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将如何面对入世

一、加入WTO中国会计将如何面对（论文文献综述）

游启明^[1]（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何勇亭^[2]（2019）在《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2001年中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幅降低了贸易保护的程度,贸易自由化程度逐步提高,中国加快市场化进程的同时也逐渐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经济潜能因此得到极大的释放,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一跃成为世界对外贸易第一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入世至今已有近二十年,制造业不仅对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业结构也不断升级优化,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得到极大发展,使制造业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优化了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提升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入世近二十年我国对外贸易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其最重要的成果是贸易自由化的深入推进,那么中国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如何,是否存在重大关联,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中国政府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背景下,深入探讨该问题,理论意义明确,现实意义也十分重大。由此,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大背景,本文旨在在产业经济学理论、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下,尝试全面、系统地对中国的制造业绩效（资源配置、边际利润率和技术进步）变化过程中贸易自由化的作用进行考察,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贸易自由度持续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在各方面绩效表现上形成的多种影响,是否改善了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边际利润率以及制造业技术进步。出口导向型战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及制造业发展的观点,已有诸多文献研究证明。所以中国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将作为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国际贸易、制造业绩效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经典领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绩效的综合评价主要从资源配置效率、规模结构效率及技术进步等方面展开。在新贸易理论中,国际贸易是制造业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提高自由化程度推动制造业绩效的改善。然而以往的研究忽视了以制造业利润率为核心;技术进步的研究也未能考虑到贸易自由化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2018年中国政府确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主动扩大进口的背景下,从新的角度综合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理论和现实都表现出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全面梳理相关的理论,诸如制造业绩效、国际贸易理论、贸易自由化研究成果及技术进步理论的经典文献,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进入退出形成的资源配置变化、制造业边际利润率、技术进步三个维度的影响。本文采用高度细化的产品层面进口量测算了贸易自由化指标,如中国制造业不同层面的进口渗透率、综合关税水平以及贸易倾向等,在此基础上应用更能表达现实的BEC分类方法,利用此分类方法对贸易自由化指标,如进口渗透率等进行计算。制造业绩效方面测算了代表性的重要指标,企业进入退出率、边际利润率、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等。总结中国贸易自由化和制造业绩效演变的特征及规律,推演了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对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绩效的演变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研究集中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贸易自由化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如何?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边际利润率是否具有促进作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有何影响?如何提高中国制造业绩效?本文由四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概要性地介绍了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选题的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本文的篇章结构,以及本研究的难点有哪些、创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等。并在选题背景中简要总结了中国对外贸易及制造业绩效变化的趋势。第二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首先归纳和梳理与本研究有关的理论和相关的文献。具体包括产业经济学及产业绩效评价、国际贸易、以及贸易自由化等相关理论,进一步回顾了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绩效（资源配置、利润率以及技术进步等三方面）相关关系的有关文献。其次主要以进口为代表总结中国四十年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例如相应的政策变化及经济表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进口贸易变化的特点作出简要总结。同时回顾了中国制造业绩效的演变,分析总结制造业绩效多个方面变化的趋势及特点,最后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了基本分析。通过前面的总结和分析,中国制造业绩效的演变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所以接下来从理论上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制造业资源再配置效率;贸易自由化怎样决定制造业利润水平;以及贸易自由化决定制造业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机理等。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对前一部分的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研究了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资源再配置的影响,通过影响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改变了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产生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假设,建立计量模型,以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经处理的数据,做计量分析。实证分析结果主要体现在中国贸易自由化的几个不同方面的影响,即不同的进口活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退出的具体影响,并对实证结果作出分析解释,发现贸易自由化改善了中国制造业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其次是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边际利润率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短期内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边际利润率具有抑制作用,但长期来看有利于改善制造业边际利润率,本章还分析了其他诸如研发等因素的影响。其三是中国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性影响的实证研究。首先基于标准化CES生产函数推导了Hicks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Kmenta近似估计法估计了替代弹性和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指数,在此基础上测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和行业的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进口和出口两方面自由化对偏向性技术进步都产生正向影响,且出口贸易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显着大于进口贸易。最后是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和展望,概括了最终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方面的相应建议,以及对今后可行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发现有:第一,中国贸易自由化改善了制造业资源配置。长期以来,中国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中国的贸易结构和效率得到改善,中国制造业也因此吸引了国内外企业的进入,各类型进口的促进进入作用均显着,如中间品和最终品等;另外也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低效率企业退出。但是,中间品进口的作用和最终品进口的作用又有所不同,中间品进口由于技术溢出等,表现出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存活的影响;而最终品进口的影响单纯表现在促进企业退出方面。第二,长期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针对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企业边际利润率的影响,发现进口加权关税因素有正向作用,表明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越高,越能保护国内制造企业免于来自国外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从而获得较高的边际利润率;进口渗透率短期表现为负面影响,原因为短期使得市场竞争加剧,制造企业加成能力降低,从而验证了贸易自由化后,边际利润率（贸易利得）降低。长期自由化的情况下,进口竞争并没有负面影响,还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率,改善盈利能力。第三,中国贸易自由化总体上促进制造业偏向性技术进步。通过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在样本期内的技术进步呈现出偏向性技术进步特征,偏向性技术进步在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而且技术进步总体上偏向于资本;由于不同行业资源禀赋和技术类型的差异,偏向性技术进步类型也不同;总体上贸易自由化对偏向性技术进步产生有利影响,但影响程度取决于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大小;企业和行业类型不同,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也不同。本文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探索性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三个方面绩效的影响。采用了更为科学的BEC等分类方法对自由化因素进行分类,更详实清晰地证实了其对中国制造业绩效的影响,其具体影响体现在资源配置效率和制造业利润率得到改善,促进了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绩效的研究有所丰富。第二,创新性地把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边际利润率（产业绩效重要衡量指标）联系起来,系统地研究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盈利能力的关系,不仅与当前研究使用成本加成率指标有所区别,更是深入地界定了二者的影响不同之处,为今后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第三,系统地提出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并且对其进行了实证。实证发现其显着影响体现在:贸易自由化对偏向性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是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研究的有益补充。

徐保昌^[3]（2016）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嵌入世界经济的程度逐步提升以及中国加入WTO等贸易自由化事件的发生,中国本土市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也随之提高。贸易自由化为本土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冲击。究其原因,贸易自由化在有效提升要素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将可能导致外部企业迅速进入本国市场,进而导致本地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而这些因素将可能导致企业成本加成的降低。那么,贸易自由化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提升来说是阻力还是助力呢?现有文献中,此类问题的研究少有涉及到具体中国问题。本文从梳理和归纳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成本加成等关键指标的测算方法为出发点,在采用微观数据精确测算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基础上,尝试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视角系统研究中国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以期为未来中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制定和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路径的演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得到了典型事实特征和计量研究两个方面的结论:典型特征事实主要包括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演变趋势;计量研究结论则主要包括关税减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两个方面。典型事实特征表明,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的演变趋势,不同分类标准下的子样本中,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均显现出较为显着的差异。第一,虽然本文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总体趋势呈现一个逐步上升的状态,但是,受外界冲击影响在部分年份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仍然存在降低的波动。具体来说,1999-200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逐渐上升,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为界限,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显着降低,自200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逐渐提升,2004年以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波动较小,且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可以总结发现,中国制造业其企业成本加成总体上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演变趋势,但也存在在部分年份的下行波动。第二,具体不同分类标准下分样本中企业成本加成存在显着的特征差异。在不同二分位制造业行业中,不同行业类型企业的成本加成均值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行业的企业成本加成处于较高的水平。不同所有制特征企业的成本加成也存在显着差异,1999-2002年这一阶段,港澳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成本加成显着高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小,2004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成本加成已经超越了外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在不断的提升,2005年开始,各所有制企业成本加成呈逐渐收敛趋势,在2005年中期甚至已经趋于一致。此外,不同区域的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方面也存在显着差别,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最高,并且样本期间东部地区一直保持企业成本加成的这一优势,相对应的,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制造业的企业成本加成则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具体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幅度呈现一个“先小后大再小”的特征。具体样本期间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均值的演变路径方面,自样本期1999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开始,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关税均值逐年下降,直至2005年样本期结束,中国制造业进口关税已经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随之大幅度提升。分析其中演变细节,容易发现,1999-2000年中国进口关税水平基本保持一个小幅度降低的趋势,而到达2001年,为了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相配合,这一期间中国进口关税水平下降较为剧烈,而随着中国于2001年1 1月正式加入WTO,为了积极履行中国“入世”的减税承诺,2002年中国关税水平急剧下降。然而,中国的关税减让额度并非仅仅通过2002年一年的完成,因为逐步履行中国加入WTO的减税承诺等缘故,2003-2005年中国进口关税呈现出一个逐步降低的趋势,但相对于2002年,这一降低幅度已经逐渐趋于和缓。由于进口关税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容易得出,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幅度呈现一个“先小后大再小”的特征。计量研究结论方面,一方面,关税减让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本文在厘清了关税减让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从总体样本、行业样本、地区样本、所有制样本以及不同企业规模等多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计量检验过程中,本文进一步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效处理,一系列计量研究结果均表明,贸易自由化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并且这一结论十分稳健。梳理其中的经济学逻辑,容易发现,关税减让导将致外部企业进入本国市场时所面临的阻碍降低,增加了进入本国市场的外部企业数量,同时,关税减让还将导致外部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冰山成本降低,使得此类企业具有更好的成本优势,通过上述两个途径贸易自由化增强了外部进入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本地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强度,本地企业也因此将被迫降低企业成本加成来面对来自外部企业的激烈竞争,从而导致本地企业成本加成的降低。据此,可以发现,中国政府的进口关税减让这一关税贸易政策,将导致中国的实际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进而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显着降低。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事件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显着的降低效应。本文以中国成功“入世”这一准自然实验为研究契机,以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了两种设定方式的倍差法计量策略来有效控制计量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计量检验了中国加入WTO这一准自然事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这一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事件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显着的降低效应。另一方面,政府补贴显着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梳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内在作用机理,可以发现,政府补贴收入通过降低企业成本显着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据此,容易发现,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变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

毛志远^[4]（2016）在《TPP国有企业规则规范属性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TPP国有企业规则开创了自由贸易协定中系统化规制国有企业跨国商业行为的先河,对未来国际贸易协定和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将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声称TPP国有企业规则是以竞争中立为基础的。竞争中立是一个因国有企业而生的概念,在国内法上其是规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经济政策或法律法规,意在剥离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杜绝国有企业因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获得不合理竞争优势,政府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中立,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独立,共同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市场。在国际层面,竞争中立主要是作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目标而被推广,一些国际条约和贸易协定中约束国有企业垄断等行为的条款也体现出竞争中立的某些要求。对OECD来说,行政部门规制模式的共性分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依赖个案分析那么提出竞争中立也就毫无意义。因此OECD将目标转向国有企业的内部行为约束,尤其是公司治理这一容易被各国接受的概念。TPP国有企业规则实际是借用与发挥了竞争中立的概念和OECD的竞争中立框架指引,其是将竞争中立定位于把控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则并加以系统化。作为区域贸易协定,由于美国的主导,TPP国有企业规则纠结着太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其核心条款较多呈现出功利化与非原则化的特征,竞争而不中立,深深打上了贸易协定的烙印。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与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竞争中立建立在公平竞争权法理基础之上,具有公平竞争权衍生权利的属性,其价值在于市场所有参与者之间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TPP国有企业规则是将国有企业反竞争行为的规制阶段从竞争法上的事后救济提前到事前规制,并将国有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相分裂,完全偏离了竞争中立的价值规范。TPP的国有企业规则就是国有企业规则,无法称之为“竞争中立规则”。国有企业问题在TPP中属于横向议题之一,一旦形成协定条款就将成为跨部门适用规则,因此还将引发其他领域的一些相关问题。非商业援助、非歧视待遇和透明度,是TPP国有企业规则的核心条款,这些条款规制标准严格、身份歧视特征明显。非商业援助是采用打包的方式,把国有企业商业行为之外可能获得的各种支持以非商业援助名义一律禁止,包括承担公共义务的合理补偿。非歧视待遇要求国有企业在购买与销售货物或服务时给予另一缔约方企业的货物或服务的待遇不低于其给予该缔约方、其他任何缔约方或非缔约方的企业提供的同类货物或服务的待遇。透明度要求则集中在国有企业是否违反国有企业规则有关条款行为方面,科目明细,内容具体。这些条款基本属于企业难以承受之重,将严重束缚国有企业的跨国贸易与投资行为,大大增加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成本与难度。TPP协定属于国际经济法治的新进展,但对现有国际经济法体系而言,实际则加剧了其分歧或解构,削弱了全球市场的构建与完善,这在国有企业规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般国际条约都兼具造法性与契约性,而造法性条约和契约性条约又都具有创设国际法的法律效力,但应建立在客观性、国际民主性、国际合作性和国际法治性原则的基础之上。TPP国有企业规则对外带有强烈指向性和排斥性,对内则带有封闭性,由于其缺少普遍适用性,且又是以实力而非合意达成的所谓“共识”,其在国际法或普通国际法的意义上,至多是一种利益博弈,而非造法行为。在批判美国对国有企业实行歧视性竞争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应将之视为一个倒逼,倒逼中国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尤其是市场化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在加大行政化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同时,中国迫切需要一部具有竞争中立精神的法律法规,打造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这是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必然要求。

曹红卫^[5]（2007）在《会计人员如何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文中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使国际间的结算业务增多,

方宝璋^[6]（2004）在《加入WTO与我国会计课程的改革》文中指出加入WTO后,我国会计课程设置的改革,是一个重要且富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们必须部分引进国外先进会计教材,增加国际会计、国际经济法规课程,加大电算化会计和网络化会计课程的份量,开设人力资源会计、无形资产会计、社会保险会计等选修课,拓宽专业基础课,精减合并专业课,调整选修课,以适应会计人才的国际竞争。

王东林^[7]（2004）在《WTO与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将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会计作为通用的商业语言,受到WTO的影响将是首当其冲的。本文立足加入WTO给中国会计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探讨中国会计国际协调问题。 从概念认识的角度看,中国会计国际协调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会计应与谁协调,从哪些方面协调?对于前一个问题,论文以西方经济学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定义为标准,考察了在国际会计协调中起到积极作用的组织和团体,指出:尽管当前推动国际会计协调的主体依然呈现多元化趋势,但真正严格符合西方经济学中供给者定义——既有供给欲望又有供给能力的,非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莫属,与国际协调很大程度上是与IASB的协调,同时适当借鉴其他会计较为成熟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第二个问题,必须承认,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是会计国际协调的核心内容,但会计理论、会计市场、会计教育等的国际协调同样不容忽视,它们与会计标准一起构成了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的主要内容。本文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会计标准国际协调问题的探讨,同时对会计市场建设及几个有代表性的特殊会计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会计标准国际协调是会计国际协调的核心内容,也成为论文研究的重点。论文首先运用博弈理论对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的目标与策略进行研究,在目标与策略的指导下,论文对中国会计标准国际协调的具体内容与措施进行了研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2004年最新的修订项目,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的协调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最后,论文分析了加入WTO后中国会计市场建设的原则和应采取的策略,并对几个有代表性的特殊会计问题进行了探讨,论证了人力资源会计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冯巧根^[8]（2003）在《论会计国际协调新格局及其运行的有关问题》文中提出本文结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改组,分析了IASC与IOSCO、G4+1组织等的关系。重点探讨了改组后的IASB的目标与议题及可能对会计国际化的影响,并就国际会计准则"统一"（convergence）的问题谈了我们的看法。最后,从会计国际化与会计实务、会计准则制定,会计国际化与会计教育、会计研究的关系入手,进一步对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周昭^[9]（2003）在《入世后中国会计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已经加入WTO,世贸的市场规则对我国会计行业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如何正确面对及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会计领域所发现的各种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瓶颈。本文试图探讨会计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使会计行业有力地保证和推动我国经济建设。

陈志芳,盛朴^[10]（2003）在《对我国加入WTO后深化会计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文中指出加入WTO使我国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时期,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这对我国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业务能力和思想素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也对我国高校的会计教育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本文对加入WTO后,我国会计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高校会计教育改革的经验和体会,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经济发展的趋势,提出了一些建议。

二、加入WTO中国会计将如何面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中国会计将如何面对（论文提纲范文）

（1）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TPP国有企业规则规范属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加入WTO与我国会计课程的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7）WTO与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入WTO中国会计将如何面对（论文参考文献）

• [1]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2]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何勇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3]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D]. 徐保昌. 南京大学, 2016(05)
• [4]TPP国有企业规则规范属性问题研究[D]. 毛志远. 南京大学, 2016(05)
• [5]会计人员如何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J]. 曹红卫. 内蒙古统计, 2007(04)
• [6]加入WTO与我国会计课程的改革[J]. 方宝璋.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 2004(04)
• [7]WTO与中国会计国际协调相关问题研究[D]. 王东林. 长沙理工大学, 2004(03)
• [8]论会计国际协调新格局及其运行的有关问题[J]. 冯巧根. 会计论坛, 2003(02)
• [9]入世后中国会计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 周昭.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3)
• [10]对我国加入WTO后深化会计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 陈志芳,盛朴.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3)

标签：会计论文;  贸易自由化论文;  特朗普论文;  美国退出tpp论文;  国际会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