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1年1-4期（共60-63期）

一、《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1～4期(总第60～63期)（论文文献综述）

王哲^[1]（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认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赵庆华^[2]（2018）在《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文中指出妈祖信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揭示了闽粤先民在台湾的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饱受儒家文化渲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往往十分重视并强调以官方上层士大夫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民间庶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1684年以后,台湾被纳入清政府的统治管辖,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交织推动,大量闽粤移民移居台湾,为妈祖信仰提供了类似大陆的土壤环境。此外,移民社会时期的台湾社会又滋生了信仰妈祖的心理需求,妈祖信仰得以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发展。如今台湾妈祖信仰的传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兴盛程度甚至超过信仰源生地福建,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当回归历史的理路和脉络去追寻答案。清代是奠定台湾妈祖信仰发展的重要关键历史时期,通过人员、仪式、寺庙、组织的推动,台湾妈祖信仰得以空前发展,并与地方社会融合,成为整合地方社会人群的重要民间信仰。人员方面,清代的官员、士绅、住持僧、郊商等成为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重要携带人群;仪式方面,借由闽粤祖籍地民众及官府的祭祀仪式,民众得以通过仪式增强认同感,官员则增强使命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寺庙方面,清代台湾妈祖庙在结合清政府、台湾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及民间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联系纽带作用;组织方面,台湾地方社会成立各种以妈祖为祭祀主神的神明会,对于解决地方矛盾,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冯志峰^[3]（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杨燕江^[4]（2018）在《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指出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背负救亡图存和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在边省云南的“教育长征”,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已经跨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其管理模式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其管理模式的成功。本文基于原始档案发掘和相关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借鉴管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阐释了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背景（环境）、要素、关系和特征,探讨了其实践效能、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具体而论,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有其特殊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最大的背景和最重要的环境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的侵略和残暴行径激起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激情,坚信了“南渡”的抱负和信念;云南自“重九起义”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对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产生了特殊影响;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对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环境。与此同时,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间复杂的关系变动,为其管理模式创造了难得的学术自由空间和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在组织架构及资源要素上,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所依寄的组织系统架构包含了最高决策机构常委会和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两个参议机构（分权力机构）,职能部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三大处和独立设置的会计室,教学机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五个学院,还包括各临时专门委员会、研究所等机构。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及教授群体构成的人力资源、办学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所需的财物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形成的时空资源,是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三大资源要素。为保障顺畅运转西南联大对外须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云南地方政府这两对关系,对内则要处理好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联合与合作,以此保障内部组织机构间能构建起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校务委员会主掌行政事务、教授会专注学术事宜、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的运行机制。深入窥探,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综合体,特别在教职员与学生管理上多有创造。统而观之,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呈现出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机构负责人频繁更替带来管理与学术交互等显着特征。另外,制度、人、文化是穿插于整个管理模式间三个不可或缺的显着因子,自治精神对管理硬化的消解则是其独特本质的最直接体现。总体而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基于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和制度,延续并创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管理经验,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该模式在杰出人才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服务地方需求和国防需要、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成就。有鉴于此,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大学仍然具有诸多启示: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同样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邓雷^[5]（2017）在《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吁简本《水浒传》研究以来,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然而关于简本《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依然很少,不少简本《水浒传》未得到相应的关注,更不必说对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将京本忠义传、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八卷本、三十卷本等十六种简本基本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对诸简本进行系统划分,诸如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属于嵌图本系统,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属于嵌图本后续本系统,基本以系统为单位,以系统底本的刊刻时间为轴,对诸种简本逐一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点面结合的原则,不仅对单一的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与其他的版本进行比对,力求将其置于整个《水浒传》版本链条中进行研究。通过细致的文字校勘、精确的数据分析以及详尽的文本比对等方法,对诸简本的版本系统进行判别,梳理版本源流,归纳版本特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之前不少未受关注的简本《水浒传》进行了研究。如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等。其二,对所有的《水浒传》简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三,使用传统文字比勘法的同时,还使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法。

张晓宇^[6]（2015）在《国际法律视野下的清末教案研究（1860-1912）》文中研究说明自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设堂,租房买地。随着教会在内地的扩张,教案层见迭出。传统学术界对于教案史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教案事实的梳理和对教案发生原因的探究,其论述模式也实现了从“反侵略”向“文化冲突”模式乃至当前“多学科视野”的转型,同时学术界对于近代国际法传入中国历史过程及其在外交交涉中的历史应用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只是将法学以及国际法史与教案史研究相进行的并不多见。本文之立意在于,将教案视作一种司法、外交事件,考察中外各方在教案交涉之中的国际法观念及其应用,探析“文明”的近代西方法律话语下教案的交涉和审判过程,揭示“宗教信仰自由”从国际法、外国法成为本国法的历程。在近代国际法理论中,禁止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否则基督教国家即可予以干涉。此外,根据维托里亚原则,传教权是“文明国家”的三大标准之一,禁止传教、迫害传教士都将引发他国之干涉。同时,外国人生命财产不得侵犯,否则即视同对其国籍国权利的侵犯。而近代来华传教士身兼前述二重身份,并受到以近代国际法所代表的自然法理论和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所代表的实在法体系的双重保护。在教案之交涉中,西方国家也屡屡引用国际法理论和条约来论证其行为的合法性。在教案交涉中西方列强采用炮舰政策对中国进行威胁,同时又引用国际法理论,称中国为不文明国家,因此对待中国无需适用欧洲严格之国际法规则。庚子事变中,西方国家积极引用自然法理论和实在法规则对其出兵和惩凶之行为进行辩护,在地面战场胜利的同时也要争取舆论的制高点,相反清政府则堕入“势不如人理亦亏”的双输境地。在“文明”对“野蛮”的国际法二元话语下,炮舰政策被传教士视为上帝打开中国大门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庚子之前,传教事业和政治特权之间的张力并未在大多数传教士身上凸显。在教案交涉的刺激下,清政府资助丁韪良完成了对《万国公法》的翻译,标志着西方近代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不过由于文本和路径之限制,在教案交涉早期,清廷直接适用国际法进行抗辩的事例并不多见。随着国际法观念的宣传,进入1890年代后,清政府在教案交涉中屡次引用国际法,并在一些交涉中取得了成功。传统教案史的研究更为关注以中国人为被告的教案审判,致使以传教士为被告的教案审判几乎成为教案史研究的盲点。而乌石山教案和湖州教案的交涉、审判,证明了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而言,在领事裁判权体系下,教案交涉仍然存在成功解决的可能。乌石山教案中,丁日昌将“毁堂”案与“争地”分开处理,先将前者迅速审结以杜绝外交勒索之机会,随后将后案诉至英国在华最高领事法庭,为此积极搜集证据,寻找证人,聘请律师,最终获得事实上的胜诉,成功达到将传教士逐出福州城的目的。在湖州教案的交涉中,湖州士绅尝试了在当时所有可能的合法途径来解决教案,最终在美国驻华法院中与南监理会达成庭内和解,也成功的收回了湖绅最为看重的府学公地。乌石山教案和湖州教案的成功证明了教案“去宗教”化而回归其法律面向,方为教案解决之有效的途径。教案的交涉和审判对晚清司法体制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将宝坻县司法档案中的教案审判与中央交涉档案中的教案审判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教案审判的层级化特征,即审判结果的恰当性与审判层级呈反比,这是教案审判被外交化后的恶果。庚子之后,为调和民教关系,清政府着力思考的即是如何限制传教士干预词讼,规范民教争讼案件的审理,实现教案审理的“去外交化”,对此朝野内外提出了诸多建议,地方督抚也与传教士达成了诸多协议以规范教会、教士、教民之行为,新教传教士在这方面付出了较多之努力,地方士绅也在地方自治之风潮下设立民教调解机构,承担起民教调和的重任。要想解决教案审判和中外审判不平衡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废除领事裁判权,为此中国启动了司法改革。1910年北京真武庙产之争是新式法律体制下,以东正教会为幕后原告进行的庙产争讼案,在该案中,大理院等司法机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顶住了俄国公使和外务部之压力,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最终迫使东正教会重新履行合法租买手续。该案之审判也凸显了教案审判“去外交化”的重要性。庚子之后,西方之宗教自由观念传入中国并为新式知识分子和中国基督徒所接受。在修订后的刑律中,清政府详细规定了对宗教场所和礼拜活动的保护,不过在《奏定咨议局章程》等中强调政教分离,限制华人传教士的参政权,1908年宣布的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中也未能确立宗教自由原则。此外,新式学制和入仕中的祭拜礼仪,也引发了中国基督徒之不安。为了消弭教案,重构稳定的民教关系,新式知识分子也倡导实现宗教自由。相对而言,教外知识分子更为推崇欧式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宗教自由模式,强调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国家对宗教有一定管制;而中国基督徒则更愿意选择美式共和制度下的宗教自由模式,强调禁设国教,以免除孔教对其的威胁。随着晚清立宪运动之展开,中国基督徒也发起了一系列运动,以实现传教自由和信仰平权,其核心目的即为宗教自由入宪。1906年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时,旅美华人基督徒即上书要求宗教自由写入宪法,1909年开始,俞国桢积极组织了由华人基督徒为主体的圣经呈递运动,详细阐释了中国基督教自立化“挽回教权”的目标。受晚清国会请愿运动之影响,1911年,俞国桢、诚静怡等中国基督徒发起了宗教自由请愿运动,影响重大,遍及中国十六个省和26万中国新教徒。尽管支持者众多,反对声浪也非常强劲,有从神学立场之反对,亦有方法策略上之质疑。同时,革命与改良“赛跑”的景象同样存在于教会界。在时局之影响下,教会内部对于清廷之态度也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最终以俞国桢为代表的“立宪派”完成了从追求立宪到革命的转变,而基督徒长久以来对革命的支持,也最终成就了美式宗教自由的入宪。从近代传教条约所确立的“宗教宽容”到1912年宗教自由的入宪,宗教自由在中国经历了从国际法、外国法到本国法的艰难历程。宗教自由的入宪,也在宗教与外交之间有效地竖起了一道隔离墙,意义重大。

宫长为^[7]（2013）在《李学勤学术年谱》文中指出李学勤先生是我国当代着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文献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着述宏富,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为了便于读者的学习与研究,我们初编《李学勤学术年谱》,以飨大家。

卜凤坤^[8]（2012）在《北洋政府条约研究会修约研究 ——基于决策困境的理论视角》文中指出条约研究会是北洋政府末期负责到期修约的决策机制。对条约研究会进行研究,最好莫过于从其主要功能即修约决策着手。通过研究其决策过程,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对北洋政府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如何进行社会认知的。围绕具体修约目标,某些国际国内因素相互冲突并形成了一种难以平衡与取舍的决策困境。在修约过程中,条约研究会面临多种决策困境。由于北洋政府能力薄弱,条约研究会所选择的摆脱决策困境的外交行动方案,只能局限于外交技术与实践操作层面。虽然也有废约之举,但多数情况下条约研究会选择了折中渐进的方案,意在各方平衡中实现可以得到的国家利益。对条约研究会在决策困境下的外交行动方案及其所秉持的理念的客观评价,通过比较将十分清楚。本论文所使用的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是在情境冲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外交决策困境理论视角。这一理论视角的前提是现实的人,这与归纳方法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而不同于演绎方法抽象的人的前提。这一理论视角的观察角度不是演绎理论的人的同质性而是非同质性。即个体内部是理性与非理性即理智与情感相统一的,个体内外部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根据施耐德“国家就是其决策者”的着名观点,国家也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决策者能够对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因素进行正确的社会认知。这样围绕具体的决策实践目标,那些相互冲突难以平衡的因素就构成外交决策困境。这些困境包括来自宏观结构与制度的、国内因素的等方面。宏观方面困境的解决依靠这些宏观内容本身的变化或自身能力的提高,在不具备这些的情况下,往往只能诉诸于折中渐进的办法。来自国内因素的问题,只能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办法。在决策困境理论视角下,本论文分析了条约研究会修约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决策困境。这包括来自宏观方面的国际政治结构和制度的结构困境和制度困境,也包括来自互动方面的微观结构困境。此外,还包括来自国内政治方面的决策困境,如依附性困境、舆论困境、多目标困境、废约与修约之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困境等。决策困境导致条约研究会作为决策者经常处于一种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情形之中。面对多重决策困境,又无能力可依,条约研究会只能选择折中渐进的修约行动方案。它秉持现实主义的修约理念,坚持得寸则寸的行动准则。本论文主要通过对一手的原始档案材料——条约研究会会议记录的研究,对条约研究会修约外交的决策困境、行动方案选择及所坚持的理念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这些困境并不是容易解决的。它需要结构转变提供契机、能力提升把握时机及国际社会观念的进步。在这些条件均不具备的情况下,并不适于采取彻底的废约态度,也就是还不具备与列强彻底决裂的可能性。由此,取修约立场也就成为客观可行的。革命外交以民族主义作为一面旗帜在政治上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起到了宣传、鼓动和号召的作用,一方面革命外交凝聚了力量提高了能力,另一方面从政治上声势上支持了修约外交。在面临种种决策困境的情况下,条约研究会修约决策的复杂程度与困难程度都非常大。因无能力可依,面对决策困境,条约研究会折中渐进的行动方案及其所秉持的得寸则寸准则,在当时是可行的不失为一种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办法。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虽然在处境上有所改善,但宏观困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应对模式和所持理念对条约研究会修约理念有很多继承。

单明川^[9]（2011）在《明代济南府作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明代济南府作家为考察对象,力求通过对此地域内的作家生平、交游、着述及文学创作的全面研究,为明代文学研究的再深入提供有用的资料,也为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探索性的范本。通过对诗文总集、别集、府志、诸家杂记等各种文献资料的考索,共检得明代济南府作家一百六十三人,现存着述一百五十四部,构成了本文的文献基础。第一章为“绪论”,除了交待本课题的若干说明外,包括“地域视角中的明代济南文学”、“文献综述”、“济南的历史沿革”、“明代济南府的教育、文化状况”。自第二章起以历时性为线索介绍济南作家。第二章为明前期的济南作家。元末天下大乱,北方山河破碎,人民流离;明初山东又经历“靖难之役”,因此明前期的济南府民生凋敝,迫切需要发展生产、恢复民生,而文教之兴则要待民生恢复之后了。故而明前期济南文学不振,自洪武至成化仅寥寥数人。第三章为明代中前期的济南作家。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整个北方文学开始恢复生机,而此时文坛上“南学”的弊病也显露无疑,因此,李梦阳振臂一呼,“北学”开始振兴,明代文坛拉开了复古运动的大幕。伴随着复古运动第一个高潮和低谷,济南府各有人才涌出,如边贡、刘天民、孙重光、李开先等人。第四章专门介绍“前七子”之一的边贡。从其生平、着述、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四个方面入手,全面考察边贡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第五章专门介绍“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在详细论述其生平、着述的基础上,考察其文学思想与复古派和唐宋派的离合关系,之后详论其文学创作,尤其是戏曲成就。最后简要考察以李开先为中心在济南章丘形成的章丘词会。第六章为明代中后期的济南作家。在复古运动经历第一个低谷之后,济南历城人李攀龙再次擎起复古运动的大旗,复古运动迎来第二个高潮,这也是济南文学在明代的顶峰。自嘉靖中期开始,济南诗人大量涌现,其中不乏名家作手。当李攀龙主盟文坛时,许邦才、殷士儋左提右揳,以为羽翼,而海丰杨巍不循时习,独标清音。当李子殁后,公安、竟陵迭起时,临邑邢侗、新城王象春能够继承齐气,与之鼎足而三。第七章专门介绍“后七子”之首李攀龙。考其生平、着述,分析其身后屡遭抨击之原因,辨其文学复古之思想,最后评价其文学创作成就。第八章是明晚期的济南作家。明代晚期北方流寇四起,加之满洲铁骑的不时掳掠,社会环境已无复先时的安定,此期济南再无名家作手出现。但是,明清鼎革后济南的遗民诗人却是一个亮点,徐夜、张光启、张实居等人承袭明代余绪,继续对诗歌的探索,对清初“神韵”诗论的形成有着不小的影响。第九章介绍明代济南府的家族作家。自明代中期开始,济南府的文学世家开始崛起,其子弟进可为庙堂显宦,退可为地方士绅,优裕的生活提供给他们创作的条件。这些家族在明清鼎革时大多衰落败亡了,因此前代人的风流多没有保存下来。存者大多是至清代依然声望卓着的世家,本文取了新城王氏、淄川王氏、德平葛氏、德州程氏和卢氏五个有代表性的世家进行介绍,以窥明代济南府文学世家之一斑。本文以文献资料为基础,以作家文献资料的考索与整理为重点,考论结合,既清楚明代文学的发展大势,又注重对地域文学的关照,将作家的个人创作与地域风貌结合起来考察,并力争能够理清楚明代济南府的文学发展概貌。

刘传宾^[10]（2010）在《郭店竹简研究综论（文本研究篇）》文中研究说明郭店竹简发现至今已近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学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成绩显着。统观这些年来学界对郭店竹简的研究情况,各家研究多集中於一个或几个方面,就其中的某个或某些问题进行讨论,较为零散，未能展现郭店竹简研究的整体状况和研究进度。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及时地对郭店竹简的研究情况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回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虽然经过学者多年的不懈努力,郭店竹简在文本的释读和文意的疏解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仍存有一些疑难问题,众说纷纭,还需要进一步梳理研究。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一、“绪论”部分,简单介绍一下郭店竹简的出土、整理与公布等情况,同时概括性说明郭店竹简的研究情况。二、主体部分为五个方面:（一）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对学界关於郭店一号墓下葬年代的意见进行总结,并适当言及郭店竹简的撰述时间问题。然後对墓主身份进行推测,对学界据以推测墓主为所谓的“太子之师”的漆耳杯铭文进行深入讨论。（二）郭店竹简的形制特点与古书体例。这一部分我们首先结合学界已有成果对郭店竹简形制特点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及其它出土文献,对先秦古书体例进行深入研究。（三）郭店竹简编连与拼合研究。这一部分我们从“编连”和“拼合”两个方面来讨论。“编连”部分,先介绍一下编连的基本问题,包括编纶数量、位置、编连方式等;然後结合其它出土材料举例说明影响编连的各种因素;接着我们会选取郭店简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篇简文谈一下相关的编连研究情况。“拼合”部分,首先结合其它出土材料举例说明影响拼合的各种因素;然後将学界有关郭店竹简拼合意见进行总结。在这一部分的最後,我们还会结合郭店竹简编连和拼合的情况,讨论一下有关竹简的整理与复原方面的一些问题。有关学界对郭店竹简各篇编连的具体意见,以及各篇中整理者已拼合的情况,以附录的形式（详参“郭店竹简编连与拼合研究各家意见汇总”）附在文後。（四）郭店竹简文字研究。“文字研究”这一部分我们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说:字迹研究、地域研究、简文的释读。“字迹研究”中,我们首先对学者有关郭店竹简字迹研究的方法进行总结,然後从“同篇简文抄手不同”、“多篇简文抄手相同”等方面对郭店竹简字迹的具体情况作详细讨论,并进一步归纳先秦时期文本的书写特点。“地域研究”即是将郭店竹简中存在他系文字特点的现象进行总结和说明。在这一部分我们会将学术界有关郭店竹简国别问题的研究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并具体从“字形结构”和“用字习惯”两个方面举例说明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五行》等篇中所体现的非楚文字因素。“简文的释读”主要是对简文释读的成果及利用简文释读其它文字材料的成果进行总结,同时还会对古文字释读的方法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在论文後面我们会附“郭店竹简疑难文字分篇集释”,将学界对郭店竹简各篇简文中疑难字的研究情况进行汇总,使读者可以明晰郭店竹简文字研究情况及发展脉络。（五）郭店竹简与相关文献对比研究@一部分我们论述了郭店竹简与相关文献对比在先秦古籍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紫攘信e郭店竹简与相关文献之间的差异,主要涉及字句、篇章结构、思想内容等方面会崂脤Ρ妊芯康某晒勔?下古书的产生和传流问题,同时对郭店竹简与相关文献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最後利用郭店竹简判断先秦古书的真伪及年代问题。在论文後面我们会附“郭店竹简与相关文献对比”，详细说明郭店竹简各篇与传世文献的对比情况。三、“结语”部分,是对本文所做工作的一个小结。

二、《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1～4期(总第60～63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1～4期(总第60～63期)（论文提纲范文）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2）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际法律视野下的清末教案研究（1860-1912）（论文提纲范文）

（8）北洋政府条约研究会修约研究 ——基于决策困境的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济南府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郭店竹简研究综论（文本研究篇）（论文提纲范文）

四、《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1～4期(总第60～63期)（论文参考文献）

•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 [2]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D]. 赵庆华. 厦门大学, 2018(06)
•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D]. 杨燕江. 云南大学, 2018(09)
• [5]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D]. 邓雷.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6]国际法律视野下的清末教案研究（1860-1912）[D]. 张晓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
• [7]李学勤学术年谱[J]. 宫长为. 邯郸学院学报, 2013(S1)
• [8]北洋政府条约研究会修约研究 ——基于决策困境的理论视角[D]. 卜凤坤. 复旦大学, 2012(02)
• [9]明代济南府作家研究[D]. 单明川. 上海师范大学, 2011(12)
• [10]郭店竹简研究综论（文本研究篇）[D]. 刘传宾. 吉林大学,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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