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工作的意见（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任晓晖,朱嘉琳,刘毅,杨珉[3]（2020）在《我国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力资源政策变迁及影响》文中认为文章根据所有制政策和补偿政策将建国以来乡镇卫生院的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分别介绍了各阶段乡镇卫生院的主要卫生人力资源政策、卫生人力配置和卫生服务提供情况。通过比较各阶段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力资源政策的变化,发现其发展特征及分析其对卫生人力发展的影响,以期为完善我国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力资源政策提供参考。
吴家煌[4]（2020）在《新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文中提出为了满足农村地区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在大量文献资料与问卷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在日常工作与一线抗“疫”中的观察,对新医改以来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其做法与成效,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原因,进而提出对策建议,构建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新路径。闽侯县在强化政策支持、改善农村卫生执业环境与激发农村卫生人才积极性方面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农村卫生人才培养依然面对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村医疗卫生环境不佳,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卫生人才整体素质偏低,成长环境较差,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效果不理想,农村卫生人才不善于处理医患关系且在重大传染病面前应对能力低。上述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有:政府对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办法不新,没有充分利用驻地高校与省城资源优势;医学教育由于育人理念、教育内容与实践教学方面的缺陷,无法培养出能够满足农村卫生人才需求的专业人才;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管理水平较低、乡际交流缺失、个体发展意愿不强,显得内生动力不足;城市医疗卫生机构没有很好发挥助力作用。基于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政府、医疗教育、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城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共同努力,推进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政府层面,要转变理念,引进人才,保障农村卫生人才权益,利用驻地高校提升培训效果,健全农村卫生人才人事管理,建立成长激励机制,完善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提升农村卫生人才的医患关系处理能力与传染病应对能力。医学教育层面,要更新育人理念,提升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改进实践教学,创新培养模式,助力农村卫生人员加强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层面,要提升管理水平,开展乡际交流,加强中医学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升传染病防治能力。城市卫生机构层面,则要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
王红珠[5]（2019）在《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巡回医疗是一项城市医务人员支援农村卫生建设的政策和制度,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和城乡公共卫生建设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北京市具有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是农村巡回医疗在全国最早实施、人员最充足、持续时间较长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65年,是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探索时期,各区、县、公社卫生院卫生人员以巡回医疗的形式下乡为农民防病治病。1965年1月卫生部发出《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后,北京市成为全国农村巡回医疗的试点,掀起了央属驻京单位、市属、区县医疗机构和单位卫生人员下农村送医送药的热潮。1969年北京市普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农村巡回医疗又多了培训赤脚医生的任务,城市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一起,为农村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城市支援农村卫生事业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在农村公共卫生匮乏的情况下,农村巡回医疗缓和了农民看病就医的难处,培养了一批志愿扎根农村的医疗队伍。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卫生事业重心的转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解体,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本文旨在利用北京市各区县原始档案、卫生志等文献资料,梳理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历史脉络,对比不同时期农村巡回医疗开展的异同,总结其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分析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对城市医务人员的成长和郊区农村建设发展的贡献。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追溯1949-1965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历史渊源,是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初探时期;第二部分介绍1965-1968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全面发动时期,主要内容涉及巡回医疗的背景及其过程、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主要任务和特点等;第三部分介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1969-1980年代初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发展与衰落;第四部分对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进行反思,包括总体评价和启示两方面。
薛晓婧[6]（2019）在《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文中提出“送医下基层”作为政府回应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诉求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研究希望透过对这种差异性成因的研究,探索影响政府回应有效性的因素,以期能够一方面在理论上补充目前学界对政府回应客体关注的不足,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助力政府回应有效性的提高。本研究聚焦于不同回应客体为回应有效性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浙江省嘉兴、余姚和杭州三座城市在民国、毛泽东时代和2013年之后“送医下基层”实践的对比研究表明,政府对“需要”和“需求”的回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影响政府回应子目标的实现及其与总目标的协调,并塑造出不同类型的政府-社会关系。民国时期的卫生状况和卫生管理实践展现了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对卫生事业进行管理的尝试,描述了“送医下基层”产生的背景。民国之后,“送医下基层”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变化,体现了政府回应社会的必要性。对于毛泽东时代的“送医下基层”来说,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以及政府对“多、快、好、省”地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期待,政府回应的客体被严格地限定在了“生存型需要”上面;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主要是医疗卫生资源的短缺、经济水平的低下以及交通设施的不完善,为政府在政策上对群众的“需求”进行引导铺设了较好的现实条件,这一时期的“送医”行动在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其与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总目标上效果较好,但同时,也由于对生存型需要的回应,政府和社会关系被逐渐塑造成了求存型政府和群众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地方政府有了较大的自由度,2013年后浙江省内三个城市的“送医下基层”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在这一时期,嘉兴市由于只有民意收集机制,缺少民意处理机制,因而在“送医下基层”过程中并没有区分清楚“需求”和“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混合回应,以至于其回应客体逐渐演变成了只有“需求”。这就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被塑造成了安抚型政府和私民社会的关系,同时政府尽管通过“送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服务可及性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即“送医”子目标和总目标上表现不佳。而余姚由于在“送医”之前建立了行政吸纳性的协商参与机制,不但能够收集民意,同时能够对民意进行处理,因而在“送医下基层”的过程中能够较为准确地回应居民的“发展型需要”,从而能够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同时协调其与分级诊疗的关系,并为形成较为良性的政府-社会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余姚市未能成功地对“需求”进行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送医”的效果,也使得它的政府-社会关系降格为准服务型政府和准公民社会的关系。对于杭州市的“送医下基层”（“健康意识下基层”）来说,其回应客体的识别机制与毛泽东时代在本质上类似,所以其回应客体自然也落在了“生存型需要”上,由此尽管杭州市能够通过这项举措提高居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其与缓解由于人民健康水平下降带来的人力资本短缺或质量下降以及由于医疗卫生费用上涨带来的财政负担之间的张力这个总目标上表现不佳,同时,也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演变为了求存型政府与群众社会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回应不一定是社会问题的终点,回应本身也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政府对不同客体的回应会对回应效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能否识别并回应“需要”是决定政府回应是否有效的关键,因为当政府将客体界定在“需要”上时,它起码可以实现政府回应子目标及其与总目标之间的协调。其中,对“发展型需要”的回应将影响政府回应结果的适应性,因为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培养出的公民文化能够较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多元化的趋势。而能否对“需求”进行成功地引导将决定政府回应效力的强度,因为当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被用于满足无限的需求时,政府很难协调其行动的子目标和总目标,容易因小失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安抚型政府与私民社会的关系也不利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罗荣[7]（2019）在《白银市“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号召,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乡村居住人口为6.74亿人,占总人口比率为50.32%1。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目前依然存在着医疗设备落后、医务人员匮乏等问题,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返贫、因病致贫”问题依然存在,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建设任重道远。从2005年起,卫生部、财政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部门联合决定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以下简称“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甘肃作为第一批城市综合医院支援乡镇卫生院试点省,已选派数万名城市高素质医师到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不但受到了受援医院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而且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项目对医疗服务和健康扶贫的影响,有必要优化和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对项目绩效进行公正、客观、准确的评价,从而促进项目更科学地实施,让它真正为广大农民群众带来实惠。本文根据“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的性质、特点和绩效评价要求,设计了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调查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的实施情况,获得了第一手基础数据,并使用统计分析对数据进行了处理。从基础目标、满意度、组织管理、影响和发展四个维度综合评价了“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表明,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综合绩效“良好”。其中,基础目标绩效“很好”,组织管理绩效“较好”,说明支农监管工作程序透明,组织到位,监督完善,患者满意度较高;支农效率绩效“较好”,说明支农医师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并有效地援助了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支农效益绩效“一般”,说明由于医师岗位匹配度不高、诊疗设备不足等客观原因使得其对乡镇整体医疗水平的提升能力有限;可持续发展能力绩效“很好”,说明受援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根据“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本文认为该项目在解决农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支援目标、支援协议、医师岗位设置、宣传示范效应及绩效监管等方面仍然有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本文针对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统筹规划目标,精准支农协议,创新支农模式,加强日常监管与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等对策和建议。
田孟[8]（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认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马冀,陈雪英[9]（2017）在《1965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运动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65年,我国农村发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巡回医疗运动,国家部分医疗卫生资源由城市转向农村,推进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作者以北京市为例,考察1965年农村巡回医疗运动的兴起、实施、效果及影响,以及巡回医疗与合作医疗制度的关联;分析运动过程中的人员安排、防病治病、培训医务人员以及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最后指出巡回医疗运动的实质是运用行政手段,集中有限的医疗资源,呈现出乡村医疗卫生实践的政治化过程。
焦雅辉,王斐[10]（2015）在《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 提升县医院综合能力》文中提出结合当前全面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详细介绍了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发展的3个阶段:即萌芽与铺垫阶段;提出与建立阶段;巩固与发展阶段,以及目前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所形成的格局,即"两横、两纵、一结合"。总结了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取得的成效:方便了农村居民看病就医;提升了县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分析了当前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及其政策建议。
二、关于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工作的意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工作的意见（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我国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力资源政策变迁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1 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力政策历史沿革 |
| 1.1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1970年代末) |
| 1.2 第二阶段(1980年代初-1990年代初) |
| 1.3 第三阶段(19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 |
| 1.4 第四阶段(21世纪初-新医改实施前) |
| 1.5 第五阶段(新医改实施后- ) |
| 2 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力政策发展启示 |
（4）新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目的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2 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新医改 |
| 2.1.2 农村卫生人才 |
| 2.1.3 人才培养 |
| 2.1.4 培养路径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及原因研究 |
| 2.2.2 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方式研究 |
| 3 闽侯县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与成效 |
| 3.1 闽侯县农村卫生基本情况 |
| 3.1.1 闽侯县基本情况介绍 |
| 3.1.2 闽侯县农村卫生医疗机构情况介绍 |
| 3.1.3 闽侯县农村卫生工作人员现状 |
| 3.2 闽侯县培养农村卫生人才的举措与成效 |
| 3.2.1 改革先行,持续支持农村卫生人才培养 |
| 3.2.2 规划引领,有效改善农村卫生执业环境 |
| 3.2.3 激励为重,调动了农村医务人员积极性 |
| 4 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
| 4.1 农村医疗卫生环境不佳 |
| 4.1.1 城乡资源配置不均 |
| 4.1.2 农村医疗服务能力整体落后 |
| 4.2 卫生人才城乡分布差距大 |
| 4.3 农村卫生人才整体素质较低 |
| 4.3.1 农村卫生机构执业人数不足 |
| 4.3.2 农村卫生人才学历与职称普遍较低 |
| 4.3.3 农村卫生人才医患关系处理能力低 |
| 4.3.4 农村卫生机构人才招录不理想 |
| 4.4 农村卫生人才成长条件较差 |
| 4.4.1 乡镇卫生院管理能力滞后 |
| 4.4.2 村所一体化管理推进难度大 |
| 4.4.3 农村卫生人才待遇保障差 |
| 4.5 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效果不佳 |
| 4.5.1 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机会少 |
| 4.5.2 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效果不够好 |
| 4.6 农村卫生人才重大传染病应对能力较低 |
| 4.6.1 农村卫生人才对传染病知识掌握少 |
| 4.6.2 农村卫生人才的防治能力较低 |
| 4.6.3 乡镇卫生院的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差 |
| 4.6.4 乡镇卫生院传染病防护物资储备不足 |
| 5 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落后于需求的原因 |
| 5.1 政府对培养农村卫生人才重视不够 |
| 5.1.1 农村卫生事业财政投入不足 |
| 5.1.2 缺乏完善的职业保障制度 |
| 5.1.3 人才招聘方式较为粗放 |
| 5.1.4 驻地高校与省城资源利用不够充分 |
| 5.1.5 重大传染病防治常态化投入不够 |
| 5.2 医学教育难以为农村提供优秀卫生人才 |
| 5.2.1 育人理念与农村社会的偏离 |
| 5.2.2 教育内容与农村需求的脱钩 |
| 5.2.3 实践教学与偏远农村的隔阂 |
| 5.3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人才的内部驱动不足 |
| 5.3.1 管理水平较低 |
| 5.3.2 乡际交流缺失 |
| 5.3.3 个体意愿不强 |
| 5.4 城市卫生机构助力不足 |
| 6 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分析 |
| 6.1 政府行为层面 |
| 6.1.1 充分重视农村卫生人才培养 |
| 6.1.2 改进农村卫生人才招聘工作 |
| 6.1.3 切实维护农村卫生人才利益 |
| 6.1.4 充分利用驻地高校培育人才 |
| 6.1.5 优化农村卫生人才人事管理 |
| 6.1.6 建立健全人才成长激励机制 |
| 6.1.7 助力提升医患矛盾化解能力 |
| 6.1.8 提升农村卫生人才抗疫能力 |
| 6.2 医学教育层面 |
| 6.2.1 树立服务农村社会的育人理念 |
| 6.2.2 打造符合农村需求的教育内容 |
| 6.2.3 开启沉入农村机构的实践教学 |
| 6.2.4 改进医学专业的在校培养模式 |
| 6.2.5 持续加强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 |
| 6.3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层面 |
| 6.3.1 提升自身管理水平 |
| 6.3.2 合力开展乡际交流 |
| 6.3.3 提升中医临床技能 |
| 6.3.4 加强医患关系经营 |
| 6.3.5 提升传染病防治能力 |
| 6.4 城市卫生机构层面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闽侯县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调查问卷 |
| 致谢 |
（5）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相关史料说明 |
| 五、研究方法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初步探索(1949-1964)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缘起 |
| (二)巡回医疗的初步开展 |
| (三)主要特点 |
| 二、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全面发动(1965-1968)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全面开展 |
| (三)医疗队的人员构成及分布情况 |
| (四)主要任务 |
| (五)“文革”后巡回医疗的新特色 |
| 三、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发展及衰落(1969-80 年代初) |
| (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的新变化 |
| (二)支援边疆的北京巡回医疗队 |
| (三)1980 年代初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衰落及影响 |
| 四、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反思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总体评价 |
| (二)农村巡回医疗对当前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政府回应的概念及发展脉络 |
| 1.3.2 政府回应效力诸影响因素之分析 |
| 1.3.3 有关医疗资源分配与“送医下基层”的研究文献 |
| 1.3.4 对已有研究的评析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案例比较 |
| 1.4.2 聚类分析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论文的结构 |
| 2. 本文的主要概念与分析框架 |
| 2.1 “送医下基层”概念与实践 |
| 2.2 政府回应的客体 |
| 2.2.1 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和“需求”的概念辨析 |
| 2.2.2 本文中医疗卫生服务“需要”的评价 |
| 2.3 政府回应的效力评价 |
| 2.4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3. 民国时期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状况与结果之分析 |
| 3.1 民国时期浙江的卫生状况: 以嘉兴、余姚、杭州为例 |
| 3.2 民国政府卫生管理和“送医下基层”的情况及结果 |
| 4.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 4.1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背景 |
| 4.2 “送医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 4.2.1 嘉兴市的情况 |
| 4.2.2 余姚市的情况 |
| 4.2.3 杭州市的情况 |
| 4.3 “送医下基层”的效果评价 |
| 4.3.1 数据上的成功 |
| 4.3.2 行政政治化的成功是成功吗? |
| 5. 2013年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主要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 5.1 “送医下基层”的背景: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基层卫生工作的变化 |
| 5.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基本情况 |
| 5.2.1 嘉兴市的基本情况 |
| 5.2.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 5.2.3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实施效果 |
| 5.2.4 嘉兴市“送医”的问题: 为何行政有效,治理却无效呢? |
| 5.3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 |
| 5.3.1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的措施与结果 |
| 5.3.2 余姚“送医”得失: “行政吸纳”型“需要”识别与“需求”引导形式化 |
| 5.4 杭州市“健康观念下基层”的情况 |
| 5.4.1 Y社区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的实施情况 |
| 5.4.2 “行政吸纳”能否满足劣势群体的需要? |
| 6. 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之比较与相关建议 |
| 6.1 嘉兴、余姚和杭州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的比较与讨论 |
| 6.1.1 识别和回应“需要”是决定“送医”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
| 6.1.2 回应“发展型需要”影响了“送医”的适应性 |
| 6.1.3 能否引导“需求”影响了“送医”效力的强度 |
| 6.2 以“需要”校正“送医下基层”的政策设计 |
| 7. 结语 |
| 7.1 基本观点与结论 |
| 7.2 研究的理论意涵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7）白银市“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城乡医疗对口支援 |
| 2.1.2 “万名医师支农”项目 |
| 2.1.3 “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绩效评价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 |
| 2.2.2 政府绩效管理理论 |
| 2.3 绩效评价方法 |
| 第三章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概况 |
| 3.1 “万名医师支农”项目执行情况 |
| 3.2 “万名医师支农”项目主要做法 |
| 第四章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 绩效评价指标确立的方法与步骤 |
| 4.2 绩效评价指标确立的逻辑和内容 |
| 4.3 指标体系设计与优化 |
| 4.4 指标权重设定 |
| 第五章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绩效评价 |
| 5.1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绩效评价的数据采集 |
| 5.2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绩效的评价分析 |
| 第六章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
| 6.1 “万名医师支农”项目存在问题 |
| 6.2 对策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调查问卷(支农医师) |
| 附录2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调查问卷(受援单位工作人员) |
| 附录3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调查问卷(就医患者) |
| 附录4 白银市“万名医师支农”项目访谈提纲 |
| 致谢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1965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运动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巡回医疗运动的兴起 |
| 二、巡回医疗的人员安排及主要内容 |
| 三、巡回医疗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 |
| 四、结束语 |
（10）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 提升县医院综合能力（论文提纲范文）
| 1 城乡医院对口支援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 |
| 1.1 城乡医院对口支援的概念 |
| 1.2 城乡医院对口支援的历史沿革 |
| 1.2.1 萌芽与铺垫阶段 (1949年至1978年) |
| 1.2.2 提出与建立阶段 (1979年至2012年) |
| 1.2.3 巩固与发展阶段 (2013年至今) |
| 2 当前城乡医院对口支援立体格局及取得的成效 |
| 2.1 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格局 |
| 2.2 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取得的成效 |
| 3 城乡医院对口支援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3.1 财政支持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
| 3.2 部分县医院的硬件条件有待改善 |
| 3.3 临床专科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
| 3.4 部分支援医院承担任务较重 |
| 4 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下阶段工作重点与政策建议 |
| 4.1 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力度 |
| 4.2 全面提升县医院综合能力和分级诊疗工作 |
| 4.3 加强绩效考核并合理使用考核结果 |
| 4.4 充分利用远程医疗手段开展对口支援 |
四、关于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工作的意见（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我国乡镇卫生院卫生人力资源政策变迁及影响[J]. 任晓晖,朱嘉琳,刘毅,杨珉.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20(05)
- [4]新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D]. 吴家煌.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2)
- [5]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D]. 王红珠.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D]. 薛晓婧. 浙江大学, 2019(01)
- [7]白银市“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研究[D]. 罗荣. 兰州大学, 2019(08)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1965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运动考察[J]. 马冀,陈雪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7(01)
- [10]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 提升县医院综合能力[J]. 焦雅辉,王斐. 中国医疗管理科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