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玛窦儒家观点的特点

一、论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魏京翔^[1]（2021）在《闵明我及其着述研究 ——以《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为中心》文中指出

林孝斌^[2]（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李丹^[3]（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李伟荣^[4]（2020）在《域外《论语》传》文中提出文化传播是文化随时空变换而产生的扩散和迁移现象。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跨地域的传播上,便涉及民族间在共享文化资源中对原有文化的多元阐释,各种文化元素本身遇到合适的因子也会得以重新创造。从文化传播到认识文化,到后来接受、整理和重组文化,再到认同自身在文化活动中的存在并成为其中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环扣一环的文化接受过程随着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而一一展开,一方面要维持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特传统,另一方面则要在文化接受过程中寻求自身文化在传承中的属性和特质,并追求完善自身文化可再拓展的空间。[1]

张西平^[5]（2020）在《利玛窦儒学观的困境与张力》文中提出从记载文本来看,利玛窦从自身对宗教的体会出发,曾经把儒家列为中国的三种宗教之一。随着利玛窦本人对儒家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利玛窦做出了儒家非宗教的判断,这种判断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较大的关注,但是从一个较长范围来说,仍然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利玛窦敏锐地认识到儒学发展的阶段性,肯定"先儒",批判"后儒",但是没有看到中国儒学发展的连续系,也没有看到中国儒学发展断裂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利玛窦儒学观的内在张力。

杨雪樱^[6]（2019）在《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的家庭伦理观及其散文艺术》文中指出16世纪末,随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踏进中国的土地,天主教开启了在华传教的历史进程。通过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慢慢探索出“书籍传教”的策略,并写下了大量汉文书籍以传播天主的福音。《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最着名的中文教理书籍,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利玛窦为了更好地传教而对天主教的家庭伦理观进行了改造。在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利玛窦的家庭伦理观的三个方面:第一,在亲子之伦方面,他认为子女应当孝敬父母,但与儒家重孝轻慈的父子观不同,利玛窦亲子观中的父子关系是平等友爱关系。第二,在婚姻问题上,利玛窦坚持一夫一妻制并认为不婚优于成婚;第三,在祭祀问题上,他认为中国人的祭祀活动证明了灵魂的存在,但同时祭祀是一种礼仪而非偶像崇拜。在第二章,从神学渊源、耶稣会的婚姻政策以及利玛窦本人对儒家思想的处理方法三个方面分析利玛窦家庭伦理观产生的原因。其中,契约论和上帝至上论是最主要的神学渊源,而源自《圣经》启示和禁欲主义传统的单偶制婚姻政策和独身主义则影响了他的婚姻观,而对天主教义进行儒学化的处理的策略也是他的家庭伦理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第三章,重点介绍了利玛窦的家庭伦理观的接受状况。一方面,利玛窦的家庭伦理观从客观上传播了天主教的某些先进理念比如人人平等等,但同时也招致了大批反教人士的猛烈批评。与此同时,他对祭祀看法,创造了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平台,但也引发了耶稣会内部乃至教会各修道会之间关于宗教纯洁性的论争。本文的第四章,重点分析《天主实义》的散文艺术。在艺术手法方面,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家庭伦理观,利玛窦采用了对话式的行文方式、讲故事的言道方式以及大量援经引典的论证方法。在余论部分,则从文化交流中双方文化的一致性、文化宽容以及文化本土化程度三个方面探讨利玛窦这种儒学化的家庭伦理观对今天文化交流的启发意义。

张萍^[7]（2018）在《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译者翻译思想是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所渗透出的理念与认识,也就是译者对作者、原文、译者本人、译文、读者、以及社会、宗教、文化的看法,蕴含于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等诸多翻译要素之中。翻译思想一旦产生,译者便会形成独有的翻译模式。在古今中外翻译史上,大凡杰出的翻译家皆有独特的翻译思想,如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功能对等”,等等。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因传教而走上了中国典籍的翻译之路,又因翻译事业的成功完成了从传教士到杰出汉学家的完美蜕变。他所接受的语言学习与翻译训练不仅深受西方理论影响,同时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融化。因而,理雅各的翻译思想较其他译者更加独具匠心,并兼具东西特色。理雅各翻译思想从宏观上可以归结为“忠、厚、逆、释”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又可细分为“以儒宣教、耶儒融合、探赜索隐、义丰厚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分工合作、以经释经”等微观翻译思想。本研究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解读理雅各的翻译思想。（一）忠。“忠”字在理雅各翻译思想中表现为两层涵义:一是对基督教的忠诚。理雅各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自觉用基督教教义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并竭尽所能,极力用基督教观点去诠释、翻译中国典籍,即“借儒宣教”;二是对儒家文化的忠实。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既有字斟句酌的反复思索,也有深入实地的文化探访,以求尽可能地再现原文原意,展现原文背景。在从事典籍翻译过程中,理雅各的儒学观、文化观、宗教观皆发生改变,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并非对立敌视,而需对话融合,即“耶儒融合”。（二）厚。“厚”字代表深沉丰厚之意,主要在“义丰厚重”的厚重译法和“探赜索隐”的索隐译法得以体现。厚重译法指通过添加前言、序论、大量脚注及附录索引等方式来进行翻译,将读者置身于原语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之中,旨在再现原文丰厚语境,以传递原作思想精髓,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作品。索隐译法主要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去寻找彼此的“形似”。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一直坚持不懈寻找并阐述与上帝相关的信息,以证明汉语中的‘上天’即为基督教的‘God’。（三）逆。“逆”字代表推测把握之意,主要体现在理雅各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翻译原则中。“知人论世”原本是孟子解读文本的方法和原则。熟读中国经书的理雅各认为,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典籍作品的思想内容。“以意逆志”是孟子用作儒家解经的原则,却被理雅各用为翻译中国古典文献时的原则。为了表达对此原则始终如一的尊重,他将所译的《中国经典》所有卷数开篇皆印上了这句话。（四）释。“释”字代表翻译诠释之意。理雅各主要通过“分工合作”的翻译行为模式和“以经释经”的翻译实践模式来加以体现。《中国经典》是理雅各几十年研究汉学的结晶,也是他与中国19世纪中期学者王韬、何进善、黄胜等人合作的成果。除了依据中国学者的协助,理雅各还以考据训诂为根基,参酌中国经学诸家见解,力求严谨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文字中的客观内容,从而在知识层面上达到了当时西方译者所能达到的最具科学性的阐译。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阅读、交叉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分析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译本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阐述,也有微观的翻译分析,力求从不同角度,系统、客观地反映理雅各的翻译思想。本文作者认为,理雅各宏观翻译思想——“忠、厚、逆、释”四个字分别代表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对理雅各翻译思想价值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并恰当评价其译文。正是由于牢牢恪守其翻译思想,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两大系列译作才深受世人青睐,历尽时间磨砺,依然无人能及。理雅各的典籍翻译实践为后来的中国典籍翻译树立了标杆,其翻译思想更是为后来对典籍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等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刘鑫燕^[8]（2018）在《徐光启的“天学”观》文中认为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是晚明着名的儒家士大夫、天主教徒、科学家。他生活的晚明社会党争严重、道德沦丧,更有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徐光启的“天学”观建立在他重塑晚明社会道德、发展国计民生这两大理想之上。徐光启立足传统思想,批判了具有明显人文理性特征的儒家传统天道观在教化人心上的不足,转向于寻求一个外在于人的道德评判主体,一个超验的外在主宰,建立“天学”观形上层面的道德伦理体系;对佛教劝世功能的失效进行了批判,使其尝试转向其他宗教文化,寻求儒家道德教化功能不足的补充;对佛教由“虚无”转向“遁世”、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批判,奠定了其“天学”观经世致用的特点,他转而寻求一个不仅能够建立形上层面的道德伦理体系,教化人心的外在超验主宰,而且能够指导形下“器”世界,帮助人们生产、生活的主宰。徐光启通过会通耶儒找到了天主教,立足于传统思想不足,“补儒易佛”,他通过外在超验的“上帝”以及天主教戒律建立了“天学”观在形上层面的道德伦理体系,天主教肯定世俗生活,通过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徐光启建立了“天学”观在形下层面的体系,即“天学”观在实践层面的表现—会通中西的科学思想。其科学思想也贯穿经世致用精神,其中天文学研究是“天学”观在实践层面的自然展现,服务天文研究的数学方法成为众多研究领域的基础方法,徐光启的“天学”观以经世致用为特点,始终以指导现实人生为宗旨,所以他又将天文学知识、数学方法运用到最贴近百姓生产、生活的农学研究当中,形成“天学”观在实践层面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指导体系。徐光启的“天学”观,将“道”与“器”结合,以实现其心中的儒家理想社会。本文拟从五个层面进行研究。其一,对徐光启的“天学”观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其二,介绍晚明的的社会和思想现状,这是“天学”观形成的社会基础;其三,介绍徐光启的“天学”观理论旨趣,这是徐光启寻求耶儒会通,建立“道器合一”天学观的理论基础;其四,介绍通过会通耶儒,“天学”观在形上层面建立的思想道德体系;其五,介绍徐光启“天学”观在实践层面的科学思想。

赵晓阳^[9]（2017）在《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文中提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是经济,而是宗教。基督宗教四次来华,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也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深入的交流。本文从五个方面,即基督宗教与儒学、基督宗教与佛教、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基督宗教与民间宗教、基督宗教与道教之间的冲突和交流,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回顾和综述,说明宗教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了解是何等重要。

林风^[10]（2017）在《生生之谓易：哲学诠释学视域下西方《易经》译介研究》文中指出《易经》在西方传播与翻译已有四百年之久,此间,西方学者对《易经》的看法和态度呈现出多样性,也经历了诸多的变化,对《易经》的诠释和翻译自然迥然相异。本文基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考察研究了《易经》在西方译介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诠释学派:索隐派、语境批评派以及易经哲学派,将《易经》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分析这些流派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成果,观察与分析由思维定势、文化基因、宗教信仰与知识模块而生成的观点,缕清这些元素与翻译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对翻译至深且巨的支配作用。经典的意义并不是现成的、自明或恒常的存在,它需要不同时代的诠释者与之不断地互动、“对话”,意义便在“对话”之中得以塑造与重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使得其在每一个时代都富有当下意义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也正是《易经》“生生之谓易”的内涵之所在:生生不息,革故鼎新,变化前进不已。这就是“易”的精神。文章的学术价值与贡献在于缕清了西方学者译介《易经》的三大学派学理的来龙去脉。其一、文章以事实与文本展示索隐派如何在《易经》中寻找天主教信仰的印记和神圣启示,如何以此证明中国儒经与天主教思想的一致性,揭秘这种索隐手法与宗教前见、明清政治、文化内核、天主教教廷教义和教会理念等因素的内在关系。文章避开简单粗暴的态度,平心肯定索隐派为文化理解和沟通所做出的努力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其二、文章阐明了语境批评派将《易经》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点而加以阐释的译介手法。该流派对《易经》去神圣化,还原其策书本色,展现其中所描绘的原始社会风貌,文章提出这种诠释倾向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激荡息息相关,指出此乃古史辨派“疑古辨伪”思想烛照之下特定时代精神的投射。其三、易经哲学派代表卫礼贤从对立统一、艺术精神以及变化与持恒等方面淋漓尽致地阐发了《易经》哲理,文章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揭示卫礼贤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希望从古老的东方汲取智慧之泉,从精神上挽救欧洲社会的文化和精神危机,他对《易经》的译介是以时代和社会现实为直接动力的,是时代性问题视域当下性的筹划,是理解中应用因素的展现。同时,本文揭示的是西方人眼中的《易经》,是从微观的视角看清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典籍的译介和中国元素的有效输出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根据哲学诠释学,在文本理解的过程中,理解的新旧客体会形成互动的关系,文章的理论创新在于从翻译的角度为这种互动关系强调了循环性,译者带着旧观念翻译时,旧观点影响了翻译,而翻译久了,译者形成了新的认知内容,融入并构成理解者新的前见;此后,这种新的前见会反过来对旧的理解客体进行渗透和意义上的改造,由此影响了其自身文化大背景并在自己原来所在地引发了新思想,乃至新思潮。本文的重要发现即在《易经》译介的案例中找到了这种循环关系的证据。

二、论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3）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利玛窦儒学观的困境与张力（论文提纲范文）

（6）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的家庭伦理观及其散文艺术（论文提纲范文）

（7）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徐光启的“天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9）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0）生生之谓易：哲学诠释学视域下西方《易经》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闵明我及其着述研究 ——以《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为中心[D]. 魏京翔.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3]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4]域外《论语》传[J]. 李伟荣. 传记文学, 2020(06)
• [5]利玛窦儒学观的困境与张力[J]. 张西平.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0(01)
• [6]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的家庭伦理观及其散文艺术[D]. 杨雪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9(03)
• [7]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D]. 张萍. 苏州大学, 2018(12)
• [8]徐光启的“天学”观[D]. 刘鑫燕. 中国计量大学, 2018(02)
• [9]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J]. 赵晓阳. 民国研究, 2017(02)
• [10]生生之谓易：哲学诠释学视域下西方《易经》译介研究[D]. 林风.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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