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主义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主张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崔桂武[1](2021)在《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1990年起进入社会转型期,与社会转型同步的是文学转型。文学转型的标志有两个,一是从上世纪初即开始形成与延续的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向当代社会转型文学的转型;一是以乡土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写作向城市文学写作的转型。这两个转型标志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意义充分体现在“70后”作家多年的创作实践中,这使得本选题就有难得的研究价值。“70后”作家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期登上当代中国文坛,至今已有近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来,围绕“70后”作家的“两次崛起”,读者和评论界一直争议不断。争议的重要原因是,“70后”崛起时间正是中国文坛大转型的时间。在众说纷纭的文学批评中,“70后”作家坚守文学理想,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创作实绩。时至今日,“70后”作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站在今天的文学立场来审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将其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研究,对这一作家群体及其创作给予客观恰当的文学史定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担当和责任。基于这一学术理念,本论文定位于自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研究。绪论部分梳理整合三十年来“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从“70后”作家的个案研究和整体性研究两个向度展开,概括分析“70后”作家在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特征。本部分对研究中涉及到的“70后”作家、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城市认知、城市体验等概念进行了界定。论文第二章深入研究了社会转型与“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70后”作家及其城市文学创作何以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社会转型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消费时代到来等政治、经济因素共同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历史语境;此期学界内部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文学传播活动的进一步市场化以及大众文化时代读者消费趣味的世俗化等,则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文化语境。综合评论界多年的研究成果,本部分围绕“70后”作家群体的命名与身份建构、其城市文学的出场与特色书写、其进行创作的自身诉求与写作姿态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论文主体部分共三章,包括第三到第五章,分别从“底层书写”“精英书写”和“女性书写”三个维度展开深入研究。论文第三章为“底层书写”。本章分别对“70后”作家城市文学中的下岗工人、城市乡民、城市平民等三类城市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对下岗工人在下岗后的风光不再、再度出发,生活困顿、精神迷惘以及失业不失志等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度呈现;写出了城市乡民移居城市后人生漂泊的迷惘与执着、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无奈与尴尬;对于城市普通原住民,“70后”作家写出了他们烦恼生活、诗意光阴的烟火气和世俗性。论文第四章为“精英书写”。本章重点对“70后”作家笔下书写的怀有精英意识的人、正在成长中的未来精英,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知识精英、白领精英和企业精英,在面对城市消费化、商业化所发生的历史变化,以及走在精英路上的奋进与失落、在城市欲望中的困惑与守正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况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其平民化书写姿态,能见出“70后”作家作为同代人的思索与进取、“个人化”书写特点以及在审美超越维度上的缺失等写作状况与特征。论文第五章为“女性书写”。本章重在研究“70后”女性作家“身体诉说”视角下的城市女性的另类生存状况,展现社会经济转型、消费文化兴起的城市带给女性“性”意识的变化,以及由此呈现的两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从历史由来、现实原因以及作家自身原因三个角度探究了“70后”女作家的城市书写何以要用“身体诉说”这一重要问题。论文第六章为论文的结论,集中分析概括了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本章重点阐释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对审美文化的冲击与重构,从而概括出其独有的“代际”作用与意义,即经由“70后”,文学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业化、市场化发展;理性写作与感性写作开始共存相伴;文学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文学叙事从宏大历史叙事走向日常叙事。第七章是本论文的结语。本论文认为,与前代作家相比,“70后”作家创作缺失宏大叙事、人文关怀,与“80后”商业化写作成熟模式相比,“70后”商业化写作又有所欠缺;“70后”作家最初登场是以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为文坛瞩目,文坛对其命名与评价以及社会经济、商业等文学内部与外部因素使这一作家群体成为“被遮蔽的一代”。事实上,全面考察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可以见出“70后”作家的历史贡献。他们的城市文学作品,全面真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生的物质和精神境况,丰富、拓展了城市文学创作的领域和空间,同时,其在城市文学创作多个领域进行着的探索尝试,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记录和文学留痕,具有很高的文学、史学和社会学价值,文坛应给予肯定与确认。
林小仁[2](2021)在《浅草—沉钟社的文学译介研究 ——基于针对文学主张和译介之间的关联的讨论》文中提出浅草—沉钟社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重要文学社团,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学追求和突出的创作成就在新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其报刊上的文学翻译部分却鲜受中国翻译史研究者的关注,成为了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研究的一个小盲点,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讨。本文立足文本和史料,综合借鉴微观史学和社会学的“场域”概念,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模式,全面梳理《文艺旬刊》(1923-1924)、《文艺周刊》(1924)、和《沉钟》(1925-1927、1932-1934)的文学译介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成员书信的副文本的考察,进一步探讨社团文学主张和译介主张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更好地展现翻译作为社会性活动的一些本质性特征以及期刊文学译介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从五四退潮时期的浅草社到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时期的沉钟社,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下,社团的文学主张发生了变化。浅草社并没有明确的文学主张,该社成员也多处于模糊不定的状态,而沉钟社则体现了为艺术和为人生的两种倾向。浅草社时期,译介作品的初衷在于调和中西文化,从而使中土文化复兴和光大。从《文艺旬(周)刊》到《沉钟》,译介数量上升,社团成员对于翻译逐渐重视。浅草社以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接受了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而沉钟社则更彰显现实主义,期刊的译介选材和社团主张显示出了很大的关联性。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成员的书信出发,探讨译介选材变化对社团主张变化的推动和凸显作用。文章最后聚焦于《沉钟》的特刊《爱伦·坡和霍夫曼专刊》,着重探讨爱伦·坡和霍夫曼的译介对社团文学主张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译作选材与社团成员的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
LEE W00NG[3](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郑晓锋[4](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黄巧燕[5](2020)在《战火与情怀的鸣奏 ——《戏剧春秋》剧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众多文化名人辗转来到桂林,在这风景秀美的西南一隅开展大量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战时桂林信息交流枢纽、文化传播要地的作用。1940年11月1日,田汉同欧阳予倩、杜宣、许之乔等中国现代剧作家,于桂林创办《戏剧春秋》期刊,历时两年,1942年10月30日停刊。《戏剧春秋》是一份大型综合性戏剧刊物,其内容包括戏剧作品、戏剧理论、戏剧批评、戏剧活动信息等。《戏剧春秋》发行的两年中,刊载了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洪深、许之乔、夏衍、熊佛西等中国现代着名戏剧家的优秀戏剧作品、戏剧理论及评论文章,成为抗战戏剧和中国现代戏剧的丰富成果和珍贵文献。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戏剧春秋》期刊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期刊所载剧作进行深度探讨,从多个维度对其戏剧作品进行分析,探索《戏剧春秋》期刊及剧作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第一章对《戏剧春秋》期刊进行整体研究。以《戏剧春秋》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分析为基础,系统阐释《戏剧春秋》办刊历程及栏目设置,理清《戏剧春秋》办刊宗旨、编撰队伍、编辑思想、经营过程,为《戏剧春秋》期刊及剧作的深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对《戏剧春秋》所载剧作的主题进行分类解读。从《戏剧春秋》聚焦战时生活、鼓舞军民战斗、弘扬爱国精神等三个方面解读《戏剧春秋》所载剧作传递的强烈战斗主题。第三章对《戏剧春秋》所载剧作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剖析。聚焦多元的戏剧类型、多彩的戏剧话语、开放式戏剧结构,挖掘剧作的审美特征及艺术价值。第四章对《戏剧春秋》期刊的传播意义作整体阐释。分析《戏剧春秋》期刊对抗战戏剧运动的促进作用和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启示,明确《戏剧春器》期刊及剧作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王海艳[6](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认为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张承志[7](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邢琪[8](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现代都市,青岛的现代转型一向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论题。自1898年德占胶澳始,青岛从僻处海隅的蕞尔渔村逐渐发展成现代大都市。经济、交通、文化、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现代化推进,使青岛成为山东省内甚至国内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一跃成为远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与青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文学亦处于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岛文学生态。以逊清遗民群体和大学教授作家群为代表的外来文人,与青岛本地文艺界,共同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学界往往专注于外来的新文学作家的活动与影响,反而忽视了本地文学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本地文人作家与儿童创作者亦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成长与蜕变创造了独具青岛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证明上述结论,本文分为以下四章分别阐述:第二章聚焦于逊清遗民在青岛的各项活动,试图阐述逊清遗民对青岛文学生态的构建的重要作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建立,青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德人庇护等有利条件,吸引逊清遗老前往寓居,如劳乃宣、刘廷琛、周馥和王垿等。在西方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碰撞下,前清遗臣在去向的抉择上出现分歧。部分遗民致力于恢复清室,使青岛成为政治复辟活动的中心;置身于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的现代化都市,部分遗老选择从事中西交流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儒学经典的海外传播的同时,亦开启了思想的开化;部分寓公或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出仕中华民国政府,或隐居海滨,不问世事。第三章综合分析由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与文艺创作活动,和学生文艺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青岛大学文学生态。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杨振声任校长,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吴伯箫、老舍和洪深等文人作家,先后前往青岛任教。两任作家校长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新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推动了校园内学生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学生们的文艺社团活动,与教授作家一并构成了大学校园内的文学生态,活跃了青岛本地的文艺气氛,为青岛文学生态的建构贡献了力量。第四章试图呈现以报纸文艺副刊与刊物为载体的青岛本地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学界研究一向关注于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群的文艺创作,却忽视了本地文人对青岛文艺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在大学校园之外,青岛本地文人是如何通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编辑文艺副刊等来建构青岛本土文艺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作为本地市民文学的载体,文艺副刊与文学刊物,见证了本地文人的成长,是青岛城市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专注于考察集中为儿童发声的青岛本地儿童文学副刊与独具青岛特色的儿童文学的萌孽。20世纪30年代,《小朋友》和《儿童乐园》,是青岛各文艺副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刊物,专以刊登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辅以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外国着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两个副刊尤其重视儿童话语的表达,成为儿童充分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儿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青岛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创作的繁荣与儿童话语受到社会成人重视,离不开青岛市政府对儿童的重视,对初等教育推动,与社会慈幼事业的进步。
阮玉明(Nguyen Ngoc Minh)[9](2020)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凭借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造诣不仅大力推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还走出国门流传到国外,在世界文坛上具有巨大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传入越南至今,中国现当代作品对越南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选题以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文献学、统计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梳理大量作品译本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最真实的场景。论文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概括选题缘起与时间界定、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等内容。第一章阐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基本状况与特征。总体上以越南各重要的历史阶段为背景,首先介绍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前的传播与接受,说明法国殖民文化的统治对传播与接受过程的抵制,提及以康有为、梁启超、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初步传播与接受情况;然后讲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至1975年期间的传播与接受,指出越南翻译家在抗法、抗美战争中对传播工作所作出的努力,涉及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越南的重要影响;最后述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75年之后的传播与接受,其中包括中越战争对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所造成的困局以及中越复交对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所带来的新貌。虽然,该传播与接受过程起步并发生在越南战争时期,有过坎坷,但最后已经突破困局并获得非常巨大的成就。第二章和第三章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其中,第二章从中国社会历史的角度论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包括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前、毛泽东时代的1949至1976年期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等阶段的具体译介与接受情况。第三章则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评论与研究,分别述评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成果,涉及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出版社、报刊杂志社及其传播成就,通过对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和作家作品选编以及越南学生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科研活动等内容做总体上的探究,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越南外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地位。第四章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分别谈论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以及越南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吴必素与南高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等内容。相较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鲁迅在越南文学史上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越南文化、社会、教育等领域起着积极的作用,其创作风格与艺术表现还熏陶不少越南作家并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五章阐述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新生代作家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谈及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以及阮玉姿、杜黄耀、武氏好等越南新时期文学几位代表作家对莫言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等内容。在被传播到越南的中国当代作家当中,莫言最受越南读者喜爱。他凭借自己的创作特色长时间内轰动了越南文坛,引起社会的积极反响,引导越南不少当代作家走向民主、自由、开放的创作道路,为新时期越南文学的革新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第六章探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成就、问题与展望,分别陈述中越两国的文学与文化交流领域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指出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所存在的偏向和误区。通过对各种问题做的评价与剖析,在确定好导致这些偏向和误区的根源之后,进一步为参与传播与接受过程各方拟定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和方案。这是需要管理部门、译者队伍、读者群众等人群共同努力,携手完成的任务。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如果做到全面扩大传播对象、严格把关译作质量、尽量提高阅读品位等要求,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定能换上全新的面貌。结语部分对论文所论述的内容作概括和总结,通过列举论文所做到的内容项目,指出研究的创新点以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是个持续着的历史进程。因此,本选题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与总结,又是对未来的展望与建议,有着持久的价值,值得中越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黄金[10](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提出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现实主义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主张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实主义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主张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1.2 前期研究综述 |
1.3 主要概念说明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第2章 社会转型与“70 后”作家的城市文学 |
2.1 社会转型:“70 后”作家的城市文学活动语境 |
2.1.1 “70 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历史语境 |
2.1.2 “70 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文化语境 |
2.2 适变而生:“70 后”作家城市文学的登场 |
2.2.1 “70 后”作家命名与“70 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出场 |
2.2.2 “70 后”作家的身份建构与其城市文学的特色性书写 |
2.2.3 “70 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自身诉求与写作姿态 |
第3章 负重而行——“70 后”作家的城市底层书写 |
3.1 “失根”之痛:下岗工人的底层生存 |
3.1.1 下岗工人风光不再的生存困境 |
3.1.2 下岗工人再度出发的生存自救 |
3.2 此身何处:城市乡民的“他者”生存 |
3.2.1 城市乡民漂泊人生的迷惘与执着 |
3.2.2 城市乡民进退两难的无奈与尴尬 |
3.3 庸常人生:城市平民的平凡生存 |
3.3.1 城市平民窘迫处境的烦恼生活 |
3.3.2 城市平民安贫乐道的诗意光阴 |
第4章 欲海沉浮——“70 后”作家的城市精英书写 |
4.1 精英梦想:走在精英路上的奋进与失落 |
4.1.1 青葱岁月里精英成长的懵懂前行 |
4.1.2 成年拼搏中精英成长的坎坷起落 |
4.2 精英群像:城市欲望中的困惑与守正 |
4.2.1 知识精英:欲望诱惑与理性守持的碰撞 |
4.2.2 白领精英:“世俗”生存与精神守真的纠葛 |
4.2.3 企业精英:利益渴望与心存良知的博弈 |
第5章 身体诉说——“70 后”作家的城市女性书写 |
5.1 性/女性:“身体诉说”中女性的另类生存 |
5.1.1 欲望的性:对感性生命快感的放逐 |
5.1.2 青春的性:解放肉体的精神虚空与困惑 |
5.1.3 癫狂的性:两性关系中的错位迷失 |
5.2 城市/女性:“身体诉说”中女性的城市生活 |
5.2.1 繁华生活:在奢侈物化生活之中徘徊 |
5.2.2 凡俗生活:不能缺失的“蝴蝶的尖叫” |
5.3 “70 后”女性作家城市书写何以用“身体诉说” |
5.3.1 “身体诉说”的历史由来 |
5.3.2 “身体诉说”的现实原因 |
5.3.3 “身体诉说”的作家自身因素 |
第6章 “70 后”作家城市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
6.1 “70 后”作家城市文学对于文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 |
6.1.1 现实主义的别样书写 |
6.1.2 文学叙事的个性化呈现 |
6.1.3 感性写作的文学准入 |
6.2 “70 后”作家城市文学对于审美文化的冲击与重构 |
6.2.1 文学审美趣味的变化 |
6.2.2 文学审美标准的嬗变 |
6.2.3 文学审美价值的重构 |
6.3 “70 后”作家城市文学的“代际”作用与意义 |
6.3.1 经由“70”后文学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业化、市场化发展 |
6.3.2 经由“70 后”理性写作与感性写作共存 |
6.3.3 经由“70 后”精英文学走向大众文学 |
结语:“70 后”作家城市书写——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浅草—沉钟社的文学译介研究 ——基于针对文学主张和译介之间的关联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问题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 |
第一章 从浅草社到沉钟社:社团文学主张的变化 |
一、1922-1925:初创的浅草社 |
(一)创刊理念的模糊不定 |
(二)文学主张的模糊不定 |
二、1925-1934:“为艺术和人生”的沉钟社 |
(一)为艺术而艺术 |
(二)为人生而艺术 |
三、时代场域对浅草—沉钟社主张的可能影响 |
(一)五四退潮对浅草社的可能影响 |
(二)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对沉钟社的可能影响 |
(三)从浅草社到沉钟社:社团名字的变化 |
第二章 从《文艺旬(周)刊》到《沉钟》:浅草—沉钟社译介作品的变化 |
一、译介作品的初衷:以调和促复兴 |
二、译介数量的上升:从浅草社的“增加译述”到沉钟社的“翻译和创作并重” |
三、译介选材的变化:从兼容并蓄到彰显现实主义 |
(一)《文艺旬(周)刊》的兼容并蓄 |
(二)《沉钟》对现实主义的关注 |
(三)《沉钟》对《悲多汶传》的翻译 |
第三章 从成员书信看译介作品与社团主张之间的关联 |
一、从冯至的书信看译介作品对社团主张变化的推动作用 |
(一)冯至眼中的时局变化 |
(二)冯至的译介作品的变化 |
(三)冯至的译介作品对社团主张的变化的推动作用 |
二、从陈炜谟的书信看译介作品对社团主张变化的推进和显化作用 |
三、从杨晦的书信看译介作品对社团主张的凸显和坚定作用 |
第四章 后期沉钟社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追寻——《爱伦·坡和霍夫曼专刊》 |
一、1927 年:沉钟社的转折和历史的转折 |
二、爱伦·坡和霍夫曼的译介对沉钟社前后期文学主张变化的推进作用 |
三、沉钟社成员对现代主义的追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文艺旬刊》(1923-1924)翻译作品 |
附录二:《文艺周刊》(1924)翻译作品 |
附录三:《沉钟》(1925-1927、1932-1934)翻译作品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1) 研究现状 |
(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1) 女性作家批评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第七章 结论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5)战火与情怀的鸣奏 ——《戏剧春秋》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研究现状 |
二、选题研究内容、目的与意义 |
三、选题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烽火硝烟催生的《戏剧春秋》 |
第一节 《戏剧春秋》诞生背景 |
一、硝烟四起的危难岁月 |
二、抗日救亡的浪潮激荡 |
三、文艺抗战的历史使命 |
第二节 《戏剧春秋》办刊历程 |
一、创刊目的与出版经营 |
二、编辑队伍与撰稿团体 |
第三节 《戏剧春秋》栏目设置 |
一、戏剧理论 |
二、戏剧作品 |
三、通讯报道 |
四、人物专栏 |
第二章 演绎家国沧桑的《戏剧春秋》 |
第一节 聚焦战时生活展现人民苦难 |
一、刻画中国百姓的悲惨遭遇 |
二、呈现日本民众的艰难生活 |
第二节 抒写军民战斗鼓舞全民抗战 |
一、军民前方抗敌的战斗画卷 |
二、民众敌后抗战的斗争场面 |
第三节 塑造战斗英雄弘扬爱国精神 |
一、高渐离卧薪藏胆勇敢刺杀秦始皇 |
二、岳飞上阵杀敌顽强抗击金兵 |
三、郭沫若别妇抛雏毅然回国战敌寇 |
第三章 充盈艺术价值的《戏剧春秋》 |
第一节 多元的戏剧类型 |
一、话剧 |
二、戏曲 |
第二节 多彩的戏剧话语 |
一、俗雅兼备的戏剧台词 |
二、丰富精道的舞台提示 |
第三节 开放式戏剧结构 |
一、矛盾集中的开放式戏剧结构 |
二、高潮迭起的开放式戏剧结构 |
第四章 传播影响深远的《戏剧春秋》 |
第一节 《戏剧春秋》的战时意义 |
一、肯定战时剧运成果激励战时剧运开展 |
二、剖析战时演剧问题批判错误演剧方向 |
三、倡导现实戏剧创作明确战时戏剧功能 |
第二节 《戏剧春秋》的当代启示 |
一、戏剧创作应汲取传统文化养分 |
二、戏剧创作应着力服务大众生活 |
三、戏剧创作应注重提升审美追求 |
四、戏剧创作应勇于担当历史使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基本概念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
1.3 研究历史与现状 |
1.3.1 《文艺报》相关研究综述 |
1.3.2 《文艺报》“热议小说”研究 |
1.3.3 “一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第二章 “一体化”开端期:批判与希冀(1949-1955) |
2.1 真实、多元的文本世界:“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2.1.1 工农兵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
2.1.2 新生活与革命历史的如实讲述 |
2.1.3 现实主义创作下的多元艺术风貌 |
2.2 层级与体制的建立:“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2.2.1 文艺界“会师”队伍构成 |
2.2.2 工农兵作家的成长与培养 |
2.2.3 资深作家的艰难与贡献 |
2.2.4 作家体制化的开始 |
2.3 “破”与“立”之间:“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2.3.1 对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 |
2.3.2 “浇花”与“锄草”的并存 |
2.3.3 政治性批评话语凸显 |
2.4 丰富的构成:“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2.4.1 精英评论家的“定位”与“保卫” |
2.4.2 普通读者的“愤怒”与“扞卫” |
2.4.3 作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争辩 |
2.4.4 《文艺报》编者的“引领”与“裁判” |
第三章 “一体化”发展期:中断与推进(1956-1962) |
3.1 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浪漫:“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3.1.1 高大理想人物形象的出现 |
3.1.2 理想烛照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书写 |
3.1.3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贡献 |
3.1.4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映 |
3.2 “大我”与“小我”的融合:“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与群体化 |
3.2.2 个体生命的历史化书写 |
3.2.3 主流创作思想的表现与迎合 |
3.3 平等地“争鸣”:“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3.3.1 “争鸣”现象的出现 |
3.3.2 创作规范和标准的初步确立 |
3.3.3 对作品艺术性的珍视 |
3.4 喧嚣的大多数:“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3.4.1 群众批评力量的增强 |
3.4.2 激进政治评论者的登场 |
3.4.3 精英评论家的独立与坚守 |
第四章 “一体化”形成期:统一与确立(1963-1966) |
4.1 完美与纯粹:“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4.1.1 完美典范“超人”形象的出现 |
4.1.2 阶级斗争主题的一致表现 |
4.1.3 极致浪漫主义风格的趋同 |
4.2 体制内的“建设者”:“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4.2.1 工农兵作家中心化 |
4.2.2 趋同的政治化写作模式 |
4.2.3 独立性与个性渐趋消失 |
4.3 同一与统一:“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4.3.1 与创作话语“同质”的批评 |
4.3.2 批评标准的确立与统一 |
4.3.3 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
4.4 主流与合流:“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4.4.1 批评主体工农兵化 |
4.4.2 精英评论者的独立性消失 |
4.4.3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 |
第五章 结语 |
5.1 1949-1966“热议小说”创作再认识 |
5.2 1949-1966“热议小说”批评新思考 |
5.3 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消解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访谈录 |
附录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访谈录 |
附录三 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女士访谈录 |
附录四 原《文艺报》、《红旗》杂志编辑雷声宏老师访谈录 |
附录五 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访谈录 |
附录六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郑一奇先生访谈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题旨趣 |
二、研究成果述评 |
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四、论文架构 |
第一章 青岛城市的现代化与文学生态 |
第一节 青岛城市的现代化 |
一、经济的现代化 |
二、文化的现代化 |
三、教育的现代化 |
四、公共医疗卫生的现代化 |
第二节 文学现代化与青岛的文学生态 |
小结 |
第二章 逊清遗民在青岛 |
第一节 青岛:清遗民的主要聚集地 |
第二节 寓青遗民的政治复辟活动 |
一、复辟的组织和谋划 |
二、清遗民复辟活动归于失败的原因 |
三、复辟失败后青岛诸遗老的命运 |
第三节 清遗民在青岛的文化活动 |
一、尊孔文社与藏书楼的建立 |
二、“十老会”:清遗民之“真率会” |
小结 |
第三章 国立青岛/山东大学:青岛新文学活动的中心 |
第一节 校长的现代办学理念 |
第二节 大学内的文学教育与创作 |
一、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活动 |
二、“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文学创作 |
第三节 大学内学生文艺社团与文学刊物 |
一、海鸥剧社与《青大海鸥社公演特刊》 |
二、征程文艺社与《征程》周刊 |
三、文刊编辑社与《文刊》 |
四、刁斗文艺社与《刁斗》季刊 |
五、国立山东大学话剧社与《山大剧社第一次公演特刊》 |
六、《中庸》周刊 |
七、国文学会 |
八、新文艺学会与《新地》周刊 |
小结 |
第四章 青岛本地文人的创作尝试——基于19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 |
第一节 19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 |
第二节 30年代青岛文艺副刊的主要特征 |
第三节 青岛诗坛的繁荣:以诗歌副刊与期刊为中心 |
一、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的成立 |
二、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与青岛诗歌文艺副刊的繁荣 |
第四节 《避暑录话》:国立山东大学作家群与青岛本地文艺界的联结 |
一、《避暑录话》的创刊与由来 |
二、《避暑录话》作者与内容 |
三、《避暑录话》的地位与意义 |
小结 |
第五章 儿童副刊与青岛儿童文学的萌蘖(1930~1937) |
第一节 青岛的儿童副刊 |
一、青岛儿童副刊三种 |
二、副刊编者的现代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
第二节 成人话语下的儿童文学 |
第三节 儿童的文学创作与现代意识觉醒 |
一、发现自我 |
二、关注国家与社会 |
第四节 政府、社会与青岛儿童文学的繁荣 |
一、政府与初等教育的现代化 |
二、“儿童节”、“儿童年”活动与提高儿童地位 |
三、青岛现代慈幼事业的推进 |
第五节 青岛儿童文学的独特性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时间界定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第一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前传播与接受的情况 |
一、法国殖民文化统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抵制 |
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三、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初步传播与接受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45年至1975年间的传播与接受 |
一、越南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战争环境对中国文学传播的影响 |
二、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在越南的广泛传播与接受 |
三、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1975年后传播与接受的困局与新貌 |
一、中越战争与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困局 |
二、中越复交与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新貌 |
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上) |
第一节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1949年前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第二节 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一、小说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二、诗歌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三、戏剧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四、报告文学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五、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第三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一、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二、现代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三、文革后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四、新生代与网络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接受心理 |
第三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途径与机制(下) |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的评论与研究 |
一、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的文学研究 |
二、越南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文学评论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媒介考察 |
一、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出版社及其传播成就 |
二、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报刊及其传播成就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与越南的外国文学教育 |
一、越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与选本研究 |
二、越南学生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科研活动 |
第四章 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第一节 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 |
一、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 |
二、鲁迅及其作品在越南的研究 |
第二节 越南20世纪文学作家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一、吴必素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二、南高对鲁迅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小结 |
第五章 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
第一节 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与研究 |
一、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译介 |
二、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研究 |
第二节 越南当代作家对莫言文学的接受与借鉴 |
一、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接受概况 |
二、越南当代作家对莫言及其作品的接受与借鉴 |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成就、问题与展望 |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所取得的成就 |
一、中越文学交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二、中越文化交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所存在的问题 |
一、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的偏向 |
二、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的误区 |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传播与接受的展望 |
一、全面扩大传播对象 |
二、严格把关译作质量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译作列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10)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未竟的现代 |
一、“现代”的内涵与外延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动机、方法与框架思路 |
第一章 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 |
第一节 严肃文学的绝境逢生:资本规则下文学的发生与承续 |
第二节 文学转向的岔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并置 |
第三节 文化心理的自省:于中西“之间”及“之外”的本土 |
第二章 “边缘”状态的复杂呈现 |
第一节 一场悄然的中国“文学革命” |
第二节 香港的“边缘”之名 |
第三节 香港对上海的文化反思与超越 |
第四节 香港与台湾的文学互动与想象 |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与体认差异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呼喊:香港现代主义先驱的意识自省与欲望批判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建构:资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视与文化复归 |
第三节 个人化的另类书写:中生代作家的压抑经验与末世情结 |
第四节 重返存在的诘问:新生代作家的生存体悟与危机意识 |
第四章 抗争与认同:异化主题的基本架构与扩展延伸 |
第一节 书写的起点:异化的城与人 |
第二节 自我的指涉:从迷失到救赎 |
第三节 “物质”的美学:“物化”与“化物” |
第四节 历史的焦虑:从断裂到自适 |
第五章 求新立异:形式文体的先锋实验与跨界探索 |
第一节 理念的争论:写实与虚构的界限 |
第二节 技艺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险 |
第三节 与俗文学的融合:存在与写意的武侠世界 |
结语 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与重新书写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四、现实主义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主张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D]. 崔桂武. 辽宁大学, 2021(02)
- [2]浅草—沉钟社的文学译介研究 ——基于针对文学主张和译介之间的关联的讨论[D]. 林小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5]战火与情怀的鸣奏 ——《戏剧春秋》剧作研究[D]. 黄巧燕.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6]《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7]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8]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D]. 邢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9]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阮玉明(Nguyen Ngoc Mi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