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国粮食保护价的理性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周杨[1]（2021）在《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王娜[2]（2020）在《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与差异》文中认为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一直是政府和学者关注重点,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是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价格政策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促进了粮食综合生产力空前发展。2016年国家取消玉米、大豆价格支持政策改为“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生产者补贴制度,临时收储政策正式退出我国粮食价格支持体系,也拉开了我国新一轮粮食价格与补贴改革序幕。在此背景下,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角度评估价格支持政策效应,回顾上一轮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效果与作用机理,既是从取得的成就中获取经验,也可以从经历的挫折中吸取教训,对于进一步探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粮食市场与生产支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梳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价格政策演变过程,并基于199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讨论价格支持政策干预下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规律与空间差异;其次,基于农产品供求理论,分析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播种面积变化的平均政策效应与动态政策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价格支持政策对不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差异,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价格支持政策对水稻、小麦、玉米播种面积增加具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按大小依次为小麦>玉米>水稻;但对大豆播种面积影响不大。第二,价格支持政策对水稻、小麦、大豆播种面积的推动作用具有持续效应,即价格支持政策持续时间越长,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的推动作用越大,但不同粮食作物价格支持政策效率有所差异,按大小分别为玉米>小麦>水稻。此外,价格支持政策效果差异可能与政策外溢作用与政策安排有关。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应注意区分原有价格支持政策对不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差异,避免由于政策调整引起粮食生产震荡;合理运用政策效应动态变化规律,在市场规律之下进一步完善政策设计,深化粮食市场改革。
唐杰[3]（2020）在《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以小麦为例》文中提出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农业支持政策,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其中,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便是一项重要的价格支持政策。2004年,中国首先对部分水稻主产区实施水稻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随后2006年对小麦实施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供给,换言之,“保供给”是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首要目标。该政策实施已经十余年,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化,那么其主要的政策目标是否依然能够实现?本文将以小麦为例,聚焦于“保供给”,研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并试图进一步分析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机制。为分析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并探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机制,本文选择14个小麦主产省1994-2017年数据,以小麦播种面积作为政策影响的评价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然后借助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政策影响的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将小麦种植收入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是否通过影响小麦种植收入影响小麦播种面积,发挥政策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概况大体如下:首先,从我国粮食市场概况出发,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然后,总结我国历年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并对我国小麦市场现状展开分析,比较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小麦市场变化特征,为后文实证研究奠定基础,最后,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定量测度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实施显着提高了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产量和播种面积,改变了我国小麦生产格局,使得小麦生产重心逐渐偏向政策实施地区,政策的实施能够提高小麦播种面积184.496千公顷;深入研究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影响机制发现,小麦种植收入具有中介传导效应,政策通过提高小麦种植收入影响小麦播种面积,其中,通过小麦种植收入影响的中介效应为44.76%。小麦既是我国重要的口粮,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为了保障我国小麦的有效供给,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首先应继续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保障小麦供给;同时完善农户收入补贴机制,通过提高小麦种植收入,规避小麦市场形势的变化对小麦种植收入的影响;应该充分引导农户种植小麦优势品种,提高地区小麦生产效率。
吴昊[4]（2020）在《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得到大幅增长,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却面临着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不利因素,我国的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储备作为承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蓄水池”,具有以丰补歉、调节粮食市场的重要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粮食储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政府的粮食储备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并规定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粮食的专项储备任务,地方粮食储备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但各地方政府对粮食储备的态度相当消极,挪用储备资金、帐实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储粮）代表中央行使粮食储备职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制度。中储粮成立之后,中央并没有规定地方可以不储备粮食,而是明确要求“产区保持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储备规模。但事实上地方在粮食储备上更加依赖中央,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储备规模,中央几乎完全承担了粮食储备任务。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把粮食储备落到了实处,中央抓到了粮食,可保证在关键时候能调得动粮食,中央粮食储备在稳定粮食市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维护种粮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代表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为什么要储备粮食——粮食储备仅由中央承担存在什么问题——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构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对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进行研究。全文除了导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为四个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各个时期粮食储备制度实施的背景、具体做法、主要问题与成效,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储备中承担的责任。在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双轨制两个时期,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粮食储备的责任,同时中央也积极鼓励地方储备粮食;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粮食储备责任;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后,我国的粮食储备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由于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2014年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强调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第二,从粮食储备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粮食储备在发挥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我国的粮食储备主体还包括农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不具有平抑粮食市场的功能,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也不能代替政府的储备,因此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应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第三,对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代理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管理层级太多的问题,二是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问题。中储粮实行的“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的多层级组织结构既增加了激励成本,又增加了监督成本。中储粮的直属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布点较少,当非主产区一旦发生某种危机导致粮食紧缺时,粮食的调运将对我国的运输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中储粮不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拓展经营业务,使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一方面增加中央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使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中央承担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粮食储备职能,然而这种粮食储备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仍然应该回到由地方承担,我国应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分级粮食储备体系。第四,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是我国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责任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支出仅占全国粮食储备支出的29%,证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非常低。总体而言,常住人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交通状况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对粮食主产区来说,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着;对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一个地区愿意多储备粮食,则其邻近地区也愿意多储备粮食,反之反是。政府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及其外部性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存在空间自相关的重要原因。第五,构建粮食分级储备的基本思路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设立专门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粮食企业接管中储粮的粮食经营业务、设立粮食储备基金和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并从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的法制建设、完善各层级粮食储备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多渠道筹集粮食储备资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第一,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政府应该为粮食储备承担责任,但是并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本文论述了粮食储备在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见4.3）,并进一步论述了农户和企业不能代替政府粮食储备的原因（见4.4.2）,从而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见4.3.2）。第二,运用博弈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储粮存在的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后果进行了理论阐释。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储粮存在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储粮的管理层级太多会导致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的后果（见5.1.2）,运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的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会导致中央对中储粮的激励成本增加和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的后果（见5.2.2）第三,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地方政府缺少粮食储备的意愿,但是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见6.1.1、6.1.2、6.1.3）,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因素（见6.3.4）。
赵悦[5]（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认为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耿仲钟[6]（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王一飞[7]（2018）在《粮食价格政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安全这一概念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全世界人口数量上升、粮食需求增大、环境恶化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全世界范围内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粮食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存的必需物品,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粮食的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稳定。而我国的粮食产业发展情况也受到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影响,因此在全球粮食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国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程度上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各方面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冲击性也越来越强。然而,我国关于粮食安全的具体概念,尚未出现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于粮食安全的评价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方法。一个国家粮食产业的健康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保障离不开粮食价格政策的保驾护航,但是粮食价格政策需要根据国家粮食产业发展的客观情况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建国以来,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粮食产业发展的不同情况颁布了多项粮食价格政策,对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粮食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我国当前正在实行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己经执行了十多年,而十多年间这一政策几乎没有变化。当前我国粮食产业的发展状况和粮食安全水平已经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刚颁布的时候大相径庭,由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所带来的诸如粮食结构不合理、粮食储量过高和粮食进口量过高等问题也日益严重的影响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因此,科学的评估我国粮食价格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利于明确粮食价格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做出智力支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学者针对粮食安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幼稚产业扶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产业安全理论为基础理论,利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等科学方法,对我国粮食安全水平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粮食价格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粮食价格政策的发展演进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完善粮食价格政策,提高我国粮食安全水平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历史上的粮食价格政策的变迁,对我国1985-2015年的粮食安全水平进行了评估。在此基础上,利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等方法对我国各地区和各省份之间的粮食安全水平进行了评估,并分析了地区间和省际粮食安全水平差距的变化情况以及变化的原因。其次,从粮食生产、粮食消费和资源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了我国粮食安全指数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各个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每个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最后利用双重差分法,以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为例,分别针对小麦和水稻两种粮食在最低收购价政策颁布前后粮食安全水平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粮食价格政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通过本文的深入研究,得到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1985年以来,我国粮食安全水平一直处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但是我国地区间和省际的粮食安全水平差距却在逐渐扩大,主要原因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第二,在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诸多因素中,对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其次是人口总量、有效灌溉面积、播种面积、成灾面积、粮食产量增长率、恩格尔系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三,推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省份中,小麦人均粮食产量比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前增加了3.071千克,水稻人均粮食产量比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前增加了 1.639千克。模型证明了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我国人均粮食产量有着显着的提升效果。因此可以确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有着显着的正向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粮食安全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隐患和不足,因此,本文从提高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制定差异化粮食安全目标、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等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相对应的建议,以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为我国粮食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保驾护航。
张倩[8]（2017）在《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文中提出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我国60%以上人口的口粮来源。我国作为水稻生产大国,在悠久的水稻耕种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且不同熟制特征的三大稻作区。其中,长江流域稻作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单、双季稻作区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单、双季稻种植交替现象愈发明显,造成我国水稻产量波动。造成稻作制度反复波动的原因,除了土地、水资源、气温等自然因素及技术进步、劳动力、经济收益等人为选择因素之外,宏观政策、水稻供需变化等外部环境因素也是引起波动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流域稻作区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波动,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双改单”现象加剧,导致我国长江流域稻作区内双季稻播种面积与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跌至1980年以来最低点,粮食供应紧张。2004年始,国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改革及财政补贴政策。在当时的水田耕地资源有限前提下,复种成为水稻增种增产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后一段时间,长江流域双季稻播种面积出现明显的反降为增趋势,该时间点的反弹式变化,是否与国家一系列补贴政策实施有关?2009年起,长江流域稻作区部分省份加强配合中央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地方财政补贴鼓励粮食生产,特别是双季稻生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长江流域早、晚稻播种面积并未持续上升,甚至小幅下降。这是否意味着虽然财政投入力度逐年增加,补贴政策对于水稻生产的拉升效应正在逐渐弱化,甚至释放殆尽?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阶段下,哪些类型补贴政策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还具备扭曲作用?具体对哪一类农户能够产生影响?为了有效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并引导粮食生产向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稳量增质”方向转变,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新思路,那么探讨原有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在将来对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影响方向该何去何从,对未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未来的补贴政策方向,建立改革长效机制,具有指导意义。无论是从保障我国粮食生产,探究稻作制度历史演变现象背后的政策影响,还是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思考未来粮食生产的政策调控路径,评估已有补贴政策效应都显得尤为重要。在前人基础上,本研究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研究范围,重点选取湖南、江西两省,对目前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地方财政补贴等进行具体阐述,并划分为挂钩、脱钩补贴两大类,分析各类影响机制不同的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的理论机制与实际作用,并讨论当前农业发展新形势下补贴政策的完善路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研究内容一:从宏观视角,以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省面板数据,观测中央及地方财政补贴总支出对四省稻作制度变化究竟是否产生了扭曲作用,以及财政效应是否随时间推移保持稳定抑或呈逐渐弱化趋势。研究内容二:从微观视角,探究现阶段时点下,各类不同影响机制的补贴是否仍然能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首先,统计分析湖南、江西省农户2014年稻作制度、要素投入、地方财政补贴获得等情况。进一步,根据影响机制不同,将补贴划分为挂钩、脱钩两类。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分析挂钩、脱钩补贴现阶段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结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挂钩补贴划分为双季稻补贴、大户奖励、农机购置补贴,分别厘清各项不同挂钩紧密度的补贴对湖南、江西两省农户水稻复种指数的影响。研究内容三:研究内容二中各项补贴效应是针对全体农户样本估计的平均效应,然而由于农户异质性,各项补贴可能对其中某一特征农户的影响效应被平均弱化。因此研究内容三在内容二基础上,根据农户补贴认知程度、经营规模差异、兼业程度差异对进行细分,分析各项补贴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影响效果是否有差异。实证结果显示:1、宏观上,从年均水平来看,财政补贴总支出对水稻复种指数提升作用明显,时间维度上,政策效应随时间延长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当前时点下,挂钩和脱钩对整体农户的平均效应均不明显,而挂钩补贴中的双季稻补贴对提高整体农户水稻复种指数有显着正向作用,大户奖励仅对纯稻作农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机购置补贴仅对大规模与纯稻作农户复种指数均有显着正向影响。脱钩补贴,即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对所有农户均无显着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主要取决于在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市效应下晚稻售价的上涨,以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导致的家庭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未来粮食补贴政策可能的调整与完善方向,以更适应当前供给侧改革导向下,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新需求:（1）淡化“普惠,”制,倾向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方补贴”;（2）促进当前粮食补贴政策供给侧改革转型,注重稻谷质量提升。
魏晓卓[9]（2015）在《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问题,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粮面积和粮食产量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于2004年及时出台了包括“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将“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作为我国农业补贴的重点与核心,以刺激粮食生产,保障农民收益,确保粮食安全。在如今世界经济的复苏力度低于预期,经济前景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以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粮食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等复杂快变环境下,“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施10年来的“增产”与“增收”等绩效如何、“增产”与“增收”哪一个才是补贴当前最核心的任务、以及未来补贴的政策走向等问题,需要全面讨论、认真梳理与总结,以更加快速并有效地应对补贴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其进程、绩效和方向更趋科学合理。和谐管理理论能够有效解决复杂快变环境下的组织及社会管理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计量模型分析、演化博弈分析、非线性动力学等方法,研究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和谐主题”以及“和则”、“谐则”、“和谐耦合”、“和谐主题漂移”等问题,分析“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在复杂快变的环境下是否抓住了补贴的要害,补贴的核心任务究竟是什么,工作重心需不需要调整;并找出薄弱环节加以改进,预测未来发展方向。本研究主要取得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果:（1） 2004～2012年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际实施的和谐主题”存在不足,应加快“漂移”以摆脱不和谐状态。通过粮食大事记辨识的我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际实施的和谐主题”是“增产为首要,增收为主要”,而经过EOL模型判定的“理应执行的和谐主题”却为“增产与增收应并举”,对比发现两者有差别。从该阶段“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施的效果看,“增产”绩效较好但“增收”绩效较差,说明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际实施的和谐主题”未能解决好“增收”方面的问题,因此需尽快“漂移”。（2）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则”）体现在种粮上与“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力度高度相关。要发挥种粮农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农民广义的种粮时间投入（包括:整地、播种、除草、施肥、打药、灌溉、收割等花费在粮田上的时间,购买化肥、农药、良种、农机具等花费的时间,以及售粮和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时间等）需要保证维持在一定基本水平上,进而保障粮食安全。演化博弈结果显示:农民群体行为演化的结果和收敛的时间不仅受到农民群体本身选择高时间投入策略的初始比例的影响,还受到政府群体中选择高补贴策略的初始比例的影响,后者选择高补贴策略的初始比例越大,补贴效果越好且补贴政策起作用的效率越快。但是,农民只注重广义时间的投入却忽视增加物质和技术的投入,并不能获得理想的收益;然而一味增加种粮的资金投入（如滥用农药、化肥等）,也会加剧不良状态演化的进程。（3）美欧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粮食补贴的和谐主题经由“增产”向“增收”的演变,政策机理（“谐则”）给予我国镜鉴与启示。美国、欧盟和韩国粮食生产条件较好,易于实现粮食供给,其粮食补贴的和谐主题均经历了从“增产”向“增收”的演化;而日本地少人多,耕地面积有限,一直强调“增产”,但也越来越注重“增收”和发挥粮食的多功能性。适度加大粮食补贴力度,优化补贴结构,有选择地利用好价格支持方式,优化一般服务支持结构,完善资源与环境友好型补贴,促进补贴政策的制度化建设,是主要发达国家粮食补贴的政策机理（“谐则”）对我国的启示。（4）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耦合”的非线性动态模拟显示其会经历先上升后平稳下降的过程,粮食“稳产”和农民“增收”也是模拟结果展现的趋势。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耦合”具有非线性和复杂性特征,构建其非线性动态演化模型,实证分析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粮食产量和农民种粮收入之间的演化行为发现:随着时间的增加,三个变量中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一开始增加的速度最快,一段时间达到补贴最高点后则缓慢下降,这与主要发达国家粮食补贴的演化总体吻合,也契合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粮食产量起初持续增加,后期基本趋于稳产状态;农民种粮收入则基本上以一定的增长率持续平稳的增长。（5）下一阶段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的漂移方向是“增收为首要,稳产为主要”,应确立将“农民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创新理念。从2013年开始,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漂移”的主客观动因的新变化显示,其“漂移”的压力已经产生,将会从2004～2012年的“增产为首要,增收为主要”,“漂移”至下一阶段的“增收为首要,稳产为主要”。创新理念是“漂移”的主要支撑条件:一方面,虽然“粮食安全”作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已成为国家战略,但存在“粮食增产”等同于“粮食安全”等思维误区;通过设置“粮食安全等级预警表”,可以提升并强化对“粮食安全战略”的认识,确立粮食短缺与过剩均可能引发粮食安全危机、稳产才是期望的“满意解”与理想的“新常态”等理念。另一方面,“农民增收”尚未成为“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更没有上升为国家战略,损害了补贴的绩效;而将“农民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既能够丰富“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战略目标的内容,又有利于收入分配倾斜农民,促进与“粮食安全战略”共赢,提高补贴的绩效,达成WTO的愿景。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继续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可见党和政府对“农民增收”和“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等“三农”问题持续高度重视。本研究的成果预期能够为优化和完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提供富有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决策依据,实现“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确保粮食安全。
朱颂[10]（2015）在《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研究》文中指出土地财产权是一项古老、传统的权利,在当前人多地少、用地紧张的现代社会,土地财产权的实现与社会多元价值的冲突成为现代法律制度亟待解决的矛盾。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已经成为现阶段社会制度深化改革的第一要务。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初始构造起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产权制度,存在产权内容模糊、权利边界不清、权利流转效率低等问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历史变迁,阐释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理论,提出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路径、机制、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为:第一章对国内外农民土地财产权产生进行了历史考察,阐述了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确立的意义。域外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萌发与演变,以不同时期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发展特点为主线,结合特定时期社会制度变革,揭示了西方社会发展与农民土地财产权演变的相互作用关系。现代西方民主法制社会逐渐孕育了独立、排他、权利内容充实的农民土地财产权。通过对我国历史上农民土地制度的研究,发现我国古代农民在土地上义务多于权利,劳役、税收成为农民土地的沉重负担,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萌芽毫无生存土壤;近现代农民土地权利虽渐渐得到立法认可,但因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农民土地权利终未得到真正实施;建国后,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经历了农民个人所有、农民公社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个阶段。第二章诠释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理论。产权理论是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土地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研究产权的两种分析范式。马克思主义土地产权理论对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在于,公有制下土地产权权能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并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得进行适当的调整。西方经济学界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独立性、完整性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基础。这两种分析范式均肯定了产权的激励作用,提高产权效率的前提需要清晰的产权界线——此为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改革方向。财产权平等理念是实现人权的基本保障,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平等的内涵包括财产权起点平等、交换平等、结果平等。财产权行使理论包括财产权自由行使理论与财产权适度限制理论。财产权自由行使理论要求农民土地财产权得到法律承认与保障、并当受到侵害时获得法律救济或补偿。财产权适度限制体现在物权法定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限制、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等。第三章对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实践方式进行了分析评价。成都模式以城乡统筹为基础,确权赋能。重庆模式注重创新,指标交易独具特色。广东模式较早进行三权分置,大力倡导土地股权改革。浙江模式由下而上,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农民土地财产权流转。这些模式的共性特点在于农民土地财产权趋向企业制经营主体、政府主导作用凸显、农民土地财产权明晰化。各地实践模式存在主要问题在于改革常违背农民权益保障的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存在冲突、部分地区农民积极性不高。因此,在各地实践改革下应充分重视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充分尊重农民自主权、建构完整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第四章系统梳理我国现行法框架下农民土地财产权体系与属性,解析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障碍及原因,最后提出我国土地财产权实现障碍破解的路径。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以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具有私权属性、家庭权属性与社会保障属性。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权能残缺、效率低下、公平缺失。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要充实权利内容,回归处分权,提高提高权利利用效率,明晰权利主体地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配套制度。在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下,完善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登记制度。基于我国现有农村土地增值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状,提出均衡政府、集体、农民三方利益,以及重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建议。我国各地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存在产权交易种类混乱、交易缺乏统一规范等缺陷,应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的法律性质,注重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市场。
二、对我国粮食保护价的理性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国粮食保护价的理性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与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价格支持政策作用理论基础与应用 |
| 1.3.3 价格支持政策评价相关研究 |
| 1.3.4 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播种面积影响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梳理 |
| 2.1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产生与发展 |
| 2.2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构成与变化 |
| 3 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
| 3.1 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 |
| 3.2 价格支持政策干预下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的区域差异 |
| 3.3 价格支持政策干预下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的空间响应 |
| 4 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 不同价格支持政策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
| 4.1.1 最低收购价政策 |
| 4.1.2 临时收储政策 |
| 4.2 价格支持政策对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机理 |
| 5 价格支持政策对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及其差异分析 |
| 5.1 价格支持政策对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1.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1.2 数据说明 |
| 5.2 价格支持政策对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结果分析 |
| 5.2.1 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平均效应 |
| 5.2.2 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时间动态效应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价格支持政策对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差异原因分析 |
| 5.3.1 价格支持政策对不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平均影响差异的原因分析 |
| 5.3.2 价格支持政策对不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动态影响差异的原因分析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主要发表文章 |
| 致谢 |
（3）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以小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生产者行为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定性研究 |
| 2.2.2 生产者行为研究 |
| 2.2.3 粮食政策效应评估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回顾与小麦市场现状分析 |
| 3.1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回顾 |
| 3.2 小麦市场现状分析 |
| 3.2.1 小麦生产现状 |
| 3.2.2 小麦价格 |
| 3.2.3 小麦种植效益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分析 |
|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4.1.1 变量选取 |
| 4.1.2 模型设定 |
| 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2.1 平行趋势检验 |
| 4.2.2 单位根检验 |
| 4.2.3 协整检验 |
| 4.2.4 估计结果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3.1 动态面板模型 |
| 4.3.2 系统GMM估计 |
| 4.3.3 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1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机制 |
| 5.2 中介效应模型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种植收入的影响分析 |
| 5.3.2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粮食储备 |
| 2.1.2 粮食分级储备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粮食安全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3 简要评述 |
| 2.4 小结 |
| 3.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 |
| 3.1 自由购销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49-1952年) |
| 3.1.1 建立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1.2 建立粮食储备的措施 |
| 3.1.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2 统购统销及粮食流通体制转轨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53-1989年) |
| 3.2.1 建立备荒备战储备的背景 |
| 3.2.2 具体做法 |
| 3.2.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3 粮食流通市场化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90-1999年) |
| 3.3.1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3.2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具体做法 |
| 3.3.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4 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时期(2000年以后) |
| 3.4.1 构建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体系的背景 |
| 3.4.2 构建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的具体做法 |
| 3.4.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5 小结 |
| 4.政府在粮食储备中的责任 |
| 4.1 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 |
| 4.1.1 人口增长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不断扩大对粮食的需求 |
| 4.1.2 耕地及水资源的短缺限制了我国粮食产能大幅提高的可能性 |
| 4.1.3 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生产 |
| 4.1.4 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为依靠国际市场增加粮食供给带来了不确定性 |
| 4.2 粮食储备的作用 |
| 4.2.1 应对自然灾害 |
| 4.2.2 稳定粮食价格 |
| 4.3 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 |
| 4.3.1 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 |
| 4.3.2 粮食储备的非盈利性 |
| 4.4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4.1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和政府储备现状 |
| 4.4.2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5 小结 |
| 5.中央直管粮食储备体系的问题分析 |
| 5.1 管理层级太多 |
| 5.1.1 中储粮的组织结构 |
| 5.1.2 多层级管理导致的后果 |
| 5.2 粮食库存分布不合理 |
| 5.2.1 中储粮的库存分布情况 |
| 5.2.2 库存分布不合理导致的后果 |
| 5.3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 |
| 5.3.1 中储粮的业务范围 |
| 5.3.2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后果 |
| 5.4 小结 |
| 6.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 |
| 6.1.1 地方粮食储备的变化情况 |
| 6.1.2 地方粮食储备支出在全国粮食储备支出中的比重 |
| 6.1.3 地方粮食储备的区域差异 |
| 6.2 地方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相关性 |
| 6.2.1 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方法 |
| 6.2.2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自相关性 |
| 6.3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横截面数据分析 |
| 6.3.3 面板数据分析 |
| 6.3.4 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6.4 小结 |
| 7.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基本思路 |
| 7.1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1 明确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及类型 |
| 7.1.3 合理确定地方粮食储备的层级划分 |
| 7.2 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开 |
| 7.3 为粮食储备提供资金保障 |
| 7.3.1 资金对提高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重要性 |
| 7.3.2 建立粮食储备专项基金 |
| 7.4 强化粮食储备的监督检验 |
| 7.4.1 成立监督检查机构 |
| 7.4.2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
| 7.4.3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督的效率 |
| 7.5 小结 |
| 8.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科研成果 |
（5）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文献评述 |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 1.3 理论基础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技术路线图 |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 4.3.1 粮食商品率 |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 4.4.3 秸秆还田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7）粮食价格政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 |
| 2.1.2 粮食安全 |
| 2.1.3 粮食价格政策 |
| 2.2 相关理论文献研究 |
| 2.2.1 幼稚产业扶持理论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产业安全理论 |
| 2.3 相关实证文献研究 |
| 2.3.1 粮食价格政策的效果研究 |
| 2.3.2 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研究 |
| 2.3.3 粮食安全评价方法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演变分析 |
| 3.1 粮食收购“双轨制”政策 |
| 3.1.1 出台背景 |
| 3.1.2 主要内容 |
| 3.1.3 存在问题 |
| 3.1.4 政策意义 |
| 3.2 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 |
| 3.2.1 出台背景 |
| 3.2.2 主要内容 |
| 3.2.3 存在问题 |
| 3.2.4 政策意义 |
| 3.3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
| 3.3.1 出台背景 |
| 3.3.2 主要内容 |
| 3.3.3 存在问题 |
| 3.3.4 政策意义 |
| 3.4 粮食目标价格政策 |
| 3.4.1 政策目标 |
| 3.4.2 主要内容 |
| 3.4.3 存在问题 |
| 3.4.4 政策意义 |
| 3.5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差距分析 |
| 4.1 我国粮食安全特征 |
| 4.1.1 我国粮食安全整体特征 |
| 4.1.2 我国粮食安全区域特征 |
| 4.2 我国省际粮食安全水平差距的测度方法 |
| 4.3.1 (加权)变异系数 |
| 4.3.2 泰尔指数 |
| 4.3.3 基尼系数 |
| 4.3 对我国省际和地区间粮食安全水平差距的测算 |
| 4.3.1 对我国省际和地区间粮食安全水平差距的统计描述 |
| 4.3.2 对我国省际和地区间粮食安全水平差距的泰尔指数分析 |
| 4.3.3 对我国省际和地区间粮食安全水平差距的基尼系数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5.1. 粮食生产层面 |
| 5.1.1 粮食总产量以及品种结构 |
| 5.1.2 农业机械化 |
| 5.1.3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
| 5.2. 粮食消费层面 |
| 5.2.1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
| 5.2.2 恩格尔系数 |
| 5.3. 资源环境层面 |
| 5.3.1 粮食种植面积 |
| 5.3.2 有效灌溉面积 |
| 5.4. 国际粮食贸易层面 |
| 5.4.1 我国粮食进出口现状 |
| 5.4.2 我国粮食进出口作用 |
| 5.4.3 2007-2008年的国际粮食危机 |
| 5.4.4 我国粮食贸易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6.1. 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理论 |
| 6.2. 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
| 6.3.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6.3.1 指标选取和标准化处理 |
| 6.3.2 KMO和SMC检验 |
| 6.3.3 用主成分因子法进行因子分析 |
| 6.3.4 因子旋转 |
| 6.4. 综合评价指数 |
| 6.5. 研究结论 |
| 7 我国粮食价格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7.1 粮食价格政策对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
| 7.1.1 粮食价格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
| 7.1.2 粮食价格政策对粮食价格的影响 |
| 7.1.3 粮食价格政策播种面积的影响 |
| 7.2 理论模型 |
| 7.3 数据和变量说明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7.4.2 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平行趋势假定检验 |
| 7.5.2 Panel-OLS回归模型 |
| 7.5.3 不受政策影响的省份子样本检验 |
| 7.5.4 删除政策实施的年份的子样本检验 |
| 7.5.5 安慰剂检验 |
| 7.6 分析结论 |
| 7.7 本章小结 |
| 8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粮食价格政策经验借鉴 |
| 8.1 美国粮食价格政策 |
| 8.1.1 美国粮食价格政策的作用 |
| 8.1.2 美国粮食价格政策的启示 |
| 8.2 欧盟粮食价格政策 |
| 8.2.1 欧盟粮食价格政策的作用 |
| 8.2.2 欧盟粮食价格政策的启示 |
| 8.3 日本粮食价格政策 |
| 8.3.1 日本粮食价格政策的作用 |
| 8.3.2 日本粮食价格政策的启示 |
| 8.4 经验借鉴 |
| 8.4.1 明确补贴目标,保证政策前瞻性 |
| 8.4.2 政策相互搭配,形成政策体系 |
| 8.4.3 扩大补贴范围,优先效率兼顾公平 |
| 8.4.4 完善农业保险,增强抗灾能力 |
| 9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提高我国粮食安全水平 |
| 9.2.2 制定差异化粮食安全目标 |
| 9.2.3 完善最低价收购政策 |
| 9.3 未来的展望和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选择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作为研究范围的意义 |
| 1.2.2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数据来源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7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可能的创新 |
| 1.7.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种植模式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长江流域双季稻种植的历史演变 |
| 2.2.2 我国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生产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3 简要评述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农户模型理论 |
| 2.3.2 激励理论 |
| 第三章 粮食补贴政策历史演变与现状概述 |
| 3.1 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历史演变 |
| 3.1.1 以价格干预为主的间接补贴阶段 |
| 3.1.2 以“四补贴”为主的直接补贴阶段 |
| 3.2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现状概述 |
| 3.2.1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背景 |
| 3.2.2 粮食补贴政策概述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析框架、研究假说与关键指标说明 |
| 4.1 分析框架概述 |
| 4.2 挂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2.1 直接挂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2.2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3 脱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 4.4 关键指标说明 |
| 4.4.1 农户水稻复种指数 |
| 4.4.2 非稻作收入 |
| 第五章 宏观层面:补贴总量对长江流域稻作制度变化影响效应及时间稳定性观测 |
| 5.1 相关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1.1 湘、赣、鄂、皖土地及水稻种植情况时间变化趋势 |
| 5.1.2 各省补贴相关情况 |
| 5.2 补贴总量对稻作制度变化的年均效应评估及时间趋势观测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微观层面:影响机制差异下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效应研究 |
| 6.1 农户水稻生产情况统计 |
| 6.2 农户各项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 6.2.1 湖南省农户地方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 6.2.2 湖南、江西两省农户中央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 6.3 挂钩、脱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3.1 影响机制差异下的补贴分类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挂钩补贴影响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微观层面:农户异质性视角下补贴效应差异比较 |
| 7.1 各项补贴对不同认知程度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 |
| 7.1.1 农户对各项补贴认知情况统计 |
| 7.1.2 实证分析 |
| 7.2 各项补贴对不同规模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比较 |
| 7.3 各项补贴对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水稻供需平衡趋势与政策需求概述 |
| 8.3 当前农业发展趋势下补贴政策完善路径的讨论 |
| 8.4 政策建议 |
| 8.4.1 淡化“普惠”制,倾向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方补贴” |
| 8.4.2 促进当前粮食补贴政策改革转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情况 |
（9）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和谐管理理论”的相关研究 |
| 1.2.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目标的相关研究 |
| 1.2.3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效果的相关研究 |
| 1.2.4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对农民种粮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2.5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机制设计的相关研究 |
| 1.2.6 研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总体思路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和谐管理”的相关概念 |
| 2.1.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相关概念 |
| 2.1.3 “WTO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概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和谐管理理论 |
| 2.2.2 农业基础地位理论 |
| 2.2.3 弱质产业扶持理论 |
| 2.2.4 城乡反差协调理论 |
| 2.2.5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的辨识与判定 |
| 3.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的概念模型 |
| 3.1.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中的“和谐主题”诠释 |
| 3.1.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研究的思路分析 |
| 3.1.3 研究选取的时间段说明 |
| 3.2 基于粮食大事记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实际实施的和谐主题”的辨识 |
| 3.2.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体系的主要任务及活动 |
| 3.2.2 “实际实施的和谐主题”的辨识结果:增产为首要,增收为主要 |
| 3.3 基于EOL模型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理应执行的和谐主题”的判定 |
| 3.3.1 “E”分析 |
| 3.3.2 “O”分析 |
| 3.3.3 “L”分析 |
| 3.3.4 “理应执行的和谐主题”的判定结果:增产与增收应并举 |
| 3.4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和谐管理分析及绩效评价 |
| 3.4.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和谐管理分析 |
| 3.4.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的产量与收入效应评价 |
| 3.4.3 “增收”绩效的不足与和谐主题“漂移”的迫切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则”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则”的现象描述 |
| 4.1.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中的“和则”释义 |
| 4.1.2 补贴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在“和则”中的表现形式 |
| 4.1.3 农民务农时间变化的现象分析 |
| 4.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则”的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农民和政府博弈的支付矩阵 |
| 4.2.3 模型演化 |
| 4.2.4 模型均衡点及其稳定性分析 |
| 4.3 不同情景下的数值实验结果与分析 |
| 4.3.1 选择某种策略的初始人群比例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
| 4.3.2 农民种粮的资金投入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
| 4.3.3 粮食的市场价格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谐则”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
| 5.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谐则”的研究基础 |
| 5.1.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中的“谐则”诠释 |
| 5.1.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谐则”的研究思路 |
| 5.2 主要发达国家及中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变 |
| 5.2.1 美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变 |
| 5.2.2 欧盟粮食补贴政策的演变 |
| 5.2.3 日本粮食补贴政策的演变 |
| 5.2.4 韩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变 |
| 5.2.5 中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变 |
| 5.3 主要发达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对中国“谐则”构建的镜鉴与启示 |
| 5.3.1 增产向增收的演化方向,凸显“谐则”在增收方面改进的必要性 |
| 5.3.2 适度加大补贴促“增收”,优化补贴结构减“压力” |
| 5.3.3 补贴长期趋势是“稳中有降”,应有选择地利用好价格支持方式 |
| 5.3.4 优化一般服务支持结构,尤其重视公共储备的管理效率 |
| 5.3.5 完善资源与环境友好型补贴,保障农民收益 |
| 5.3.6 促进补贴政策的制度化,加强农业保险在内的政策法制化建设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耦合”的非线性动态演化分析 |
| 6.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耦合”的机理阐释 |
| 6.1.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中的“和谐耦合”释义 |
| 6.1.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耦合”的复杂性机理描述 |
| 6.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耦合”的非线性动态演化模型 |
| 6.2.1 模型建立 |
| 6.2.2 模型平衡点及稳定性分析 |
| 6.2.3 系统混沌现象分析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参数获取 |
| 6.3.2 参数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的漂移”研究 |
| 7.1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漂移”的概念模型 |
| 7.1.1 对“和谐主题漂移”的再思考 |
| 7.1.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中的“和谐主题漂移”诠释与概念模型 |
| 7.2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漂移”的动因 |
| 7.2.1 客观动因 |
| 7.2.2 主观动因 |
| 7.2.3 “和谐主题漂移”的方向:增收为首要,稳产为主要 |
| 7.3 粮食财政直接补贴“和谐主题漂移”的支撑创新理念 |
| 7.3.1 对“粮食安全”国家战略的再思考 |
| 7.3.2 “农民增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探索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重要观点与政策建议 |
| 8.2 后续研究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论文论着、课题、获奖等成果的获得情况 |
| 致谢 |
（10）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框架 |
| 四、基本概念厘清 |
| (一) 农民 |
| (二) 土地 |
| (三) 财产权 |
| (四)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
| 第一章 农民土地财产权产生之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时期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孕育 |
| 一、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与农民权利 |
| 二、土地权利的兴起与农民权利 |
| 三、古希腊罗马时期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世纪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萌发 |
| 一、日耳曼法制的瓦解与农民土地财产权 |
| 二、中世纪英国土地保有制与农民土地财产权 |
| 三、中世纪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特点 |
| 第三节 近代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流变 |
| 一、近代英国圈地运动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流变 |
| 二、近代美国西部开发立法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
| 三、《法国民法典》颁布与物权概念的兴起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
| 四、近代西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特点 |
| 第四节 现代西方国家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路径之解析 |
| 一、土地财产权界线清晰与市场流转导向的紧密结合 |
| 二、政府注重农业调控手段的运用与实现 |
| 三、土地发展权等新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
| 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
| 第五节 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发展的历史梳理 |
| 一、我国古代农民土地财产权状况考察 |
| 二、我国近现代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概述 |
| 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考察 |
| 第二章 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之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产权权能理论 |
| 一、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界产权权能理论 |
| 三、产权权能理论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
| 第二节 产权效率理论 |
| 一、马克思产权效率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产权效率理论 |
| 三、产权效率理论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
| 第三节 财产权平等理论 |
| 一、财产权平等是实现人权的基本保障 |
| 二、财产权平等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
| 三、财产权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
| 四、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三维平等理论 |
| 第四节 财产权自由行使理论 |
| 一、财产权自由行使之价值 |
| 二、财产权自由行使之理论学说 |
| 三、农民土地财产权自由行使之要素 |
| 第五节 财产权适度限制理论 |
| 一、财产权适度限制之价值 |
| 二、财产权适度限制之理论学说 |
| 三、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适度限制 |
| 第三章 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实践模式 |
| 第一节 成都模式 |
| 一、“双放弃换三保障”模式 |
| 二、“两股一改”模式 |
| 三、“土地银行”模式 |
| 四、模式特点 |
| 第二节 重庆模式 |
| 一、“地票”模式 |
| 二、“股田制公司”模式 |
| 三、模式特点 |
| 第三节 广东模式 |
| 一、股份合作制模式 |
| 二、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模式 |
| 三、“两化一流转”模式 |
| 四、模式特点 |
| 第四节 浙江模式 |
| 一、“两分两换”模式 |
| 二、规模化转包模式 |
| 三、土地信托模式 |
| 四、模式特点 |
| 第五节 实践中具体问题分析 |
| 一、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保障 |
| 二、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间的冲突与选择 |
| 三、部分地区农民参与程度低 |
| 第四章 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之障碍与破解 |
| 第一节 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体系与属性 |
| 一、我国现有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理论种类 |
| 二、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权能解析 |
| 三、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障碍之表征 |
| 一、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功能性弱化 |
| 二、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差异性 |
| 三、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身份性色彩浓厚 |
| 四、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流转效率低下 |
| 第三节 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障碍之原因 |
| 一、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归属不明 |
| 二、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权能缺失 |
| 三、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客体差异性 |
| 四、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取得规范缺失 |
| 五、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退出困难 |
| 第四节 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障碍之破解 |
| 一、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方式创新 |
| 二、充实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内容:未来利益 |
| 三、回归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处分权:流转利益 |
| 四、提高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用效率:利用利益 |
| 五、明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地位:归属利益 |
| 第五章 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配套制度 |
| 第一节 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登记制度 |
| 一、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确权的现实状况 |
| 二、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下农村土地登记的新调适 |
| 三、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登记效力须统一 |
| 四、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登记辐射力的强化 |
| 第二节 我国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
| 一、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基础理论 |
|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 |
| 三、我国集体土地增值收益与农村土地征收的关系 |
| 四、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
| 第三节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 |
|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的现状分析 |
| 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的法律性质及基本规范 |
| 三、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主体作用发挥 |
| 四、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土地产权市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学术成果简介 |
四、对我国粮食保护价的理性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D]. 周杨. 吉林农业大学, 2021
- [2]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影响与差异[D]. 王娜.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3]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以小麦为例[D]. 唐杰. 南京财经大学, 2020(08)
- [4]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D]. 吴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20(12)
- [5]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6]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7]粮食价格政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D]. 王一飞. 北京交通大学, 2018(06)
- [8]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D]. 张倩.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9]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粮食财政直接补贴研究[D]. 魏晓卓. 江苏大学, 2015(01)
- [10]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研究[D]. 朱颂. 南京大学,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