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宏观经济应把握的基点（论文文献综述）
冯俏彬,张德勇,林江,李华,阮静[1]（2021）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十四五”开局之年做什么？ 怎么做？》文中指出背景材料: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即将完成。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黄丽君[2]（2020）在《司法与行政二元体系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重构》文中认为现代专利制度是围绕权利要求构建的制度,等同原则在权利要求字面含义的基础上扩张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我国司法程序中广泛适用的等同原则,通常被定位于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平衡,为权利人提供公平保护,但这一定位不能维护中国在当前国际专利体系下的国家利益,中国应该根据国家利益之需要,系统性地重构等同原则。等同原则虽然仅在司法程序中适用,但行政审查程序作为专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对专利法具体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对司法适用等同原则影响深远,且等同原则的适用,同样会影响行政审查时投入资源的效率,进而影响中国专利制度的整体效率。此外,司法程序中适用的等同原则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正确定位中国专利制度在目前阶段能够发挥的功能,是理顺行政审查与等同原则的之间的潜在关系,化解等同原则适用困境的前提。文章围绕该主题,分五章进行论述。中国的等同原则受美国影响甚巨。第一章围绕中美两国等同原则的产生和发展,对等同原则进行简要介绍,论述了美国反垄断法对等同原则现代定位的塑造,以及美国现代等同原则的发展趋势。美国国内的等同原则整体处于收缩状态,且对等同原则的关注,已经从为权利人提供实质公平保护,演变为维护富有活力的市场竞争机制。第一章还简要回顾了中国等同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重点论述了中国的等同原则依然深受为权利人提供实质公平保护的价值观念影响,向权利人的利益倾斜明显。权利要求诞生于行政程序,行政审查的主体、思维、对具体条款标准的把握等均会对权利要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后续等同的适用,第二章围绕等同原则的适用对行政审查中的优先权审查、修改超范围审查、三性审查、清楚条款的审查、功能性技术特征的审查与后续等同原则适用之间的关联关系展开。论证了等同原则目前的适用状态,使得中国专利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之间的摩擦进一步加深,使得中国专利制度的制度效率降低。第三章围绕司法程序适用等同原则的困境展开论述,具体为等同原则构成要件之间的矛盾性,且与中国经济技术现状不相匹配。等同原则本身即具备强化专利权的特征,使得这一问题更为突出的是,等同侵权在中国的专利诉讼架构中被作为判决的理由,而非诉讼请求,这使得权利人从证据义务中解脱,获得了本不该获得的程序利益,进一步强化了专利权,有碍公平竞争。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等同原则的适用,使得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摩擦进一步加深,表面看来是具体规则层面的隔阂,实质是指引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价值观并未统一。第四章围绕中国当前专利制度和等同原则的应然定位展开讨论,提出中国当前专利制度应定位于技术导流通道,在此背景下,等同原则应以国家利益为价值指引,定位于技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尤其是美国）、权利人的利益、创新竞争机制的培育和维护之三元利益平衡。等同原则的功能发挥需要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合力向前,程序间的隔阂和摩擦应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予以解决,因此,等同原则的重构是司法、行政、立法三位一体的重构。第五章的主要任务是提出解决路径:司法程序的重构重点在于等同原则构成要件的重构和诉讼程序的重构;行政程序可以为等同原则的重构提供助力,具体为提高行政授权标准,让更多导入中国国内的技术信息停留在公共知识层面;最后,立法应加强对处于行政闭环内的《专利审查指南》的备案审查,建立制度层面的司法权威。
龙俊鹏[3]（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表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龙小燕[4]（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刘同洲[5]（2019）在《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导向的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税制日益优化,税率级次不断简并,抵扣链条逐渐完善;企业所得税税制日趋完善,税收优惠力度不断加大。然而,税改后的减税效应似乎未被充分认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企业“税负痛感”在近年来集中凸显,企业投资呈现“断崖式下滑”、“脱实向虚”、“国际性转移”的趋势。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税费负担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核心问题聚焦于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的测度,以及导致企业“税负感”加重的原因判定。基于此背景,相关学者提出税收“无谓损失”效应,为企业“税负感”加重与企业投资“断崖式下滑”、“脱实向虚”、“国际性转移”关联性给予理论诠释,认定高税负挤占了企业净利润,进而抑制了企业投资,引发了税收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税收负担问题的大讨论。是何原因导致制造业税负痛感近年来集中凸显?究竟是减税政策出了偏颇,还是制造业自身出了问题?税负因素是否为企业投资“断崖式下滑”、“脱实向虚”、“国际性转移”的主导因素,上述问题的逻辑起源都要从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入手,而这也是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点、重点与难点。毋庸讳言,税费负担与投资的关系是税收学与金融学交叉领域的核心议题,是提升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尤其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基本理论、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有助于我国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我国税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以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研究了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本文以“一条主线,二种状态”来阐述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其中,“一条主线”是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传导机理线,即税费负担→投资收益→投资决策。“两种状态”是围绕该主线的静态和动态的机理分析,静态机理仅涉及税费负担这单一投资成本因素的分析;动态机理为涉及税费负担、现金流、融资约束等多投资成本因素的一般均衡分析。即基于综合税费负担视域下的企业投资行为选择,在Laeven（2003）1的企业投资分析框架基础上,运用动态投资欧拉方程方程,分析投资收益最大化时企业最优投资决策。本文研究结果概括如下:从税负视域而言,我国企业税收负担并不算重,主要是费用负担较重。总体而言,2016年我国宏观税负（中口径）为25.69%,其中社保费费负为6.80%,增值税税负为7.13%,企业所得税税负为3.91%;制造业而言,2016年制造业综合税负为5.86%,其中国营企业综合税负率为4.2%,民营企业为8.8%,民营企业综合税负显着高于国营企业,并不存在“死亡税率”;从投资视域而言,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实业投资下滑,金融投资上升,两者变化趋势恰好相反。就税负与企业投资的关联性而言,总体视域与制造业视域下都有显着相关性,而中美税负差异视域下没有显着相关性。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静态机理与动态机理实证研究表明:其一,投资收益是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而税费负担是一个该循环路径的外生冲击,当税费负担率改变时,该循环也发生改变;其二,企业投资行为选择并非只受该行为所涉及税种税项的影响,任何税种的实施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是系统内部相互影响的过程。即综合税负率并非只影响企业实业投资,也影响金融投资;同理,所得税税负率也亦然;其三,综合税负率的降低会加强资本选择金融投资的倾向。综合税负率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高于实业投资行为。当企业综合税负率降低时,对金融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激励效应要高于实业投资行为,这会增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进行金融投资的偏好,可能会加剧企业投资行为的“脱实向虚”。其四,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是激励投资“脱虚向实”的最优路径。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对企业实业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高于金融投资行为。当企业所得税税负率降低时,对实业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激励效应要高于金融投资行为。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对实业投资行为的激励效应大于金融投资行为,有利于资本流入实体经济市场,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现阶段企业投资行为的“脱实向虚”;同时也应看到,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对金融投资偏弱的激励效应的非正常性,即反映出现有所得税政策针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并未起到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相当部分的金融投资收益可能并未纳入应纳税所得额,产生税收流失,弱化了其作为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用,这与企业金融投资涉及的资本利得问题尚有政策缺陷有关。其五,现金流与净资产收益率是导致企业“脱实向虚”与“民间投资下滑”的主因。现金流对企业实业投资行为与金融投资行为的正向激励效用远大于税负（综合税负或企业所得税税负）对其的负向抑制效用。即企业即使有充裕的现金流,也不投向实业领域,而是选择投向金融领域,该行为特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兼具有之,但民营企业更为显着;此外,就净资产收益率而言,无论是何种税负视域下,其对企业金融投资的正向影响远大于企业实业投资,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金融投资的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实业投资的客观现实,故而可诠释民营企业放弃实业投资而转向金融投资的“脱实向虚”的投资行为。在“民间投资下滑”问题上,在所得税税负视域下,现金流对民营企业实业投资的影响度大于其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度。同时,在所得税税负与综合税负视域下,净资产收益率对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度要大于国有企业。且现金流的影响度要大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度;其六,企业优质的营运能力并未激发企业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即随着销售增长率的上升,企业的实业投资反而下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欲根据发达国家“降税负、促投资”的目标导向,探寻其税制改革历史变迁与最新趋势,总结了发达经济体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优化的一般性规律,以解决我国“民间投资下滑”、“制造业脱实向虚”、“企业投资跨国转移”等问题。在结合我国促进企业投资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激励企业投资的政策建议,一是秉承“适度降负,结构调整,协同并进”的改革理念,全盘指导;二是构建减税降费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和整合间接税制,深入完善和健全所得税制,降低企业社保费负担;三是深化配套制度改革,减轻综合运行成本;四是企业自身补短板,提升微观主体税负转嫁力。
孟溦蕾[6]（2018）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使得通过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从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综合素质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发展阶段追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的宏观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而上述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和效力所导致。因此,实现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克服和有力消解,其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哲学表述,其内在地包含经济生产方式﹙简称为经济方式﹚、政治生产方式﹙简称为政治方式﹚、文化生产方式﹙简称为文化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简称为社会方式﹚和生态生产方式﹙简称为生态方式﹚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哲学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展开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讲,旨在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角度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深刻挖掘基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架构以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为既有逻辑前提和内在展开线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具有的整体性逻辑体系,从而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新基点。从实践层面来讲,目的在于对科学揭示和准确反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重大意义、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和科学内涵、所呈现的新的特点、要求和趋势、所蕴涵的系统全面性深刻变革本质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和力量。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重新解读了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提供本课题的理论研究背景并据此确定由理论推演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程为基点,分别对作为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组成内容的经济方式之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方式之政治力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方式之文化力与文化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方式之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方式之生态力与生态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和探讨,旨在对呈现在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具体作用路径作出系统性架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总体性角度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和总结。旨在以本文第二部分的具体展开论述为基础,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总体性概括和说明的基础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鲜京宸,刘庆,毛卫兵[7]（2017）在《非均衡性非对称效应下中国货币政策三角困境与卢卡斯无效命题的启示》文中指出在后次贷危机时期,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内外扭曲失衡,人民币货币政策存在着明显的非均衡性效应、非对称效应等干扰因素,使得人民币的独立性、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流动等并未能实现原先预定的目标。通过对货币工具等进行分析表明:我国独立的人民币货币政策难以应对国内外价值扭曲失衡的实际情况,人民币陷入了"三角悖论"困境,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存在冲突,在实施效果上存在失效性可能。
张朝洋[8]（2017）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研究 ——来自中国微观主体的经验证据》文中提出当前,世界各国都强调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保持协调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更有效地协调则一直存在争论,特别是对于这种协调在微观主体层面的具体表现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从预期管理出发,结合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表现特征和主要目标,尝试从微观主体层面提出一些密切联系的问题,并以此为逻辑主线勾勒演绎出整个研究框架,最后将落脚点放在如何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上。第一个问题是,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如何?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顺周期调控特征不同,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强调结构调控、逆周期调控。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在公司融资层面主要表现为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之间的协调以及顺周期调控与逆周期调控之间的协调。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并首次围绕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对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公司、资产规模较小的公司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货币政策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更明显;当货币政策取向由扩张转为紧缩、经济由上升周期进入下行周期、调控规模由大变小时,货币政策对公司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趋于减弱。研究还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会强化货币政策对非国有公司、资产规模较小的公司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的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降低货币政策在调控规模变小、取向转为紧缩、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时对公司融资约束缓解效果造成的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协同地发挥缓解结构性公司融资约束的作用,并熨平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效果造成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货币政策立场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如何?与货币政策的价格稳定职能不同,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关注金融稳定目标。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在金融风险层面主要表现为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协调。本文利用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首次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分析框架内,围绕货币政策立场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承担的风险越高,对货币政策立场的变化越敏感。研究还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削弱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降低得越明显。基于此,本文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削弱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且该效应因银行资产规模、资本比例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特征。第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如何?与货币政策的顺周期调控特征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强调逆周期管理。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在银行信贷层面主要表现为顺周期调控和逆周期管理之间的协调。本文利用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并首次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分析框架内,围绕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信贷供给,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的冲击越敏感。研究还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冲击,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作用效果降低得越明显。基于此,本文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会显着降低银行信贷增速,削弱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且该效应因银行资产规模、资本比例、流动性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特征。最后,本文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与政策机制三个维度进一步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包括政策目标协调的一般认识、政策工具协调的分类考察、政策机制协调的制度模式。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加强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应着眼四个问题,即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信贷集中与信贷供求矛盾、金融监管框架及其有效性、宏观调控框架及其有效性;强调四个理念,即制度安排应科学有效、政策指派应统而有序、政策框架应系统完善、政策协调应合而不分;突出四个重点,即对独立使用强大的权力进行约束、对决策权和控制权分离进行补偿、着力解决延迟行动引发的风险、加强风险评估与化解方面的合作;把握四个方向,即加强货币政策转型、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中央银行沟通、加强与完善市场预期管理。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探讨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结合起来考虑,首次提出宏观审慎政策在缓解公司融资约束中的重要作用,既分析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缓解结构性公司融资约束中的协同作用,也分析了两者在熨平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效果影响的协同作用。（2）探讨了货币政策立场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在风险承担渠道的分析框架内,借助叙事描述法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综合识别,并分析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银行特征下呈现的异质性特征。明确将宏观审慎政策引入到风险承担渠道的实证分析中,并重点探讨货币政策立场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3）探讨了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借助银行信贷增速-货币政策敏感性来衡量银行信贷渠道的有效性,从而回答了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影响银行信贷行为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变量如资本、流动性、规模等如何影响银行信贷传导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等问题,并探讨了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审慎政策在改善银行信贷传导效率中的协同作用。
秦晓娟[9]（2017）在《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测度及开发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尽管消费问题从人类社会诞生起便已存在,但这并不意味关于这一命题的理论已经成熟,恰恰相反,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正在理解和研究各类消费问题。在中国,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消费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消费指标为重要表征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依然是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发展目标。且农村居民消费关联经济增长、关联着国家供给侧改革供需相匹配目标实现,因此对其消费,尤其是消费潜能的测度和评价就成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命题。2015年,西部农村居民总数占中国城乡居民总规模的13.85%,其消费支出额仅占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6.09%,且西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高,所以西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扩大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就具有迫切性。鉴于此,本项研究以消费潜能为研究视角,构建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研究理论框架,并结合相关数据测度和评价西部农村居民蕴藏的消费潜能,研究其消费潜能变动规律,设计消费潜能开发对策,以促使消费潜能向消费需求转化,实现西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并以消费拉动西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项研究遵循“消费潜能内涵界定—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测度与评价—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的研究思路,以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和西方主流消费理论为理论基石,在科学界定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相对消费潜能测度模型、绝对消费潜能测度模型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1991-2015年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相关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时变参数模型测度1991-2025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相对消费潜能和绝对消费潜能水平及1993-2025年相对消费潜能和绝对消费潜能结构等情况;结合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相关消费数据,测算出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潜能指数,比较了西部省域之间及西部省域与中、东部省域消费潜能指数差异。据此,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内涵界定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潜能为蕴藏在农村居民身上尚未释放的消费需求,不仅仅是一种已沉淀消费需求,而是一种动态变化的消费需求。依据参照对象不同,可分为相对和绝对消费潜能;依据时间发生与否可分为已沉淀消费潜能和未来消费潜能。第二,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方面。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相对和绝对消费潜能水平在1991-2015年呈正负波动变化,表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政策发挥实质效应;在2018-2025年呈逐年扩大趋势,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约束下的城镇居民。第三,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结构方面。西部农村居民生存型、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潜能水平在1993-2015年呈正负波动变化,在2018-2025年均呈逐年扩大趋势。从绝对消费潜能结构上判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在1993-2015年实现由生存型向享受型优化,发展型消费意愿受“抑制”;2018-2025年消费结构优化难点仍在发展型消费。第四,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评价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消费能力、消费需要及消费条件三个子系统。消费潜能指数及聚类结果表明,西部区域内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存在省域差异,内蒙古、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高;广西、重庆、四川等六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居中;贵州、云南、甘肃等三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低。与中、东部省域相比,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较差,受限因素主要是消费需要和消费条件。第五,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目标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不应是消费需要转化为消费需求的单一过程,而应是包括消费潜能培育的可持续过程。因此,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应包括已沉淀消费潜能的释放、未来消费潜能的释放及培育等三个目标。而与中、东部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相比,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较差,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培育是消费潜能开发目标的重点。第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对策方面。需要从提升消费能力、拓展消费需求和改善消费条件等方面,具有省域差异性地思考开发对策。同时协调消费潜能培育和消费潜能释放的适度比例,以建立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本项研究贡献了消费潜能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对消费理论的拓展和深化。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结构的测度及综合评价,有助于摸清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促进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有助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弥合城乡消费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助于科学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发挥正向消费关联效应,拉动西部经济的新常态发展。
赵根宏[10]（2016）在《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预期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通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去追求经济政策正效用最大化、副作用最小化的效果组合。预期管理源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型于本世纪之初,在近年来各经济体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与持续疲弱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大显身手,成为以“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为代表的“非常规”经济政策的直接理论支持。我国政府因时应势,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与特点,推出了中国版的“预期管理”举措。初步形成了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为内涵的宏观经济“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新理念,升华了前瞻性指引的目标层面；在通过货币政策实现预期管理的实践中,立足本国实际,在积极推进利率走廊机制建设的基础上,践行前瞻性指引,提升预期管理效果；在注重通过货币政策实现预期管理的同时,积极扩大预期管理覆盖领域,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纷纷纳入预期管理范畴。本文在对预期、预期理论和预期管理货币政策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围绕宏观经济预期管理对相关理论展开了系统研究,并对预期管理的理论模型、测度指标与实际测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在进一步考察中国宏观调控预期管理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调控与预期管理结合后的探索与发展进行了思考。在构建嵌入预期冲击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后,利用1999年至201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预期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展开了实证分析。在对多类型预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整体预期冲击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其可以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提供60%以上的解释。从而对实施预期管理的必要性、可能性给出了回应,并进一步将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进行模型内生化设定,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了预期管理有效性的结论。为了对预期管理建设提供可借鉴经验,本文以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这一主要实现预期管理的核心工具出发,在对前瞻性指引的实施背景、基本理论和政策进行梳理基础上,对美国、日本、欧盟等国的前瞻性实践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总结了国外实施预期管理的经验与启发。最后,对我国实施预期管理提出了较全面系统化的政策建议。
二、2000年宏观经济应把握的基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宏观经济应把握的基点（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十四五”开局之年做什么？ 怎么做？（论文提纲范文）
| 开好局，起好步：经济工作会议看点多 |
| 精准把握时效度，宏观政策更可持续 |
| 新发展格局下经济与财政的“有为之治” |
（2）司法与行政二元体系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权利要求解释与等同原则之间的关系 |
| (二)本文讨论中涉及的专利 |
| (三)等同原则的定义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综述 |
| (一)等同原则的介绍性研究 |
| (二)等同原则构成要件及其限制性原则研究 |
| (三)等同原则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关联关系研究 |
| (四)行政程序与等同原则的关联研究 |
| (五)美国等同原则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等同原则概述 |
| 第一节 等同原则在美国:从权利到竞争机制的一部分 |
| 一、反垄断法影响下的专利法 |
| 二、市场竞争视角下的等同原则:从公平保护到竞争机制下的限制 |
| (一)1890 年之前的等同原则:自然权利说主导下的“实质性改变”标准 |
| (二)1890-2000 年:利益平衡理念下的等同原则 |
| (三)2000 年后:竞争机制保护与促进理念下的等同原则 |
| (四)对等同原则的进一步限制:权利要求妨害原则 |
| 第二节 等同原则在中国:根深蒂固的自然权利说 |
| 一、法律阙如下的司法适用(1985 年-2000 年) |
| 二、司法解释框架下的广泛适用(2001 年-2008 年) |
| 三、等同原则的体系化(2009 年-至今) |
| 第三节 等同原则功能与价值再思考 |
| 一、等同原则需回应中国潜在创新主体的现实需求 |
| 二、等同原则对后生技术的捕获能力 |
| 第二章 行政审查与等同原则的适用 |
| 第一节 优先权审查(先申请制度)与等同原则之间的摩擦 |
| 一、优先权成立要件 |
| 二、等同原则对优先权制度(先申请制度)的突破(中国) |
| 三、等同原则突破优先权制度后的利益归属 |
| 第二节 修改超范围审查与等同原则的摩擦 |
| 一、修改超范围的判断依据和方式 |
| 二、等同原则对修超范围审查之突破(中国) |
| 三、等同原则突破修改超范围后的利益归属 |
| 第三节 三性审查为重点的行政程序未夯实等同适用的基础 |
| 一、三性审查的本质 |
| (一)布莱恩·阿瑟(W.Brian Arthur)的技术本质论 |
| (二)三性审查的过程 |
| (三)检索客体的表达:在专利分类体系中寻找位置 |
| (四)解构发明构思 |
| 二、三性审查在适用等同原则时的价值 |
| 三、被特别强调的三性审查扭曲了适用等同原则的基础 |
| 第四节 清楚、功能性技术特征的审查未夯实等同原则的适用基础 |
| 一、技术层面的清楚不能满足等同原则的适用前提 |
| 二、流于表面的功能性技术特征审查不能满足等同原则的适用前提 |
| 第三章 司法领域等同原则适用之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逻辑上无法自洽的构成要件 |
| 一、等同原则构成要件与新颖性/创造性标准的混淆 |
| 二、司法的迂回适用 |
| 第二节 未真正适用过的侵权行为日时间基点 |
| 一、侵权行为日为时间基点的意义及现实适用 |
| 二、以侵权行为日为时间基点使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无法配合 |
| 第三节 等同原则适用客体的主观性 |
| 第四节 较相同侵权享有更多程序利益的等同原则 |
| 一、免除了举证责任的等同侵权之诉 |
| 二、免于举证的等同原则对专利民事诉讼模式的挑战 |
| 第四章 等同原则的应然定位 |
| 第一节 国际专利体系下发达国家技术优势的利益实现 |
| 一、建立道德优势 |
| 二、TRIPS条约/TRIPS+(TRIPS plus)掩护下的贸易 |
| 三、建立在技术优势上的专利掠夺 |
| 四、日本的选择:将专利制度作为技术导流通道 |
| 第二节 中国专利制度的技术导流功能不足 |
| 一、创新与专利权的关系被扭曲 |
| (一)国家创新体系的网络化、非线性化特征 |
| (二)单向思维主导下的中国专利制度 |
| 二、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合力不足 |
| (一)功利主义价值观指引下的行政程序 |
| (二)自然权利说主导下的司法程序 |
| 三、重视技术信息导入、传播功能 |
| (一)技术信息导入、传播的必要性 |
| (二)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引领地位 |
| (三)中国的务实选择 |
| 第三节 技术导流通道下的等同原则 |
| 一、中国等同原则下的三元利益平衡 |
| 二、助力市场良性竞争机制塑造的等同原则 |
| 第五章 等同原则的重构 |
| 第一节 司法程序中的重构:等同原则的自身重构 |
| 一、消除等同原则构成要件之间的矛盾性 |
| 二、去除等同原则对后生技术的捕获能力:以申请日作为等同判定的时间基点 |
| 三、等同原则应回归辅助地位,回归民事诉讼程序 |
| (一)等同原则应归于辅助地位 |
| (二)等同侵权应限于权利人的请求 |
| (三)权利人应对等同的范围举证证明 |
| 第二节 助力等同原则重构的行政程序 |
| 一、提高创造性标准 |
| 二、重视说明书的技术信息教导作用 |
| (一)严格限制功能性技术特征的使用 |
| (二)对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法律价值的回归 |
| 第三节 立法层面对等同原则的重构 |
| 一、建立《审查指南》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 |
| (一)《审查指南》的本质 |
| (二)《专利法》司法解释体现了立法目的 |
| (三)让立法审视行政闭环中的《审查指南》 |
| 二、向专利行政程序导入司法权威:建立司法判例行政参考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3）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税费负担的内涵 |
| 二、税费负担的类型 |
| 三、税费负担的本质 |
| 四、企业投资行为的内涵 |
| 五、企业投资行为的类型 |
| 第二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一般关系 |
| 一、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
| 二、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
| 三、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的漏损效应与效率损失 |
| 第三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衡量 |
| 一、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衡量指标 |
| 二、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衡量方法 |
| 第二章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 |
| 第一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传导机理 |
| 一、基于企业投资心理行为的税费负担与投资决策传导机理 |
| 二、基于宏观经济循环的税费负担与投资决策传导机理 |
| 第二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静态影响机理 |
| 一、税费负担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机理 |
| 二、投资收益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 |
| 三、税费负担、投资收益与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 |
| 第三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动态影响机理 |
| 一、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模型构建 |
| 二、企业投资决策的一般均衡分析 |
| 第三章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的总体现状 |
| 一、企业税费负担的总体现状分析 |
| 二、企业投资行为的总体现状分析 |
| 三、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总体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现状 |
| 一、税费负担的制造业现状分析 |
| 二、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现状分析 |
| 三、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中美现状分析 |
| 一、税费负担的中美现状比较分析 |
| 二、企业投资的中美现状比较分析 |
| 三、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中美相关性分析 |
| 第四章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静态机理实证分析 |
| 一、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二、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静态计量模型设定 |
| 三、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静态机理验证结果 |
| 第二节 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动态机理实证分析 |
| 一、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计量模型设定 |
| 二、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三、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动态机理验证结果 |
| 第三节 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主要结论 |
| 一、投资收益是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 |
| 二、任何税种的实施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
| 三、降低综合税费负担会增强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的偏好 |
| 四、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是激励投资“脱虚向实”的最优路径 |
| 五、现金流与收益率是企业投资“脱实向虚”与下滑的主因 |
| 六、企业优质的营运能力并未激发企业实业投资动力 |
| 第五章 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改革国际经验及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改革历史逻辑 |
| 一、里根时代的税制改革逻辑 |
| 二、特朗普时代的税制改革逻辑 |
| 三、里根税制改革与特朗普税制改革逻辑共性 |
| 第二节 英国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改革历史逻辑 |
| 一、撒切尔时代的税制改革逻辑 |
| 二、金融危机下的税制改革逻辑 |
| 三、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下的税制改革逻辑 |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
| 一、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促进企业投资已成国际共识 |
| 二、税制改革应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 |
| 三、减税降费应秉承适度性原则 |
| 第六章 激励企业投资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理念：适度降负,结构调整,协同并进 |
| 一、秉承适度性原则,把控减税空间 |
| 二、以“宽税基、低税负、简税制、优结构”为税制改革导向 |
| 三、注重税制改革的内部协同与外部协同 |
| 第二节 税制优化：构建减税降费长效机制 |
| 一、构建宽税基、低税率、简税制、环环抵扣的增值税税制环境 |
| 二、优化企业所得税税制设计 |
| 三、构建低费率、统费基、优结构的社会保险制度环境 |
| 第三节 制度协同：深化配套制度改革,减轻综合运行成本 |
| 一、优化劳动力供给体系,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
| 二、构建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内在需求相匹配的新型金融体系 |
|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
| 第四节 补短板：提升微观主体税负转嫁力 |
| 一、破解现金流约束,提升税负转嫁能力 |
| 二、贯通税负转嫁链,提升税收管理能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论文创新点摘要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选题的理论依据 |
| 2.选题的实践依据 |
| 3.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2.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3.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论文的研究方法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问题 |
| (五)论文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
| 1.马克思关于全面生产理论和人类四生活论断 |
| 2.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观点 |
| 第二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
|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背景和概念内涵 |
| 2.马克思主义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第二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产机制创新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分配制度完善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现代市场体系培育 |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消费政策调整 第三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坚持党的领导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职能转变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产业发展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创新建设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道德素质提升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文化发展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和谐文化构建 第五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民生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公正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稳定创设 第六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产业发展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文明建设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消费转型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循环经济机制完善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环境保护制度调整 |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资源节约政策进步 第七章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互作用 |
| 第一节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 |
| 1.经济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性作用 |
| 2.政治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证性作用 |
| 3.文化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导引性作用 |
| 4.社会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障性作用 |
| 5.生态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性作用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促进作用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经济方式的创新性作用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治方式的变革性作用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文化方式的推动性作用 |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社会方式的牵引性作用 |
| 5.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生态方式的促进性作用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作者简介 |
（7）非均衡性非对称效应下中国货币政策三角困境与卢卡斯无效命题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基础理论综述 |
| (一) 三角悖论 |
| (二) 非均衡性理论 |
| (三) 非对称效应 |
| 二、人民币三角悖论困境现状与卢卡斯模型解释 |
| (一) 人民币三角悖论困境 |
| 1. 货币政策独立性 |
| 2. 目标冲突 |
| (二) 三角悖论的卢卡斯不完全信息模型解释 |
| 三、人民币货币政策与卢卡斯无效性命题 |
| (一) 我国货币政策 |
| (二) 政策无效性命题 |
| (三) 模型验证 |
| (四) 匹配与失效分析 |
| 五、结论与建议 |
（8）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研究 ——来自中国微观主体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最新研究进展与评述 |
| 2.1 研究进展 |
| 2.1.1 货币政策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 |
| 2.1.2 货币政策效力的非对称性 |
| 2.1.3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经验证据 |
| 2.1.4 货币政策立场的识别方法 |
| 2.1.5 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经验证据 |
| 2.1.6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
| 2.1.7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效果与协调 |
| 2.2 简要评述 |
| 2.2.1 公司融资约束结构失衡与周期波动视角 |
| 2.2.2 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果与异质特征视角 |
| 2.2.3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率与截面差异视角 |
| 第3章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依托的理论依据 |
| 3.1.1 货币政策影响公司融资的相关理论 |
| 3.1.2 货币政策效力非对称性的相关理论 |
| 3.1.3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传导机制 |
| 3.1.4 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机制 |
| 3.1.5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相关依据 |
| 3.2 应用的模型框架 |
| 3.2.1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欧拉方程模型 |
| 3.2.2 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 一个简化模型 |
| 3.2.3 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渠道: 一个基本模型 |
| 第4章 实证分析:基于公司融资约束的视角 |
| 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 模型与估计方法 |
| 4.2.1 基于欧拉方程模型的模型构建 |
| 4.2.2 广义矩方法和设定误差检验 |
| 4.3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4.3.1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
| 4.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3.3 研究样本与数据预处理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货币政策和个体特征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 |
| 4.4.2 公司特征、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
| 4.4.3 货币政策调整与宏观审慎政策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协同作用 |
| 4.4.4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分析:基于风险承担渠道的视角 |
| 5.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 模型构建与估计 |
| 5.2.1 实证模型的构建思路 |
| 5.2.2 风险承担渠道的检验与估计 |
| 5.3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的定义方法 |
| 5.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3 研究样本与数据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
| 5.4.2 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异质性 |
| 5.4.3 货币政策立场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 |
| 5.4.4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 基于银行信贷增长的视角 |
| 6.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 模型构建与估计 |
| 6.2.1 实证模型的构建方法 |
| 6.2.2 银行信贷渠道的检验与估计 |
| 6.3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6.3.1 变量的定义思路 |
| 6.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3 研究样本与数据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
| 6.4.2 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协同作用 |
| 6.4.3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深入讨论 |
| 7.1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协调的一般认识 |
| 7.1.1 货币政策相对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与约束 |
| 7.1.2 宏观审慎政策相对货币政策的作用与不足 |
| 7.1.3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相互作用与协调 |
| 7.2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的分类考察 |
| 7.2.1 现行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分类 |
| 7.2.2 宏观审慎性质的货币政策工具 |
| 7.2.3 宏观审慎性质的信贷政策工具 |
| 7.3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机制协调的制度模式 |
| 7.3.1 第一类模式: 完全一体化与“超级央行模式” |
| 7.3.2 第二类模式: 部分一体化与“双峰模式” |
| 7.3.3 第三类模式: 非一体化与“离体模式”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强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 |
| 8.1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应着眼四个问题 |
| 8.1.1 金融资本“脱实向虚” |
| 8.1.2 信贷集中与信贷供求矛盾 |
| 8.1.3 金融监管框架及其有效性 |
| 8.1.4 宏观调控框架及其有效性 |
| 8.2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应强调四个理念 |
| 8.2.1 制度安排应科学有效 |
| 8.2.2 政策指派应统而有序 |
| 8.2.3 政策框架应系统完善 |
| 8.2.4 政策协调应合而不分 |
| 8.3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应突出四个重点 |
| 8.3.1 对独立使用强大的权力进行约束 |
| 8.3.2 对决策权和控制权分离进行补偿 |
| 8.3.3 着力解决延迟行动所引发的风险 |
| 8.3.4 加强风险评估与化解方面的合作 |
| 8.4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应把握四个方向 |
| 8.4.1 加快货币政策转型 |
| 8.4.2 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
| 8.4.3 加强中央银行沟通 |
| 8.4.4 加强与完善市场预期管理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测度及开发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理论假设及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理论假设 |
| 1.3.3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研究创新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国外消费理论研究动态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
| 2.1.2 西方主流消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
| 2.1.3 发展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
| 2.1.4 制度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
| 2.1.5 经济心理学的消费理论 |
| 2.1.6 经济社会学的消费理论 |
| 2.2 国内消费潜能研究动态 |
| 2.2.1 消费潜能的开发主体 |
| 2.2.2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的测算与评价 |
| 2.2.3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的释放路径 |
| 2.3 研究评价及本项研究切入点 |
| 2.3.1 研究评价 |
| 2.3.2 本项研究的切入点 |
| 第3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内涵界定 |
| 3.1 消费潜能内涵及分类 |
| 3.1.1 消费潜能内涵 |
| 3.1.2 消费潜能分类 |
| 3.2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研究前提 |
| 3.2.1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以人均水平为衡量尺度 |
| 3.2.2 农村居民消费受消费能力的硬性约束 |
| 3.2.3 农村居民相对消费潜能研究以城镇居民消费为参照 |
| 3.3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界定 |
| 3.3.1 相对消费潜能和绝对消费潜能 |
| 3.3.2 已沉淀消费潜能与未来消费潜能 |
| 第4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测度及分析 |
| 4.1 相对消费潜能水平测算模型构建及测度 |
| 4.1.1 相对消费潜能水平测算模型 |
| 4.1.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1.3 相对消费潜能测度 |
| 4.2 绝对消费潜能水平测算模型构建及测度 |
| 4.2.1 绝对消费潜能水平测算模型 |
| 4.2.2 绝对消费潜能水平测度 |
| 4.3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水平分析 |
| 4.3.1 已沉淀消费潜能正负波动原因 |
| 4.3.2 未来消费潜能释放方向判断 |
| 4.3.3 对“消费市场的潜能在农村”观点的修正 |
| 第5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结构测度及分析 |
| 5.1 相对消费潜能结构模型构建及测度 |
| 5.1.1 相对消费潜能结构测度模型构建 |
| 5.1.2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5.1.3 相对消费潜能结构测度 |
| 5.2 绝对消费潜能结构模型构建及测度 |
| 5.2.1 绝对消费潜能结构预测模型构建 |
| 5.2.2 绝对消费潜能结构测度 |
| 5.3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结构分析 |
| 5.3.1 已沉淀消费潜能结构优化空间及原因 |
| 5.3.2 未来消费潜能释放的结构特征判断 |
| 第6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
| 6.1 消费潜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框架 |
| 6.1.1 构建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6.1.2 构建指标体系的目的 |
| 6.1.3 指标设计及筛选方法 |
| 6.2 消费潜能指标体系构建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指标体系的确定 |
| 6.3 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综合评价目标及方法 |
| 6.3.1 综合评价目标 |
| 6.3.2 综合评价方法 |
| 6.3.3 消费指数计算 |
| 6.4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评价 |
| 6.4.1 消费能力评价 |
| 6.4.2 消费需要评价 |
| 6.4.3 消费条件评价 |
| 6.4.4 消费潜能评价 |
| 6.5 西部与中、东部省域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比较分析 |
| 6.5.1 消费潜能评价指标及消费指数计算 |
| 6.5.2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与东中部省域差异剖析 |
| 第7章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对策 |
| 7.1 消费潜能开发方向 |
| 7.1.1 消费潜能释放与培育 |
| 7.1.2 消费潜能释放及培育的辩证关系 |
| 7.2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的省域目标 |
| 7.2.1 已沉淀消费潜能释放 |
| 7.2.2 未来消费潜能释放 |
| 7.2.3 未来消费潜能培育 |
| 7.3 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开发对策 |
| 7.3.1 提升消费能力的对策 |
| 7.3.2 扩展消费需要的对策 |
| 7.3.3 满足消费条件的对策 |
| 7.3.4 协调消费潜能释放与培育的比例关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的意义 |
| 1.2.2 现实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预期理论 |
| 2.1.2 预期管理理论 |
| 2.1.3 预期管理的货币政策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预期理论 |
| 2.2.2 预期管理理论 |
| 2.2.3 预期管理的货币政策 |
| 第3章 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的相关理论 |
| 3.1 基本理论 |
| 3.1.1 经济周期理论 |
| 3.1.2 内生增长理论 |
| 3.1.3 信息冲击理论与DSGE模型 |
| 3.1.4 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与完善理论 |
| 3.1.5 预期管理的理论 |
| 3.2 预期管理的理论模型 |
| 3.2.1 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简化表现 |
| 3.2.2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预期管理模型 |
| 3.3 预期管理指标体系 |
| 3.3.1 主要指标体系 |
| 3.3.2 指标解释 |
| 3.3.3 预期管理指标构建 |
| 第4章 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的探索与发展 |
| 4.1 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的发展历程 |
| 4.1.1 “价格闯关”与“价格预期”(1988—1992) |
| 4.1.2 治理通货膨胀与预期管理(1992—1997) |
| 4.1.3 治理通货紧缩与预期管理(1998—2003) |
| 4.1.4 加强宏观调控与预期管理(2004—2008) |
| 4.1.5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宏观调控与预期管(2008—至今) |
| 4.2 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与完善 |
| 4.2.1 传统宏观调控方式的局限性 |
| 4.2.2 引入预期管理的宏观调控方式新变化 |
| 4.2.3 我国货币政策创新的新探索 |
| 第5章 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的实证分析 |
| 5.1 基本DSGE模型构建 |
| 5.1.1 基本DSGE模型构建 |
| 5.1.2 预期冲击引入 |
| 5.2 模型的对数线性化 |
| 5.3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5.3.1 数据处理 |
| 5.3.2 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5.4 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
| 5.4.1 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 |
| 5.4.2 外生冲击的方差分解 |
| 5.4.3 外生冲击的方差分解的经验解析 |
| 5.5 预期管理有效性检验 |
| 5.5.1 预期管理模型构建与估计 |
| 5.5.2 预期管理有效性：数值模拟 |
| 5.5.3 预期管理福利分析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的比较与实践 |
| 6.1 实施前瞻性指引的背景 |
| 6.2 前瞻性指引的基本理论与政策 |
| 6.2.1 基本理论 |
| 6.2.2 基本政策 |
| 6.3 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的具体实践 |
| 6.3.1 美国 |
| 6.3.2 欧盟 |
| 6.3.3 日本 |
| 6.4 国外前瞻性指引实践的启发与借鉴 |
| 第7章 实施预期管理的政策与建议 |
| 7.1 明确预期管理的适用性 |
| 7.2 实施预期管理的路径选择 |
| 7.2.1 充分重视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作用 |
| 7.2.2 扩展预期管理主体 |
| 7.2.3 强化信心管理 |
| 7.2.4 扩大预期管理范围 |
| 7.2.5 利用大数据提质预期管理 |
| 7.3 实施预期管理的制度建设 |
| 7.3.1 宏观调控“区间管理”的制度完善 |
| 7.3.2 完善预期管理的“硬”制度 |
| 7.3.3 加强预期管理的“软”制度 |
| 7.4 加快建立预期管理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2000年宏观经济应把握的基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十四五”开局之年做什么？ 怎么做？[J]. 冯俏彬,张德勇,林江,李华,阮静. 财政监督, 2021(01)
- [2]司法与行政二元体系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重构[D]. 黄丽君.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3]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5]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D]. 刘同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D]. 孟溦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7]非均衡性非对称效应下中国货币政策三角困境与卢卡斯无效命题的启示[J]. 鲜京宸,刘庆,毛卫兵.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7(08)
- [8]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研究 ——来自中国微观主体的经验证据[D]. 张朝洋. 江西财经大学, 2017(01)
- [9]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测度及开发对策研究[D]. 秦晓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10]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研究[D]. 赵根宏. 辽宁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