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思考

一、中亚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胡冰^[1]（2021）在《进程与动力:俄罗斯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是俄罗斯作为观察员加入伊斯兰合作组织15周年。双方合作缘起于俄罗斯历史遗留的伊斯兰问题,在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俄罗斯国内车臣战争的声援过程中双方找到了利益契合点,在宗教的背景下防止世界文明分裂,确保世界秩序稳定,共同面对恐怖主义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等这些全球问题。在集体原则的基础上相互理解、尊重并共同寻找应对问题的新方法,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其中促进政治对话,增进双方在关键国际、区域问题及反恐合作上相互理解、协调立场是首要关切,并在此基础上扩大经济、人文合作。此外,俄罗斯还通过与伊合组织举办各类活动来界定主流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传统习俗和信仰,防止极端主义向俄罗斯渗透。俄罗斯与伊合组织的合作既有利于国内伊斯兰问题的治理,又有利于其在国际舞台上重塑大国形象、重新主导中东事务,突破西方因乌克兰危机的制裁封锁和在美俄博弈的大棋局中寻找绝处逢生之机。

马心明^[2]（2019）在《9·11事件以来的伊朗与巴基斯坦关系研究 ——从地缘政治视角的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伊朗和巴基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沿线的关键国家,两国关系的发展影响到经济走廊建设的质量。本论文主要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影响伊朗与巴基斯坦关系（以下简称为伊-巴关系）的因素,特别是9 ·11事件以后伊-巴关系的发展。首先,在第一部分对伊-巴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在分别对伊-巴两国的地缘环境及两国的地缘联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地区国家和国际大国对伊-巴关系的影响,以及伊-巴关系发展的趋势和对中国影响。研究该时期伊-巴关系的发展特点后,我们可以发现伊-巴关系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9 ·11事件为转折点,经历了密切、冷淡、对抗和合作等四个阶段。两国总体上保持合作友好的态势,两国关系受到地区国家阿富汗、沙特和印度的影响,在国际上主要受到中国和美国的影响。伊-巴关系的地区国家因素中,影响最深的是阿富汗。从地缘上来看,阿富汗国土深嵌入伊-巴两国。阿富汗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上与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密切联系,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影响着伊朗和巴基斯坦国内的稳定。沙特和巴基斯坦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冷战结束以来沙特与伊朗长期争夺在中东的主导权,表现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阵营的明争暗斗,使得巴基斯坦面临选边站的艰难困境。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一直与印度对抗,印度为了从外围突破,积极发展与伊朗和阿富汗的关系。伊朗为了制约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关系,也有意进一步发展和印度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伊-巴关系中的许多微妙“博弈”或“制衡”战略。伊-巴关系的大国因素中,美国影响历史久远,近年来中国才对伊-巴关系产生影响,而且在未来中国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扩大。美国对伊-巴关系的影响主要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分水岭,之前美国是促进伊-巴关系发展的因素,之后则是阻碍伊-巴关系发展的因素。中国通过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把伊-巴两国都积极纳入框架之中,一直在促进两国在地区发展和稳定方面达成共识,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的实施,中国已成为促进伊-巴关系积极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的伊-巴关系会继续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一个良好互动的伊-巴关系将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稳定,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而长远稳定的伊-巴关系,则需要在地区层面达成普遍的共识与合作。

李冠男^[3]（2019）在《土耳其的中亚战略研究 ——以正义与发展党为例》文中认为本文通过溯源土耳其中亚战略,梳理土耳其中亚战略演进,重点阐明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中亚战略内容及特点。以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关注在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下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土耳其共和国对中亚国家的外交战略源远流长,这种绵长的战略关系是由土耳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土耳其地跨欧亚,在文化上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流汇集的国家,其国民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又积极向西方靠拢,表现为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不断努力提出加入欧盟。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不论土耳其的领导体系秉持了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在外交上都必须做到东西兼顾。因此在研究土耳其的中亚战略时应当把其同时期的西向外交战略影响纳入考量,这样才能对土耳其当时的中亚战略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以正义与发展党的战略为主干进行阐述。正发党2002年11月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后,正发党成为了土耳其建国79年以来首个在议会占据多数议席并单独组阁、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执政党。该党执政以来,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调整为更加积极主动、全方位且具建设性和前瞻性的“东向外交”。土耳其作为一个地区性强国,在一定范围内有能力实施其战略诉求。然而,土耳其本身亦受到大国政治的影响,在外交上表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土耳其在它的中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表现出十分露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在中亚战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用性不仅贯穿土耳其中亚战略的始末,更使得土耳其中亚战略具有鲜明的特性,土耳其国家内部不同阶级、同一阶级内部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各方先后登场,按照自己的思想理论设计和执行着各自互不统属却又相互关联的土耳其发展方略,这就使得土耳其的中亚战略呈现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这种实用性和阶段性的特质决定了土耳其的中亚战略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复杂性。所以,要研究土耳其的中亚战略就要要明确土耳其不同阶段的中亚战略特点。通过对土耳其的中亚战略研究我们可以将土耳其在外交上的表现形象地概括为“一只风暴中的双头鹰”即,东西兼顾,易受大国政治影响。

苏闻宇^[4]（2019）在《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总书记的这句话对周边外交研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性意义:“周边”不同于一般“地区”,除了自然地理含义外,还包含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要素,因此周边外交的确需要从“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重点借鉴了“分析折中主义”理念与方法,通过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初步揭示出了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进而也为周边外交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分析折中主义是一种“试图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主张以实质性问题为导向,通过发现多重理论及现实逻辑间的复杂关联与互动,构建出一套解释具体经验现象的中观理论框架。这里的中观理论主要具备两大特征:一是跨越范式,即吸收不同理论范式中相关分析机制与要素,从有机结合而非机械叠加的多维路径,对实质性问题进行研究;二是,既不寻求构建普遍适用于解释其他问题的通则性模式,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特殊性叙事,其目标在于力图发现可以解释一组有限但却相似情景中存在的因果机制。这两大特征恰恰符合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特征与演进逻辑的探析。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问题的内涵复杂、要素众多,并非一种范式所能周全;另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明显,据其一系列经验现象所建构的解释框架,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作用的分析理论,但从“帝国继承者”、“文明结合部国家”、“地区大国”等属性来看,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相似国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比如伊朗和俄罗斯。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与内在逻辑,自然离不开其周边系统的基本特征。土耳其周边系统具有很强的历史与地缘结构特征: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周边主要形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今之邻邦,很多都曾属于帝国边疆,因此奥斯曼帝国很多“有形”（土地、民族、资源等）和“无形”（帝国意识、治理经验、外交传统等）“遗产”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从地缘结构来看,土耳其位于“文明结合部”,除了具有较为复杂的国家身份认同外,还易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因此国际（包括域外大国）、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诸多要素,同样是左右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的确离不开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考察,至少需要跨越并整合“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范式,才能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分析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在“时”（历史）、“空”（周边结构）二维视角下,本文从“奥斯曼帝国衰亡”、“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等三个历史时期,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梳理及分析。初步总结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三大特征:一是“帝国历史”总是或强或若地体现在周边外交过程中,帝国遗留的诸多“遗产”,既可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进程中的“助推器”,也可成为“绊脚石”;二是土耳其在周边外交中所展现出的“帝国意识”（或者“大国心态”）的强弱,与某一时段的周边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三是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具有较强的“主体性意识”,在此基础上,则表现为独立自主和灵活多元相结合的周边外交风格。最后,本文同样在“时”、“空”二维视角下,又对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这三国虽在周边外交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基于相似的历史和地缘环境,它们的周边外交特征还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尤其是上述三个特点也基本符合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特征。本文的结论有二:一、分析折中主义以跨越范式、建构中观理论框架为研究路径,在探索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和演进逻辑方面,是比较科学、合理,且有一定的解释力;二、作为像土耳其这样拥有“帝国历史”、且处在“文明结合部”的一类国家,由于受到“时”、“空”影响,周边外交往往处在较强的“主体性意识”与复杂的“周边系统”不断冲突与协调的状态,突出表现为“强势”与“灵活”并举、“独立”与“多元”并存等特征。

张静^[5]（2017）在《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4年5月26日,莫迪宣誓就任印度联邦政府总理。在任内三年多的时间里,莫迪在外交方面投入了巨大热情,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印度的外交理念与传统,莫迪政府基本采取了被印度战略界喻为“同心圆”的外交战略思想,将印度外交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同心圆:第一层是印度的直接邻国即南亚地区国家,第二层是“扩展的邻居”,即印度直接邻国的外围国家,主要指穿越亚洲与印度洋的国家,第三层是指全球舞台,主要关注对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其中,本文将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同心圆定义为印度的大周边外交,也是莫迪上任后积极扩展印度影响力的地域。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大周边外交政策符合印度崛起的逻辑。印度目前虽尚未成为全球性大国,但已成为最重要的地区大国,这也是新兴大国固有的发展道路。因此,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可视为印度实现“大国雄心”所必然采取的手段与途径。印度大周边外交具体政策虽然可能因国际环境和周边事态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但外交思想和理念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探寻大周边外交政策的根源,需追溯印度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对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念按其产生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代印度的遗产,其中广为流传并常被引用的是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包括印度沿用至今的印度中心论与寇松的“斜坡理论”和“缓冲国理论”;三是印度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中“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主要关注于印度洋,而南亚版“门罗主义”和“古杰拉尔主义”的关注重点则在南亚。这些理念对于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印度外交思想的源头。除了印度的周边外交思想传统之外,具体到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其现实推动因素是不得不考量的重点之一。莫迪政府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莫迪政府对印度终须实现大国雄心的战略定位以及莫迪个人层面希望将印度崛起打上个人印记的愿望。二是安全上的双重考量,即对于陆、海双向大周边的地缘政治考量这一传统安全领域,和主要关注恐怖主义、海盗威胁、全球气候问题、能源安全等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这方面的考量与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密切相关。四是大周边的软实力拓展,体现了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拥有的良好基础。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实践层面可分为五个方向:一是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南亚地区政策;二是重点在经济的“东向行动政策”;三是考虑到能源与印侨问题的“西联”政策;四是关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中亚”政策;五是拓展印度在更广阔空间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南向政策。印度大周边外交的每一个方向都存在其独特的实施背景、核心利益关切、路径选择和具体效用评估,但不同方向在印度整体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与效果,也有消极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政策积极的一面为: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增加了印度的地区影响力、提升了印度的大国地位、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而消极方面则体现为三个层面,即国际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地区层面的潜在风险与国家层面面临的挑战。无疑,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发展将继续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并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政策对中印关系会造成一系列影响。在大周边视野下,印度对中国存在三重定位:地缘上的防范对象、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和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对此,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是在双边问题上立场强硬,二是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三是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四是在周边地区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五是与日本强化合作以应对“一带一路”。鉴于印度在大周边视野下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对中印关系更应采取全局性视角,立足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个伙伴”,即国家层面“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区域层面“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体系层面“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采用符合现实并致力于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政策举措。

李雅菲^[6]（2017）在《地缘政治视角下美国的中亚政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作为一个新独立的战略空间,因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骤然上升,而受到美国的瞩目。不论是出于中亚自身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及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还是为了打破俄罗斯对中亚地区能源资源的垄断,确保中亚国家的独立自主,削弱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都注定要介入中亚地区的事务。因此,通过对过去二十五年来美国中亚政策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中亚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形成与确立、全面扩张、理性务实三个阶段。尽管在不同的阶段美国中亚政策所侧重的目标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内容是明确的,主要包括经济、安全、民主三大支柱。总的政策取向是越来越注重经济议题的作用,对安全目标的重视日趋降低,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的不可避免,不得不在利益目标和价值目标之间寻求均衡。为实现其在中亚的战略目标,美国随着自身全球战略的要求和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在中亚的外交政策,从经济、安全、民主等方面采取各种手段来推行其中亚政策。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中亚自身独特的地缘位置,美国介入中亚地区的事务是顺理成章的,而从美国在中亚的外交资源的分配和现实的可能性来看,把地区国家纳入多边合作框架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继续推进“新丝绸之路”计划,这将是美国介入中亚事务进而保障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最佳选择。未来,美国可能更多地采取“选择性介入”的方式,以自身利益和地区实际为基础,介入到中亚地区的事务中。美国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在政治上采取激进的方式推动中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是与中亚地区开展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美国可能更倾向于采取柔性的手段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力,以此来巩固和扩张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和战略存在。

冯传禄^[7]（2016）在《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探讨当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战略性议题。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本文首先厘清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和崛起进程中的世界大国,其“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背景、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运作以及印度洋安全架构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尝试在地缘战略研究框架下给出相关学术回应。中国地处亚太,背靠亚欧大陆腹地而东接西太平洋边缘海域,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就其地缘战略或海洋战略而言,过去印度洋方向并不构成中国重要战略方向。鉴于周边安全态势、地理限制以及自身力量局限,中国地缘战略向来以亚太为重心,而以往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战略关注相对集中于邻近自身的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相应的战略资源分配状况,本身有其内在必然性,更也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地区纳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以巴基斯坦为例,2015年中巴正式确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然而,锐意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西印度洋上经（?）瓜德尔港,这都不过只是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积极进取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新姿态已体现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不过这却也已经将自身置于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别有用心者,对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正在进行力量投射、资源掠夺、经济殖民等进行大肆炒作。这一类言论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恶化了中国在印度洋的生存环境。在美、印一些战略家看来,所谓“国强必霸”便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所谓“珍珠链”战略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对相关国家的港口援建以及民事应用就是中国向西扩展以及围堵印度的战略构件。更殊为严峻的是,近年里“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地区同亚太地区已渐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空间,纳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战略视野和前沿部署。尤其是美国“再平衡”战略已向印度洋方向扩展,而美印关系出现明显的战略接近,使印度洋方向的美中印战略三角已形成一种并不利于中国的扁平化趋势。此外,印度洋相关海域以及环印度洋的诸多地区本身交织着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素来被世人普遍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可见,对中国而言,印度洋地区绝非可以轻松自如存在的等闲之地,更不是世外桃源。事实上,中国并非印度洋国家,而从中国沿海出发西进印度洋的最近航线也有数千公里,中国想要在印度洋地区有效存在,显然无法像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存在那般便利（无论如何还可以依靠自身强大的陆权）。与此同时,考察当代印度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玩家,中国显然是后到者——作为后来者和外来者,中国拓展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不可避免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会产生相关影响,无论在现实层面以及心理层面势必都会造成一定冲击。故而,至少从表面看来,中国“西进”印度洋,面对着复杂的战略环境、立场各异的行为主体,而自身又处于相对地理劣势,势必会为自己再增加一个比较棘手的“印度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会使自身在应对西太平洋方向相关挑战时面临双线受压的风险。鉴于以上这些“不利”因素,按理中国应继续对印度洋敬而远之。然而,如今中国在印度洋却是日益积极进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中国会出于怎样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考量,要把以往并不构成自身重要战略方向的印度洋,纳入国家大战略的视野,甚至作为中国海洋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个生长点呢?这实际上就是本文聚焦的第一个问题。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设计,已体现出中国决策层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而“西进”堪称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精髓。于中国“西进”视野之下,南亚和印度洋无疑正是“一带一路”沿陆、海西向进发首当其冲的重要战略地区和主要海洋公域。厘清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根本动因和战略逻辑,不仅是中国谋划自身印度洋战略的前提,更也是破除“珍珠链”之说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综合分析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第一章）,以及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第二章）后,本文认为,在21世纪里,鉴于印度洋的地理联通性、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发展潜力以及的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复杂局势等因素,今日印度洋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能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乃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和平崛起都有了密切而特殊的战略关联。无论就外部压力或内在动力,当代中国已经不可忽视印度洋战略方向而单从东亚或太平洋视角来探讨现在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中国“西进”印度洋有其必要性、可能性、正当性、机遇性和战略性。本文第三章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对的风险和所迎来的机遇之后,指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新姿态或者说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印度洋之危险又或者因为所谓的印度洋的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地位,事实上反倒是中国当前“西进”印度洋具有了相关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并迎来历史性机遇,因此在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视角下,“西进”印度洋可望以较小的战略成本带来巨大战略利益——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的根本性动因,又或者说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知与行的核心逻辑。因此,“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印度洋风险,更不是为了争夺印度洋霸权,而是一种顺势而为、把握历史机遇的地缘战略布局。本文的第三章同时还指出,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进”印度洋构成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以及中国探索和平崛起路径、体现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现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存在已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拥有了一些有利主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可盲目乐观。机遇性与战略意义,都并不能成为盲目乐观的理由。事实上,要把握历史机遇和实现“西进”潜在的战略意义,需要尽可能地减小战略阻力和尽可能地化解潜在风险因素,换言之,需要通过巧妙的地缘政治运作来实现恰当的战略目标。客观而言,现在,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或者说怎样“经略”印度洋的相关问题,已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及区域战略的重要关切,构成了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的新注目点,进而也构成了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大而新兴的战略性议题,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然而,今日印度洋,在许多国外战略学者和相关国家战略决策者眼中,已然被视为21世纪大国战略角逐的新兴舞台,而中国因素已然被视为一个对印度洋地区政治格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变量。不容否认,鉴于中国强劲的崛起势头,现在中国和外界之间,除了有合作共赢、相互依存的一面之外,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势已悄然形成。对体系霸权国和地区大国而言,防止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方向扩散,也是与中国博弈和竞争的重要环节。此外,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在中国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崛起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心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无疑成为大家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无正式成文的印度洋战略；迄今为止,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尤其在军事力量前沿存在方面,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依然还殊为有限。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形成“西进”印度洋稳健而恰当的战略谋划,以维持和拓展自身的有效存在。这已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当务之急。固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不可否认,经济手段始终有相关局限性。在经济上分享由中国因素带来的红利,并不妨碍一些国家在政治、安全上对华保持适当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诋毁中国、“要挟”中国。鉴于此前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存在,为把握机会和化解风险,当代中国当需要慎重而深入地考虑在印度洋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和参与地区事务这一类地缘政治运作的问题,更也需要密切关注印度洋安全动态,主动参与和塑造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为此,本文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以较大精力分析了“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和相关战略挑战（第四章）,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第五章）,巴基斯坦战略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因素（第六章）,并在第七章提出了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的相关主张。本文所主张的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构成了本文关于中国“西进”印度洋在地缘政治和海洋安全层面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支柱,更也是本文对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问题,或者说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问题,所给出的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回应。

刘玉琴^[8]（2016）在《冷战后沙特的中亚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沙特和中亚的交往历史悠久。阿拉伯人给中亚带来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中亚有千年传播史。之后,沙特与中亚的交往因苏联的建立、冷战等因素被中断。苏联解体后,沙特与中亚的关系进入历史新时期。沙特不仅是宗教大国而且是能源大国,拥有深厚的宗教底蕴、巨额石油美元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影响力。沙特的多重身份使其有参与中亚事务的强烈愿望和独特优势,成为中亚外交舞台的重要参与者。共同的伊斯兰情结是沙特与中亚五国恢复历史交往、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沙特在中亚的伊斯兰外交推动了中亚伊斯兰复兴,加强了双方文化领域的合作。“里亚尔外交”是沙特中亚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依托石油美元,沙特在中亚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世界联盟等国际伊斯兰组织是沙特与中亚合作的重要外交平台,双方在国际舞台中相互支持。沙特在中亚虽然有所作为,但是它在中亚的影响力很有限。沙特的瓦哈比身份、对外关系的宗教使命、国家实力有限使其中亚外交受到明显制约。“9·11”事件后,沙特调整其全球外交,表现出显着多元化和“东向”势头。在中亚,沙特越来越重视与中亚国家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上的交往合作,更加重视国家利益与宗教的平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俄罗斯以及伊斯兰世界中的土耳其、伊朗等国家始终是影响沙特中亚外交的强大外部因素,沙特不可能在中亚事务中起主导作用。

马良成^[9]（2015）在《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和印度时,提出了“向西开放”或“西向”战略这一标志性的策略。相较于中国的东部沿海来说,向西开放,亦即加强同我国内陆疆域相接的南亚、东南亚、中亚地区,以及向西拓展到西亚、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往来与合作。从地缘上来看,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地理相接,可谓之“地利”。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与该区域有着悠久的文明交往历史,有多边合作机制和地区共同体意识,中国对该区域的能源资源需求日益增长,可谓之“人和”。总体来说,位于中国西部的中亚、西亚、非洲地区各国,近年来逐渐采取“向东看”的战略,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推进,为此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可谓之“天时”。中东伊斯兰世界,由于远离美国大陆本土,美国终究还是会在强弩“远征”下倍感困顿与疲倦,这块区域（伊斯兰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协助。为了积极推进中国实施多年的西部大开发,促进国内西部与东部的平衡发展,缩小东西差距,实现“中国梦”,作为中国西部的周边与延伸,中国有必要与亚洲西部,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和合发展,促进西部的稳定与合作。这样一来中国在其西部与“伊斯兰世界”协调合作,合理、理性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减在东部的紧张、矛盾和冲突,反之亦然,两者形成优势互补。同时也有利于扩大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基于以上叙述,本论文将以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为题,对此命题进行一番集中的分析研究。

邹磊^[10]（2013）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新丝绸之路”的兴起》文中指出古代海陆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与（中东和中亚）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信仰之路,曾是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之前全球最重要的地缘经济组合和宗教文化纽带。在陷入数百年的沉寂之后,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贸易通道再次得到了激活。各种商品、人员、资金的快速流动,陆上跨境公路、铁路、管道等战略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义乌、广州等东部沿海地区再度活跃的中东商人、新“蕃坊”和清真寺,新疆、宁夏等西北省份在国家“向西开放”进程中的巨大潜力,以及中国对伊斯兰世界石油天然气的高度依赖……种种迹象表明,“新丝绸之路”正在海洋和陆地两个地缘空间同时兴起。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系列重要进展得以兴起的条件、逻辑和影响呢?这正是本文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通过对古代丝绸之路地缘（海洋和陆地）、贸易（商品与货币）、信仰（伊斯兰化）的深入考察,本文获得了观照“新丝绸之路”兴起的历史视野和研究视角。在充分借鉴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广泛利用各种一手文献、访谈和田野调查,勾勒并剖析了海陆“新丝绸之路”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机理。本文的研究认为,“新丝绸之路”的兴起同时受到双重逻辑的推动和制约：（1）石油、美元与“中国制造”三者间的全球流动；（2）中国区域和地缘战略的既有结构及其内在调整。正是在此意义上,“新丝绸之路”不是历史的简单再现,而是深嵌于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部分历史遗产正是在这一系列宏观语境下才得以被激活与重组。对于义乌、广州和新疆、宁夏等地的微观考察表明,信仰纽带有效地强化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经济纽带,并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政治版图内部的区域与地缘战略调整。与此同时,宗教因素在“新丝绸之路”上的双重嵌入,也意味着经济力量和政治版图仍是激活或制约信仰版图最重要的因素。“新丝绸之路”的政治影响在于：（1）伴随着在伊斯兰世界战略利益的深化,未来中国将不可避免且越来越多的卷入到伊斯兰世界国家间错综复杂的教派和政治关系中,而中亚和中东国家内部的族群宗教和国家建设也逐渐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溢出效应；（2）伴随着国际能源供需版图的剧变和中美战略重心的再平衡,中国将日益面临如何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开展战略互动、进行利益协调的外交局面。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对于“新丝绸之路”的研究,只是对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进程初步且局部的考察。

二、中亚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亚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进程与动力:俄罗斯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9·11事件以来的伊朗与巴基斯坦关系研究 ——从地缘政治视角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3）土耳其的中亚战略研究 ——以正义与发展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5）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地缘政治视角下美国的中亚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冷战后沙特的中亚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新丝绸之路”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亚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进程与动力:俄罗斯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合作分析[J]. 胡冰. 中东研究, 2021(02)
• [2]9·11事件以来的伊朗与巴基斯坦关系研究 ——从地缘政治视角的探析[D]. 马心明. 云南大学, 2019(03)
• [3]土耳其的中亚战略研究 ——以正义与发展党为例[D]. 李冠男.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9)
• [4]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D]. 苏闻宇.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5]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D]. 张静.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6]地缘政治视角下美国的中亚政策分析[D]. 李雅菲. 新疆师范大学, 2017(04)
• [7]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D]. 冯传禄. 武汉大学, 2016(01)
• [8]冷战后沙特的中亚外交研究[D]. 刘玉琴. 西北大学, 2016(05)
• [9]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D]. 马良成. 云南大学, 2015(09)
• [10]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新丝绸之路”的兴起[D]. 邹磊. 复旦大学, 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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