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人文精神（笔谈）文化价值冲突及其调整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人文精神(笔谈) 文化价值冲突及其调适（论文文献综述）

杨华刚,王绍森^[1]（2020）在《现代建筑遗产价值体系的厘定、冲突及其调适——以福建土楼为样本的建筑遗产价值回溯与再认识》文中提出自20世纪我国建筑遗产保护起步以来,建筑遗产的价值体系认知引发了广泛的学理探讨和价值争辩。基于建筑遗产价值体系的历史回溯以及主体性、社会性和地方性等指涉要素的探讨表明:（1）现代建筑遗产价值体系可以厘定为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六个维度;（2）主体认知错位、资本逻辑增殖和技术理性膨胀是导致当下建筑遗产价值冲突的根源,并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物质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念冲突两个层面;（3）围绕"主体对象性与价值的容差""价值自主性及其社会通约"和"地方性知识与本土化语境"三个方面构成现代建筑遗产价值冲突的调适机制。探讨建筑遗产价值体系不仅有助于拓展现代建筑遗产保护主体框架和话语秩序,也可以推动当下建筑遗产学科领域独立知识品性及其社会通约的建构。并以土楼为典型案例试论之。

孙绍勇^[2]（2019）在《意识形态安全理念深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价值诉求和实践要求。从价值体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标定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特性,蕴涵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内核。本文提出意识形态安全理念的深化,在着眼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威胁、防范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更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供给和建树,着力于主导意识形态解释力、辩护力、引领力、凝聚力的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议题,从意识形态生产与文化生产的统一性来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价值引领和认同上,具有同构性和一致性。从意识形态安全理念的深化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着深刻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坚定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本在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价值理念的自信。在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不能停留在意识形态没有受到威胁侵袭的状态安全,而是要进一步转向主导意识形态的主体自觉、价值认同建构,聚焦意识形态能力安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放到意识形态安全理念深化的背景下通盘考量,能够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论域和问题域。在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理念深化的实质的基础上,系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逻辑旨趣。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范畴,是精神思想、价值理念的观念集合体。马克思正是通过“精神生产”、“观念上层建筑”的考察,基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建构来阐发其文化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马克思的文化思想,从强调文化革命进一步转向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文化化的深刻意涵。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才不断促进广大人民在思想文化上的觉醒。从马克思文化理论的意识形态表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脉络、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构的意识形态形塑,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理论认知,能够深化拓展本文研究的学理基础。多元文化并存背后的各种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交织碰撞,不仅造成价值选择的困惑,而且加剧了意识形态整合掌控的难度,影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尤其是一些不良社会思潮的竞相激荡,挑战和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增信释疑、回应现实、引领价值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而马克思主义在理解运用中存在的教条化、实用化、主观化现象,以及所面临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危机,严重制约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辩护力。只有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境遇,才能在对抗性意识形态的解构与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坚定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意识形态的较量和文化的争锋,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博弈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防线的崩溃和文化的价值迷失,往往是导致执政党灭亡和国家衰败的原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前车之鉴。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秉承西方中心主义的强盗逻辑,炮制各种论调为更加隐秘地推行文化霸权,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扩张出谋划策。反观第三世界国家的后殖民困境,文化身份的迷离、意识形态的放逐,使其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羁绊,在精神、文化上难以真正实现独立自主。深刻认识总结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的域外镜像,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为坚定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我国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增强了文化建设发展的活力,为文化自信提供了物质支持和实践基础。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返本开新、革命文化基因薪火相传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蓬勃发展,促进了文化传统的创生融合,为文化自信提供了精神源泉。再次,随着群众文化创建的提升,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不断提高,文化热情与文化创造积极性高涨、文化获得感与文化认同显着增强,培育了文化自信的主体意识。坚定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加强主导意识形态的主动作为和积极引领。增强意识形态的转化创造、疏导免疫和传播影响,意识形态安全才能“内圣外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根基才能更加坚实。整体而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认识把握,不能局限于文化层面的论证建构,要从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辩证统一来分析,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来研判,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守正出新的主导性建构来审视。以主导意识形态的使命担当和自觉自为,牢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根基和精神保障。

李星辰^[3]（2019）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历史社会的整体发展已经形成必然趋势。社会信息网络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世界舞台上各个国家日益频繁地交往互动,彼此之间文化与价值的差异愈发明显,使得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突显出多元价值观彼此冲突与较量的共存特征。在这一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大调整、大变革的时代,各个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如何在多元价值观彼此冲突与较量的态势下,在尊重彼此之间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认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价值认同问题进行了一番新的探索。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认同的理论基础,对价值、价值观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价值”概念和价值观念的实质进行了必要的阐释和探讨,提出了价值主体通过价值认同探寻共同价值以达成价值共识的必要性。第二部分阐释了价值认同是共同体形成价值共识的客观基础,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认同的意义,认为各国家通过价值认同达成人类最广泛的价值共识才能加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第三部分首先探究价值认同主要困境的实质及其相关因素,其次对多元价值共存的全球化时代中,如“中国威胁论”、“新孤立主义”、“保守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等这些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认同困境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在第四部分中,针对当前主要的价值认同困境,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探索和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价值认同原则与价值认同机制。笔者认为,任何民族和国家都应积极为人类和平发展和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都应当充分地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应当积极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原则和机制,从而在充分地尊重各国家、民族价值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途径和机制形成价值共识,增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认同,自觉地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肩负起人类历史发展中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实际地为人类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鉴于当前人类社会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激烈的价值观念冲突和较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放入价值哲学的语境中,探究价值认同问题,解决现实中的价值认同困境,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尹妙群^[4]（2016）在《角色与冲突—当代建筑师职业群体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运动的背景下,建筑师已经成为了当代一个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职业团体。在社会变迁过程当中,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遭遇到了不同的困境,但建筑师群体所遭遇到的困境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更具有典型性。全球化的作用使得中国建筑的民族性特征与非民族性特征本身就存在着冲突,建筑师在两种特征之间处于徘徊与犹豫的状态。除去群体自身的问题外,建筑师遭遇了职业自主权力式微的困境,国家的过分干预超出了国家监督的权力范围,使得建筑师在互动场域中弱化了知识语境下的专业优势,并逐步丧失对建筑设计的职业决策权力。中国当代建筑师群体所面临的以职业自主权丧失为核心的职业困境影响着建筑师群体的未来发展方向与方式。为了厘清建筑师群体面临的困境以及所处冲突场域的结构关系,需要进一步挖掘建筑师群体所面临的职业困境的缘由,寻求予以解决职业困境的方法。本文在结合了文献研究法、个案深度访谈法以及参与式观察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职业、角色以及冲突的社会学视角对建筑师群体以及面临的职业困境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本文有以下四个发现:中国当代建筑师群体的发展受到了近代西方建筑文化意识侵入的影响。在近代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建筑匠工开始转型为具有现代职业特征的建筑师。相比较于中国的传统建筑匠工,西方的建筑师率先完成了建筑师行业的建立,并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西方建筑师的职业权力与职业内容。中国传统的建筑匠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直至唐朝才开始逐渐摆脱了原有的“百工”职业身份。除去职业身份的变化外,中西方建筑师在早期开始的分化的道路上各自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进程后,又在当代社会中实现了群体发展的趋同。本文以社会学视角介入研究时发现建筑师的职业重心正在从关心建筑转移到关心城市空间中的人,建筑师正在认知社会学的理论,同时也在被社会学的理论所影响。建筑师职业身份的变化虽然带来了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是没有改变建筑师需要依附于权力的社会结构关系,而是继续着遵从于权力而不是服务权力的职业模式,职业权力的反抗与行政权力的反制使得建筑师群体与权力精英之间频现冲突。在现代民主化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建筑师的职业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本应存在的制度性隔阂并没有很好的建立,现有的行业制度也只是单向的管理建筑师群体,没有对建筑师的职业权力进行一个很好地保护。建筑是是民族化与国家化的符号,对于当代建筑师群体的关注也是对当代城市发展的关注,对城市未来发展的关心,国家权力应该给予建筑师更多的权力空间。在国家权力过分的干预下,中国当代建筑师群体与西方建筑师相比缺乏主体意识的正确表达。建筑师群体的发展与个体的成长需要依托于城市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中国新型城镇化运动为中国建筑师群体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性红利。但是建筑师群体也显性化的表现出了周期性的特征。在参与到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建筑师普遍遭遇到了权力精英通过权力将个人意识投射于公共建筑的设计之上的问题,建筑师的决策权遭遇了行政权力的替代。职业的不独立使得建筑师群内部出现了消极的群体发展导向。建筑师在面临国家的过分干预时已经开始出现部分的反抗,却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现状。于是当建筑师群体在面临冲突与矛盾一定的程度时,便以大量的建筑师快速分流的方式进行群体性的应对。虽然建筑师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遭遇了群体性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城市形象的更新起到了至关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空间区域内部居民行为方式与个体意识的转型。建筑师的设计过程是知识生产与创意的植入,是新型生产方式的代表,构建中国建筑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建筑师不仅是设计建筑,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建筑师也是在对城市这一有机体进行综合性的空间设计。城市的更新不仅是城市形象的变化,也是城市肌理的创新、传统市民关系的重构以及新型城市美学的定义,建筑师设计的城市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通过不同的建筑作品将城市的文化与集体的记忆予以保留,而不同的时代也能够通过建筑作品进行集体记忆的转换。

聂永成^[5]（2016）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研究》文中认为推动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教育转型分流势在必行。当前,新建本科院校普遍存在的招生难、就业难与劳动力市场频频出现的招工难的矛盾,以及新建本科院校愈演愈烈的更改校名之风和面临的诸多发展困境等现实说明,推动新建本科院校顺利转型分流,首先必须明确各利益主体在转型分流中的价值取向,并协调利益主体间的价值取向冲突。为此,本研究主要对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进行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探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与分流密不可分,转型是分流的背景和目的,分流是转型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手段,因此本研究把二者合称为“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特指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新建本科院校对学校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间的关系进行分化和调整,使学校办学类型发生根本性的质变,进而实现学校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平衡,促进人的发展、学校系统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是指转型分流的主体依据自身的本性、目的、需要或能力,在面对和处理转型分流中的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性,它主要体现在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师资队伍、办学资源等转型分流的六个关键性要素中。实证调查表明,新建本科院校对转型分流政策抱有较为矛盾的心态,并出现了“积极拥护型”、“功利支持型”、“左右观望型”、“暗中抵制型”和“明确反对型”等五种不同的类型;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及其家长、企业等对转型分流政策均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调查发现,新建本科院校表面上均确立了应用型的办学定位,但实际定位趋同于学术型大学;普遍重视并积极推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但办学实践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明显,应用性特征突出不够;普遍重视科研工作,但由于科研定位不合理和缺乏应用性科研能力,应用性科研工作难以深入开展;大部分院校服务面向定位过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亟待提高,服务社会的深度和力度均不够;普遍重视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但现实中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障碍,师资队伍建设流于形式;普遍缺乏办学资源,但资源管理能力更为欠缺,资源来源渠道单一,内部资源开发不够,使用不合理,同时,政校企合作缺乏沟通、协调,产教融合推进困难。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中的价值取向冲突表现在不同层面:其一,在转型分流问题上,省级政府和一些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市级政府持有的是以地方政治、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功利性或效率性价值取向,这与主要追求政治合法性的中央政府产生价值冲突;其二,政府的转型分流政策导向经历了由中央政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地方政府实际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嬗变过程,而资源分配政策和转型分流配套政策则分别体现了地方政府注重效率和投机性的价值取向,相互矛盾的政策导向既导致新建本科院校进一步丧失办学自主权,也可能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同质化”;其三,社会公众朴素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导致其不支持政府的转型分流政策,并对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分流政策选择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其四,新建本科院校希望通过校企合作实现以促进教育质量提高为中心的多重价值诉求,这与行业企业希望通过校企合作实现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诉求产生一定的价值冲突,并影响了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其五,高校既期待享受转型分流的政策红利,又担忧政策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专业教师既希望通过转型分流实现自主发展和收获名利,又对转型分流政策存在较多思想顾虑,学生从自身的发展利益出发,对转型分流持有既担忧又有所期待的矛盾心态,这些因素均导致新建本科院校内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产生价值取向冲突。导致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价值取向冲突的原因多样:首先,由于政府转型分流政策顶层设计不够与统筹协调不力,各利益主体间未能实现价值互认,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贯彻、落实政策不到位甚至出现政策“变形”,以及社会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缺位”和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游离”状态,进而削弱了转型分流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其次,理论界对转型分流政策研究不足,社会评估中介组织监督主体缺位,新闻媒介未能及时引导社会舆论,社会公众深受传统文化观念制约,这些社会因素也是导致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再次,过度看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长期投资,以及校企合作的高成本和高风险,这些因素均影响了企业积极履行校企合作的社会责任,同时,行业协会尴尬的现实地位也限制了其在校企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由于办学自主权未得到完全落实,新建本科院校不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同时,受惯性思维发展观和制度惯性的双重影响,院校的办学模式趋同综合性大学,发展动力严重不足。总结欧洲创业型大学和欧洲应用科技大学转型分流中的价值取向,前者在办学定位上将学术机构与商业公司合二为一,后者则坚持“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前者注重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比翼齐飞,后者则强调实践导向与政社企积极参与;在科学研究上,前者力求实现创造价值与反哺学术两全其美,后者则坚持应用导向下的教学与科研相互融合;在社会服务上,前者重视政府引导与校企合作和协有序,后者则坚持在服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前者重视专业能力市场能力内外兼修,后者则坚持教学科研能力与实践经验并重,专兼职结合;在办学资源方面,前者坚持多方筹集与内部调节相结合,后者则坚持政府拨款与学校多方争取相结合。二者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指导我国新建本科院校更好地协调转型分流中各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协调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中的价值冲突必须坚持以“质量公平”为核心价值取向,兼顾转型分流中的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问题,并坚持尊重规律与促进发展相结合原则、自主选择与差别对待相结合原则、宏观统筹与微观优化相结合原则,灵活运用平等合作机制、协商谈判机制、立法规范机制、行政协调机制、利益诱导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完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其中,中央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作用,优化转型分流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应完善省级统筹与区域联动机制,促进产教融合与协同育人。社会层面的专家学者应加强相关政策研究,夯实中国特色应用型教育理论基础;新闻媒体则应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促进观念变迁与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第三方评估机构则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参与构建应用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企业则应增强主体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形成“资源共享、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用、责任共担”的深度合作模式,行业组织则要提升责任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新建本科院校则应更新办学理念,着力进行内涵建设与外部协调,具体来说,即应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和“特色化”的办学定位;创新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和教学模式改革,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转变科研导向,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并坚持科研服务教学;坚持面向地方,瞄准市场,强化社会服务职能;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拓展师资来源渠道,提升教师的能力素质,完善师资管理制度;拓展办学资源,实现资源来源的多元化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吴绍芬^[6]（2016）在《冲突与选择：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文化冲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大学文化问题的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的精辟论断,把我们对大学文化的发展和建设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大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大学与文化已经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以求真育人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大学文化是大学生存、发展和承担重大文化使命的根基和文脉,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精神。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文脉和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然而,反观现在大学文化现实,冲突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词。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组织结构的一些变化、大学师生关系的重新定位,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冲突、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的冲突、科研文化与教学文化的冲突等等,无一不暴露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引发的问题也不可小觑：大家对大学的神圣感正在消褪,有人甚至诟病大学成了世俗化的“名利场”。随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热点之一,而大学文化冲突是大学文化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和值得拓展的主题。冲突是促进建设、促进发展的,我们只有看清了问题,才能找准改革、发展的方向。基于这种理性关怀,本文以问题为中心观察大学文化冲突的各种表象,试图通过现象看到问题存在的本质原因,期待通过文献研究、深入采访、归纳梳理、提出对策,为解决大学文化的冲突、促进大学文化的选择探索一条道路,帮助大学做好文化选择并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此,本文依循“问题提出——理论探讨——实践发生——根源剖析——改革建议”的研究路径,从“文化冲突——文化选择”的视角展开论述。具体而言,论文主要包含以下七章：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主要阐述大学文化冲突的研究缘起,并表明论文的研究意义,随后在对国内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明晰研究的探索内容,据此确立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勾勒出本研究的逻辑框架。第二章为大学文化冲突的理论分析。本章围绕“文化”、“文化冲突”、“大学文化冲突”三个关键词展开概念的界定,并将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大学文化冲突与文化合作一样是学校组织结构中的固有现象,人们往往一味地将文化冲突视作病态和有负面功能的社会现象,其实,大学文化冲突同样也具有正面的功能,通过群体整合功能、稳定文化群体结构的功能以及联盟的功能来共同抵抗外界的各种诱惑,打破各种桎梏,从而促进大学健康稳定发展；每一种文化皆有其价值,大学的各种文化同样也是共处于一个时空环境下,共同引领师生成长进步的,所以不能感性区分哪些是先进的文化、哪些是落后的文化,关键在于认识文化差异、反思文化冲突问题时,更多地从文化模式乃至文化精神内核的角度来看待现实发生,并由此全面推进大学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保障大学从国家、社会以及自身的发展特色进行大学文化的选择与挑选。第三章为大学文化冲突的实践发生。聚焦问题,找出关键,所以,从众多的大学文化冲突中,选取了五个较为常见、容易感知和体悟到的内容进行切入。具体涉及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冲突、科研文化与教学文化的冲突、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的冲突。第四章为大学文化冲突的根源探析。重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统筹考量。一是社会性的原因,包括外来文化的侵袭、本土文化的变迁；二是教育性的原因,尤其是大学理念的转变与大学制度的重构；三是群体性的原因,涵盖群体利益的博弈与群体观念的差异。第五章是将西南联大作为案例研究样本,从它在处理文化冲突和进行文化选择中获得启示,给予我们启发。第六章为文化冲突下的大学文化选择。正视文化的冲突,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根据国家、社会和自身的需求做好大学文化的选择。我们可以将文化属性、培养目标、组织使命作为文化选择的依据来考量。选择的方式包括文化整合、文化调适、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选择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中西合璧,推进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传承创新,实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并重；教学相长,促进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和合；科教融合,达至科研文化与教学文化共兴；育人为本,推动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互补。第七章为结论与总结。由于我国大学文化冲突问题研究的人不太多,可借鉴的资料也极为有限,所谈的内容也比较单一,所以,本研究试图寻求以下几方面的创新：一是紧密联系我国当前社会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探讨在整个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观念大转变、大调整的过程中大学的文化冲突问题。研究更具现实感与时代性,理论与实际联系更加紧密。二是综合、系统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和解释我国大学文化冲突问题。它到底有哪些表现形式?具有哪些特点?从而丰富大学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大学文化冲突。三是以多维空间全方位地探讨大学文化冲突解决之策。大学文化冲突既是一种教育现象,更是整个社会大背景下的社会现象。我们要把视野放到学校与社会、国家互动的宏观背景中,以系统、整体、全局的视角进行原因剖析和对策探讨,即力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实现贯通,并对教师、学生双方同时关注。使得研究更加系统,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四是在不回避问题的基础上,找出大学文化冲突的可选择性路径。针对大学文化冲突,我们要做好文化选择。这既是回应文化冲突的前提,也有利于形成自觉形态的文化理论与实践。文化选择则体现了文化自觉,文化选择是对自然的自觉,对文化的自觉,对人的活动及自身的自觉,最终达到更好育人的效果,为我们进行大学文化选择提供参考借鉴。

周李芬^[7]（2015）在《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冲突研究》文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本身是一个具有“城市人”与“农村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农民向工人的“过渡人”,也是村民和市民的“中介人”,同时也是一个既难被第一代农民工认同,又难被城市居民接纳的“边缘人”。正是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和尴尬的处境,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冲突就这样产生了。论文围绕“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冲突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价值冲突以及试着化解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冲突”进行,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表现从理论上来说是价值认知、价值情感、行为倾向三者之间的冲突,从具体实践来看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短期与长远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那么又到底为什么他们会产生价值冲突,接着就从社会发展、社会制度、价值主体也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教育四个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他是因为受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各种有失公平的社会制度、自身方面的不足、教育对某些方面的忽视等才产生了价值冲突,价值冲突给社会给带来了积极消极两方面的效应,正因为它给社会带来了消极效应,在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多元化时,为他们价值冲突化解的出路又在哪里,所以从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教育进行路径探索试着为新生代农民工化解价值冲突,找到一条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的路。

李宏斌^[8]（2014）在《转型期社会冲突的文化调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建设、社会转型都取得了辉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为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基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影响和冲击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促进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同时,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呈现出层次性,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共同理想出现分化和弱化。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严重两极分化,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价值观、文化建设、科学发展、生态文明等问题凸现出来,社会矛盾和冲突明显增多,我国社会表现出了多元、多向、多层和发展失衡、失序、失范等转型特征,陷入了“转型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国家法规、政策、制度等方面有待完善和改进,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不同步、社会大众思想意识滞后于时代是一重要原因。当前我国社会有两大问题值得研究和反思：一是大众主体的遗忘,二是大众文化的缺位。强国亦须强民,这也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真正的文化强国的关键点和困难点。从五四运动延续而来的救国救民语境,经改革开放语境的转换,应进一步转型到当前社会需要的强国强民语境,这是时代对中国振兴、民族复兴提出的一个重要转型任务。本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视阈,从我国当前社会三大现实性问题（一是如何统一大众思想意识,凝聚社会共识?二是如何妥善化解当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觉悟也能相应地提高到与之相适应的层面或阶段吗?）出发,以我国社会大众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社会大众为逻辑分析起点,综合运用文化层次结构、文化心理结构、“五位一体”文明建设三个分析框架,从文化和文明双转型角度和“三个差异（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精英与大众）”、“四个审视（主体审视、文化审视、时代审视、方法审视）”,系统剖析了转型期社会冲突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提出改进、改善的对策与策略,力求引导和帮助社会大众适应社会转型,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促进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在理论层面提出文化调适社会冲突理论的同时,在实践层面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时代化观念体系。本论文的框架为：绪论、正文（四部分）、结束语。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文献评析、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第一章主要是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对本研究的三组基本概念和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进行了多角度辨析。从质的向度（时代性、公共性、公众性）创新性地界定了社会大众概念,从需的向度界定了大众文化。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大众观念文化的概念和任务。明确了本研究的分析工具——文明与文化双转型的框架、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视角,研究背景——社会转型和社会文化,研究对象——社会冲突和社会大众。对文化调适的概念、历史经验及现实意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第二章主要从文明、文化、大众文化视角下,从全球化到中国梦,再到大众个体,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冲突和社会大众进行了现实考察和学术剖析,探寻文化调适社会冲突的社会现实内在根据、内在需要和内在可行性。第三章主要是从理论上构建文化调适理论。在明确文化调适概念与应用域,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深入挖掘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调适理论的模型,明确了文化调适的前提、对象、性质、原理、模式等。第四章是文化调适理论应用研究。提出两条关键性路径和四项国家性配套,具体推进三项新型文化（社会、政法、生产生活）的建设。总之,本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社会冲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当前我国社会冲突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大众的时代化不够”和树立科学的矛盾冲突观等新论点,从文化调适角度提出了理论雏形和具体对策。其中总对策是“形成社会合力,综合促进大众的时代化转型”,重点是“三改”和“六模式转换”,具体是大众观念的系统化阐释、时代化更新等。试图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大众文化创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学理研究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大众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与全面进步。

王现东^[9]（2012）在《文化哲学视域中的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日益凸显，价值观问题则成为文化问题的焦点。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价值观研究打开了新的视域。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研究价值观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有利于厘清价值观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有利于拓展价值观研究的视野，也有利于把文化研究引向深入。从现实来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的实质是全面的文化转型，而文化转型的关键在于价值观变革。价值观建构必须与文化建设保持自觉的统一。本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以价值观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主线，探讨了价值观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价值和价值观的文化存在和表现形式、价值观的文化功能及其发挥机制、价值观与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文化维度等一系列问题，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及其理论定位，从文化哲学视角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矛盾，论证了在文化哲学视域中研究价值观问题的合理性，为全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调。关于价值观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本文指出，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价值和价值观的存在和表现形式。然后主要从文化发生、文化结构、文化模式、文化认同的角度论证了价值观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指出价值观与文化是互为表现的，并着重论证了价值观的文化存在和表现形式。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其功能的发挥必须依靠一定的文化机制。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是我们面临的文化现实，中国的社会转型本质上是文化转型，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冲突，核心是价值观冲突，而文化转型的关键是价值观的调适与整合。文化发展与价值观建构密切相关，文化发展要有明确的价值诉求，价值观建设要有坚实的文化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价值观建构必须重视文化的维度，要把核心价值观建设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王永志^[10]（2012）在《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表征和基本趋势。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必然发生两种形式社会变革，一种是经济层面的变革，另一种是政治层面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原有的政治价值体系的规范力、引导力和统摄力日益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构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价值体系，就成为我们亟需研究和解决的时代课题。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本文围绕政治价值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转型为主题，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治价值的变迁、冲突、整合和建构等相关问题。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说明了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介绍了国内外一些相关研究的基本情况，论述了本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一些与政治价值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阐述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第二部分是正文，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对政治价值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进行论述。本章认为，政治价值是人们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它与物质生产具有同一性。生产方式是衡量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状况的基本尺度，它的变革必然引起政治价值的变迁。政治价值是对一定生产方式的主观反映。市场经济以生产的社会化为基础，其内在的优劣双重属性对政治价值的塑造发挥着正负双重效应。政治价值内生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着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公平和法制等政治价值观念的萌芽。市场经济决定政治价值，政治价值反作用于市场经济，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第二章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嬗变与转型。本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价值变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本进程是相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着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变迁，使其表现出个体、经济、现代、开放和世界本位趋向。市场经济对个人利益的强调，将误导人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引起政治价值迷失。现阶段，其基本表现为实用主义的复兴、个人主义的盛行、拜金主义的泛滥。政治价值转型由经济体制转型引起的，其合理性蕴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引起政治价值主体、标准和目标的转型，必然引起政治价值转型的困惑。第三章研究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政治价值震荡与冲突。作为一种主体经济，市场经济对人们独立利益的尊重，为多元化政治价值的形成提供了温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促进了各种政治价值的滋生和蔓延，从而导致了多元化政治价值格局的出现，引起了它们之间激烈的碰撞。政治价值冲突是政治价值碰撞的继续和深化，是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主导与从属政治价值、传统与现代政治价值、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政治价值、东方与西方政治价值之间的冲突是当前我国政治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了价值评价、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认同危机。要化解政治价值认同危机，必须以物质利益为基础，从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两个方面入手。第四章提出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政治价值进行调适及整合。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是引起政治价值失范的根本诱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导致原有政治价值规范的破碎和断裂，诱发各种非理性行为，从而加剧政治价值失范。本章认为，政治价值失范是政治行为失范的集中表现，它将破坏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导致大量越轨行为的出现，引发社会激烈的无序竞争，因此，必须通过更新传统政治价值，发挥主导政治价值的统摄作用，开展多元政治价值的对话，重塑政治价值理想来进行政治价值调适。进行政治价值整合是应对政治价值多元化，消除其危害，避免政治价值危机的客观要求。政治价值整合实质是利益整合，要从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分配和利益维护等方面逐步推进利益整合机制基本框架的建立。第五章阐述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选择与建构。政治价值体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它的选择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选择。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选择，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客观依据，通过对各种政治价值体系的批判、扬弃、吸收和超越来实现。建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规定的，其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集中体现。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契合。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按照它的基本规定，在具体内容、基本原则、实现路径和总体目标上逐步展开。第三部分是结论，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确立新集体主义政治价值观，推进政治价值立国战略，以最终建构起一种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够体现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人道精神和世界精神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人文精神(笔谈) 文化价值冲突及其调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人文精神(笔谈) 文化价值冲突及其调适（论文提纲范文）

（2）意识形态安全理念深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角色与冲突—当代建筑师职业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冲突与选择：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文化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转型期社会冲突的文化调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化哲学视域中的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人文精神(笔谈) 文化价值冲突及其调适（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建筑遗产价值体系的厘定、冲突及其调适——以福建土楼为样本的建筑遗产价值回溯与再认识[J]. 杨华刚,王绍森. 中国文化遗产, 2020(06)
• [2]意识形态安全理念深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D]. 孙绍勇.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研究[D]. 李星辰. 河南农业大学, 2019(04)
• [4]角色与冲突—当代建筑师职业群体研究[D]. 尹妙群. 南京大学, 2016(05)
• [5]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分流的价值取向研究[D]. 聂永成.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6]冲突与选择：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文化冲突研究[D]. 吴绍芬.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7]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冲突研究[D]. 周李芬. 湘潭大学, 2015(08)
• [8]转型期社会冲突的文化调适研究[D]. 李宏斌.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5)
• [9]文化哲学视域中的价值观研究[D]. 王现东. 华侨大学, 2012(07)
• [10]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研究[D]. 王永志. 中共中央党校,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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