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馆成立对外咨询服务部,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论文文献综述）
朱可鑫[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
罗莉敏[2]（2020）在《竞争政策对香港-内地服务业一体化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在现有的CEPA政策框架下,香港与内地的货物贸易已基本实现自由化发展。为推动内地与香港服务业一体化,两地于2016年开始实施CEPA补充协议——《服务贸易协定》,实行服务业跨境流动的“负面清单”制度,这标志着内地已经向香港开放了绝大部分服务业领域。但服务业的“制度密集型”特征,使其跨境流动还要受到政府对服务业的监管和垄断企业对新进入者的排斥等涉及内地与香港的竞争政策差异的影响。由于现有CEPA还没有建立跨境竞争政策协调机制,缺少对来自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并且没有对政府扭曲市场机制的行为的约束,只解决了服务贸易在香港与内地流动的市场准入问题,而未能解决进入市场后涉及制度对接、监管标准互认等落地问题。因此内地与香港服务业一体化还面临着这些隐性壁垒。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竞争政策的协调可以帮助减少隐性壁垒,调节原有市场的垄断与监管异质性问题,促进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向深度发展。因此,本文认为不协调的竞争政策阻碍了香港内地服务业一体化进程,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观点。在实证方法的选取上,本文采用一价定律的理论框架,通过价格法来刻画香港内地间市场的套利机制与流通效率来评价一体化程度,并通过改进的冰山成本模型描绘跨境流通带来的隐性成本进行定量分析,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本文选用2001-2018年香港与内地14省的12大类服务商品测算其相对价格波动指数,计算了同时间段、同地区的8类货物商品相对价格波动指数作为对照组,并通过一价定律的价格法评价了两地服务业一体化程度。其次本文使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香港与大陆14省服务商品、货物商品受竞争政策影响的趋势变化和影响因素。再次,使用子样本数据估计了服务商品、货物商品面对竞争政策差异的演化过程。最后,使用子样本的截面数据估计不同品类服务商品、货物商品受竞争政策不协调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香港与内地的服务业一体化程度小于货物商品的一体化程度;香港与内地各省的服务业一体化程度小于内地省份之间的一体化程度（2）香港与大陆各省之间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均受竞争政策差异的影响,竞争政策的不协调使得两地价格差异产生波动,背离了一价定律;其中,服务商品的竞争政策系数大于货物商品,说明了服务商品受到竞争政策不协调影响,其跨境流动时受到的影响更大（3）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香港内地之间竞争政策不协调对服务业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现阶段,两地竞争政策不协调的解决迫在眉睫;两地货物贸易在2010年以后受竞争政策不协调影响程度减弱,同时地理距离也不再构成造成两地市场分割的因素,说明货物贸易在CEPA及系列协议的零关税政策框架下实现了自由化发展,套利机制完善,一体化程度较高（4）香港内地服务项目中,水电燃料、市内交通、教育服务、文娱服务与旅游受竞争政策不协调的影响效果显着;货物项目中,仅有烟酒依赖于竞争政策协调（5）香港与内地竞争政策的协调迫在眉睫,随着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国际形式纷繁复杂,双边市场自由化情况不如想象中乐观,因此两地竞争政策的协调具有迫切性。综上实证结果,可以认为两地之间竞争政策的不协调增加了服务贸易跨境流通的成本,影响了两地服务业的一体化。最后,本文从服务业的竞争政策的规制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为深化香港大陆两地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献计献策。
陈玉娟[3]（2018）在《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优势和执政优势的重要举措。健全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提升社会组织管理效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因此,从宏观上看,开展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主要是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从理论上阐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现实逻辑关系,解决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有效规制问题;二是从大历史观上探索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解决社会组织管理的自洽性问题。本文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体制变革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解决了四个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经验。第一阶段是破旧立新阶段（1949—1977年）,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组织实现了由性质上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由管理上的松散性初步转变为规范有序性,解决了社会组织职能上“为谁服务”的问题;第二阶段是复苏发展阶段（1978—1989年）,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积极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要求,逐步破除管理体制“极左”作法,恢复了社会组织活力,初步解决了社会组织“服务什么”的功能定位问题;第三阶段是整顿提升阶段（1990—2001年）,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同步推进,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组织管理更加有效,解决了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如何服务”的问题。第四阶段改革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积极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管理效能和服务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解决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适配国家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的问题。通过考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历史,以及剖析国内外社会组织管理经验教训,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面临着三个层面的挑战:社会转型的挑战、社会组织职能转变的挑战、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挑战;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内部困境,即多头管理困境、登记管理困境、限制竞争困境、监管能力不足困境,以及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长,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组织建设发展认识不深、经验不足,这些困难和挑战应当说都是发展过程中问题。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本文认为,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深刻总结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规律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具体做法应当是:坚持党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领导;明确政府职责,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促进组织自律,使社会组织摆脱无序发展状态;强化公众监督,构建常态化的监督体制。这是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本论文综合应用文献查阅、归纳演绎、历史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创新在于:首次对建国以来将近69年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进行全景式扫描和系统分析,并根据不同时期特点从理论上划分为四个演变阶段,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领域的空白。论文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原则与基本思路,着重阐述了在构建新时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过程中,要从严治党,坚持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生态,健全和完善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确保社会组织的长期健康发展。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基本理论包括第三部门理论、治理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第二章重点研究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演变。首先是根据不同时期社会组织发展的特点把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划分为缓慢发展、复苏发展、曲折发展、稳定发展以及十八大以来的增速发展5个阶段。其次是根据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演变的特点,把演变历程划分为破旧立新、复苏发展、整顿提升和改革完善四个阶段,包括建国初期的清理整顿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确立阶段及完善优化阶段。并对每个时期社会组织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及不足进行归纳总结。随后以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等地为典型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实证研究。第三章是系统分析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面临的现状。论文通过外部挑战和内部困境两个方面,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了全景扫描。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既包括执政意识的缺失、社会独立性不足、社会组织的弱小以及文化方面的因素等。第四章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论文选取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社会组织较为发达、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作为典型,试图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成果,作为我们进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借鉴和参考。本章对四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从中探寻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启示。第五章主要是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与思考。首先指出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要坚持整体推进、注重实效、着眼未来、强化引导的方针,必须把握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其次是就完善优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路径提出体制结构设计的对策即建立健全涵盖监管体制、支持体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体制、现代治理体制和社会组织运营体制在内的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为社会组织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就如何实现对策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贯彻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尤其要坚持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发挥政府服务功能、加强组织自律和强化公众监督,确保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明确目标和正确方向。
苏峰[4]（2018）在《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的二十余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受苏联模式影响以及长期被“左”的思想所禁锢,中共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认为公有制结构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不断“过渡”和“升级”,最终成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按劳分配也被异化为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调动多方积极性,多种经济成分经历了从默认、限制到引导、促进的过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贸经济、集多种经济成分于一体的股份制经济,以及获得法定地位的私营经济,经过十多年的突破与发展,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改革开放40年来,多种经济成分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社会投资、培育市场竞争环境、解决人民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聚焦1978年至1988年多种经济成分的复苏和兴起,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正反两方面经验,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1978年至1988年,北京城乡多种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多种联产责任制和安置待业青年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兴起、个体经济的复苏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从实际出发、探索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京郊之路”和推动乡村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有力推动了京郊农村集体经济的崛起;引发全国关注的“牛奶难”问题及其解决过程,展现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探索;改革开放后十年间,商业流通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对个体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第一家合资汽车企业和合资饭店,标志着外资经济在北京的起步;中关村一条街早期的三个争论和三次风波,特别是股份制改革尝试、政府作用对民营科技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正是这些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力促进了购销政策、物价政策、商业流通、财政管理、街道管理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突破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深刻改变了所有制经济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总的来说,北京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呈现出国有和集体经济主体地位巩固、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特点,扭转了人们此前的思想观念,迎来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从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所有制政策的根本依据;二是生产力标准是构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客观标准;三是解放思想是推动所有制理论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四是政府推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形成的有力支撑;五是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时代使命,不能站在今天苛责昨天。改革开放后这十多年北京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基本做到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内在需求和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特色鲜明,成绩突出,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黄勇军[5]（2018）在《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文中指出在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史上,影视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为我国影视剧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影视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它既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影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探讨其创作规律。因此,开展对影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对于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对于拓展影视史的研究范围,总结影视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启迪和促进当前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电影小说是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属性,既是电影文学的重要样式,也是小说艺术的全新品类。电视小说是对电视剧或电视剧本进行文字改编和再度创作而形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模式、文体形态、本质属性等都与电影小说相似。影视小说则是为了言说的便利而对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鉴定是否为影视小说应坚持两大基本准则:一是在创作依据上必须是根据电影/电视剧本或影像文本进行的改编与再创作,二是在创作时间上必须是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中或摄制完成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廓清影视小说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为维护影视小说文体形态的纯正性与独立性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和中国现代电影以及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1910年代初以周瘦鹃等为代表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影戏小说”为我国早期电影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而根据中国本土电影改编的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电影本事以及“影戏小说”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1930年代以后电影小说成为“文学新品种”并得到文学界的承认,1940年代中后期电影小说更进一步成熟并开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电影小说进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十七年”电影小说在多重挤压下犹如戴着沉重枷锁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艺术形成的“辉煌”与“惨淡”的“舞台”上艰难“起舞”曲折前行。新时期电影小说则出现了缓慢而艰难的复苏,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创作局面。1990年代以后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像文本的电影和纸质文本的文学二者双向“合谋”的共同诱导与塑造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小说呈现出了全新的、别样的风格与特色,并推动电影小说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由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电视小说的诞生比电影小说晚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蹒跚来迟。电视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并由1990年代及以前的创作者文体意识懵懂、艺术水准粗陋、市场接受程度低下而逐渐走向21世纪以后的文体创作自觉、运作模式娴熟、优秀佳作叠现的成熟与繁荣阶段。电视小说以及电影小说也在新世纪逐渐取代影视文学剧本成为影视文学的“最重要类型”。在厘清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演化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由此建立影视小说系统的生长谱系基础之上,从文体的角度深入影视小说内部探讨其文体建构的策略及其特色可以发现,影视小说既广泛借鉴了影像叙事的技巧,又充分发挥小说艺术的优长,将影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也因此成为影视对文学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成为影视与文学联姻产生的“宁馨儿”。影视小说是蕴含影视基因最为丰沛、受到影视影响最为深刻、借鉴影视艺术形式最为多样、运用其相关技法最为成熟的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被誉为“电影的灵魂”的蒙太奇作为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对影视小说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此外,影视小说借鉴影视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影像视听技巧,以时空的有意错落、重置、交叉、破碎等打破情节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以多重空间的叠合、并置、交错等摒弃传统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凸显共时性与现时性的“空间化”叙事效果,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与审美特征,成为现代小说空间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影视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所具有的独异性和规定性之一。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从影视小说的外部生态场域来考察影视小说的生成与运作情况可以发现,以出版社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对影视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枢纽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精神产品能动主体的出版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影视小说的繁荣既提供了重要保障又激发了不竭动力。同时,在影视小说生成链上的三大相关主体——作为影视剧生产制作主体的投资出品方、作为影视小说创作主体的改编创作者以及作为物化载体媒介主体的图书出版社中,改编创作者作为关键主体直接决定影视小说的艺术水准与市场价值,影视投资制作方则以其广泛的市场影响和强劲的资金实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在遵循影视剧生产规律、小说创作规律、图书出版规律“三大规律”基础上多方联动,互融共生,以各自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影视小说的创作生产与营销运作,推动影视小说在新世纪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勃兴。
黄炜[6]（2017）在《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保险越重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保险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充分肯定了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管制事关保险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事关“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契合时代要求的保险业政府管制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历史视角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保险业复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整个行业实现了快速增长,行业规模和社会影响力大为增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政府管制通过对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完善,对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逐步深入,保险业政府管制自身也面临深刻调整。一方面,保险业在发展当中同时面临管制过度和管制不足,导致行业活力不足和经营不规范的问题都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保险业管制点多面广,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有效推进,也需要深入研究。从理论视角看,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子部门,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制遵循着经济管制和金融管制的一般规律,公共利益理论、管制俘获理论、规制经济理论等经典管制理论依然对保险业管制有着有力的解释意义。与此同时,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保险业又有着非常鲜明的行业特质,目前理论界总体上仍停留在用经典管制理论来阐释保险业的管制实践,较少从行业特质出发去把握保险业管制的特殊规律,这也正是本文的努力方向。本文紧密结合中国保险业实际,在重构保险管制理论及对现有管制政策作系统性梳理基础上,站在保险业经营管理全流程的角度看待保险管制,客观分析了各领域管制政策对行业发展的现实和潜在影响,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保险管制的政策建议。在分析过程中,本文还充分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管制的经验和教训,为相关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本文内容共七章,分别从不同角度由表及里,围绕公共利益原则,力图对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的主要领域作较为全面的分析。第一章,保险管制的理论再思考和国内实践。从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对保险管制进行理论重构,在深度把握保险行业特质基础上,开创性提出“保守管制”、“培育管制”、“纠结管制”等保险业管制新论,这三个方面虽然主要对应的是保险管制的“实然性”,但对于更好把握保险管制的“应然性”也很有启迪。在重构理论的同时,本文又从实践层面分析了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状,从法律体系、管制架构、管制主体、管制职能、管制目标、管制方式等六个方面梳理出中国保险业管制的基本框架,探析了保险业政府管制与非政府管制的相互关系,分三个阶段回溯了中国保险业管制体制的变迁,并对中国保险业管制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这些都为后文分析奠定了情景基础。第二章,保险市场准入管制。主要从市场的入口端对保险管制实施分析,阐述了管制对市场体系的影响。与其他行业相比,保险市场准入管制具有普遍性原因,也有特殊性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防止过度竞争、控制市场风险、缓解信息不对称、规避较高的市场退出成本、保证市场开放下的公平竞争等。中国保险业市场准入管制大致经历了严格限制、逐步放松和审慎收紧三个阶段,在管制政策上表现为直接和间接准入管制并行、多层次的市场准入管制并重、市场准入标准逐步细化和提高等特征。从管制影响看,较高的准入标准不利于破除市场的高度垄断,对国有资本的偏好不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资本结构,直接准入管制不利于提升社会福利,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不利于创造多层次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准入管制面临着标准偏高、细节模糊、限制过多等突出问题。第三章,保险产品费率管制。主要分析价格管制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费率管制是价格管制在保险业的表现形式,出发点在于确保保险产品定价的适当性、公正性、稳定性、激励性和合理性。保险产品费率制定的本质是解决实际风险暴露与风险保费确定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费率制定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具体方法和主要考虑因素并不相同,因此寿险产品和财产险产品费率厘定具有不同的特点、实行差异化的政策。总体上看,中国对保险产品实施的是最低限价管制。此外,中国保险费率管制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保险产品费率偏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尽管监管部门明确了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但在一些领域旧的管制制度仍在执行,市场化的力度与节奏还不适应现实的要求。第四章,保险资金运用管制。分析了保险资金运用在管制下如何发展变化并影响经营管理和市场运行的其他方面。保险资金运用不同于普通投资行为,其不以追求高收益为唯一目标,而是兼顾实现保险责任偿付这一基本职能为目的,对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有较高的要求。当前,中国保险资金运用呈现出资金运用规模快速增长、资产配置结构不断优化、投资收益率逐步趋稳的态势。从管制历程看,中国保险资金管制大致经历初始探索、框架初步形成、全面发展以及适度宽松四个阶段,目前主要采取放松市场准入、放宽投资品种、降低投资门槛、放松比例限制、强化后端管控等管制政策,这些政策起到很大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投资收益率波动偏大、整体收益率偏低、资产配置趋同、错配问题凸显等不利影响。总的来看,中国保险资金运用管制已经有了很大的实质性进步,但也存在着注册制改革进展缓慢、政策缺乏灵活性、“玻璃门”等问题,同时管制者自身也面临改革转型的迫切要求。第五章,保险市场退出管制。对现有较为分散的退出管制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其对保险业市场化的影响。保险公司不同于一般的非金融企业,其市场退出往往具有更大的“负外部性”,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成本较高,同时为了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有必要对保险市场退出实行相对严格的管制,这也是国际的通行做法。相比发达国家相对完备的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中国并没有针对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专门立法,主要依据行政性指令,目前已初步建立多层次的、与偿付能力相衔接的、以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为支撑的市场退出机制。从管制成效看,市场退出的处置效率偏低、处置成本偏高,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开以及费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受到制约。从管制体系看,中国保险市场退出管制存在着立法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现行破产法规未充分考虑保险公司特殊性等问题。第六章,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保险业管制模式及比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业管制的特点,开展了对比研究,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有效经验。横向比较看,无论是美国的双重管制模式,英国的宽松管制模式,还是日本的严格管制模式,或是韩国的一体双层管制模式,都是与本国历史、法律、文化等有着密切关联,且模式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调整完善过程中。对中国保险业管制而言,不同的模式也有其一致性的借鉴意义,例如加强对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不断完善偿付能力管制的机制制度建设,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机结合,市场化是保险经营和保险管制的大势所趋。第七章,深化中国保险业管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在总结中国保险业管制特点和问题基础上,针对上述分析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从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简政放权、增强市场活力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作出了总体布局,保险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保险管制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路径。保险业管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和防范保险市场风险。面对行业发展整体滞后、资本实力偏弱、经营管理水平较低、保险文化较弱的约束条件,中国保险业管制必须坚持围绕核心、循序渐进、统筹兼顾、系统实施及分类推进的大原则,在策略上逐步放松市场准入,深入推进保险产品市场化定价和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优化保险市场退出机制,同时对保险业管制体系进行必要改革,不断增强以保险行业协会为实施主体的非政府管制作用。
李朔[7]（2016）在《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工业设计根植于工业化的土壤,其发展的趋势总是与工业化进程同步。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跨越式发展,逐步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使我国工业化中后期与其信息化阶段达到历史交汇。在这样的境遇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重叠,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同时进行与融合发展。但不容乐观的是工业设计赖以生存的工业化土壤并未完全成熟,前一阶段的急促生长导致中国基础产业发展存在断层,工业设计缺乏一个充分展开的时间而仓促进入下一阶段,基础相当薄弱,仍然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型产业链,存在着填补空缺、引进、模仿、制造、低价格、同质化的加工型现象。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时,无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仍然是发展的屏障,工业文化意识并没有在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积淀和成熟。然而,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重心明显开始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从传统型到创新型、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转移,以技术、设计创新、文化软实力等为特征的智慧与创新资源逐步取代物质资源在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此时,中国赖以制胜的成本优势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给我国制造业和工业设计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制造到“智造”该如何发展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如今,工业设计成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利器和企业创新的重要智力资源已成为普遍共识。西方很多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现代设计产业尤其是工业设计的发展与创新,并将此课题提升至国家发展策略和战略目标的高度。而今天的中国已不能简单地复制历史,工业设计需要探索出契合我国当代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设计产业的成功经验,吸取其教训,分析我们之间的差异,找到我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就尤其重要。并且,要对其发展历程中存的诸多问题和各种弊端,以及更深层次的根源进行探讨和分析,更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其优势和劣势,就需要一个可资比较的参照系。中英两国的现代工业设计均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然而结果却截然不同。同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起步阶段,英国对中国工业化的萌发有着无法替代的影响力。除此之外,相似的近代社会结构,对手工艺的重视,对传统的尊重与延续、对古老历史的认同,以及中英文化思想的保守主义倾向,构成了两国比较的基础和研究思路的起点。目前,国内外关于工业设计发展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工业设计史、工业设计实践、产品战略及其理论上。相比国外的研究文献而言,国内关于工业设计的文献比较缺乏,研究多以欧美等国家工业设计史的全面论述为主,或是很少一部分关于中国近现代工业设计的学术文献散见于工艺美术史、艺术设计史、“断代类”的近现代设计史中。从国内检索出该领域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专题研究的深入程度等状况可以看出,学界关于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历史的研究存在不足,没有形成体系。对于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尚未提出明确的论述和全面的解析。并且,在过去的很多设计研究中,偏重于对中国或西方两个独立的对象进行考察,较少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仅有以中西比较为主的比较美术史、设计史并不主要涉及某个具体的对象,对中西的研究也显得过于笼统,缺乏深入具体的探讨。这样不仅无助于研究视角的拓展,还可能减少立论和论证的说服力。因此,本文选取工业设计发展具有典型性的英国和中国作为两个具体明确的对象,并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采用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英国和中国两个不同社会的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进行客观地互照、互对、互比、互识,察同辨异和分析论证,从而使比较研究的结果更为准确。具体来说,本文以“启”（启始阶段的萌发）、“承”（文化的承继）、“转”（经济的转型）、“合”（适合性的发展）为出发点,并对本文研究的时间进行界定,参照工业革命发展轨迹与工业4.0的概念划分,将工业社会按照技术演进概括为肇始、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四个递进发展的阶段。通过对中英两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的通览,比较工业设计处在四个历史阶段下,不同的社会背景、经济形态、文化思想的生存土壤中,其发展所呈现的共性与异质特征,分析各自设计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特殊性和缘由,进而总结出所存差异和问题。重点就起始阶段的自觉性差异问题,机械化进程中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问题,电气化阶段“质”变与“量”变的差异问题,信息化阶段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首先,中英工业设计初始阶段存在着自发和触发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自觉性的缺失,使中国工业设计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进而在后来的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其次,机械化进程阶段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存在着不同的视角,英国“修正性”的人文思想与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种反思精神暂时阻碍和延缓了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进程,但却使其设计始终受到以道德关怀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理念的影响。而由于反思和反省精神的缺乏,中国对外来工业文明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麻木却从根本上阻碍了工业设计的进程;再次,电气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出现“质”变与“量”变的差异问题。此阶段中国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相比之前工业设计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瞬间由机械化设计过渡到电气化设计的阶段,高技术风格一下风靡开来。而英国工业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是机械化到电气化的延伸和扩展,更多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量变过程;最后,从前文的差异比较可以看出,发展到信息化阶段的英国设计观念已经相当成熟,而中国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观念,设计产业还比较年轻。前一阶段的急促生长导致中国基础产业发展存在断层,同时工业设计缺乏充分展开的时间,基础相当薄弱,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本文力图通过对比研究各阶段两国差异背后所体现出的优势和劣势,找到英国对于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影响和启示,以及有价值的参考,尽量避免在今后的探索中走弯路,并以此启发当代中国工业设计创新发展的思路。另一方面重新梳理中英两国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的历程,对中国工业设计“断代史”理论研究作补充和完善。同时以论带史,关于两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的比较分析研究,是在新的视角下对中国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历史的重新阐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曼丽[8]（2015）在《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发展使得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逐渐增加,从而带动了相关地质工作的开展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地质资料,给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工作带来难得的机遇与挑战。目前,我国地质资料在信息化与集群化方面也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方面仍处于萌芽状态,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是地质资料公益性服务的一个重要补充。国内相关学者对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的研究仍旧欠缺。本论文研究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产业理论以及信息服务理论等,对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全球主要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历史和现状,对典型国家地质资料信息产业化特征及经验进行总结归纳,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特点、大数据时代背景以及现阶段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现状,对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可行性进行研究,探讨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并通过层次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进行选择,最终提出促进我国地质资料产业化可持续的对策与建议。本论文的创新点在于,在全面总结国外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对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进行探讨,构建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选择模型。通过对发达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研究得出,发达国家的地质资料信息社会化服务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满足社会多方需求,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管理与服务体系,同时服务方式也由简单的借阅服务方式升级为知识服务方式。发达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过程中,公益性基础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主要由政府机构提供,并适当通过成本回收法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同时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保障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政府也可以通过与企业或者中介机构进行合作,销售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品。企业、个人以及中介机构是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市场的有效补充。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不仅提高了社会地质资料信息服务质量,可以更多方面的满足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需求,也促使公共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尽管我国地质资料信息社会化服务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地质资料信息化与集群化工作进展快速。建国以来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地质资料,为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提供了资源基础,同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氛围,未来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需求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成为必然选择。本论文将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根据服务提供主体划分为:政府主导产业化模式,公益机构主导产业化模式,科研机构主导产业化模式,企业主导产业化模式以及混合主导产业化模式。并从资源产业背景、信息服务质量、专业化背景、市场化程度与服务价值五个方面构建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我国现阶段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所适用的产业化模式进行选择,通过评价结果得出现阶段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应以政府主导型为主,逐渐向企业和科研机构主导型过渡。最终针对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中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推进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可持续发展,我国应该提高地质资料汇交质量,明确地质资料汇交权责,制定相关的行业规划,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注重市场主体与环境培育,提高服务质量以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同时兼顾与国外地质资料信息服务行业的交流。
李一男[9]（2015）在《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公平和效率的命题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公众和各类组织对于价值追求的两个重点,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民众与各类组织的持续关注,随着经济水平不断发展,民众对于政府部门的要求不仅在于提供公平的机会与权益分配,其对政府部门绩效的要求也逐步提升。作为一项衡量政府部门工作成果的有效工具,绩效评价承担了促进政府部门工作效率提升和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等重要功能,一直以来受到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受到了民众、学术界及其他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对于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所展开的绩效评价自古已有,发展至今,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相关理论已经日趋细致、完善,相应的评价实践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总体来看,由于政体构成、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价开展时间各有先后,也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就其中央政府层面的绩效评价来说,评价的授权方,实施机构和具体的执行流程有着明显的区别,绩效评价系统本身和以其为依托的绩效管理体系在组织层次和组织结构方面也存在硬性的差异。在现有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对于公共价值的地位越来越重视,而要评价政府行为和决策是否实现公众价值期望和体现公众价值需求,本质上需要通过评价政府绩效来实现。研究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有助于找到政府绩效的内在逻辑,在实践中体现公众价值的概念,更清晰地分析和理解政府绩效评价。政府绩效评价的实践或执行主体包括多个方面和不同层次,理论上讲,各个层面之间缺乏维系,亟需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视角,组织模式的视角有助于将这几种研究角度衔接起来。随着公民政治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央政府数年来多次强调政府绩效,更多的开始关注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过程中的公共责任、公民满意、以及更多不同于效率的多元化价值追求。公共管理者所进行的绩效评价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有助于实现特定的管理目标,因此,应根据不同的绩效评价目的与不同的评价结果使用者,选择不同的方法与标准,这就需要考虑绩效评价的组织与管理。对于政府绩效的组织模式,作为对以价值为中心的政府绩效评价,是对价值的集中体现。有必要以价值为核心,讨论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内在逻辑和合法性,确认其组织流程和结构要素。本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论证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对于创造政府绩效和促生公共价值的重要性。延续公共价值理论和政府绩效评价三权学说,政府绩效应该反映对于社会公众需求的满足情况,体现公共价值促生。研究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其实就是研究公众价值需求在具体社会形态中向政府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及政府绩效评价主客体对该机制达成一致的逻辑依据和制度背景。按照PV-GPG框架,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在不同国家中呈现出差异,这种差异能够在该国的文化脉络和社会形态中找到合理性解释,也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保护和限制。通过有效组织的绩效评价对各社会主体的价值表达和冲突进行约束,在政府主体识别确认后予以调解并引导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公共价值促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方主体的价值需求达成一致目标,经过具体的评价组织模式反映到政府绩效当中。作为PV-GPG理论的核心概念,公共价值的促生大致区分为以下各环节:首先是价值表达,在PV-GPG框架下应该允许各个社会主体表达自己的感受、意识形态和利益需求。其次是价值冲突,社会结构越复杂,各方社会主体的需求与利益产生不一致性,这种差异以冲突的形式出现,如何对其进行协调整合?然后是价值调解,各方利益与价值诉求分为临时性和长期性等不同形态,政府作为一方价值主体,自身也有需求和利益关联需要表达,这时候政府应当发挥代理人作用,对社会上的各种价值进行调节,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调解容易陷入过去的陷阱中,因为不对等的关系,所以公共价值的最后一个环节应该是价值促生,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促生不只是参与公共价值在冲突中的变迁,成长与形成,更体现了政府对于公共价值产生的导向性,引领价值生成的作用。对于政府绩效的评价也是对于公共价值在政府工作中体现的反映与体现,而如何组织评价,则成为比评价什么本身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评价内容和具体的评价方式必然是有所区别的,公共价值在政府绩效的各个层面与不同的社会主体中必然有所差异,但如何评价政府绩效来反映公共价值,本质上体现了政府主体在公共价值中的导向作用与政府自身的价值偏好,决定了政府如何导向,通过评价的手段来执行价值生成,形成公共价值,因此组织模式更加重要,而由于它自身是一个价值过程,因此也有表达、冲突、调解、促生的四个层面,分别对应了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的权威主体、组织结构、组织流程、组织控制。有了这个过程,才真正体现了 PV-GPG的精华所在,有别于其他理论与研究范式,更好地解释和支持了多元背景下公共需求由于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而带来的对于政府绩效与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本文中将这一问题的研究落脚在组织模式,是因为我们更关注政府是以何种途径和方式在组织绩效评价,而不只是各项绩效的指标实现了多少。同时将政府部门绩效评价实践系统的研究限制在国家层面,是兼顾借鉴价值与资料可获得性的结果。依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结构要素划分,尽量从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各选择有代表性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价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同时考虑对该种实践模式和评价体系的研究有没有成型的框架,有没有清晰的发展脉络,有没有理论支撑或者理论的新发展;实践方面,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包括该国有没有突出的绩效评价问题,或者先进的经验可供学习借鉴,该国绩效评价的发展有没有给本国甚至世界带来影响,在此基础上考虑差异化,包括尽可能多的案例。最终选取了六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横向的比较。根据选题特点,本文灵活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综合的质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首先明确了政府绩效评价的相关概念,对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及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在中央政府层面开展实施的政府绩效评价实践工作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各国绩效评价的主体,绩效评价三方面权威在各国具体情境中的分配和设置,进而梳理出各国中央政府层面绩效评价的组织模式,在横向对比各国政府绩效评价组织结构和组织流程之后,结合公共价值理论对于发展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价实践模式,特别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给出了建议。特色在于,着眼于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和整合问题,通过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内涵、价值定位和价值结构的开创性研究,总结和提炼出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范式。难点在于,澄清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的涵义和内容仍面临较多困难,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国家中政府绩效评价实践的主客体对价值的理解和诉求有很大差异,将这种对价值诉求的内在文化逻辑体现在外,就必然导致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权归属的多元化以及绩效体系的多维度,这些维度不断变化,致使隐含在政府绩效评价实践模式之中的组织模式体现出动态变化。在立足自身发展符合实际的绩效评价实践模式的同时,我国各政府部门也尝试从国外先进的政府绩效评价经验中吸取精华,经过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国内的政府绩效评价实践已经较好地掌握了西方主流的评价方法和技术、工具,并能够结合各地实际对其进行改良应用。在中央政府层面,虽然至今尚未建立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内容完整,结构清晰,目标明确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但政府本身已经表现出对绩效管理和评价越来越多的重视。实现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基础就是提出一个清晰可行的绩效评价组织框架,能够在充分利用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绩效评价的目标,满足社会公众的价值诉求,同时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对于公共价值形成引导与促生,这体现了公共价值的本来含义。
施瑛[10]（2014）在《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文中研究说明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文革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二、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馆成立对外咨询服务部,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馆成立对外咨询服务部,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论文提纲范文）
（2）竞争政策对香港-内地服务业一体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论文框架 |
| 1.3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服务业的研究综述 |
| 2.1.1 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及其特点 |
| 2.1.2 香港内地服务贸易与服务业一体化研究 |
| 2.2 竞争政策与服务业关系研究 |
| 2.2.1 竞争政策与服务业的关系 |
| 2.2.2 竞争政策协调推动一体化的机理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香港内地服务业一体化概况与问题分析 |
| 3.1 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现状 |
| 3.1.1 香港内地双边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 3.1.2 CEPA及系列协议效力分析 |
| 3.2 香港内地服务业一体化面临的问题 |
| 3.2.1 香港、内地服务业市场存在垄断 |
| 3.2.2 香港与内地市场监管异质性 |
| 3.2.3 竞争政策协调是实现服务业一体化的核心 |
| 3.3 香港内地竞争政策研究 |
| 3.3.1 香港内地竞争政策发展历程 |
| 3.3.2 香港内地竞争政策目的原则不同 |
| 3.3.3 竞争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的差异 |
| 3.3.4 竞争管理与执行机构存在差异 |
| 3.3.5 执法透明度存在差异 |
| 3.3.6 竞争政策文化不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竞争政策对服务业一体化影响实证研究 |
| 4.1 研究设计及方法介绍 |
| 4.1.1 价格法与一体化程度度量 |
| 4.1.2 冰山成本模型与竞争政策影响程度度量 |
| 4.2 数据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2 变量说明 |
| 4.3 香港内地服务业一体化程度价格法分析 |
| 4.3.1 相对价格波动指数收敛性检验 |
| 4.3.2 相对价格波动指数分析 |
| 4.3.3 香港内地服务业一价定律背离程度高 |
| 4.4 竞争政策不协调对服务业一体化影响实证结果 |
| 4.4.1 实证模型与结果 |
| 4.4.2 分时段研究 |
| 4.4.3 分品类研究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第5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1.1 香港与内地的服务业一体化程度不高 |
| 5.1.2 香港内地竞争政策不协调阻碍了服务业一体化 |
| 5.1.3 香港内地竞争政策协调存在迫切性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加快推进香港内地竞争政策区域协调 |
| 5.2.2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
| 5.2.3 推进香港内地监管标准的融合 |
| 5.2.4 推进服务业国企改革 |
| 5.2.5 重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内容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相关概念 |
| 一、组织与功能 |
| 二、社会组织 |
| 三、社会组织的功能 |
| 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基本理论 |
| 一、第三部门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 |
| 四、理论基础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演变 |
| 第一节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
| 一、缓慢发展期(1949年-1977年) |
| 二、复苏发展期(1978年-1989年) |
| 三、曲折发展期(1990年-2001年) |
| 四、稳定发展期(2002年-2012年) |
| 五、增速发展期(2012年以来)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
| 一、破旧立新阶段(1949年-1977年) |
| 二、复苏发展阶段(1978年-1989年) |
| 三、整顿提升阶段(1990年-2001年) |
| 四、改革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案例分析 |
| 一、北京：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 |
| 二、上海：强化服务、激发活力 |
| 三、广东：大胆突破、勇于创新 |
| 四、山东：推行“放管服”、服务社会组织发展 |
| 第四节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发展特征 |
| 一、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发展特征 |
| 二、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不足 |
| 第三章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反思 |
| 第一节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外部挑战 |
| 一、社会转型的挑战 |
| 二、社会组织职能转变的挑战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挑战 |
| 第二节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内部困境 |
| 一、多头管理模式困境 |
| 二、双重登记制度困境 |
| 三、过度限制竞争困境 |
| 四、监管责任不足困境 |
| 第三节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代执政意识相对滞后 |
| 二、社会整体独立程度不够 |
| 三、社会组织自主发展欠缺 |
| 四、传统文化下的惯性思维 |
| 第四章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社会组织管理实践个案 |
| 一、发展概况 |
| 二、管理经验 |
| 三、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德国社会组织管理实践个案 |
| 一、发展概况 |
| 二、管理经验 |
| 三、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英国社会组织管理实践个案 |
| 一、发展概况 |
| 二、管理经验 |
| 三、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日本社会组织管理实践个案 |
| 一、发展概况 |
| 二、管理经验 |
| 三、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五节 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
| 一、个案的整体比较 |
| 二、国外社会组织管理的经验总结 |
| 三、国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
| 第一节 明确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原则 |
| 一、明确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
| 二、明确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 |
| 第二节 加强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完善和优化 |
| 一、建立现代社会组织监管体制 |
| 二、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支持体制 |
| 三、探索现代国家与社会组织合作体制 |
| 四、建设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 |
| 五、优化现代社会组织的运行体制 |
| 第三节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加强社会组织党建 |
| 二、明确政府职责,实现从管理到服务转变 |
| 三、加强组织自律,促进社会组织有序发展 |
| 四、强化社会监督,构建常态化的监督体制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研究界定与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四、创新点与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城乡多种经济形式兴起的动力 |
| 一、多种联产责任制的联动效应 |
| (一)改革开放前夕的京郊农村 |
| (二)多种联产责任制调动多方积极性 |
| (三)多种联产责任制效应分析 |
| 二、城市待业青年问题推动多种经济形式兴起 |
| (一)北京就业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各项改革开始突破现有政策 |
| (三)安置就业使多种经济形式迎来发展契机 |
| (四)北京产业结构的优化 |
|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的探索创新与所有制调整 |
| 一、京郊之路：集体经济的搞活放开与适度规模经营 |
| (一)窦店开展多种经营 |
| (二)四季青实行专业化生产和横向联合 |
| (三)适度规模经营的试点与波折 |
| 二、乡镇企业的转型与高速发展 |
| (一)社队企业实现历史转折 |
| (二)政社分开与高速发展 |
| (三)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分析 |
| (四)北京乡镇企业的主要特点 |
| 第四章 个体、私营经济的回归与发展 |
| 一、北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分析 |
| 二、商业流通体制改革推动国家、集体、个人“三足鼎立” |
| (一)“放开”“搞活”阶段 |
| (二)深入到体制改革阶段 |
| 三、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与个体经济 |
| (一)向街道放权,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 |
| (二)部门利益博弈下的街道个体经济 |
| 四、北京市个体、私营经济基本分析 |
| (一)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基本情况 |
| (二)个体工商户收入基本情况与来源分析 |
| (三)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环境简析 |
| 第五章 农村国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调整 |
| 一、京郊国营农场发展概述 |
| 二、所有制结构改革促使“喝奶难”问题根本解决 |
| (一)问题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引发全国关注与基本解决 |
| (三)所有制结构改革促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
| 三、农场系统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 |
| (一)农场系统乡镇企业的兴起 |
| (二)京郊农垦系统三资企业的起步 |
| (三)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畜牧业结构 |
| 第六章 外资经济在北京城乡的起步 |
| 一、外贸体制开始实行承包制改革 |
| 二、三资经济的兴起 |
| (一)中国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的艰难起步 |
| (二)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北京建国饭店的兴建 |
| 三、北京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
| 四、外资经济对北京经济结构的影响 |
| 第七章 民营科技经济的迅速崛起 |
| 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 |
| 二、早期的三个争论与三次风波 |
| (一)三个争论与股份改制尝试 |
| (二)三次风波 |
| 三、民营科技经济初步形成中的政府作用分析 |
| (一)优化高新技术发展环境 |
| (二)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的酝酿与初创 |
| (三)试验区初创时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探索 |
| 第八章 结语 |
| 一、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形成的理论根源、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 |
| 二、北京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主要特点 |
| 三、几点启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及文献资料 |
| 二、着作 |
| 三、论文 |
| 四、报刊及档案 |
| 后记 |
（5）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一次偶然的必然“邂逅” |
| 二、拨云去雾：影视小说的界说与判定 |
| 三、众声喧哗：影视小说研究的概况与述评 |
| 四、探幽发微：影视小说研究的路径与价值 |
| 第一章 电影小说的生成演化流变 |
| 第一节 曾经辉煌：电影小说的现代生成(1920-1949) |
| 一、源起与滥觞：从“电影本事”到“影戏小说” |
| 二、完善与成型：“文学新品种”的“开花结果” |
| 三、勃兴与衰落：从“迅速繁荣”到“戛然凋零” |
| 第二节 曲折前行：电影小说的缓慢发展(1949-1989) |
| 一、戴着枷锁的“舞者”：“十七年”电影小说 |
| 二、渐次复苏的“星火”：“新时期”电影小说 |
| 第三节 再度兴起：电影小说的走向繁荣(1990-2010) |
| 一、多重助推下的全新发展：九十年代电影小说 |
| 二、多方联动下的成熟建构：新世纪的电影小说 |
| 第二章 电视小说的发展演绎历程 |
| 第一节 艰难孕育：电视小说的多重束缚与孱弱生成(1958-1989) |
| 一、辗转反侧的难产：母体源头的先天缺失 |
| 二、初生之后的沉寂：生态场域的强力消解 |
| 第二节 多层建构：电视小说的不断探索与走向成熟(1990-1999) |
| 一、“掬精华”与“赋灵魂”：创作的初步实践 |
| 二、“被背叛”与“卖狗肉”：遭遇的问题误区 |
| 三、“有意识”与“转折点”：自觉的融通调适 |
| 第三节 迈向纵深：电视小说的全面勃兴与初步繁荣(2000-2010) |
| 一、数量大幅增长：变得“更为流行了” |
| 二、佳作不断涌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 三、题材内容丰富：影视与出版的“一种策略” |
| 四、畅销作品众多：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 |
| 第三章 影视小说文体的建构策略 |
| 第一节 叙事蒙太奇：叙述的多元化实践 |
| 一、交叉蒙太奇：多条线索的巧妙编织 |
| 二、隐喻蒙太奇：多重意蕴的具象表达 |
| 三、心理蒙太奇：多层幽曲的繁复呈现 |
| 第二节 形式空间化：空间的影视化转轨 |
| 一、视点与运动：叙述的空间化转换 |
| 二、幻化与物化：意象的空间化交错 |
| 三、共时与多重：结构的空间化并置 |
| 第四章 影视小说载体的媒介视野 |
| 第一节 改革与转型：影视小说出版的机制准备 |
| 一、地域分工改革：奠定影视小说勃兴之基础 |
| 二、发行渠道改革：拓展影视小说勃兴之通衢 |
| 三、内部体制改革：提供影视小说勃兴之动力 |
| 第二节 周期与时效：影视小说出版的时间维度 |
| 一、“后期的跟随”：先期试水与谋定后动 |
| 二、“同开姊妹花”：联袂互动与无缝链接 |
| 三、“风向标有变”：小说先行与影视后至 |
| 第三节 品牌与策划：影视小说出版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化战略：影视小说取得“决胜的关键” |
| 二、跨媒体营销：影视小说需“吆喝上几嗓子” |
| 三、全媒体出版：影视小说出版“重要的一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1920-1949年中国现代电影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附录二：1949-2010年中国当代电影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附录三：1980-2010年中国电视小说汇总一览表(部分)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现实意义 |
| (二) 理论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 |
| (二) 管制、规制和监管 |
| (三) 保险管制、保险业管制与保险市场管制 |
| (四) 保险业政府管制与保险业非政府管制 |
| 四、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管制基础理论 |
| (二) 金融业管制理论 |
| (三) 保险业管制理论 |
| (四) 简要评论 |
| 五、研究目标、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基本内容 |
| (四) 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保险业管制的理论再思考与国内实践 |
| 第一节 保险业管制的理论再思考 |
| 一、经典管制理论与保险业管制的一般性 |
| 二、保险行业特质与保险业管制的特殊性 |
| 三、对中国保险管制的总体认识 |
| 第二节 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状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保险业管制的基本框架 |
| 一、法律体系 |
| 二、管制构架 |
| 三、管制主体 |
| 四、管制职能 |
| 五、管制目标 |
| 六、管制方式 |
| 第四节 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与非政府管制的相互关系 |
| 一、管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
| 二、保险业政府和非政府管制的作用与缺陷 |
| 三、中国保险业政府与非政府管制的关系 |
| 第五节 中国保险业管制体制的变迁 |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集权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 |
|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政府管制的初步确立阶段(1979年至1997年) |
|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业政府管制的逐步完善阶段(1998年至今) |
| 第六节 中国保险业管制的主要特点 |
| 一、管制目标上强调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和促进行业发展并重 |
| 二、管制改革上呈现出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 |
| 三、管制方式上逐步重视偿付能力 |
| 四、管制范围上强调对保险业的全方位管控 |
| 五、管制主体上以专业的集权式政府管制为主 |
| 六、管制强度上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标准 |
| 第七节 中国保险业管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管制实践中过于强调行业规模增长的目标 |
| 二、管制范围大而全的问题比较突出 |
| 三、管制标准难以实现因地制宜 |
| 四、行政性管制手段使用较多 |
| 五、部分领域仍存在管制缺位 |
| 第二章 保险市场准入管制 |
| 第一节 保险市场准入管制的原因 |
| 一、防止过度竞争 |
| 二、控制经营风险 |
| 三、缓解信息不对称 |
| 四、规避较高的市场退出成本 |
| 五、保证市场开放下的公平竞争 |
| 第二节 保险市场准入管制的主要政策 |
| 一、管制历程 |
| 二、主要政策 |
| 三、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保险市场准入管制的影响 |
| 一、导致市场的集中度偏高 |
| 二、不利于形成多层次的保险市场体系 |
| 三、导致保险产品价格偏高 |
| 四、加大了市场准入的社会成本 |
| 第四节 进入管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市场准入标准偏高 |
| 二、准入标准细节有待进一步明确 |
| 三、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存在诸多限制 |
| 第三章 保险产品费率管制 |
| 第一节 保险产品费率管制的原因 |
| 一、从保守管制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保证费率的充足性 |
| 二、从培育管制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保证费率的公平性 |
| 第二节 保险产品费率厘定的基本原理 |
| 一、寿险产品费率 |
| 二、财产险产品费率 |
| 第三节 寿险产品费率管制 |
| 一、历史回顾 |
| 二、现行政策 |
| 三、主要特点 |
| 第四节 车险产品费率管制 |
| 一、历史回顾 |
| 二、现行政策 |
| 三、主要特点 |
| 第五节 保险产品费率管制的影响 |
| 一、一般分析 |
| 二、具体分析 |
| 第六节 费率管制存在的问题 |
| 一、严格的费率管制尚未根本改变 |
| 二、科学化的费率形成机制仍不健全 |
| 三、区域性的费率管制机制尚未建立 |
| 四、维系当前费率管理体制的成本过高 |
| 五、进一步放松费率管制的配套机制建设较为滞后 |
| 第四章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 |
| 第一节 保险资金运用的现状 |
| 一、资金运用规模快速增长 |
| 二、资产配置结构不断优化 |
| 三、投资收益率逐步趋稳 |
| 第二节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原因 |
| 一、保险资金运用的主要原则 |
| 二、保险资金运用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三、资产负债管理 |
| 四、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现行政策及特点 |
| 一、放松市场准入 |
| 二、降低投资门槛 |
| 三、放松比例限制 |
| 四、强化后端管控 |
| 五、强化资本约束 |
| 第四节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政策的影响 |
| 一、投资收益率波动较大 |
| 二、整体投资收益率偏低 |
| 三、保险行业资产配置趋同 |
| 四、制约了保险行业创新发展 |
| 第五节 保险资金运用管制存在的问题 |
| 一、政策“玻璃门”仍然存在 |
| 二、注册制改革的实质仍未达成 |
| 三、管制政策的差异性和灵活度不够 |
| 四、债权投资计划可投行业受限制约了投资范围多样性 |
| 五、管制者自身也面临改革转型的迫切要求 |
| 第五章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 |
| 第一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几个概念 |
| 一、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基本概念 |
| 二、市场退出管制的触发条件 |
| 三、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主要手段 |
| 第二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原因 |
| 一、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成本较高 |
| 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 |
| 三、保护消费者利益需要最终的风险防线 |
| 第三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的现行政策 |
| 一、初步建立了多层次的市场退出机制 |
| 二、初步建立了与偿付能力衔接的市场退出机制 |
| 三、初步建立了保险保障基金制度 |
| 四、开展分支机构市场退出试点 |
| 第四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政策的影响 |
| 一、市场退出的处置效率偏低处置成本偏高 |
| 二、制约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开 |
| 三、制约费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 |
| 第五节 保险市场退出管制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
| 二、现行破产法规未充分考虑保险公司特殊性 |
| 三、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仍存在缺陷 |
| 第六章 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保险业管制模式及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的双重管制模式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点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英国的宽松管制模式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点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日本的严格管制模式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点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韩国的一体双层管制模式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主要特点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六节 保险业管制模式的国际比较 |
| 一、各类保险业管制模式的相同之处 |
| 二、各种保险业管制模式的不同之处 |
| 第七节 经验借鉴 |
| 一、加强对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
| 二、不断完善偿付能力管制的机制制度建设 |
| 三、注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机结合 |
| 四、市场化是保险经营和保险管制的大势所趋 |
| 第七章 深化中国保险业管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改革的总体安排 |
| 一、改革目标 |
| 二、约束条件 |
| 三、基本原则 |
| 四、基本构想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保险业管制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 |
| 一、逐步放松保险市场准入 |
| 二、深入推进保险产品市场化定价 |
| 三、深入推进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的市场化改革 |
| 四、逐步优化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
| 五、对保险业管制体系进行必要改革和调整 |
| 六、不断增强以保险行业协会为实施主体的非政府管制作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7）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1.1 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的“相似”之处 |
| 1.1.2 英国工业设计对中国的影响 |
| 1.1.3 中国和英国在文化思想方面都具有保守主义倾向 |
| 1.1.4 中国和英国均注重手工艺传统 |
| 1.1.5 近代英国和中国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 |
| 1.2“平行比较”研究方法选择的依据 |
| 1.3 研究的背景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相关研究范畴的界定 |
| 1.5.1 工业设计概念的发展演变 |
| 1.5.2 中英两国工业设计相关时间段界定 |
| 1.6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6.1 相关工业设计研究的文献 |
| 1.6.2 相关工业化研究的文献 |
| 1.6.3 相关社会文化研究的文献 |
| 1.7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研究方法 |
| 1.8 研究的创新点 |
| 1.9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第2章 肇始阶段中英工业设计的自觉性差异 |
| 2.1 英国工业设计的“内生化”过程 |
| 2.1.1 英国工业设计诞生的社会背景 |
| 2.1.2 肇始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特点 |
| 2.2 中国工业设计的“外源化”发展 |
| 2.2.1 中国工业设计萌芽与初生的社会背景 |
| 2.2.2 肇始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特点 |
| 2.3 起始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肇始方式的差距问题 |
| 2.3.1 英国工业设计的“自发型”发生 |
| 2.3.2 中国工业设计的“触发型”发生 |
| 2.4 本章小结：自觉性差异对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
| 第3章 机械化进程阶段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 |
| 3.1 英国机械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对工业文化的态度 |
| 3.1.1 英国工业设计进一步展开的社会背景 |
| 3.1.2 英国反对工业文化的人文思想视角 |
| 3.2 中国机械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对工业文化的态度 |
| 3.2.1 中国工业设计进一步展开的社会背景 |
| 3.2.2 中国反对工业文化的民族主义视角 |
| 3.3 机械化进程阶段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问题 |
| 3.3.1 英国“修正性”的人文思想 |
| 3.3.2 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 |
| 3.4 本章小结：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对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电气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质”变与“量”变的差异 |
| 4.1 电气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扩展和延伸 |
| 4.1.1 电气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社会背景 |
| 4.1.2 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量”变过程 |
| 4.2 电气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突破和飞跃 |
| 4.2.1 电气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社会背景 |
| 4.2.2 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质”变过程 |
| 4.3 电气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发展“量”变与“质”变的差异问题 |
| 4.3.1 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量”变 |
| 4.3.2 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质”变 |
| 4.4 本章小结：“质”与“量”的发展差异反映出的中国工业设计问题 |
| 第5章 信息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 |
| 5.1 信息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产业“转移” |
| 5.1.1 信息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社会背景 |
| 5.1.2 英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模式 |
| 5.2 信息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产业“转型” |
| 5.2.1 信息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社会背景 |
| 5.2.2 中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模式 |
| 5.3 信息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问题 |
| 5.3.1 英国自觉的设计创意产业发展 |
| 5.3.2 中国工业设计价值链的慢速生存 |
| 5.4 本章小结：中英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反映出的中国工业设计问题 |
| 第6章 结论 |
| 6.1 基本结论 |
| 6.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6.2.1 研究的不足 |
| 6.2.2 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附录A 参考文献 |
| 附录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 |
| 附录C 相关图表 |
（8）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前人研究现状 |
| 1.3.1 公共产品划分及性质研究概况 |
| 1.3.2 我国地质资料服务研究 |
| 1.3.3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框架 |
| 1.6 论文创新成果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公共选择理论 |
| 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3 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 2.3.1 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理论 |
| 2.3.2 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理论 |
| 2.3.3 公共产品供给多元理论 |
| 2.4 产业理论 |
| 2.4.1 产业发展理论 |
| 2.4.2 产业结构理论 |
| 2.4.3 产业集群理论 |
| 2.5 信息产业服务理论 |
| 3 典型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现状及产业化研究 |
| 3.1 典型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现状研究 |
| 3.1.1 美国 |
| 3.1.2 英国 |
| 3.1.3 加拿大 |
| 3.1.4 澳大利亚 |
| 3.1.5 日本 |
| 3.1.6 俄罗斯 |
| 3.2 典型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现状研究 |
| 3.2.1 地质资料获取经费来源 |
| 3.2.2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投资机制 |
| 3.2.3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收费政策研究 |
| 3.2.4 典型国家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政策保障 |
| 3.3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发展趋势 |
| 3.3.1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更加多元化 |
| 3.3.2 专业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机构逐渐增加 |
| 3.3.3 政府扮演角色逐渐改变 |
| 3.3.4 政策体系逐渐完善 |
| 3.3.5 更加注重市场建设 |
| 4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探讨 |
| 4.1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特征研究 |
| 4.1.1 地质资料特性研究 |
| 4.1.2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特征研究 |
| 4.2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现状 |
| 4.2.1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提供 |
| 4.2.2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
| 4.2.3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品开发 |
| 4.3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研究 |
| 4.3.1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内涵 |
| 4.3.2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意义 |
| 4.3.3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可行性研究 |
| 4.3.4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定价机制研究 |
| 4.4 国内外不同产业产业化模式研究 |
| 4.4.1 科研成果产业化模式研究 |
| 4.4.2 档案信息产业化模式研究 |
| 4.4.3 测绘信息产业化模式研究 |
| 4.5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探讨 |
| 4.5.1 政府主导模式 |
| 4.5.2 公益机构主导模式 |
| 4.5.3 科研机构主导模式 |
| 4.5.4 企业主导模式 |
| 4.5.5 混合主导模式 |
| 4.6 实证案例分析 |
| 4.6.1 政府主导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加拿大 |
| 4.6.2 企业主导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 |
| 4.6.3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品分析 |
| 5 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选择分析 |
| 5.1 评价指标体系内涵 |
| 5.1.1 评价指标选取方法 |
| 5.1.2 评价分析方法选择 |
| 5.1.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1.4 评价目的 |
| 5.2 构建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选择模型意义 |
| 5.3 指标体系建立 |
| 5.3.1 指标选取依据 |
| 5.3.2 评价指标构成 |
| 5.4 评价过程 |
| 5.4.1 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
| 5.4.2 指标权重确定 |
| 5.4.3 使用软件说明 |
| 5.5 产业化模式选择评价结果 |
| 6 推进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对策与建议 |
| 6.1 提高地质资料信息汇交质量 |
| 6.1.1 明确地质资料汇交权责 |
| 6.1.2 制定相关的行业规划 |
| 6.2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
| 6.3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
| 6.4 培育市场主体与环境 |
| 6.5 注重服务质量，满足社会需求 |
| 6.6 注重与国外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交流 |
| 7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积累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问题 |
| 2.2 理论框架 |
| 2.3 相关概念界定 |
| 2.4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5 论文结构 |
| 第三章 各理论流派中的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 |
| 3.1 不同理论流派的划分 |
| 3.2 公共行政理论:价值主体单一 |
| 3.3 新公共管理理论:忽略价值冲突 |
| 3.4 新公共服务理论:缺乏调解机制 |
| 3.5 公共治理理论:政府主导失位 |
| 3.6 PV-GPG框架:实现价值促生 |
| 3.7 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主体 |
| 4.1 政府绩效评价的“三权”学说 |
| 4.2 三权主体与价值需求表达机制 |
| 4.3 三权主体的具体划分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结构 |
| 5.1 组织结构与公共价值冲突 |
| 5.2 绩效评价三权主体间冲突形式比较 |
| 5.3 组织结构的延伸与异质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流程 |
| 6.1 组织流程与公共价值调解 |
| 6.2 绩效评价组织流程的设计 |
| 6.3 绩效评价组织中的信息交流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控制 |
| 7.1 国家形式差别产生的影响 |
| 7.2 政府绩效评价相关立法:硬性控制 |
| 7.3 组织控制与政府绩效评价中的价值促生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创新 |
| 8.1 公共价值变迁对政府绩效的要求 |
| 8.2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研究政府绩效评价的组织 |
| 第九章 总结与研究展望 |
| 9.1 对于我国建设政府绩效评价的启发 |
| 9.2 研究总结 |
| 9.3 研究展望 |
| 附录1:本文中涉及的主要国家罗列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建筑教育本体研究 |
| 1.2.2 建筑教育发展历程 |
| 1.3 研究范围 |
| 1.3.1 本课题研究的空间范围---华南地区 |
| 1.3.2 研究的客体对象范围---华南理工大学 |
| 1.3.3 研究的时间范围---（1932 年-1966 年） |
| 1.4 华南建筑教育研究现状 |
| 1.4.1 相关着作及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 |
| 1.4.2 期刊文章研究 |
| 1.4.3 其他研究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与架构 |
| 1.7 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
| 1.8 研究价值 |
| 1.9 研究成果 |
| 1.10 研究创新之处 |
| 1.10.1 研究对象的创新 |
| 1.10.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1.10.3 研究成果的创新 |
| 1.11 文章结构 |
| 1.12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外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2.1 学院派 |
| 2.1.1 布杂学院（巴黎美术学院） |
| 2.1.2 宾夕法尼亚建筑学系 |
| 2.1.3 苏联的学院派建筑教育 |
| 2.2 现代主义设计教育 |
| 2.2.1 德意志制造联盟 (Deutscher Werkbund) |
| 2.2.2 包豪斯 |
| 2.3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
| 2.4 TEAM X-反思国际现代主义建筑 |
| 2.5 日本早期的现代建筑教育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3.1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 |
| 3.2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
| 3.3 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开设建筑课程 |
| 3.4 中华民国教育部大学令 |
| 3.5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 |
| 3.6 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7 东北大学建筑系 |
| 3.8 勷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 |
| 3.9 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筑系 |
| 3.10 国立重庆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11 私立之江大学建筑系 |
| 3.12 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
| 3.13 香港早期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 3.14 解放后的中国建筑院校早期“老八校” |
| 3.14.1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3.14.2 同济大学建筑学系 |
| 3.14.3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
| 3.14.4 天津大学建筑系 |
| 3.14.5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 |
| 3.14.6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7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8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
| 3.1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华南建筑教育创立与探索时期 |
| 4.1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学系（1932-1933） |
| 4.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1.2 教学体系 |
| 4.1.2.1 教学思想 |
| 4.1.2.2 教学计划 |
| 4.1.2.3 师资情况 |
| 4.1.2.4 学生情况 |
| 4.1.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1.3.1 开启华南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4.1.3.2 广东全省教育展览会 |
| 4.2 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1933-1938） |
| 4.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2.2 教学体系 |
| 4.2.2.1 教学思想 |
| 4.2.2.2 教学计划 |
| 4.2.2.3 教材建设 |
| 4.2.2.4 教学方法 |
| 4.2.2.5 教学条件 |
| 4.2.2.6 师资情况 |
| 4.2.2.7 学生情况 |
| 4.2.3 学术科学研究 |
| 4.2.3.1 科研论文与着作 |
| 4.2.3.2 教授演讲 |
| 4.2.3.3 对外交流 |
| 4.2.4 建筑工程实践 |
| 4.2.4.1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校园建筑设计 |
| 4.2.4.2 勷勤大学石榴岗校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
| 4.2.4.3 其他建筑实践 |
| 4.3 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抗战时期（1938-1945） |
| 4.3.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3.2 教学体系 |
| 4.3.2.1 教学思想 |
| 4.3.2.2 教学计划与教材建设 |
| 4.3.2.3 教学方法 |
| 4.3.2.4 师资情况 |
| 4.3.2.5 学生情况 |
| 4.3.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3.3.1 举办展览 |
| 4.3.3.2 中英文论文竞赛 |
| 4.3.4 建筑工程实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华南建筑教育定位与起步时期 |
| 5.1 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广州复课（1945-1952） |
| 5.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1.2 教学体系 |
| 5.1.2.1 教学思想 |
| 5.1.2.2 教学计划 |
| 5.1.2.3 教材建设 |
| 5.1.2.4 教学方法 |
| 5.1.2.5 教学设施建设 |
| 5.1.2.6 师资情况 |
| 5.1.2.7 学生情况 |
| 5.1.3 学术科学研究 |
| 5.1.3.1 论文着作 |
| 5.1.3.2 举办、参与展览 |
| 5.1.3.3 访问交流 |
| 5.1.4 建筑工程实践 |
| 5.1.4.1 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 |
| 5.1.4.2 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工学院图书馆） |
| 5.2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建筑学系）（1952-1966） |
| 5.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2.2 教学体系 |
| 5.2.2.1 教学思想 |
| 5.2.2.2 教学计划 |
| 5.2.2.3 教材建设 |
| 5.2.2.4 教学方法 |
| 5.2.2.5 师资情况 |
| 5.2.2.6 学生情况 |
| 5.2.3 学术科学研究 |
| 5.2.3.1 科研机构 |
| 5.2.3.2 展览会 |
| 5.2.3.3 调查测绘 |
| 5.2.3.4 民居调查与研究 |
| 5.2.3.5 举办校内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 |
| 5.2.3.6 科学报告会 |
| 5.2.3.7 学术论文与着作 |
| 5.2.3.8 设计竞赛 |
| 5.2.3.9 对外学术互访和交流 |
| 5.2.4 建筑工程实践 |
| 5.2.4.1 生产实践的机构 |
| 5.2.4.2 人民公社规划与建筑设计 |
| 5.2.4.3 典型工程实践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成就和特色 |
| (一) “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华南建筑教育理念 |
| (二) 教学成就与特色 |
| （1）创立华南地区第一个大学级别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 |
| （2）建立起以“全面型”建筑人才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标准 |
| （3）建立了注重基础训练、重视建造技术、知识结构完备的课程体系 |
| （4）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的建筑专业人才 |
| （5）为华南建筑教育的后续发展积蓄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
| (三) 学术研究成就与特色 |
| （1）开启了华南建筑教育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2）树立了注重调查，理性分析的学术研究传统 |
| （3）确立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学术研究方向 |
| （4）取得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建筑降温措施研究的丰硕成果 |
| (四) 建筑实践成就与特色 |
| （1）坚持功能实用、合理经济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 |
| （2）广泛运用适应华南地区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降温措施 |
| (五) 建立起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 二、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文化特质 |
| (一)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呈现的开放多样性 |
| （1）师资的开放性 |
| （2）对外交流的开放性 |
| （3）学科建设的多样性、全面性 |
| (二)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包容并蓄性 |
| （1）教学思想的包容性 |
| （2）教学内容的兼容性 |
| (三)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务实性 |
| （1）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的务实性 |
| （2）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敏锐性 |
| (四) 华南建筑教育的锐意创新性 |
| （1）“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 |
| （2）基于地域特色的学术科研创新性研究 |
| 三、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教育历史沿革 |
| 附录.2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大事记 |
| 附录.3 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谭天宋生平 |
| 附录.4 调研访谈录 |
| 附 4.1 金振声访谈 |
| 附 4.2 陆元鼎、魏彦钧访谈 |
| 附 4.2.1 第一次访谈 |
| 附 4.2.2 第二次访谈 |
| 附 4.3 何镜堂访谈 |
| 附 4.4 蔡德道访谈 |
| 附 4.5 邓其生访谈 |
| 附录.5 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之历届系主任、院长 |
| 附录.6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之历届毕业生名单 |
| 附录.7 教师担任历界中国建筑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名单（1993 年以前）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馆成立对外咨询服务部,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D]. 朱可鑫.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竞争政策对香港-内地服务业一体化的影响[D]. 罗莉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3]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D]. 陈玉娟.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D]. 苏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D]. 黄勇军. 兰州大学, 2018(10)
- [6]中国保险业政府管制研究[D]. 黄炜. 武汉大学, 2017(06)
- [7]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比较研究[D]. 李朔. 武汉理工大学, 2016(05)
- [8]我国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业化模式研究[D]. 王曼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5(10)
- [9]政府绩效评价组织模式研究[D]. 李一男. 兰州大学, 2015(12)
- [10]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D]. 施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