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理地区138例早期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齐越涛[1]（2021）在《大理地区312例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分析大理地区312例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EOS）和晚发型败血症（LOS）的临床特点,尽早识别新生儿败血症（NOS）,降低新生儿患病率和病死率,指导新生儿败血症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法:对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收治且被诊断为新生儿败血症患儿分析,根据发病日龄可分为早发和晚发两组。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不符合正态分布数据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范围[M（P25,P75）]。统计学数据用百分比（%）,组间差异采用秩和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发病情况及一般资料比较近8年来,我院NOS的发生率稍高于国内平均水平,且由于我院所处地理位置特殊性,近年NOS发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312名NOS患儿中,男性173名,女性139名,男性比例高于女性。EOS组103名男性患儿（男女比例约为1.2:1）,LOS组70名男性患儿（男女比例约为1.5:1）,EOS组与LOS组在性别、分娩方式、TORCH感染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比较两组患儿出生胎龄和体重发现,EOS组和LOS组在两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在性别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EOS组男婴与女婴之比约为1.2:1,LOS组男婴与女婴之比约为1.5:1。LOS组低出生体重儿的比例高于EOS组。两组在早产、低出生体重、羊水粪便污染、深静脉置管、产妇绒毛膜炎、胎膜早破>18小时、产妇B组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排除绒毛膜炎的产妇产前发热等方面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窒息、产妇高血压、产妇高血糖、胎盘早破、胎盘前置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EOS组的平均出生体重为3.29±0.57Kg,LOS组的平均出生体重为3.10±0.97Kg。EOS组的平均胎龄为37.5±1.87w,LOS组的平均胎龄为37.1±2.10w。分析发现,EOS组和LOS组在出生体重和胎龄方面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两组临床表现及局部感染比较对312例NOS患儿的临床表现进行统计分析,体温异常和反应差是NOS较常见的临床表现,EOS组和LOS组在体温异常、反应差、病理性黄疸、呼吸暂停、呼吸不规则、机械通气等方面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OS组在呼吸道感染、脐部感染占比79.5%和29.1%,相比较EOS组56.4%和9.2%明显升高,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EOS组和LOS组在皮肤硬肿、食欲差、肝脾肿大、皮肤粘膜瘀点瘀斑、青紫、呼吸窘迫的占比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EOS组各系统局部感染情况为:呼吸道感染110例（56.4%）,新生儿脐炎18例（9.2%）,泌尿系感染17例（8.7%）,皮肤粘膜感染（臀部感染、脓疱疮等）19例（9.7%）,新生儿结膜炎8例（4.1%）。LOS各系统局部感染情况为:呼吸道感染93例（79.5%）,新生儿脐炎34例（29.1%）,泌尿系感染16例（13.7%）,皮肤粘膜感染（臀部感染、脓疱疮等）16例（13.7%）,新生儿结膜炎8例（6.8%）,两组在局部感染中主要指呼吸道感染及脐炎,发生率高,两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非特异性实验性指标比较对312例败血症患儿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统计,白细胞异常、C反应蛋白是NOS较常见的临床表现,两组之间在WBC异常、CRP异常、PCT异常、白介素异常占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LOS组WBC异常、CRP异常、PCT异常占比分别为29.9%、25.6%、59.8%,而EOS组在WBC异常、CRP异常、PCT异常占比分别是16.4%、12.8%、47.2%,比较发现两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发现EOS组和LOS组在PLT计数下降、I/T比值异常和FIB值异常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并发症及死亡情况比较统计了312名败血症患儿的并发症及死亡情况结果,其中并发症包括:肺炎、消化道出血、颅内出血、化脓性脑膜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感染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死亡。肺炎、细菌性脑膜炎、感染性休克和DIC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并发症。EOS组消化道出血和颅内出血的比例高于LOS组,LOS组细菌性脑膜炎和感染性休克的比例高于EOS组,EOS组消化道出血和颅内出血的比例分别为7.7%和8.7%,明显高于LOS组的1.7%和2.6%。LOS组细菌性脑膜炎和感染性休克的比例分别为13.7%和8.5%,而EOS组细菌性脑膜炎和感染性休克的比例为6.2%和2.6%,分析发现两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发组肺炎发生比例为87.7%高于晚发组肺炎发生比例67.5%,两组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DIC和死亡占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两组临床转归情况比较195名EOS患儿中,160名（82.1%）好转,23名（11.8%）好转后继续治疗,死亡8名（4.1%）,117名LOS患儿中,79名（67.5%）好转,32例（27.4%）好转继续治疗,死亡6名（5.1%）。EOS组和LOS组在临床转归情况比较,无统计学意义（χ2=3.647,P=0.986,P>0.05）。6.两组血培养结果及药敏情况分析1.在312名被诊断为败血症的儿童中,共有51个血培养物呈阳性。经统计分析,这51例菌株包括36例（11.5%）革兰氏阳性（G+）、14例（4.7%）革兰氏阴性（G-）和1例（0.3%）真菌。最常见的病原体为表皮葡萄球菌（5.1%）（16/312）,其次为大肠杆菌3.5%（11/312）、人葡萄球菌3.5%（11/312）、溶血性葡萄球菌1.6%（5/312）,藤黄微球菌0.3%（1/312）,屎肠球菌0.3%（1/312）,阴沟肠杆菌0.3%（1/312）,肺炎克雷伯菌0.3%（1/312）。无乳链球菌0.3%（1/312）,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0.3%（1/312）,小芽孢杆菌0.3%（1/312）,白色念珠菌0.3%（1/312）。2.对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oNS）为主的G+菌进行耐药性分析:对青霉素G的耐药性均为100%,对β-内酰胺类、头孢类及大环内酯类的耐药性非常高,均超过80%。多重耐药菌检出1例,为耐甲氧西林的表皮葡萄球菌（MRSE）,对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等抗生素耐药性均在较低水平,但由于新生儿特殊性及药物严重的副作用,上述药物在儿科属于慎用,甚至禁用。对肽类和恶唑啉酮类等耐药性均为0%。3.对14例主要G-菌进行耐药性分析,结果显示:G-对第一、二代头孢菌素有较高的耐药性,近年来随着三代头孢菌素的广泛应用,G-对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性明显升高。对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剂、碳青霉烯类等敏感性较好,其中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四环素耐药性多达90%以上,对头孢呋辛、头孢西丁耐药性在70%以上,未发现对头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喹诺酮类等耐药情况;而肺炎克雷伯杆菌不仅对头孢唑林第一代头孢、第二代头孢、而且对头孢曲松等第三代头孢菌素等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率极高,多数90%以上耐药,敏感性较差,未发现对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剂、碳青霉烯类等耐药的菌株,敏感性较好;而对阴沟肠杆菌的耐药性分析表明,对哌拉西林、四环素、头孢菌素第一、二、三代等完全耐药（100%）,未发现对头孢噻肟、头孢吡肟等第四代头孢菌素的耐药性,未发现对青霉烯类和喹诺酮类等抗生素耐药的菌株。4.检出白色念珠菌1例,对其进行药敏分析示:两性霉素B、制霉菌素、氟康唑、5-氟胞嘧啶、伊曲康唑均敏感,耐药性为0%。结论:1.NOS在男婴发病人数明显高于女婴。母体胎膜早破>18小时、羊水粪便污染、母体绒毛膜炎、B组链球菌感染等是EOS的高危因素;而低出生体重儿、长期置管操作、皮肤黏膜感染等是LOS的高危因素。2.G+菌（主要是CoNS）是我院NOS的主要病因,EOS中以G-菌中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较为常见,而LOS中以葡萄球菌及机会致病菌为主。3.EOS致病菌感染主要通过母体阴道菌群上移和胎盘垂直传播感染,而LOS致病菌感染主要通过社区获得性感染及院内感染,定期检测新生儿败血症病原菌和药敏情况,对减少本地区新生儿败血症发生率及改善预后有一定参考意义。
单可记[2]（2019）在《云南省主要产科急危重症的相关临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二孩政策”前后产科重症患者临床特点的变化[背景及目的]尽管妊娠不是一种疾病,但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孕产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由于妊娠的生理变化使得孕产妇成为一个独特的人群。与一般患者相比,妊娠的生理变化使得怀孕妇女更容易受到危及生命的合并症/基础疾病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也使得临床医生更加难以识别。多数文献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进行描述产科重症患者,较为常见的产科危重病种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科出血、产褥感染、妊娠急性脂肪肝、围产期心肌病、羊水栓塞以及各种妊娠期合并的内、外科基础疾病。但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有关产科重症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可因地区不同而不同。而由于转入ICU的产科患者的数据更加详细,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产科危重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因此对转入ICU的产科患者的研究可能是比较接近产科危重疾病监测的最佳方法之一。另外,近年来ICU在降低危重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我国近年来高剖宫产率的历史遗留了大量的瘢痕子宫妇女,并于2015年10月全面实施的“二孩政策”,以及高龄孕产妇的增加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些妇女面临着妊娠和分娩的较大风险。本研究目的是探索“二孩政策”前后产科重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结局的变化,为降低孕产妇发病率和死亡率寻找理论依据。[方法]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2007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期间,转入ICU的产科重症患者进行回顾。回顾的对象其中包括本院产科转入ICU的产科重症患者和其他医院直接转入ICU的产科重症患者。将患者分为两组,第1组:2007年1月1日-2016年5月31日期间转入ICU的产科重症患者;第2组:2016年6月1日-2019年6月30日期间转入ICU的产科重症患者。通过住院病历收集数据,包括一般资料,转入ICU的主要原因（ICU第一诊断）,疾病严重程度,ICU内的主要干预等数据,比较两组患者之间转入ICU的主要原因,一般资料、临床特征,主要妊娠并发症/合并症及母亲结局。另外,按照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孕产妇死亡疾病编码-10（ICD-10）将产妇死亡原因分为:直接产科因素死亡和间接产科因素死亡。[结果]①研究期间,本院共计分娩63703人次。两组共计转入ICU 540例产科重症患者,其中第1组共计376例（本院340例,外院36例）,第2组共计164例（本院159例,外院5例）。本院孕产妇ICU转入率0.78%（499/63703）。②在转入ICU主要原因中以产科因素为主,前五位原因依次是产后出血,妊娠合并高血压疾病,妊娠合并心脏病,脓毒症和妊娠合并急性胰腺炎。其中,第2组患者产后出血（P=0.02）和妊娠合并急性胰腺炎（P<0.01）的比例更高,但脓毒症患者的比例较前下降（P=0.04）。③在一般资料和临床特征的比较中,第2组患者年龄更大,孕次、产次、流产次数更多,失血量更大,ICU住院天数和总住院天数均更长（均P<0.05）,而通过介入栓塞动脉止血的比例更高,ICU内机械通气的比例也更高（均P<0.05）。④在主要妊娠并发症/合并症的比较中,第2组产后出血的比例较高,其中以胎盘因素导致产后出血的比例升高,宫缩乏力的因素下降（均P<0.05）。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急性胰腺炎、妊娠合并肝内胆汁淤积症及甲状腺问题的比例均增加,但HELLP综合征、先心病的比例较前下降（均P<0.05）。⑤研究期间,孕产妇死亡共计13例（本院8例,外院5例）。其中,10例间接产科因素死亡,3例直接产科因素死亡。本院孕产妇死亡率（MMR）为 12.6/10 万（8/63703）,濒临死亡率（MNMR）为 536.9/10 万（342/63703）。其中,因产科大出血死亡的比率为4.7/10万（3/63703）。[结论]研究期内,重症孕产妇转入ICU的主要原因仍以产科因素为主,分别为产后出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心脏病和脓毒症;“二孩政策”之后,短期内年分娩数量达到顶峰,转入ICU的重症孕产妇数量也随之上升。产后出血的发生率增加,其中胎盘因素导致的产后出血比例增加而宫缩乏力所占的比例下降,失血量增加,住院时间延长,ICU内机械通气的比例增加;孕产妇的死亡比率和濒临死亡率无明显变化。孕产妇死亡原因中以间接产科因素死亡（妊娠期的合并症/并发症）为主,而直接产科因素死亡因素中唯有产科大出血（死亡率为4.7/10 万）。第二部分云南省33家医院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的临床分析[背景及目的]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是一种罕见的围产期并发症,临床上通常与灾难性的母儿结局相关。而且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通常因产科大出血而导致母儿死亡。但由于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的发生率较低,使得临床医生对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发生的危险因素缺乏充分的了解。而且之前有关子宫破裂的研究报告基本上都是在有限的时间间隔内进行的小样本的临床报告。国际上,检索到的有关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的大样本、长期限的临床研究有沙特阿拉伯为期20年的报告（49例,发生率为0.04%）和挪威为期42年的报告（173例,发生率为0.013%）。而在国内,有关妊娠期子宫破裂的报告基本都是临床个案报道。另外,在有关此方面的大多数研究中作者都使用了国际诊断编码。但这些诊断编码却不能区分灾难性的完全性子宫破裂和基本无害的部分性子宫破裂的类型。并且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预计会随着剖宫产率的增加而显着增加。因此,我们需要更准确地了解完全性子宫破裂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在云南省内,近十四年间,33家医院中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的发生率、常见病因、临床特征及母儿结局。[方法]以病例报告表（Cases Report Form,CRF）的形式调查,在2004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 1日,云南省各级医院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的发生情况。收集孕妇的一般临床资料、分娩特征、术中所见以及母儿结局,然后按照子宫有无瘢痕史将其分为瘢痕组和无瘢痕组,对比分析这些指标,并对符合随访条件的母儿进行随访。[结果]云南省33家医院共105例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其中瘢痕组65例,无瘢痕组40例。调查期间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的总体比例0.012%。瘢痕组妇女不良孕史、妊娠期糖尿病、子宫原瘢痕破裂比例较高（P<0.05）。无瘢痕组患者高龄产妇、巨大儿、梗阻性难产和医源性产程加速（缩宫素使用不当）、产程中子宫破裂、失血性休克、死胎死产的比例更高（P<0.05）。瘢痕组以原瘢痕破裂为主并以子宫下段累及较多,无瘢痕组以梗阻性难产为主并以子宫颈受累为主（均P<0.05）。瘢痕组新生儿窒息率和NICU的转入率较高,无瘢痕组死产和新生儿早期死亡情况更常见（均P<0.05）。105例妇女中,8例（7.6%）妇女死亡（瘢痕组3例,无瘢痕组5例）,胎儿宫内死亡68例（64.8%）,新生儿窒息13例（12.4%）。在成功随访的46例母亲中43例因避孕措施而未孕,再次妊娠者3例,其中2例意外妊娠早期人工流产,1例计划妊娠并于妊娠第38周再次剖宫产成功分娩,母儿结局良好。成功随访的13名儿童均正常发育。[结论]瘢痕子宫破裂的主要危险因素主要是剖宫产史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史;无瘢痕子宫破裂主要危险因素是胎位异常所致难产、多胎妊娠、滥用催产素类药物、不当的宫内操作以及分娩管理不善等因素。子宫破裂的临床症状以产前剧烈腹痛,胎心异常,失血性休克,产前阴道流血为主要表现,其中无瘢痕子宫破裂者的组织损伤更重,失血更多,母儿结局预后更差,临床上也更容易延迟其诊断。第三部分 近十年围产期子宫切除的病因和母亲结局[背景及目的]围产期子宫切除与产科大出血的死亡率密切相关。本研究回顾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十年来所有围产期子宫切除病例。探索围产期子宫切除的发生率,危险因素,产妇临床特征,围手术期及术中情况,并发症及结局。[方法]回顾200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所有子宫切除病例。按照术前是否计划子宫切除情况将其分为两组:计划性子宫切除组和非计划性子宫切除组。从住院病历系统收集产妇的一般资料,术前基本资料,麻醉方式,术中特征,子宫切除主要指征,胎盘异常的类型,转入ICU的情况以及ICU内主要干预,以及术后主要并发症等资料。组间变量的比较,根据资料类型分别采用x2检验、t检验（正态分布）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和Mann-Whitney U检验（非正态分布）。[结果]①研究期间,本院共计分娩51152人次,围产期子宫切除共计133例,其中计划性子宫切除组49例,非计划性子宫切除组84例,总体围产期子宫切除率为2.6/1000（133/51152）;其中68.4%（91/133）的妇女至少有一次剖宫产史。②133例围产期子宫切除时机的分布情况为,54.1%的发生在剖宫产术中,31.6%的发生在剖宫产术后,14.3%的发生在阴道分娩后。③围产期子宫切除术的主要指征为胎盘异常（71.4%）,宫缩乏力导致的出产后大出血（13.5%）和凝血功能障碍（5.3%）。④胎盘异常的危险因素主要与患者的剖宫产史有关。⑤88.7%（118/133）的妇女术后需要转入ICU管理。⑥围产期子宫切除的产妇常见的并发症有发热,急性肾损伤,膀胱损伤,切口感染和DIC。⑦在产妇特征中,计划性子宫切除组妇女术前血红蛋白水平高于非计划性子宫切除组妇女。但在麻醉和围手受术期处理方面,与计划性子宫切除组相比较,非计划性子宫切除组妇女全身麻醉比例更高,手术时间更长,术中失血量和液体输注量更多,缩血管药物使用的比例更高,但术后血红蛋白更低。⑧133例围产期子宫切除妇女中共计死亡3例,其中在计划子宫切除组中的1名妇女因疤痕子宫并凶险型前置胎盘伴穿透膀胱,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在非计划子宫切除组中2名妇女分别为子宫破裂和羊水栓塞合并失血性休克而死亡。[结论]围产期子宫切除的常见指征有胎盘异常,宫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大出血以及凝血功能障碍。其中导致胎盘异常的最常见的危险因素是剖宫产史。与计划性子宫切除妇女相比,非计划性子宫切除妇女围手术期的情况更为复杂。第四部分 休克指数对产后出血的识别及其不良事件的预测作用[背景及目的]尽管在过去的25年中,因产科出血导致的孕产妇死亡人数有所减少,但它依然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主要直接产科因素。据报告,2015年全球因产科出血导致的孕产妇死亡人数超过80,000人。并且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由产科出血导致的孕产妇死亡构成比为29.3%,导致产妇严重不良结局的构成比为26.7%,但这些数据存在区域差异。造成这些数据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产科出血的定义本身标准的不统一,或定义的标准本身存在缺陷。同时,也造成临床上不能满足对产科出血的早期识别,且临床上达不到简单易用的程度。比如,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产科出血的定义:阴道分娩失血量>500ml,剖宫产分娩失血量>1000ml。但经研究发现,许多失血量>500ml的孕产妇并无任何不良临床后果,而有些孕产妇即使失血量较少,但仍会出现临床不良后果的风险。此外,按照分娩方式进行划分的产科出血的定义也令人困惑:为何阴道分娩后失血量达到500rnL就会对产妇造成临床不良后果的风险,而剖宫产分娩后失血量达到500mL却不会造成临床不良后果风险?所以,在临床上除了对失血量的准确评估是一个难点之外,可能还要考虑孕产妇的基础健康状况的影响。因为基础健康状况较好的妇女通常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失血量,而不会出现重要器官灌注失代偿的情况（通常>1000 mL）。换言之,产科出血的定义既要考量患者实际的失血量,同时还要考量患者器官灌注的临床表现。比如,患者的生命体征或血流动力学或一些代谢指标（酸中毒、碱缺失、血乳酸）的情况。这些指标的变化均能够及时提醒临床医生对产科出血的识别和初步评估孕产妇失血的程度。但是临床上需要一个能够及时识别产科出血,并且这个指标还要尽可能地适用于所有医疗场景,比如不仅适用于产科专科医生,还可适用于全科医生,急诊科医生,甚至其它的非产科专业医生。最重要的是要具备简单快速,床旁易用的特点。初步研究表明,休克指数可能是一个具备上述这些要求的指标。休克指数（Shock index,SI）虽然使用常规的个体生命体征（脉搏和收缩压）来评估低血压的准确性,但它们的简单组合可能会将一般常规的临床参数转变为更准确的、能够及时反映低血容量指标。休克指数是通过心率除以收缩压进行计算的,并且可以利用生命体征来提高个体化的预测能力,这有助于早期个体化识别产科出血。目前,国际上有关休克指数在产科出血中的使用方兴未艾,而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较少,多为综述且语焉不详。为此,我们就有关休克指数对产科出血的识别和对产科出血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预测作用进行观察和探索。[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收治的8240例患者,排除多胎妊娠,高血压,心脏病,甲状腺问题,产前出血患者以及资料不全者,仅纳入剖宫产且产后出血（产后24h失血量≥1000ml）患者作为观察组,共计70例;按照剖宫产方式（紧急剖宫产/择期剖宫产）和麻醉方式（局部麻醉/全身麻醉）进行匹配70例非产后出血患者（产后24h失血量<1000ml）作为对照组。收集入院时和产后24h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资料,产后24h失血量,产后出血l0min,30min的心率、收缩压、不同时间SI（SI1=入院时、S12=产后出血10min、SI3=产后出血30min）,不良事件（大量输血,侵入性操作和转入ICU）等各指标。比较两组各指标的统计学差异;使用相关分析探讨SI与失血量和输血量的相关性;使用ROC观察SI对失血量和不良事件的预测情况。[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急诊剖宫产均为46（65.7%）人,择期剖宫产均为24（34.3%）人。观察组和对照组局部麻醉均为45（64.3%）人,全身麻醉均为45（35.7%）人。两组之间年龄,产次,孕周,孕前BMI,入院时HR、SBP、Hb、SI均无显着差异（均P>0.05）,两组入院时的休克指数（SI1）总体中位数和四分位数是0.75（0.68-0.84）;对照组的产后出血10minSBP和产后出血30min的SBP均高于观察组,而观察组的产后出血10minHR和产后出血30min的HR均高于对照组（均P<0.01）。产后出血10minSBP,产后出血30minSBP均高于观察组,而观察组SI2,SI3,产后24h失血量,住院天数和ICU转入率均显着高于对照组（均P<0.01）。另外,SI2和SI3均高于SI1,且以SI2最高。相关性分析显示,SI2和SI3均与产后24h失血量和输血量呈明显正相关。ROC曲显示,SI2和SI3均对24h失血量,输血量,侵入性操作和术后转入ICU均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结论]休克指数对产后出血的失血量,输血量以及产后出血患者的不良事件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葛建雄,王晓冰,雷国锋[3]（2017）在《2012～2016年三门峡地区新生儿死亡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对三门峡地区近5年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探讨新生儿死亡相关因素,提出干预措施。方法:按照全国妇幼卫生监测要求,对三门峡地区上报的326例医疗保健机构死亡新生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326例死亡新生儿中,早期新生儿死亡215例,晚期新生儿死亡为111例。主要死因:早产/低出生体质量、窒息、先天出生缺陷等。影响新生儿死亡主要因素孕期保健不规范、产儿科合作不够、孕期合并症等。结论:加强早期新生儿死亡管理,做好围产期保健、加强产儿科合作、提高新生儿复苏技术、加强出生缺陷预防、关注早产儿生存质量有助于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谢晶晶[4]（2017）在《影响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相关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影响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相关因素,为提高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救治成功率提供一定参考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超低出生体重儿住院期间的临床资料。按临床结局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间临床资料的差异,分析影响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相关因素。结果:1、273例超低出生体重儿纳入研究,出生体重500999（911.82±94.73）g,以900999g为主,共195例（71.4%）。胎龄22.736.7（28.00±2.12）周,以胎龄≥28周为主,共119例（43.6%）。住院时间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为47.00（11.00,79.00）天。住院费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为62151.09（27154.76,116107.59）元。在273例超低出生体重儿中,付费方式自费201例（73.6%）;男性162例（59.3%）;采用辅助生殖技术90例（33.0%）;产前应用糖皮质激素116例（42.5%）;剖宫产分娩65例（23.8%）;双胎或多胎116例（42.5%）;1分钟Apgar评分≤7分176例（64.5%）。住院期间患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者252例（92.3%）,支气管肺发育不良165例（60.4%）,动脉导管未闭131例（48.0%）,Ⅲ°及以上脑室周-脑室内出血26例（9.5%）,脑白质软化22例（8.1%）,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22例（8.1%）。273例患儿存活156例,死亡117例,病死率为42.9%。2、存活组患儿与死亡组患儿临床资料比较,结果显示:死亡组胎龄、出生体重、应用氨茶碱或咖啡因的比例均低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死亡组5分钟Apgar评分≤7分的发生率、产房复苏需≥C步骤的比例、需有创通气的比例、前置胎盘、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肺出血、脑室周-脑室内出血、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动脉导管未闭、代谢性酸中毒、新生儿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新生儿高血糖症、硬肿症发病率均高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将上述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应用氨茶碱或咖啡因是ELBWI死亡的保护因素（OR=0.343,95%CI:0.1750.674,P=0.002）。低出生体重、肺出血、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需有创通气和新生儿高血糖症是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1、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并发症、合并症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2、应用氨茶碱或咖啡因可能是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保护因素。3、低出生体重、肺出血、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新生儿高血糖症是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潘丹园,李艳华[5]（2016）在《2010-2014年武鸣县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对武鸣县新生儿死亡原因进行分析,探讨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便釆取相应的干预措施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方法对武鸣县2010-2014年新生儿死亡情况进行回顾分析。结果 5年间,武鸣县新生儿死亡138例,死亡率平均为3.39‰,新生儿死亡率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依次为4.48‰、3.72‰、2.88‰、3.04‰和3.03‰;其中早期新生儿死亡占78.26%;前2位死亡原因为: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占36.9%）和出生窒息（19.6%）。结论加强健康宣教,做好孕前、孕期保健,提高产科质量,预防早产、窒息和感染,加强新生儿访视及家庭护理,可有效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张星[6]（2015）在《某院2004～2013年危重新生儿的早期生存状况研究》文中提出目的分析近10年垫江县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内早期新生儿死亡临床资料,探索危重新生儿的早期死因和相关应对措施。方法收集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死亡的新生儿的资料,回顾性分析早期新生儿死亡病例的临床情况和主要死因。结果近10年垫江县人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共收治17 013例新生儿,死亡502例,其中398例（79.28%）新生儿在出生后1周内死亡,病死率为2.34%,并且病死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后5年的早期新生儿病死率（2.14%）明显低于前5年（2.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产儿的病死率明显高于足月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出生后1、13、47d内分别死亡113例（28.39%）、195例（48.99%）、90例（22.61%）,出生后1d内死亡的新生儿疾病危重度明显高于其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0年间早期新生儿的主要死因是早产低体质量、重度窒息、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先天畸形。结论该院近10年来重症监护室内早期新生儿的病死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早产儿的病死率较高,死亡时间主要集中在出生后3d内,主要死因是早产低体质量、重度窒息、NRDS和先天畸形。
白鸽[7]（2012）在《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研究目的孕产期保健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及时发现高危妊娠并给予干预是关键。其中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是首要环节,也是孕产妇系统保健的根本目的和核心。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国内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并不理想,根源在于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现行模式是以孕产期保健服务的供方（以下简称供方）为主导,供需方之间缺乏联动管理机制,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局限性愈发凸显。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针对供方,社区在孕产期保健服务中优势明显,然而当前并未区分社区与医学中心的现实差异,社区供方缺乏针对性的筛查管理技术；另一方面表现在针对孕产期保健服务需方（以下简称需方）,其主动保健积极性未得到充分调动,需方亦缺乏针对性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为实现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的目的、突破现有模式的局限性,本研究针对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分别研制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并将这两项关键技术有机嵌入到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流程中,形成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即以社区为平台,供需双方联动的筛查管理模式。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综合考虑现实条件,形成干预方案,并在试点地区实施干预和效果评价。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认知存在“非有即无”的认知偏差,因此为转变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研究根据评估结果探索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并进行软件化包装。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卫生技术评估、循证医学、行为改变理论等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性研究方法,以文献计量分析、专家咨询、定性定量多重论证、焦点组访谈、现场调查、健康信念模型、知信行理论、广义线性模型、软件编制等为具体的研究的方法。其中文献计量分析、专家咨询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即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和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专家咨询、定性定量多重论证、焦点组访谈和现场调查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即高危妊娠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的研制和论证；焦点组访谈、现场调研、健康信念模型、知信行理论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五部分,即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效果评估；广义线性模型、软件编制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六部分,即妊娠风险指数模型软件探索。三、研究过程及主要结果（一）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引出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第一部分是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系统总结了高危妊娠筛查技术和管理现状。理论研究是对国内外期刊文献、保健指南等文献材料的分析,实证研究是对402名孕产妇的基线调查和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名供方的焦点组访谈。研究发现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供需方之间缺乏联动的管理机制,具体体现在：（1）针对供方,高危妊娠筛查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然而目前该技术缺乏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单位现实条件的考量；（2）针对需方,已开始提高对孕产期保健的重视程度,然而目前尚无针对孕产妇自我筛查管理妊娠风险的工具。因此本研究为突破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提出建立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本着全程性、系统性和操作性的建立原则,该模式的特点包括基于社区供方、基于社区需方和供需双方共同参与三个方面。为提高供方参与,需依据社区现实,研制针对社区供方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为促进需方参与,需依据需方认知,研制针对社区需方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为促进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研究汇总两项关键技术,并将技术有机融合到现行筛查管理流程中,搭建共同参与平台和运行机制。（二）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为技术研制提供支撑为研制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提供技术支撑,研究第二部分首先对国内164篇权威文献和国内外27张高危妊娠筛查表进行了独立分析,最后对两类文献评阅的结果进行了汇总分析,共收集75种妊娠危险因素、18种危险因素的分类、2种危险因素评价方式等,同时明确了目前高危妊娠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应用文献计量法对相关危险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分析应该重视的常见高危妊娠危险因素,如年龄、流产史等危险因素。本部分研究为后续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的筛查管理技术研制提供理论依据。（三）高危妊娠社区供方筛查管理技术：弥补现行模式的社区供方技术不足前期研究表明高危妊娠筛查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研究第三部分是基于社区,为达成社区高危妊娠早期筛查的目标,以“科学性、操作性、时效性”等原则,综合考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设备、技术等基础条件,研制高危妊娠社区筛查表。在研制阶段,围绕着筛查表的框架、条目、条目指标值和条目评价方式四个方面,对第二部分研究结果运用文献评阅和专家咨询法遴选形成初稿。在论证阶段,采用专家论证和机构论证两轮论证模式,依次论证筛查表的科学性和操作性。其中专家论证采用焦点组访谈和名义团体法的方式,参与论证的产科和妇保专家共10名；机构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机构涉及上海市、常州市和北京市共37家机构的49名产科和妇保专家。论证专家一致认同筛查表的研制目的和意义,并依据原则进行评分并提出完善建议。在评价阶段,研究以筛查表为工具,选择江苏1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评分者信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46名,结果显示信度良好（Cronbach’s Alpha=0.954）。研究选择上海和江苏的6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效标效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235名,结果显示效度良好（灵敏度=89.7%,特异度=99.5%,约登指数=0.89,Kappa值为0.921）。最终形成的筛查表采用两级分级方式,包含50条条目指标值。（四）高危妊娠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弥补现行模式的社区需方技术匮乏前期研究表明健康教育是对需方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研究第四部分是针对准备怀孕妇女和孕产妇,研制高危妊娠自我筛查表和相关健康教育资料。自筛表从病史和疾病的症状出发,配合相关健康教育资料,旨在一方面作为孕产期保健健康教育的工具,提高她们的妊娠知识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另一方面作为妊娠风险的筛查工具,帮助她们早期发现妊娠危险因素并及早就医。在研制阶段,围绕着筛查表的框架、条目和条目评价方式三个方面,对第二部分研究结果运用文献评阅和专家咨询法遴选,并对条目进行通俗化形成初稿。在论证阶段,采用专家论证、机构论证和需方论证三轮论证,依次论证筛查表的科学性、操作性和通俗易懂性。专家论证采用焦点组访谈和名义团体法的方式,参与论证的产科和妇保专家共10名；机构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机构涉及上海市、常州市和北京市共37家机构的44名产科和妇保专家；需方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对象为三地共542名育龄妇女。三轮论证供需双方一致认同筛查表的研制目的和意义,并依据原则提出完善建议。在评价阶段,研究以筛查表为工具,选择上海和江苏的6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筛查表的信效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235名,结果显示信度良好（各条目的重测信度均达到了0.7以上）,效度良好（灵敏度=84.6%,特异度=74.5%,约登指数=0.58,Kappa值=0.41）。最终形成的自筛表采用两级分级方式,包含40条条目。研究同时针对筛查表研制高危妊娠家庭指导手册,对表中每条危险因素的危害和应对措施进行解释和说明,用于指导个人和家庭使用筛查表并对筛查结果采取措施。研究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对指导手册的科学性和操作性进行论证,15名参与论证的专家认同指导手册的意义,并对部分表述进行了修改完善。（五）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评估：促进供需双方共同参与为构建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的平台和运行机制,研究第五部分整合社区供方和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嵌入到现行管理流程中,围绕着对象、内容、频率与时机、工具等方面,形成干预方案。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采用准实验干预设计,在上海市嘉定区、江苏省常州市、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实施干预方案,并对试点地区进行基线、过程和终末评估。其中,基线评估对三个试点地区16家试点社区、55名社区孕产期保健供方人员和542名孕产期保健需方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机构条件、供方和需方对高危妊娠的认识情况等；过程评估通过对试点地区32次干预督导、7次技术交流简报、186名孕产妇的阶段性随访评估和对常州4个社区的案例研究,结果发现干预方案进展良好,管理方和供方均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干预的进展,需方主动筛查意识也有较大的提高；终末评估通过对三地干预组1115名入组对象和对照组829名对象历时1年多的随访调查,结果显示干预构建出的供需方联动机制运行整体效果良好,100%的供方和99.5%的需方对于干预方案实施认同且满意,社区供方和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在干预过程中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同时三地干预社区需方对妊娠危险因素的认知、态度和主动就医行为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转变。（六）妊娠风险指数模型软件的探索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存在偏差。当前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为“非有即无”,即“是高危／不是高危”（0/1）的概念,因此一旦筛查结果出现“不是高危”的情况,需方便会放松警惕,然而妊娠过程瞬息万变,时时都有可能出现高危,因而高危出现时,需方往往不知所措,酿成悲剧,产科医患纠纷也多源自于此。因此为转变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偏差,本部分研究致力于将现有两分类（0/1）的判决转换为具体的风险指数（0～1）,即对于需方而言,妊娠风险不再是“有或无”的概念,而是“高或低”的概念。研究利用三个地区试点社区随访1年得到的1632份有效随访资料,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根据数据导入情况,计算得出风险影响因素的系数,并对产生的模型进行修改完善。接着,通过模拟库对模型进行数据模拟,最后研究在模型模拟完善后,利用Excel VBA的强大数据处理后台,对建立的妊娠风险模型进行软件化包装,为模型的推广提供技术条件和支持。四、结论为实现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的目的、突破现行筛查管理模式局限性,本研究首先针对现行模式的局限性,分别研制了基于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的两项关键技术,并将这两项技术融合到现行筛查管理流程中,形成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之后,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考虑现实条件,建立干预方案,并在三个试点地区组织干预和效果评估。最后,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认知存在偏差,因而研究在方法学探索,在评估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妊娠风险指数模型,通过模拟库的验证后,利用Excel VBA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软件化包装。五、研究的创新点本研究在方法学上的创新是构建了遴选、论证和评估社区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的思路、步骤和方法。在技术上创新是基于社区现实,研制了出了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工具《高危妊娠社区筛查表》,并基于孕产妇妊娠生理周期和疾病的症状,研制出了高危妊娠自我筛查工具《高危妊娠自我筛查表》。本研究的集成创新是在技术研制的基础上,将研制的关键技术进行有机集成,嵌入到现行管理流程中,形成一整套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干预方案,并利用干预随访资料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并进行软件化包装。
周宁,刘传勇,曹梅馨,何玉英[8]（2012）在《广州市海珠区2006-2010年围产儿死亡原因分析及干预对策探讨》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分析广州市海珠区2006-2010年5年间围产儿死亡原因,为婚前、孕前和孕早期保健的遗传优生咨询与指导提供科学依据,为降低围产儿死亡率提出干预对策。方法回顾性分析辖区内各产科医院的的围产儿死亡情况及孕妇基本情况。结果 5年间共有围产儿出生63 596人,死亡围产儿共614例,死亡率为9.7‰;其中,死胎448例（72.96%）,早期新生儿死亡129例（21.00%）,死产37例（6.00%）;围产儿死亡的前3位死因是出生缺陷225例（36.6%）、胎盘脐带因素131例（21.3%）、母亲孕期疾病59例（9.7%）。结论围产儿死亡中以死胎为主,而导致围产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缺陷。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从加强围产保健意识的宣教、扩大保健的覆盖率,加强和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产儿科医护人员专业水平和B超影像的诊断率等方面着手,尽可能地降低围产儿死亡率。
陈冰青,蓝海英,练菊英[9]（2009）在《2006-2008年广州市越秀区围产儿死亡情况分析》文中指出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分析本地区围产儿死亡原因,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达到提高围产保健质量,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目的。方法本文对近三年来越秀区辖区内产科医院的围产儿死亡病例进行分析统计。结果3年期间辖区内十一间产科医院的围产儿死亡病例共计1128例,围产死亡率平均为17.60‰,死胎占84.22%,死产占3.55%,早期新生儿死亡占12.23%,导致围产儿死亡的主要因素为:胎儿畸形（占54.08%）、脐带因素（占17.02%）,母体因素（占11.70%）、早产低体重儿（占7.53%）、胎盘因素（占4.60%）、新生儿重度窒息（占1.15%）。结论加强出生缺陷的监测,通过产前诊断尽早发现畸形,在28周前终止妊娠,从而减少围产儿死亡。做好产前保健,加强孕期监护,积极防治先兆早产,及时防治胎儿窘迫和妊娠并发症,提高对新生儿窒息的抢救质量及复苏后治疗护理水平也是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关键。
刘文彬,王太森,周颖,许洪波,郑淑梅,刘华君[10]（2003）在《大理地区138例早期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文中指出目的 为了进一步降低大理地区早期新生儿死亡率。方法 分析我院10年来138例早期新生儿死亡的临床资料。结果 本组资料早期新生儿死亡率为3.4％。早产、窒息是导致国产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感染性疾病,吸入性肺炎,肺出血,颅内出血以及硬肿症等。早产儿以肺出血,颅内出血以及硬肿瘤及肺透明膜病为主;过期产儿以吸入性肺炎窒息为主;足月儿以感染性疾病、窒息为主。而且早期新生儿死亡与产科高危因素关系密切。结论 强调加强本地区,特别农村围产期保健和提倡新法接生的重要性,同时产、儿、麻醉医生密切配合应用新法复苏,加强护理,严密消毒隔离是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关键。
二、大理地区138例早期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理地区138例早期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大理地区312例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缩略词 |
| 第一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学方法 |
| 第二章 结果 |
| 2.1 患病情况及一般资料比较 |
| 2.2 临床表现及局部感染 |
| 2.3 两组非特异性实验性指标比较 |
| 2.4 两组并发症及死亡情况比较 |
| 2.5 两组临床转归情况比较 |
| 2.6 病原菌血培养结果及药敏情况分析 |
| 第三章 讨论 |
| 3.1 发病情况分析 |
| 3.2 临床表现、局部感染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 |
| 3.3 临床转归分析 |
| 3.4 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耐药性分析 |
| 第四章: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新生儿败血症各种炎症标志物诊断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云南省主要产科急危重症的相关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以字母顺序排列)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部分 “二孩政策”前后产科重症患者的临床特点的变化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云南省33家医院妊娠期完全性子宫破裂的临床分析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近十年围产期子宫切除的病因和母亲结局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休克指数对产后出血的识别及其不良事件的预测作用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全文总结 |
| 综述 危重产科学相关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2012～2016年三门峡地区新生儿死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方法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近5年三门峡地区新生儿死亡率变化趋势 |
| 2.2 死亡新生儿母亲基本情况 |
| 2.3 死亡新生儿母亲孕期保健情况 (见表2) |
| 2.4 新生儿出生及救治情况 |
| 2.5 新生儿死亡主要死因 |
| 3 讨论 |
（4）影响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英文缩略词索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第2章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统计学方法 |
| 第3章 结果 |
| 3.1 一般资料 |
| 3.2 母孕期情况 |
| 3.3 出生时情况 |
| 3.4 主要疾病及治疗情况 |
| 3.5 病死率 |
| 3.6 死亡日龄 |
| 3.7 死亡原因 |
| 3.8 放弃治疗后死亡 |
| 3.9 影响ELBWI死亡的相关因素 |
| 第4章 讨论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ELBWI住院情况调查表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2010-2014年武鸣县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方法 |
| 1.2.1 新生儿死亡定义 |
| 1.2.2 死亡率定义 |
| 1.3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新生儿死亡的构成情况 |
| 2.2 新生儿死因顺位及分类 |
| 2.3 早期新生儿与晚期新生儿主要死因对比 |
| 3 讨论 |
| 3.1 新生儿死亡率 |
| 3.2 新生儿死亡原因构成 |
| 3.3 死亡年龄构成特点 |
| 3.4 加强新生儿访视工作 |
（6）某院2004～2013年危重新生儿的早期生存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方法 |
| 1.3统计学处理 |
| 2 结果 |
| 2.1 总体情况 |
| 2.2 不同胎龄的早期新生儿病死率比较 |
| 2.3 早期新生儿不同死亡时间的死因和评分比较 |
| 2.4 死因情况 |
| 3 讨论 |
（7）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与分析 |
| 第一部分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 |
| 一、材料和方法 |
| 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理论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
| 三、高危妊娠筛查管理实证研究现状 |
| (一)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需方 |
| (二)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供方 |
| 四、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提出 |
| (一) 与现行模式的异同 |
| (二) 模式的建立原则 |
| (三) 模式的特点 |
| (四) 模式的构成要素 |
| 五、讨论与建议 |
| 六、小结 |
| 第二部分 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二、期刊文献评阅结果 |
| (一) 文献基本情况 |
| (二) 研究者情况 |
| (三) 文章类型和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内容 |
| 三、国内外高危妊娠筛查表评阅结果 |
| (一) 资料基本情况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两类文献评阅结果汇总 |
| (一) 危险因素的概况 |
| (二) 危险因素的严重性排序 |
| (三) 常见高危妊娠危险因素分析 |
| 五、讨论与建议 |
| 六、小结 |
| 第三部分 高危妊娠社区供方筛查管理技术 |
| 一、筛查表的研制思路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筛查表的研制 |
| (一) 筛查表框架的确立 |
| (二) 筛查表条目的遴选 |
| (三) 筛查表条目指标值的遴选 |
| (四) 筛查表条目评价方式的遴选 |
| 四、筛查表的论证 |
| (一) 研究过程和步骤 |
| (二) 专家论证 |
| (三) 机构及使用者论证 |
| 五、筛查表的评价 |
| (一) 信度分析 |
| (二) 效度分析 |
| 六、讨论与建议 |
| 七、小结 |
| 第四部分 高危妊娠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 |
| 一、自筛表的研制思路 |
| 二、材料与方法 |
| 三、自筛表的研制 |
| (一) 自筛表框架的确立 |
| (二) 自筛表条目的评价方式 |
| (三) 自筛表条目的遴选 |
| (四) 自筛表条目的通俗化 |
| 四、自筛表的论证 |
| (一) 研究过程和步骤 |
| (二) 专家论证 |
| (三) 机构论证 |
| (四) 需方论证 |
| 五、自筛表的评估 |
| (一) 信度分析 |
| (二) 效度分析 |
| 六、高危妊娠家庭指导手册的研制及论证 |
| (一) 研制 |
| (二) 论证 |
| 七、讨论与建议 |
| 八、小结 |
| 第五部分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效果研究 |
| 一、干预方案 |
| (一) 框架 |
| (二) 内容 |
| (三) 集成 |
| (四) 实施 |
| 二、干预评估 |
| (一) 评估方案 |
| (二) 基线评估 |
| (三) 过程评估 |
| (四) 终末评估 |
| 三、讨论与建议 |
| 四、小结 |
| 第六部分 妊娠风险指数模型探索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一) 资料来源 |
| (二) 随访内容和检测指标 |
| (三) 疾病及危险因素的判定标准 |
| (四) 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
| 二、妊娠风险指数模型的建立 |
| (一) 模型1 |
| (二) 模型2 |
| (三) 模型3 |
| 三、妊娠风险指数模型的模拟 |
| (一) 建模组与模拟组的同质性 |
| (二) 妊娠风险指数模型的判别能力和预测准确性 |
| (三) 妊娠风险指数模型使用的注意事项 |
| 四、妊娠风险模型的软件化 |
| (一) 开发环境介绍 |
| (二) 总体设计架构 |
| (三) 流程演绎 |
| 五、讨论与建议 |
| 六、小结 |
| 研究小结 |
| 一、研究小结 |
| 二、讨论与建议 |
| 三、研究的创新性 |
| 四、研究的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9）2006-2008年广州市越秀区围产儿死亡情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资料与方法 |
| 1. 资料 |
| 2. 方法 |
| 结果 |
| 1. 围产儿死亡率及死亡分类情况 |
| 2. 早期新生儿死亡的体重因素 |
| 3. 围产儿死亡与孕期高危因素的关系 |
| 4. 围产儿死亡原因分布 |
| 5. 畸形类别 |
| 讨论 |
| 1. 围产儿死亡率 |
| 2. 畸形与围产儿死亡密切相关 |
| 3. 死胎影响了围产儿死亡率 |
| 4. 围产儿死亡与早产有关 |
| 5. 出生低体重儿与围产儿死亡 |
| 6. 孕期高危因素是引起围产儿死亡的重要原因 |
四、大理地区138例早期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理地区312例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分析[D]. 齐越涛. 大理大学, 2021(09)
- [2]云南省主要产科急危重症的相关临床研究[D]. 单可记. 昆明医科大学, 2019(02)
- [3]2012～2016年三门峡地区新生儿死亡分析[J]. 葛建雄,王晓冰,雷国锋. 山西职工医学院学报, 2017(05)
- [4]影响超低出生体重儿死亡的相关因素分析[D]. 谢晶晶. 南华大学, 2017(04)
- [5]2010-2014年武鸣县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J]. 潘丹园,李艳华.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16(10)
- [6]某院2004～2013年危重新生儿的早期生存状况研究[J]. 张星. 检验医学与临床, 2015(04)
- [7]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D]. 白鸽. 复旦大学, 2012(08)
- [8]广州市海珠区2006-2010年围产儿死亡原因分析及干预对策探讨[J]. 周宁,刘传勇,曹梅馨,何玉英.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12(05)
- [9]2006-2008年广州市越秀区围产儿死亡情况分析[J]. 陈冰青,蓝海英,练菊英.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2009(08)
- [10]大理地区138例早期新生儿死亡原因分析[J]. 刘文彬,王太森,周颖,许洪波,郑淑梅,刘华君.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2003(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