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生产函数的估计——答沈利生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谢沐芳[1]（2020）在《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门类齐全,体系完整,构成国民经济的坚实基础。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超过1/4,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然而过于粗放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制造业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产能过剩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泡沫”,可能引发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产业组织恶化和市场恶性竞争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实现转型升级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要想真正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行,必须厘清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国际化行为对于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因此,本文立足于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大局,系统考察国际化行为对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而探索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国际化路径。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对国际化行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基于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从整体、区域、行业以及企业所有制层面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情况。基于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测度结果,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匹配数据,并运用广义精确匹配、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实证检验了国际化行为对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东中部地区企业,重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企业,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集体、私营和外资企业。产能利用率与生产率、出口、利润率、企业规模和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与企业负债率、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年龄呈负相关。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行业产能利用率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受经济周期、投资潮涌、市场结构内生和政府不当干预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显着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且具有持续效应,但该效应因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技术水平和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具有显着异质性,且因中间品进口来源国和产品出口目的国的不同而不同。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主要通过需求创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技术锁定效应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成本节约效应则不显着。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显着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且具有持续效应,其中市场获取、效率获取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对体制性产能过剩企业、僵尸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影响更显着。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生产转移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第四,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基于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挤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净效应为负,即外商直接投资显着抑制了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内销企业和民营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揭示了国际化行为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有关国际化行为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也对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田梦思[2]（2020）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短期预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是从2010年开始,实际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稳定发展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使经济稳定增长尤其重要。从研究中发现,在滤波分解法中,首次使用的提升HP滤波与原始HP滤波、CF滤波、Kalman滤波相比,提升HP滤波（HP＿BIC）与实际经济增长率最贴合,更准确;生产函数法与滤波分解法相比,测算值低于滤波分解法,但始终与实际值更接近,所以生产函数测算效果更好;最近几年来,实际增长率虽然一直低于潜在增长率,但是趋势差距在不断缩小;从预测结果来看,未来五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继续下降,在5.89%-6.7%之间波动,经济继续下行。基于预测结果并结合今年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短期内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如通过政府采购进行支持,同时需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利率下行,持续投放资金,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在中长期内则需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需侧重于供给端措施,如提高赤字率、结构性减税等,货币政策则需以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为目标。
崔兴华[3]（2020）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生产分工不断碎片化,经历了由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历程,这将引起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和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不断加深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问题不断凸显,出口贸易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以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如何?围绕该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随后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方法分别从地区、行业、企业三个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后,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与绿色发展的“双赢”,探讨了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构建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来看,大部分工业行业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其中“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协调度最高;少数工业行业协调度较低,其中“医药制造业”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印刷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另外,从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来看,购买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程度相对集中,主要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而生产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度相对分散。（2）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不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实证结果显示,整体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存在显着的地区内溢出效应,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亦会对其他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存在显着的地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显着的正向地区内溢出效应和地区间溢出效应,但中、西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仅显着促进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未对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3）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工业行业整体呈贸易隐含碳赤字,即出口贸易隐含碳大于进口贸易隐含碳,但单位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下降幅度大于单位进口贸易隐含碳的下降幅度,污染贸易条件正在逐渐改善。实证结果显示:基于前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基于后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转换变量水平下,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不同。进一步,从不同层次的嵌入水平来看,浅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深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4）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途径之一,实证结果显示,外资流入对内资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并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和滞后性。进一步,对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不同,东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另外,对于不同类型行业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与资源类和高耗能类行业相比,机械制造类和轻纺类企业的外资流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更为显着。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基于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空间维度,以避免低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真实影响;同时,随着网络技术信息的发展,空间相邻和地理距离的限制逐渐弱化,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流动所产生的空间溢出,并构建了综合静态空间因素和动态要素流动因素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以全方位的捕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2）采用前沿的全球多区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GMRIO）模型以及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不同,本文在测算出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中间品和国产中间品的异质性,在测算进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品的中间投入结构和污染排放两种系数的异质性,使测算结果更为准确;同时根据中间品在国家之间的流转次数,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分为浅层次简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和深层次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更加清晰的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3）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本文在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基于尽可能细分的四位行业代码划分生产前沿面,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ML指数测算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基于“拟自然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双重差分法（DID）相结合,有效识别了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净效应。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是对前文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研究的有效补充,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
赵明昊[4]（2020）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宏观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业一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促进经济发展作用明显,但也造成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房地产开发投资不可持续等现实经济问题日益突出,宏观经济层面则面临产能过剩、资源和环境压力承载力不足、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等困境。然而,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依赖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势必要向培养内需、激发实体部门投资活力、构建具有更强内生增长动力的发展模式转变。房地产开发投资作为宏观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维持怎样的水平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将成为一项极具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解决这一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房地产投资活动在宏观经济中的传导路径以及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和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现状,立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核心特征,识别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中国房地产投资与宏观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和资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的影响关系与作用机制展开系统且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对于经济需求侧而言,一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本身会增加最终品需求,进而直接影响总产出;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通过促进房地产业的关联产业发展、降低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挤出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部门生产性投资,对总需求产生间接效应。对于经济供给侧而言,一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使得房地产要素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过快增长以及所占份额的提升,使得房地产行业占据了更多的信贷和生产资料,挤占其他生产要素积累,对社会总供给产生间接效应。概言之,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既增加了宏观经济短期波动,又会影响宏观经济长期发展。第二,通过构建包含住房市场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多部门DSGE模型模拟演绎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及其内生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住房刚性需求上升将推动房地产投资增加,一方面通过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增加社会就业和总产出水平,另一方面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使得房地产开发成本上升,提高了房地产价格的涨幅,在一定程度导致房地产投资品属性凸显,挤出居民消费和实体投资,不利于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下降会导致生产性投资占比上升、居民消费占比下降,即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将会释放更多资源供传统企业扩大生产投资,但同时也会导致家庭每一期新增的资产财富下降,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下滑。第三,构建随机扰动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各省在考察期内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周期的冲击影响及形成原因。通过主成分方法对选择的79个指标进行降维,基于得到的三个公因子建立SV-TVP-FAVAR模型,而后选取2002年第一季度、2008年第三季度以及2014年第一季度三个时点以代表房地产投资启动时期、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以及经济“新常态”时期,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波动周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房地产投资启动时期,我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波动表现为逆周期性特征;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正向效应较强,表现为显着的顺周期性特征;在新常态时期,由于房地产市场出现饱和,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波动又表现出显着的逆周期性特征。第四,构建以实际房价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增强,但房地产价格处于不同区位将影响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倒“U”型特征,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呈现反“J”型。第五,利用1998-2017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借助永续盘存法测度了折旧率可变的固定资本存量,结合劳动力指标,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了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研究发现房地产投资对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第六,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房地产市场投资总价值进行量化评价,进一步对各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总价值与实际投资情况进行匹配分析发现:30个省会城市的住宅地产发展质量和投资潜力都极不均衡。住宅地产市场发展质量在东部城市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中部城市发展质量的差异却逐渐增大,西部城市则呈现严重的两级分化;大多城市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盯住本地区房价上涨潜力,而非依据本地区房地产市场开发投资价值,导致部分中西部发展相对滞后的城市存在房地产投资过度问题,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却存在投资不足现象。这一显着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空间错配效应,不仅会导致生产要素等资源的空间错配,还将影响房价的不合理波动。
康正宁[5]（2020）在《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处在高速建设中。信息化成为这场建设的主角之一,而智慧城市是其高级的表现形式,它是信息化的城市形态,更是新型城市建设的理念,是城市发展的新方式。基础设施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从多种途径拉动经济增长。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升我国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效率,还为美化城市生态、减少交通拥堵、解决“马路拉链”等遗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相关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对智慧城市尤其是其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测度和评价能为政府部门和城市规划者的决策提供依据,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目前,智慧城市的评价方法多针对信息系统项目,并主要集中在局部地区、特定产业部门以及特定项目的效益评估上,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研究和测度的文章较少。本文从研究经济学领域中智慧城市相关文献开始,参考了大量信息系统评价的文献,从经济学经典理论导出进一步研究方法。接着本文分析了城市化和信息化的互动对智慧城市带来的影响,引出了智慧城市的理念,并研究了智慧城市的内涵,而后界定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范围,从信息化和城市化的不同视角对智慧城市建设框架进行研究,然后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成功智慧城市试点案例;深入研究了智慧城市基础设建设对经济拉动的机理,理清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的投资顺序,并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进行了研究,分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影响经济产出的背后机制;然后使用了投入产出法对我国智慧城市相关产业部门的投资拉动效应进行了评估,评估了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部门间拉动的增加值和对就业的拉动效力,阐述了对智慧城市分析的启示;最后,综合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评估我国70个试点智慧城市的经济效率。现有研究在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拉动效应时,多局限于对总产出的拉动效应,而对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的估算是创新的方式。本文基于WIOD非竞争投入产出表,运用里昂惕夫需求拉动模型,从总产出、产出增加值、就业三个维度实证测算了各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试点智慧城市从国家选定并公布、城市开始建设至今共3年有余,从城市视角对智慧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本文综合使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我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效率进行静态和动的评价。首先根据2014年数据,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综合使用三阶段数据包络模型和超效率分析模型估计了我国试点城市中70个地级市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率,然后使用Malmquist指数法比较试点城市在加入试点前的2011年和加入试点后2014年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最后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估算城市基础设施对产出的系数,并分析各城市经济效率。我国地区投资效率差异明显,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分析发现试点城市中武汉的效率最高,石家庄、太原、无锡等九个城市经济发展受到源自教育、人口等方面的约束。根据Malmquist模型的分析发现,在2011到2014年间,试点城市Malmquist指数几何平均值为1.021,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且上升幅度高于全国效率提升幅度。我国试点城市效率改善主要源于综合效率改善,综合效率提升又主要源于资源利用效率上升。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基础设施效率进行了再评估,发现管道等市政设施一方面对产出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或资本影响投入产出效率。SFA分析也表明无效率,并非环境噪声等难以控制的因素是我国各试点城市产出低于生产前沿的主要原因。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应当以基础设施投入为主。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应该从城市视角出发先行规划,按不同城市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个性化建设方案。优先考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并灵活的采取不同的投资形式。在设计时多考虑产业协同的作用,促进产城融合的新型智慧城市形态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将对未来城市居民生活造成全面影响,智慧城市的规划也牵涉到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本文侧重于分析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率研究,是我国现阶段的智慧城市的重点问题。未来分析可向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长期经济效应,智慧城市上层应用系统的深入研究,以及智慧城市建设对政治、文化方向扩展。在数据允许前提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使用本文的方法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更加准确的测度。
李晓东[6]（2020）在《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此时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却在增加。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追求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才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而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对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翻阅文献,不难发现:以往关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研究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某类或者某几类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足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加之地方政府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地方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意义重大。因此,本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立足地方,研究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有利于为地方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献计献策。为了研究作为服务型的政府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分为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维持性支出三类,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三类支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途径以及基于此种分类方法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法测度了我国各省2001-2017年这1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测算的结果,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分区域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全样本层面而言,社会性支出占比的升高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是影响不显着;经济性支出占比的升高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维持性支出占比的升高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对东部地区而言,社会性支出占比的升高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性支出占比的升高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是影响不显着;维持性支出占比的升高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对中部地区而言,社会性支出占比的升高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是影响不显着;经济性支出占比的升高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维持性支出占比的升高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对西部地区而言,社会性支出占比的升高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性支出占比的升高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维持性支出占比的升高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在本文的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张宁昕[7]（2020）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明显的台阶式下降,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问题日益引起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学界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具体是多少一直存在争议,也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对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存在性、决定因素、确定标准、测算方法等研究还有待完善和拓展。本文研究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存在性。论文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波动性、规律性以及经济增长的可能和需要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存在性问题,并依据发达国家制定经济增长率目标的经验做法,说明了各国提出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是存在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第二,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决定因素和确定标准。论文从经济增长的可能和需要及总供求平衡出发,讨论了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决定因素,并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分析判断,提出了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确定标准。第三,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方法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具体测算。论文根据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确定标准,从发挥经济增长潜力、保持供需大致均衡、维持适度通货膨胀三种思路出发,构建了测算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模型,以就业率、潜在产出、潜在产出增长率、通货膨胀率适度区间作为主要决定因素,测算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论文以潜在产出为决定因素,构建了基于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模型,在使用生产函数法测算我国潜在产出水平时,注意区分了生产要素的实际利用率和潜在利用率,更为准确地测算了我国潜在产出水平,并以此为依据测算了基于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根据估算结果,2016年至2018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处于由经济增长潜力决定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范围内。本文认为这三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促进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要素利用水平向充分利用水平趋近,使经济增长潜力得到更有效地利用,同时也能够保证经济产出在短期内不会超过由经济增长潜力所能承受的最大产出水平。论文运用需求导向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探讨了当需求主导经济增长时,供给能力调整是如何适应需求变动和引导的,并以此为依据测算了由供需均衡增长路径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所能达到的最大值为8.2%。对比近年来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数据后,本文认为这一估计较为符合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论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反映产出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成立的。并且依据产出增长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对应变动关系,在选取通货膨胀适度区间后,估算得出了基于通货膨胀压力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根据估算结果,论文认为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大多数年份符合保持适度通货膨胀的要求。综合考虑上述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结果,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潜力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下限,适度通货膨胀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上限,而需求增长率的最大值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刚性约束。综合本文的测算结果,2017年和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分别是[5.8%,7.5%]和[6.0%,7.4%]。论文认为处于这一区间内的经济增长率,既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潜力,又能满足需求增长可能性的约束,也不会带来过高的通货膨胀。
乔红芳[8]（2016）在《基于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最佳配置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11-201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3%、7.7%、7.7%、7.4%和6.9%。与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相比,这些实际增长率可认为是中高速增长。然而,中高速增长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未有明确的数量界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旧增长动力的转化尚未完成,一些不确定风险开始显现,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那么,我国未来可实现的中高速增长率是多少呢?我国未来的增长潜能又有多大呢?潜在产出是一国各种资源充分利用条件下可达到的最大化产出,是实际产出的最大可能边界,据此计算得到的增长率为潜在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的测度不仅能准确地判断经济体运行的最大限度,更能为未来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在对潜在增长率估算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选择了生产函数法来测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和动力,而我国的人力资本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也经历了显着地提升。因此,本文在测算时除了考虑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实物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外,还加入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两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充分利用并不意味着两种要素的配置也达到合理状态。本文基于MRW生产函数模型通过数理推导证明,在两种资本总量之和不变的条件下,无论生产函数属于规模报酬不变、递增还是递减,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最佳配置比例为二者的产出弹性之比。那么,最大化产出的极致状态是各种要素充分利用且达到最佳配置比例。生产要素利用率的估计本身较为复杂,为使问题简单化,本文假定在现有生产要素利用率条件下,当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达到最佳配置比例时达到的产出水平,定义为“潜在产出”,这种界定是对“最大化产出”概念含义的拓展和延伸,而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就是潜在损失或效率损失。这是对以往利用生产函数法测算潜在增长率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尝试。目前我国尚未有权威部门发布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数据。由于各位学者采用的方法不同,估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采用了不同的方法重新估算了两种资本存量。针对实物资本,本文在数理推导折旧率、资本产出比、固定资本形成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个投入产出表年份的折旧额数据为校准点,假定投入产出表年份间的各时段内采用平均折旧率,将估算起点设定在第一个投入产出表年份——1987年,然后向前反推过去年份、向后递推以后年份,同时估算各个时段的折旧率和资本存量。由于实现了校准点年份的折旧额与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完全一致,从而确保了本文估算结果的可靠性。针对人力资本存量,本文沿用了成本加权法来估算,并做了两点改进:一是考虑到人力资本的人身依附性,客观上需要医疗保健来维持生命的健康和体力的充沛,需要自我学习或娱乐来保持知识和技能的更新,故将人力资本投资成本范围拓展为直接教育、医疗保健及文教娱乐支出;二是考虑到教育投资时滞,即成为拥有某种学历的劳动力花费的教育时间很长,故在估算过程中使用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力的学历分布数据进行计算,更为客观地还原各学历层次劳动者的真实教育成本,反映了人力资本形成存在的时滞。基于上述估得的生产要素数据,本文从要素合理配置视角测算了我国1978-2011年间的潜在产出、潜在增长率及潜在损失。结果显示:劳均实物资本和劳均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55和0.2589,意味着两种资本的最佳配置比例为2.53,远远低于两种资本存量之比9.53。潜在产出曲线明显位于实际产出曲线之上且两条曲线的差距越来越大,说明潜在损失为正且绝对额越来越大。1978-2011年时段潜在损失累计达到469142.77亿元,占同期实际累计产出的15.33%。在此基础上,本文预测了我国2015-2020年间的潜在产出、潜在增长率及潜在损失,结果显示:2015-2020年间潜在增长率平均为6.44%,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39%,比潜在增长率低0.05%,该期间的潜在损失累计达到520648.47亿元,比1978-2011时段多出51505.7亿元。这说明:如果两种资本继续保持以往的增长规律不变,两者之间的错配关系就会继续,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也会继续且损失会越来越大。已经形成的资本结构无法变更,只能在未来资本扩张的过程中逐步调整。为了减少两种资本错配的效率损失,本文最后从放缓实物资本投资速度优化投资结构、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拓宽经费来源、增加医疗保健投入改善城乡医疗服务、加强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李金华[9]（2016）在《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文中提出从1980年起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中国是按两条主线发展的: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其间,主要的学术纷争有三个,即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数量经济学的范式,数量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迄今,数量经济学的范式没有形成,知识体系框架不清晰,学科发展方向多元化,主要方向不明确;数量模型应用泛化,研究结果常常受到质疑;方法的创新性研究滞后,已有成果中创造发明的少;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许多新问题理论上不能给出答案,方法上没有破解之策。
袁捷敏[10]（2013）在《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新测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文中认为1978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而且遭遇了三次大规模产能过剩——1998-2001年期间我国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产能过剩,2003-2006年期间我国再次出现了大规模产能过剩,2009年开始我国又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产能过剩。并且,我国的三次大规模产能过剩,后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严重、更加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以来,产能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宏观经济管理层共同关注的重大经济管理问题之一。虽然国内关于产能过剩的研究涉及工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两个层面,但本文界定的产能过剩仅指工业产能过剩。对工业产能和产能利用率问题的研讨,国内外学者主要存在三个视角：企业内部视角、企业（行业、地区）比较视角和宏观经济管理视角。本文将对我国产能过剩的研究限制在宏观经济管理视角。基于宏观经济管理视角,人们关注工业产能利用的水平、是否存在工业产能过剩及其过剩的程度、产能过剩的产生原因及其调控方式,以及如何判断和监测工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其中,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以及产能过剩监测预警体系是我国产能过剩研究中的两大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选择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作为中心论题。本文详细辨析产能过剩研究中的三个基本概念——产能、产能利用率和产能过剩,并把产能概念概括为三大类：技术产能、经济产能和经验产能。相应地,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分为三类：基于技术产能概念的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基于经济产能概念的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以及基于经验产能概念的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进而,本文的中心论题被进一步明确为基于技术产能概念的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本文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1.本文梳理国内外有关产能过剩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综述,并辨析和界定产能、产能利用率和产能过剩这三个产能过剩研究中的基本概念。（1）本文把产能概念归纳为三大类：技术产能、经济产能和经验产能。本文把产能界定为一个技术产能概念,即在给定生产系统的每一个工厂能保持一个切合实际的工作安排框架内,考虑到正常的停机时间,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或者所投入的资本）得到充分利用条件下,该生产系统可能达到的最大产出水平。（2）遵循国内外学者对产能利用率概念的界定,产能利用率被定义为实际产出与产能之比。当然,实际产出和产能一般使用增加值来反映。（3）梳理国内外的产能过剩概念,提出架构统一的产能过剩概念体系的四个原则,并理顺和形成统一的产能过剩概念体系,进而论述统一的产能过剩概念体系的优点。明确本文界定的产能过剩是指产能相对于生产量的过剩,即产能利用率小于1就是出现了产能过剩。2.本文介绍若干种国内外有关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并且,在对这些测算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一个新测算方法,进而应用此新测算方法得到1992-2011年的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数据。（1）测算方法的分类与比较。按照各种测算方法所依据的数据的来源和特征的不同,本文把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分为两大类：基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测算方法与基于微观企业调查结果的测算方法。前者包括技术产能和经济产能两个产能概念,后者含有经验产能概念。前者的数据基础是经济统计数据,而后者的数据基础是通过对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后汇总的结果。从基本思想、误差可控性、结果稳定性和概念可操作性等四个方面,对基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测算方法与基于微观企业调查结果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和评价。从误差可控性、结果稳定性和概念可操作性等三个方面,对基于技术产能概念的测算方法与基于经济产能概念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和评价。（2）基于技术产能概念的几种具体测算方法。由于本文界定的产能概念是一个技术产能概念，并且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层特别关注生产资料投入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尤其重视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因此,本文介绍基于技术产能概念的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几种具体测算方法,包括Artus方法、过峰趋势技术、“产出/资本”比率方法、峰到峰方法、沈利生（1999）方法、杨光、马晓莹（2010）方法、龚刚、杨琳（2002）方法等。进一步,从假设的合理性、所使用的数据的特征（完全直接利用统计数据还是不完全直接利用统计数据）、对技术产能定义的运用形式等三个方面对基于技术产能概念的上述几种具体测算方法进行了比较,结论有二：①不同的具体测算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哪种具体测算方法的假设较为符合某时期、某区域、某产业的现实情况,该种具体的测算方法就更适用于测算此时期、此区域、此产业的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数据。②从形式上可以把基于技术产能的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分为三类：类型Ⅰ测算方法是应用实际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这三个指标的数据来测算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类型Ⅱ测算方法是应用实际产出、资本存量这两个指标的数据（不使用劳动力的数据）来测算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类型Ⅲ测算方法是仅仅应用实际产出这一个指标的数据（不使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数据）来测算产能和产能利用率。而且,在对比这三种类型测算方法的优缺点之后,确定本文立足于类型Ⅲ测算方法的思想和原理来探讨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新测算方法。（3）提出一种新测算方法。在多角度对测算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一个新测算方法,并且,详细论证新测算方法所依据的假设的合理性,这是新测算方法具备合理性的论据之一；进而应用此新测算方法计算得到1992-2011年的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数据,而且,论证了此测算数据的合理性（测算数据的合理性论证是新测算方法具备合理性的论据之二）,并得出两点认识：①不能由产能过剩的概念或定义推出：如果产能利用率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上升趋势,就判断在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产能过剩；如果产能利用率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下降趋势,就判断在这段时期出现了产能过剩。②产能过剩是指产能利用率过低,低到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超过正面效用,对企业生产、经济运行、乃至居民生活产生了全局性负面影响的情形。按照这个定义,过剩生产能力（即产能与实际产出之差）指标应该和产能利用率指标一起,用于判断是否出现了产能过剩。如果在一段时期内,不仅产能利用率持续“低迷”,而且过剩生产能力快速扩张,那么,过剩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肯定容易造成产能过剩。3.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产能利用水平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对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作用；并且,立足于经济增长驱动模式角度分析我国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结论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快速增长只是我国出现产能过剩的表面上的原因,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驱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理论模式是过分依赖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型经济增长驱动模式。4.本文提出有关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的对策建议,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关于生产函数的估计——答沈利生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生产函数的估计——答沈利生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能利用率测度 |
| 1.2.2 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 |
| 1.2.3 国际化行为与产能利用率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能过剩 |
| 2.1.2 产能利用率 |
| 2.1.3 全球价值链 |
| 2.1.4 对外直接投资 |
| 2.1.5 外商直接投资 |
| 2.2 产能利用率测算的相关研究 |
| 2.2.1 基于峰值法的研究 |
| 2.2.2 基于前沿面分析法的研究 |
| 2.2.3 基于函数法的研究 |
| 2.3 产能过剩的相关理论 |
| 2.3.1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3.2 基于策略性行为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3.3 基于市场结构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3.4 基于成本外部性的产能过剩分析 |
| 2.4 国际贸易相关理论 |
| 2.5 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第3章 国际化行为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及作用机制 |
| 3.1 国际化行为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总体理论框架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3.2.1 需求创造效应 |
| 3.2.2 成本节约效应 |
| 3.2.3 技术溢出和锁定效应 |
| 3.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3.3.1 生产转移效应 |
| 3.3.2 生产率效应 |
| 3.3.3 出口效应 |
| 3.4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3.4.1 竞争加剧效应 |
| 3.4.2 水平溢出效应 |
| 3.4.3 垂直关联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产能利用率的测算 |
| 4.1.1 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设定 |
| 4.1.2 可变成本函数的参数估计 |
| 4.2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产能利用率的测算 |
| 4.2.1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设定 |
| 4.2.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 |
| 4.3 测算结果比较与分析 |
| 4.3.1 产能利用率的整体分布 |
| 4.3.2 产能利用率的地区分布 |
| 4.3.3 产能利用率的行业分布 |
| 4.3.4 产能利用率的企业所有制分布 |
| 4.4 进一步分析 |
| 4.4.1 与其他企业特征联系分析 |
| 4.4.2 产能利用率的动态分解:企业进入与退出 |
| 4.5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5.1 理论分析:基于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统一分析 |
| 4.5.2 实证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 5.1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的匹配与处理 |
| 5.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测度、分析及经验模型 |
| 5.2.1 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测算与结果分析 |
| 5.2.2 经验模型的设定 |
| 5.3 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分析 |
| 5.4.1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异质性的检验 |
| 5.4.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的检验 |
| 5.4.3 基于企业贸易类型异质性的检验 |
| 5.4.4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检验 |
| 5.4.5 基于企业进口来源国异质性的检验 |
| 5.4.6 基于企业出口目的国异质性的检验 |
| 5.5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 5.5.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5.5.2 检验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 6.1 数据与研究方法 |
| 6.1.1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境外投资机构名录的匹配与处理 |
| 6.1.2 广义精确匹配 |
| 6.1.3 倾向得分匹配 |
| 6.1.4 双重差分法 |
| 6.2 经验分析 |
| 6.2.1 基准回归分析 |
| 6.2.2 动态效应检验 |
| 6.2.3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6.2.4 安慰剂检验 |
| 6.2.5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6.3 异质性分析 |
| 6.3.1 基于区域分布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产能过剩异质性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不同投资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4 基于是否僵尸企业视角的检验 |
| 6.3.5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的检验 |
| 6.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4.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6.4.2 检验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 7.1 政策背景、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
| 7.1.1 外资准入管制与识别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识别假设检验 |
| 7.1.4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匹配与处理 |
| 7.2 经验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7.3 异质性分析 |
| 7.3.1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异质性的检验 |
| 7.3.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的检验 |
| 7.3.3 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的检验 |
| 7.3.4 基于企业贸易类型异质性的检验 |
| 7.4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短期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3 技术路线和结构安排 |
| 1.4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界定 |
| 2.2 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方法文献回顾 |
| 2.3 潜在经济增长率影响因素文献回顾 |
| 2.4 本章小结 |
| 3 基于滤波分解法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 |
| 3.1 方法介绍与数据说明 |
| 3.2 HP滤波与提升HP滤波比较 |
| 3.3 提升HP滤波与其他滤波测算对比 |
| 4 基于生产函数法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 |
| 4.1 模型构建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4.3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 4.4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 |
| 5 提升HP滤波与生产函数法测算比较与预测 |
| 5.1 提升HP滤波与生产函数法测算比较 |
| 5.2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
| 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原始数据 |
| 致谢 |
（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入新阶段 |
| 1.1.2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 |
| 1.1.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日益成为焦点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和治理模式 |
| 2.1.2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2.2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
| 2.2.1 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2.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际贸易的生态环境效应分解 |
| 2.3.2 贸易隐含污染研究 |
| 2.3.3 国际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分析 |
| 3.1 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1.1 中国整体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1.2 中国各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模型 |
| 3.2.1 模型的构建 |
| 3.2.2 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
| 3.3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协调关系分析 |
| 3.3.1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分析 |
| 3.3.2 整体协调度时间序列分析 |
| 3.3.3 协调程度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
| 3.3.4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协调度对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 |
| 4.1 省级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4.2 省级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4.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影响机理分析 |
| 4.3.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
| 5.1 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5.2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2.1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的测算 |
| 5.2.2 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机理分析 |
| 5.3.2 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5.3.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FDI视角 |
| 6.1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产业转移 |
| 6.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DI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 6.3 全球价值链下FDI对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6.3.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6.3.3 测算结果分析 |
| 6.3.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下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建构 |
| 7.1 绿色创新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
| 7.1.1 创新价值链理论 |
| 7.1.2 绿色创新理论 |
| 7.2 全球价值链下的绿色创新价值链构建 |
| 7.3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 |
| 7.3.1 创新补偿效应 |
| 7.3.2 节能减排效应 |
| 7.3.3 价值链升级效应 |
| 7.4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攀升战略 |
| 7.4.1 由被动嵌入向主动构建转变 |
| 7.4.2 构建差异化的地区嵌入模式 |
| 7.4.3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攀升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宏观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
| 绪论 1.1 |
|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2 |
| 房地产开发投资宏观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述评 1.3 |
| 论文研究方法与拟解决问题 1.4 |
| 论文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第2章 |
| 中国房地产投资现状及其宏观效应传导机制分析 2.1 |
| 中国房地产投资的现状分析 2.2 |
| 房地产投资宏观经济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 2.3 |
| 本章小结 第3章 |
| 房地产开发投资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模拟研究 3.1 |
| 基于包含房地产变量DSGE模型的相关研究梳理 3.2 |
| 中国土地制度特征、金融摩擦与房价波动 3.3 |
| 包含房地产开发商的多部门DSGE模型构建 3.4 |
| 房地产开发投资宏观经济效应的数值模拟分析 3.5 |
| 本章小结 第4章 |
| 房地产开发投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冲击效应分析 4.1 |
| 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研究评述 4.2 |
| 房地产投资影响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 4.3 |
| 房地产投资影响经济周期的实证检验 4.4 |
| 本章小结 第5章 |
| 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5.1 |
| 现有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5.2 |
| 门限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包含房地产投资的面板门限模型构建 5.3 |
| 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的实证检验 5.4 |
| 本章小结 第6章 |
| 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6.1 |
|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分析 6.2 |
| 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6.3 |
| 实证模型与变量设计 6.4 |
| 实证结果与原因分析 6.5 |
| 本章小结 第7章 |
|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错配效应研究 7.1 |
| 城市住宅地产投资价值指标体系的构建 7.2 |
| 城市住宅地产投资价值测算方法 7.3 |
| 城市住宅地产投资价值测算结果分析 7.4 |
| 各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空间错配程度分析 7.5 |
| 本章小结与政策建议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科研成果 致谢 |
（5）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论文结构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 一、从智慧城市的研究对象方面 |
| 二、从智慧城市的评价形式方面 |
| 三、从智慧城市实践的指导方面 |
| 第六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智慧城市评价相关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经济学相关的基础理论 |
| 一、宏观经济理论 |
| 二、福利经济学理论 |
| 三、公共经济学理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投入产出理论模型 |
| 二、数据包络分析法 |
| 第三章 智慧城市内涵及其建设模式的研究 |
| 第一节 智慧城市的内涵及建设意义 |
| 一、智慧城市的内涵 |
| 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界定 |
| 三、智慧城市建设的意义 |
| 第二节 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分析 |
| 一、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管理领域影响 |
| 二、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社会领域影响 |
| 三、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经济领域影响 |
| 四、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小结 |
| 第三节 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化模式 |
| 一、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
| 二、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 |
| 第四节 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化模式 |
| 一、城市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
| 二、城市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 |
| 第五节 智慧城市建设案例分析 |
| 一、国外智慧城市案例分析 |
| 二、国内智慧城市案例分析 |
| 第四章 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效率的机理 |
| 第一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投资顺序的研究 |
| 第二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产业带动效应研究 |
| 一、公共设施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研究 |
| 二、智慧城市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 |
| 第三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效应的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智慧城市相关行业对经济拉动作用分析及对智慧城市的启示 |
| 第一节 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分析 |
| 一、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
| 二、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
| 三、封闭经济下的拉动效应 |
| 四、非竞争投入产出框架 |
| 第二节 我国各智慧城市相关行业投入对经济拉动作用分析 |
| 一、各部门直接消耗系数测算 |
| 二、各部门总产品的完全拉动系数测算 |
| 三、各部门增加值拉动系数测算 |
| 四、各部门就业拉动系数测算 |
| 五、智慧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投资拉动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 第六章 我国试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DEA和 SFA模型的应用分析 |
| 一、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
| 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和相关说明 |
| 第三节 智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比较——DEA模型 |
| 一、静态效率比较——三阶段DEA 模型和超效率DEA 模型 |
| 二、动态效率比较——Malmquist指数模型 |
| 第四节 智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评价——SFA模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与启示 |
| 一、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第二节 主要创新 |
| 第三节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和相关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创新和不足 |
| 2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1 财政支出的界定及分类 |
| 2.1.1 财政支出界定 |
| 2.1.2 财政支出的分类 |
| 2.1.3 本文财政支出的分类 |
| 2.2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巴罗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3.2 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 |
| 2.4 经济增长质量的界定 |
| 2.4.1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
| 2.4.2 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 |
| 2.4.3 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 |
| 2.4.4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
| 3 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 |
| 3.1 各类财政支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 |
| 3.1.1 经济性支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 |
| 3.1.2 社会性支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 |
| 3.1.3 维持性支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 |
| 3.2 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 |
| 4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现状 |
| 4.1 地方财政支出现状 |
| 4.1.1 我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现状 |
| 4.1.2 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现状 |
| 4.2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4.2.1 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简介 |
| 4.2.2 马昆斯特(Malmquist)指数方法 |
| 4.2.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 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现状 |
| 4.3.1 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现状 |
| 4.3.2 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现状 |
| 4.3.3 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现状 |
| 4.3.4 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均值现状 |
| 5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全样本层面实证分析 |
| 5.3.2 东部地区实证分析 |
| 5.3.3 中部地区实证分析 |
| 5.3.4 西部地区实证分析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最适宜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1.1 拉姆齐模型与最优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哈罗德模型与最适宜增长率 |
| 2.1.3 索洛增长模型与资本黄金律水平 |
| 2.1.4 戴蒙德模型与最优路径 |
| 2.1.5 卡莱斯基经济增长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适度增长率 |
| 2.1.6 小结 |
| 2.2 对中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研究综述 |
| 2.2.1 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内涵的认识 |
| 2.2.2 关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决定因素的研究 |
| 2.2.3 关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测算方法的研究 |
| 2.2.4 对现有研究的总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分析 |
| 3.1 关于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存在性的理论分析 |
| 3.2 发达国家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经验 |
| 3.2.1 德国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增长目标 |
| 3.2.2 美国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增长目标 |
| 3.2.3 日本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增长目标 |
| 3.2.4 发达国家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启示 |
| 3.3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决定因素 |
| 3.3.1 经济增长可能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制约 |
| 3.3.2 经济增长需要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要求 |
| 3.3.3 社会总供求平衡对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要求 |
| 3.4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分析 |
| 3.4.1 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简述 |
| 3.4.2 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
| 3.5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确定标准 |
| 第四章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经济增长潜力 |
| 4.1 潜在产出的内涵 |
| 4.2 经济增长潜力决定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模型 |
| 4.3 潜在产出的测算方法 |
| 4.3.1 统计分解趋势法 |
| 4.3.2 经济结构关系法 |
| 4.3.3 混合型测算方法 |
| 4.3.4 生产函数法测算潜在产出的研究现状 |
| 4.4 我国生产要素投入的估算 |
| 4.4.1 我国物质资本要素投入的估算 |
| 4.4.2 我国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估算 |
| 4.5 资本和劳动利用率的估算 |
| 4.5.1 物质资本利用率估算 |
| 4.5.2 人力资本利用率估算 |
| 4.5.3 小结 |
| 4.6 我国潜在产出的估算 |
| 4.6.1 生产函数模型 |
| 4.6.2 时变产出弹性系数测算 |
| 4.6.3 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估计 |
| 4.7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经济增长潜力 |
| 第五章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供需均衡路径 |
| 5.1 相关理论简述 |
| 5.2 模型设定 |
| 5.2.1 总需求函数 |
| 5.2.2 总供给函数 |
| 5.2.3 均衡增长路径决定的需求增长率 |
| 5.3 模型参数估计 |
| 5.3.1 数据选取 |
| 5.3.2 劳动力供给增长率模型 |
| 5.3.3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模型 |
| 5.4 基于供需均衡路径的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测算 |
| 第六章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适度通货膨胀 |
| 6.1 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理论 |
| 6.2 适度通货膨胀决定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理论模型 |
| 6.3 中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 |
| 6.3.1 指标选取 |
| 6.3.2 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状态描述 |
| 6.3.3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6.3.4 单位根检验 |
| 6.3.5 实证检验结果 |
| 6.4 通货膨胀适度区间的选取 |
| 6.5 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测算:基于适度通货膨胀 |
| 6.6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的综合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意义 |
| 7.3 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基于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最佳配置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论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1.3.1 论文的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潜在增长率测算的文献回顾 |
| 2.1 “趋势产出”界定下的估计方法 |
| 2.1.1 趋势分解法 |
| 2.1.2 单变量滤波法 |
| 2.2 “最大化产出”界定下的估计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混合性估计方法 |
| 2.2.3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DSGE）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配置的最佳比例 |
| 3.1 有关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综述 |
| 3.1.1 宏观层面的研究文献 |
| 3.1.2 中观层面的研究文献 |
| 3.1.3 微观层面的研究文献 |
| 3.2 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最佳配置比例的数理推导 |
| 3.3 要素最佳配置视角下潜在增长率内涵的拓展 |
| 3.3.1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投资的比较 |
| 3.3.2 要素合理配置视角下潜在产出的含义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实物资本存量的估算 |
| 4.1 实物资本估算方法及结果的评述 |
| 4.1.1 初始资本存量的确定 |
| 4.1.2 实物资本投资额的确定 |
| 4.1.3 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 |
| 4.1.4 折旧和折旧率的确定 |
| 4.2 实物资本估算的思路及方法 |
| 4.2.1 实物资本估算的思路 |
| 4.2.2 平均折旧率与相关经济参数之间的关系 |
| 4.2.3 估算所需的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3 实物资本存量估算的结果及说明 |
| 4.3.1 1952-1986年时段 |
| 4.3.2 1988-2012年时段 |
| 4.4 与其他学者估算结果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 |
| 5.1 人力资本内涵及估算方法的述评 |
| 5.1.1 基于成本法估算的研究 |
| 5.1.2 基于收入法估算的研究 |
| 5.1.3 基于教育成果法估算的研究 |
| 5.2 人力资本估算的思路及方法 |
| 5.2.1 估算思路 |
| 5.2.2 劳动力加权的权数选择 |
| 5.2.3 基本假定及计算公式 |
| 5.2.4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3 估算过程与结果 |
| 5.3.1 教育加权型人力资本估算过程及结果 |
| 5.3.2 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加权型人力资本存量估算及结果 |
| 5.4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评价 |
| 5.4.1 与其他学者估算结果的比较 |
| 5.4.2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特征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估计与预测 |
| 6.1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 |
| 6.1.1 1978-1993时段 |
| 6.1.2 1994-2009时段 |
| 6.1.3 2010年-至今 |
| 6.2 MRW基础上生产函数模型的构建 |
| 6.3 中国潜在增长率及潜在损失的估算 |
| 6.3.1 要素最佳配置比例 |
| 6.3.2 全要素生产率序列的估算 |
| 6.3.3 潜在产出及潜在损失的估算 |
| 6.4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
| 6.4.1 2015-2020年各类生产要素预测 |
| 6.4.2 2015-2020年潜在增长率预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建议 |
| 7.1 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
| 7.1.1 不断降低资本形成率 |
| 7.1.2 持续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
| 7.1.3 拓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 |
| 7.2 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 |
| 7.2.1 增加政府教育投入且重点向基础教育倾斜 |
| 7.2.2 改革高校经费管理模式 |
| 7.2.3 创新民间资本参与教育的模式和渠道 |
| 7.2.4 培育社会捐赠文化，健全捐赠基金管理运作机制 |
| 7.3 增加医疗保健投入，改善城乡医疗服务 |
| 7.3.1 增加政府医疗卫生投入 |
| 7.3.2 健全城乡公共医疗保障制度 |
| 7.3.3 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
| 7.4 加强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 7.4.1 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 |
| 7.4.2 加强研究人员的培养 |
| 7.4.3 加强职业教育培训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8.1 研究总结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9）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 |
| 二、理论方法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
| (一)关于数量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译作 |
| (二)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学术论文 |
| 三、应用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
| 四、数量经济学的学术纷争 |
| (一)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
| (二)数量经济学的学科范式 |
| (三)与相关学科的逻辑关系 |
| 五、挑战与前景 |
| (一)困境与挑战 |
| (二)前景研判 |
（10）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新测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鸣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引言 |
| 1.1 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本文的选题背景 |
| 1.1.2 本文的选题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结构安排 |
| 1.2.1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2.2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2 国内外关于产能过剩的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1 产能、产能利用率以及产能过剩的概念 |
| 2.1.2 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 |
| 2.1.3 关于产能利用水平测定方法的研究 |
| 2.1.4 对工业(或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程度的调查测定及其解释 |
| 2.1.5 产能利用水平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研究进程的分期 |
| 2.2.2 产能和产能过剩的概念 |
| 2.2.3 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估计方法 |
| 2.2.4 产能过剩的表现形式与后果 |
| 2.2.5 我国产能过剩的监测预警体系 |
| 2.2.6 我国产能过剩的产生原因与治理对策 |
| 2.2.7 产能利用水平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8 国内官方开展了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调查测定的初步工作 |
| 3 对产能过剩研究中的三个基本概念的辨析与界定 |
| 3.1 对产能概念的辨析与界定 |
| 3.1.1 产能概念的体系 |
| 3.1.2 产能概念的模糊性 |
| 3.1.3 如何把握产能概念的可用性 |
| 3.1.4 三类产能的测算的理论模型及本文的产能定义 |
| 3.2 对产能利用率概念的界定 |
| 3.3 对产能过剩概念的辨析与界定 |
| 3.3.1 界定产能过剩概念所面临的问题 |
| 3.3.2 统一的产能过剩概念体系 |
| 3.3.3 统一的产能过剩概念体系的优点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及其比较 |
| 4.1 基于技术产能概念的几种具体测算方法 |
| 4.1.1 国外的具体测算方法介绍 |
| 4.1.2 国内的具体测算方法介绍 |
| 4.2 对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的分析、比较和评价 |
| 4.2.1 宏观测算方法与微观测算方法的比较 |
| 4.2.2 基于技术产能概念测算方法与基于经济产能概念测算方法的比较 |
| 4.2.3 基于技术产能概念的几种具体测算方法的比较 |
| 4.2.4 对基于技术产能概念测算方法的总结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新测算方法及其分析 |
| 5.1 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新测算方法及其合理性 |
| 5.1.1 产能和产能利用率的新测算方法 |
| 5.1.2 新测算方法的优点和缺点 |
| 5.1.3 新测算方法的合理性分析 |
| 5.1.4 新测算方法与前述三种测算方法的比较 |
| 5.2 新测算方法的应用及其测算结果的合理性分析 |
| 5.2.1 测算过程及其测算结果 |
| 5.2.2 测算结果的合理性说明 |
| 5.3 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
| 5.3.1 构建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指标 |
| 5.3.2 我国制造业1992-2011年产能利用率与过剩生产能力的测算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6 我国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 |
| 6.1 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水平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影响分析 |
| 6.1.1 产能利用水平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影响概述 |
| 6.1.2 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相互影响的VAR模型 |
| 6.2 固定资产投资对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 |
| 6.2.1 固定资产投资对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作用概述 |
| 6.2.2 固定资产投资对过剩生产能力的影响作用的面板模型 |
| 6.3 我国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 |
| 6.3.1 经济增长驱动模式及其可持续性 |
| 6.3.2 基于经济增长驱动模式角度分析我国产能过剩的产生原因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束语 |
| 7.1 本文的主要工作及结论 |
| 7.1.1 本文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 |
| 7.1.2 本文的综述内容 |
| 7.1.3 本文的研讨工作 |
| 7.2 本文的创新点 |
| 7.2.1 构建统一的产能过剩概念体系 |
| 7.2.2 提出一种新测算方法并加以应用 |
| 7.2.3 构建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指标 |
| 7.2.4 建议把过剩生产能力指标纳入产能过剩研究的基本概念 |
| 7.3 相关建议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3.1 相关建议 |
| 7.3.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关于生产函数的估计——答沈利生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D]. 谢沐芳. 吉林大学, 2020(01)
- [2]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短期预测[D]. 田梦思. 暨南大学, 2020(04)
- [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D]. 崔兴华. 华侨大学, 2020(12)
- [4]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宏观效应研究[D]. 赵明昊. 吉林大学, 2020(08)
- [5]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D]. 康正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6]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D]. 李晓东.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区间研究[D]. 张宁昕.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8]基于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最佳配置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研究[D]. 乔红芳. 华侨大学, 2016(12)
- [9]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J]. 李金华. 经济学动态, 2016(03)
- [10]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新测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D]. 袁捷敏. 东北财经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