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汪颖奇[1](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董俊[2](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程河清[3](2021)在《清末新式官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重要一环,官方媒介是改革时期涌现的新兴事物。新政前后创办的新式官报,构筑了清廷官方信息传播系统,起到舆论宣传、开通风气的作用。新式官报创办始末、内容取舍、权力博弈以及传播网络搭建等实际运作情况,既反映出媒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纠缠的过程,又体现了新政改革面临的新旧兼容、半新半旧的制度性困境。晚清官报思想形成深受内外、新旧多重理念影响。古代中国传播制度为新式官报思想形成提供内在基础。西方新闻纸传入后打破了官方信息垄断,形塑着新的舆论环境。受此影响,统治者同意开设官报,将信息公之于众。官方的办报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成型,并借鉴了日本官报经验。以《官书局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官报办于戊戌前后,受政治斗争影响,这些官报效果甚微。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上谕后,以《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代表的地方官报成为样板,在全国各地推广。1906年“预备立宪”前后,各地新式官报从数量到种类增多,迎来地方官报“高峰期”。1907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后,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1910年内阁成立后,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新式官报成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开始具备行政属性。新式官报内容、人事与传播各方面交织着新旧势力、思想以及管理方式的种种博弈。官报舆论传播的最大特征是在新旧观念中摇摆。报纸对当时热议的教育改革、改良风气以及“预备立宪”等议题多有涉及,宣传了先进思想、理念,试图深入推动改革。但,标榜灌输新思想、新智识的官报在本质上贯彻了“中学为体”的思想理念,多用“比附”的方式将西学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意在以新思想服务旧体制。官报局人事结构受到报局内部机构、督抚——中央权力以及民间团体三股力量约束。报局内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主笔总纂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主导内容取向。地方官报凭借督抚行政资源创办,督抚本人可以决定报局人事变动、内容题材等事项,报纸即为督抚喉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掌控官方媒介,并将官报性质由媒介改为行政机关,减少督抚对报纸的干预与控制。然而,当官报局开始涉足印刷业后,逐渐抢占了民营印刷业的生产空间,引发民间工商业主反对。各派新旧势力对媒介的利用与争夺贯穿新式官报发展始末,体现出政治改革复杂性与多面性。直到1911年,中国各省皆建立起完备的官报宣传体系,实现了从空间到内容上全方位覆盖。这一成果与派销制度大有关系,订购官报成为各地、各级官员政治任务。辅之以邮政系统助力,新式官报在短短十年间实现了“在地化”。地方政府通过宣讲、阅报以及创办白话官报等新型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官报的传播范围,将其引入民间。但是,这些推广措施忽视了基层财政、人力物力奇缺等现实情况,导致官报局面临报费拉锯、经费不足的困难。官报派销发行过程中,官报局既与基层政府、官员摩擦不断,又与新式邮局屡有冲突,时有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导致报纸推广过程中存在诸多积弊。新式官报发展始末彰显了新政改革中“新”“旧”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政策支持下,新式官报能够以崭新的媒介形态迅速、大量发行与传播,但是官僚体制本身的惰性拖累了报纸后续发展,引发一系列财政、发行危机。夹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不仅出现于新式官报的生命历程,更体现在新政改革各个面相,反映出新旧交接时代下官方政府渴望改革又难以破釜沉舟的复杂处境。
宋波[4](2020)在《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壬寅学制的建立和癸卯学制的颁布施行,以及民国初期建立的壬子癸丑和壬戌四部学制,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系统化时期。学制的频繁变革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既反映出其在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又反映出国家政体的变动对学制的深刻影响。我国近代学制作为西化的产物,先后经历了壬寅和癸卯学制效仿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延续清末仿日并逐步转向欧美,最后至壬戌学制全面转向美国的演变历程。近代学制的变革,因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效仿对象和制定主体的不同,导致不同学制的教育宗旨、修业年限和课程设置等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每一部学制的颁布,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批评主体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利益立场、价值取向和对西方学制的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各类报刊、教育杂志、教育会议等不同途径,对学制发表各种意见、评论和建议。这些意见、评论和建议,既是对学制问题的一种关注和反思,也是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抗争行为,由此造成学制批评者与制定者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学制制定部门,根据学制批评者们的意见、评论和建议,不断修正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学制的不断完善,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和整体发展。因此,学制批评是促进近代学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人们对教育改革主导权、教育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关注、评价和争夺的反映。学制批评的产生源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学制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学制批评得以发生的极为重要的环境基础。批评主体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特别是接受西方民主与教育思想的经历,是学制批评得以产生的认知基础。报刊杂志、教育社团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是学制批评得以实现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清末民初的学制批评,是中国在寻求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冲突与交融的一种反映。批评的实质是东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争,结果是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性中心地位逐步丧失。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现代学制从诞生到逐步成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近现代学制的诞生,特别是壬戌学制形成,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内容架构,标志着中国教育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代学制发展的曲折历程,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戴丽[5](2020)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都是以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两个过程”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理论框架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开启了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相继建立了“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等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引发争议,片面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遭到质疑,为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日益兴起。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研究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由点及面,选择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作为统摄全文的框架,分别从技术条件(包括生产技术和劳动素质)与社会形式(包括资本组织形式、组织管理和资本积累)两个维度具体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并从二者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中厘清近代中国产生巨变的历史脉络,力求突破学界已有的点线研究。由表入里,围绕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互动机制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具有的直接进步作用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考察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力求避免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思想单纯政治化、学术化。本文基本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论述起点,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时间下限。首先,简要回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从孕育到创制再到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然后,分别就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发生的时代变迁和呈现的特点分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最后,指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在近代企业和社会生产中从早期的直接结合逐步向双向度互动演化。技术条件和社会形式共同组合成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动态结构,二者相互作用的逻辑进路表现为,一方面,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另一方面,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据此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取得了一定发展且具有相对的进步性,直接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近代中国并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不发展两种状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生产方式广泛存在。事实上,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处于特殊阶段,其发展的事实才容易被传统封建制下的社会矛盾所掩盖。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较而言是一种历史进步,是应该被支持和肯定的新生事物。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异常缓慢和艰难,才需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清除封建残余。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资本有机构成不高,急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来代替机械化操作,才有了工人阶级高度的集中性。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给劳动者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剥削、漫长的劳动时间和残酷的政治压迫,才有了无产阶级彻底反抗意志的觉醒和顽强斗争实践觉悟的提高。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才软弱无能,中国共产党才应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正是因为两种状态的并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才会不断走向反动对立面,科学社会主义才会进一步直抵人心。以工业化和商品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影响是中国的现实,变革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本文以历史缘由为起点,科学总结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历史经验,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镜鉴,理性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异同,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应当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不断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推动市场经济模式迈入新的层次和高度,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
胡亚冰[6](2020)在《《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中有大量世界各国时事报道,在这些时事报道中,“大美栏目”下有关美国的报道,内容丰富、数量庞大且连续性较好,这些报道是传播美国信息,塑造美国形象的一个重要载体。时事报道一般语言简练、体裁短小,彼此间的连贯性较差,依靠单个报道本身难以形成有效研究。通过量化的手段,将“美国报道”根据类别进行归纳,将归类后的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实现对美国政局变化、经济发展、科技应用等情况的系统认识。“国内政治”类报道为读者提供了总统选举制的详细情况,这类报道还反映出了美国对印第安人采取的剿抚政策。有关经济的报道展现出了美国财政由衰转盛的变化,以及美国出口贸易日益茂盛的景象。“科技”类报道为我们揭示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美国报道”内还有许多各国交往的新闻,占比重较多的是对华、对英以及对俄的报道。与中相关的新闻报道,对中美之间的华工问题、留学问题都有反映。结合国际背景,还能够发现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内容变化有一定的影响。美国报道中有关对英外交和对俄外交的新闻,反映出美国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简言之,美国将英视为超越的榜样,将俄看作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报道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态度。美国报道还致力于推翻中国原有自视甚高的认知,再潜移默化地将美国民主文明的大国形象传输给受众。美国在报道中用中国社会的落后来衬托美国社会的进步,促使中国读者对自身国家状况进行审视。近代的中国社会正值巨大变革时期,美国民主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无一不引起中国的兴趣。这些西方价值观念的输入,促使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逐渐萌芽,中国社会风俗日益变迁,工商业日渐发展。总之,本文以《万国公报》中“大美国事”栏目下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展现出美国社会的变迁,构建出一个传教士们想让当时中国人了解的一个美国形象。这一形象或许不够客观,却是读者了解美国、学习美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武端利[7](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王正宇[8](2020)在《晚清化学教育管理述论》文中指出晚清化学教育及管理问题是中国近代化学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相关研究既取得一定成果,又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利用现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中国学制史料》等文献、论着,着重对晚清化学教育及课程设置的基本事实进行了梳理,力图揭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及特点。本文共分六章,基本思路和内容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我国虽没有正规的化学教育,但在许多科技着作中却存在一定的化学知识与技能,洋务运动时期,特别是甲午战后至辛亥革命前夕,我国新式学堂相继开设了化学课程及化学教育。20世纪初年,清政府先后制订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为我国大学、中学、小学开设化学、物理等课程,并提供了管理政策依据。本文通过六章分析论述,提出的初步结论是:晚清七十年间,随着新式学堂的初步建立和发展,我国近代化学课程及教育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成为一个新兴而独立学科专业。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近代化学教育的初步形成和发展,且对我国近代化学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及作用。
张迪[9](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李水清[10](2019)在《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后,因了解外情和交涉的需要,加之外国势力的推动,清廷开始遣使驻外。而广东近代独特的区域风气孕育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早期驻外公使。粤籍驻外公使考察西方教育后,对西方普及教育、教学内容、学校管理制度、教育经费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粤籍驻外公使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对传统教育及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实业、法律、军事、语言专业人才;积极倡导提高普及教育;推动留学教育及华侨教育发展;对建设相关教育机构、构建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建言与实践。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与实践从零散感性走向系统理性过程中,凸显务实的价值取向且思想转变速度较快。而与其他区域的驻外公使,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教育思想都凸显教育救国的社会职能,致力于培养社会上急缺的专业人才,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与实践起到了传播西学,开中国教育风气之先的作用。他们积极为国内输送人才,负起了中外教育文化交流的职责。同时作为外交官,其也致力于维护中国的教育主权。回国后,粤籍驻外公使主要通过影响决策层的思想来进行教育改革,但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无疑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
二、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一 何市镇状况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小结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小结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小结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小结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清末新式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文献回顾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四、内容、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内生与外力:新式官报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传播制度提供内在基础 |
第二节 新式报刊的传入及其影响 |
第三节 19 世纪末“官设报馆”观念之出现 |
第四节 “以报为牍”:办报理念的确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督抚办报到中央办报:新式官报实践脉络 |
第一节 甲午之后创办官报的最初尝试 |
第二节 地方先行:督抚与省级官报的普及 |
第三节 创办中央官报与官报实践的制度化 |
第四节 空间与内容:新式官报的信息覆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开明与保守:新式官报的内容取向 |
第一节 倡导新式教育 |
第二节 改良社会风气 |
第三节 鼓吹“预备立宪” |
第四节 “新瓶旧酒”:官报的守旧本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共存与冲突:新式官报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
第一节 新旧并立:官报局内部组织与人事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持续角力 |
第三节 民间群体对政府官营事业的批评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创新与束缚:官报传播网络的搭建及其困境 |
第一节 派销、邮政与信息传递渠道的快速形成 |
第二节 白话官报、阅报社与演说:传播路径的拓展 |
第三节 财政危机与官报发行障碍 |
第四节 官方驿递、邮政怠惰延误官报传输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承上启下:新式官报的历史坐标 |
二、嵌入政治:新式官报开创制度化传播模式 |
三、在趋新和保守之间:新式官报的运作状态 |
附录 清末新式官报重要事件编年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致谢 |
(4)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目的 |
二、核心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一) 核心概念 |
(二) 研究对象和范围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一) 关于清末民初发表的有关学制研究的文着述评 |
(二) 关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和学制改革的资料整理与论着述评 |
(三) 关于中国近代学制研究的论着述评 |
(四) 关于教育批评有关理论研究述评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二) 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 |
第一节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主体构成 |
一、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代表人物分析 |
二、壬寅和癸卯学制制定者与批评者的代表人物之比较 |
第二节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客体内容 |
一、关于教育宗旨的批评 |
二、关于初等和中等教育课程的批评 |
三、关于学制年限的批评 |
第三节 壬寅和癸卯学制批评的历史影响 |
一、促进教育宗旨的改革和毕业奖励的废止 |
二、促进初等教育学习年限和科目的调整 |
三、促进中等学堂文实分科和师范教育的修订 |
四、促进女子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制度体系 |
五、促进高等教育法政学堂的建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 |
第一节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主体构成 |
一、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代表人物分析 |
二、壬子癸丑学制制定与批评的代表人物之比较 |
第二节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客体内容 |
一、关于壬子癸丑学制的总体性批评 |
二、关于教育宗旨的批评 |
三、关于学制阶段划分的批评 |
四、关于复古教育的批评 |
第三节 壬子癸丑学制批评的历史影响 |
一、促进教育宗旨的再易 |
二、加速初等教育制度的改订 |
三、促进中等教育制度的完善 |
四、促进大学制度的修正 |
五、促进师范教育的改革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壬戌学制批评 |
第一节 壬戌学制批评的主体构成 |
一、壬戌学制批评的代表人物分析 |
二、参与壬戌学制制定与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之比较 |
第二节 壬戌学制批评的客体内容 |
一、关于各学段划分的批评 |
二、关于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批评 |
三、关于课程设置的批评 |
第三节 壬戌学制批评的历史影响 |
一、促进教育宗旨的完善 |
二、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
三、加速乡村教育与文化的衰落 |
四、削弱师范教育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理路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动因 |
一、政治生态变化是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制度环境 |
二、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是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外在动力 |
三、传播媒介快速发展是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平台支撑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路径 |
一、专业性教育期刊成为清末民初学制思想传播的主渠道 |
二、教育社团成为探讨和传播学制思想的新制度媒介 |
三、教育会议成为集中讨论和统一学制思想的重要方式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发生逻辑 |
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社会基础 |
二、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的教育基础 |
三、清末民初学制批评传播的技术条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理论审思与当代启示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主要特点 |
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过程,反映西方学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
二、清末民初学制批评发生过程,反映人才观和教育观的转变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理论实质 |
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危机在教育领域的表征 |
二、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中国教育转型在价值路向上的困惑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的当代启示 |
一、教育实践者应以更开放心态和思维面对和利用教育批评 |
二、教育批评者应以更加理性和富有建设性的论见开展批评活动 |
三、构建教育批评者参与教育政策制定活动的途径和机制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选题国内外研究状况概述 |
1.2.1 本选题国外研究概述 |
1.2.2 本选题国内研究概述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向与研究思路 |
1.3.1 本文研究视角与核心观点 |
1.3.2 本文基本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4.1 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 |
1.4.2 总括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
1.4.3 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1.5 本文的主要贡献 |
2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内容 |
2.1 生产方式 |
2.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2.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 |
2.3.1 宏观层面 |
2.3.2 微观层面 |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酝酿(1840—1869年) |
3.1.1 新生产力出现 |
3.1.2 原始资本积累 |
3.1.3 产业工人诞生 |
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创制(1870—1894年) |
3.2.1 扩大市场开放 |
3.2.2 买办身份转变 |
3.2.3 近代企业产生 |
3.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1895—1919年) |
3.3.1 实业环境改善 |
3.3.2 近代企业发展 |
3.3.3 发展中的曲折 |
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近代中国的递进 |
4.1 生产技术 |
4.1.1 官营企业 |
4.1.2 民营企业 |
4.2 劳动素质 |
4.2.1 官营企业 |
4.2.2 民营企业 |
4.3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技术条件在国际上的估量 |
4.3.1 生产设备规模比较 |
4.3.2 机械动力使用比较 |
4.3.3 劳动生产效率比较 |
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近代中国的演进 |
5.1 资本组织形式 |
5.1.1 官营企业 |
5.1.2 民营企业 |
5.2 组织管理 |
5.2.1 官营企业 |
5.2.2 民营企业 |
5.3 资本积累 |
5.3.1 官营企业 |
5.3.2 民营企业 |
5.4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形式在国际上的估量 |
5.4.1 工业规模比较 |
5.4.2 制度水平比较 |
5.4.3 分配水平比较 |
6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 |
6.1 直接促进无产阶级队伍的诞生和壮大 |
6.1.1 技术引入促进产业工人诞生 |
6.1.2 技术传播壮大产业工人规模 |
6.1.3 技术递进推动产业工人联合 |
6.2 一定程度上奠定现代中国战胜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条件 |
6.2.1 资本组织形式引发技术应用 |
6.2.2 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
6.2.3 资本积累刺激技术创新 |
7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影响 |
7.1 客观上奠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条件 |
7.1.1 共产党成立的社会基础 |
7.1.2 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
7.1.3 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
7.2 客观上奠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条件 |
7.2.1 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经济条件 |
7.2.2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优势 |
7.2.3 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万国公报》的“大美国事”栏目 |
第一节 《万国公报》的栏目 |
一、《万国公报》概览 |
二、《万国公报》的栏目构成 |
第二节 “大美国事”栏目变迁及类别 |
一、“大美国事”栏目变迁 |
二、“大美国事”栏目的报道类别 |
第三节 “美国报道”在各国报道中的位置 |
小结 |
第二章 “大美国事”的基本量化分析 |
第一节 “美国报道”内容的类别分析 |
一、外交类报道 |
二、经济类报道 |
三、国内政治类报道 |
四、灾害类报道 |
第二节 “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与信息重点的变动 |
一、“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 |
二、“美国报道”信息重点的变动 |
小结 |
第三章 “美国报道”中的政治经济报道 |
第一节 选举与总统制内容的报道 |
一、《万国公报》与总统选举 |
二、中国人对美国政体认识的演变 |
第二节 美国政治局势变化 |
一、抚与剿: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变迁 |
二、开放或保守: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
第三节 美国经济问题的报道 |
一、美国农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
二、通商贸易的报道 |
第四节 美国矿冶的发展 |
一、对美国矿冶发展基本状况的报道 |
二、对美国西部矿业开发影响的描述 |
小结 |
第四章 美国报道中的科技生活报道 |
第一节 工业化的发展 |
一、交通设施的建设 |
二、生活设施的进步 |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状况 |
一、科学技术对科学考察的促进 |
二、美国科技发展的原因 |
小结 |
第五章 “美国报道”中的国际交往报道 |
第一节 对华外交的报道 |
一、有关在美华工问题的报道 |
二、有关留美学生的报道 |
第二节 对英外交的报道内容 |
一、美国以独立国家的姿态与英国进行的外交 |
二、学习与超越:英美外交间的博弈 |
第三节 对俄外交的报道内容 |
一、火油贸易 |
二、俄土战争 |
三、日俄战争 |
小结 |
第六章 “美国报道”与美国形象的塑造 |
第一节 对天朝上国的否定 |
第二节 新观念的输入:美国形象构造 |
一、文明形象的构建 |
二、大国形象的构建 |
三、对美国的再认识 |
小结 |
第七章 “美国报道”与中美关系演变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的影响 |
一、近代中美两国关系脉络 |
二、中美关系与“美国报道” |
第二节 中美关系变化前后“美国报道”的趋势对比 |
小结 |
第八章 “美国报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第一节 西方价值观念的传输员 |
一、时空观与义利观的转变 |
二、教育观念的改变 |
三、西方医学来袭 |
第二节 中国社会风俗变化的促进者 |
第三节 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的启蒙人 |
一、变法思想的重要来源 |
二、对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 |
第四节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助推剂 |
一、中国与博览会 |
二、工商业的发展 |
小结 |
结语:《万国公报》之“美国报道”的认识与评价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致谢 |
(7)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一) 清末新政史视野下的陕甘新政研究 |
(二) 清末陕甘新政宏观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三) 清末陕甘新政具体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四) 清末陕甘新政史研究的局限 |
三、选题意义、研究基础和学术创新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内容 |
(三) 主要研究理论与史料基础 |
(四) 重点难点和学术创新 |
四、研究范畴的界定 |
第一章 清末新政前后的陕甘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 |
第一节 清末陕甘辖区与地理状况 |
一、清末陕甘两省辖区 |
二、清末陕甘地理条件 |
第二节 清末陕甘人口与经济状况 |
一、清末陕甘人口数量的考证与分析 |
二、清末陕甘经济和税收状况 |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的陕甘早期现代化 |
一、近代陕甘军用工业的萌芽 |
二、近代陕甘民用工业的萌芽 |
第四节 清末陕甘督抚群体与区域新政 |
一、新政时期的陕甘督抚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 |
二、陕甘总督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三、陕西巡抚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四、陕甘督抚群体特征与区域新政影响的探讨 |
第二章 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军事状况与早期军事现代化 |
一、清末陕甘旧军的裁减 |
二、甲午战后陕甘旧军的现代化编练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新军的编练 |
一、八旗及防练勇营的进一步改编 |
二、陕西新军的编练 |
三、甘肃新军的编练 |
第三节 陕甘各级军事学堂的创办和人才的培育 |
一、武备学堂的创设 |
二、陆军中小学堂的创设 |
第四节 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与缺憾 |
一、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 |
二、陕甘军事现代化的缺憾与反思 |
第三章 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高等学堂的创办与发展 |
一、旧书院的改建与陕西宏道大学堂的创设 |
二、陕西大学堂与甘肃大学堂的创立 |
三、陕甘师范学堂的创设 |
第二节 陕甘课吏馆与法政学堂的创立 |
一、陕西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二、甘肃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第三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中小学堂与专门学堂的创设 |
一、陕甘中小学堂的创立 |
二、各类专门学堂的创立 |
三、驻防中小学堂的创立 |
四、存古学堂的创立 |
第四节 清末陕甘近代教育机构的创立 |
一、陕西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二、甘肃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第五节 清末陕甘留学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
第六节 清末陕甘新闻报刊事业的创办 |
第四章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 |
第一节 陕甘近代农工商业的创办 |
一、洋务企业的恢复和续办 |
二、清末陕甘矿产资源概况与开发 |
三、陕西延长油矿的创办与发展 |
四、劝业道和工艺推广机构的成立 |
五、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实业发展 |
六、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农工商业发展的评价 |
第二节 清末新政中陕甘税收金融改革 |
一、试办官盐和盐斤加价 |
二、土药加厘及禁绝鸦片 |
三、百货统捐改革 |
四、裁官节费 |
五、清末陕甘金融机构的筹办与币制改革 |
第五章 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电建设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电话事业发展 |
一、洋务运动时期陕甘电报业的创立 |
二、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业的拓展 |
三、陕甘电报统归官办 |
四、陕西电话公司的创立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铁路的倡议与筹修 |
一、清末西北铁路的倡议与规划 |
二、清末西潼铁路的筹修与失败 |
第三节 清末陕甘邮政的创建与发展 |
一、清末陕甘邮政的创立与发展 |
二、清末陕甘邮政邮员的管理 |
三、邮员的薪资和晋升 |
四、陕甘邮政的管理和运作 |
五、陕甘邮政中的外籍人员 |
第四节 兰州铁桥的兴修及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一、兰州铁桥的兴修 |
二、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第六章 清末陕甘法政改革与预备立宪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巡警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
一、清末陕甘巡防队与巡警制度的探索 |
二、陕西巡警制度的建立 |
三、甘肃巡警制度的建立 |
第二节 清末陕甘司法机构的设立与发展 |
一、清末陕西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创设 |
二、清末甘肃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设立 |
第三节 清末预备立宪和陕甘谘议局的创办 |
一、清末陕西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二、清末甘肃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三、清末陕甘谘议局与民主意识的发展 |
余论: 落后区域的早期现代化之路——清末陕甘新政的历史审视 |
一、变与不变: 清末陕甘新政历史成效的两个维度审视 |
二、清末陕甘新政历程中的制约因素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晚清化学教育管理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现状分析 |
1.4 课题的创新性 |
2 晚清化学教育的渊源 |
2.1 中国古代化学知识与技能 |
2.2 西方近代化学知识传入我国 |
2.3 “化学”一词由来 |
3 洋务运动期间的化学教育 |
3.1 创办洋务学堂 |
3.2 京师同文馆开设化学课程 |
3.3 江南制造局翻译大批化学书籍 |
3.4 格致书院的开设化学课程 |
3.5 教会学校开设的化学教育 |
4 甲午战后至辛亥革命前夕的化学教育 |
4.1 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 |
4.2 新式学堂陆续增多 |
4.3 京师大学堂开设化学课程 |
4.4 北洋大学堂开设化学课程 |
4.5 山西大学堂开设化学课程 |
5 晚清学制对化学教育课程及管理 |
5.1 清末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 |
5.2 学制对小学堂化学课程的规定 |
5.3 学制对中学化学课程的规定 |
5.4 学制对中等专科学堂化学课程的规定 |
5.5 学制对大学化学课程的相关规定 |
5.6 学制对大学化学专业设置的规定 |
5.7 癸卯学制对各类学堂化学教材的规定 |
6 晚清化学教育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
6.1 培养了掌握化学知识的人才 |
6.2 改变了落后的教育思想观念 |
6.3 促进了近代化学工业的初步发展 |
6.4 推动晚清社会进步 |
6.5 晚清化学教育的局限性 |
6.6 晚清化学教育的历史地位 |
6.7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政治文化研究综述 |
1.西方政治文化研究 |
2.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研究综述 |
1.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渊源及理论成果 |
2.中国学界关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二者关系的研究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本文的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
第一章 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一种理论视角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政治文化 |
二、政治制度 |
第二节 政治制度变革 |
一、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制度变革的基本理论 |
二、制度变革路径方式 |
三、制度变革中的路径依赖 |
第三节 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 |
一、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路径:建构、维系、运行 |
二、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过程 |
第二章 戊戌维新发生过程——一种实践分析 |
第一节 康有为多次上书及1898 年上书成功 |
一、第一次上书未果 |
二、“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的序幕 |
三、连续上书催生百日维新 |
第二节 百日维新的开始和结束 |
一、《名定国是》的颁布开启百日维新进程 |
二、变法措施的施行情况及结果 |
三、百日维新的成果和影响 |
第三节 百日维新过程中的权力博弈 |
一、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争夺以及后党的力量分析 |
二、帝党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结盟——百日维新的开始 |
三、帝党力量 |
四、维新派力量 |
五、变法措施实施方式的冒进性 |
六、外国对变法的态度 |
第三章 精英与大众政治文化分析 |
第一节 维新派政治思想状况 |
一、“变”——摆脱危机的必然出路 |
二、“破”——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三、“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建构 |
第二节 统治阶层政治思想状况 |
一、慈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实践者 |
二、光绪——专制王朝强弩之末下的除旧布新者 |
三、张之洞和翁同龢——具有变革思想的旧式官僚 |
第三节 大众政治心理状况 |
一、超稳定社会结构之下保守传统的臣民政治心理 |
二、西方冲击背景之下的民族主义政治心理 |
第四章 传统与外来政治文化博弈 |
第一节 传统政治思想 |
一、天命观论证政治合法性 |
二、大一统思想维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
三、民本思想——民众评价君主统治效果的重要标准 |
第二节 西方政治思想 |
一、国家起源的目的:社会契约论 |
二、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宣言书:天赋人权 |
三、政府建构的原则:分权制衡思想 |
四、作为一种政制形式:民主 |
第三节 维新派知识分子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过程和结果 |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流变 |
二、维新派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成果——以《大同书》为例 |
第五章 表层和深层政治文化演变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在层次方面的演变机制 |
一、内生:以启蒙运动对法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为例 |
二、外源:以西方政治学说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为例 |
第二节 戊戌维新中政治文化演变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
一、新式学堂——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
二、现代报刊——启发民智的舆论场 |
三、社会团体——变法力量的集散地 |
四、政治社会化之效果分析 |
第三节 戊戌维新失败的政治文化原因:臣民政治心理为何如此稳固? |
一、经济形态之小农经济 |
二、社会结构之宗族宗法制 |
三、完备的政治社会化方式 |
余论 |
参考文献 |
一、专着类 |
二、期刊类 |
三、报纸类 |
致谢 |
(10)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对象概念及时间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粤籍驻外公使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与考察 |
第一节 出使前对西方教育的认识 |
一、清廷遣使背景 |
二、出使前对西方教育的认识 |
第二节 出使时对西方教育考察与文化碰撞 |
一、考察普及教育 |
二、考察西方教育的学制及教学内容 |
三、考察教育相关机构及知识产权 |
四、考察西方教育经费 |
五、关注囚犯教育的教化效果 |
第三节 出使后对西方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
一、“用夏变夷”观念的变化 |
二、教育为国家富强之本原 |
第二章 粤籍驻外公使传统与新式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
第一节 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
一、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变通 |
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
第二节 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 |
一、培养专业人才,设立新式学堂 |
二、重视与提倡普及教育 |
三、提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
四、提倡教学管理方式的改进及教科书改革 |
五、提倡知识产权保护奖励及相关教育设施的建设 |
第三章 对留学教育及华侨教育的推动及管理 |
第一节 留学教育的开创与管理 |
一、开创留学教育先河——首批幼童赴美游学 |
二、留学教育的管理 |
第二节 、推进华侨教育 |
一、甲午前:华侨教育的肇始与发展 |
二、甲午后:华侨教育转变与推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四、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清末新式官报研究[D]. 程河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D]. 宋波.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5]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发展的成就问题研究[D]. 戴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9)
- [6]《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D]. 胡亚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0)
- [7]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8]晚清化学教育管理述论[D]. 王正宇.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9]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清季粤籍驻外公使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1877-1911)[D]. 李水清. 暨南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