄国探险家新疆探险的新纪元 |
| 三、掀起了俄国外交官员收集新疆古文书的热潮 |
| 四、造成了我国珍贵文书文物的大量外流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手稿收集品的价值 |
| 一、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佛教手稿 |
| 二、其他未知语言古代手稿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中文参考文献 |
| 外文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4）生态哲学视阈下中国档案文化生态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数据资料来源与检索式设置 |
| (二)基于各检索字段的数据分析 |
| (三)基于文献内容特征聚类分析 |
| (四)档案文化研究的结构性矛盾 |
| 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视角:生态哲学与档案文化生态理论的本体阐释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生态哲学理论思想的演进轨迹梳理 |
| 一、“生态(Ecology)”一词的中外词源 |
| 二、“生态学”的出现及其研究衍变 |
| 三、“生态哲学”的概念及其三大灵魂 |
| 第二节 理论推导:档案文化生态概念体系的理论推导 |
| 一、“文化”的内涵外延及其三大基本层次 |
| 二、“文化生态”的内部特征及其三项构成要素 |
| 三、“档案文化生态”的创造提出及其三种研究视野 |
| 第三节 理论切入:结构主义学术研究视角下模式内涵 |
| 一、“结构主义”与还原主义学术研究方法 |
| 二、“模式”在结构主义学术研究中的规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历时视角:中国档案文化生态发展模式演进的历史梳理 |
| 第一节 夏朝-春秋时期(约前 2070 年-前476 年)档案文化生态 |
| 一、存在模式 |
| 二、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
| 第二节 战国-魏晋南北朝(公元前476 年-581 年)档案文化生态 |
| 一、存在模式 |
| 二、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
| 第三节 隋唐-宋辽金时期(公元581 年—1271 年)档案文化生态 |
| 一、存在模式 |
| 二、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
| 第四节 元朝-明清时期(公元1271 年—1912 年)档案文化生态 |
| 一、存在模式 |
| 二、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
| 第五节 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 年——1949 年)档案文化生态 |
| 一、存在模式 |
| 二、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时视角:中国档案文化生态存在形态的立方体模型 |
| 第一节 微观要素层(α):档案文化生态存在形态的九大要素 |
| 一、档案实体文化生态线(A)下的主体、客体、环境要素 |
| 二、档案制度文化生态线(B)下的主体、客体、环境要素 |
| 三、档案观念文化生态线(C)下的主体、客体、环境要素 |
| 第二节 中观关系层(β):档案文化生态构成要素的六种关系 |
| 一、“实体·制度·观念”三要素的扇形相关性 |
| 二、“主体·客体·环境”三要素的环状相关性 |
| 第三节 宏观系统层(γ):档案文化生态系统内部的三种运动 |
| 一、档案文化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
| 二、档案文化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
| 三、档案文化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发展视角:生态哲学指导下中国档案文化生态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生态主体维度的发展路径 |
| 一、实体主体:改善基层档案管理人员学历结构业务水平 |
| 二、制度主体:建立立法主体制定修改补充废止动态机制 |
| 三、观念主体:实现档案学者科研成果转化服务社会公众 |
| 第二节 生态客体维度的发展路径 |
| 一、实体客体:确保档案实体生态安全、拓展档案信息开放利用 |
| 二、制度客体:整合档案局馆生态结构、建立档案法治运行体系 |
| 三、观念客体:推动档案学术生态发展、构建档案核心价值观念 |
| 第三节 生态环境维度的发展路径 |
| 一、实体环境:完善以资本、技术、实物为核心的物质环境 |
| 二、制度环境:调节以政策、机构、法律为核心的规范环境 |
| 三、观念环境:营造以学术、意识、观念为核心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术语索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5）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6）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俄国学界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人生与学术经历 |
| 第一章 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与西方 |
| 一、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与俄国的“反应” |
| 二、彼得·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西方派的先声 |
| 三、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
| 四、西欧史学传统与俄国史学研究交叠 |
| 第二章 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观解析 |
| 一、地理环境:俄国历史起源的“长时段” |
| 二、东西交融:俄国历史发展的宗教认同 |
| 三、国家形成:俄国文明发展的现代趋向 |
| 四、东方与西方关系问题:从“以欧化俄”到“以俄化欧” |
| 第三章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谢·米·索洛维约夫 |
| 一、对话与争鸣:与阿克萨科夫兄弟东西方观念的比较 |
| 二、延续与发展:与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国家观念的比较 |
| 三、继承与偏离:与鲍·尼·米留科夫国家观念的比较 |
| 四、超越与融合:与弗·谢·索洛维约夫俄国史观的比较 |
| 第四章 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史学史影响与价值 |
| 一、19世纪俄国“历史学的世纪”概况 |
| 二、《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史料学分析与历史书写的规范化 |
| 三、谢·米·索洛维约夫与俄国国家学派的建构与传承 |
| 四、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
| 结语 时代、史家与史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9）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价值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识: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解释与基础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文化解释 |
| 一、西法中源 |
| 二、中体西用 |
| 三、博采西学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制度准备 |
| 一、警察制度建立 |
| 二、检察官侦查权的创设 |
| 三、刑事证据制度的法律探索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传播的教育基础 |
| 一、留学制度 |
| 二、警察学校与司法传习所 |
| 三、翻译学术着作、创办警务杂志 |
| 第二章 萌芽:指纹证据技术的滥觞与早期实践 |
| 第一节 中华文明或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指纹印痕的文明地区之一 |
| 二、中华文明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三、中国古代手印证据应用的特征与局限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科学发展起源于西方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科学基础 |
| 二、指纹证据技术的诞生与应用 |
| 第三节 西方指纹证据技术的传入与实践 |
| 一、近代报刊的报道 |
| 二、租界等地的实践 |
| 第三章 发展:指纹证据技术的学习与应用考据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曲折前页 |
| 一、拷讯技术的存废之争 |
| 二、学习催眠术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播途径 |
| 一、发明者亲授 |
| 二、官方办学 |
| 三、遣员学租界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国内与国际交流 |
| 六、个人研究传播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实践情况 |
| 一、司法行政部门 |
| 二、警察部门 |
| 三、刑事案例考察 |
| 四、指纹证据技术实践的问题 |
| 第四章 分歧:指纹证据技术的标准之争 |
| 第一节 争议基础——各地实践差异 |
| 一、标准不同实践受阻 |
| 二、各地实践统计情况 |
| 第二节 争议焦点——技术标准之差 |
| 一、亨利制指纹分析法 |
| 二、武塞蒂赫制指纹分析法 |
| 三、汉堡式指纹分析法 |
| 四、爱蒙培尔制指纹分析法 |
| 五、中华式指纹分析法 |
| 六、几种分析方法的评述 |
| 第三节 争议背后——学说派系之争 |
| 一、师承关系与学源背景 |
| 二、人事关系 |
| 三、着说情况 |
| 四、地域差异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统一之努力 |
| 一、技术标准的选择 |
| 二、技术统一计划 |
| 三、形式上的仓促统一 |
| 第五章 反思: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镜鉴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特征与启示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特点 |
| 二、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问题与文化因素 |
| 三、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其它因素 |
| 四、民国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承与培育方式 |
| 一、学术研究规范对技术传承的影响 |
| 二、技术培育方式的问题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检警关系 |
| 一、检警指纹证据技术的并行发展 |
| 二、技术分歧下侦查权的扩张与异化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科学与司法关系 |
| 一、证据科学于司法的价值 |
| 二、证据科学于司法的局限性 |
| 三、司法于证据科学的采信 |
| 参考文献 |
| 译名索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两宋时期档案事业史研究综述 |
| 1.2.2 两宋时期档案组织管理思想研究 |
| 1.2.3 两宋时期档案实体管理思想研究 |
| 1.2.4 两宋时期档案开发利用思想研究 |
| 1.3 主要概念 |
| 1.3.1 “档案事业史”与“档案思想史” |
| 1.3.2 “档案观念”与“档案思想”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诠释历史史实,重现思想世界 |
| 1.5.2 回归历史智慧,面向现实问题 |
| 第二章 两宋时期档案工作的发展及档案思想表征 |
| 2.1 两宋时期档案工作的社会环境 |
| 2.1.1 高度中央集权和偃武修文的政治宗旨 |
| 2.1.2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渗透 |
| 2.1.3 格物致知思潮下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 |
| 2.1.4 理学的形成和市民文化的繁荣 |
| 2.2 两宋时期档案工作的发展 |
| 2.2.1 宋王朝初期文档工作制度的继承与确立 |
| 2.2.2 真宗至仁宗时期档案管理方法的创新与完善 |
| 2.2.3 两宋更替时期档案管理秩序的倾覆与重建 |
| 2.3 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的表征 |
| 2.3.1 架阁库及千文架阁法 |
| 2.3.2 《庆元条法事类·文书门》 |
| 2.3.3 四大《类书》的编纂 |
| 2.3.4 《资治通鉴》及《续资治通鉴长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两宋时期的档案价值观念 |
| 3.1 两宋时期档案价值认识的前提 |
| 3.2 资治价值 |
| 3.2.1 “为治之法,图籍为本” |
| 3.2.2 “治事之本末”,“备案之凭证” |
| 3.2.3 “立则垂范”,“役使群臣”之工具 |
| 3.3 治史价值 |
| 3.3.1 史源于档,“相须而成,其归于一揆” |
| 3.3.2 档案为“当时之简”,为可信之史料 |
| 3.3.3 档存于史,“着为一书,谓可传久” |
| 3.4 文教价值 |
| 3.4.1 经史乃“教学、授徒”之根本 |
| 3.4.2 以史为文,以文记史 |
| 3.4.3 “勾栏讲史”之范本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两宋时期档案组织管理思想 |
| 4.1 两宋时期档案机构沿革发展 |
| 4.2 “帝王御制”保藏应尽“尊君之义” |
| 4.2.1 要求“帝王御制”应“专贮永藏” |
| 4.2.2 “每帝各为一阁”,以“足昭敬谨” |
| 4.2.3 主张诏敕“并藏敕书楼”,“以尊皇权” |
| 4.3 架阁库为“专掌帐籍之所”,以谨其藏 |
| 4.3.1 “古者以来,图籍为重,是官之建,实谨是藏” |
| 4.3.2 强调“架阁库掌诸藏帐籍文案”,备“遗逸” |
| 4.3.3 主张“置官”专管“六曹架阁文字”,防漫欺 |
| 4.4 馆阁为“典籍之府”,“藏修之地” |
| 4.4.1 简册之府,“藏国史典章” |
| 4.4.2 蓄图籍,养器业,“以待顾问” |
| 4.4.3 寂寞之滨,清望之人,正宜“藏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两宋时期档案实体管理思想 |
| 5.1 两宋时期档案管理工作发展及动因 |
| 5.2 强调档案应集中“敛藏收贮”,“检防散逸” |
| 5.2.1 要求“天下图籍尽归三馆” |
| 5.2.2 要求“天下文书、案牍尽委之金耀” |
| 5.2.3 要求档案史料“诸司录送”,“以备撰述” |
| 5.3 重视档案“编次”,“次比整齐” |
| 5.3.1 主张“分房架阁”,“逐案异架” |
| 5.3.2 主张“以岁月为次,千文立号”,“一索而或” |
| 5.3.3 主张“区别门目”,“以备论次” |
| 5.4 重视“检简公案”,绝“积滞之弊” |
| 5.4.1 “文书之繁,徒事勾稽,或匪切须,并从简并” |
| 5.4.2 案牍之法,应“执简以御繁” |
| 5.4.3 主张“架阁公案,以时检简” |
| 5.5 文书簿籍“所贵谨密”,“无容漏泄” |
| 5.5.1 强调“机密要切文字实封入递” |
| 5.5.2 要求“重害文书别库架阁” |
| 5.5.3 严令“时政、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两宋时期档案编纂利用思想 |
| 6.1 两宋时期档案编纂利用的发展 |
| 6.2 “广摭博采”,择善而从 |
| 6.2.1 “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 |
| 6.2.2 不避佛道,兼容并包 |
| 6.2.3 择善而从,兼收并蓄 |
| 6.2.4 “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 |
| 6.3 精审考订,“不废义理” |
| 6.3.1 “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自见 |
| 6.3.2 “参考群书,评其异同” |
| 6.3.3 考据精确,义理并重 |
| 6.3.4 提倡“信碑而不泥碑”的辩证观 |
| 6.4 述而不作,据实直书 |
| 6.4.1 强调“述而不作,忠于原文” |
| 6.4.2 阙疑求实,据实直书 |
| 6.4.3 主张“文、注分离”,保持文献原貌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影响 |
| 7.1 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的独特性 |
| 7.1.1 士人阶层与社会档案意识的萌生 |
| 7.1.2 理学诞生与档案思想世界的深化 |
| 7.1.3 史学思想与档案编纂思想的共生 |
| 7.1.4 文书管理与档案管理思想的缠融 |
| 7.2 元明清时期对宋代档案思想的承袭 |
| 7.2.1 档案集中管理思想的强化 |
| 7.2.2 档案分类管理思想的发展 |
| 7.2.3 经世致用编纂思想的承袭 |
| 7.3 宋代档案思想对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价值发挥 |
| 7.3.1 深邃丰富档案思想是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7.3.2 繁荣的档案编纂是凝结和传承宋代历史的重要载体 |
| 7.3.3 批判继承宋代档案文化是构建当代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历史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沈括的档案文献思想研究[D]. 高雪华. 山东大学, 2021
- [3]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D]. 郑丽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4]生态哲学视阈下中国档案文化生态发展模式研究[D]. 唐启.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6]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7]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D]. 郭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9]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D]. 胡裕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两宋时期档案思想研究[D]. 万恩德. 上海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