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教训

一、东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论文文献综述）

王家曦^[1]（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樊丛维^[2]（2021）在《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发展史不断在印证这一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心路历程也在告诫着我们,只有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经略海洋,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此为背景,中国适时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其研究也需要运用更加多维、更加独特的视角,从而为海洋强国的建设贡献出更多力量。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科技在维护海洋安全、发展海洋经济、改善海洋环境等众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海洋事业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科技兴海应当成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路径。文章第一部分是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的分析框架。首先要从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科技与海洋战略的关系,从传统海洋战略理论和现代海洋战略理论中为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探寻理论基础。同时,根据对现有官方文件的全面解读,可以将海洋强国战略划分成四个维度,即海洋安全、海洋经济、海洋环境、海洋科技。由此可见,海洋科技是海洋强国战略的其中一个层面。因此,科技兴海是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科技兴海对于维护海洋安全、发展海洋经济、改善海洋环境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作用于其他三个维度的变量对海洋强国战略整体施加影响,在海洋强国战略中发挥引领全局的作用。文章第二部分注重研究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建设目标。在科技兴海的助推下,中国应当注重科技手段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依靠科技实力妥善应对海上威胁、发挥科技效能稳定地区海洋秩序,建设和平性海洋强国;同时,发挥科技要素的核心作用,实现规则引领、理念引领、路径引领,建设引领型海洋强国;最后,要不断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强化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夯实国际海洋合作基石,建设负责任海洋强国。进而以目标为指引,推动中国加速建设海洋强国。文章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面临的挑战。科技的进步扩充了海洋安全的内涵,同时也加剧了海洋权益争端,进而强化国家间了海上对抗的风险,海洋安全形势因此变的更为复杂;同时,科技要素强化了世界上海洋强国的海洋能力与意愿,世界海洋格局发展失衡,极化趋势明显;最后,在科技要素的推动下,传统海洋议题发展出了新的特征,新兴海洋议题也在不断出现,而且海洋与其他国际政治议题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海洋政治议题不断增多。有鉴于此,应当准确定位当前挑战,仔细审视现实问题,为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奠定基础。文章第四部分拟为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提供路径选择。中国为了更好地迎接海洋强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发挥科技要素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中的核心作用。针对当前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中国需要依照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的建设目标,对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的路径选择做出筹划。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维护地区海洋安全、提升海洋行为能力三大领域重点发力,并通过科技要素对这三个方面提供强大的支撑,有序推中国海洋强国建设。

郑筱筠^[3]（2021）在《关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宗教因素之思考》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的签署对于世界的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能有效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实施,有助于夯实区域自贸体的发展基石。但与此同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东盟各国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特征明显。东盟各国内部以及东盟各国之间的政治与宗教之关系始终呈现为均衡与博弈的格局。宗教作为一个变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东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加强东盟各国的宗教变量作用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建设,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有效实施。

成向东^[4]（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杨薇^[5]（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李垣萤^[6]（2020）在《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安全威胁的紧迫性明显下降,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小国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自身能力不足,为了更好地保护民生福祉和“人的安全”,客观上需要外部援助和国际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外部援助有可能带来人道主义干预,进而侵蚀其主权,威胁国内政治安全。在后冷战时代,要实现综合安全,小国需要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甚至对合作进程进行主动塑造和引导。小国塑造和主导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否可能?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既有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对小国关注较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跨地区的特征,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广泛合作来应对这类挑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大国责任和策略展开,即大国如何在新的安全形势下调整思路和战略,如何在维护全球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好领导作用,而中小国家的行为和影响则较少进入研究议程。在涉及安全合作的规范问题上,既有研究也多以西方观念和经验为基础,非西方的中小国家则被视为影响和改造的对象,在西方主导的规范体系中处于“失语”状态。总的来说,目前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存在明显的大国研究偏好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较少关注小国的观念与诉求,也缺乏关于小国塑造和主导非传统安全合作可能性的讨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展,越来越多的小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治理。多元行为体从事多元实践,不同的实践活动又会生产不同的知识。这会对原有的由西方大国主导的知识体系构成挑战,此前被边缘化的非西方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或是进行地位伸张,全球性知识体系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在此基础上,本文假设小国可以在共同的背景知识和实践基础上形成实践共同体,通过塑造区域性知识中心主导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知识中心建立在本土知识和信息网络以及互动关系基础上,而不是以物质资源为依托的实质性权力中心。知识中心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管理知识与信息,以及协调区域内外安全关系两个方面。小国实践共同体构建区域知识中心的路径有三条,分别是身份设定、制度创新和能力塑造,这三条路径依次展开并互相加强。身份设定是指小国实践共同体在结合自身背景知识和具体实践情境的前提下,探索和明确知识中心在安全合作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过程。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中心的行动目标和方式。为了将行动目标付诸实践,小国实践共同体需要结合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进行制度创新和建设,制度创新反过来也会巩固身份定位。初步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会经历合作实践的检验,制度和能力建设中的不足也会显露出来,因此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和塑造知识中心的能力,从而强化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和制度效力。本文拟结合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的案例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东南亚国家在经历了印度洋海啸和缅甸风灾这两场重大自然灾害后,真正认识到通过地区合作管理灾害风险的重要性,并寻求将东盟塑造成为具有协调性主导作用的区域知识中心来管理减灾救灾合作。在明确了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后,东盟通过制度创新将协调性主导作用付诸实践,建立了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援助协调中心并确立了涉及灾害管理合作各环节的操作程序和具体机制,初步构建起综合性的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体系。这一体系在应对台风“海燕”时经历了重大考验。东盟经过反思进一步认识到了合作中的新变化、新挑战和新任务,并激发了“一个东盟,一个声音”的构想。台风“海燕”之后,东盟致力于全面塑造和提升知识中心的能力,加强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进一步巩固协调性主导者身份和完善区域合作制度框架,并向着成为未来全球灾害管理领导者的目标努力。东盟作为区域知识中心,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管理和对内外合作关系的协调,在地区灾害管理合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推动了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不断深化与扩展。

詹子懿^[7]（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符裔^[8]（2019）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潮流。而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由于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不仅在区域内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了税收障碍,还常常因为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的问题产生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争端,直接制约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消除区域税收障碍与合理分配区域内各国间的税收利益也就成为各国进行国际税收协调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区域联盟组织都普遍采用国际税收协调的方式去解决区域内的重复征税、有害的国际税收竞争以及恶意的国际逃避税问题,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也同样面临着区域内的各种税收问题。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发展和“—带一路”的战略规划的推进,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税收问题也日益凸显。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过了逾10年的发展,区域内各国间的关税得到大幅度的降低,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基本消除了关税的障碍,但是,现阶段自贸区内重复征税和国际避税的问题依然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区域性的税收竞争始终存在,而税收协调进程却相对缓慢,已难以契合自贸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速度。因此,深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协调研究,不仅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国际税收理论的拓展和实证检验,而且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对于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和实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客观上赋予了广西、云南等地以新的历史机遇。如何从税收制度建设和协调的角度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和加快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本文最为直接的现实意义。文献综述表明,国外对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在这方面的理论也已日趋全面、深入和透彻,但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区域（主要是欧盟）,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区域的税收协调研究比较少。而国内对于国际税收协调的研究,在吸取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虽然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上实现了一定的创新,但理论还是局限于宏观战略的分析而缺乏微观的实证基础,特别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不仅大多还停留在自贸区建立之初,而且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献较少,不能很好地给予自贸区建设发展以理论的指导。尤其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之后税收协调的研究呈现出更多新的特点、新的任务,现有的文献在税收协调上的研究成果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函需新形势下对税收协调进行更全面有效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国际税收研究和国际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以国际税收的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结合为视角,视国际税收协调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生因素,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制度分析和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对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理论框架的构建以及税收协调效应的分析,在借鉴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思路、原则和对策。本论文由导论与六章内容组成,按照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对策建议的基本逻辑思路展开,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国际税收协调的理论分析,主要包括第一章;第二部分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第二至五章;第三部分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深化税收协调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第六章。文章的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部分在进行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问题、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并概要指出了本文的主要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国际税收协调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首先对国际税收协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与区分,接着从关税同盟理论、国际相互依存理论、博弈论这三个方面分为税收协调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依据,并且对税收协调可能产生的效应及影响进行分析,说明了进行税收协调的必要性。第二章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与现实概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了解东盟的社会经济与发展,回顾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历史关系,认识和理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是探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背景和前提。第三章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协调实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进程。本章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协调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概述:首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税制结构差异进行了分析;其次,介绍自由贸易区近年来税收协调的现状;再次,探讨了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面临的挑战;最后,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问题。通过对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实践的考察,为怎样推进深层次的税收协调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第四章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效应的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区域税收协调是否能减少税收竞争的负面影响,是否能促进区域内各国福利水平的提升,是否要深化税收协调的层次,这就必然牵涉到对税收协调的效应进行实证的分析。本章通过收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各项经济数据,利用计量模型对税收协调产生的效应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分别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税收协调所产生的贸易、投资效应,结论得出税收协调产生了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创造、投资增长的效应。通过对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效应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税收协调的必要性。第五章是区域间税收协调的国际经验借鉴。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窗口,其区域间税收协调最为全面、深入,因而对区域税收协调具有导向意义;北美自由贸易区同样是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其税收协调的经验对区域税收协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结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政策的一般经验和教训,能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协调提供国际视域上的经验借鉴。第六章具体探讨了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对策和建议。促进税收协调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本文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立足于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的理论框架、实践考察、实证分析和国际经验的借鉴,本章系统地阐述了促进税收协调的总体思路、原则和途径,以及我国参与税收协调的政策建议。

李国敏^[9]（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姬振天^[10]（2019）在《“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风险持续上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负面影响加大,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领域的纠纷日益加剧。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经济运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挑起贸易争端对我国经济特别是企业预期的影响不断显现。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当前正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如何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是破解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负向冲击的关键一招。本文的切入点是在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引入货币国际化相关理论,深入研究在与中国具有密切经贸联系且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东盟10+3”范围内,人民币成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相关问题。主要思路是:经济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区域内商品、货币、生产要素和技术等加速流动,打破了传统的国别界限,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区域内各成员国间的经贸交流。在此过程中,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区域内各国会根据自身情况,基于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原则,选择适合的货币作为贸易开展的计价结算货币,该货币使用的国家越多,越说明该货币在区域内具有较强影响力。本文通过参考借鉴英镑、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成为主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历程,研究人民币在“东盟10+3”范围内成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相关问题,以便为今后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建议。基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本文重点探讨了3个方面的问题:（1）找出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2）分析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成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需要具备的条件;（3）研究在中国与“东盟10+3”各伙伴国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产生的影响效应。本文在以下3个方面对现有文献有所贡献:第一,本文针对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开放,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短期内人民币难以具备全面国际化条件,但人民币走出国门又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背景下,立足与中国具有密切经贸联系且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东盟10+3”这一特定区域,聚焦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发挥的计价结算功能,研究人民币在该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需要具备的条件以及对中国与伙伴国间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以期通过相关结论的得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并为今后在诸如RCEP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更大区域,依托人民币某项职能,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问题,提供前期研究准备。第二,长期以来受到数据等的限制,以往文献对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决定因素和影响因子的研究,以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为主,缺乏一个能够接受实证检验的系统性数理分析框架。本文的创新在于构建了一个在两国间贸易往来中,一国货币被另一国接受并成为计价结算货币的模型,通过运用“东盟10+3”各伙伴国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面板数据,对模型推导得出的8个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到选择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决定因素。第三,本文借鉴国外分析货币联盟或使用共同区域货币给区域内各国带来贸易创造效应的研究方法,运用基于原产国可贸易品消费者CES效用函数的Armington模型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引入引力模型,运用OLS和LSDV两种方法,在不同样本中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对中国与“东盟10+3”伙伴国间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经过分析研究本文的基本结论为:第一,综合英镑、美元、欧元、日元等成为国际贸易主要计价结算货币的路径和经验,给人民币的启示有:在网络外部性作用下,国际货币在一定时期内有其使用惯性,因此人民币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成为关键的、被国际广泛认可的,能充分发挥国际货币职能属性的主导型国际货币,而应以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抛开英镑和美元特定且难以复制的历史因素,英美两国无一例外的都抓住了产业革命的契机,在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变革中获得先机,这对今天正处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关键期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另外,美元在资源类产品及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贸易中取得的计价结算货币地位,值得人民币学习、借鉴与争取。德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基础,高异质性的贸易商品,低通货膨胀率且马克币值稳定的经验值得人民币借鉴。日本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偏低,对美国市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资本账户开放后,导致日元的计价结算与国际储备功能发展不平衡,出现“再贷款”现象,最终使日元被过度高估,造成泡沫经济的教训值得人民币深刻汲取。就目前中国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而言,贸易类型仍以货物贸易为主,跨境贸易人民币使用主要集中在亚洲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了香港份额最高外,其次就是在“东盟10+3”范围内,所以当前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重点应主要集中在“东盟10+3”范围内,因为只有明确研究重点,才能有的放矢,最终得出对本文研究对象富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有效结论。第二,在进一步验证并明确了“东盟10+3”这一本文研究的重点范围后,通过构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模型,推导得出8个关于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决定因素的理论假设,并运用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论为:在“东盟10+3”范围内,一国经济规模,中国与伙伴国间的议价能力,伙伴国国内市场条件,伙伴国通货膨胀率及汇率波动程度,中国与伙伴国间货币的交易成本,伙伴国货币与人民币的联动性以及中国与伙伴国间贸易品异质性程度等是决定人民币被选择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关键因素,但是现有模型和数据暂无法判定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其开放程度对“东盟10+3”伙伴国选择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影响,这也是本文今后的研究重点。第三,在初步论证了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决定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主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以及区域内各国货币的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得出: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为人民币在“东盟10+3”范围内充当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国际贸易层面上看,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仍然存在大而不优的状况。从国际金融层面上看,中国在汇率制度的灵活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资本交易管制程度,以及通货膨胀、货币交易成本、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等方面与区域内部分伙伴国或与主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发行国相比都不具备显着竞争优势,甚至在个别领域发展仍然滞后。从货币风险上看,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在货币流通、交易的风险管控竞争力上仍弱于其他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从对区域内各国货币的影响程度上看,美元仍然是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货币,欧元与英镑对特定国家货币具有一定影响力,人民币近年来的影响力总体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日元呈下降趋势。第四,分析了在“东盟10+3”区域内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和需要具备的条件后,本文通过测算市场提供不对称依赖度（MSAD）和产品提供不对称依赖度（PSAD）,将研究数据分成3种不同类型的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在使用基于原产国可贸易品消费者CES效用函数的Armington模型,对两国间贸易状况进行模拟,并推导得出了4个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引力模型对3个不同类型的样本,分别使用OLS法和LSDV法回归分析得出:在中国与“东盟10+3”各伙伴国贸易中,就总体样本而言,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的共同计价结算货币,将会使两国贸易增加近35%,就MSAD>1的样本而言,将会使两国贸易增加40%左右,就PSAD>1的样本而言对两国贸易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着性。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在条件分析中,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虽在部分领域具有显着优势,但仍有部分领域相较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还有较大差距,并依然存在相关配套措施发展滞后等问题,而这也是下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方向。

二、东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关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宗教因素之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6）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东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2]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研究[D]. 樊丛维. 吉林大学, 2021(01)
• [3]关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宗教因素之思考[J]. 郑筱筠. 世界宗教研究, 2021(02)
• [4]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6]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D]. 李垣萤. 外交学院, 2020(08)
• [7]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 [8]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研究[D]. 符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D]. 姬振天.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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