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创新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有力保证(论文文献综述)
杜捷[1](2020)在《农业水土资源利用评价与均衡优化调控研究 ——以宁夏为例》文中指出农业水土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其分布不均衡和利用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威胁区域发展和粮食安全。本文以理论构建为前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宁夏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特征进行分析评价,解析了水土资源利用因素对农业产出影响的关键问题,通过耦合协调模型综合评判宁夏农业水土资源与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态,最后选取代表性灌区构建水土资源均衡优化配置模型展开实例研究,为宁夏农业水土资源管理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主要结论有:(1)通过提炼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调控的基础理论,提出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调控的概念及以“水土资源均衡匹配”、“大系统协调”和“时空均衡”为核心的内涵要义,同时阐述了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调控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决策机制及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技术路径。(2)宁夏灌溉用水量与有效灌溉面积之间的空间平衡度明显高于农业灌溉用水量与耕地面积。2007~2017年,宁夏农业水土资源匹配度不断提高,但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农业水资源分配出现更大的变异性。宁夏中北部县区的错配指数较低,农业灌溉用水充分,而东南部县区地多水少的问题始终较严重。研究期宁夏农业灌溉用水量对农业土地面积变化的敏感性增加,高敏感区域逐渐向宁北转移。此外,研究表明单位面积水资源量法对自然本底差异较大的地区不适用。(3)基于LMDI因素分解结果,农业用水效率是影响宁夏农业产值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首要策略。从不同作物角度考虑,2007~2017年,粮食生产结构效应为宁夏全区粮食产量增长的最大正向驱动力,表明研究期内宁夏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合理的;若不分作物分析,耕地利用集约度效应和耕地利用广度效应分别为粮食总产量增加的主要增量、减量效应,未来粮食生产发展的关键措施应是提升粮食单产能力和提高复种指数。(4)2007~2017年,宁夏农业水土资源系统、农业农村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均呈明显递增趋势,“农业大系统”及“两两系统”均呈现由“高耦合—低协调”向“高耦合—高协调”发展,农业水土资源与外部系统逐步向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5)选取贺兰县灌区为实例进行研究,构建基于“水土资源均衡、灌溉水时空均衡和生态水位控制”的灌区多目标水土资源均衡优化配置模型,将优化配置模型与地下水模拟模型耦合计算,得到规划年贺兰县灌区灌溉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实现了灌溉水资源时空均衡调配和地下水位有效调控。
杨均华[2](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向雁[3](2020)在《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关联研究》文中提出粮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水和耕地是支撑粮食生产最重要的资源。东北地区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也是种植结构优化的重点区域,研究其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对促进区域粮食可持续生产与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运用1990-2017年时序数据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了东北地区水、耕地和粮食时空变化态势;利用LMDI、虚拟耕地、综合灌溉定额等方法探讨了粮食生产与耕地、水资源利用的关联关系;构建了水-耕地-粮食关联模型(WLF),阐明了三者的关联状况;建立了LSTM模型,预测了水-耕地-粮食生产的变化趋势;最后提出了相应调控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诊断了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的基本态势和时空演变特征。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水资源偏少,地下水供水比例及灌溉用水占比偏高,水资源总量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空间分布错位,三大平原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普遍偏高。1996年以来耕地面积总体呈减少趋势,减少耕地去向由生态用地为主,转变为建设用地为主,增加耕地来源以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为主,形成了“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耕地占用生态用地”占补格局;耕地利用结构主要变化方向为旱地向水田转化,水田面积及占比上升。1990-2017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909.82万hm2;水稻和玉米面积占比分别上升11.09个和14.00个百分点,大豆、小麦、杂粮分别下降3.16个、13.42个、8.51个百分点。水稻生产向三江和松嫩平原地区聚集,玉米生产在中部至南部地区发展较快。(2)剖析了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二元关联关系。粮食-耕地关联分析表明,粮食生产中的低产作物转向高产作物,粮食虚拟耕地含量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0.24 hm2/t降至2017年的0.17 hm2/t,粮食种植结构向节地方向发展。粮食-水关联分析表明,水稻面积占比上升,旱地作物面积占比下降,粮食综合灌溉定额呈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1838.30 m3/hm2增至2017年的2192.52 m3/hm2,粮食种植结构向耗水型方向发展。水土匹配分析表明,基于水资源自然本底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两种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差距较大。(3)建立了水-耕地-粮食关联模型(WLF),测算了四种情境下的关联关系。基于粮食生产用地总面积,无论在水资源本底情境,还是在用水总量控制情境下的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省域尺度均处于不平衡状态,并且均缺水;地市级尺度,两种情境下分别有87.96%和82.41%的地市处于不平衡状态,主要为缺水状态。表明将全部耕地发展为灌溉耕地是不现实的。基于粮食生产现有灌溉耕地面积,无论在水资源本底情境,还是在用水总量控制情境下的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省级尺度均处于平衡状态,说明在不增加灌溉面积情况下,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是平衡的;地市级尺度,两种情境下分别有47.22%和44.44%的地市处于水多地少状态,说明还有一定的增加灌溉面积的潜力。水多地少区域主要集中于山区,可采取水权流转方式实现山区与平原地区的区域均衡。(4)构建了水-耕地-粮食的LSTM综合预测模型,预测了未来三者关联状况,提出了相应调控策略。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灌溉用水总量控制情境下,基于粮食生产用地总面积,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总体将仍处于缺水状态;基于粮食灌溉耕地面积,吉林省和辽宁省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总体将继续保持平衡状态,黑龙江省将变为轻度缺水状态。耕地资源、水资源、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灌溉定额等因素对水-耕地-粮食关联具有直接的影响,针对各地市水-耕地-粮食关联特点,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和水土资源配置,是改善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的有效手段。创新点:(1)构建了水-耕地-粮食关联模型,评价水、耕地与粮食生产的适宜和满足程度;(2)建立了水-耕地-粮食的LSTM综合预测模型,提高了预测精度;(3)揭示了东北地区粮食结构调整与水、耕地资源的关系,提出精准调控策略。
周凌[4](2020)在《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为应对挑战,国家作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深化农业制度改革,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补齐农业发展短板,推动农地流转的同时,细分农地经营权,进一步深化社会分工,促进农地规模经济与服务规模经济融合。在农地流转深入推进的同时,我国农业领域出现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存在要素活力不足、生产结构不能完全适应消费需求等问题,农地流转也面临“小农复制”、“内卷化”、“非粮化”等挑战。讨论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机理,实证分析产业结构效应的大小,提出扩大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对策,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围绕“农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农业经济增长”主线,从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产业融合结构三个方面,以及数量比例关系、技术效率关系两个维度,构建一个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变动、进而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分析框架。通过对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农地流转引起农业资本和劳动力在农户间以及农业和非农部门间转移,导致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农地流转对农业要素投入的数量比例变动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对农业要素投入技术效率变动部分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农地流转对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变动的影响总体较弱;农业要素投入结构数量比例变动较明显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但技术效率变动存在弱的负向影响。(2)农地流转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有助于推高粮经比,对农业生产结构数量比例变动有显着影响;促进农业要素优化配置,有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提升农业生产结构技术效率具有较显着正向影响;农业生产结构数量比例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促进作用不显着,技术效率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弱的负向影响,对高度化形成较显着正向影响。(3)农地流转对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存在显着影响;对效应的进一步分解发现,农地流转能够增强农业产业融合结构的市场驱动力,提升农业产业融合结构的技术支撑力,增强农业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与农业产业结构高度化呈现弱的反向趋势。(4)农地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较弱的直接促进作用;通过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经济增长形成正向影响,但效应较弱;通过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其中通过合理化产生弱的负向效应,通过高度化产生明显的正向效应,即农地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产业结构效应。本文主要的创新在于:第一,从产业结构视角构建一个分析农地流转结构效应的理论框架,讨论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变动、进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效应,将农地流转的经济影响分析推进到产业结构变动及农业经济增长领域;第二,理论研究方面,运用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实证研究方面,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经由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第三,从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产业融合结构三个方面,以及数量比例关系、技术效率关系两个维度,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深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
王效云[5](2020)在《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用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解读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曾是最有希望实现对发达国家赶超的发展中国家,然而,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债务危机,似乎证明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危机扭转了之前良好的赶超势头,并促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转型。人们因危机爆发而否定之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然而,新自由主义没能将拉美国家重新拉回到赶超轨道上,反而使拉美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而且危机和动荡不断,拉美国家随之落入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之中。与此同时,社会方面出现了倒退,贫困和两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不满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21世纪以来拉美一些国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其中以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最为突出。这一新的发展理论和模式将矛头指向积怨已深的社会矛盾,试图通过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和社会矛盾,减少贫困,在经济领域则实行国有化,将重要部门的私有产权变为国有产权,以便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这一发展模式在21世纪最初十年展现出颇具希望的势头之后,很快归于沉寂了,这些国家陷入了更深的混乱中。拉美国家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他们对有可能改变落后现状的理论和模式抱有极大地热情,拉美国家因此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试验田。然而,拉美国家至今仍没有找到那条真正能使其实现赶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为什么自进口替代工业化以来的所有发展模式,在拉美国家都失败了?如何看待拉美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摆脱发展困境的突破口和出路在哪里?本文以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采用较长时期的历史视角,针对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抽取演化发展经济学市场、技术与制度的三个关键考察角度,进行经济发展的长历史纵向分析和对比东亚经济发展的横向分析,得出研究结论:生产结构是拉美国家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源。经济发展是生产结构特定的,只有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才能带来发展,而拉美国家生产结构却专业化于低端的、远离技术中心的、报酬不变或递减的生产活动。正是因为这样的生产结构,使得拉美国家缺乏对知识、技术和创新的内在需求,无法启动技术和创新这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的特质,意味着产品市场基本都是完全竞争的,难以为国民福利的增加提供基础;低端的生产活动生产环节少、产业链条短,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也难以形成产业间的协同效应。造成这种生产结构的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放弃对高端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不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选择和干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所,政府干预是实现赶超和发展的前提,而是因为政府干预的方式和方向出现偏差,没有遵循工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其营造有序运转的大规模市场和建立相应的内生技术能力。对于拉美国家来说,要突破经济发展困境,就要在生产领域谋求大变革,综合借助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技术政策等有利于生产和创新的工具,建立和发展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改变当前的生产结构。
周玲玲[6](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蔡玉蓉[7](2020)在《创新要素集聚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和先进的制造技术是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粗放增长、动力不强、结构不合理的特征突出。在全球制造业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创新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创新活动的基础,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在深度激发创新活力的背景下,研究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全面思考如何通过创新要素空间分布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优化制造业结构的新课题,同时也是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创新要素为切入点,在创新要素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实背景下,基于地理空间集聚的视角,深层次、系统地从理论角度研究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进行实证检验,这对于中国从全局角度规划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快制造业结构优化,实现其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并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拓展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内涵为发展方式转变、资源节约、产业质量和效率提高,凸显制造业向高端方向发展的特征。考虑到高技术产业发展是区域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且高技术产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能耗的绿色产业特性,用高技术产业发展反映制造业产业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体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2)对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探究创新和产业集聚的理论渊源以及产业结构理论的演变,回顾了创新要素集聚和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主要研究方向和进展。在前述基础上,寻找相应的理论依据,从理论层面详细分析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内在作用机理和作用路径。(3)基于数据可获取性,使用测度指标从资本和人力两个方面度量了创新要素集聚的现状,并分析了区域视角下和产业视角下创新要素集聚的特征事实。使用泰尔系数作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代理变量,使用高技术产业产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作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代理变量,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特征事实,为后续实证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4)以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为研究方法,实证检验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动态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传导路径。(5)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创新要素合理集聚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可能拓展的方面进行展望。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创新要素集聚能够通过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优化要素空间配置,加速创新知识和创新技能的扩散,提升创新绩效,推动生产组织结构变更,改变产业生命周期和产业地位,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同时,能够通过共享效应影响生产部门之间的技术联系,提高产业关联程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2)创新要素集聚指数的区域差异显着,资本创新要素和人力创新要素在区域间呈―东高西低‖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从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格局来看,资本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态势更为明显,主要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集聚中心;人力创新要素分布相对较为分散,2011年以后集聚中心开始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逐步转移。从地区分布来看,各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程度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明显。北京、上海和天津的资本创新要素集聚指数和人力创新要素集聚指数分别位于全国前三位;内蒙古、新疆和海南的资本创新要素集聚指数位于全国后三位,贵州、新疆和海南的人力创新要素集聚指数位于全国后三位。从行业分布来看,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四大行业。(3)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优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明显。从制造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变动趋势来看,2005-2017年中国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总体为上升趋势,高度化水平大体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其中,2005-2011年为下降阶段;从2012年开始转为上升。地区间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水平差异显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和高度化水平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从空间格局来看,各地区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水平具有显着的空间正相关性,体现了明显的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的空间依赖特征。(4)动态面板模型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创新要素集聚均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比而言,高等院校的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区域差异来看,不同区域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显着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有助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而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产生负向作用。中部地区的创新要素过度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了不利影响;西部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不利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但对结构高度化具有明显促进作用。(5)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生总的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自身的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正向促进作用显着,相邻地区创新要素集聚也会产生正向空间外部效应,有助于本地区制造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均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2013年之后,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对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6)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升消费需求和改善就业这三条中介渠道实现的,创新要素集聚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社会需求效应和就业效应是正向影响得以发挥的重要作用机制。创新要素集聚通过影响知识空间溢出促进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过程的技术形态效率并优化研发创新,突破了产业原有的生产技术边界,在挤出效应下加速了制造业的动态变化,促进产业链的自我完善;同时,创新要素集聚引致社会需求发生改变,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提质升级,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和消费形态,在需求收入弹性作用下直接影响制造业的结构优化;此外,创新要素集聚还通过提高产业劳动效率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发生转移和流动,改善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就业匹配度,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劳动力结构调整效应促使制造业的结构不断优化。
赵础昊[8](2019)在《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加速农业人口市民化,促进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向现代城市部门转移,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快速、平稳现代化路径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必然解决的重要问题。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农业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对农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农业财政政策,对于未来农业改革至关重要,需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民主动向新型小城镇聚集。本文选择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研究案例,该地树立了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规模农业转变新标杆,解决了农业极度分散与工厂高度集约的矛盾;探索了农村人口实现快速城镇化发展新道路,通过人口集中居住将农村人口安置在现代化的大型社区内,实现进城人员身份的快速切换;打造了绿色、生态的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新机制,既可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可追溯,又实现农业产业链价值增值;建立了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搭建合作平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治理格局。农业发展实践往往领先于理论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的做法为例,从实践中总结、提炼适用于当前中国特别是传统农业主产区的现代化实现路径,即构建要素流动上土地、产业、人口,物化形态上安居园、创业园、培训园,发展路径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治理体系上政府、企业、社会四个层次上的三元互动机制,为未来中国农业改革方向提供有益探索,丰富当前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通过该地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面临的发展障碍,凸显当前政策和理论研究的问题与不足,以此为研究切入点提出当前农业财政政策调整的相关对策建议,创新农业补贴方式,改革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机制,建立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国际规则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提高政策导向性和效能,包括粮食生产补贴功能由普遍增加粮农收入转向鼓励农业生产结构升级;转变农业补贴的方式和环节,由“补供给”转向“补供给”和“补需求”相结合;按照WTO规则要求,建立对市场扭曲作用小、导向性更强、起点公平的农业补贴“绿箱”政策;探索农业配套补贴方式;推动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发和配置国际农业市场资源,构建符合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全球粮食供需网络。
陈忠明[9](2019)在《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数量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满足数量需求后,农村居民对食物的质量需求逐渐增加。而当前农村食物市场安全问题严重,引起了农村居民的广泛关注,农村居民的食物安全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安全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中的安全行为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果的安全性,因此,研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重点是研究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的安全行为。通过研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现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能够梳理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找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利于改进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中国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既有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又有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通过对这两种行为的研究,能够丰富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研究。论文首先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演进入手,总结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演进的规律和特征,并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效用理论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进行分析,阐述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产生的机理,并分析两种行为选择的食物品种的差异。再次,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的演变以及不同个体特征、不同家庭类型和不同地域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的变动趋势;从购前、购中和购后等几个阶段来分析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然后,基于前人的研究,并结合实地深度访谈,找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界定并设计量表,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传导路径进行分析。最后,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演进来看,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安全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一个主要特征。通过微观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处于关注的状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居住地点、家庭婴幼儿情况和收入等因素影响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关注程度。农村居民对自身健康与食物安全认知情况会影响其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当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与自身健康认知充分时,就会积极主动地获取食物安全方面的信息;当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与自身健康的认知不足时,平时就不会太关注食物安全方面的信息。另外,农村居民对安全性食物和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认知存在不足。(2)农村食物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商品性食物市场不安全问题的出现,商品性食物市场不安全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会增强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意识,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农村居民出现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这样,农村居民就出现了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行为的选择需要考虑预期总效用最大化,总预期效用等于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的乘积。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都高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才高;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有一个较低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就会低;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都处于中等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处于中等。在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时,个人风险偏好不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不同。风险规避型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均表现出较高的安全性,风险中性的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表现的安全性一般,喜欢冒风险的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表现的安全性较弱。对于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生产周期较长、本地气候不适宜、耗费大量劳动等类型的食物需要靠市场予以满足,对于生产技术简单、周期较短、本地气候适宜和耗费劳动较少等类型的食物往往靠自给性生产予以满足。(3)当前农村居民对自给性食物的消费一共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种层次的需要,安全需求是现阶段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中表现最广泛、最迫切的需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劳动力兼业程度、家庭婴幼儿情况、家庭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从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受到城镇化进程的负向影响。进一步从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比重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未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因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需要重点关注。(4)对于不同类型商品性食物,农村居民在决策过程中介入的程度不同,进而行为的安全性程度也不同,高介入购买决策、一般介入购买决策和低介入购买决策这三种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购买决策类型受到食物的价值、消费习惯和食用食物人群对家庭的重要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同一类的食物在不同情境,不同时间的购买决策类型又有所差异。在商品性食物购买前,农村居民意识到商品性食物存在安全问题后,会主动从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媒体、政府、商业宣传等渠道搜集食物安全信息,也会通过个人过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来获取食物安全消费信息,农村居民还通过比较辨别来获取食物安全信息。在商品性食物购买中,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主要体现在渠道的选择、品牌的关注和标识的关注等方面,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消费渠道的选择行为、品牌关注行为和标识关注行为主要受到商品性食物价值、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的变化、临时情况、商家促销活动、商家导购宣传以及消费某一食物人群对家庭的重要程度的影响。农村居民对于价值较高、食用者对家庭较为重要的商品性食物的食用与保存能够按照食用说明及保存要求来做,对于价值较低的商品性食物食用与保存很少或者不能按照要求来做。在商品性食物购买后,农村居民如果发现有质量安全问题,不同情况采取的行为不同。对于一次购买数量较多并且单价低的食物来讲,由于数量较大,一般不会选择丢掉,而是要求赔偿或者换货。而对于单价低并且购买数量少的食物来讲,如果发现有质量问题,大部分农村居民选择丢掉,其次选择换货或者赔偿。对于价值较高的商品性食物来讲,购后发现质量问题,大部分会要求赔偿,有些会选择投诉,有些会要求换货。(5)通过文献综述法和深度访谈法确定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行为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态度、主观规范、习惯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显着影响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意向。其中,主观规范的路径系数最大。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有显着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和习惯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行为,部分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过去行为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显着影响了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意向。其中,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大。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对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有显着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行为,部分直接影响行为。(6)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是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的主要方面,而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是在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一种被迫选择。因此,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改进的重点是对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首先应该改进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其次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再次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结构,最后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公共服务。与己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探索和尝试:第一,本文主要研究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安全行为,给出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概念,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为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分析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形成机理,为学术界研究中国特色的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提供一个思路。第二,基于恰亚诺夫农民模型构建了农村居民家庭商品型农业生产—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模型和农村居民家庭获取收入型劳动投入—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模型,进一步丰富恰亚诺夫农民模型。将激励理论运用到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效用分析中,丰富和扩展了预期效用理论和风险偏好理论。第三,将习惯这一变量引入到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用于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能力,将过去行为这一变量引入到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用于分析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能力。分析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与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丰富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理论。
赵悦[10](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指出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二、组织创新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有力保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组织创新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有力保证(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水土资源利用评价与均衡优化调控研究 ——以宁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引言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1.2.1 空间均衡理论与方法研究进展 |
1.2.2 农业水土资源利用评价研究 |
1.2.3 农业水土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
1.2.4 研究发展趋势及不足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1.4 本章小结 |
2.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调控基本理论 |
2.1 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配置理论基础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2 系统理论 |
2.1.3 协调发展理论 |
2.1.4 博弈理论 |
2.1.5 边际理论 |
2.2 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调控的内涵 |
2.2.1 均衡的内涵 |
2.2.2 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调控的内涵 |
2.3 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调控的基本原则与决策机制 |
2.3.1 基本原则 |
2.3.2 决策机制 |
2.4 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调控技术路径 |
2.4.1 完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 |
2.4.2 提高效率,保障农业水土资源供需平衡 |
2.4.3 因地制宜,促进农业水土资源可持续发展 |
2.5 本章小结 |
3.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3.1 自然地理概况 |
3.1.1 地理位置 |
3.1.2 地形地貌 |
3.1.3 气候条件 |
3.1.4 河流水系 |
3.1.5 土壤植被与生态建设 |
3.2 社会经济概况 |
3.3 水土资源概况 |
3.3.1 水资源 |
3.3.2 土地资源 |
3.4 数据来源 |
4.宁夏农业水土资源时空匹配特征研究 |
4.1 时空匹配分析方法 |
4.1.1 重心模型 |
4.1.2 匹配与错配理论 |
4.1.3 敏感性分析 |
4.2 宁夏农业水土资源时空匹配特征分析 |
4.2.1 农业水土资源分布特征及重心变化 |
4.2.2 基于基尼系数和错配指数的水土资源空间匹配特性分析 |
4.2.3 农业灌溉用水对土地资源敏感性分析 |
4.3 水土资源匹配研究方法适用性分析 |
4.4 宁夏农业水土资源匹配格局变化的分析与建议 |
4.5 本章小结 |
5.基于农业水土资源利用效应的农业产出影响因素分析 |
5.1 LMDI分解方法 |
5.1.1 农业产值的水资源利用驱动因素解析及分解模式 |
5.1.2 粮食产量的耕地利用驱动因素解析及分解模式 |
5.2 宁夏农业产出与水土资源利用驱动因素变化时序分析 |
5.2.1 宁夏及各地市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 |
5.2.2 宁夏及各地市水资源利用驱动因素演变分析 |
5.2.3 宁夏及各地市耕地利用驱动因素演变分析 |
5.3 基于水资源利用视角的宁夏农业产值影响因素分析 |
5.3.1 宁夏全区农业产值年际LMDI分解结果分析 |
5.3.2 宁夏各地市农业产值LMDI分解结果分析 |
5.4 基于耕地利用视角的宁夏粮食产量影响因素分析 |
5.4.1 不同粮食作物产量变化影响因素分解 |
5.4.2 粮食总产量LMDI分解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农业水土资源-农业农村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
6.1 农业水土资源-农业农村经济-生态环境关联分析 |
6.1.1 农业水土资源与农业农村经济的互馈影响 |
6.1.2 农业水土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互馈影响 |
6.1.3 农业水土资源-农业农村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作用机制 |
6.2 农业水土资源-农业农村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设计 |
6.2.1 指标体系构建 |
6.2.2 数据处理 |
6.3 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
6.3.1 功效函数 |
6.3.2 耦合协调模型 |
6.3.3 耦合协调分类及判别标准 |
6.4 宁夏农业水土资源-农业农村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
6.4.1 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
6.4.2 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特征分析 |
6.4.3 大系统两两耦合协调度特征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灌区农业水土资源均衡优化调控研究——以贺兰县为例 |
7.1 贺兰县概况及数据来源 |
7.1.1 自然地理情况 |
7.1.2 经济社会情况 |
7.1.3 水土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 |
7.1.4 数据来源 |
7.2 水土资源系统概化与网络图 |
7.3 灌区水土资源供需预测 |
7.3.1 土地资源分析预测 |
7.3.2 水资源分析预测 |
7.4 灌区水土资源均衡优化配置模型构建 |
7.4.1 建模思路 |
7.4.2 水土资源均衡优化配置模型与求解 |
7.4.3 基于Modflow的灌区地下水数值模拟模型 |
7.4.4 水土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与地下水模拟模型耦合步骤 |
7.5 灌区水土资源均衡优化配置结果 |
7.5.1 灌区水土资源空间均衡优化 |
7.5.2 灌区水土资源时间均衡优化 |
7.5.3 灌区地下水位时空优化 |
7.6 贺兰县灌区农业水土资源调控方向及可持续利用对策 |
7.7 本章小结 |
8.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1 |
导师简介2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2)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2.1.5 非农就业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4.2 模型构建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4.3.1 变量选择 |
4.3.2 描述性统计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5.2.2 方法说明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5.3.1 变量定义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5.3.3 描述性统计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6.3.1 变量设置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6.3.5 描述性统计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7.2.1 变量设置 |
7.2.2 统计性描述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7.3.2 方法说明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7.5 稳健性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介绍 |
(3)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水-耕地-粮食安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
1.1.2 我国水-耕地-粮食安全出现新的挑战 |
1.1.3 东北地区面临新一轮粮食生产及种植结构调整的压力较为突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为水土资源匹配以及水土粮的关联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1.2.2 为相关部门提供“控”与“调”的决策参考 |
1.2.3 有助于提高公众对灌溉定额及灌溉需求的认识 |
1.2.4 有助于强化深度学习在农业领域的运用 |
1.3 研究方案 |
1.3.1 研究区域 |
1.3.2 研究目标 |
1.3.3 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多源信息复合 |
1.4.2 多模型与多指标综合 |
1.4.3 多研究尺度整合 |
1.4.4 总体研究与分类研究结合 |
1.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水-耕地-粮食的研究进展 |
2.1 耕地利用及粮食生产研究进展 |
2.1.1 耕地数量、质量和粮食生产的表征关系 |
2.1.2 耕地数量保障范畴与目标争议 |
2.1.3 耕地利用变化研究的两大类方向 |
2.1.4 耕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 |
2.2 水资源利用及粮食生产研究进展 |
2.2.1 水资源配置思想的转变 |
2.2.2 水资源投入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
2.2.3 粮食生产的水资源承载力 |
2.2.4 粮食作物虚拟水与水足迹 |
2.2.5 灌溉需水量与作物需水量 |
2.2.6 灌溉与雨养的产量差距 |
2.2.7 灌溉定额与种植结构 |
2.3 水土资源匹配及粮食生产研究进展 |
2.3.1 水土资源匹配的重要性 |
2.3.2 水土资源匹配的生态学与地理学解释 |
2.3.3 水土资源匹配测算 |
2.3.4 粮食结构调整的水土资源效应 |
2.4 总结评述 |
2.4.1 粮食结构调整对不同时空尺度的耕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有待加强 |
2.4.2 粮食作物结构调整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有待加强 |
2.4.3 水土资源匹配的测度存在较大差异 |
2.4.4 水-耕地-粮食三者的关联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
2.4.5 耕地、水、粮食的未来情景预测方法仍有改进与丰富的空间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概述 |
3.1 概念界定 |
3.2 理论基础 |
3.2.1 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 |
3.2.2 农业经济学理论 |
3.2.3 资源地理学理论 |
3.3 分析模型 |
3.3.1 耕地利用与粮食空间分布分析模型 |
3.3.2 耕地-粮食关联分析模型 |
3.3.3 水-粮食关联分析模型 |
3.3.4 水-耕地-粮食关联分析模型 |
3.3.5 长短期记忆模型(LSTM) |
3.4 研究区概况 |
3.4.1 地形地貌 |
3.4.2 气候特征 |
3.4.3 土壤条件 |
3.5 数据来源 |
第四章 水-耕地-粮食时序变化特征 |
4.1 耕地变化特征 |
4.1.1 耕地总量 |
4.1.2 耕地利用结构 |
4.1.3 耕地灌溉面积 |
4.1.4 耕地质量等别 |
4.2 水资源变化特征 |
4.2.1 水资源总量 |
4.2.2 供水能力 |
4.2.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
4.2.4 用水量变化 |
4.2.5 用水总量控制目标 |
4.2.6 农田灌溉用水 |
4.3 粮食作物生产特征 |
4.3.1 粮食生产 |
4.3.2 水稻生产 |
4.3.3 玉米生产 |
4.3.4 小麦生产 |
4.3.5 大豆生产 |
4.3.6 杂粮生产 |
4.4 章节小结 |
第五章 水-耕地-粮食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5.1 耕地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5.1.1 水田与旱地的空间分布 |
5.1.2 “水改田”与“旱改水”分布区域 |
5.1.3 新增耕地来源与分布区域 |
5.1.4 减少耕地去向与分布区域 |
5.2 水资源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5.2.1 水资源总量空间分布 |
5.2.2 供水量空间分布 |
5.2.3 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级分区评价 |
5.2.4 水资源总量与用水量的空间匹配分布 |
5.2.5 灌溉用水量空间分布变化 |
5.3 粮食作物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 |
5.3.1 粮食生产空间自相关分析 |
5.3.2 粮食生产重心移动特征 |
5.3.3 粮食生产空间分布 |
5.3.4 各粮食作物生产空间分布 |
5.3.5 粮食种植结构空间聚类 |
5.4 章节小结 |
第六章 粮食-耕地(LF)关联研究 |
6.1 粮食生产的耕地利用效应 |
6.1.1 耕地利用效应分解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
6.1.2 耕地利用效应分解因素的时序差异 |
6.1.3 耕地利用效应分解因素的空间分异 |
6.1.4 耕地利用效应主导因素 |
6.2 粮食生产结构对虚拟耕地的影响 |
6.2.1 粮食虚拟耕地含量时序变化特征 |
6.2.2 粮食生产变化对虚拟耕地含量时序变化的影响 |
6.2.3 粮食虚拟耕地含量空间聚类 |
6.2.4 粮食虚拟耕地含量变化幅度的空间差异 |
6.2.5 粮食生产变化对虚拟耕地含量影响的空间差异 |
6.2.6 结构及单产变化对粮食虚拟耕地含量增减变化的影响 |
6.3 章节小结 |
第七章 粮食-水(WF)关联研究 |
7.1 粮食生产结构变化对综合灌溉定额影响 |
7.1.1 粮食作物综合灌溉定额时序变化 |
7.1.2 粮食种植结构对综合灌溉定额变化影响的阶段特征 |
7.1.3 粮食综合灌溉定额空间分布 |
7.1.4 粮食综合灌溉定额变化影响因素 |
7.2 粮食生产变化对灌溉需水量变化影响 |
7.2.1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时序变化 |
7.2.2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时序变化的影响因素 |
7.2.3 粮食生产变化对需水强度的影响 |
7.2.4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空间分布 |
7.2.5 粮食作物灌溉需水量变化影响因素空间特征 |
7.2.6 粮食作物需水强度主要影响因素 |
7.3 章节小结 |
第八章 水-耕地-粮食(WLF)关联研究 |
8.1 水土资源匹配研究 |
8.1.1 粮食生产可利用水资源 |
8.1.2 粮食生产可利用耕地资源 |
8.1.3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匹配变化 |
8.2 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研究 |
8.2.1 不同情境下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时空变化 |
8.2.2 不同情境下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变化影响因素 |
8.3 章节小结 |
第九章 未来水-耕地-粮食(WLF)关联及调控 |
9.1 预测模型构建 |
9.1.1 LSTM模型构建 |
9.1.2 对比模型构建 |
9.1.3 模型评价指标 |
9.2 粮食生产的耕地利用情况预测 |
9.2.1 耕地总面积预测 |
9.2.2 耕地复种指数变化预测 |
9.2.3 粮食面积比例变化预测 |
9.3 粮食种植结构变化预测 |
9.3.1 水稻播种面积预测 |
9.3.2 玉米播种面积预测 |
9.3.3 大豆播种面积预测 |
9.3.4 其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预测 |
9.3.5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预测 |
9.4 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情况预测 |
9.4.1 粮食综合灌溉定额预测 |
9.4.2 粮食灌溉用水量预测 |
9.4.3 农田灌溉用水效率预测 |
9.4.4 灌溉耕地面积预测 |
9.5 未来水-耕地-粮食关联关系预测 |
9.6 水-耕地-粮食关联调控策略 |
9.6.1 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 |
9.6.2 灌溉水资源管理 |
9.6.3 灌溉用水效率优化 |
9.6.4 灌溉定额管理 |
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 |
10.1 主要结论 |
10.2 创新之处 |
10.2.1 方法创新 |
10.2.2 内容创新 |
10.2.3 实践创新 |
10.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4)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动态与述评 |
1.3.1 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动态 |
1.3.2 农地流转的经济影响研究动态 |
1.3.3 农地流转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动态 |
1.3.4 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农地 |
2.1.2 农地流转 |
2.1.3 农业产业结构 |
2.1.4 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 |
2.2 理论基础 |
2.2.1 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
2.2.2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2.3 规模经济理论 |
2.2.4 农业发展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农业技术进步与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机理分析 |
3.1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 |
3.1.1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 |
3.1.2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3.2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变动的机理 |
3.2.1 农地流转与农业技术进步 |
3.2.2 农地流转与农业要素相对价格变化 |
3.2.3 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变动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3.3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机理 |
3.3.1 农地流转与农产品需求变化 |
3.3.2 农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条件改善 |
3.3.3 农业生产结构变动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3.4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的机理 |
3.4.1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融合市场需求 |
3.4.2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融合技术创新 |
3.4.3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融合主体利益 |
3.4.4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融合政策创新 |
3.4.5 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现状分析 |
4.1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总体情况 |
4.1.1 农地流转情况 |
4.1.2 农业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
4.2 农地流转对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影响情况 |
4.3 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情况 |
4.4 农地流转对农业产业融合结构的影响情况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地流转的农业要素投入结构效应 |
5.1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理论模型分析 |
5.1.1 模型假设 |
5.1.2 模型分析 |
5.2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实证分析 |
5.2.1 模型构建 |
5.2.2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检验 |
5.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2.4 进一步的讨论 |
5.3 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5.3.1 模型构建 |
5.3.2 指标测算 |
5.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地流转的农业生产结构效应 |
6.1 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理论分析 |
6.1.1 需求因素对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影响 |
6.1.2 供给因素对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影响 |
6.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和数据检验 |
6.2.1 模型构建 |
6.2.2 变量选取和描述性分析 |
6.2.3 数据检验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1 对农业生产结构数量比例的影响分析 |
6.3.2 对农业生产结构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 |
6.4 农业生产结构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6.4.1 模型构建 |
6.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农地流转的农业产业融合结构效应 |
7.1 农业产业融合的类型及结构特性 |
7.1.1 农业产业融合的类型 |
7.1.2 农业产业融合结构的特性 |
7.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及描述性分析 |
7.2.1 PVAR模型构建 |
7.2.2 变量选择与数据测算 |
7.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7.3 模型检验及实证结果分析 |
7.3.1 模型检验 |
7.3.2 脉冲响应分析 |
7.3.3 方差分解 |
7.4 效应的进一步分解 |
7.4.1 模型构建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7.5 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7.5.1 模型构建 |
7.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农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经济增长 |
8.1 研究假设 |
8.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8.2.1 模型构建 |
8.2.2 变量选取 |
8.2.3 数据处理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8.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农地市场化流转 |
9.2.2 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加快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9.2.3 夯实市场化改革基础,提升农业要素配置效率 |
9.2.4 改善融合发展条件,加快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致谢 |
(5)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框架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第二章 理论述评 |
第一节 演化发展经济学理论 |
第二节 新熊彼特学派技术创新理论 |
第三节 市场发育和创造理论 |
第四节 理论述评 |
第三章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机制和逻辑 |
第二节 市场的创造、培育和保护——发展的起点和动力 |
第三节 知识、创新与技术——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
第四节 制度与政策——发展的保障 |
第五节 总结 |
第四章 市场角度的考察 |
第一节 拉美国家的市场特征 |
第二节 制约市场扩张的背后因素——土改的延误与失败 |
第三节 小结 |
第五章 技术角度的考察 |
第一节 拉美地区科技发展状况综述 |
第二节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考察 |
第三节 小结 |
第六章 制度与政策角度的考察 |
第一节 简要的分析框架 |
第二节 需求侧的考察 |
第三节 供给侧的考察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第一节 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总结 |
第二节 启示与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1.1.4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技术路线 |
1.2.3 研究方法 |
1.2.4 数据资料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1.3.1 研究创新 |
1.3.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2.4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5.3 链接机制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创新要素集聚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1.2.1 创新要素 |
1.2.2 创新要素集聚 |
1.2.3 制造业结构优化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 |
1.5 本文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2.1.2 产业集聚理论 |
2.1.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2.1.4 产业结构变动理论 |
2.1.5 经济增长理论 |
2.1.6 技术创新空间扩散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关于创新要素集聚的研究 |
2.2.2 关于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研究 |
2.2.3 关于创新要素集聚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
2.2.4 文献简评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 |
3.1 创新要素集聚的内涵和机理 |
3.2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
3.2.1 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机理 |
3.2.2 创新要素集聚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机理 |
3.3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传导路径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创新要素集聚和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4.1 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4.1.1 创新要素的测度概述 |
4.1.2 创新要素集聚的测度及指标选取 |
4.1.3 创新要素集聚的特征事实 |
4.2 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4.2.1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测度概述 |
4.2.2 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4.2.3 制造业结构高度化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动态面板分析 |
5.1 动态面板模型设定 |
5.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1 全国层面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效应 |
5.3.2 不同创新主体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效应 |
5.3.3 不同地区的制造业结构优化效应 |
5.3.4 稳健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
6.1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1.2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6.1.3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
6.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分析 |
6.3.2 全国层面的回归估计结果分析 |
6.3.3 分创新主体的回归估计结果分析 |
6.3.4 分时间的回归估计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创新要素集聚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 |
7.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7.1.1 中介效应模型及检验 |
7.1.2 基于中介效应的计量模型构建 |
7.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7.3 中介效应模型计量结果与分析 |
7.3.1 基础回归结果 |
7.3.2 模型稳健性检验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二、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三、简要评述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农业现代化理论 |
二、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三、农业外部性与公共物品属性 |
第三章 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现实考察 |
第一节 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演变历程 |
一、计划时期财政支农政策(1949—1977 年) |
二、改革时期的农业财政政策(1978—2003 年) |
三、高速增长时期的农业财政政策(2004 年—至今) |
四、当前农业财政补贴政策的基本格局 |
第二节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分析 |
一、近代以来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
二、传统农业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
第三节 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面临的政策阻碍 |
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继承和固化 |
二、分散化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
三、农业劳动力素质制约现代生产要素应用 |
第四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 |
第一节 农村土地职能转变及功能定位 |
一、农村土地功能定位及土地制度创新 |
二、技术进步推动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
三、现代化中的城市组成形态和空间结构设计 |
第二节 适度规模经营的种植效益分析 |
一、适度规模经营对粮食产量及收入的影响 |
二、适度规模经营成本的案例分析 |
第三节 农业财政政策体系改进及创新 |
一、构建农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 |
二、实施布局全球的“走出去”战略 |
三、充分挖掘开发社会资本活力 |
第五章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政策效果分析 |
第一节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之一——专业合作社 |
第二节 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之二——家庭农场 |
一、家庭农场实际考察情况 |
二、家庭农场的运营模式分析 |
三、推行家庭农场面临的政策阻碍 |
第三节 国外关于新型农业主体培育的经验借鉴 |
一、美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家庭农场 |
二、以色列新型农业主体分析——莫沙夫和基布兹 |
三、国外新型农业主体培育对中国的启示 |
第六章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的政策效果分析 |
第一节 健康视域下的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 |
一、保障中国食品健康的四大措施 |
二、技术不连续性引发农业产业竞争新态势 |
三、三化协调、四化同步的产业融合新模式 |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生产功能定位 |
一、农业功能转变提升中国健康水平 |
二、农业专业功能区构建区域结构竞争力 |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全产业链经营的实现路径 |
一、“六统一”的标准化生产耕作方式 |
二、对接新型城镇化的农业规模经营 |
三、生态循环发展的全产业链生产 |
四、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新型运作模式 |
第七章 结论及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一)探索并丰富了关于农业现代化改革实践 |
(二)优化和完善了当前农业财政补贴政策 |
二、不足之处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9)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概念框架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演进分析 |
2.1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数量不足到基本充裕阶段(1978—1985 年) |
2.2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基本充裕到充裕阶段(1986—2000 年) |
2.3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充裕到多样化阶段(2001—2012 年) |
2.4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多样化到安全阶段(2013 年至今)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分析 |
3.1 农村市场食物安全现状分析 |
3.2 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的态度及其与自身健康的认知 |
3.3 农村居民安全性食物认知水平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选择分析 |
4.1 信息不对称下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 |
4.2 消费与生产双重身份的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分析 |
4.3 预期效用与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分析 |
4.4 农村居民自给性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选择差异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析 |
5.1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行为的演变分析 |
5.2 不同个体特征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
5.3 不同家庭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
5.4 不同地域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影响因素及变动趋势分析 |
6.1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变化 |
6.2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
6.3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6.4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变动趋势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析 |
7.1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过程:购前行为 |
7.2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过程:购中行为 |
7.3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过程:购后行为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解释模型的构建 |
8.1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确定 |
8.2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解释模型的构建 |
8.3 变量的定义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传导路径分析 |
9.1 样本特征分析 |
9.2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传导路径分析 |
9.3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传导路径分析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 |
10.1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的改进 |
10.2 农村食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改进 |
10.3 农村食物市场结构的改进 |
10.4 农村食物市场公共服务的改进 |
10.5 本章小结 |
第十一章 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
11.1 研究结论 |
11.2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11.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致谢 |
(10)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文献评述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1.3 理论基础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5.1 研究目标 |
1.5.2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1 研究方法 |
1.6.2 数据来源 |
1.6.3 技术路线图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4.3.1 粮食商品率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4.4.3 秸秆还田率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作者简介 |
致谢 |
四、组织创新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有力保证(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水土资源利用评价与均衡优化调控研究 ——以宁夏为例[D]. 杜捷.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2]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3]东北地区水—耕地—粮食关联研究[D]. 向雁.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4]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D]. 周凌. 湖南农业大学, 2020(01)
- [5]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视角[D]. 王效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创新要素集聚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蔡玉蓉. 兰州大学, 2020(01)
- [8]农业现代化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王庄镇为例[D]. 赵础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D]. 陈忠明.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10]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