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中国资本市场十大判断(论文文献综述)
曹文婷[1](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徐文明[2](2021)在《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由新常态运行阶段转入到高质量运行阶段,金融力量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逐步突显出来,它根植于经济系统的方方面面,扮演着越发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金融与财政相辅相成,可以说金融体系发展地越成熟、与实体经济的作用关系越紧密,则经济发展越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力和要素支撑;而金融发展的空间结构越优化,也就越能够引领要素在地区之间高效且平衡地配置,进而推进经济有序地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充分体现出金融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对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金融空间结构是个多元化的复杂性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金融活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狭义上,金融活动主要是指货币资金的流通活动,包括货币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是广泛分布于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资源和调节部门。在广义上,金融活动则具有更为细致的划分,既包括基础层面的金融资源,也包括由金融资源所形成的金融业态、所组建的金融机构、以及所激发的金融创新。从这一角度而言,金融空间结构就是指广义和狭义的金融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空间集聚、辐射或者一体化的结构形态。金融集聚,往往会形成城市的中心地带,如中心商务区,或在城市群内形成金融中心或金融中心城市,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使所在地区享受集聚经济优势。金融辐射产生的空间溢出和部门间溢出,是金融集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对非金融领域或城市群中其他层级的城市所发挥的效应,往往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金融一体化是由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所形成的具有空间关联的发展形式。一体化发展的金融网络能够缩小地区资源配置的金融差距和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整合金融资源、顺畅金融资源的流动。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地区之间市场的逐步开放、交通的日益便利,以及地区间政策配给与项目配置的日益交融与完善;除此之外,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企业在空间区位的集聚,形成金融中心,在存在一定的区位锁定效应的前提下,金融集聚也会向周边地区发出辐射,从而带动地区之间的金融活动的流动与共建,形成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与优化,能够使金融力量发挥出更大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狭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以资金、货币、金融衍生品、金融市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授信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资源,是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要素;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发展,主要体现为这类金融资源在地理空间中和不同经济体内部是相对集中还是相对分散,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效应。优化基础性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能够使得处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能够获得其发展所必须的金融支撑。其次,在广义的金融空间结构方面。传统金融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商业性金融或政策性金融为表现形式,新金融以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为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新金融使传统金融发展的技术、产品和运行方式得到翻新,传统业态为降低新业态的风险和满足更多的受众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传统金融和新金融的空间结构优化,能够弥补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中、小、微型经济实体在某些发展领域资金不足的空白,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经济体获得更为便利和高效的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的均等化效率、增进金融福利。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优化,则能够使传统金融和新金融,能够发挥出更为强劲的集聚资源、传导资源、整合资源的动能,从而使得经济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地配置。随着金融空间关联的逐步加深,金融空间结构更为容易地形成。但若超出所在地区实体经济所能够容纳的范围,或者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形成虚拟化的运行态势,再或者仅仅停留在空间结构的地级化发展阶段,也即只形成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等级相对较低的金融集聚,但尚未形成金融辐射或者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根据区位锁定的理论,这一金融集聚区域金融贫瘠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将继续扩大,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长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金融空间结构发展有度、不断走向优化,都是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所需求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载体。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充分体现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阵地,是在“双循环”时代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如果能够从城市和城市群的维度,解决投资、消费、需求、出口等发展动力不足,地区分布不均衡等现实问题,就更容易在产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三大领域打通国内循环。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首要,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五大理念科学理念为指导,逐步实现经济创新、经济协调、经济可持续,以及经济共享。这其中,经济协调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重要的环节,主要包括城市之间的协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城市发展各领域部门的协调等三大方面,没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不会缩小,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均衡化,也就谈不上优化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创新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通过全新的动力模式、路径,以及空间网络增强城市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是创新的重要内涵,创新能够使城市之间的联系以更为便利和高效的方式得到增强,创新及其溢出的程度越高,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会越顺畅;绿色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在发展城市群战略的同时,实现各城市的均衡福利最大化至关重要,节能减排是降低城市共同发展成本的有效路径;开放是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连接,可以打通城市与城市的资源与要素交换的界限,形成有梯度的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形成城市间的共同市场、共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体系,从而能够在物质基础上实现协调;共享是实现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城市群内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便利,城市市场和产业的发展红利,以及由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福利。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与对策也不尽相同。比如国家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发展协调性已经较高,那么共享和创新可能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再比如地区性城市群辽中南、哈长,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构性还没有解决,虽然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大,但是建立城市群内部的关联是这一类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金融空间发展及其结构的优化,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随着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进程的逐步深入,城市群发展的各个领域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各维度的金融活动的影响,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凸显,特别是金融集聚、金融辐射,从而形成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构成了金融的城市群空间网络,对于我国城市群经济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也会反作用于金融空间结构,继而影响城市群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金融集聚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等作用途径,直接为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并在城市群中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城市或中心领域;金融辐射通过传递城市群中心区域的动能,使得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形成具有梯度发展特征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而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关联基础;金融一体化实际上是区域与区域的金融资本自由的流动,金融的活动彼此相互渗透、彼此互相影响进而形成联动性的一个整体,是金融深入在维度空间的表现,引领并重新配置城市群资源和要素,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度融合基础。若忽视金融空间发展对于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可能忽略金融活动在城市群就业、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间分工协作、中心城市功能发挥、产融结合等一系列方面的作用效果,甚至有可能导致金融虚拟化运行、产生金融风险,为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短板、形成边界,影响城市之间的深度融合;反之,掌握金融空间布局及其作用力的发挥水平,将会极大地有利于城市群经济借助于金融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重视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运行的作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优化路径,因地制宜地将不同城市群中的金融发展培育和调节到适宜其经济发展的发展质量、形态与状态,进而推进高质量的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对于城市群借助于金融作用力来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一问题同时也被国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了深度研究金融空间结构及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本文分为相互关联的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围绕着问题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挖掘现阶段研究该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出现的创新点。全面地梳理了有关于金融活动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城市群经济发展、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为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首先,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将金融活动分为狭义金融活动和广义金融活动,由此金融空间结构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其中,狭义方面包括基础金融资源的空间结构,广义方面包括金融业态与机构、金融创新的空间结构。其次,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界定。主要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理念进行诠释。再次,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主要从狭义金融空间结构和广义金融空间结构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为论文实证研究部分,同时也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内容。论文主要选取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长江中游、海峡西岸、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关中等在中国综合实力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三章主要分析样本城市群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时空演进状态、挖掘各维度城市群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描述各城市群金融资源(主要是存贷款)的时空分布演进状态、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效果和金融一体化的作用范围,以及各城市群的金融空间关联,构成对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第四章实证研究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从时空视角分析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与格局演进。第五章实证分析了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检验了其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因素。第六章为对策建议。通过总结实证部分的研究结果,总结了城市群金融发展的质量、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状况,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优化城市群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王晓丹[3](2020)在《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次巨震,为了维护股票市场稳定,中国政府以“国家队”身份、以超过一万亿的资金规模直接入市救助股市。后期又面临大量资金是否和如何退市问题。此次中国“国家队”资金救助股市为世界各国(地区)所关注,也为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野实验,本文重点考察和研究这一重大的经验事实。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阐释了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国内外现实背景和研究现状,突出了研究意义,介绍了论文的内容结构。第二章对现有关于政府对股票市场干预的相关文献做梳理。从股市危机的特征和政府职能两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从文献中总结政府救市策略的目标、具体方式和政策效果,并重点突出股市干预基金的设立及运行效果;进而立足于中国政府股市干预策略,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危机的研究进展并指出研究缺陷;最后指出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退出机制的研究不足。第三章从金融史的角度,以政府救助方式为划分,并遵循重大股市危机发生的时间轴,对20世纪以来历次典型性金融危机中各国(地区)政府救市的经验做比较,尤其集中于政府直接注资股市的策略比较,对比较成功的股市平准基金的运作详细展开,并总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股市的政府干预策略差异。着眼于中国股市,对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的政府干预策略进行梳理,并详细剖析2015年股市危机的救市计划,为中国股市危机的应对措施提供历史经验。第四章对政府入市策略做理论分析,结合中国股市的典型性特征,基于噪声交易模型,分别从股市危机的形成、中国政府救市的目标与策略、入市干预的预期效果等方面,对政府救市资金入市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入市效应的三个理论假说。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中国政府救市资金的运行情况和策略效果的实证分析。对救市资金及其后续调整的详细统计是救助策略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五章首先集中关注2015年中国股市大波动期间,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力的“国家队”救市资金的统计,分别从资金入市的市场背景、资金的筹集规模、入市结构安排、选股原则、后期资金动态调整、等各方面剖析政府此番的注资行动;并对“国家队”各持股成员拆分比较,以完整展示救市资金运行全貌。第六章基于第四章提出的三个理论假说,实证检验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计划的政策效果,分别从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对市场整体层面和被救助对象个体层面的波动性影响、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检验等三个方面,对政府此番股市救助策略的实施效果作评价。第七章是政府救助策略的处置问题研究。在政府入市模型的框架之上,退市理论研究探讨了政府退市的目标设定、交易策略、预期效果等,并在两期模型中给出了政府退市的必要条件和持仓调整的操作策略,对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初步的机制设计。本章第二部分基于退市模型的结论,通过对救市资金的投资成本和各期收益水平的核算,指出“国家队”救市资金的退出时机,为退市策略建议提供现实依据。第八章对研究成果做总结,指出本文未来的研究展望;在各国(地区)股市危机救助历史的梳理与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中国政府救市的策略选择及救市资金的后期运行提出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结论:入市方面:政府入市救助的目标是稳定市场,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各方面:政府通过增持股票为市场提供额外的流动性,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政府的股市干预有利于降低市场波动性,并且干预力度越大,个股的收益率波动性越低;降低股票的噪声交易程度是救市资金降低股市波动性风险的主要作用机制。退市方面:国有资金大量滞留股市是有负面作用的,退市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退市的目标比入市实际上更多元,所以退市行为更应该谨慎和有策略。考虑到政府对不同目标的偏好或权衡,其实后危机时期政府救助资金退出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和时机。假定政府的目标只是入市资金的损益平衡,其实2017年底已经出现过全部退出的时机。但是,实际上政府至今还活跃在股市中,说明政府在某些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其救助资金的目标函数中可能包含了“投资收益”最大化。如果如此,政府救市资金理论上没有确定的最优退出时间或时机,相机抉择是最优策略。本文的创新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把政府干预股市的行为分为入市和退市,分别分析,尤其是退市策略分析。因为现实中往往是入市很果断,退市很麻烦,需要特别慎重。政府入市的后处置直接决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却往往在策略制定和政策效果评价体系中被忽视。将政府救市资金退出问题纳入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政策研究中,为救助资金的后续处置机制作出理论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看得见的手”择机撤出救助领域的研究空缺,为全球各市场类型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退市制度设计。探讨救市资金的处置问题的前提是掌握现有资金在市场中的实际运行效果,通过较为细致的核算救市资金自入市以来的成本和各期收益情况,为救市资金的后续处置策略提供现实依据,并为退市策略的机制设计提供政策建议。第二,对政府干预股市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并设定政府入市的目标函数与退市的目标函数不同:前者是稳定市场,后者的目标函数中是包含投资收益的。鉴于政府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基本属性,结合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对政府入市的理论研究以稳定股票价格波动为主要的干预目标具有合理性,已有文献也提供了较强的理论支持。以本文对2015年政府救市资金的统计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基础,结合救市资金的筹集渠道、干预效果和资金变动等现实情况,本文对救市资金在后危机时期的处置研究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政府退市的目标函数,符合政府干预政策的市场逻辑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把投资收益作为政府重要的干预目标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的,本文对政府救市资金退市的理论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政府对各市场领域的干预行为评估。第三,在经典的噪声交易模型中引入政府行为,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总结出三个理论判断,并在实证分析中加以验证。理论上在有政府参与的市场中,政府干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可能通过改变交易噪声实现,这为政府干预的影响机制研究拓展了理论依据。本文主要不足也是三点:第一,在理论分析中,把退市目标简单化处理为“获得投资收益”,确实过于简单和抽象,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政府与双重目标即投资收益和稳定市场,甚至有更多的目标,但是,由于确定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和构建相应模型太复杂,模型构建超出了我现在的能力,所以,只能以后再深入研究。第二,受数据可得性的局限,在统计分析中,本文采用季度性数据追踪救市资金的持股情况,但是季度性数据难以捕捉政府救市资金的具体交易时点及价格,导致救市资金的成本收益核算可能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除以出资方证券公司的资产账户收益情况为补充外,要反映救市资金的真实收益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第三,在实证分析时,本文仅对政府救市资金的干预效果以流动性和波动性两个标准衡量,并未考虑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对救市资金的作用机制也仅以降低噪声交易渠道解释,指标选择比较简单。
王毅[4](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孟鹤[5](2020)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对A股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从那以后,中国股市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WTO后,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成为必然要求,其中,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是重要举措。我国于2011年实行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即QFII,通过这项制度境外机构投资者能够投资于A股市场。其次,还从2014年开始推行沪港通制度,它联结了大陆和香港的股票市场。这些措施的施行,给我国资本市场带来了额外的资金来源,也使得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增强。在当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实体经济需要更多资金支持,提高外资吸引力显得尤为重要,不但能扩充金融市场资金来源,还能丰富投资主体,优化市场结构。鉴于境外机构投资者已经日益成为我国股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研究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引入会对股市波动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它们与股市特征指标相互影响的关系,为防范可能的金融风险和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制度,并考察了韩国和台湾实行同样政策的历程,得到两个经验:第一、要遵循“逐渐放开,从直接到间接”的原则;二、当前,境外机构投资者对股市稳定性的影响力有限。接下来,对实施引入政策前后的股市数据进行直观对比,结果表明在实施引入措施后,境外机构和个人持股增加,我国A股与世界股市的相关性明显增强。在众多开放措施中,对以上指标造成较大影响的事件是2015年3月取消QFII单只10亿美元的限额。在计量分析的第一部分,利用200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每日收益率数据,建立GARCH模型,并以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为节点加入虚拟变量,确认不同措施及事件将会如何影响股市波动,得到的结论是:沪港通机制试点开始实施、取消对单只QFII最高10亿美元的限制、A股首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以及年内最大扩容,这些措施显着降低了股市波动;相反,A股首次纳入富时罗素指数和外汇局宣布决定取消QFII额度这两项措施对股指收益率波动的影响不显着。从中可以总结出大概的规律:1.持续时间较长的措施和事件对波动的负向影响较显着,但降低波动的幅度不高,近期的措施和事件影响不显着;2.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及后续扩容是比较重要的事件。下一部分,利用2007年至2019年的上证50指数成分股的数据,把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股市流通市值、换手率、回报率、波动率纳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经过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后,得到结论:1.在做出A股相关投资决策时,境外机构投资者更关注股市的稳定性,倾向于选择不被大众青睐的冷门股票进行投资,投资时采取的是“追跌杀涨”的反向交易策略;2.当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我国市场后,短期内会小幅增加股市波动,但长期来看对股市稳定性的影响较小。最后,为继续扩大证券市场的开放和防范境外机构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本文提出逐步开放、加强监管、保持经济政治环境稳定并为未来做好风险准备以及寻求外资开放的创新渠道等政策建议。
赵跃[6](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指出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张健康[7](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提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吴思凡[8](2020)在《中小板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企业并购浪潮的席卷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商誉成为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也越来越为管理者和投资者所重视。商誉作为企业未来超额收益的货币反映,其确认和计量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盈余操纵空间。当管理层出于机会主义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时,这种行为降低了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同时也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对资本市场造成冲击。本文以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归纳法、演绎法以及档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在界定了商誉减值与价值相关性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决策有用论分析了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产生的根源,并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公司治理理论分析了管理层盈余操纵行为以及公司治理机制对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本文以2007年至2018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商誉减值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并对不同公司特征下中小板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的异质性进行研究,同时从公司治理机制深入,探讨内部治理机制如股权集中度、内部控制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如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审计质量对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1)中小板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具有价值相关性。商誉减值与股价负相关,表明对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投资者给予负面反馈。(2)不同公司特征下,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存在异质性。与盈利公司相比,亏损公司的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更低;成长性高的公司,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较强;与低财务杠杆的公司相比,高财务杠杆的公司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越强。(3)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具有调节作用。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更高。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提高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更高。同时,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之策,以期提升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
邹双[9](2019)在《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然而,创业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和管理问题,制约其发挥创新性。风险投资除了能够为创业企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外,还能为创业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因此被认为是促进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工具。但是一方面,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根植于国内资本市场制度和发展程度,必然表现出与国外风险投资不同的特点,从而影响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而且这一效果还受到风险投资进入时间、投资方式、背景、声誉等特征的影响,与技术创新程度和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动态性也密切相关,但这方面研究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如何影响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黑匣子尚未打开。除了直接融资外,风险投资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是影响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方面,尤其是融资增值和监管增值服务。那么风险投资是否为创业企业提供了融资和监管增值服务,进而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增值效应?现有文献尚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立足于我国风险投资进入阶段的特点和提供融资与监管服务的事实,构建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为推动风险投资促进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政策依据。首先,借鉴Schmidt(2003)分析可转换证券在风险投资中解决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的模型结构,从两方面构建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的理论模型以分析其作用机理:一方面,将创业企业谋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利己行为归结为努力水平,风险投资谋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利己监管行为归结为监管努力水平,引入到影响创新项目成功的概率函数中,通过比较风险投资不投入监管努力和投入监管努力时,创业企业的最优努力水平及创新项目的最优收益水平,揭示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监管增值效应的作用机理。另一方面,将风险投资谋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利己融资行为归结为融资努力水平,加入到影响创新项目成功时的产出函数中,通过比较风险投资不投入融资努力和投入融资努力时,创业企业的最优努力水平及创新项目的最优收益水平,揭示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增值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由于创业企业存在道德风险,创业企业努力不足,致使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低下;风险投资的监管努力能够缓解创业企业的道德风险、激励创业企业提高努力水平,从而提高创新项目成功的概率,最终促进创业企业技术创新。(2)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间存在双边道德风险,创业企业努力不足、风险投资监管努力不足,致使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仍然低下;风险投资的融资努力除了能够提高创新项目成功时的产出,还能够进一步缓解创业企业与风险投资间的双边道德风险,增加对创业企业的监管、激励创业企业提高努力水平,从而提高创新项目成功的概率,最终促进创业企业技术创新。上述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忽视风险投资为创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融资增值的不足,丰富了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的理论研究,为全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基于手工搜集的公司风险投资数据和专利申请量数据,揭示出中国风险投资偏向后期进入的特点,并基于此在整体上从两个层面检验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一是,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测度风险投资后期进入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二是,考虑风险投资进入时间、技术创新异质性、风险投资类型以及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动态性,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检验后期进入风险投资特征对创业企业异质性创新的增值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于创业企业后期阶段进入,而且后期进入的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研发投资不具有增值效应、对专利申请量也不产生增值效应,即后期进入的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不存在增值效应。(2)在后期进入的风险投资中,第一,较早进入企业的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都存在增值效应,但增值效应逐渐减小,并且对渐进式创新的增值效应在持续性和影响程度上都要大于对突破式创新;第二,较晚进入企业的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都不具有增值效应;第三,相对于单独风险投资、低声誉风险投资和国有风险投资,联合风险投资、高声誉风险投资和非国有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突破式创新以及渐进式创新的增值效应更大、更持久。这一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忽略中国风险投资进入阶段特点、技术创新异质性及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动态性的不足。再次,基于第三章的理论模型,深入到风险投资的融资增值和监管增值层面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其一,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测度了风险投资及其声誉对创业企业的融资增值,并运用中介模型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及其声誉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增值效应。其二,利用手工搜集的风险投资派出高管数据,运用赫克曼选择模型检验了风险投资及其声誉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监管增值效应。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没有对创业企业提供融资增值服务,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增值,而且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不存在增值效应;但高声誉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提供了股权融资增值服务,高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增值效应,而且,股权融资在高声誉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到非完全中介作用;反映整体而言,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不存在融资增值效应,但高声誉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融资增值效应。(2)风险投资监管有助于提高创业企业技术创新,而且仅高声誉风险投资监管有助于提高创业企业技术创新,说明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监管增值效应,而且仅高声誉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监管增值效应。这一研究更为深入地探讨了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增值和监管增值效应,拓展了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的实证研究。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推动风险投资促进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建议:第一,建立非上市企业信息公开规章制度,加大信息违规披露的惩处力度,以降低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二,进一步推行注册制,完善退市规则,以抑制投机、套利的投资行为,推动风险投资向早期阶段创业企业投资;第三,完善风险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作用,推动风险投资向早期阶段、高创新性创业企业投资;第四,建立风险投资机构交流平台,搭建风险投资机构间合作桥梁,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风险投资间的互助协作;第五,推动风险债的发展,形成以风险投资为引导,风险债、PE、IPO等多种融资方式联动的创业企业技术创新融资市场,以满足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在后续阶段的融资需求。
郭晓冬[10](2019)在《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经济后果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社会网络与金融学的交叉研究已成为研究热点,大量金融学领域的学者不断尝试引用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这些领域存在的难题。尽管成果丰硕,但尚未有文献借鉴社会网络方法探究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产生的经济后果,涉及其对信息效率、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的文献更是近乎空白。此外,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取暖”的现象比较普遍。然而,当机构投资者“抱团”取了暖的同时,往往伴随其抱团持股股票的股价发生暴涨暴跌,甚至引起股市的跌宕起伏以及“踩踏惨剧”的频繁发生。而且,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抱团炒作创新概念比较普遍。在炒作的全过程中,机构抱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炒作前布局,炒作时顺势而为,以及炒作降温后调研做功课,总能见到机构抱团的身影。尽管在现实中观察到机构投资者抱团对股票市场产生的危害,以及国人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反省,鲜有文献从信息效率、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企业创新角度探究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产生的经济后果及其机理。而且,现有研究基本从机构投资者整体或者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整体的持股和交易行为与信息效率、股价崩盘风险、企业创新的关系推断机构投资者对它们的影响机理,很少有文献考虑机构投资者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几乎没有文献涉及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对信息效率、股价崩盘风险、企业创新的影响。鉴此,本文运用社会网络的方法提取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并从机构投资者网络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视角出发,去探究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对股票市场信息效率、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试图填补现有研究空白,所获得的结论如下:第一,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通过减小机构投资者团体成员之间的竞争减小他们进行激进交易的程度,阻碍机构投资者团体成员私有信息融入股价,降低信息融入股价的速度和股价信息含量。此外,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集体行动——同进同出某只股票,会驱动股价泡沫膨胀,增大股价对交易量变动的敏感性,增大公司特质风险,从而降低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第二,除了通过延迟信息融入股价,增大负面信息被隐藏、累积及集中释放的可能性与强度,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还可以通过减小机构投资者团体整体“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而减弱他们对公司管理层隐藏坏消息行为的监督,以及驱动股价泡沫、集体出逃砸盘而加大公司股价未来的崩盘风险。第三,代理成本以及投资者保护水平差异在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产生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相对于其他企业,在代理成本较高以及处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作用更为明显。第四,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由于单个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偏低,机构投资者往往注重短期投机,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动机去监督公司的创新活动,促使机构投资者个体通过网络连接聚集形成团体的力量仍然比较薄弱,无法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抗衡,更可能通过抱团炒作创新概念。因而,促使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成员通过抱团炒作促进企业专利申请和研发所占比重以及企业短期业绩和公司价值的提高,而对企业实际创新能力以及长期业绩和公司价值没有实质性影响。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信息效率角度研究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对机构投资者行为的影响,丰富拓展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产生的不利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尽管已有文献探究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在公司治理方面产生的后果,但他们的研究没有涉及股票市场信息效率。本文研究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对股票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丰富并拓展了这一方面的研究。第二,首次基于机构投资者交互的网络团体关系研究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理,从股价信息效率和公司治理等维度去构建经济解释机制,为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提供全新的理论解释,丰富和完善了机构投资者网络结构及特性产生的经济后果方面的相关研究。尽管已有研究涉及机构投资者网络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根据个体网络位置对其信息挖掘、传递能力的自利动机不同探究其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的效力,但现有文献多关注个体层面的网络位置差异,如网络中心度等在经济管理学科中的应用。而本文首次着眼于网络内部个体之间的交互,并以网络团体为单位去探究其整体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填补了国内对于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研究的空白。第三,为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在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中国的经验证据,补充完善机构投资者发挥的公司治理作用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减弱他们“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力,而没有增强他们“发声”的治理效力,这与已有文献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发现略有不同,可为中国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监管提供独特的政策指导。第四,首次从网络团体视角探究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丰富深化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创新机制方面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整体以及某个或某几个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创新关系来推断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缺乏考虑机构投资者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基于此,本文从网络团体视角深入剖析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丰富并完善了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创新机理方面的研究。
二、2003年中国资本市场十大判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中国资本市场十大判断(论文提纲范文)
(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2.5 简要评述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3.1.1 风险投资 |
3.1.2 新三板 |
3.1.3 企业价值 |
3.1.4 机制 |
3.1.5 溢出效应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3.3 本章小结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4.7 本章小结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4 内生性分析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6.5 稳健性检验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6.7 本章小结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7.2.3 稳健性检验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7.3.3 稳健性检验 |
7.3.4 内生性分析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7.4.5 稳健性检验 |
7.4.6 内生性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8.3 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框架 |
1.2.2 研究内容 |
1.2.3 研究方法 |
1.3 文献综述 |
1.3.1 城市群经济发展 |
1.3.2 金融活动及其空间发展 |
1.3.3 金融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 |
1.4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
2.1 金融空间结构 |
2.1.1 金融空间结构的概念界定 |
2.1.2 狭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2.1.3 广义金融活动的空间发展 |
2.1.4 金融活动的空间关系演变 |
2.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
2.2.1 城市群的演变 |
2.2.2 城市群经济的协调发展 |
2.2.3 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2.3 金融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2.3.1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
2.3.2 狭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2.3.3 广义金融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第3章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3.1 城市群金融的发展现状 |
3.1.1 城市群金融发展现状 |
3.1.2 城市群金融发展问题 |
3.2 城市群金融空间结构的时空演进分析 |
3.2.1 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
3.2.2 因子分析模型和相关指标 |
3.2.3 威尔逊模型和相关指标 |
3.2.4 F-H模型和相关指标 |
3.3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测度 |
3.3.1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总体特征 |
3.3.2 城市群金融空间集聚度的地理区位分布特征 |
3.4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度测度 |
3.4.1 城市群金融资源总量特征 |
3.4.2 城市群金融空间辐射特征 |
3.5 城市群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测度 |
3.5.1 F-H模型 |
3.5.2 城市群金融一体化特征 |
3.6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状况 |
3.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特征 |
3.6.2 不同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
3.6.3 城市群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层级性特征 |
3.7 小结 |
第4章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 |
4.1 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概况 |
4.1.1 城市群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
4.1.2 各个城市群经济发展情况 |
4.2 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度 |
4.2.1 研究方法 |
4.2.2 结果分析 |
4.3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
4.3.1 研究方法 |
4.3.2 结果分析 |
4.4 小结 |
第5章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
5.1 金融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研究 |
5.1.1 研究方法 |
5.1.2 结果分析 |
5.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
5.2.1 解释变量选择 |
5.2.2 研究方法 |
5.2.3 结果分析 |
5.3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5.3.1 金融空间结构对不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5.3.2 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影响 |
5.4 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城市群金融空间发展的主要结论 |
6.2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6.3 金融空间影响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结论 |
第7章 金融空间优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 优化金融空间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1 因地制宜实行差异性的优化措施,促进金融空间高效发展 |
7.1.2 探索行之有效的金融空间发展模式,促进金融空间一体化发展。 |
7.2 提升优化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
7.2.1 基础性金融资源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7.2.2 金融业态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7.2.3 金融创新与服务推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创新 |
1.3 论文的主要不足之处 |
1.4 研究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2.1.1 股市危机的特征 |
2.1.2 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利弊之争 |
2.2 政府救市政策的方式及政策效应的评价 |
2.2.1 政府干预政策的目标及方式划分 |
2.2.2 股市平准基金的设立 |
2.2.3 政府干预股市的政策效应 |
2.3 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行为研究总结 |
2.3.1 中国政府干预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2.3.2 中国政府历次干预股市的方式及影响分析 |
2.3.3 2015年中国股市崩盘的成因分析 |
2.3.4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理论研究与不足 |
2.3.5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实证研究与不足 |
2.4 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处置理论探究 |
2.4.1 政府干预措施退市的必要性 |
2.4.2 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困境 |
2.4.3 中国政府救市行动的后处置研究进展 |
2.5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各国(地区)政府股市救助政策的比较 |
3.1 自由放任走向积极干预的美国股市 |
3.1.1 “黑色星期四”:自由放任主义 |
3.1.2 “黑色星期一”:建立熔断机制 |
3.1.3 2000年互联网泡沫:交易制度改革 |
3.1.4 2008年金融危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
3.1.5 2020年股市崩盘:无限量量化宽松 |
3.2 股市平准基金盛行的亚洲市场 |
3.2.1 日本经济泡沫与非传统货币政策 |
3.2.2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政府注资 |
3.2.3 俄罗斯金融危机与政府借贷 |
3.2.4 1998年中国香港金融危机与盈富基金 |
3.2.5 中国台湾股市危机与股市平准基金 |
3.3 中国大陆的股市干预史 |
3.3.1 中国2015年以前的历次股市干预 |
3.3.2 2015年中国政府救市计划简介 |
3.3.3 中国政府的股市干预措施总结 |
3.4 各国(地区)政府救市政策对比 |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政府入市的理论分析 |
4.1 噪声交易模型在中国股市的适用性 |
4.2 入市模型基本假设 |
4.3 无政府干预的市场均衡 |
4.4 政府股市干预的行为及其目标 |
4.5 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均衡 |
4.6 政府入市效应的理论假说 |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政府救市资金运行的统计分析 |
5.1 救市资金持股统计 |
5.1.1 持股规模 |
5.1.2 持股结构 |
5.2 救市资金动态追踪 |
5.2.1 持股规模变动 |
5.2.2 持股结构调整 |
5.3 救市资金持股指数编制 |
5.3.1 指数计算说明 |
5.3.2 救市资金整体持股指数 |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政府救市效果的实证检验 |
6.1 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
6.1.1 流动性衡量及假设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6.1.3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
6.1.4 DID流动性实证结果 |
6.1.5 稳健性检验 |
6.2 救市资金对市场整体波动性的影响 |
6.2.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6.2.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6.2.3 序列平稳性检验 |
6.2.4 GARCH模型检验结果 |
6.3 救市资金对个股波动性的影响 |
6.3.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6.3.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6.3.3 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检验结果 |
6.3.4 GMM稳健性检验 |
6.4 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分析 |
6.4.1 噪声交易的量化 |
6.4.2 噪声交易机制检验 |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资金退出策略(后处置)研究 |
7.1 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理论研究 |
7.1.1 退市模型设定 |
7.1.2 定义均衡策略 |
7.1.3 退市均衡策略求解 |
7.1.4 两期模型下的政府退市策略设计 |
7.1.5 政府退市模型的政策含义 |
7.2 救市资金退市的现实依据 |
7.2.1 收益率估算方法 |
7.2.2 救市资金初始成本核算 |
7.2.3 救市资金累计收益率核算 |
7.2.4 救市资金与A股股指收益比较 |
7.2.5 救市资金收益横向比较 |
小结 |
第八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安排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2.2.2 自组织理论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2.1 研究方法 |
5.2.2 研究对象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5.3.1 研究假设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6.1.1 数据来源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6.1.3 变量介绍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6.2.1 全样本分析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内生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致谢 |
(5)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对A股市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点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三、文献述评 |
第二章 相关制度介绍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QFII简介及我国推行过程 |
第二节 沪港通简介 |
第三节 国际资金流动理论 |
第四节 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相关分析——以行为金融学为视角 |
第三章 台湾、韩国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历程及经验借鉴 |
第一节 台湾、韩国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历程 |
第二节 台湾、韩国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经验借鉴 |
第四章 境外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股市影响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基于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后股市相关数据的直观对比 |
一、定义关键事件 |
二、相关指标说明 |
三、统计结果 |
四、本节结论 |
第二节 境外机构投资者对我国A股市场波动率的影响研究 |
一、GARCH模型介绍 |
二、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
三、描述性统计 |
四、平稳性检验 |
五、ARCH效应检验 |
六、尝试建立GARCH(1,1)模型 |
七、稳定性检验 |
八、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
九、小结 |
第三节 境外机构投资者与A股特征指标的关系研究 |
一、VAR模型介绍 |
二、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
三、描述性统计 |
四、实证分析 |
五、小结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针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研究结论 |
第二节 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提出的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6)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四、谁的“乌托邦”?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本章小结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三、自觉的“错位”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本章小结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本章小结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本章小结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中小板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
1.2.1 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 |
1.2.2 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 |
1.2.3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 |
1.2.4 相关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商誉减值 |
2.1.2 价值相关性 |
2.1.3 中小板上市公司特征 |
2.2 相关理论 |
2.2.1 决策有用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2.4 公司治理理论 |
第三章 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理论分析 |
3.1 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的形成机理 |
3.1.1 决策有用观下商誉减值信息的作用 |
3.1.2 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作用机制 |
3.2 研究假设提出 |
3.2.1 一般情况下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 |
3.2.2 不同公司特征下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的异质性 |
3.2.3 公司治理对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的调节作用 |
3.3 理论模型构建 |
第四章 实证检验 |
4.1 变量选择与度量 |
4.1.1 被解释变量 |
4.1.2 解释变量 |
4.1.3 调节变量 |
4.1.4 控制变量 |
4.2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4.3 实证模型构建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4.2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4.4.3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
4.4.4 稳健性检验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对策建议 |
5.2.1 提升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质量 |
5.2.2 结合不同公司特征合理利用商誉减值信息 |
5.2.3 加强公司治理对商誉减值信息质量的保障作用 |
5.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B (实证研究部分样本及数据表) |
(9)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主要符号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1.2.2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增值效应研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 |
1.3.1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3.3 研究方法 |
1.4 本章小节 |
2 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理论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1.1 风险投资与创业企业 |
2.1.2 技术创新 |
2.1.3 增值效应 |
2.2 实践分析 |
2.2.1 寻找并筛选创新项目 |
2.2.2 签订契约 |
2.2.3 提供增值服务 |
2.2.4 退出变现 |
2.3 基础理论 |
2.3.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3.2 资源基础理论 |
2.3.3 信号传递理论 |
2.3.4 委托代理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3 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理论建模 |
3.1 模型设定与假设 |
3.1.1 模型设定 |
3.1.2 模型假设 |
3.2 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监管增值效应建模 |
3.2.1 完全信息条件下理论建模 |
3.2.2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理论建模 |
3.3 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增值效应建模 |
3.3.1 完全信息条件下理论建模 |
3.3.2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理论建模 |
3.4 本章小结 |
4 风险投资进入特点及其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检验 |
4.1 中国风险投资进入特点 |
4.1.1 宏观层面 |
4.1.2 微观层面 |
4.2 风险投资后期进入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检验 |
4.2.1 研究假设 |
4.2.2 研究设计 |
4.2.3 实证结果 |
4.3 后期进入风险投资特征对创业企业异质性创新的增值效应检验 |
4.3.1 研究假设 |
4.3.2 研究设计 |
4.3.3 实证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5 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与监管增值效应检验 |
5.1 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增值效应检验 |
5.1.1 研究假设 |
5.1.2 研究设计 |
5.1.3 实证结果 |
5.2 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监管增值效应检验 |
5.2.1 研究假设 |
5.2.2 研究设计 |
5.2.3 实证结果 |
5.3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政策建议 |
6.4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第二节 论文框架、主要内容 |
第三节 论文可能的贡献与创新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第一节 机构投资者与信息效率 |
第二节 机构投资者与股价崩盘风险 |
第三节 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 |
第四节 机构投资者网络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提取与制度背景 |
第一节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提取步骤 |
第二节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提取结果 |
第三节 制度背景 |
第四章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与信息效率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理论构建和假设提出 |
第三节 实证设计 |
第四节 实证结果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与股价崩盘风险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理论构建与假设提出 |
第三节 实证设计 |
第四节 实证结果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第六章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与企业创新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理论构建与假设提出 |
第三节 实证设计 |
第四节 实证结果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未来研究方向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启示 |
第三节 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四、2003年中国资本市场十大判断(论文参考文献)
- [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2]金融空间结构对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徐文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D]. 王晓丹. 山东大学, 2020(02)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5]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对A股市场的影响研究[D]. 孟鹤.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6]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中小板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价值相关性研究[D]. 吴思凡.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9]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值效应研究[D]. 邹双.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10]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经济后果研究[D]. 郭晓冬. 厦门大学, 2019(07)