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

一、努力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论文文献综述）

韩丹凤^[1]（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及引导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1]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政治素养、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影响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对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及引导对策进行研究,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也关系到大学生成长的根本问题。本文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视角,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社会存在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借鉴认知心理学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深入阐释了对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中国强国梦想的历史考量。对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原因、提出提升引导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对策思考,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任务、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稳定、夯实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根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进行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理论阐释,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意识理论、社会存在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借鉴相关学科认知心理学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历代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国发展目标进行系统梳理,这些思想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次,对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中国梦进行历史考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始终不渝追求的梦想。追溯从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和“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历史阶段,揭示了中国梦的孕育、演变和发展历程,把握中国梦的历史脉络,概括了中国梦的历史内涵。再次,透过数据分析和深度访谈揭示大学生中国梦认同总体状况。本研究认真设计调查问卷,并做好大学生认中国梦同状况频率分析和差异分析,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政治面貌和不同院校类别的学生进行比较,以期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取得成效。当前大学生中国梦认同表现出基本认知状况向好、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较高、参与践行主动性较强。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一些问题和成因,其中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些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模糊动摇、存在功利主义倾向,理论付诸实践的知行脱节等方面。对于大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的现实问题,本研究从从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对其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从国际背景来看,西方不良价值观渗透消解学生理性认同;从社会发展来看,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致使政治认同式微;从高校因素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国梦认同未协调推进;从大学生自身角度来看,大学生的个性特征与成长阶段相对特殊。最后,提出增强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引导路径分析。本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遵循“三大育人”规律,深入实施“三全育人”,加强教育过程的有机协同,着力创新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引导范式。通过借助社会力量持续优化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社会环境;同时注重整合育人资源,有效化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制约因素;还要强化学校教育,不断强化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思想引领;更要注重内外结合,科学激发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主体自觉。综上所述,大学生是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争夺的主要对象,他们对中国梦认同整体状况体现了当前高校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和育人的效果,也关系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问题。有效提升大学生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不仅要通过话语体系回应大学生的思想困惑,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程令政^[2]（2020）在《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文中指出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前,关于秦及西汉早期的刑罚制度,学界对其认识长期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1975年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秦简里的各种律令条文,使学界系统性的研讨秦的刑罚制度成为了可能。随后,1983年张家山西汉早期律令简牍资料的出土,使得这种复原与探讨得以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张家山汉简不但提供了远多于睡虎地秦简、以刑律律文形式存在的资料,而且两者相距约40年左右,这就为精确而系统的探讨“汉承秦制”这一问题提供了立体的、可视的基础。时间的差距还意味着刑罚制度变迁演变的轨迹,内中具体刑罚类型的源起与兴废之线路,在这一前提下都得以揭示出来。加上后来又有了主要以秦律令为主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和以具有丰富的刑徒管理、服役资料着称的里耶秦简这两种出土资料,此外西北出土的汉简里也存在不少法律方面的内容,这一切都为复原与构建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在汉文帝十三年的刑制改革中,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这一时间下限的确定,使得我们可以结合其所改革的旧刑制,以其作为终点反馈回去,上溯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将这一时段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并展示出来。本文就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展开的一项关于秦及汉初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对该时段刑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厘清该时期刑罚种类的实态并复原其体系。文章共分四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依次说明了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及范围、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研究方法等项内容,并在最后着重讨论了本文所用简牍资料的性质问题。第二章,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本章主要就刑的含义、起源及本质属性展开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刑的含义的分析,意在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刑的古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尝试厘清法律意义上的刑的多层含义,最后得出刑的主要含义——特别是在秦及西汉前期——是“肉刑”的结论。第二部分是在刑主要指“肉刑”的基础上,根据古代“兵刑一体”的观念,以及同害刑/反映刑的原理,来说明刑的起源。战争和同害刑/反映刑是中国古代刑罚产生的两大主要途径。第三部分是关于刑的本质属性的分析。第三章,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由刑的产生方式所决定,刑从本质上来说,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区分、标识与人格否定。在本文所处理的历史时段里,作为其主体刑罚的死、刑、耐三个刑等尤其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以此认识为基础,本文尝试复原出这一时段的刑罚体系。本章主要围绕着死、刑、耐这三个刑等而展开,对每一个刑等中的具体刑罚种类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每一种刑罚的等序、位阶,以及其在刑等内部的相互位置,由此而使整个刑等的等次关系得以明晰。同时,由于此前影响刑罚体系正确构建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理解了肉刑/耐刑和劳役刑之间的关系,本章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由刑的本质所决定,劳役刑可以看作是肉刑的自然延伸,因此只能是肉刑或耐刑的下位刑罚。这样的话,在刑罚体系里,劳役刑就不能据有一级刑等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刑罚体系才能构建起来,并均衡有序、条理分明。第四章,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以死、刑、耐为中心的秦及西汉初期的刑罚体系,在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此后我国的刑罚体系即改变了以肉刑为主的原本面貌,走上了一条以劳役刑为主的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秦汉时期的刑制问题来说,文帝改革乃是一大关键。这一改革一方面结束了旧刑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新局面。本章即探索这一改革过程中的刑制变化诸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首先,秦及西汉前期的刑罚体系仍具有比较强烈的肉刑色彩,因此其主要是由死、刑、耐这三个刑等构成。劳役刑由肉刑和耐刑所涵括,并不在一级刑等之列。如果以学界通行的主从刑架构来说明,则肉刑与耐刑是主刑,劳役刑是从刑或附加刑。其次,得出上述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刑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受刑的产生方式的影响,这一属性表现为对受刑人的人格否定,具有“民事死亡”的效果。从肉刑的本质属性上来说,通过残人肢体的方式使受刑者感受到肉体的痛苦仅仅是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肉刑的实质在于区分、刻印、标识与身份降等。再次,在对刑的产生方式以及刑罚体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五刑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如同其在秦汉时期所呈现的那样严整而有序,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每一种刑罚类型,可能本来都有着自己特殊的起源与适用背景。经过长时期的相互调整与适应之后,在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秦汉刑罚体系里,方呈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相对成熟状态。我们熟知的旧五刑,里面的刑名与其在刑罚体系里位阶,既不是被“制定”出来的,也非成于一时,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能够想象有一个从类型众多且不齐整到数目逐渐减少然后序列化的过程。最后,在探讨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的过程中,尝试解决了前辈学者有所探索但遗留至今的若干问题。

杨淇^[3]（2020）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围绕新时代强军兴军事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理论观点,并作出了相关的决策部署,形成了富有时代性、引领性、内涵丰富且意义重大的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研究习近平强军思想,理解其深刻内涵、主要内容、理论特质和思想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人民军队更科学地运用这一理论来指导自身建设,为努力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本文对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分析。具体内容如下:一、习近平强军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和主要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思想入手分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基础;从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和复兴发展的国内环境入手分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现实条件;从习近平担任军委秘书为起始梳理其强军思想形成的主要过程。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从政治建军是根本保证、改革强军是强大动力、依法治军是重要保障、科技兴军是关键支撑、军民融合是实现路径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习近平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理论观点与政策措施,从而阐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三、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特质。从价值追求、辩证思维、实践准则入手阐述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并且揭示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时代性、全局性、创新性、民族性的思想特质。四、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当代价值。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内容、开辟了新时代强军事业的新境界,其实践价值在于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为中国国家安全提供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为世界的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鲍隆轩^[4]（2020）在《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研究隋代与唐初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策,利用中央政权的地方治理与区域社会力量的互动为渠道,来讨论隋唐之际新王朝国家的统一进程。本文共分为四章,以时间为基本顺序并不同的区域进行分别讨论。第一章以隋王朝的两次政治改革为切入点,探讨隋王朝在完成与维持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区域控制策略。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地方治理活动对政治认同的争取及效果,进一步探讨隋王朝区域政策的核心精神及其对隋唐帝国统治的影响。第二章则着眼于隋唐之际的地方社会力量,通过观察其权力来源以及在乡里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来讨论隋唐之际的基层社会政治动向。同时,本章通过对不同社会力量权力来源、地域以及政治经验的分析,探讨社会力量对统一的态度以及对新王朝国家的政治诉求。第三章以不同区域的割据政权为研究对象,透过割据政权在不同区域的政权化、割据化进程,一方面可以探究不同政权所处的不同区域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割据政权内部的政治事件观察不同区域政治经验交锋、融合的过程。第四章以李唐政权的区域政策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材料来讨论李唐政权区域策略的转变、完善过程以及策略形成的政治经验来源。同时也对李唐区域政策与隋王朝的继承关系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是军事统一进程背后的政治认同建立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共同完成的,隋王朝“背靠关中,东、南行政”的轴心式策略由于政治认同的缺失而没能长久维持,在隋唐之际的割据争霸过程中,不同的地方社会力量与割据政权相互争衡博弈的过程也是区域社会间政治经验交流融合的过程。最终,吸取了不同政治经验的李唐政权以其“爱之如一”的区域开放策略脱颖而出,建立了新的王朝国家所需的政治认同。

王淼^[5]（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饶琨^[6]（2018）在《习近平依法治军思想探析》文中提出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和智慧,为推进国防和军队法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依法治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依法治军思想,对当下推进国防和军队法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在领导全党全军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对我国国防和军队法治建设给予极大关注。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他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的重大论断,夯实了我军依法治军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国防和军队法治化”为牵引,反复强调要“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指明了我军依法治军的主要目标;着眼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多次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战斗力标准”“坚持官兵主体地位”“坚持依法和从严相统一”“坚持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相结合”,概括了依法治军的基本原则;依据依法治军的形势任务,围绕“军事立法”“法规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拿出了“实实在在”的具体措施,明确了我军依法治军的要求举措。这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依法治军思想的理论渊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依据,以及个人的经验与品性是密不可分的。习近平依法治军思想的提出,经历了从基本形成到丰富发展的历史阶段。其精神内核彰显出深厚的传承性、浓郁的时代性和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充分反映了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是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根本遵循,也必将为我军国防和军队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肖薇薇^[7]（2017）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国复兴,必定有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肩负着为国育才铸魂的重大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高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突出协同创新,推进内涵发展,不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创新。特别是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这就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指明了方向。本文围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这一中心,从研究相关理论的科学内涵出发,以湖北省部分高校为对象开展实证调研,同时以学界已有的相关实证调研数据和结果为补充借鉴,综合考察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发展现状,在对所遇问题进行归因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尝试以理论模型阐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内在机理,进而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构建策略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为四个层次的七章内容:第一层是理论基础层:确立了本文研究的理论边界和内涵。主要包含第一章,对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概念及内涵分别作出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论述。本文重点对思想政治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建设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理论辨析,进而探讨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第二层是实证调研分析层:通过实证调研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建设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主要包含第二章,主要是围绕教职工与大学生两个群体,以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研了湖北省部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现状,本文立足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了学界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探讨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建设成果与存在问题,并进一步尝试对所遇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三层是运转原理的阐释层: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整体运转原理进行模型构建并展开了深入分析。主要包含第三章,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构建意义、构建逻辑、构建原则的分析,深入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构建思路、构成要素,本文还尝试搭建了理论模型以深化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发生、运转、自我优化等问题的论述,同时强调了始终坚持高校党委“一元”领导等原则的重要性。第四层是协同机制构建层:从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尝试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过程中的主要环节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划分,围绕立德树人这一中心环节构建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协同机制体系。主要包含第四、五、六、七章,本文深入探讨了多维共治的领导管理协同机制、有机互联的运行监督协同机制、立体互融的评价考核协同机制、联动互补的激励保障协同机制等,并从科学内涵、运转原理与构建策略等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这些协同机制的构建思路,尝试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智慧支持。

杨楚^[8]（2017）在《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依法治军是古今中外建军治军的共同规律,亦是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深刻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在新形势下既要坚持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又要积极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1）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是指运用政治工作法规制度特有的方法和手段,调节和规范政治工作运行程序以及政治工作运行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实践活动,它包括依据法规制度进行政治工作决策、组织和指导、落实和实施等环节。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是实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略的内在要求,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在总结我军政治工作法治建设特点规律的基础上,瞄准政治工作法治化理论前沿,紧盯部队建设实践,深入研究政治工作法治化的总体思路,系统探讨依法开展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即:政治法规制度不全、官兵法治意识不高、法治工作机制不顺、干部法治能力不强。本文还提出了走出上述困境的对策建议,即:以健全法规规章为“硬支撑”,通过科学立法规范工作机制;以提高法治意识为“软实力”,通过教育管理提高法治素养;以落实依法办事为“关键点”,通过从严执法树立法律权威;以考评追责监督为“保障力”,通过问责监督制约权力运行。

张红,汪保康^[9]（2017）在《习近平军事法治思想体系中的六大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军事法治思想把法治军队作为军事法治的发展目标,将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治保障确定为军事法治的核心和根本,明确了军事法治的战斗力标准,强调要构建系统完备、严密高效的军事法治体系,阐释了军事法治实施中的六大关系,分别是指依法治军与依法治国、军事立法与军事改革、依法治军与从严治军、军事权力与军事法治、军人权益与军事法治、军人守法与军事法治等方面的关系。

关伟^[10]（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认为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二、努力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努力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及引导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6）习近平依法治军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习近平军事法治思想体系中的六大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努力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及引导策略研究[D]. 韩丹凤.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2]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D]. 程令政. 吉林大学, 2020(12)
• [3]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D]. 杨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D]. 鲍隆轩. 南开大学, 2020(04)
• [5]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习近平依法治军思想探析[D]. 饶琨.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7]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研究[D]. 肖薇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8]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研究[D]. 杨楚.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9]习近平军事法治思想体系中的六大关系[J]. 张红,汪保康.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2017(03)
• [10]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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