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署妇女与环境培训工作

一、UNDP妇女与环境培训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李因才^[1]（2021）在《联合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安全部门援助》文中研究说明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将援助资源投向安全部门。由于特殊的安全态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安全部门援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较多的领域。联合国安理会、秘书处、和平行动部、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开发署等机构从危机预防、早期复苏和长期发展等方面支持安全部门援助。在实地,安全部门援助行动具体表现在各类和平行动,包括维和行动、政治特派团、建设和平行动、区域办事处的设置等,开发署则是援助项目的主要参与方。但必须承认,安全部门建设进程极为复杂,援助效果可能有限。

刘蕾^[2]（2021）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进展与启示》文中提出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应对气候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国际社会已逐渐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重要意义,性别议题在气候谈判中的主流化趋势明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层面纳入性别考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为代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已将性别政策纳入机构政策体系,并积极在项目层面推动性别政策的实施。虽然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主流化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女性参与气候变化决策的程度不足、减缓领域纳入性别考虑的程度不足等问题。目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对性别的关注不足,建议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问题研究,为履约工作提供支撑;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体系中纳入性别考虑,加强与性别领域的沟通协作;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机构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明确职责安排;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内项目、"一带一路"项目和"南南合作"项目的性别主流化;切实加强中国女性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高女性对气候行动的参与度。

于梦鸽^[3]（2021）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文化扶贫机制及其实施特征》文中研究指明

唐菾^[4]（2021）在《功能对等理论下《心理健康与社会工作》（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魏冉^[5]（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指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婷^[6]（2021）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对社会生态转型适应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协调自然保护和社会发展是生态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具有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示范的使命。为此,探明这个典型国家公园内居民对社会生态转型政策的适应性反馈机制对于其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了在保护地类型和国家生态保护转变过程中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农牧民的反应（家庭单元的生计状况、对保护政策的反应、形成的结果和态度）,在分析中引入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层和计划行为理论作为家庭/地方层面的适应策略;使用焦点小组方法来评估国家公园内外共同管理方法的公平性;采用条件价值法评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以及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从居民对自然保护的意愿和看法角度分析影响居民对于自然保护和生计权衡方案的倾向性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生态补偿计划已经在三江源地区实施了多年,由于其被指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增加了其他法规和补偿形式。自然保护区比国家公园的管理更为严格,对人类福祉的价值（或利益）并不总是明确考虑,最近其向国家公园模式转变的过程包括共同管理,而不是严格的命令与控制,这与国家生态补偿政策、更全面的生态文明概念以及国家公园的发展相一致。2.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取决于他们利用自然产品（特别是冬虫夏草和牲畜）产生的收入,以增加政府支出的能力;妇女和老年居民往往对政府态度不明确,经济和健康状况较低。3.来自政府收入的因素使居民更倾向于相信地方政府;丰富的财富使居民更加开放,觉得接受“变化”是值得的;大多数居民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无法理解专业术语,概念性规定可能不容易在当地采用,这并不妨碍最近的社会和生态转型趋势;居民对政策法规的比较支持通常与他们的利益相关,由于地域的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水平有所不同;对政府政策表现出更大信心的居民更有可能对未来的政府计划充满信心。4.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支付意愿和接受补偿的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其他社会特征（如性别和年龄）则没有显着效应;社会信任（对当地生态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是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尽管受过有限的教育,居民不理解有些专业术语并不妨碍其支付意愿;与政府资助相关的因素导致居民倾向于支付和接受补偿,但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水平有所不同;居民认为他们的支付产出应用于保护和恢复野生动植物、植被、土壤和水资源。5.居住在公园外但与公园相邻的人们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他们承担了许多费用,但与国家公园相关的收益却很少;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管护员无法有效执行其监视、保护和社区联络角色;生态旅游、垃圾处理和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以及对人兽冲突赔偿也是重要的问题。本研究揭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与社会生态转型政策适应性反馈机制,建立了社会生态转型政策适应性感知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结果证实了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的观点;一户一岗（共同管理）的理念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方式的核心,即像“生态文明”范式所设想的那样,成功的社会生态转型需要平衡政府监管、补偿以及受影响人口继续获得环境资源的机会;决策者应该在优化社会生态转型政策时平衡居民对生计、自然保护以及对地方政府的信心、并在补偿和预期收益之间取得平衡;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决策者应采取基于当地资源开发的措施并且依据具体地点的特性而制定补偿计划;并充分利用牧民的传统生态知识,这对于共同管理模式的成功和发展至关重要。

熊栎天^[7]（2021）在《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恐怖主义的治理视角体现了预防性路径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三个特点,即恐怖主义的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恐怖主义不是只有特定国家才面临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与全人类的共同挑战;除了主权国家,参与预防性反恐的治理主体还包括广泛的非政府国际行为体与社会单元。预防性反恐是通过预防性手段作用于恐怖主义发展的每一个节点,逐渐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抑制和减缓恐怖主义的发展从而降低恐怖主义对人类危害的治理过程。恐怖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因果链条以及国家政策对该因果链条的干预效果是预防性反恐成立的逻辑前提,以“反恐战争”为代表的应激式处置策略被证明效果不佳。恐怖主义暂时无法被直接消灭,人类还将继续与之共存的现实说明了预防性反恐的必要性。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构成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阶段;个体、组织、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体现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治理层次。预防个体“极端化”与推动“去极端化”、预防恐怖组织获取发展资源与要素、切断个体与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上的联结是预防性反恐发挥作用的关键。预防性反恐的开放性决定了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预防性反恐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行为体之外,社会单元与非国家国际行为体既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蔓延的薄弱环节,也能在国家行为体的引导和监督下发挥积极作用。各国都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治理外籍恐怖分子现象,预防性军事打击、预防性刑事司法模式以及“去极端化”项目与预防再次“极端化”是三种被广泛运用的代表性预防性反恐手段,对应着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三个阶段。对外籍恐怖分子行为模式的认识、恐怖主义活动的刺激以及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共同影响着政策偏好的生成。国际反恐的正当性并非是先验的,而是基于恐怖主义的非正当性、反恐对象的确定性以及反恐手段的合法性。美国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以及撤销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其本质对预防性反恐手段的滥用。美国将反恐议题“政治工具化”的做法将削弱国际反恐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骆明婷^[8]（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孟莉莉^[9]（2021）在《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模式优化研究 ——基于J省J县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现阶段,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部分边缘贫困群体还存在返贫风险。同时,相对于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而言,较长的时期内还存在着“相对贫困”。如何让边缘贫困人群不发生返贫风险,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新阶段的贫困治理工作中。从参与贫困治理的不同主体类型来看,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融合型组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企业具备社会价值使命与可持续理念的发展优势,在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中,具备促进由“输血”扶贫转化为“造血”扶贫的巨大潜力。社会企业以推进社会价值目标实现为使命,以社会责任、公益精神为指导,使用企业化经营方式,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目标和经济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价值理念与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目前,我国社会企业在参与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际参与模式。从参与范围、服务内容等维度总结看,主要包括提供公益服务、促进多渠道就业、扩展金融服务、帮助发展产业等模式。在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的进程中,这些参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群众较好地提高了基本收入水平、获得了较为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但是,对于部分有劳动能力、就业意愿的贫困人群,还存在难以提高其持续的经济发展能力、无法帮助其获得较多的社会发展机会、难以激发和引导其自主发展能力等问题。从实践效果来看,仍然存在诸如贫困地区的文化知识水平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贫困群体自主运营能力不足导致扶贫产业基础薄弱、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薄弱、贫困文化仍然长期存在等发展困境。以可行能力理论视角来看,对于边缘贫困群体自身而言,其困境的根源在于政策决策参与能力不足、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不够、社会资源积累不丰厚、获取透明性信息能力缺乏、防护性保障的抵御能力还有局限等等。将可行能力理论付诸贫困治理实践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实现不同贫困群众可行能力的个性化和可持续发展。引入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的社会工作方法对破解这个问题具有建构性和操作性。社会工作是一种促进“社会化”的专业活动,服务对象包括个人、群体、社区等,通过专业工作方法和专业活动创造有助于个体或社区达成发展目标的条件。在面对多元贫困影响因素的前提下,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和专业方法对介入贫困者可行能力的恢复和提升具有可行性。社会工作方法和机制不仅是让贫困者获得应得的福利和发展能力,更包括一种过程:激发贫困者改变困顿生活状态的内在动力,帮助修复社会关系,提供社会救助或社会服务,使得贫困者个人逐步获得自主发展的积极信念和不断提高的实际能力,在良好的社会关系中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自由。社会工作基本方法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是个案工作方法,主要是一对一的个人工作,在提供服务的基础上,也发展出来具有监督等功能的“个案管理”方法;中观层面,是面对家庭或其他同类人员组成小组,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宏观层面,是面对同一区域问题采取整体规划、统筹考虑的社区工作方法。个案工作方法帮助提升个体赋权,小组工作方法帮助在社会层面赋权,社区工作方法帮助在政治层面赋权,使用多种工作方法结合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社会企业具备使用社会工作方法进行扶贫济困的可行性。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工作的宗旨理念一致。对于社会企业来说,其创立的首要目的与使命就是要实现社会价值,社会企业的投资者必然要面对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服务,围绕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目标。而社会工作组织,其设立的组织目标是提供社会服务、实现社会利益;经过培训的社会工作者不仅具有公益心、社会责任感,同时掌握了服务弱势群体的“社会性”工作方法,“社会工作之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是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同时,社会企业与社会工作机构在扶贫济困领域具有资源的互补性,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缺乏扶贫济困的经济基础,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贫困文化、化解社会排斥以及塑造可行能力,但是仍然无法有效解决贫困对象社会融合的不充分问题、贫困者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以及扶贫济困的非系统性问题等。在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到扶贫济困服务供给格局后,在党委政府全面领导支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的基础上,社会企业形成了以助人自助为属性的“协作型”的参与贫困治理模式。一是确立协作型理念。可以通过组织贫困人员进行定制化的学习、培训,更进一步提升其主动脱离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价值追求。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可以有效链接其他社会资源,更加重视促进从受助到自助的转变。二是塑造协作型关系。可以对扶贫方和被扶助方、治理主体和被治理主体之间关系进行改善和重塑。创立一种在能力提升、实质自由理念引导下的新型协作关系。三是倡导协作型督促。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可以帮助实现更全面的政策收集和宣传,参与多维度的个体发展过程管理,帮助设计更好的个性化扶助发展方式,不断完善促进良性运行的发展方案。本文的研究方法,在个案分析、文献分析等方式的基础上,采取田野方法,即参与式观察法,深入社会企业的“协作型”参与模式设计及其付诸于J省J县松江村的贫困治理实践过程。通过参与观察总结出,一方面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帮助政府、市场等扶贫主体更全面了解村民在振兴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实际需求。在协作平台上畅通了需求对接,帮助贫困村民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关系网络,破解贫困文化的负向影响,不断积累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组建新型经济发展载体,构建“社会企业+社工机构+贫困者”的新组织结构,对乡村自然资源、集体资源、人力资源等充分整合,促进实现将乡村资源在本地转化为经济资本。实践结果表明,社会企业的“协作型”参与模式能够有效地帮助边缘贫困村民提升和扩展可行能力。一是提高了与政府互动的参与能力,以参与基层扶贫政策决策讨论、乡村整体发展规划建言等方式,其不断提高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参与能力。包括在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等多个环节,能自主、理性地提出建设性意见。二是通过定向职业培训指导,不断提升农产品品牌创建、农业技术创新等质量,有力缓解了农民个体参与市场体系面对的多个方面的“经济剥夺”,提升了贫困者参与市场机制的竞争能力。三是通过专门职业教育、个人生命周期发展规划和家庭发展规划设计等,帮助获得更多的社会机会,积累了更丰富的面向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源。四是协作机制有效实现了透明性保障。有效实现了行政资源、政务服务资源、公民信息数据等互通共享、分析比对,通过驻村社工人员或使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现场考察评估等方式筛选的帮扶对象得到广泛认同。通过协作机制,定期公开帮扶对象发展情况和持续的评估反馈,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了新型相对贫困治理难题中的精准识别、定向帮扶、动态监测、效果持续提升等问题。在多方协助下,受助者不断提高自信、自强精神,自觉参与诚实劳动、诚信经营。

都然^[10]（2021）在《产业扶贫中本土知识的向导作用 ——以巴林左旗笤帚苗产业为例》文中认为本研究以巴林左旗笤帚苗产业的本土知识为研究对象。在《国家的视角》中阐述了国家推行的大型项目由于外部资本合理化导致项目的最终失败。而本研究中笤帚苗产业的成功之处在与对当地的本土知识给予了重视,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有关笤帚苗的本土知识。所以本研究通过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聚焦于本土知识在笤帚苗产业扶贫中作用。通过研究发现,基于本土知识的产业扶贫项目能持续的包容的发展,实现普遍参与普遍受益,避免贫困户被边缘化。因此,在完成脱贫攻坚后进入乡村振兴新时期,继续实施大型国家项目时更要注重本土知识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多的将本土知识纳入到项目的设计及实施中。

二、UNDP妇女与环境培训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UNDP妇女与环境培训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联合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安全部门援助（论文提纲范文）

（2）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进展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6）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对社会生态转型适应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模式优化研究 ——基于J省J县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0）产业扶贫中本土知识的向导作用 ——以巴林左旗笤帚苗产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UNDP妇女与环境培训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联合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安全部门援助[J]. 李因才. 中国非洲学刊, 2021(03)
• [2]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进展与启示[J]. 刘蕾.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21(05)
•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文化扶贫机制及其实施特征[D]. 于梦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4]功能对等理论下《心理健康与社会工作》（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唐菾.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5]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6]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对社会生态转型适应与对策研究[D]. 马婷.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7]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D]. 熊栎天. 外交学院, 2021(11)
• [8]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9]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模式优化研究 ——基于J省J县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实践[D]. 孟莉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10]产业扶贫中本土知识的向导作用 ——以巴林左旗笤帚苗产业为例[D]. 都然. 内蒙古大学, 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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