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清华本科水平超越哈佛

一、杨振宁:清华本科生水平超哈佛（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婷^[1]（2020）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离乱纷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教育水准、自由的学术风气及坚毅的民族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誉其“物质上得不了,精神上了不得”。作为民国研究院所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此前就颇具名望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兴学传统,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特色,培育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储存了抗战建国的力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仅成为民国高级人才培育的典范,也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案例参考。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形成基础、管理体系及培养过程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究其特色和教育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回溯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的背景。通过对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合校前各自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溯源,以对联大建校时研究生教育的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第二,梳理西南联大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招考选拔、奖励资助体系、科研经费和留学交流等方面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情况作出系统的阐释,力求明晰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情形。第三,剖析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在培养模式上,联大构成了联合一体下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科研型”为培养导向的学、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在课程与教学上,教师结合个人研究和前沿理论开设了数量不多但内容精深的课程,并将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学术演讲及专题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兼顾中、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生的研究训练上,文、理、工、法、商各科结合着学科发展、国家需要和地域资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方向;在师生互动上,教师与研究生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学生热心真切的指导与关照。第四,阐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成效与教育局限。从研究生的毕业去向看,学生大都进入大学或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推动着学术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做人品质。虽然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但战争的环境、西方移植的教学模式,以及西南联大以本科为人才培养重心的教育取向,也使得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分析其教育颇具成效的原因,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陈昌婷^[2]（2019）在《T大学数理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高校每年都需要培养数以百万计的各类优秀人才充实到国家各条战线,而培养造就一批着眼于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更是关键中的关键。近十多年来,为适应国内和国际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变化,我国各高校逐渐开始加强重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坚持不懈探索改革、不断健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输送人才以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需求。与之相对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成为了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计划”是我国在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升国际教育竞争力所实施的一次伟大实践。本文主要选取T大学数理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行的20年探索实践,通过调研分析学生毕业后的发展情况,借2018年“基科20年”活动之际,回顾总结T大学数理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所取得的成绩,分析数理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希望对T大学以及我国其他高校今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能有借鉴之处。之所以选择T大学数理基础科学班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首先,1998年T大学创立的数理基础科学班,是国内高校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班”;其次,T大学数理基础科学班20年来,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实践,培养的结果和数据真实有效,具有一定代表性;最后,T大学数理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存在诸如:坚定“拔尖培养”的思想不稳定、学校配套制度跟不上、人文关怀实施薄弱等方面的问题。为此,论文从回归人才培养初心,坚定拔尖目标;帮助树立学生信心,塑造价值导向;建立合理配套机制,完善培养方案;激发学生发挥特长,变被动为主动四个方面,对提升T大学数理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提出了对策建议。

白立士^[3]（2019）在《我国高校权力制约及其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我国高校权力滥用的症结在于权力配置、运行的制度体系不足以满足现实的需要,该制度结构过分依赖权力监督,影响了高校权力的公正、效率,以致偏离其内在目的。本文通过对高校权力本质属性的理论考察,根据权力运行与制约理论,以法治化的思路提出运用权力与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来实现高校权力的规范化与合目的性。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权利。高校权力应当旨在保障学术共同体权利的良性发展。本文从高校权力的本质出发,试图为我国高校的权力制约机制绘制一个理想图景。高校权力应服务于高校自主、学术自由,以教授治学、学生自主、行政辅助为目标。各方主体的权利都应当保障,具体来说:应当维护学术权威,确保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教授独立运用学术权力;学生应该处于高校中心位置,变单纯的被管理者为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被服务对象;高校行政权力是服务学术生产、创新的辅助力量,并与学术权力形成有效制约。要实现高校权力的内在目的,需要将之纳入法治轨道,严格尊重各方权利,鼓励师生积极维护自身权利,合理配置高校内、外部权力,从而实现高校权力的有效制约。完善相关规则要立足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入研究。通过考察现实权力结构和典型腐败案例可知,我国高校权力的法制规范有其历史演化路径,带有国家权力建构的明显特征。当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党委、行政由上级任命导致了防止权力滥用的监督逻辑。虽然受市场、社会和司法影响,高校与政府的外部关系是根本性的,并影响其内部权力关系。党委、校长的职权理应是决策、执行的关系,但二者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党委、校长的权力处于绝对优势,普通师生员工的权力、本身也亟需规范的学术权力相对弱小。虽然与政府机构、权力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但高校学者共同体的本质使其权力滥用有着自身的特点:追求真理和科层官僚机构的伦理交织;研究高深学问、市场运作并存;侵犯财产利益和学生人身利益同在。多种因素并存、交织的特点增强了规制高校权力的难度和复杂性。在我国社会剧变、价值迷失、规则淡薄和“潜规则”滥觞的大背景下,权力结构及运行困境有着复杂的制度根源,比如高校自主权缺位,对外依附政府,对内权力呈现一元化;权力结构错乱、类型混杂,加之规则碎片化,权责不明,缺乏协调性、操作性。在分别对高校权力的应然与实然进行分析之后,自然需要考虑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现实距离。一般的规范分析更具有普遍性、借鉴性,需要从我国政治、文化实际出发,才能建构真正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机制本身具有现实性、创新性与契合性,体现各权力主体的博弈过程,是高校中真正鲜活的规则。在高校内部,要合理配置权力,保障学术自由,规范学术评价,建立人文批判的教育机制和公开理性的权力运行机制;在外部,加强制度建设促使高校与政府以及高校内部各权力关系法制化,维护高校自主权,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建立权威、高效的冲突解决机制。

罗发龙^[4]（2018）在《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文中指出现今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原始创新的能力和拥有具有创新能力人才的数量。高校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大批在学术科技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学者。如何利用美国华人学者推动中国高校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是本论文探讨的主题。本文基于详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重点分析了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梳理了美国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历史发展、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以及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的互动情况;接着分析了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以及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再次从美国、中国、个人三个层面总结了影响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原因及回国华人学者发挥作用的原因;最后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梳理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我国利用海外华人智力资源的政策建议,建构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理论框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美国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华人学者,高端人才的数量甚至超过大陆本土,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智力资源。（2）美国华人学者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革新和制度变革上充当破局者,在科学研究上担任急先锋。有些华人学者回国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有些华人学者则在美国通过科研合作、短期授课、参加学术会议、作为项目评审专家等方式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3）美国华人学者的回国受到美国、中国以及个人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是否回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是否能实现。虽然中国的科教和生活环境在改进。但相比之下,美国依然是大多数华人学者实现科研理想和满足家庭需求的地方。华人的爱国主义也并非只有通过回国来体现。（4）随着中国科教环境的改善以及科技实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吸引了不少华人学者回国,但是回归中国的华人学者数量仍然较少,顶尖华人学者回国人数更加少,回归的华人学者也以兼职为主并保留了在海外机构的职位。（5）归国华人学者要发挥作用,文化上的逆向适应至为关键,建立符合现代学术和科研规律的行政支持和激励机制以及所在机构高层的大力支持有利于他们更好开展工作。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程度取决于美国、中国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其中美国华人学者对个人价值的界定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和中国方面的因素只是为美国华人学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但是美国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在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外在环境的需求也不一样。近年来中国科教学术环境的持续改善对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是一种引力。这种参与不一定要以全职回国为最终目的。因为多种影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方式途径的多样性。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美国华人学者的方式也可以多样。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美国政府加大了华人学者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监控力度,甚至对有关华人学者进行指控。如果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话,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和高校要对这种情况予以重视。同时,要充分发挥所引进的美国华人学者的作用,必须在微观和实践层面营造符合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的环境,并且正确处理好引进人才和本土人才的关系。

何志伟^[5]（2018）在《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校友资源之于大学发展十分重要,之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加重要。本文研究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发生,为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选取中外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案例。本研究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选题介绍,对选题的有关问题给予了说明,如研究的背景、思路、内容和方法等。第二部分为选题的理论探讨。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发展需要丰富的资源支撑,校友作为大学的重要组成及其资源的多样性成为大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第三部分讨论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间的关系。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培养卓杰人才与创新知识的学术组织,其校友资源相较一般高校具有优质性。本研究获得如下结论:校友资源的构件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素息息相关;校友资源的质量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水平密切相关;培育优质校友资源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有效路径。第四部分从影响要素及影响机制两个方面讨论校友资源之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影响,主要包括智力、财富和文化贡献。智力贡献包括作为优秀教师的重要来源和学校改革发展的高级智囊以及影响学校治理的第三方力量;财富贡献包括充盈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进而吸引优秀师生,提升教师水平及生源质量;文化贡献包括卓杰校友对于学校声誉的扩大和在校生的榜样激励。第五部分为国内外研究案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通过“共同体”思维来实现校友资源对其发展的支持。清华大学通过重视校友,培养校友的清华情结来实现校友的感恩反哺,支持和促进母校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第六部分为研究启示。校友资源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有校友智力支持方能满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高水平人才资源需求,有校友捐赠支持方能补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物质资源高消耗,有校友文化支持方能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一流文化品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注意使用校友资源时存在的校友资源认识错位、关注失衡和缺乏有效使用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通过提升校友归属感、培育构建校友一母校共同体、重视校友研究和创新校友工作来重视发展校友资源。

杨燕江^[6]（2018）在《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指出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背负救亡图存和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在边省云南的“教育长征”,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已经跨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其管理模式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其管理模式的成功。本文基于原始档案发掘和相关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借鉴管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阐释了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背景（环境）、要素、关系和特征,探讨了其实践效能、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具体而论,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有其特殊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最大的背景和最重要的环境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的侵略和残暴行径激起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激情,坚信了“南渡”的抱负和信念;云南自“重九起义”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对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产生了特殊影响;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对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环境。与此同时,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间复杂的关系变动,为其管理模式创造了难得的学术自由空间和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在组织架构及资源要素上,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所依寄的组织系统架构包含了最高决策机构常委会和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两个参议机构（分权力机构）,职能部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三大处和独立设置的会计室,教学机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五个学院,还包括各临时专门委员会、研究所等机构。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及教授群体构成的人力资源、办学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所需的财物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形成的时空资源,是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三大资源要素。为保障顺畅运转西南联大对外须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云南地方政府这两对关系,对内则要处理好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联合与合作,以此保障内部组织机构间能构建起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校务委员会主掌行政事务、教授会专注学术事宜、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的运行机制。深入窥探,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综合体,特别在教职员与学生管理上多有创造。统而观之,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呈现出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机构负责人频繁更替带来管理与学术交互等显着特征。另外,制度、人、文化是穿插于整个管理模式间三个不可或缺的显着因子,自治精神对管理硬化的消解则是其独特本质的最直接体现。总体而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基于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和制度,延续并创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管理经验,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该模式在杰出人才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服务地方需求和国防需要、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成就。有鉴于此,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大学仍然具有诸多启示: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同样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朱华杰^[7]（2017）在《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术不端是全球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各国都认识到学术不端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学术风气等方面造成的巨大危害,纷纷加强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工作,维护学术诚信。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来源,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成绩显着。但学术不端行为仍在研究生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既制约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在社会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因此,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防范学术不端,十分必要、刻不容缓。基于此,本文聚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研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对相关概念及关系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我国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实践进程。本章从整体进展和个别探索两个维度,对我国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实践进程进行了梳理。一是立足我国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工作全局,紧密结合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和阶段性特征,探讨了我国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整体进展。二是以武汉大学为例,对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努力与探索进行了具体呈现。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部分,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知行状况调查分析。为进一步摸清研究生学术行为现状,掌握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笔者面向武汉地区七所高校的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的认知与遵守情况、研究生学术不端的原因、研究生对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建议期待等,结合数据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域外借鉴。本章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有效举措进行了梳理,主要分为4个方面: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以生为本,倡导自律;加强教育,重在预防;重在执行,严惩不贷。这些经验可为我国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提供借鉴。第五部分,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基本原则与重点内容。基本原则包括: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课程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处理惩罚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和遵守规范与鼓励创新相结合。重点内容包括:培育学术精神、提升研究能力和强化规范意识。第六部分,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强化策略。本章从基础支撑、合力构建和全程教育等三个维度,探讨了如何更好推进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强调要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大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提供坚实支撑。探讨了从组织力量、制度力量和队伍力量等三方面构建合力,通过入学前教育、入学教育、课程教育、毕业教育和网络教育,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张曙光^[8]（2017）在《大学的“成人”品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无疑就是人的养成。但因学生的心智年龄发展的不同,其在不同的阶段的发展就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大学之前,我们注重对学生的照料与养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向学之心、注重帮助学生在精神与人格上谋求独立、注重知识的掌握和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但进入大学后,大部分学生的心智发展已经成熟,他们需要的是对原理性内容的掌握并将其综合运用,大学因其自身的特殊性,通过从事高深性、精神性的学术研究发展人的智识和培植与他人共处世界的德性形成来彰显大学的“成人”品格。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学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开设适应市场的专业,专业教育的地位得以确立。随着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专业教育逐渐占据大学教育的主导地位,而对人的养成方面的教育逐渐被忽略。具体表现为:大学过分注重市场的需要,脱离了人的价值;大学学科的分离、专业的细化,只重视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忽略了人的整体发展;大学过于重视专业教育,将目的外化,偏离了人自身发展的目的;当前绩效主义的评价机制脱离自由教育,使人不能成为人。大学身处这样一个娱乐化、消费主义的社会中,外受制于市场崇拜与技术发展的影响,内受制于专业主义、职业主义以及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威胁,大学逐步脱离其最初的使命,成为职业训练所。而人是有自我意识的,是发展着的我,是不断超越的我,天然地拥有着美与自由,再加上当今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地掌握单方面知识或技能的人才已不能满足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求,大学教育不仅注重学生“才”的发展与提高,更应注重其“人”的发展,大学更应需要“成人”品格。通过对中西大学“成人”理念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无论是西方大学的以培养自由人为目的的自由教育还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成人之道”,它们都将人的养成当成最重要的目的,注重智识与德性的发展,希望学生能够成为自由人或圣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大学的“成人”品格就是让学生相信自己拥有着无限的向上发展的潜力,无论是在智识上还是在德性上,都有着无限可能性,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为此,大学除了延续使人成为人的理念外,还应将这种理念落实到实处,也即大学应如何“成人”呢?大学的“成人”具体就体现大学的职能上,教学应改变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与技能为主的内容走向发展人的智识;科研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进去,发展其思维能力;社会服务上应“成人”于社会之中;文化传承创新上应“成人”于文明之中;这四种职能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只有它们共同发挥作用才得使大学“成人”得以可能。有了原理上的可能,在具体的管理上,大学应为学生“成人”创造或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大学应充分认识到其自身的独特性,认识到自由与科学是大学的核心概念,为此大学管理需要坚持学术自由和以人为中心的原则,需要有办学理念明确并认为人才是大学主体的观念的校长,需要大学有优良的校风、和谐的人际交往环境、人性化的校园建设环境以及充满活力与激情的课外活动环境,这些都是大学“成人”所必不可缺的。大学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大学要想自身价值得以最大化,就要始终牢记自身的使命,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并要做好,什么是不该做或不应做,大学只有以“成人”为本,才能立定大学之根。

施林淼^[9]（2016）在《“拔尖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四年跟踪调查：南京大学案例》文中指出世界各国对精英人才培养的试验和探索始终未曾停歇。在高等教育层面,发达国家通过分层分类办学,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已经在培养拔尖人才上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相比国际先进水平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实践探索起步较晚。2009年教育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11所国内一流大学开展试点工作。鉴于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发展后劲中的重要地位,“拔尖计划”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五个基础学科开展。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努力使他们成长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2010年,“拔尖计划”入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规划纲要,参加计划的高校也扩展到了 19所。为了深入研究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律,本研究以南京大学为案例,对现行的“拔尖计划”进行适时跟踪调查研究,为完善“拔尖计划”在人才选拔、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等诸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实施环节提供参考。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分析和概括,提炼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特征——高创造力和强批判性思维,进而以此作为评价拔尖学生发展变化情况的核心指标。此外,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找出了影响大学生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前者包括课程的难度与前沿性、课程的顺序结构的合理性、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师生互动等;后者主要有学习动机,又分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这些影响因素成为本研究数据分析框架中主要自变量的设计基础。然后,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编制、修订调查问卷,对南京大学“拔尖计划”实施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并通过跟踪学生大学四年的成长过程,以及在拔尖班与普通班之间进行比较,对各项改革举措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进行了考量,解析其中的影响机制。总体而言,本文采取对学生大学四年纵向跟踪比较的趋势研究（trend analysis）设计,同时采用拔尖班与普通班横向比较的准实验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以南京大学2011级参加“拔尖计划”的大理科、化学、计算机科学三个专业的学生为实验组（简称“拔尖班”）,以同年级未参加“拔尖计划”的部分学生为对照组（简称“普通班”）,对两类班级跟踪调查,比较他们在创造力、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其原因。以2011年入校的学生的第一次测量为基线,之后每年进行1次跟踪测试,直到大四毕业,为期4年,以了解拔尖班和普通班学生在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完整的大学四年发展情况。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的访谈环节作为辅助研究手段,在实验开始和结束两个关键时间点上对拔尖班部分调查对象进行了访谈,以此进一步探讨学生发展变化的真实状况和深层原因,以及挖掘一些问卷内容可能覆盖不到的情况。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以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构成的创造力部分,该量表分为四个维度: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以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构成的批判性思维部分,该量表分为七个维度:求真、开放性、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学习动机部分,包括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两个维度;学生学习经历部分,主要指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方式、课后师生互动、科研参与等情况的评价;学生对学习成效的自我报告部分。对拔尖班和普通班的四年跟踪调查的主要发现为:第一,拔尖班和普通班学生一样,无论在创造力还是批判性思维上进步不大,在方差检验结果上没有达到显着性水平;访谈调查结果也显示:拔尖班学生大一时已经在认知与情意发展上处于一个较高的起点阶段。根据着名心理学家W.G.派瑞提出的一流大学本科生认知与情意发展理论（Perry’s Theory）,我们的大一新生已经超越了该理论中所提到的低年级学生往往所处的“二元论”阶段。然而,虽然起点较高,但后续的发展却并不乐观,从大一到大四,他们在认知和情意发展上并没有实现质的飞跃。第二,无论在创造力还是批判性思维上,拔尖班与普通班学生之间在大学四年的任何一个年级上都没有呈现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差异。第三,相比于普通班而言,拔尖班学生在高年级阶段呈现出最强组与最弱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的趋势。经过四年的培养,在批判性思维的人群结构分布上,拔尖班中最强组和最弱组学生所占比例都在上升,中等学生所占比例降低;而普通班中最强组人数所占比例基本保持稳定,最弱组学生所占比例降低,中等学生所占比例增加。拔尖班最强组与最弱组两组学生在内在动机、对通识课程意义的理解、经历的教师教学态度、课后师生互动、科研参与、教师教学方式上都有显着不同。最强组学生比最弱组学生有更强的内在动机,对通识课程意义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式更加满意,课后师生互动的频率更高,科研参与更多。第四,拔尖班学生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或解释因素）是内在动机（标准回归系数达到0.5-0.6）,其他因素包括通识教育、师生互动、科研参与等,但影响都很小;主要负面影响因素是课程结构和梯度存在问题、师生互动不足。相比于课程等负面影响因素,通常被认为是重要因素的教学方法在拔尖学生这里成为次要因素。研究结果也说明,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开始发挥作用。约75%的拔尖班学生对“拔尖计划”持肯定态度。综合问卷调查、访谈数据和前人研究,本文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就拔尖班整体而言,现行“拔尖计划”的培养方案并未起到预期的明显作用。但是,该模式使得拔尖班学生在高年级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更多的优秀学生涌现出来,而对于这个更优秀的学生群体,“拔尖计划”的有效性得到初步显现。这也说明“拔尖计划”在选拔机制上需要改进。第二,课程是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最大的负面影响因素。课程结构次序不尽合理,课程设置缺乏梯度,缺乏挑战性。这使得拔尖学生的天赋、学习热情得不到释放,分析、综合、评估等高阶思维得不到有效的锻炼,无法获得学业上的长足进步。相比教学方式而言,课程是现阶段改革的当务之急。第三,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对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影响最大,是诸多培养环节与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之间的重要中介,即培养环节的作用通过内在动机发挥作用。如果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追求学术的内在动机,学生的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将会获得较大提升。第四,相比拔尖学生的高期待,优质教师资源仍存在较大缺口。教师目前的投入低于学生的期望值,因此个性化培养难以较好实现。本研究的主要建议包括:第一,课程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在后续的课程改革中,首先,要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为课程改革的主线。其次,将明确、清晰的认知导向的培养目标作为课程改革的起点,帮助教师在课程设计中有章可循,使得学生找准自身定位。再次,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中,注重前后课程之间的连贯性,帮助学生产生知识的联系。并且,要合理设计课程梯度,充分考虑适宜的课程挑战度,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阶段,逐年提高课程教学目标中应用、分析、综合等高层次教育目标的比重,营造合适的学业挑战度。最后,应帮助学生理解现行课程体系设计的逻辑、原则与意义。第二,要构建系统化提升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方案。应当通过学术环境的充分给养来促进学生内在学术兴趣的生成,使学术活动、学术思维、探究发现成为他们一种常态化的学习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第三,需要深入推进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目前通识教育在拔尖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发挥过低,要通过改革相应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真正使拔尖学生理解、重视、内化通识课程的意义,进而明晰自己学习的内在动因,将目光放眼到全人类、全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需要加强科研与教学的融合。通过科教结合,促使更多的科研高水平教师投入到拔尖人才的培养中,满足拔尖学生获得科研体验的高期待。第五,拔尖班学生选拔标准中要重点突出对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考察与评估,并且,应依据学生本身是否具备拔尖创新人才的潜质进行选拔,而不是依据名额的多少来框定学生数量。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深入挖掘拔尖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存在规律,下一步的研究需将除南京大学之外的其他18所大学也纳入调查范围之内,进行大样本系统化分析。同时,后续研究需要将文化影响因素考虑进测量工具的设计,开发充分考虑中国大学生学习行为特点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量表,或者将反映中国学生特点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或调节变量引进模型,进行深入研究。

陆道坤,蒋叶红^[10]（2016）在《从通识教育到一流本科建设——基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文中提出基于通才育成指向,将通识教育科学地融入本科教育,是成就西南联大一流本科美名的重要因素。通识教育思想指导下,学校通过具有"大类培养"性质的院系设置、良好的通识教学氛围营造和通（识）（渗）透的课程体系设计与实施,系统而高效地推进了通识教育活动的开展。于今后的通识教育而言,西南联大的经验和智慧中,以下几点更具有价值:将通识教育与本科教育无缝对接,构建通识教育的基本逻辑;基于"系统"思维,推动通识教育的设计与实施;依托通识教育宣导教育制度和激励制度建设,建设一支高"通识"素养的教师队伍。

二、杨振宁:清华本科生水平超哈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杨振宁:清华本科生水平超哈佛（论文提纲范文）

（1）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T大学数理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高校权力制约及其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大学的“成人”品格（论文提纲范文）

（9）“拔尖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四年跟踪调查：南京大学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从通识教育到一流本科建设——基于西南联大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杨振宁:清华本科生水平超哈佛（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D]. 张玉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2]T大学数理基础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研究[D]. 陈昌婷.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3]我国高校权力制约及其法律机制研究[D]. 白立士.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4]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D]. 罗发龙. 暨南大学, 2018(06)
• [5]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关系研究[D]. 何志伟. 浙江师范大学, 2018(01)
• [6]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D]. 杨燕江. 云南大学, 2018(09)
• [7]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研究[D]. 朱华杰. 武汉大学, 2017(06)
• [8]大学的“成人”品格[D]. 张曙光.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9]“拔尖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四年跟踪调查：南京大学案例[D]. 施林淼. 南京大学, 2016(05)
• [10]从通识教育到一流本科建设——基于西南联大的研究[J]. 陆道坤,蒋叶红. 大学教育科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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