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文》中古代农牧渔猎文化钩沉——《说文》汉字民俗文化溯源研究之二(论文文献综述)
汪瑞霞[1](2020)在《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文中提出城镇化背景下江南村镇景观出现趋同化、表象化和空心化等异化现象,催生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集体“乡愁”。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设计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的研究对象聚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以期通过基于文化记忆的景观情境重构,将全民普遍存在的乡愁情感凝聚成促进当代村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驱力,来处理好村镇保护与乡建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意义深远。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综合运用了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建筑类型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从社会维度、时间维度、媒介维度、功能维度这四个层面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性研究框架。首先,社会维度,阐释了乡愁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强调当代江南村镇空间文化记忆建构的社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价值取向,分析了文化记忆与景观设计之间融合共生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的系统框架。其次,时空维度,深层研究水岸共生的自然环境、集社合一的经济社会和诗性融通的文化观念等多元要素对传统江南村镇景观形态生成的影响,从空间形态的视觉思维转向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的特殊语境和地域性规律。再次,媒介维度,研究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之间的设计转化方式,选择、分解和提取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符号要素,组建一个具有地域感知的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系统,凝练具有江南文脉精神内核的延续性和凝聚性结构。最后,功能维度,阐述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融合共生”的内在逻辑,以文化记忆为导向,针对生态型景观、生产型景观和生活型景观三大类型空间,提出指定类比式、象征隐喻式、语境约定式等多元融合的情境重构互通方式,完成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体系的建构。江南村镇空间的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融合共生”,这既是记忆建构的价值目标,又是一套具有生成性和未来指向性的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对当前江南乃至全国的村镇建设具有一定的学理支撑和实践参照价值。
彭兆荣[2](2019)在《“器二不匮”——中国传统农具文化的人类学透视》文中研究说明在传统的中华农耕文明历史进程中,农具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次农具的革命和革新,都会带动农业的发展甚至革命,因为农具的革新能够直接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中国传统的农具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经学家的注疏,使得农具的传袭承载着更深厚的文化负重。耒耜作为农具之始祖的意义也因此变得繁缛,不少内容早已超出了器具的范畴和边界,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对农具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农具史的视域。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对我国农具进行探讨,就教于专家、学者。
林玲[3](2019)在《炎帝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炎帝是史前时期的重要神话人物,秦汉之际与神农杂糅,享有“农业始祖”之称。先秦文献记载中,神农是农业文明发生时代的代表人物,而炎帝则是带有巫术宗教性质的火师,在汉代经过刘歆的附会以及后人的建构,炎帝与神农逐渐融为一人。在俗民信仰中,炎帝具有多重神格,是关系农业丰收、日常祸福的重要神只。甘肃仇池、山西上党、陕西宝鸡、河南伊川、湖南炎陵、湖北随州等地都广泛流传着炎帝的神话传说,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记忆。本文探讨了炎帝的神格性质、部族迁徙、民间信仰和当代展演,对所搜集的炎帝神话典籍文献与口头文本进行分类整理,并对学界尚存争议的问题予以厘清、分析。此外,笔者通过对山西、陕西、湖南三地炎帝文化的实地考察与比较,较为全面地展现出炎帝信仰的地域特色与炎帝文化的传承现状。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目的与意义、国内炎帝研究综述、本文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的界定四个方面。第二章,对炎帝神格性质的探析,主要是对炎帝原生神格“火神”、次生神格“农业神”、衍生神格“雨神”身份的论述。首先是对炎帝“火神”身份的分析,春秋时期《管子·轻重戊》《左传·昭公十七年》《国语·晋语四》等古籍皆言炎帝为火师。本小节通过梳理“五行说”与炎帝“火师”身份之间的文化渊源,重点探究炎帝如何在官方政治、民间信仰的推动下由“火师”逐渐被配为“南方之帝”,最终演变成“火神”的发展过程。其次在炎帝“农业神”神格一节中,对炎帝、神农二者身份如何被黏连予以分析梳理,认为后人推崇炎帝的重要原因在于“神农”赋予他的“农业神”身份。就炎帝农业功绩而言,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现谷种,教民耕种;二是始作耒耜,发展农业。再者是对炎帝“雨神”神格的讨论,该小节以现代语境下高平长畛村独特的“祈雨习俗——逼炎帝下雨”为例,深入挖掘当地求雨民俗仪式的宗教性、信仰的世俗性、方式的地方性等特征,展示出山西高平祈雨习俗中“暴尪求雨”“结神亲”等古俗遗存。第三章,炎帝部族迁徙的地望辨析,本章侧重于对炎帝部族活动地域的梳理。学界炎帝故里之争由来已久,对“神农、炎帝分属二人”之说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对其“故里”探究时又将二者相混,本文主张炎帝、神农既非同一人,也非同一部族,故对二者传承地的分析应该分而述之,不可混为一谈。第一节分别对炎帝、神农的传承地进行考证,从“姜”“羌”字形相近、姜水与羌水同源、姜炎部族与古羌族活动地域范围的重合、上古时期秦陇一带生态环境四个角度出发,得出炎帝所生之地——姜水,属于秦陇文化圈;后通过对“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以及“淇山”由“标志性地名”转化为“文化性地名”的分析,得出“神农部族活动范围应在太行之野”的结论。第二节以“常羊山”为切入点,认为炎帝族与神农族由于部族征战、自然灾害等原因,最终融为一个部族。炎帝沿袭神农之号,故称炎帝神农氏;并进一步探究古上党地区的“羊头山”与甘肃一带“常羊山”的关系,明确炎帝部族迁徙所带来的“常羊山”与“羊头山”的山名更替,认为现代意义的“常羊山”较之最初典籍中的“常羊山”,地理位置已经发生了改易。第三节首先对“陈”所在之地“宝鸡陈仓”与“河南淮阳”分别介绍,从炎帝部族战败迁徙与“陈、鲁二地的炎帝文化遗存”两方面入手,以证明炎帝部族在河南、山东一带也曾有过生产活动。第四节侧重于对炎帝“‘被’葬长沙”过程的梳理,主要分析了宋代、明代、清代三朝“炎帝葬于茶乡之尾说”的定型过程。第四章,炎帝信仰的地域比较。本章以山西上党、陕西宝鸡、湖南炎陵三地的炎帝信仰为研究对象,试图展现出不同地域炎帝信仰的特征,即“庙宇碑记中炎帝信仰的功能性”“口承文本与崇火尚红习俗中炎帝信仰的地方性”“官祭与血祭下炎帝信仰的多元性”。通过对三地炎帝信仰的考察与探究,勾勒梳理了山西上党地区明清碑刻所体现的炎帝信仰的社会规范性、民间宗族性、信仰多功能化等特征;陕西宝鸡地区口承文本、“崇火尚红”习俗与炎帝信仰的互动关系;湖南炎陵地区官祀(官祭)与民祀(血祭)、信仰的道统化、皇权力量等因素,对南方炎帝地域文化生成的促进作用。三地炎帝信仰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为衔接地方历史传统、承载俗民记忆的重要存在方式。第五章,当代炎帝神话与文化景观的互动。以山西高平炎帝陵为个案,重点论述在文化产业化思潮中炎帝神话传说的当代表述。第一节主要分析了当代炎帝形象的三个层面,即对其“人文始祖”身份的阐释、“民族精神象征符号”的宣扬以及民众对炎帝“俗神”身份的建构;通过典籍文献与民间口头文本的对读,分析在社会意识、国家话语的渗透下炎帝形象的生成与存在形态。第二节从神话文本、景观遗存、信仰仪式三个方面来探究炎帝神话与文化景观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景观拥有客观存在的自然属性和由人类生命活动体验而赋予它的文化属性。景观记忆的激活,往往需要依托神话传说、祭祀仪式等活态资源来实现。第三节则是针对炎帝陵文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山西高平炎帝文化呈现出既有地域特色又兼具全国性炎帝文化的共通特质,总体表现为文化上差异性的不断消解,趋同性的不断增强。炎帝神话传说产业化在资源利用方式上的模式化,对文化景观打造的平庸化,以及在生产性保护发展走向上的滞后,都大大削弱了炎帝文化的经济价值。因此,如何“讲好高平自己的炎帝故事”“打造炎帝文化品牌”“完善相应公共服务设施”是山西高平炎帝陵产业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注重活态资料的挖掘,试图通过对地方口头传说、庙宇碑刻、庙会活动、信仰习俗的分析,对炎帝神话传说的民间形态予以描述。每一部分力求以研究问题为切入点,或是对以往学术讨论的整理爬梳,或是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或是结合新发现的地方材料进行论述阐发。本文将炎帝文化置放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背景下考察,注重对炎帝文化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特定存活地域的探究,以期呈现出炎帝神话传说的地方历史传统与当代民众信仰现状。
郭佳[4](2019)在《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研究顾颉刚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历史与神话首次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碰撞,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掀起了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也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二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夏代神话传说的研究。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首先被杨宽继承并发展,从“层累说”到“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完成了整个上古帝系的神话学研究。其次,非古史辨派成员的丁山也继承和发扬了顾颉刚的神话研究理论,他的神话研究特点是将中国传统小学与西方语言学派的神话学理论方法结合,以此来研究上古历史、文学、宗教、民族。在顾颉刚之前,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传统中西方皆有,中国古代从尊孔卫道发展成疑古辨伪的学术传统,以清代的崔述与康有为的学说为甚,也对顾颉刚影响最大。而西方自传教士入华,试图调和中国编年体系以符合《圣经》编年体系,到西方汉学逐渐走向科学理性的学术化道路,并运用新兴学科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们在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启了历史学与神话学的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文明史带来了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全新认识,也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当时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史学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虽没有完成但对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都有所论述。史学界更多的是为新式学校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中夏曾佑首次将中国东周以上历史称为“传疑时代”,此后顾颉刚也是通过编纂历史教科书,直接发现了大禹的问题并形成了“层累说”的雏形。在顾颉刚之后,关于夏代的探索,史学界将希望从载记研究转向考古发掘,1926年李济在晋南挖下中国人的第一铲,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开启了夏墟的正式发掘。关于大禹的研究,由于作为夏代第一任帝王的大禹处于神话与历史最紧密的交界之处,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其他神话学者很少涉及。茅盾、程憬等只是在神话学概述或神话资料搜集和研究中提及,闻一多、孙作云等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探讨中国神话时对禹的神话传说稍有涉及。除绪论与余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的创新与思路,并对本文的论述因追溯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而超出近现代(1840年-1949年)这一时段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第一章“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分为两节,包括“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与“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第一节论述了崔述与康有为因尊孔卫道发展而来的疑古辨伪思想,他们代表了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中国传统。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顾颉刚影响巨大,激发了他致力于从事疑古辨伪工作,并为他能够大胆怀疑上古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论述了从神学发展到汉学的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西方理路。自17-18世纪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因传教需要对中国上古编年体系非常关注;18世纪由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变革、宗教权威的没落、政治权力的崛起,专门的大学机构与学者群体出现,其中汉学先驱在来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开启了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逐渐学术化;19-20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继续深入研究,并开始运用西方神话的概念以及神话学理论方法;20世纪初日本汉学起步并蓬勃发展,颇有超过西方汉学之势,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学派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及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与后来中国古史辨派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三者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学术内在理路的差异性,以及当时时代思潮的同一性。第二章“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分为三节,包括“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第一节首先反思了此前学者对于“神话”一词最初进入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其次指出了神话与神话学是通过西方与日本学者创作的文明史这一途径进入中国;再次简要概括了在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译介与创作新式中国通史及历史教科书的情况。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虽然他们的新式中国通史都没有完成,但其对上古历史和神话部分的论述,在其他文章着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第三节详细论述了夏曾佑、刘师培、顾颉刚为新式学校创作的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将东周以上的时期列为“传疑时代”,顾颉刚则在创作《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开始对禹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层累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引进和创作的同时,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并引发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第三章“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分为两节,包括“顾颉刚前提的大禹研究”与“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引发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最为轰动的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层累说”以及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包括古史辨运动之前顾颉刚的学术脉络,引发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的两篇重要文章与主要反驳学者的文章,以及学术界对顾颉刚的肯定与批评。此外,还分析了大禹研究以及“层累说”的中西渊源。第二节详细论述了顾颉刚之后继续进行的禹夏研究,1930年之后顾颉刚明确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主要关注战国秦汉史研究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夏史三论》,体现了其战国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即把夏代的文献记载看做东汉人的伪造;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鲧禹的传说》,也加入了其古代地理民族研究的成果,即将原来认为禹源于南方民族的观点改为禹源于西方戎族。另外,本节最后还专门分析了顾颉刚的夏代史观,有些学者误会顾颉刚是在晚期才承认夏代的存在,实际上他一直只是否定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而从来没有否定夏代的真实存在。第四章“’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分为三节,包括“’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第一节分析了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研究理论,包括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神话与民族的关系,即“古史辨”学派的理论方法是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来说明中国上古的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第二节详细论述了古史辨派成员杨宽的学术成果,他将顾颉刚的“层累说”发展为“神话演进分化说”,改进了顾颉刚学说中受晚清今文经学影响而出现的弊端,并采用了神话学的视角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第三节详细论述了非古史辨派成员,但其神话研究理论继承自“古史辨”神话学派的丁山的学术成果,与第二节相同,本节从“学术脉络”、“神话研究概述”、“禹夏研究”、“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探讨丁山的神话研究,特别是有关禹夏的神话传说研究。第五章“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分为两节,包括“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与“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第一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其奠基人物正是本来与顾颉刚、胡适等古史辨派引为同道,后来各自为营的傅斯年。现代考古学中有关夏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及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从那时开始,历史学界已经将认识夏代的希望从文献记载的研究转向二里头夏墟的考古发掘工作。第二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建立,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之外,中国现代神话学最中坚的力量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为武器的神话学者,但是由于大禹处在神话与历史紧密交汇的最重要位置,因此很少有其他神话学者专门从事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工作,其中闻一多、孙作云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涉及到了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最后,余论部分探讨顾颉刚及“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论方法在当下新的学说对“层累说”提出挑战,有关禹的青铜铭文、简帛文献不断出土,以及各种新兴的神话学说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可以修正和持续的空间。
孙柏林[5](2019)在《“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文中指出“老子”思想有其渊源,这是本文“老子思想探源”(先老学研究)之核心和旨趣。然进入其中的切入点和路径有许多,我们以“天人之和”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和思想特质作为视域,并综合中国传统语文学及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立足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材料等构成之文本,探讨了前老时代“天人之和”的四大主要表现形态及基本思想范畴体系:“德礼”体系、“法刑”体系、“方术”体系、“天道”体系;而“老子”之思想更多传承和发展了“天道”体系,同时批判和解构了“德礼”体系;最终结合《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我们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面对礼崩乐坏、民生凋敝之“乱世”的现实情境,“老子”以人间性的如何“为”(无为)为出发点,并确立了“道”为终极价值和思想根基等。本文欲试图达到“二点突破”(新领域、新视域),“三点创新”(方法、材料、观点)。“突破”:(1)“老子”研究领域的新拓展,本文以“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为核心来探寻“老子”思想之根源(先老学)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另如中希印之“天人观念”异同研究、前老时代“天人之和”形态体现的四种范畴系统(礼乐、方术、刑法、天道)等,均有一定理论新探索之倾向;(2)以“天人之和”和“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构成的局域性、立体性理论视域能较为全面、深入地探究“老子”思想之源流及当代价值。“创新”:(1)“方法”上,结合中国传统语文学方法(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和当代哲学研究方法(诠释学、语言分析、存在现象学等),以及跨学科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握“老子”思想;(2)“材料”上,“先老学”之突出特点首先在于其时间性,如本文使用的相关传世文献资料都曾考证其时代并说明,且不局限于文字材料,包含如星图、符号、器物、遗址等;(3)“观点”上,如中西印之文明开端时期均以“究天人之际”为核心,但由于“生存结构”之差异,最终导致古希腊探寻超越性本源的“人与自然之分”、古印度伦理与宗教性的“神我合一”,古中国因“制礼作乐”而形成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另如“老子”思想范畴体系的初步探索等。绪论部分为正式之研究之基础,其中界定了“前老时代”之时限,考订了相关引证传世文献之时代,综述了思想范畴体系、天人之和等研究之现有成果,并梳理了有关理论视域及研究方法等。以“天人之和”作为视域和切入点,而对“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是人类文明原初阶段的共性,而为何只有中国古代才形成了“天人之和”的独特特征?这是“第一章”之核心问题。具体我们首先通过中国与古希腊相比较,两者以农耕与海洋生存结构为区分,中国思想起源的“天人之和”与西方的哲学起源的“天人之分”;其次通过中国与印度文明的比较,同样的农耕生存结构,中国通过周代的制礼作乐而进入具有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而印度则延续了神话与宗教色彩而形成的“梵我合一”。在确立中国“天人之和”的思想范式与文化特征之后,“第二章”的重点在于“天人之和”在“前老时代”具体形成的四大大基本形态和思想范畴体系,其分别是作为“德礼”体系及其分化出的“法刑”体系,以及“方术”体系和从中衍生出的“天道”体系。此四大体系均是历史性建构生成的,包含了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核心范畴,天人关系范畴为其四者共通。“第三章”则讨论了“老子”思想与“天人之和”四大体系之亲密关联,结合《老子》文本,通过分析“老子”思想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所体现的思想特征,阐释“老子”与四大体系的关联。又通过《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及生命境界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以“为”作为核心,以“道”作为终极意义和思想根基,以“圣人”为理性人格等。最后我们在“结语”中交待了研究“先老学”的意义和价值,如其对“前二元对立”世界的可能探索,以及本文之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能拓展之方向。
袁晓光[6](2019)在《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综述》文中提出改革开放是《说文解字》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说文解字》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说文解字》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有利于全面了解和掌握这一段时期《说文解字》研究的水平和进程,认识这一段时间《说文解字》研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此外,对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成果的梳理也可为《说文解字》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文献和研究信息,有助于拓展研究思路与视野,从而推动今后《说文》学更加自觉、深入的发展,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地搜集了四十年来《说文解字》有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地梳理《说文解字》的研究成果,并归纳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的特点及不足。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十三个章节。第一部分包括一至三章,第一章说明四十年来对许慎其人的生平经历、哲学思想、学术思想及《说文·叙》的研究成果;第二章梳理四十年来对《说文解字》版本、校勘及注本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三章对四十年来从整体上研究《说文解字》的成果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四至七章是对《说文解字》本体的研究成果。第四章“《说文解字》体例研究”主要是梳理《说文解字》的编排条例、说解条例、引证条例以及其他条例的研究成果。第五章“《说文解字》六书研究”主要是梳理总体上研究六书的成果及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分别研究的成果。第六章“《说文解字》部首研究”是关于部首注释、部首性质、立部归部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七章“《说文解字》形体研究”主要是梳理对《说文解字》中的字体,即篆文、古文、籀文、或体、俗字及整体上对《说文解字》重文进行研究的成果。第三部分八至十一章是从语言学角度对《说文解字》进行研究的成果。第八章“《说文解字》古文字研究”梳理了研究《说文解字》与古文字关系的成果及运用古文字考证《说文解字》说解的成果;第九章“《说文解字》语音研究”整理了《说文解字》上古语音系统研究、《说文解字》中古音反切研究及《说文解字》注音的研究成果;第十章“《说文解字》训诂与词汇研究”主要是梳理揭示《说文解字》训诂学价值、《说文解字》词义研究、《说文解字》训诂方式研究及《说文解字》词汇研究的成果。第四部分是十一章和十二章,相比于传统《说文》学,是关于新兴领域的《说文》学研究成果。第十一章“《说文解字》文化研究”回顾了全面揭示《说文解字》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成果及对《说文解字》中所蕴含的社会状况、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分别研究的成果。第十二章“《说文解字》其他方面研究”梳理了《说文解字》相关文献整理、《说文解字》检索及《说文解字》应用的研究成果。第五部分是最后一章,总结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的特点及不足。此外,本文的参考文献部分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的成果,可看做是上起1978年,下迄2018年的《说文解字》研究论着索引,为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文献。
何昆[7](2018)在《《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文中指出《诗经》自结集起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关注的重点,历代的《诗经》研究论着可谓汗牛充栋,但“五四”之前对《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对《诗经》民俗的研究尚未成为关注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激发出学者们的新思想,将传统《诗经》学研究中对民俗的关注大力发扬,使《诗经》民俗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1919——1949年间,学术界名家辈出,学贯中西的学者们以新的观念重新审视《诗经》研究,在研究观念、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多有创见。《诗经》不再被视为顶礼膜拜的经典,而是被视为民间歌谣总集。学者们开始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来阐释《诗经》,尤为突出的是对《诗经》民俗事象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篇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从近代社会转型与《诗经》新阐释;中西文化碰撞与《诗经》学研究新变;新式出版与《诗经》研究新风向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从新译今译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文学史教科书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民国期刊与《诗经》民俗学阐释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第三章主要从由经到俗的《诗经》研究新局面和经俗交汇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特色两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价值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和《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局限进行了分析。结语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和展望。
李娜[8](2018)在《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以11种代表植物为重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是基于文学本位的跨学科研究,在细读唐代诗文总集、别集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史书、政书、类书、方志、佛藏、道藏等文献,通过检索梳理、综合归纳,以文史图相结合的方式,着重分析在唐代文学中留有大量印记的十一种外来代表植物的书写境况,探究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双向互馈关系,同时以此为窗口审视唐人对待外来植物的态度、接受心理,唐时外来植物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图景,乃至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状况。具体从以下方面展开:绪论部分,叙述选题缘起,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尚需拓展的空间、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确定论文开展的分论点与方向,对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研究的价值等作出阐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重点,以外来植物沿丝路传入的路径,将其分为陆上与海上两类,又另辟佛教外来植物专章,选取胡麻、蒲萄、石榴、苜蓿、芜菁、甘蔗、刺桐、木绵、娑罗、菩提、贝多等作为个案,在细读文本,辨析正名、异名、冠名、错认现象的基础上,分析十一种外来植物在唐代文学中的呈现境况,并附加因错认、冠名的七叶树、多罗、海石榴等三种外来植物,解析其在唐代文学中出现的位置、并联搭配的物象、使用的情境,分析其在初盛中晚不同时期的文学中的变化特点,全面细致地还原并绘出外来植物进入唐代文学的真实图景。第四章在此前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对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展开探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二者有着密切深入的双向互馈关系,一方面,丝路外来植物文化作为背景影响着创作者的认知,而外来植物在中国本土的生长状态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影响着创作者的视野、情感与心灵,激发其创作灵感,成为其创作的源泉,作为其表现对象与素材,丰富其内容、思想与情感,与它物及融入的诗人情感共构出唐诗别样的意境,让唐诗充溢着一种鲜活的异域情韵。另一方面,外来植物在唐代的生长情境与生态景观,其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心理,其累积的衣食住行医药文化,均藉由唐代文学生动地展现出来,同时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亦对外来植物作以本土化的选择与模塑,赋予其诗意化的美名,如诗如画的中国化气韵,中国化的风韵,从而让其更丰富、灵动,更具美感,具有了包容中外、兼容二美的文化内蕴。当丝路外来植物遭遇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它不仅被再现着,也被表现着,唐代文学创作者会通过亲见后的直观描写再现眼前物,也会将个体的情感、认知注入其中,甚至通过文献载录想象着这种来自异域并未亲见的事物,还会在追忆中为其涂抹上朦胧唯美的色彩,于是当外来植物遭遇唐代文学后,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在唐人眼中、心目中辗转后的样子,从而别具风采,焕发出别样的光华。可以说唐诗与丝路外来植物在特定时空下的相遇,交汇时即绽放出动人的光芒,当唐人遇见丝路外来植物,凝视中激发了创作的火花与灵感,丝路外来植物装点着唐代文学的风景,而唐代文学也充实着丝路外来植物的意蕴,使其不仅是过去的文化载体也是当时的文化承载者,不再是无意识的物而是有生命有情感的被人格化的物,不仅是异域的、外国人的也是唐代本土的、唐人的,不仅是个体的也是卓具代表性的,是与唐代的天空、阳光、风雨,唐代的人与物关联的,增添了更丰富文化内蕴的诗意的精灵。论文能独辟蹊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中的11种外来植物书写细节作以分析,包括其在唐诗中的位置,搭配、对仗、连接等物象组合与对接,构成的诗境与意蕴等,并以此分析其在唐诗中的具体作用,唐人对其的本土化重塑,乃至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融的具体方式与呈现情境。阐释唐人选用特定外来植物异名,以外来植物冠名之名入唐代文学等现象,亦进一步分析其中所透露的外来植物在唐代的生长、被唐人接受的态度、心理、中西方文化交流意蕴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作出系统、细化分析,令研究时现闪光点与创新点。
李强[9](2017)在《周代农业祭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周代农业祭祀是指周代祭祀体系中有关于农业方面的祭祀礼俗。它包括春郊祈谷、春祈秋报的社稷祭祀、祈年与五祀、求雨祭祀、丰收祭祀等。其中求雨祭祀又包括了雩祭、焚巫尪、作土龙和祭祀雨师,丰收祭包括了蜡祭、腊祭、祈来年和祭社、门闾等内容。本文旨在梳理、分析和考辨先秦文献材料中关于农业祭祀的具体内容,从而对周代农业祭祀的礼仪、特点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索。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现将各部分内容概括如下:绪论分为四节,即选题原因及意义、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范围和与史料运用。选题原因及意义主要论述了周代祭祀和农业的重要性;研究现状综述是对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周代祭祀和农业研究成果的总结,并对与本文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说明;本文的总体思路是从文献中梳理出与农业相关的祭祀,包括对农神的祭祀、为农业生产祈福消灾和报功的祭祀、可以反映出对农业生产重视的祭祀等几类,并按季节顺序分为四章节,最后的结语部分主要论述农业祭祀的功能;在研究方法上,以传世文献为主,结合考古文献和材料,同时谨慎地采用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农学等学科的材料和理论,从而合理地运用多学科相交叉的方法;在研究范围上,主要说明本文所说的周代包括了西周和东周两个历史时期,在史料运用上,本文主要以《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周礼》和《礼记》为主,其中《周礼》和《礼记》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论,但目前以成书于战国时期为学界主流观点,而且我们认为这两部典籍大部分内容还是可以反映出周代的真实情况。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周代春郊祈谷的祭祀内容。祭祀对象为上帝,并以后稷为配享。祭祀时间是在孟春月的上辛日,地点位于南郊。祭祀用玉为四圭有邸,祭服为玄冕大裘,用牲为牛牲。在祭祀时不但要卜日还要卜牲,用禋祀之法,要立尸,并伴有乐舞和诗歌。本章最后还讨论了藉田礼中的祭祀情况,以及藉田礼与农耕时间等问题。第二章是讨论周代社稷之祀中常祀的内容。社稷之祀的常祀分为春秋两季,具体时间在每季的仲月甲日。社稷的祭祀对象为自然神的土神和人格神的后土句龙,自然神的谷神和人格神的后稷弃。地点在藉田中的社稷之坛,社的形制包括了社坛、社树与社主。社稷之祀的礼仪包括了祭法、用牲、祭服、用玉、礼器、乐舞和诗歌等内容。随后又主要讨论了《周礼》中的祈年和五祀。祈年的对象为田祖和田畯,两者为上古教民稼穑的先贤,五祀的对象为四方神,职能是掌管时令,所以我们把祈年和五祀也列入农业祭祀的范围。由于两者的祭祀地点与祭祀时间皆与社稷之祀相同,故列入社稷祭祀的章节当中。第三章是讨论周代的求雨祭祀。雨水与农业的关系密切,求雨祭祀在商代已经普遍存在,周代的求雨方式多承袭于商代。本章首先阐述了周代的雩祭。雩祭分为常雩和旱雩,常雩为每年四月的天子大雩,旱雩则是在夏季时,遇到旱灾才要举行。常雩为天子之祀,诸侯除鲁国之外皆不可举行,旱雩则是天子诸侯都可以举行。雩祭的对象包括五帝、上公和山川百源,礼仪主要以舞为主。其次论述了除雩祭外的其他求雨祭祀,如与巫术有密切关系的焚巫尪,即用焚烧或者暴晒的方式来祈雨,还有作土龙、祭祀雨师等。本章最后还讨论了关于周代的止雨祭祀,方法为禜祭和用牲于门等。第四章整理了周代的丰收祭祀。丰收祭祀包括蜡祭、腊祭、祈来年和祭公社与门闾。蜡祭是周代农业祭祀中的典型代表,它的目的包括息农事、报农功、庆丰收和息老送终。蜡祭的对象包括八神,时间为夏正的十月,蜡祭的祭服和饰物都体现了送终丧杀之意。蜡祭的仪式完成后要进行饮酒礼和射礼。腊祭也属年终的丰收祭祀,对象为先祖五祀,时间是在夏正的十月。祈来年的对象为天宗,时间在十月。祭公社和门闾在祈来年之后举行,公社是国人立的大社,祭门闾在祭公社之后,门闾是指村门一类。这些祭祀内容组成了周代的年终丰收祭祀。结语部分是讨论农业祭祀的功能。包括了祈报和指导农业生产两方面内容。祈报功能主要包括祈福、消灾和报功三个层面,祈福是指祈谷、祈年两类,祈谷即为春郊祈谷,祈年包括社稷祭祀中的春祈社、祈年于田祖以及丰收祭中的祈来年,消灾主要就是消除水旱灾害和虫灾,报功就是指在秋收和年终时候,报答农业神灵对于一年农业生产的福佑。农业祭祀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指导农业生产,其中包括了重视农时和完善农业管理制度两方面内容,体现了周代统治阶级的重农思想。周代农业祭祀体现了周人对祭祀和农业生产的重视,既表达了祭祀在周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又证明了农业生产对于周人的重要性。通过对周代农业祭祀的研究,总结出农业祭祀的功能和特点,对于研究周代的祭祀制度、农业生产和意识形态都有重要意义。
罗启龙[10](2017)在《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前人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林木的分布、种植、利用等,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厘清。本文结合先秦两汉时期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对这一时期天然林木的分布及其变迁、人工植林的发展、林业职官的设立、社树崇拜以及林木在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研究。考察内容涉及先秦两汉时期自然史、历史地理、科技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孢粉、考古及历史文献等资料显示,先秦秦汉时期,我国林木分布广泛,种类繁多。春秋以后,我国多数地区气温有所波动,树种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春秋至东汉期间,东北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乔木植被中针叶林比率有所增加,落叶阔叶林减少,同时森林分布范围缩小;黄淮海平原地区针、阔叶乔木随气候变化互有消长;黄土高原塬区未有森林生长,河谷及山地植被以阔叶木占优的混交林为主。西北草原与荒漠区植被随气候逐渐变干,耐旱类草本植被覆盖范围有所扩大,乔木植被随之减少。云贵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常绿林逐渐减少,而四川地区的常绿及落叶林则均有增长;岭南地区的常绿林一直处于主要地位,广西地区受温度降低的影响针叶林也有所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波动剧烈,常发生常绿阔叶林与针叶、阔叶林的混交林交替演变。除气候因素外,人类活动也影响着天然植被的变化。受秦汉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除东北地区天然林木保存较好外,其余北方地区林木破坏严重。但这一时期南方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不高,人类影响相对较弱。加之该地区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植被易于再生。因此,南方广大地区的天然林木在秦汉时期得以较好地保存。先秦两汉时期生产技术较快发展。林木的生产技术涵盖了栽培、采伐与运输等方面。这一时期,人们总结了各类树种的物候与生长习性,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林木的栽培技术。此时人们已能够依据不同树种的自身特性确定合理的种植时间及栽种地点。除播种种植林木外,已开始使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培育树木。在定植之后,时人对保熵、霜冻害、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整枝等护林工作亦提出了严格细致的要求。在林木种植技术趋于成熟的前提下,当时民居周边、私人园林、皇家苑囿、道路旁以及军事区均植有大量的人工林。而不同区域树种的选择,则受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秦汉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采伐林木的效率也得以提高。在林木采伐的时机的选择上,则需要考虑木材质量、国家政策以及民俗禁忌等多种因素。至于采伐后林木的运输,则主要以水运为主。另外,这一时期,官方与私人中的林木买卖现象亦较为普遍。先秦两汉时期并未设立专门的林业管理机构,林业的相关事宜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殷商时,管理农业、田猎及手工业的官员均涉及到林业的管理,但当时不同部门官员的林木管理权的划分尚未形成定制。至周代,管理林木的官员更加多元化,其职权也更加明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设有林官。秦国林木主由“吴人”与“少府”负责,随着六国逐渐统一,“吴人”之权渐减。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树木自古与社密切相关,先秦两汉时期亦不例外。根据考古及文献资料显示,远古时期的社即立于丛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丛社逐渐成为传统。至殷商时,它已在国家社祭当中占有重要地位。降至周代,情况发生改变。受当时礼仪制度的要求,各阶层社的大小、形制以及设立地点均有限制。在此情况下,丛社已无法符合礼制要求,其地位有所降低,人工所立树社随之兴起。但由于传统惯性作用,丛社在西周时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至秦汉,人们立社已不完全出于宗教的因素,更多的情况是将社视为土地与政权的象征。在此情况下,统治者对官方所立社的规模与形制均有严格细致的要求。因而“丛社”在这一时期已不再属于官方的祭祀体系之中,其地位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受时人树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等观念的影响,“树社”逐渐成为“社”的主要形式。树本身生命力与生殖力强盛等特质,乃是树社广泛形成的主要原因。先秦两汉时期,木材已普遍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其中建筑与葬具为消耗木材的大宗,而乐器当中,使用木材的情况也愈加普遍。关于建筑,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出现带有榫卯的木构结构。至夏商周三代,木构架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叉手”式结构。春秋战国时期梁架及木柱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并且可能出现了两榀梁架组合的复合梁架,技术进一步的完善为这一时期宫室建筑大面积兴起奠定了基础。至汉代,高台阁楼式的木构建筑盛行,反映出汉代建筑大木作技术已较前朝有所进步。我国古代之所以选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应当和其便于运输、稳定性高、易于修缮、替换等特质有关。乐器方面,远古时期的大鼓多为木质,但由于音质不佳,至后世为铜鼓所代替,小鼓仍用木质,但仅作为大鼓的辅助乐器。西周及其后世常用的礼制乐器——“柷”与“敔”亦多为木质,二者用于音乐演奏的开始与结束。此外,筑、琴与瑟等弦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盛,由于当时粘合技术不够理想,三者多用独木斫成。由于其音色较好,秦汉时期弦乐器逐渐成为乐器当中的主流。关于葬具,棺形成的初期,并未使用木材。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木质棺使用逐渐普遍,并成为一种身份地位象征。且随着椁的产生,木质葬具的使用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在木种的使用上,亦有等级限制。降至西汉,出现黄肠题凑等形式,标志着木质棺椁的使用规模达到了顶峰。但由于当时林木破坏严重,至东汉时棺椁制度衰落,木质椁逐渐被石质椁代替,但使用木棺的习俗则一直被延续。木材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起着支持作用。
二、《说文》中古代农牧渔猎文化钩沉——《说文》汉字民俗文化溯源研究之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说文》中古代农牧渔猎文化钩沉——《说文》汉字民俗文化溯源研究之二(论文提纲范文)
(1)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目的 |
二、选题范围与主要概念阐释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第一章 社会维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价值导向 |
第一节 源于乡愁的文化记忆 |
一、乡愁记忆的文化属性 |
(一)乡愁记忆与乡愁文化 |
(二)乡愁记忆的隐喻价值 |
二、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内涵与表征 |
(一)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丰富内涵 |
(二)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情感表征 |
三、当代江南乡愁文化发生的多维视角 |
(一)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现代性源流 |
(二)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全球化语境 |
(三)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地方性因素 |
第二节 文化记忆理论与当代江南村镇空间记忆的建构 |
一、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兴起及视角 |
(一)记忆研究的兴起 |
(二)文化记忆理论视角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意义 |
(一)江南村镇空间作为回忆文化的激活器 |
(二)江南村镇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 |
三、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价值取向 |
(一)天人合一:江南村镇文化价值重塑的思想之本 |
(二)文化认同:江南村镇文化价值重塑的内在力量 |
第三节 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之间融合共生的互动关系 |
一、文化记忆与村镇空间的情境映射机制 |
(一)文化记忆影响着景观情境的空间属性 |
(二)景观情境与文化记忆是一个相互映射的共生系统 |
二、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目标与评价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目标定位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目标实现路径和评价标准 |
三、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系统架构 |
(一)社会责任: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出发点 |
(二)融合共生: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系统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时空维度: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多元融合的生成语境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对江南传统村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一、地形地貌是成就江南村镇水乡格局的核心要素 |
(一)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决定了江南村镇聚落择址的多态性 |
(二)水岸互生是平衡江南动态变迁的内在要因 |
二、运河贯通是维系江南村镇聚落兴衰的人工智慧 |
(一)江南运河的疏浚沟通为江南村镇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大运河成为维系江南区域与国家命脉的重要枢纽 |
三、水乡生态是影响江南农业景观变迁的重要条件 |
(一)江南“塘浦圩田”农业景观的形成 |
(二)江南水乡生态与审美观念变迁的依存关系 |
第二节 社会环境对江南传统村镇景观形态的影响 |
一、早期工业化与江南市镇 |
(一)世界经济史大背景中的江南早期工业化 |
(二)活跃繁荣市镇网络下的江南村镇 |
二、传统工匠技术与江南老行当 |
(一)传统工匠:江南产业技术理论的学科化 |
(二)百业寻踪:江南老行当里蕴含的记忆密码 |
三、集社合一的水乡市镇 |
(一)宏观视野下城乡交融的江南社会 |
(二)微观视角下集社结合的江南茶馆 |
第三节 文化观念对江南传统村镇景观形态的影响 |
一、江南文化之源的学理性依据 |
(一)江南文化的原始发生与溯源 |
(三)江南文化的审美诗性与通达精神 |
二、影响传统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生成的多元要素 |
(一)多元互补思想观念下的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 |
(二)自给自足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 |
三、信仰习俗交融共生的江南村镇文化生态格局 |
(一)江南民间信仰互动制衡的内外力量 |
(二)习俗与信仰和谐统一的村落共同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媒介维度:江南村镇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的设计转换 |
第一节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选择与转换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类型选择 |
(一)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选择原则 |
(二)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转换设计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转换设计的思维过程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系统分类 |
第二节 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物质符号系统 |
一、点空间: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基本单位 |
(一)传统江南村镇建筑形制及语言溯源 |
(二)江南水乡古镇公共区域主要节点景观 |
二、线空间: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构成秩序 |
(一)村镇结构演化规律 |
(二)河街线性空间组合秩序 |
三、面空间: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平面组织 |
(一)传统江南民居院落平面组合类型 |
(二)传统江南村镇建筑立面结构要素 |
(三)传统江南村镇区域网络系统 |
第三节 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非物质符号系统 |
一、意象系统与指示性景观语言符号 |
(一)从心理认知地图到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导览地图 |
(二)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乌镇景观语言符号系统的建构 |
二、文本系统与象征性景观语言符号 |
(一)衷情江南耕读文化的园林造景 |
(二)文字、图像中隐含的景观语言符号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在景观中的应用 |
三、仪式系统与体验性景观语言符号 |
(一)诗意雅致的视觉体验 |
(二)悠扬婉转的听觉体验 |
(三)水晶晶的触觉与生活体验 |
(四)江南美食的嗅觉与味觉体验 |
(五)综合的感知与整体的体验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功能维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设计策略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融合共生”系统的关联因素 |
(一)记忆客体:“融合共生”的江南村镇景观空间 |
(二)记忆主体:“融合共生”的乡建文化共同体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系统的情境重构策略 |
(一)关联类比式:生态型景观的情理互通 |
(二)语境约定式:产业型景观的情景互融 |
(三)象征隐喻式:生活型景观的情境互生 |
第二节 关联类比式:生态型景观的情理互通 |
一、乡土景观与乡村基质的关联策略 |
(一)乡土景观的自然生长 |
(二)乡土建筑的跨时空链接 |
二、文化景观与文脉原型的类比策略 |
(一)文化原型保护 |
(二)地域原型抽象 |
(三)文脉类型转换 |
第三节 语境约定式:产业型景观的情景互融 |
一、当代江南村镇产业景观的结构转型与拓展 |
(一)江南村镇产业景观结构的转型 |
(二)江南城镇化关联空间的拓展 |
二、现代农业景观文科融合的赋能策略 |
(一)农业景观人文化 |
(二)农业生态智能化 |
(三)关联机制系统化 |
(四)产业空间整合化 |
三、工业遗存景观穿越时空的语境策略 |
(一)传统工坊交互式语境 |
(二)工业文化创意式语境 |
(三)乡土技艺博物馆探究式语境 |
第四节 象征隐喻式:生活型景观的情境互生 |
一、乡愁时空:江南村镇空间记忆的唤醒策略 |
(一)乡:乡愁文化记忆的物质性 |
(二)愁: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性 |
(三)时:乡愁文化记忆的历时性 |
(四)空:乡愁文化记忆的共时性 |
二、回归日常:当代江南村镇生活型景观情境的互生策略 |
(一)从物境到心境:典型江南村镇的“慢生活”模式 |
(二)从乡情到乡恋:回归日常生活的“乡村民宿+”模式 |
(三)从形式功能到人文精神:作为象征性景观的“乡村节庆”模式 |
(四)从原生到腾飞:跨界融合的“校地协同”模式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3)炎帝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1.1.1 选题意义 |
1.1.2 研究目的 |
1.2 国内研究综述 |
1.2.1 炎帝身份的辨别 |
1.2.2 炎帝故里的考证 |
1.2.3 炎帝文化内涵的诠释 |
1.2.4 炎帝文化的生产性保护 |
1.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1.3.1 资料来源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对象的界定 |
第二章 炎帝多重神格的生成发展 |
2.1 原生神格:火神 |
2.1.1 民间信仰中的“火神”炎帝 |
2.1.2 政治话语下的“火神”炎帝 |
2.2 次生神格:农神 |
2.2.1 “农神”身份的嫁接 |
2.2.2 炎帝的农业“功绩” |
2.3 再生神格:雨神 |
2.3.1 长畛村“逼”炎帝下雨 |
2.3.2 .长畛村祈雨习俗的特征 |
第三章 炎帝部族迁徙的地望辨析 |
3.1 炎帝与神农传承地考 |
3.1.1 炎帝生于姜水 |
3.1.2 神农树五谷于淇山之阳 |
3.2 炎帝与神农融于常羊 |
3.2.1 炎帝部族的迁徙 |
3.2.2 常羊山的“易名” |
3.3 初都陈又徙鲁 |
3.3.1 “陈”所在地 |
3.3.2 部族战败迁徙 |
3.3.3 陈鲁炎帝遗迹 |
3.4 被葬于茶乡之尾 |
3.4.1 关于炎帝之死 |
3.4.2 炎帝被葬过程 |
第四章 山陕湘炎帝信仰的地域特征 |
4.1 山西上党:碑刻庙宇所承载的炎帝信仰 |
4.1.1 炎帝信仰的社会规范性 |
4.1.2 炎帝信仰的民间宗族性 |
4.1.3 炎帝信仰的多功能化 |
4.2 陕西宝鸡:口承文本与习俗中的炎帝信仰 |
4.2.1 炎帝信仰的文本依据 |
4.2.2 炎帝信仰的习俗展现 |
4.3 湖南炎陵:官祭与血祭下的炎帝信仰 |
4.3.1 官祭主导下的炎帝信仰 |
4.3.2 血祭习俗中的炎帝信仰 |
4.4 三地炎帝信仰的共性特征 |
第五章 炎帝神话传说与文化景观的互动:以高平炎帝陵为例 |
5.1 炎帝形象的当代建构 |
5.1.1 人文始祖 |
5.1.2 精神象征 |
5.1.3 民间俗神 |
5.2 炎帝神话传说的景观化 |
5.2.1 神话传说文本层面 |
5.2.2 实物遗迹层面 |
5.2.3 信仰仪式层面 |
5.3 炎帝陵产业化启示 |
5.3.1 明确“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
5.3.2 倾力打造炎帝文化品牌 |
5.3.3 完善相应公共服务设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节选 |
附录一:山西长治、高平炎帝调查录音整理 |
附录二:陕西宝鸡炎帝调查录音整理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三、本文的创新与思路 |
第一章 明清以后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 |
第一节 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 |
一、崔述的上古史观 |
二、康有为的上古史观 |
第二节 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 |
一、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中国编年体系研究 |
二、18世纪汉学先驱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
三、19-20世纪新教传教士及汉学家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四、20世纪初日本汉学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 |
第一节 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 |
一、“神话”一词的最初引入问题 |
二、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译介 |
三、新式中国通史与历史教科书的创作 |
第二节 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 |
一、梁启超的新式中国通史 |
二、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 |
第三节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
一、两种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 |
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
三、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
第三章 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第一节 顾颉刚前期的大禹研究 |
一、“层累说”与大禹神话传说问题的提出 |
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与《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
三、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四、“层累说”以及大禹研究的中西渊源 |
第二节 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 |
一、1930年代以后的学术方向(一)——战国秦汉史研究 |
二、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 |
三、1930年以后的学术方向(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 |
四、顾颉刚、童书业的《鲧禹的传说》 |
五、顾颉刚的夏代史观 |
第四章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 |
第一节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 |
一、神话与历史的关系 |
二、神话与宗教的关系 |
三、神话与民族的关系 |
第二节 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一、学术脉络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三、杨宽的禹夏研究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第三节 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一、学术脉络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三、丁山的禹夏研究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第五章 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 |
第一节 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 |
一、顾颉刚的考古学情结 |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建设 |
三、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 |
四、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 |
第二节 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 |
一、神话学概论与神话整理研究中的大禹 |
二、闻一多、孙作云图腾理论和“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的大禹 |
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 |
一、问题意识 |
(一) 思想探源与先老学 |
(二) “老子”之时代及其他预设 |
(三) 范畴与思想范畴体系 |
(四) 天人关系与天人之和 |
二、理论视域 |
第二节 方法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路径 |
第三节 文本 |
一、文献资料 |
二、考古材料 |
第一章 “老子”思想探源与“天人之和” |
第一节 如何进入“先老学”思想之门 |
一、“先老学”之研究综述 |
二、“先老学研究”之要旨:“天人之和” |
第二节 “天人之和”相关概念之辨析 |
一、“天人”思想之核心词语辨析 |
二、论“天人之和”的“和”之精神 |
第三节 “究天人之际”之“思想范式”比较研究 |
一、“天人观念”之产生的“生存结构”比较研究 |
二、“思想范式”与“天人观念”之异同比较研究 |
本章结论 |
第二章 “天人之和”之表征及其历史建构 |
第一节 “德礼”体系 |
一、“德礼”体系之思想范畴构成 |
二、“德礼”体系的历史演变 |
三、“德礼”体系之孽乳:“法刑” |
第二节 “天道”体系 |
一、“天道”体系之源头:“方术” |
二、“天道”思想范畴体系构成之基点 |
三、“天道”体系之思想范畴的历史演变 |
本章结论 |
第三章 “天人之和”与“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之生成 |
第一节 “老子”与“天人之和”体系之关联 |
一、“天人之和”与“老子”之“道”的内向超越 |
二、“老子”与“天人之和”体系 |
第二节 “老子”思想范畴体系的初步探索 |
一、“老子”之研究方法与理论视域 |
二、《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之内涵 |
本章结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博士期间相关研究主要发表论文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6)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凡例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第二节 课题研究现状 |
第三节 本文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目标 |
第四节 《说文》研究成果简述 |
第一章 许慎研究及《说文·叙》研究 |
第一节 许慎生平研究 |
第二节 哲学思想研究 |
第三节 学术思想研究 |
第四节 《说文·叙》研究 |
第二章 《说文解字》版本、校勘、注本研究 |
第一节 《说文》版本研究 |
第二节 《说文》校勘研究 |
第三节 《说文》注本 |
第三章 《说文解字》通论综述 |
第一节 《说文》通论专着 |
第二节 《说文》通论论文 |
第四章 《说文解字》体例研究 |
第一节 《说文》编排体例研究 |
第二节《说文》说解体例研究 |
第三节《说文》引证体例研究 |
第四节 《说文》其他体例研究 |
第五章 《说文解字》六书研究 |
第一节 六书总论研究 |
第二节 象形、指事、会意研究 |
第三节 形声研究 |
第四节 转注研究 |
第五节 假借研究 |
第六章 《说文解字》部首研究 |
第一节 《说文》部首注释 |
第二节 《说文》部首相关问题研究 |
第七章 《说文解字》形体研究 |
第一节 《说文》篆文研究 |
第二节《说文》重文研究 |
第三节《说文》古文研究 |
第四节 《说文》籀文研究 |
第五节 《说文》或体与俗字研究 |
第八章 《说文解字》与古文字研究 |
第一节 《说文》与古文字资料互证关系研究 |
第二节 运用古文字资料考证《说文》说解 |
第九章 《说文解字》语音研究 |
第一节 《说文》上古语音系统研究 |
第二节 《说文》中古音反切研究 |
第三节 《说文》现代注音研究 |
第十章 《说文解字》训诂与词汇研究 |
第一节 《说文》训诂价值的研究 |
第二节 《说文》词义研究 |
第三节《说文》训诂方式研究 |
第四节 《说文》词汇研究 |
第十一章 《说文解字》历史文化研究 |
第一节 文化的全面研究 |
第二节 社会状况研究 |
第三节 物质文化研究 |
第四节 科技文化研究 |
第十二章 《说文解字》其他研究 |
第一节《说文》资料的整理 |
第二节 《说文》检字研究 |
第三节 《说文》应用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文化背景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第一节 近代社会转型与《诗经》新阐释 |
一、晚清社会转型与《诗经》阐释的近代化倾向 |
二、军阀政治与民俗学科建设 |
第二节 中西文化碰撞与《诗经》学研究新变 |
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新变 |
二、《诗经》学研究新变 |
第三节 新式出版与《诗经》研究新风向 |
一、三大书局《诗经》着作出版情况 |
二、三大书局《诗经》着作出版特点 |
三、新式出版对《诗经》研究新变的推动作用 |
第二章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成果(1919-1949) |
第一节 新译今译与《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一、《诗经》性质的新阐释 |
二、《诗经》篇章的新分类 |
三、诗篇解读的新内涵 |
第二节 文学史教科书与《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一、“新文学”视野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二、“俗文学”视野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三、“社会学”视野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第三节 民国期刊与《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一、女性视角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二、科技视角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三、生活视角下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第三章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价值(1919-1949) |
第一节 由经到俗的《诗经》研究新局面 |
一、以民主和科学为支点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二、以乐歌为切入点的《诗经》民俗学阐释 |
三、以民俗学方法对《诗经》进行新阐释 |
第二节 经俗交汇的《诗经》阐释新特色 |
一、以“俗”证“文” |
二、以“诗”为“史” |
三、移风易俗 |
第四章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与局限(1919-1949) |
第一节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 |
一、采用《诗经》研究的新方法 |
二、取得《诗经》研究的新成果 |
三、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
第二节 《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局限 |
一、研究方法急于求新 |
二、研究范畴过于集中 |
三、研究成果存有争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民国三大书局《诗经》着作出版情况统计表 |
附录二 :民国期刊中《诗经》新译情况统计表(1919-1949) |
附录三 :许啸天《分类诗经》中的“风俗”类篇目 |
附录四 :《分类诗经》中的“风俗”类各篇题旨 |
附录五 :《民国丛书》中与《诗经》研究有关的文学史着作(1919-1949) |
附录六 :民国期刊中《诗经》民俗学阐释情况分析表(1919-1949) |
附录七 :民国期刊中《诗经》研究情况统计表(1919-1949) |
附录八 :1933年各大学国文入学试卷题型一览表 |
附录九 :《论语》中《诗》《礼》并提的情况 |
附录十 :《开明国文讲义》选文统计表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以11种代表植物为重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价值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丝路学相关研究综述 |
(二)植物学相关研究综述 |
三、研究对象和方法 |
1.概念界定 |
2.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目标 |
1.研究思路 |
2.主要内容 |
3.研究目标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外来印记与本土融汇:陆上丝路代表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
第一节 日常与传奇、修道与隐逸代表物:唐代文学的胡麻书写 |
一、唐代文学所涉胡麻修道、饮食渊源 |
二、日常与传奇、修道与隐逸生活代表物:唐代文学的胡麻书写… |
(一)碑铭中的修道象征符号:唐文的胡麻单一书写 |
(二)服食传奇、语言比类与地方小吃:笔记小说的胡麻多样书写… |
(三)道教或隐逸象征、饮食与生态:唐诗的胡麻多元重塑 |
1.绵延江南的胡麻花开 |
2.叙及日常的胡麻饭食 |
3.作为象征的胡麻符号 |
4.寺院繁盛生长的胡麻 |
5.和合相思比兴与民俗象征语义 |
结论 |
第二节 仙化、日常化与意蕴附加:唐代文学的蒲萄书写 |
一、唐代文学蒲萄书写众多且极富创造力的原因 |
二、传奇与日常、转引与新创、语用延伸与意蕴附加:唐代文学的蒲萄多元书写 |
(一)排名榜与仙化故事:唐人笔记的蒲萄多样化叙述 |
(二)史事转引、日常生活、类比与意蕴附加:唐文的蒲萄书写…… |
1.蒲萄类比、衬托之用 |
2.视作祥瑞的蒲萄图景叙述 |
3.作为典故的史事转引 |
4.蒲萄衣食住行之用 |
5.附加的蒲萄象征意蕴 |
6.太庙祭祀的珍稀贡品 |
7.蒲萄的西域生长图景 |
(三)生态与日常、它物类比与意蕴附加:唐诗的蒲萄本土模塑… |
1.蒲萄生态图景铺绘 |
2.他物吟咏的映衬、联想与托物言志意蕴附加 |
3.融入日用的蒲萄物象 |
4.用作喻体的葡萄 |
结论 |
第三节 外来承袭与本土新创:唐代文学的石榴书写 |
一、唐代文学石榴书写的客观生态境况与文化背景 |
1.石榴的外来音译名、本土化异名及冠名它物之名 |
2.石榴的引入与生长空间蔓延 |
3.石榴的文化意蕴 |
4.唐代类书石榴事类 |
二、承袭与新创:唐代文学的石榴多样书写 |
(一)从背景到中心、从日常到幻化、意蕴附加:唐代笔记、小说的石榴多元书写 |
1.作为背景点缀的石榴叙写 |
2.作为叙事中心的石榴书写 |
(二)专咏、点缀或冠名:唐文的石榴本土化书写 |
1.承袭与偶创、本体退隐与社会意蕴附加:专咏中的石榴叙写… |
2.人间石榴裙、仙界石榴与测咏石榴逸事:唐文中的石榴点缀… |
3.以石榴冠名的山石榴叙写 |
(三)冠名之咏、本体铺绘与日常书写:唐代诗词的石榴多元书写… |
1.以石榴之名:唐诗中的石榴冠名现象及其文化交流意蕴…… |
(1)唐诗中的山石榴 |
(2)唐诗中的海石榴 |
(3)以石榴冠名的原因与文化交流意蕴 |
2.生态图景、日常之用、意蕴附加:唐诗的石榴多元书写…… |
(1)石楠花与石榴花异文辨析 |
(2)唐诗的石榴专咏 |
①榴锦、红榴别称 |
②石榴与它物并构的生态图景 |
③唐诗中的石榴组接 |
④石榴的意蕴附加 |
⑤石榴、石榴红之比及其意蕴 |
⑥石榴裙、石榴酒、石榴羹 |
结论 |
第四节 生态、日常与文化意蕴附加:唐代文学的苜蓿书写 |
一、生态、日常与文化内蕴附加:唐代笔记的苜蓿多重情境书写…… |
二、简略点及与深隐内蕴:唐代碑志传主生平中的苜蓿影迹 |
三、苜蓿天马组合与苜蓿饭的象征意蕴:唐诗的苜蓿多元书写 |
1.苜蓿与天马、榴花共构的生态图景及文化意蕴 |
2.多愁的或艰辛的苜蓿:融入叠加文化的苜蓿意象 |
结论 |
第五节 外来退隐与本土凸显:唐代文学的芜菁书写 |
一、唐代文学芜菁书写的叠加意蕴背景溯源 |
1.芜菁的传入与蔓延 |
2.芜菁的本土化异名 |
3.葑菲之采比喻与本土文化意蕴附加 |
二、典故承袭、饮食之用与语用延伸:唐代文学的芜菁书写 |
(一)语用延伸、意蕴附加与饮食之用:唐代笔记的芜菁叙写 |
(二)葑菲之采的承袭:唐文的芜菁单一书写 |
(三)外来印记的退隐与本土意蕴的凸显:唐诗的芜菁书写 |
1.承袭《诗经》的葑菲之采比喻 |
2.芜菁花开、戴芜菁民风与迎春花之比 |
3.种芜菁典故及固化象征意蕴 |
4.芜菁之喻的语用延伸 |
5.种芜菁之典的饮食之用 |
6.葑的茭白与葑田之指 |
结论 |
第二章 美的发现、诗意重塑与本土意蕴附加:海上丝路代表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
第一节 诗意重塑、日常之用与意蕴附加:唐诗的木绵书写 |
一、瘴花之称、南地风物代表与生态图景铺绘 |
1.遥想中的南地代表风物与生态情境描绘 |
2.亲见的惊艳与木绵生态情境铺绘 |
二、木绵絮填充的保暖品与木绵花刺绣 |
1.昆仑儿的木绵裘 |
2.融入中土生活的木绵印记 |
(1)日常生活的木绵褥 |
(2)刺绣中的木绵元素 |
(3)生活中的木绵衣 |
结论 |
第二节 发现的惊艳与风物代表:唐代文学的刺桐书写 |
一、形色细描与各地形态辨析:唐代笔记的刺桐书写 |
二、诗意极写、灵境虚设与代表风物意蕴附加:唐诗的刺桐书写… |
1.刺桐形色、生态的诗意呈现 |
(1)专咏的刺桐生态情境实况极写与灵境想象 |
(2)点及诗作的岭南生态情境一隅与南国风物代表 |
2.亲见或遥想的惊艳:南国路与南国的风物代表 |
结论 |
第三节 意蕴附加、日常之用与语用延伸:唐代文学的甘蔗书写 |
一、唐代文学甘蔗书写的叠加文化意蕴溯源 |
二、生态与日常、意蕴附加与语用延伸:唐代文学的甘蔗书写 |
(一)珍馐佳果与甘蔗汁功用:唐代笔记的甘蔗点及 |
(二)化之自我的社会意蕴与佛教意蕴附加:唐文的甘蔗书写 |
(三)生态与日常、意蕴附加与语用延伸:唐诗的甘蔗多元书写…… |
1.南方风物标志与生态图景呈现 |
2.甘甜美味、消食解酒的蔗浆饮、蔗浆饭 |
3.南方的蔗糖交易 |
4.典故的引入与习练射箭技艺的标的物 |
5.语用的延伸:以甘蔗为比 |
结论 |
第三章 外来宗教印记与本土意蕴附加:佛教代表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
第一节 佛教意蕴印记与本土象征意蕴:唐代文学的菩提树书写 |
一、唐代文学菩提树书写的叠加文化背景 |
1.从毕钵罗树到道树、不起树:菩提树的诸多异名及意蕴…… |
(1)音译的菩提树异名与意译的树王、不起树 |
(2)菩提树的道树之称 |
2.被误认的贝多树(思惟树)、娑罗树 |
二、外来佛教印记与象征意蕴附加:唐代文学的菩提树书写 |
(一)佛典与史书的拼接、剪贴:唐代笔记的菩提树书写 |
(二)外来佛教故事转引与夸说类比、代指象征新创:唐文的菩提树书写 |
1.唐文中的菩提树 |
2.唐文中的道树 |
(三)唐诗中的菩提树(附非其果实的菩提子) |
1.唐诗中的觉树 |
2.唐诗中的菩提树 |
3.唐诗中的菩提 |
4.唐诗中的道树 |
5.唐诗中的菩提子 |
结论 |
第二节 佛教文化印记、本土之名选择与意蕴附加:唐代文学的娑罗树书写 |
一、唐代文学娑罗树书写的叠加佛教文化意蕴背景 |
(一)与唐代文学相关的娑罗树别称释义与误称辨析 |
1.高远林、坚林之称 |
2.娑罗双树(双林)之名 |
3.鹤林(鹤树)之称 |
4.娑罗的七叶树之误 |
(1)七叶树与娑罗之误源流考 |
(2)唐诗中的七叶树 |
(二)历代叠加的“娑罗树”佛教文化意蕴 |
1.“娑罗树”的佛教象征意蕴 |
2.“娑罗树”下的佛教事迹与演绎传奇 |
3.祥瑞演绎中的娑罗幻象与生态图景 |
4.娑罗树的佛教法事之用 |
5.娑罗树的佛教奥义类比 |
二、外来意蕴承袭、异名选择与象征意蕴:唐代文学的娑罗书写… |
(一)转引与拼接:唐人笔记的娑罗生态图景叙写 |
(二)从“娑罗”到“双树”“双林”“鹤树”“鹤林”:唐诗的“娑罗”异名选择与书写 |
1.唐诗中的娑罗 |
2.唐诗中的“双树”“双林” |
3.唐诗中的“宝树” |
4.唐诗中的鹤树与鹤林 |
(三)双树、鹤林之名选择与佛教意蕴附加:唐文的娑罗树书写… |
1.生态情境描绘与本土儒家内蕴汇入:唐文中的娑罗 |
2.佛事追忆、佛教代指与象征意蕴:唐文中的双树 |
3.佛事追忆、佛教代指与象征意蕴:唐文中的双林 |
4.佛事追忆、鹤林寺之名与代指象征:唐文中的鹤林 |
5.唐文中的鹤树及其对仗物象 |
6.唐文中的坚林(坚固林)及其对仗物象 |
(四)唐代诗文选择鹤树、双树、坚林之名的原因 |
结论 |
第三节 三花、贝叶的选择与象征意蕴:唐代文学的贝多树书写 |
一、历代累积的贝多文化意蕴与生态书写 |
(一)贝多的迁移与域外生长记录 |
(二)贝多的本土生态图景书写 |
(三)贝多异名辨析 |
1.贝多即贝叶棕之辨 |
2.贝多的三花之称 |
3.贝多的菩提之误与“六年树”“佛树”之称 |
4.贝多的多罗树、贝多罗之误与多罗即贝叶棕 |
二、生态情境与贝叶经的象征符号意蕴:唐代文学的贝多书写…… |
(一)形色书写与语用延伸:唐代笔记的贝多书写 |
1.贝多本体的详说与三种树木总称之说 |
2.从它比到以贝多为比 |
(二)佛境营造、佛境代指与三花题咏:唐诗的贝多书写 |
1.贝多、三花的异名选择与意蕴附加:唐诗的贝多书写 |
(1)专题吟咏的贝多树生态图景书写 |
(2)佛教生活典型物象与佛境塑造象征符号 |
(3)贝叶+经(书、纸)或翻(写)+贝叶结构中的贝多经符号意蕴 |
①贝多经与它物对仗、联结共构的禅境 |
②僧人形象塑造的典型情境:翻写贝叶经 |
③翻看贝叶的佛门皈依与佛经代指 |
④教鹦鹉贝叶的相思传递与寂寥心境 |
(4)语用的延伸:贝多之比与代称、象征 |
2.唐诗的三花题咏 |
3.唐诗的多罗书写 |
(三)三花、贝叶、贝多、贝树之名与佛典代称:唐文的贝多书写… |
1.唐文中的贝叶 |
(1)贝叶与外来佛教事物之对 |
(2)贝叶与中国本土物象之对 |
(3)贝叶之文与碑石刻文之比 |
2.唐文中的三花 |
3.唐文中的贝多 |
4.唐文中的贝树 |
结论 |
第四章 外来与本土的交融: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双向互馈 |
第一节 农业文明时代的外来植物与文学溯源 |
第二节 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的双向互馈 |
一、外来元素的新奇烛照:丝路外来植物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
(一)作者视野的扩大与异域元素、内容的融入 |
(二)异域元素的汇入与新意境的生成 |
(三)新语汇与喻它或它喻等新喻体的融入 |
(四)从亲见、遥想到追忆感怀:帝国繁华或零落的情感寄托…… |
二、本土选择与再造:唐代文学对丝路外来植物的模塑 |
(一)唐代文学对丝路外来植物的本土化选择与再造 |
1.本土化异名的选择 |
2.本土化诗意美名的再造 |
3.如诗如画的气韵贯注 |
4.与物合一后人格化情韵的模塑 |
(二)唐代文学对丝路外来植物的象征意蕴赋予 |
1.帝国、都市繁华的象征物 |
2.地方风物代表的象征意蕴 |
3.宗教文化的代表符号意蕴 |
4.儒家伦理的象征意蕴附加 |
(三)唐代文学对外来植物的仙化、传奇化重塑 |
三、庄周梦蝶的迷惑:唐代文学与外来植物的交互影响 |
1.外来植物融入中国本土的生态全景勾勒或铺绘 |
2.衣食、医药文化的反映与丰富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插图索引 |
表格索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周代农业祭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原因及意义 |
一、选题原因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总论性研究 |
二、专题性研究 |
三、农神与农业研究 |
四、祭祀礼仪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范围与史料运用 |
一、研究范围 |
二、史料运用 |
第一章 周代的春郊祈谷 |
第一节 春郊祈谷的祭祀对象 |
一、春郊祈谷中的主祭对象 |
二、春郊祈谷中的配享 |
第二节 春郊祈谷的时间与地点 |
一、春郊祈谷的时间 |
二、春郊祈谷的地点 |
第三节 春郊祈谷所用之玉、服、牲 |
一、春郊祈谷的用玉 |
二、春郊祈谷的祭服 |
三、春郊祈谷之用牲 |
第四节 春郊祈谷的礼仪 |
一、卜郊 |
二、春郊祈谷的祭法 |
三、祭日相关事宜 |
四、用尸 |
五、乐舞与诗歌 |
第五节 春郊祈谷后的藉田礼 |
一、藉田礼中的祭祀 |
二、藉田礼与春耕时间 |
第二章 周代的社稷祭祀 |
第一节 社稷祭祀的祭祀对象 |
一、自然神——土神与谷神 |
二、人格神——社神句龙、稷神后稷 |
第二节 社稷祭祀的时间 |
一、春祈秋报 |
二、社稷祭祀用甲日 |
第三节 社稷祭祀的地点与社稷形制 |
一、建社的地点 |
二、社稷的形制 |
第四节 社稷祭祀的礼仪 |
一、社稷祭祀的祭法 |
二、社稷祭祀的祭服与礼器 |
三、社稷祭祀的供品 |
四、社稷祭祀中的祝 |
五、社稷祭祀的乐舞和诗歌 |
第五节 《周礼》中的五祀与祈年 |
一、《周礼》中的五祀 |
二、《周礼》中的祈年 |
第三章 周代的求雨祭祀 |
第一节 雩祭 |
一、祭祀类型 |
二、鲁国的雩祭 |
三、雩祭的对象 |
四、雩祭的礼乐 |
第二节 其他求雨祭祀 |
一、焚巫尪 |
二、祭祀雨师 |
三、作土龙 |
第四章 年终的丰收祭祀 |
第一节 蜡祭 |
一、蜡祭的对象 |
二、蜡祭的时间 |
三、蜡祭的祭服 |
四、蜡祭的礼仪 |
五、蜡祭的目的 |
第二节 腊祭 |
一、腊祭的对象 |
二、腊祭的时间 |
三、腊祭的风俗 |
四、腊祭的祭服 |
五、腊祭的诗歌 |
第三节 蜡祭与腊祭的区别与联系 |
一、蜡祭与腊祭的区别 |
二、蜡祭与腊祭的联系 |
第四节 祈年与祭公社、门闾 |
一、祈来年 |
二、祭公社与祭门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秦汉时期自然林业的分布与变迁——兼谈文献中树种的考证 |
第一节 东北地区 |
第二节 黄淮海平原及其周边 |
第三节 黄土高原区 |
第四节 西北草原与荒漠区 |
第五节 云贵川地区 |
第六节 岭南地区 |
第七节 长江中下游地区 |
小结 |
第二章 秦汉时期林木种植与采伐述论 |
第一节 林木的种植技术 |
第二节 林木种植情况述论 |
第三节 秦汉时期木材的采伐与贩运 |
小结 |
第三章 秦汉时期林业职官考述 |
第一节 夏、商、周林业职官考论 |
第二节 春秋战国至秦代的林业职官辨析 |
第三节 汉代林业职官述论 |
小结 |
第四章 秦汉时期社树制度的嬗变——兼谈立树于社的原因 |
第一节 社主考辨 |
第二节 社树制度的嬗变 |
第三节 立树于社的原因探析 |
小结 |
第五章 秦汉木材三题研究 |
第一节 宫室建筑 |
第二节 木质乐器 |
第三节 丧葬用途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说文》中古代农牧渔猎文化钩沉——《说文》汉字民俗文化溯源研究之二(论文参考文献)
- [1]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D]. 汪瑞霞.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6)
- [2]“器二不匮”——中国传统农具文化的人类学透视[J]. 彭兆荣. 西北民族研究, 2019(04)
- [3]炎帝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D]. 林玲. 山西大学, 2019(02)
- [4]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D]. 郭佳. 山东大学, 2019(09)
- [5]“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D]. 孙柏林. 云南大学, 2019(09)
- [6]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综述[D]. 袁晓光.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7]《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D]. 何昆. 黑龙江大学, 2018(06)
- [8]丝路外来植物与唐代文学 ——以11种代表植物为重心的考察[D]. 李娜. 西北大学, 2018(01)
- [9]周代农业祭祀研究[D]. 李强. 吉林大学, 2017(03)
- [10]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D]. 罗启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