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宣传不宜“三突出”

一、政绩宣传不宜“三突出”（论文文献综述）

张江华^[1]（2021）在《初中历史乡土教材的研究与开发 ——以河北赞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推广和深入,国家三级课程目标日趋完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越来越一体化,多样化。在国家课程的宏观标准下,越来越多的地方课程资源逐渐被研究并开发出来,不仅符合了中小学生的认知结构特征,也及时补充了国家课程的不足。而地方乡土史作为初中历史教育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分割的。乡土资源是学生身边的资源,也是学生容易接受的资源。赞皇县的历史悠久,为历史教师运用乡土史教学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为初中历史教学增添了活力,也有利于推动历史课程改革。乡土史教学应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来建构课程内容,合理利用乡土教材,多途径地提高初中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爱乡的热情,并进一步增强教师对乡土史课程的研究和开发,提高乡土史教学的实用性。全国各地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根据本地区的情况纷纷编写乡土历史教材。但由于地区的差异性,乡土历史教材编写情况并不平衡。有的省市已经编写出了具有乡土特色的教材,并且已经运用到了教学实践中,而偏远地区的赞皇县在实际教学中,还没有开发出适合本地中学生使用的乡土历史教材。针对这一情况,本文重点研究如何编写符合新课标理念的适合中学生使用的乡土历史教材,并尝试编写适用于赞皇地区中学历史教学的乡土历史教材——《赞皇荣耀》。期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尽快组织人员编写适用于赞皇县的乡土历史教材,来更好的开展乡土历史教学。

高云亮^[2]（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宋家本^[3]（2019）在《党内法规执行过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内法规是法的新成员,是党内制度的高级形态,是全党意志的集中体现。实现依法治国,首先必须依规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严格执行党内法规。从哲学角度讲,执行党内法规是一个过程。依规制定颁布党内法规,是党内法规执行过程的源头,处理好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关系,解决好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是党内法规执行过程的重心,惩治预防腐败、净化政治生态、增强执政能力是目的。本文从基本理论入手,介绍党内法规的内涵、价值与作用、效力与执行力,说明从应然效力到实然效力是一个过程。接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方法,论述执行过程中的认识与实践问题,阐述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如号召力减弱、利益冲突、矛盾叠加等,寻找产生这些复杂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为了阐述党内法规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原因及路径,论文在介绍党内法规研究现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接着介绍了党内法规执行过程的历史考察与经验总结,同时分析了作为一个先进政党,在执行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与实践,而结果仍然令人很不满意。原因在哪?就是因为执行过程的复杂性。经济社会越发展,问题会越来越复杂。所以,本文力求从问题入手,用系统论的观点,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阐述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必须处理好的几种关系,并强调,要实行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有效结合,必须提高群众工作本领,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下面分章介绍:绪论,论文的引言。从政党知识入手,介绍研究的意义。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要素。政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世界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重视自身建设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法规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讨论党内法规建设,尤其是党内法规执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是党内法规的基本理论。首先介绍党内法规的理论渊源、内涵、特征、价值作用,其次,介绍党内法规的效力与实效,再次,用哲学分析法,介绍过程理论。第二章是党内法规的历史考察、执行制度与经验总结。对党内法规的执行历史,分段介绍。在此基础上,阐述有代表性的制度,并进行经验总结,用复杂性理论,分析执行过程的社会号召力减弱、利益冲突与矛盾叠加问题。第三章是执行过程的重要性及其关系问题。在这一章首先介绍党内法规执行及其作用。党内法规执行,能提高党的执政本领,维护党的执政权威,能推动全面依法治理。接着介绍了党内法规价值的实现,包括程序、实体内容以及立法精神的实现。还介绍了党内法规清理审查备案的重要性以及几种重要关系对于执行过程的重要作用。在执行过程中,有三个关系较重要,直接影响党内法规的执行。这些关系分别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依规治党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以及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必须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搞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二是依规全面从严治党,三是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提高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第四章是执行过程问题。党内法规执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按腐败严重程度,即利益冲突后果来划分,执行“黑洞”、执行不力问题。为了强调文章的逻辑联系,由上一章的矛盾叠加,引出执行“黑洞”的概念,在这一章先介绍执行“黑洞”的表现及特征,如利益输送、吏治黑洞、直接侵吞。其次是执行不力问题,主要表现:执行意识不强、执行责任不明、执行结果不符、执行奖惩不严、组织政治功能不佳。第五章是产生执行过程问题的原因。分两个层次,对应介绍产生的原因。产生执行腐败,即执行“黑洞”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弱化、党性退化以及权力异化。产生执行不力问题的根源在于四方面,一是党内法规自身,二是腐朽文化的影响,三是政治建设滞后,四是责任追究流于形式。第六章解决执行过程问题路径选择,先介绍屏蔽执行“黑洞”的路径: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坚持权力运行约束不动摇。然后介绍解决执行不力问题的路径是,完善党内法规,培养执行文化、净化执行环境,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执行能力。结束语是论文的总结,既对全文内容进行概述,又对党内法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思考,着重介绍论文力求突破的地方,是要使党内法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建议建立党内公开诉讼制度,如设立违纪处理法庭,实行党内监督阳光作业。论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过程论为基础,结合复杂性理论,结合党内法规执行的历史经验,结合党内法规文献,结合党内法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运用哲学分析法,按照提出建议、理论溯源、实践论证的思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执行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黄鹏^[4]（2019）在《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了高速增长。同时,财政基本与经济的高增速相适应,发育出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汲取体系。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维系财政支出的持续扩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国有效地应对了多次国家治理上的挑战。然而,中国财政的转折点已经到来,财政富裕的黄金时代渐渐逝去,悄然从“不差钱”转向了“差钱”,收支缺口逐渐扩大。并且,在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成为常态后,多年来阔绰的财政收支吞吐,固化为一种支出刚性,盘踞成形,难以回缩。正如中国古语所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何实现预算的中长期平衡,成为新时期考验国家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命题。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是我国预算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它也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有必要对其内在机理、要素构成、制度运行条件作仔细研究。同时,中国有着不同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国情条件,这意味着不可照搬他国经验,“衣有款型”,尚需“量体裁衣”,即便是借鉴他国的优秀制度,也仍需考察本国国情。在某种程度上,本文是在就跨年度预算之“衣”,“量”中国国情之“体”。而这一“体”便是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政治体制、历史文化、财政体制、人口结构、地区差异等因素。基于这样的思考线索,本文进行了以下研究:第一,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相关理论阐释。本文从预算的定义与职能出发,重新检视及回答了“预算是什么?预算要干什么?”的问题,并基于当代预算的主要特征提出,现代意义的预算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监督政府的途径,而“预算平衡”则是社会处于“良治”的重要标志。进而,对预算平衡加以探析,认为现代预算平衡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刻画:“政府与市场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以及“在某一时间跨期上的平衡”。这三个平衡维度之综合可谓之为“跨年度预算平衡”。预算平衡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主题,本文选择从政府主体、预算行为、制度产权成本三个角度作理论铺陈,它们从不同角度与预算平衡产生联系,事实上是从预算管理主体、预算活动特征、预算的制度交易属性这三个视角分析了预算运行的结果,有助于我们认识预算平衡,并为建构跨年度预算提供有益的见解。第二,跨年度预算平衡一般性框架的构建与国际经验分析。本文参考了世界银行的中期预算框架,设计了一个由三大要素组成的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一般性框架。其一、基本要素设计。主要是对跨年度预算基本形态的设计,勾勒出了跨年度预算平衡的基本原则、改革目标、覆盖范围、架构体系以及滚动模式的基本形态。其二、技术要素设计。是对跨年度预算平衡框架在技术上的安排,本文在技术要素设计主要从下五方面展开介绍:支出管理、收入管理、债务管理、预算的稳定管理、预算预测。其三、组织要素设计。组织要素设计就是分析制度改革推行的环境下,各行动主体的角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一般性框架的理论建构下,本文还在发达国家、转型与发展中国家中,选取介绍七个国家跨年度预算改革或施行的情况,并提炼出四项经验启示:一是各国应当灵活调适跨年预算方法,不可生搬硬套;二是重视法律架构规范作用,法律在制度变革初期能够有效地约束各方,朝着共同的改革方向前进;三是预算平衡本身是财政稳健与谨慎的表现,因此,在预算编制前期的预测中要做到准确、审慎;四是跨年度预算平衡是一整套综合、复杂的框架体系,其建成非一日之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要接纳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在方式、方法上的摸索,容许其渐进成长。第三,梳理中国预算平衡管理的历史变迁。这部分内容主要从预算平衡管理的角度截取了自建国以来,中国预算平衡管理历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与文本,并试图抽取出其中预算平衡管理的阶段性线索。本文将中国的预算平衡管理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各阶段重要事件、文本及其意义在各节中加以分析梳理。最后,总结建国来整个预算平衡管理的演进规律:一、我国的预算平衡管理改革历程,体现出了中央主导下中央与地方上下制衡的特色;二、预算改革从渐进积累转为综合加速,预算平衡管理体系日渐复杂与成熟;三、随着公共财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各主体权利意识的生成,预算主体权利观念也日渐形成发展,并促进了预算平衡朝着更多元的层面发展,而非单一的整体性平衡;四、财政风险演化及应对是推动中国迈向跨年预算平衡管理重要因素。第四,对我国预算平衡水平分两部分作实证研究。第一部分是实证研究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本文使用跨期预算约束模型检验了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状态,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财政是可持续的。然而,通过动态分析30年、25年、20年以及15年的时间移动跨期发现,我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在走弱,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的财政可持续在变弱。这或许也多数人的观感不一致,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量在逐渐增大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也同样增加,包括最近两次较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对接问题,都可从不同层面解释中国财政在可持续性在走弱的推断。第二部分预算余额的分析,将我国的预算余额分解为周期性预算余额与结构性预算余额两部分,结合了预算余额与我国的经济周期变化,提取出其中的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这两部分因素都对预算余额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而结构性因素则更为显着,由于财政收支政策的时滞效应,预算赤字仍可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为有效控制预算余额,保持财政可持续,应当注意分析当前财政政策的中远期效果。第五,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跨年预算平衡机制具体构建思路。本部分从六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在如何由年度预算迈向跨年度预算。首先是从政府职能的履行的角度来讨论预算平衡管理,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垂直关系两个角度探视其职能履行及其对预算产生的影响,这一节可视为预算平衡的基础性环节。第二节是提出有效地管理财政支出以促进预算平衡,而在这一管理上,则可从支出总额控制、支出结构优化、项目报批统筹、或有负债管理以及绩效管理五个方面实现所谓支出的管理。与支出管理相对应,第三节从财政收入方面提供讨论其与预算平衡相关的若干管理范畴,它们分别是收入规模、收入预算管理、合理统筹利用存量现金、地方主体税种培育等。第四节讨论的是预算稳定性,它构成了对预算平衡最为直接的管理。第五节则是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这一紧迫现实提出对策建议,分别从常规制度建设、存量债务偿还、增量债务约束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节是跨年度预算编制实施,分别从组织内构架、编制流程以及增加预算约束三方面提出建议。

宋镠洋^[5]（2018）在《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奉献”一词源于古达祭祀文化,是生者对死者表达哀思、怀念的方式,也是告慰死者灵魂,防止死者灵魂回到人间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奉献”一词的含义不断演变,逐渐失去了它原本的内涵,转变成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志愿行为。“奉献精神”是“奉献”的升华,它把“奉献”作为一种稳定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固定下来,使其成为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是党内先进分子的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力量,是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全面小康的领头羊。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反映,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高尚的行政道德,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职业道德的核心要素。在新时期背景下,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将存在,并且会深刻地影响党员领导干部的价值观、事业观和政绩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多数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具有奉献精神,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在自己的岗位上鞠躬尽瘁、秉公用权、艰苦奋斗,为党、国家和人民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然而,还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权力、地位和金钱的诱惑下丧失了党性和立场,忘记了权力的来源,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所欲为,只知索取而不谈奉献,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本文选取了若干个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分析,从理论上阐释了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相关问题。本文由绪论和五章内容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综述了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点。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贯穿在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奉献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章概述了新时期背景下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总体情况,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了党员领导干部群体的特征。党员领导干部是领导干部群体中由共产党员来担任领导职务的群体,他们是共产党员队伍中的先进分子,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第二部分指出,“奉献精神”是个体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而自觉自愿地牺牲自身利益的高尚品质,反映了个体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种高尚的人生价值追求。本部分还论述了奉献精神的广泛存在性以及它的时代价值。第三部分阐述了“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概念界定。“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内涵是指党员领导干部群体为了实现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自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不求回报的高尚品格,反映了党员领导干部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和事业观。它的实质是政治道德、职业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是党员领导干部高尚的人生价值追求。在新时期背景下,党员领导干部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员领导干部需要以奉献精神来扞卫自己的精神家园,用奉献精神引导和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第二章梳理了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行政道德三个部分汲取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规范,提出了公仆理论。公仆理论认为,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是社会公仆的唯一宗旨和职责,这是由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列宁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干部道德的思想理论、坚持巴黎公社公仆道德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也有很多论述包含了奉献精神的因素。毛泽东同志的老三篇体现出了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风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要注重发扬共产主义道德;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胡锦涛同志强调了党员领导干部树立群众观和权力观,不断加强道德修养;习近平同志更是加强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第三章探讨了新时期发扬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必要性。在新时期背景下,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面临着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变化的影响。当前,世界形势是复杂的、严峻的。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的背景下,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对工作要有强烈的责任和担当。另外,西方发达国家从未放弃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中,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道德境界,它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正在实行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之中,许多旧事物、旧思想正在逐渐消失,许多新事物、新思想在不断形成。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世界,也影响了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党员领导干部是我们党执政的骨干,也是管党治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最新数据表明,我国的党员人数已达到8944.7万人,党员人数的增多带来了许多党情的新变化,同时也影响了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弘扬。新时期的人民群众和过去的人民群众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也不同于以往的人民群众,他们对我党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同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第四章分析了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现状并探讨了其原因,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表现。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他们遇事冲在最前面,面对问题敢于担当。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表现在:坚持执政为民,当好人民公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敬业守德,公正用权。第二部分指出党员领导干部缺乏奉献精神的表现。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同时,还有部分不合格党员领导干部的存在。这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差、道德水平低、缺乏奉献精神,侵害了党的肌体,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党员领导干部缺乏奉献精神主要表现在:权力观扭曲,角色错位;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放松警惕,丧失底线;官僚主义作风残存。第三部分分析了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缺乏奉献精神。党员领导干部缺失奉献精神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原因,也有外界因素的影响。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党员领导干部缺失奉献精神最根本的因素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取向发生了变化,丧失了理想信念,而外界环境的影响和体制的不健全是造成党员领导干部缺失奉献精神的外部因素。第五章提出了培育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策略。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身道德素质有待提高;二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存在漏洞。根据这两点原因可知,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培育需要健全的体制机制的保障,也需要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要结合“硬约束”和“软约束”两个方面进行。因此,一方面,要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健全制度和体制,保障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生存的土壤,惩罚违背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的不良行为。本章提出了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思想道德教育、健全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机制三个方面来培育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

吴慧鋆^[6]（2018）在《近代楚辞学研究》文中指出近代楚辞学主要以道光至五四前后的楚辞学者、专着、专论为研究对象,属于断代史、专题史研究。本论题以近代着述为纲,以学者、论点为纬,以近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演变为背景,采用文本研读和文献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勾勒近代楚辞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及成因,分析其总体特色、成就地位与历史局限,考察近代楚辞研究对楚辞学史的推动与影响。为叙述方便,将近代楚辞着述分为七类,每类先概述总貌,后选取代表性学者进行个案研究。名物训诂、史实考证类楚辞着述体现了乾嘉汉学的余绪。此类着述坚守传统朴学的治学宗旨与研究方法,着力于名物训诂、校雠文字与楚辞作品的内部、外部考证。俞樾《读楚辞》《楚辞人名考》用因声求义、通古释今、因形求义等方法训诂并考证楚辞人名。孙诒让《札迻》卷十二《楚辞王逸注》用寻文究义、引证古籍法等训诂字词,分析楚辞异文。王树枏《离骚注》广引书证,训诂楚辞名物、进行字词阐释。审定音韵、考释方言类楚辞着述一方面延续古音理论,另一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主要包括直接注音、分析韵式、考察方言等。朱骏声《离骚赋补注》运用古音理论对《离骚》注音与句式归纳,对双声叠韵等连绵词进行补说。徐昂《楚辞音》研究间隔协韵、声韵隔协、声韵远协等3种韵式。李翘《屈宋方言考》从方言角度阐释楚辞音义,溯及方言源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分别段落、阐释义理类楚辞着述从篇章结构入手,注重把握作品微意与诗人情感。颜锡名《屈骚求志》分《离骚》为五大节三十一小节,把握楚辞结构,考订楚辞篇目次第,用“以意逆志”法突出屈原的忠君之情与强邦之才。傅熊湘《离骚章义》分《离骚》为九章二十二节,驳斥以其他学说附会楚辞的做法,力求“纲举目张、词旨明豁”。毕大琛《离骚九歌释》将《离骚》分为十四节,通过创作背景与创作主旨的分析,探求屈子之志。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分全文为十七段,分析“求女”意象与次数,“宓妃”、“退修初服”所代表的意象。诗话、词话中的楚辞评论重在发掘楚辞的“慷慨悲歌”之气与艺术特质,主要包括《楚辞》与《诗经》的关系、文体辨析、艺术手法、文学影响等。方东树《昭昧詹言》探索楚辞产生的文化历史原因,将其纳入儒家诗教范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沉郁说”提倡“词为尊体”,以诗骚为标准评判历代词作。刘熙载《艺概》辨析楚辞文体,分析语言、句式、结构、意境等方面的特色。“公羊”学派影响下的楚辞着述体现了“经世”与“疑古”思潮,虽有纠枉过正之弊,却是近代楚辞研究方法变革的前奏。曹耀湘《读骚论世》考订屈子生平与创作顺序,用“知人论世”法分析《天问》创作主旨,大量比附历史史实。王闿运《楚辞释》以“六经注我”法解读楚辞创作背景、创作主旨,突出屈原的政治作用,寄予自己的军事政治理想。廖平用“六变”理论附会楚辞,渗透尊经尊孔之论,否定屈原对楚辞作品的归属权。综合融通类着述既有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训诂考据,又有以宋学为特征的义理阐发,亦涉及关乎文学理论的品评分析。郭焯莹的《读骚大例》提出“意由声音证入”等读骚六例,涵盖考证、训诂、音韵、校勘、义理、语法等。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长,既注音训诂,又对楚国史实进行比附。郑知同《楚辞考辨》对楚辞相关内容的考证兼及对楚辞艺术手法的辨析,在训诂与文学评论之间寻求汇通。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楚辞着述以开放心态接受西学,把现代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体现楚辞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转型。梁启超考证作品篇目与编纂过程,分析楚辞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考察屈原思想渊源与主要行历,肯定屈原“独立不迁”的斗争精神。王国维进一步发展梁启超、节的“文分南北”论,将屈原的斗争精神概括为“欧穆亚”精神,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天问》中的相关人名与史实。刘师培确立“宗骚”的文学研究视角,援引西方文学地理论阐释楚辞,立足传统考订楚辞异文。综上,近代楚辞学历经继承传统、全面总结,革故鼎新、求新求变,援引西学、别开瑰境3个阶段,实现了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真正革新,完成了楚辞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颖^[7]（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周畅^[8]（2017）在《“大跃进”时期少年儿童形象的建构 ——基于对《人民画报》图像的视觉语法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大跃进”时期《人民画报》中少年儿童议题下的图像,将问题聚焦在“大跃进”时期的少年儿童形象之建构上,采用视觉语法的分析框架和话语分析的方法,以期探究“大跃进”时期《人民画报》如何塑造以及塑造了怎样的少年儿童形象,这种少年儿童形象是如何服务于“大跃进”期间的政治需求的。绪论部分,首先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和研究问题;然后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即“大跃进”时期《人民画报》中少年儿童议题下的图像。第一章综述本研究采用的研究理论,并对现有的有关“大跃进”报道、“大跃进”图像、《人民画报》图像及少年儿童形象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在肯定了本研究的可行性和创新性之后,展开全文的论述。第二章具体阐述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是在前人视觉语法理论的基础上,经过整合以及修正得到的、用于分析“大跃进”时期《人民画报》少年儿童议题下摄影图像的创新性框架,并对框架内容和阐释维度做了详细说明。在本章还确定了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话语分析为主,定量内容分析为辅。第三章中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大跃进”时期《人民画报》少年儿童议题及其中的图像进行了统计,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四种典型少年儿童的形象。第四章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四种少年儿童形象,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在视觉语法框架下,做了个案分析。最终得出“大跃进”时期《人民画报》建构少年儿童形象的模式,以及此建构模式如何服务于“大跃进”时期的政治需求。在结论部分,关照文章开头提出的研究问题,在对《人民画报》图像进行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基础上,结合史料、相关政治传播、社会学理论,分别对“大跃进”时期《人民画报》建构出的少年儿童形象的特征、这些特征如何服务于“大跃进”时期的政治需求以及形成固定形象塑造模式和形象特征的深层次原因做了探讨。

顾磊^[9]（2017）在《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与治理 ——以兰州市和成都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飞速推进,中国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呈现出了一系列变化:如信息流动的加速、新兴产业的出现、文化的融合、城市空间的重构、地域之间的联系多样化等等。与此同时,中国城市与水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巨大的转折,这种转变发生在各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为了探索城市与水之间的复杂关系,本研究融合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基于“整体论”视野,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并遵循“概念建构-理论梳理与构架-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治理”的研究脉络,采用长时间的参与观察法与实地访谈法所获得的大量原始资料与文献所获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与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明确了城市涉水景观的概念与分类;第二章首先在对相关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按阶段分析了中国城市涉水景观转型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城市政体,探析了转型中资本的循环与累积,以及行动者网络中多元化的参与角色及其联盟,最后尝试构建了转型的“水-社会之循环网”模式。第三到第四章,以兰州与成都为案例,综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方法,通过多案例研究法分别研究了各自城市水体及其水岸景观转型、城市水设施景观转型、城市水文化景观转型。第五章在对兰州与成都案例深度透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治理模式。第六章是结论和展望部分。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对“水景观”一词的深度梳理和剖析,提出了对城市涉水景观内涵的新认识,即这个概念兼具“视觉性”、“地方性”、“实体性”、“文化性”、“政治性”等综合特质。在此基础上,将城市涉水景观分为三个层次:城市水体及其水岸景观、城市水设施景观和城市水文化景观。（2）中国城市水景转型过程具有复杂性特征,呈现出合作性与冲突性、全球化与地方性、路径依赖与不确定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混合特质。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在受到宏观结构力量驱动的同时,近几年一些个体与组织的微观行动在某些领域也能发挥显着的作用,同时一些偶然性、地方性与冲突性事件亦间接推进了城市水景的转型。城市之间也存在差异,如兰州市城市涉水景观中的商业性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成都市除了商业性以外,还同时趋于公益性。（3）水体及其水岸景观、水设施景观、水文化景观这三类城市水景的转型过程不尽相同,在构成了自身“水-社会之循环网”同时,这几类景观网络彼此也互有交叉融为整体的网络。水体及其水岸景观转型与城市更新、房地产开发关系紧密,兼具公益性和商业性,投资建设与管理由单一的行政逻辑逐渐转为政企合作逻辑。城市设施景观大多为公益性工程,随科技进步和政府投入的驱动而增长,政企合作逐渐开展,部分设施也会间接促进房地产的发展。城市水文化景观从以前政府主导走向了多种形式并存,其中部分因地产或旅游开发趋于商业化,也有因民间社团的加入走向公益化道路。（4）中国城市水景转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工业化和初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设施建设保障工业与城市的安全与繁荣,却疏远了人水关系,水体遭到填埋或污染,水文化开始没落;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发展,水体污染与填埋加剧。另外,一些河流整治工程开始修复河流与河岸,逐渐改变了城市水景的面貌。三是改革开放深化期——1990年代末期至今,城市化发展加速,水设施建设加快,水域填埋与人工湿地建设并存,部分设施与复兴的水文化景观促进了房地产的兴起、绅士化进程以及新经济的转型。此外,部分城市涉水景观还出现了公益化的趋势,以及2012年开始在国家生态文明政策倡导下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并重的新发展态势。（5）中国城市涉水景观治理的特征发生了转变,即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政府为主的动员、投资与管理,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引领下的政企合作、官民合作、乃至多层级合作的新模式。目前,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治理模式实际上处于传统“指令式”和“协作式”治理模式之间的混合状态。此外,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治理策略上应更要注重地方性、偶然性、可持续性、冲突性与兼容性,以促进多方共赢的局面,迈向多元目标与多元价值包容发展。

姜雅静^[10]（2016）在《中囯共产党执政成本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党的执政地位巩固的源泉。党执政的合法性归根到底在于其政绩和民众的支持率。但党执政的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关注合法性,尤其要关注执政成本这一重要因素,因为它事关国家和一个执政党的兴衰和成败。“一种理性的执政形态,除了具有法治执政、集约执政、廉洁执政、人本执政这些内涵外,还必须具有重绩效产出的“成本执政”的品质,实现执政低成本与高绩效之间的统一。”（1）我们对此可以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和进步的程度与否要把执政成本作为重要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降低执政成本既是中国共产党适应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内在需要。进入社会转型期,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党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好的重大课题,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回答党的执政成本是什么、党的执政成本为什么会升高、如何在社会转型期降低党的执政成本三个基本问题。在系统梳理党的执政成本思想,并总结国外政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释执政成本的内涵和构成要素,挖掘执政成本的理论价值,全面分析我党在降低执政成本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正确认识执政成本升高的体制、观念、组织和干部素质等方面原因,提出新时期降低执政成本的相应对策。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重点阐释了与执政成本相关的几种主要理论。在阐发执政成本科学内涵和分类基础上,对执政成本与行政成本、执政资源和执政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厘清,阐释了执政成本在执政党整个执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章系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如何理解执政成本及其如何展开具体实践。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代领导人关于对党的执政成本的重要理解进行归纳,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进一步揭示执政党建设蕴含的规律性。第三章总结概括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重点分析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兴衰过程中在执政成本方面的教训与经验及其它政党的共性对我党的启示。第四章深入剖析了影响执政成本升高的因素,包括合理性因素,并结合我党发展实际,探讨观念性因素、体制性因素、组织和干部素质因素如何对执政成本升高产生影响。第五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降低成本应采取的具体对策。在强化执政成本意识基础上,教育并启发民众,加强其对执政党的支持与认同,进一步健全党的执政方式,完善评估机制,具体包括巩固和扩充党的执政资源、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树立执政党的良好形象、遏制党内的权力腐败,使党的执政方式进一步完善,执政成本评估机制更加科学优化,从而达到执政成本不断降低以及执政效率不断提高的目的。

二、政绩宣传不宜“三突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绩宣传不宜“三突出”（论文提纲范文）

（1）初中历史乡土教材的研究与开发 ——以河北赞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党内法规执行过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楚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大跃进”时期少年儿童形象的建构 ——基于对《人民画报》图像的视觉语法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与治理 ——以兰州市和成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囯共产党执政成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政绩宣传不宜“三突出”（论文参考文献）

• [1]初中历史乡土教材的研究与开发 ——以河北赞皇为例[D]. 张江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2]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3]党内法规执行过程问题研究[D]. 宋家本.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D]. 黄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奉献精神研究[D]. 宋镠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8(12)
• [6]近代楚辞学研究[D]. 吴慧鋆. 苏州大学, 2018(12)
• [7]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8]“大跃进”时期少年儿童形象的建构 ——基于对《人民画报》图像的视觉语法分析[D]. 周畅. 南京大学, 2017(05)
• [9]中国城市涉水景观的转型与治理 ——以兰州市和成都市为例[D]. 顾磊. 兰州大学, 2017(03)
• [10]中囯共产党执政成本问题研究[D]. 姜雅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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