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入性肺炎的病原学研究

一、吸入性肺炎的病原学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毕爱萍,吴冰^[1]（2021）在《口咽通气管在RICU细菌性吸入性肺炎患者痰培养标本采集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口咽通气管在呼吸科重症监护病房（RICU）细菌性吸入性肺炎患者痰标本采集及痰培养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5月-2019年5月在我院RICU治疗的细菌性吸入性肺炎患者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经口鼻吸痰并留取痰标本,观察组采用经口咽通气管吸痰并留取痰标本。比较两组患者的吸痰次数、单次吸痰量超过10 mL次数、吸痰时躁动发生次数、吸痰操作时间及黏膜损伤发生率;比较两组患者留取痰标本次数、痰标本合格率、病原菌检出率及病原菌检查结果回报时间;比较两组患者痰标本中的病原菌分布情况。结果观察组吸痰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单次吸痰量超过10 mL次数显着高于对照组,吸痰时躁动发生次数、吸痰操作时间及黏膜损伤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留取痰标本数分别为552份和563份,合格率分别为91.3%和75.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合格标本中,观察组标本的病原菌检出率高于对照组,病原学检查结果回报时间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痰标本分别检出159株和261株病原菌,其中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是检出的主要病原菌,两组患者痰标本检出病原菌构成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RICU细菌性吸入性肺炎患者采用口咽通气管深入气道进行吸痰和留取痰标本,能有效减少吸痰次数,增加患者单次吸痰量,减少其吸痰过程中躁动的发生,缩短吸痰操作时间,减少黏膜损伤的发生,同时提升痰标本的合格率和病原菌检出率,缩短病原学检查结果回报时间,有利于及时做出病原学诊断,有效指导抗感染治疗并提升吸痰效果,从而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预后。

邓亚萍^[2]（2020）在《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中医证型分布及其与病原学的相关性初探》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分析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的中医证型分布、病原学特点及中医证型与病原学、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CURB-65评分、肺炎严重程度（PSI）、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功能衰竭评分（SOFA）评分等实验室客观检查及病情严重程度评分标准之间的关系,为老年CAP病原学组成提供样本证据,为临床辨证论治提供客观依据,从而指导临床诊疗。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含ICU）和呼吸科诊断为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的127例住院患者入院时的病历资料,包括一般临床资料（性别、年龄、发病时间、既往病史、发热情况、住院时间、预后等）、炎症标志物（WBC、NE%、CRP、PCT等）、疾病严重程度评分（CURB-65评分、PSI评分、APACHEⅡ评分、SOFA评分）、病原学结果、中医证型。数据运用SPSS 26.0软件,对中医证型与病原学、炎症标志物、病情严重程度相关评分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得出老年CAP中医证型分布、病原学以及中医证型与病原学、炎症标志物、病情严重程度相关评分之间的关系。结果:1.127例老年CAP患者男女比例相近（1:1.05）,近70%的患者年龄分布在65～84岁,不同年龄段的患者性别分布无显着差异。老年CAP患者多于冬春季发病,自立冬开始,发病人数呈上升趋势,至大寒达到最高峰,符合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发病季节特点。64.1%的老年CAP患者合并1～3种基础疾病,高血压病、糖尿病、脑血管病、冠心病、高脂血症是最常见的5种基础疾病。发病过程中,40.2%的老年CAP患者不以发热为首发症状,49.6%为中低度发热。老年重症CAP的发生率5.5%,老年CAP的死亡率为5.5%,重症CAP死亡率为42.9%。2.老年CAP中医证型分布情况如下:痰热壅肺证>痰湿阻肺证>风热犯肺证=气阴两虚证>肺脾气虚证>邪陷正脱证>热闭心包证。3.中医证型与炎症标志物之间的关系:老年CAP患者不同中医证型WBC计数由高到低为邪陷正脱证、肺脾气虚证、痰热壅肺证、气阴两虚证、热闭心包证、风热犯肺证、痰湿阻肺证,痰湿阻肺证与痰热壅肺证（p=0.02）、痰湿阻肺证与邪陷正脱证（p=0.02）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不同证型NE%由高到低为邪陷正脱证、热闭心包证、痰热壅肺证、肺脾气虚证、风热犯肺证、气阴两虚证、痰湿阻肺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中医证型之间CRP、PCT水平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4.中医证型与疾病严重程度评分的相关性:老年CAP患者CURB-65评分在邪陷正脱证与风热犯肺证、痰热壅肺证、痰湿阻肺证、气阴两虚证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邪陷正脱证与风热犯肺证、痰热壅肺证、痰湿阻肺证、肺脾气虚证、气阴两虚证之间的PSI危险程度分级有统计学差异。APACHEⅡ评分在不同证型之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SOFA评分在邪陷正脱证与痰湿阻肺证、肺脾气虚证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5.中医证型与病原学的相关性:老年CAP的病原学分布以革兰氏阴性杆菌、真菌和病毒多见,重症CAP患者病原学则以病毒（尤其是流感病毒）最为多见。病毒、细菌、真菌均以痰热壅肺证、痰湿阻肺证多见。中医证型与病原学之间存在相关性,风热犯肺证中常见病原为乙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肺炎支原体;痰热壅肺证中常见病原为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甲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嗜肺军团菌;痰湿阻肺证常见病原为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铜绿假单胞菌、肺炎支原体;肺脾气虚证常见病原为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嗜肺军团菌;气阴两虚证常见病原为肺炎支原体、乙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巨细胞病毒、白色念珠菌;热闭心包证常见病原为乙型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毒、大肠埃希菌;邪陷正脱证常见病原为乙型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常见于痰热壅肺证和痰湿阻肺证,其次为风热犯肺证、肺脾气虚证和邪陷正脱证;甲型流感病毒以痰热壅肺证为主,其次为邪陷正脱证和热闭心包证,乙型流感病毒以痰热壅肺证和痰湿阻肺证为主,其次为风热犯肺证、邪陷正脱证、热闭心包证和气阴两虚证;副流感病毒多见于痰热壅肺证、风热犯肺证和痰湿阻肺证,还可见于气阴两虚证;非典型致病菌中肺炎支原体常见于气阴两虚证,其次为风热犯肺证、痰热壅肺证、痰湿阻肺证、肺脾气虚证;嗜肺军团菌多见于痰热壅肺证,还见于肺脾气虚证;Q热立克次体见于痰湿阻肺证;铜绿假单胞菌常见于痰湿阻肺证和痰热壅肺证;白色念珠菌常见于痰热壅肺证,还可见于风热犯肺证、痰湿阻肺证和气阴两虚证。结论:本研究通过对127例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中医证型分布特点、病原学以及中医证型与实验室检查、疾病严重程度评分系统、病原学的相关性的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1.老年CAP中医证型以痰热壅肺证和痰湿阻肺证最常见,同时需兼顾老年患者正气亏虚的特点。2.老年CAP病原学分布以革兰氏阴性杆菌、真菌和病毒为主,不同病原微生物与中医证型有一定的相关性。3.APACHE Ⅱ评分、CURB-65评分、PSI评分、SOFA评分不仅可用于判断老年CAP病人的病情轻重程度和死亡风险,且老年CAP中医证型与上述评分系统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今后可探索作为老年CAP辨证分型的客观指标的可能性。

汪峰^[3]（2020）在《术前胃肠减压与高血压性脑出血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术前胃肠减压与高血压性脑出血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的关系并探讨通过术前胃肠减压减少高血压性脑出血术后吸入性肺炎的可能。方法:1.对我院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行开颅血肿清除术的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146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按有无术前胃肠减压分为术前胃肠减压组与无术前胃肠减压组,在倾向性评分匹配去除混杂因素前、后分别比较两组术后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并假设术前胃肠减压能减少特定高风险患者术后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2.对无术前胃肠减压组患者的术前一般情况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列线图来简单快速预测其发生概率。使用ROC曲线来验证列线图的预测价值,并根据列线图预测概率与实际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情况来判定高风险患者。3.扩大收集我院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31日期间行开颅血肿清除术的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229例,通过列线图筛选出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的高风险患者,再次对比术前胃肠减压组与无术前胃肠减压组术后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结果:1.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之间纳入的146例患者中,安置术前胃肠减压的患者37例（25.3%）,术前胃肠减压组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10.8%（4/37）。无术前胃肠减压组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25.6%（28/109）,两组数据无统计学差异,P=0.059。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去除混杂因素后,两组共37对患者匹配成功,匹配后无术前胃肠减压组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35.1%（13/37）,两组数据有统计学差异,P=0.013。2.对无术前胃肠减压组患者的术前一般情况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卒中病史、术前禁食时间、脑出血评分、术前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术前血糖水平与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相关,P<0.05。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卒中病史、术前禁食时间小于8小时、脑出血评分高是高血压性脑出血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将三项危险因素绘制成列线图后使用ROC曲线检验预测模型的预测价值,其AUC面积为0.892,提示预测价值较高。结合列线图的预测结果与纳入病例中实际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判定列线图预测概率超过50%的患者为高风险患者。3.将扩大收集的229例患者通过列线图筛选,共108例术后发生吸入性肺炎发生概率超过50%的高风险患者纳入最后研究,其中术前胃肠减压组46例,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13.0%（6/46）,无术前胃肠减压组62例,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46.7%（29/62）,两组数据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对于行开颅血肿清除术的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术前胃肠减压能减少特定高风险患者术后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但并不适用于所有患者。特定高风险患者可通过患者有无卒中病史、术前禁食时间是否小于8小时及脑出血评分三个危险因素来筛选,将三项因素绘制成列线图后,其预测概率超过50%的患者为高风险患者。

熊丽梅,陈雯聪,代继宏^[4]（2020）在《儿童吸入性肺炎164例临床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儿童吸入性肺炎的临床特点及诊断要点。方法回顾分析2013年1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确诊的164例住院吸入性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 164例患儿中,男性103例、女性61例,发病年龄29天～13岁,≤6岁124例（75.6%）;34例患儿有基础疾病,神经系统异常最常见（27例）。141例（86.0%）患儿有明确吸入史,淹溺是最常见病因;23例（14.0%）无明确吸入史,但均合并神经系统异常或先天性上气道/消化道异常。常见临床症状为咳嗽、呼吸增快、发热、意识障碍,79例（48.2%）患儿同时具有肺炎常见症状及肺部湿啰音。160例患儿行胸片或胸部CT检查,均提示肺炎,142例双侧肺受累,中下肺为主。127例（77.4%）患儿行病原菌检查,共检出革兰阴性菌64株,革兰阳性菌24株,常见细菌为大肠埃希菌（17株）、肺炎链球菌（17株）和流感嗜血杆菌（9株）。所有患儿均使用抗生素治疗,142例好转,22例预后不良。结论儿童吸入性肺炎临床表现复杂,吸入史、吸入风险评估及肺部影像学检查有助于疾病诊断。病原学检查有助于合理用药。

熊丽梅^[5]（2020）在《儿童吸入性肺炎164例临床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分析非新生儿期吸入性肺炎患儿的临床特点及与不良预后相关的危险因素,为临床诊疗及预后评估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我院住院诊断为吸入性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患儿短期预后分为预后良好组及预后不良组,比较两组间差异,并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与不良预后相关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164例患儿,其中男性103例、女性61例,发病年龄范围为29天13岁,≤6岁124例（75.6%）。其中34例有基础疾病,神经系统异常（27例）最常见。141例（86.0%）患儿有明确吸入史,淹溺是最常见病因。23例（14.0%）无明确吸入史,但均合并神经系统异常或先天性上气道/消化道异常。前4位临床症状为咳嗽、呼吸增快、发热、意识障碍,79例（48.2%）患儿同时具有肺炎常见症状及肺部湿啰音。160例患儿行胸片或胸部CT检查,均提示肺炎,142例双侧肺受累,中下肺为主。127例（77.4%）患儿行病原菌检查,共检出革兰阴性菌64株（72.7%）,革兰阳性菌24株（27.3%）,前3位细菌为大肠埃希菌（17株）、肺炎链球菌（17株）和流感嗜血杆菌（9株）。所有患儿均使用抗生素治疗,142例好转,22例预后不良。与预后良好组相比,预后不良组患儿WBC升高更明显,其合并神经系统异常比例,窒息、肺外并发症的发生率、心肺复苏及ICU转入率更高,而溺水患儿占比较低,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合并神经系统基础疾病（OR=8.117）、窒息（OR=5.526）及肺外并发症（OR=4.098）的发生是患儿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儿童吸入性肺炎临床表现复杂,临床症状及肺部体征对诊断的提示作用有限,结合其吸入史、误吸的危险因素、肺部影像学可减少漏诊、误诊。近6年本地区儿童吸入性肺炎检出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但病原学检查的完善率偏低,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病原学检查以指导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对于合并神经系统基础疾病、有窒息史及肺外并发症的患儿,不良预后可能性较大,需加强护理并积极治疗。

谢瑞怡^[6]（2020）在《基于循证的集束化护理对预防脑卒中鼻饲患者吸入性肺炎的研究》文中提出[目的]1.基于循证护理理念,运用德尔菲法,构建预防脑卒中鼻饲患者并发吸入性肺炎（Aspiration Pneumonia,AP）的集束化护理方案。2.通过临床试验,验证集束化护理方案对预防吸入性肺炎的效果,为临床护理人士护理卒中后鼻饲患者,提供一种规范化护理方案。[方法]1.以循证护理理论为指导,制定严密的检索策略,查阅文献并归纳总结与预防吸入性肺炎有关的条目,同时成立集束化方案构建小组对条目的内涵进行讨论和初步设计。采用德尔菲专家函询法对初步形成的条目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评价,运用医学统计学方法分析有关资料,对专家函询的可靠性进行检验。集束化方案构建小组进行针对性讨论,汇总专家意见,确定集束化护理方案。2.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5月1日～2019年12月30日收治于南京市某三甲中医院神经内科,行鼻饲治疗的90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集束化护理。以吸入性肺炎发生率、鼻胃管留置时间、口腔卫生情况、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为评价指标,对集束化护理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结果]1.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条目,9个二级条目,30个三级条目的集束化护理方案。两轮专家函询,问卷回收率均为100%;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7和0.91;两轮专家函询后各条目重要性的变异系数为0.00～0.189,可行性变异系数为0.00～0.186。2.临床对照试验,结果显示:两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胃管留置时间、口腔卫生MBOAS评分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1.本研究基于循证护理理念,运用德尔菲法,构建的预防卒中鼻饲患者并发AP的集束化护理方案,具有可行性。2.通过临床试验验证,预防卒中鼻饲患者并发AP的集束化护理方案,可以降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减少鼻胃管留置时间,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口腔卫生,降低住院费用和住院天数,值得推广应用。

陈亮,韩秀迪,李艳丽,张春晓,邢西迁^[7]（2020）在《具有吸入因素的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患者临床特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吸入性肺炎仍缺乏公认的诊断标准,但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常伴有吸入因素。文中探讨具有吸入因素的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方法收集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北京、山东和云南省等省市5所教学医院所有社区获得性肺炎（CAP）住院患者的病例资料。分别比较有吸入因素和无吸入因素患者人口学信息、临床和影像学特征以及临床结局。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吸入因素对患者30天病死率的影响。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比较CURB-65评分和PSI分级对有吸入因素住院患者30 d死亡的预测能力。结果共有3561例CAP患者纳入分析。其中有吸入因素患者180例（5.1%）。相比于无吸入因素患者,有吸入因素患者年龄更大[78（70,85）vs 63（52,77）,P<0.001],且合并基础病比例（91.1%vs 71.3%,P<0.001）、CURB-65评分≥3分比例（13.3%vs 1.5%,P<0.001）和PSI≥Ⅳ级比例（53.7%vs 17.0%,P<0.001）更高;有吸入因素患者30天病死率更高（10.0%vs 1.8%,P<0.001）。经性别、年龄、基础病和CURB-65评分/PSI分级调整的Cox比例风险模型证实,吸入因素与CAP住院患者30天死亡风险增高有关（HR=2.844,95%CI 1.331～6.078,P=0.007）。用PSI分级预测有吸入因素CAP住院患者30天死亡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16,高于CURB-65评分（0.5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9）。结论有吸入因素的CAP患者具有独特临床特征的肺炎表型,病情更重、预后更差。

刘芸,蒋高立,陆爱珍,时艳艳,刘靖,张聪聪,王立波^[8]（2019）在《婴儿吸入性肺炎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分析婴儿吸入性肺炎的危险因素。方法纳入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因肺炎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我院）住院,入院前在我院门诊或入院后完成唾液吸入显像检查的患儿,根据检查结果分为病例组（吸入性肺炎）和对照组（非吸入性肺炎）,回顾性收集临床资料,比较两组临床特征,分析婴儿吸入性肺炎的危险因素。结果 484例患儿进入本文分析,病例组151例,对照组333例。两组既往肺炎病史、呛奶、病原学检测阳性、伴有神经系统疾病、上气道疾病、下气道结构异常、遗传综合征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原学检测阳性（OR=2.033,95%CI:1.261～3.279）、伴有神经系统疾病（OR=2.210,95%CI:1.318～3.707）、上气道疾病（OR=2.408,95%CI:1.556～3.727）、遗传综合征（OR=2.909,95%CI:1.265～6.692）是婴儿吸入性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病原学检测阳性、伴有神经系统疾病、上气道疾病、遗传综合征是婴儿吸入性肺炎的危险因素。

李鑫,张立新^[9]（2019）在《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吸入性肺炎危险因素及洼田饮水试验应用进展》文中认为吞咽障碍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之一,最主要的危害是误吸渗漏,易致吸入性肺炎,引起神经功能严重损伤,甚至危及生命。本研究旨在分析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发生吸入性肺炎的危险因素,并通过文献观察洼田饮水试验筛查应用现状,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通过对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和Web of Science等中英文数据库,以"脑卒中""吞咽障碍"和"吸入性肺炎"为关键词,检索2014-01-01-2018-12-31相关文献。纳入标准:（1）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合并吸入性肺炎;（2）吸入性肺炎的危险因素;（3）洼田饮水试验。剔除标准:（1）综述类文献;（2）研究资料缺失或质量较差。最终37篇文献纳入分析。文献研究发现,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发生吸入性肺炎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鼻胃管留置、气管切开、双侧大脑病变和脑干病变等。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引发吸入性肺炎患者进行洼田饮水试验筛查能够对进食进水等起到指导反馈作用,应用洼田饮水试验再进行吞咽障碍训练能够降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提示,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发生吸入性肺炎的危险因素较多,洼田饮水试验能够指导吞咽障碍训练,减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

费广茹,孙宛君,王东升,徐晓玲,胡晓文^[10]（2019）在《溺水后吸入性肺炎18例》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溺水后吸入性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方法收集2010年1月-201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收治的18例溺水后吸入性肺炎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结合相关的文献报道分析其临床特点。结果 18例住院患者以咳嗽、呼吸急促、胸闷等症状多见,8例伴有意识障碍,2例患者曾在院前心肺复苏。8例轻症患者经抗感染等治疗均顺利康复。10例重症患者由于呼吸衰竭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9例检出细菌感染,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多为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浅黄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其中2例合并曲霉感染,最终1例因病情危重放弃治疗死亡。结论溺水后吸入性肺炎病原体多为革兰阴性菌,重症患者合并真菌感染病死率较高。早期行支气管镜检查明确病原菌、及时控制感染有助于改善预后。

二、吸入性肺炎的病原学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吸入性肺炎的病原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口咽通气管在RICU细菌性吸入性肺炎患者痰培养标本采集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2）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中医证型分布及其与病原学的相关性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3）术前胃肠减压与高血压性脑出血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儿童吸入性肺炎164例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儿童吸入性肺炎164例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循证的集束化护理对预防脑卒中鼻饲患者吸入性肺炎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具有吸入因素的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患者临床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婴儿吸入性肺炎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吸入性肺炎危险因素及洼田饮水试验应用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0）溺水后吸入性肺炎18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吸入性肺炎的病原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口咽通气管在RICU细菌性吸入性肺炎患者痰培养标本采集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J]. 毕爱萍,吴冰. 护士进修杂志, 2021(16)
• [2]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中医证型分布及其与病原学的相关性初探[D]. 邓亚萍.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3]术前胃肠减压与高血压性脑出血术后吸入性肺炎发生的相关性研究[D]. 汪峰. 遵义医科大学, 2020(12)
• [4]儿童吸入性肺炎164例临床分析[J]. 熊丽梅,陈雯聪,代继宏. 临床儿科杂志, 2020(06)
• [5]儿童吸入性肺炎164例临床分析[D]. 熊丽梅. 重庆医科大学, 2020(12)
• [6]基于循证的集束化护理对预防脑卒中鼻饲患者吸入性肺炎的研究[D]. 谢瑞怡.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8)
• [7]具有吸入因素的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患者临床特征分析[J]. 陈亮,韩秀迪,李艳丽,张春晓,邢西迁. 医学研究生学报, 2020(01)
• [8]婴儿吸入性肺炎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 刘芸,蒋高立,陆爱珍,时艳艳,刘靖,张聪聪,王立波. 中国循证儿科杂志, 2019(06)
• [9]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吸入性肺炎危险因素及洼田饮水试验应用进展[J]. 李鑫,张立新. 社区医学杂志, 2019(11)
• [10]溺水后吸入性肺炎18例[J]. 费广茹,孙宛君,王东升,徐晓玲,胡晓文.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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